第三章? 经济

第三章 经济
自古以来，境内多有研究经济的贤哲和著述。早在越国时期，范蠡即著有《养鱼经》，筑有怪游台，后经商于定陶，“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可称最早经商致富的经济家。文种在“伐吴九术”中亦多有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尤其是计然，史称范蠡之师，其所倡一系列经济理论，为我国古代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皆有专文以记。其后，《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亦皆述及当时经济问题，条分缕析，足资启迪后人。
秦汉以还，由于鉴湖营造、北人南迁，会稽有“昔之关中”之称，于是研究地方风物之作日多，存于今者有朱育作《会稽土地记》，贺循、孔灵符、孔晔相继作《会稽记》，夏侯曾先作《会稽地志》，谢灵运作《山居赋》。这些著述虽多及文史，但均有经济史料价值。以后，有关水利著作日见丰富，大率通过水利兴废以研究地方经济。宋代，围绕鉴湖湮没展开论争，其实是一次发展绍兴地方经济的大讨论，曾巩、王十朋等名家均撰长文以述。明代，徐渭著《水利考》，戴琥作《山会水则牌》，张元忭撰《三江考》。清代，全祖望《浦阳江考》、胡风舟《曹娥江考》等均述及水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明代诸暨县令刘光复作《经野规略》，为诸暨水利史压卷之作，惠及后人，绵延至今。
绍兴历史上哲学、政治、历史、教育、文艺论著美不胜收，其间多有对经济问题的睿知卓识。众多乡贤名臣的安邦治国、匡时济世之策中，亦多有不凡的经济观点和思想。宋代丁锐撰《仁政活民书》，黄度撰《历代边防》与《屯田便宜》均为研究当时户口、贡赋、赈济、边防屯田与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著。绍熙年间（1190～1194）洪迈知绍兴府，考察绍兴和买历史，与时任两浙提举茶盐司的郑合集《会稽和买事宜》，提出解决地方经济重负的对策。明代，张天复《山阴丈量田地》、无名氏《山阴量山法》、余煌《与郑道尊论平水关税书》等，就土地丈量、关税问题提出主张。崇祯庚辰（1640）大饥，刘宗周倡议施粥，祁彪佳倡议平粜并作《救荒全书》，张升撰《救荒事宜》提出十法，极具条理，效果显著。
宋元以后，内外交通频繁，乡人或外出经商游学，或奉使出境赴国，在一些游记之作中，多述外地物产土宜、关税贡赋景况，不失为经济史重要资料。陆游作《入蜀记》，于山川地理、古迹风情考订备尽，足资舆图参证。姚宽普为诸暨县令，后奉旨使金，著《乾道奉使录》、倪思《北征录》、吴中《西蜀纪行录》等，均有对北方及西南地区经济的记述。尤其是明代会稽人马欢，伊斯兰教徒，善通译，随郑和三下西洋，著《瀛崖胜揽》一书，述南洋交通备极详细，促进了当时贸易发展。清乾隆时梁国治，主张开禁湘乡煤矿，听民开采，此一发展自由资本倡议，于时于史皆可谓有先见之明。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冲破长期的封建经济藩篱，研究经济已非末学，故此类著述层出不穷。朱钤于宣统三年（1911）编《会稽县劝业所报告册》，述全县生产与经济情况甚详，且附多种表格及地图。黄寿衮撰《富国新典》，足资振兴经济，富国裕民。现代，绍兴学者的经济学著作主要有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近代经济学史纲要》，沈鑫《邮电经济学》，宋希尚《欧美水利调查录》，周伯棣《中国财政史》、《财政思想史稿》等。其中，马寅初从中国国情出发所撰经济著述，纵论横议，博大精深，影响至为深远，实为一代宗师。
计然
计然，一作计倪，春秋末期经济思想家，越国大夫。
《史记·货殖列传》：“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汉书·货殖列传》：“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范蠡用计然之策于家，三致钜富。所谓“计然之策”，主要是：
农业丰歉循环论。计然根据长期观察气象和天文所得，用五行说比附年辰，总结出旱涝发生规律。认为农业丰歉，６年为一循环：“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史记·货殖列传》）据此，他提出储备论：“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越绝书》卷４）认为应及时做好准备，争取主动。他指出：“汤之时，比七年旱而民不饥；禹之时，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因此治国之术，“必先忧积蓄，以备妖祥”；而忧积蓄，“必先省赋敛，劝农桑，饥馑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同上）鼓励百姓发展生产，在丰收的基础上搞好储备。
平粜论。“平粜”或作“平籴”。计然主张由国家买卖粮食，以调节、稳定粮价。他指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史记·货殖列传》）主张由国家“平粜”粮食，使粮价维持在每石三十至八十钱之间，做到“农末俱利”。他认为“平粜、齐物、关市不乏”这才是“治国之术”。（同上）息货论。息，指信息；货，指货物。息货论指掌握信息，流通货物的理论，可称中国最早的商品流通理论。计然认为，只有掌握信息，流通货物，才能取天下之利。“处于吴越之间，以渔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越绝书》卷４）计然指出作为人主，必须掌握息货理论：“其主能通习源流，以任贤使能，则转毂于千里外，货可来也”；不习，“则百里之内不可致也”。（同上）他对于句践躬身自耕，夫人自织，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竭于庸力，而不断时与智也”。（同上）计然认为，人主在经济方面的主要职责是“通习源流”，做到“以智论之，以决断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视民所不足，及其有余，为之命以利之而来”。（同上）这样，就能“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邦富兵强而不衰矣”。（同上）
价格论。计然认为价格规律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史记·货殖列传》）计然利用这一规律从事商业活动的原则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同上）贵卖贱买，从中谋利。这种思想后来被战国大商人白圭发展成“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
货币周转论。计然的货币理论为“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史记·货殖列传》)息，为休止、积压之意；无息币，即货币不能积压，应如流水那样快速周转。计然的这一理论揭示了货币周转与增值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之首议。
自然贫富论。计然认为，社会的贫富是自然现象，“犹同母之人，异父之子，动作不同术，贫富故不等”。（《越绝书》卷４）人的素质不同，谋生的手段和方法也就不同，产生贫富是客观的、必然的。贫穷的人如果没有摆脱穷困的本领，上面又不给予支援，时间长了，就会越来越穷：“非有道术，又无上赐，贫乞故长久。”（同上）
马寅初
马寅初，现代经济学家。嵊县人。
20世纪初叶，马寅初广泛介绍经济学知识，评论现实经济问题，其《马寅初演讲集》为反映20年代我国经济情况、经济思想的重要文献，《中国国外汇兑》、《中华银行论》等对经济界、金融界具指导作用。20年代末30年代初，马寅初主持或参与多种经济立法，如银行法、公司法、保险法、商业登记法等，撰文阐述各种立法意义、原则和程序等。
民国20年（1931）起，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马寅初集中力量进行战时经济问题研究，著有《战时经济论文集》。主要观点是：
改革财政制度，建立战时税收制度。主张从速开征所得税、战时过分利得税、临时财产税等。指出抗战之际，一般人民“争先恐后，为国牺牲”，而贪图暴利者“得到比从前几倍以至十几倍以上的利得”，对这种“不义之财”，（《论战时过分利得税》）应该征收过分利得税。认为“中国的‘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经济命脉操在手中”，“为今之计，吾人只有一条出路……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中之发国难财者入手”。（《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济》）
稳定价值，反对恶性通货膨胀。认为滥发纸币，法币贬值，会使金融、财政、国内外贸易、农村经济均受严重打击，所以，“欲安定人心，平定物价，最妥者须能收缩法币”，“法币既收缩，物价无增高之患，囤积风气自可免去”。（同上）
注重同日本的货币之战。指出中国不能加入日元集团，否则等于灯蛾扑火，自投罗网。其时，大学经济学科，多以马寅初《经济学概论》为教本；马著比较货币学专著《通货新论》，对经济界影响甚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寅初著有《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中国经济之路》等，主要观点有：
维护民族资本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倾销政策与侵略政策。指出，当时美国货在中国倾销，“则国内工业将何以自保呢？更无言发展了”。这样，“中国将来在经济上必沦为美国殖民地”。（《中国经济之路》）他认为当时订立的中美商约，名为平等互让，实“为中国民族资本工业之致命伤”（《中国目前经济之危机》）。忍心害理，莫此为甚，因此应急起自救。
反对官僚资本垄断经济，维护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单靠几个官来办，是不行的，过去他们把哪样办好了”？（《欲挽救经济危机，非打倒官僚资本不可》）这些官僚资本的极少数人发国难财、胜利财、接收财、内战财，骄奢淫逸，走的是一条害国害民的路，因此“今天要快快打倒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业”。（《论官僚资本》）指出，中国工业要发达，“就应该看重中小工厂”，“我们今天的基础是中小工业，要扶持中小工厂，使他慢慢变大才行”。（《欲挽救经济危机，非打倒官僚资本不可》）
经济建设必须工农并重，以民主为前提。他认为当时的经济政策有四条路可走，只有“自由民营，国营统制”才可望走得通。但这条路要老百姓来合作，只有“大家合作起来，工农并重才有办法”，“工好，农也好；农好，工也好，大家一切都就好了，也只有这样才能算是发达起来”。（《中国战后之经济建设》）为此，他认为“讲经济第一要民主……经济政策和计划应该绝对公开，让大家共同研究和参与，绝对不应什么都官办”。（同上）
以保证国家主权为前提，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他认为“我们现在还是农业时代，人家已经是原子能时代了。因此，我们要快，要争取时间……顶好30年，这才有办法赶得上”，“不能够一切照自己做，不能顽固”。（《欲挽救经济危机，非打倒官僚资本不可》）他主张利用外资，指出，“利用外资，应该为我们的计划所支配”。（《论官僚资本》）“应依照中国法令办理，这是一个平等独立国家，对经济法令应有的属地主义”（《中国经济之路》）。他认为发展中国经济有苏俄、英美、德国三种模式，主张“拟取三式之精而舍其渣”。（同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寅初发展了他的经济理论。主要有：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论。他在《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等文章中，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中的经验，明确指出“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个地区是一个有机地结合着的整体。我们要做好计划工作，必须首先掌握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我们要透彻地研究这个规律，全面地了解经济情况，预见各个环节的发展趋势，做出一个好的统筹安排工作，这才得称为“全面综合平衡理论”。为此他详尽地论述了轻重工业之间、轻工业与农业、工农业与商业、进口与出口、积累与消费、经济和财政等等的互相平衡关系。对工业内部，又详尽论述了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工业建设与城市建设、工业企业与运输企业、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等等平衡关系，指出计划经济必须建筑在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这两个原则之上，而“没有计划经济，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
新人口论。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意义、性质和办法。他指出“今日中国的大矛盾，这就是生产力的落后”，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大量资金，但是“我国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６亿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所以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他主张“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生育也必须要有计划。这两件事必须同时进行，否则要给计划经济带来很多困难”。（《在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谈控制人口问题》）马寅初认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途径有三：积极发展生产；坚决控制人口数量；大力提高人口质量。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强调“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大力宣传早婚害处”，“普遍宣传避孕”。（《新人口论》）在提高人口质量方面，他认为必须提高健康水平和知识水平，这样才会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马寅初还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实质，阐明他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