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如何面对偶然性 俞吾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8:50:55
2006-10-23 19:56
主持人：各位好，欢迎走进“大红鹰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是由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复旦大学以及上海教育电视台的“世纪讲坛”三家联合录制的，而我们现在就在上海教育电视台的演播厅内。
刚刚过去的2004年的圣诞节，大概是千千万万个家庭永远都难以忘记的日子，在这个上帝诞生的纪念日里，他的子民似乎并没有获得太多的青睐，相反地，在印度洋的海啸和地震面前，在这样一场“世纪大劫难”面前，所有人的生命都显得那么渺小和脆弱。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的震惊和意外。灾难对于生命的摧毁让我们觉得触目惊心，更会让我们感叹生命的无常，让我们感叹世事难料。的确，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论是身边的琐碎小事，还是影响深远的世界大事，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那么，面对这一切，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生活态度，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偶然性。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先生。
俞吾金简历:
俞吾金，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主攻外国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已出版《从康德到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等个人学术著作16部，学术论文百余篇。1999年被评为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1年获得宝钢优秀教师奖，2003年获复旦大学首届校长奖。
主持人：我知道您是在1977年进入大学学习的，那时候您已经29岁了。从工厂进入到大学校园，这个当中变化其实是非常大的。
俞吾金：我觉得变化非常大，包括在心理上变化都非常大，因为我在工厂里工作，做了十年工人，也已经带徒弟了。我觉得，工人之间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进入大学后，在知识分子之间，讲话总有保留，心理上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过了好多年，我才渐渐适应大学里的那种交往方式、生活方式。
主持人：但是对于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差异性，您也是充分地了解的，并且也充分地见证了。
俞吾金：是啊，我小时候在农村呆了十年，对基层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了解，所以，这也使我感觉到，哲学应该关注大众的命运和生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主持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觉得学哲学的人或哲学家，好像每天都在思考特别高深的问题，都是对于人生、对于世界、对于宇宙的思索，显得特别沉重，我不知道您每天都想些什么样的问题？
俞吾金：我记得古希腊有一个关于哲学家的传说，就是您刚才说的，哲学家们似乎总是在思考重大的问题，包括天文学的天象也是古代哲学家们所关注的。以至于有一位哲学家在思考和观察天象时，居然一脚踏空，跌进了一个洞里面。这也许表明，哲学家们似乎不太注意生活，常常满足于一种象牙塔里面的思考。但是，我的看法是，哲学的思考应该完全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关联在一起。我非常欣赏德国诗人歌德在他的《浮士德》里面写下的两句诗：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所以，我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永远从生活中吸取灵感，并进行原创性的理论创造。
主持人：我知道，您在复旦大学还曾有过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那个时候，所有的媒体几乎都在追逐着您，因为您曾经带领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在新加坡获得了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那个时候，听说您是教练兼领队，当时怎么会选上您当教练的？
俞吾金：这个问题恰恰不是我所能回答的，因为教练是由学校领导确定的，而我只是被选择的人。既然学校领导选择了我，这个问题也许应该由他们来回答。另外，我还要声明一下，辩论赛的胜利首先应当归功于这些学生，归功于他们的优秀品质和非常优秀的临场表现。
你提到辩论，我想起了辩论中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也表明我们同学的临场反应如何之快。那次辩论的决赛是我们与台湾大学辩论“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台湾大学的立场是“人性本善”，我们的立场是“人性本恶”。当时台湾大学有个辩论队员说：因为人性本善，所以人们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一个队员马上站起来反驳：如果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拿起来的？既然你说随时可以放下屠刀，那你为什么要把屠刀拿起来呢？这个反驳赢得了场上好多掌声。后来，这个学生下来后，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还有两个问题没问。一个问题是：如果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因为你要拿起来就先得生产出来；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因为要生产就得先设计。所以，对方是很难回答这些致命的问题的。
主持人：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主题演讲，请俞教授给我们讲述“如何面对偶然性”。
俞吾金：好，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如何面对偶然性”，副标题是“从印度洋的地震和海啸说起”。从去年12月26日至今，印度洋的地震和海啸，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第一话题。强烈的地震和海啸几乎在片刻之间夺去了十多万人的生命，毁坏了无数的房屋和财产，还留下了可怕的疾病和可能会蔓延开来的瘟疫。这个令人恐怖的潘杜拉的盒子在打开的时候是如此之突然，以至于所有的当地人和来自国外的观光旅游者，都缺乏任何心理准备去应对这个突发的事变。
据媒体报道，当海啸中的第一个波峰到达的时候，海浪并不怎么高。海水退去以后，在沙滩上留下了好多鱼，被浪头击昏的鱼。当时很多观光客，特别是小孩，毫无心理准备，在沙滩上捡鱼。就在他们把鱼捡起来的时候，第二个波峰就压过来了，大概有10米左右高。实际上，大海啸发生的时候，鱼被卷上沙滩也是一个先兆之一。但是，在当时，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的游客，对海啸的前兆都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所以一下子有好多人被卷入了大海。
据媒体报道，还有一对外国夫妇，到普吉岛后，原来被安排在靠近海边的一幢小木屋里居住。他们走进木屋，发现墙壁上爬满了蟑螂。实际上，这也是大地震、大海啸的一个前兆，但是他们也没有任何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准备。当时，他们只是从这个房间居住不卫生的角度，向店主提出来换房。结果，他们就换到山顶上的小木屋里去了。第二天早晨，他们醒来的时候往下看，昨天住过的小木屋已经在海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两个例子都表明，至少人们从科学知识方面对海啸可能发生的前兆、对灾难降临前的一些现象毫无心理准备。
印度洋的地震和海啸也使我们联想起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3年的“SARS事件”。从1997至今不到10年的时间里，亚洲已经经历了几个重大的突发性事件的挑战。每当这些突发事件降临的时候，人们都缺乏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也缺乏实际生活中的对策，迅速地消除受灾后产生的各种后遗症。这些突发事件从观念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它促使我们去思考：人们应该如何面对偶然和意外？换一种表达方式：当巨大的灾难不期而至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当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不知不觉地踏进了哲学思考的领地。下面我讲三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是“必然性神话的崩溃”；第二个大问题是“偶然性和意外情况”；第三个大问题是“坦然面对偶然性”。
俞吾金：先讲第一个大问题：必然性神话的崩溃。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生活在有关必然性的神话中。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如肖前等人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中，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这种神话的经典性表述：“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个对立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等同的。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它决定着事物的发展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则相反，它不是事物发展进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一般说来，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则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作用。”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之中，占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必然性。所以，我们总是有一种幻觉，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次序和通常的方式，合乎理性地在演化，至于偶然性和各种意外，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少被考虑到。
讲到这里，不由得想起美国学者拉兹洛提出的一个有趣的概念——“恐龙综合症”。那么“恐龙综合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恐龙的身体都非常大，有几米甚至10多米长。它的头部接受一个信息，传到尾巴上，要花很长时间。也就是说，巨大的身躯使恐龙的整个神经系统的反应非常缓慢。甚至于它的生命受到致命威胁时，身体的其他部分仍然缓慢地作出反应。按照拉兹洛的看法，由于恐龙没有天敌，所以它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了几百万年。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说，就没有这样多的幸运。拉兹洛指出：“我们的环境隐藏着许多危险，一个快速的信息传递和处理系统对我们的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类社会本身是脆弱的有机体，因为他们也存在于一个迅速变化着的环境中，所以他们也需要有一个快速反应的神经系统。”显然，在社会日常生活中间，如果人们受到必然性神话的支配，完全排除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和意外，那么他们也可能会得这种“恐龙综合症”。
实际上，这种必然性的神话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存在着。比如德谟克里特就十分崇拜必然性。他最早认为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但他又认为原子运动是符合必然性规律的，没有任何偶然性。上无独有偶，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也参与了对必然性神话的制造。从伽利略、牛顿、拉普拉斯到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的创造人普朗克等自然科学家，实际上都主张，这个世界的运动是符合必然性的。正如维纳，这个控制论的创始人，在一篇论文中所写的：“从17世纪末到19实际末，牛顿物理学一直独霸天下，几乎无人反对。他把宇宙描写成一切都是按照某种定律精确地发生的，宇宙是一个结构严密的组织，未来的一切都是由过去的一切严格决定的。”显而易见，这种牛顿式的严格决定论思想蕴含着对任何偶然性和意外情况的排斥。所以，这样一来，哲学、自然科学这些领域中的一大批学者都参与了必然性神话的制造，从而使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传统的观念中。
但是，从很早的时候起，一些有识之士就对这个必然性的神话进行了挑战。第一个提出挑战的是伊壁鸠鲁，他实际上是非常崇敬德谟克里特的，但他实际上提出了和德谟克里特完全不同的学说。在德谟克里特这边一切都是必然的，而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下落时可能做偏斜运动。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的论述实际上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自我意识和世界的偶然性。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马克思为什么会关注这两个人之间的差别？因为他要肯定意志自由，要追求自我意识的实现。所以，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说：“德谟克里特注重必然性，伊壁鸠鲁注重偶然性。”
对必然性神话进行冲击的第二位伟大的哲学家是法国的帕斯卡尔。根据帕斯卡尔的观点，日常生活就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偶然性是我们无法否认，也是无法回避的，它在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间两段著名的论述，都牵涉到他对偶然性的解读。其中一段论述就是后来被广为传诵的、一句名言：如果克拉利佩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一点，世界历史是不是会被重写。这是什么意思呢？克拉利佩特拉是古埃及的女王，长得非常漂亮。正因为她长得非常漂亮，所以罗马的几位统帅，如凯撒、安东尼等都围着她而旋转。也就是说，她的漂亮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古代历史的演化方式。帕斯卡尔所说的“如果克拉利佩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一点”这句话讲得比较隐晦，翻译出来的意思是：如果克拉利佩特拉长得难看一点，世界历史是不是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另外，在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也有一些科学家起来反对必然性王国。比如，德国物理学家波尔茨曼和美国物理学家吉布斯，通过把偶然性、概率和统计方法引入物理学，严重地动摇了以牛顿和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传统的必然性观念。就像维纳所说的：“于是，偶然性就不仅成为物理学的数学工具被接受下来，而且成了物理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根据维纳的看法，整个宇宙都是偶然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偶然的。所以人们没有办法逃到偶然性之外去，或者回避偶然性，也没有办法去否定偶然性，像鸵鸟一样把脑袋放在沙堆里，以便看不见这种偶然性。其实，偶然性在生活中间随处可见，我们的生命就是由一连串的偶然性组成的。
俞吾金：第二个大问题是偶然性和意外情况。
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性是随处可见的。法国生物学家莫诺在他的名作《偶然性与必然性》一书中举过一个例子：一天晚上，医生勃朗接到了一个通知，附近一个人得了急病，要他去出诊。与此同时，住在附近的管道工琼斯也接到了一个指令，说某一栋大楼顶部的水箱坏了，要他马上去修理。当勃朗医生背着药箱正好走过这栋大楼底下时，琼斯正好在大楼顶部修理水箱。他的榔头掉下去，正好落在勃朗医生的脑袋上，勃朗医生被砸死了。两个偶然性事件交汇在一起，就像两辆汽车在某一条公路上相撞一样发生了。
这样的事情应该如何解释呢？莫诺认为，这是纯粹的偶然性。只要勃朗医生稍微晚出去五分钟，或者琼斯早出去五分钟，或者这两个行为不是以这样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也许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人们在印度洋海啸中的遭遇也是这样。比如说，正好一对年轻的夫妇有了假日，正好他们愿意到普吉岛上去度假，正好他们去的时候海啸发生。这都是生活中纯粹偶然的事件，任何人都无法预测出这种偶然性，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与莫诺不同，美国科学家玻姆在他的著作《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与机遇》中间对偶然性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探索。他举例子说：比如两辆汽车相撞，如果其中一个司机早十秒钟或晚十秒钟出发；或他曾停下来去买过香烟；或他曾减慢速度来避免一只碰巧穿过马路的小猫，这个事故可能根本不会发生。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这个事故会变得更为严重。玻姆也承认，如果我们分析任何一个个别的突发事件，会发现它是纯粹偶然的，是由各种复杂的偶然的因素交织成一个结果。但玻姆又进一步指出，如果从统计学角度来研究问题，我们对偶然性的理解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我们假定在这一年里和在这一个地段里，统计交通事故发生的数量，就会发现，在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上，它们的变化具有某种规则性。但这种规则性是大概如此，是概率性的，并不是传统物理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普遍必然性。正是因为生活本身是由偶然性构成的，所以普通人在生活中就会面临各种意外情况。如果对意外情况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我们可能会面对三种不同的意外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好的意外。好的意外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我们一直期盼着的机遇。比如说，我正好有机会能够出国访问，或者有机会脱离一个不想继续工作下去的地方。有的时候，一种天赐良机会引起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
第二种意外是中性的，没有正面的价值也，也没有负面的价值。举例来说，比如说你去买体育彩票，那么你说输的可能性和赢的可能性都有百分之五十，你投下去的钱的结果如何，我们不知道。
第三种意外就是否定意义上意外。就是像印度洋的海啸和地震。也许我们乘上某一班地铁，而它在行驶中发生了故障。比如韩国的、日本的地铁事件。奥姆真理教的人在地铁里面放毒，也许某人正好碰上了。哲学家们谈到主体性，情绪都很激动，好像我们真的拥有多少主体性一样。但你一乘上飞机，唯一的主体就是驾驶员，他要怎么完成他的飞行计划，或者他要使飞机坠毁，乘客都是无法干预的。事实上，当你面对各种偶然情况，特别是像印度洋海啸这样否定性的偶然情况时，如果你的生命没有一下子被取消，那就有一个如何去面对偶然性的问题。
所以下面要讲第三个大问题是“坦然面对偶然性”。
在现代社会的生活中，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集体，还是一个个人，都生活在充满着偶然、意外和风险的社会中。面对着各种风险、偶然性和意外，我们究竟如何办？我认为，我们应该坦然地面对偶然性。我认为，在面对偶然性时，应该确立三个意识：
第一个是学习意识。人类和其他动物比较起来，是最弱的，因为我们身上既没有羽毛，也没有锋利的牙齿和脚爪。实际上，我们一生下来就必须受到保护。但是，上帝又给了人最好的礼物——大脑和智慧。对一个人来说，如果要对生活中的各种偶然事件具有一种应对能力，就要认真学习对付各种危机的知识。如果我们通过学习，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充满偶然性和危险的外在环境，那么在生活中就不至于懵懵懂懂，就像“恐龙综合症”一样。所以，一定要要强化学习意识。
第二个是风险意识。特别是当代德国社会学家乌里希·贝克，把风险的概念强调得非常突出。讲到风险，我想起了一个历史上的故事。据说，当时中苏关系交恶后，中国驻莫斯科的大使打电话给周恩来，说中国的一百多个专家已经坐上一架飞机撤回来了。当时周恩来正在参加酒会，接到电话，他的杯子掉在地上，打碎了，因为他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一百多个一流的科学家乘上一架飞机，这架飞机的风险显然会很大。果然，那架飞机坠毁了。只有华罗庚说：我的心脏不好，我要乘火车，他安全地回到了中国。
第三个是伦理意识，即高尚的道德观念。讲到这里，我常常想起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它在沉下去时，船上的男士们保持着自己的绅士风度，把生的机会首先让给妇女和儿童。他们有一种坦然面对自己的生命将被取消的高尚的伦理观念。所以，人们如何在面对否定性灾难时，能够保持一种高风亮节，能够保持一种人之为人的道德情操，这是我们坦然面对偶然性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因此，我想用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他这段话是这样的：“坦率地说，我们是注定要灭亡的行星上遇难船只中的旅客。然而即使在行将沉没的船上，人类的尊严和人类的价值不一定消失，相反必须得到更多的重视。我们将走向深渊，但即使在临死的时刻，我们也应该保持人类的尊严。”谢谢大家，我讲完了。
主持人：谢谢俞教授和我们来讲述什么是偶然性，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偶然性，听到您刚才这个演讲，我不知道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是不是一个相对的关系。比如说，您举了海啸这个例子，可能是不是对于一个到普吉岛到旅游的人来说，碰到这个海啸是偶然的，但是像对当地的居民来说，他就处在一个地震带，那这个事情它是要发生的，那对他们来说是必然的呢还是偶然的呢？
俞吾金：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讨论呢，实际上我刚才讲座中间没讲，但是我在给学生讲课中间讲到过，谈到必然性，我主张区分为两种。一种我把它称为hard necessity ，就是“坚硬的必然性”；另外一种我叫soft necessity，就是“软的必然性”。所谓软的必然性就是在生活中间，它在生活中间好多事情，它没有这种绝对的非如此不可的一种必然性，可能你这个地方包括像印度尼西亚，它处在一个地震带的上面，比如说根据“大陆板块的漂移说”，它正好处在碰撞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可能会引起地震或者成为地震多发地区，但是这个多发地区在什么时候爆发，这个实际上也是充满各种各样偶然因素的。这个必然性只是一种软的必然性。我觉得，它只是告诉你，在这一个地方有地震爆发的一个非常高的概率，一种可能性，所以你要增加一种防范意识。但是是不是比如说一定在这个时候爆发，那就有很多随机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完全可以不使用必然性这个概念，或者你可以使用概率这个概念，或者使用“经常出现的一种趋向”这样的概念。如果一使用必然性这个概念，可能就会导致一种误解，就好像上帝已经按照一种确定的次序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了，因为必然性就是必然如此，所以现在整个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实际上已经把这一套概念系统置换了，所以我想，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对生活会有一个更灵活的、富有弹性的理解。
主持人：好，那再看一下，现在在现场的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请教俞教授。
学生：谢谢主持人，谢谢俞教授。今天非常高兴能在这儿听您的讲座，因为我本人也参加过2000年的全国大专辩论赛，所以您一直是我从小的精神导师。那么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听您的演讲当中提到，任何坏的偶然性都会有一些预兆，那么通过科学的方法把握这些预兆，就可以把这个偶然性，部分地转变为必然性，那么我就想问您了，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能否把握所有的坏的偶然性的先兆，从而去减少偶然性的损失，或者说避免这种偶然性，因为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泰国官方的官员说，在海啸当中没有淹死任何一头大象，那么仅仅用本能去把握偶然性的动物，面对用高科技去把握偶然性的人类这似乎是一个嘲讽，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谢谢。
俞吾金：从人和其他动物，比如和大象比较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一种灾难性的预兆的感应，从本能上说来说，可能会相差很大。比如说，人的眼睛无论如何没有鹰的眼睛看得远；人和大象比较的话，对地震先兆的感受，就是他的神经的反应程度，可能也会有差异。但是我觉得不能为这个看法辩护，好像人还不如动物，否则，它们用本能去应对环境，好像更为科学了。实际上，我觉得，作为人来说，因为他脱离了自然界，我们从古代埃及神话、希腊神话中的司芬克斯形象，司芬克斯的形象就是头是人的脑袋，身体还是一个动物。这个形象表明，人从自然界里面抬起了自己高贵的头颅。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里引用了这个意象，表明人要从动物和自然界里面冲破出来，要变成一种高于自然和高于动物的东西。所以人一个方面发展了大脑，超出了自然界，另外好多本能方面又开始变得越来越迟钝，特别是野外生活，人远远不如动物，可能他冻上一两天就被冻死了。这样一种情况表明，当然我们从人类这个角度来谈，他还是要努力地通过科学研究，我刚才说的，对地震、海啸的各种各样的先兆的研究，然后来指导人的行为。既然我们这里谈的是偶然性，也就是说只能做到使人在面临各种灾难的时候减少损失，但如果要说避免，或者完全不可能再受任何灾难的侵扰，我觉得大概也不可能，人只能用他的思维去学习各种东西，来强化他的防范能力和意外能力，使他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但是有一些场合你是没有办法，就是我刚才讲，如果你乘上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怎么开就不是你能左右的了，就是你有很多愿望也毫无用处，因为我们的愿望，我们的理智也只能在一定的框架里面发挥作用。所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讲，我们人在宇宙中是一个很小的星球上的一个微粒，我们随着整个黑暗的宇宙在运动，我们对人也不能给予很高的期望，认为他是全智全能的，他完全能够预先防范一切，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提高这种能力，但是绝对要避免风险恐怕是不可能的。谢谢。
学生：主持人好，俞教授您好，我是复旦大学学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觉得必然性对我们来说是需要的，我觉得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事实判断，不是一个“是”与“不是”的问题，更多是一个价值判断，它是不是有用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更多需要一种必然性的承诺，比如说我们学习，我们好好学习是为了将来可以得到好的成绩，我们好好工作是为了一个好的生活，如果我们都充满了必然性，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提出我们可以不学习了，我们可以不工作了，但是说如果失去这种必然性的承诺的话，人就陷入一种空虚的状态，对未来失去了希望。因此我觉得如果必然性是一种神话的话，它是个美丽的神话，如果它是一个谎言的话，也是善意的谎言，那么我们生活中需要这种谎言和需要这种神话，我不知道俞教授您是怎么看的？谢谢。
俞吾金：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实际上涉及到必然性概念和我们的心理需要、心理倾向之间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间呢，我们心理上总是要追求一种可靠的依托性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在哲学上讨论的好多概念，像绝对、宗教中的上帝，我们都是把它作为一种心理上可以依赖的东西，包括确定性这些概念都是如此，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从哲学上来讨论必然性，如果涉及到日常生活，实际上这种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因为必然性的含义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如此，而在生活中充满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包括我们对今后工作的期待，对生活道路的期待，都会充满各种各样的偶然性，所以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各种偶然性，才能使你的生活变得非常丰富。
比如说，举个例子，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他写过剧本，写过诗，后来把这些东西都烧掉了，最后他认为应该去研究经济学。所以一个人应该到什么年龄，他为未来确定的理想才可以基本上不变。即使他确定的不变的东西，可能由于偶然的灾难，比如说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我要考大学，突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所有的大学都关门了，我的理想——这个美丽的神话就破灭了，怎么办？是自暴自弃，这样的人在我的同学中也很多，有的人从此以后和学术界告别了；还是自己继续努力？后来在10年后，我有机会再考进复旦大学，再到学校里去深造。我觉得，人就应该对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偶然事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然后他的思想才会富有弹性。况且，人们的不同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会有冲突，按照恩格斯的解释，就是意志的平行四边形，比如说100个人来考复旦这一个专业，可能只录取5个人，95个人的意志就落空了。面对他原来设计的理想不能实现，如果他没有对这种偶然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怎么办？他如何生活下去？他的神经可能会非常脆弱。所以，我觉得，具有一种富有弹性的、开放式的，充分准备应付各种偶然性和意外的心态，在现代社会如此紧张和富于竞争机制的生活环境中，他的理想才能更好地得到实现，是吧？谢谢。
主持人：好，最后呢还是想请您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您今天为我们做的演讲。
俞吾金：我要概括的是：在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上，人们只有对偶然性、意外和风险有充分的意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才能生活得更好，更健康。
主持人：好，谢谢俞教授。的确，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想，只有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偶然性，才能更好地去生活，再一次感谢俞教授，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复旦大学的所有的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主持人：各位好，欢迎走进“大红鹰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是由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复旦大学以及上海教育电视台的“世纪讲坛”三家联合录制的，而我们现在就在上海教育电视台的演播厅内。
刚刚过去的2004年的圣诞节，大概是千千万万个家庭永远都难以忘记的日子，在这个上帝诞生的纪念日里，他的子民似乎并没有获得太多的青睐，相反地，在印度洋的海啸和地震面前，在这样一场“世纪大劫难”面前，所有人的生命都显得那么渺小和脆弱。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的震惊和意外。灾难对于生命的摧毁让我们觉得触目惊心，更会让我们感叹生命的无常，让我们感叹世事难料。的确，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论是身边的琐碎小事，还是影响深远的世界大事，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那么，面对这一切，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生活态度，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偶然性。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先生。
俞吾金简历:
俞吾金，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主攻外国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已出版《从康德到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等个人学术著作16部，学术论文百余篇。1999年被评为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1年获得宝钢优秀教师奖，2003年获复旦大学首届校长奖。
主持人：我知道您是在1977年进入大学学习的，那时候您已经29岁了。从工厂进入到大学校园，这个当中变化其实是非常大的。
俞吾金：我觉得变化非常大，包括在心理上变化都非常大，因为我在工厂里工作，做了十年工人，也已经带徒弟了。我觉得，工人之间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进入大学后，在知识分子之间，讲话总有保留，心理上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过了好多年，我才渐渐适应大学里的那种交往方式、生活方式。
主持人：但是对于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差异性，您也是充分地了解的，并且也充分地见证了。
俞吾金：是啊，我小时候在农村呆了十年，对基层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了解，所以，这也使我感觉到，哲学应该关注大众的命运和生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主持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觉得学哲学的人或哲学家，好像每天都在思考特别高深的问题，都是对于人生、对于世界、对于宇宙的思索，显得特别沉重，我不知道您每天都想些什么样的问题？
俞吾金：我记得古希腊有一个关于哲学家的传说，就是您刚才说的，哲学家们似乎总是在思考重大的问题，包括天文学的天象也是古代哲学家们所关注的。以至于有一位哲学家在思考和观察天象时，居然一脚踏空，跌进了一个洞里面。这也许表明，哲学家们似乎不太注意生活，常常满足于一种象牙塔里面的思考。但是，我的看法是，哲学的思考应该完全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关联在一起。我非常欣赏德国诗人歌德在他的《浮士德》里面写下的两句诗：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所以，我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永远从生活中吸取灵感，并进行原创性的理论创造。
主持人：我知道，您在复旦大学还曾有过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那个时候，所有的媒体几乎都在追逐着您，因为您曾经带领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在新加坡获得了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那个时候，听说您是教练兼领队，当时怎么会选上您当教练的？
俞吾金：这个问题恰恰不是我所能回答的，因为教练是由学校领导确定的，而我只是被选择的人。既然学校领导选择了我，这个问题也许应该由他们来回答。另外，我还要声明一下，辩论赛的胜利首先应当归功于这些学生，归功于他们的优秀品质和非常优秀的临场表现。
你提到辩论，我想起了辩论中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也表明我们同学的临场反应如何之快。那次辩论的决赛是我们与台湾大学辩论“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台湾大学的立场是“人性本善”，我们的立场是“人性本恶”。当时台湾大学有个辩论队员说：因为人性本善，所以人们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一个队员马上站起来反驳：如果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拿起来的？既然你说随时可以放下屠刀，那你为什么要把屠刀拿起来呢？这个反驳赢得了场上好多掌声。后来，这个学生下来后，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还有两个问题没问。一个问题是：如果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因为你要拿起来就先得生产出来；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因为要生产就得先设计。所以，对方是很难回答这些致命的问题的。
主持人：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主题演讲，请俞教授给我们讲述“如何面对偶然性”。
俞吾金：好，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如何面对偶然性”，副标题是“从印度洋的地震和海啸说起”。从去年12月26日至今，印度洋的地震和海啸，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第一话题。强烈的地震和海啸几乎在片刻之间夺去了十多万人的生命，毁坏了无数的房屋和财产，还留下了可怕的疾病和可能会蔓延开来的瘟疫。这个令人恐怖的潘杜拉的盒子在打开的时候是如此之突然，以至于所有的当地人和来自国外的观光旅游者，都缺乏任何心理准备去应对这个突发的事变。
据媒体报道，当海啸中的第一个波峰到达的时候，海浪并不怎么高。海水退去以后，在沙滩上留下了好多鱼，被浪头击昏的鱼。当时很多观光客，特别是小孩，毫无心理准备，在沙滩上捡鱼。就在他们把鱼捡起来的时候，第二个波峰就压过来了，大概有10米左右高。实际上，大海啸发生的时候，鱼被卷上沙滩也是一个先兆之一。但是，在当时，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的游客，对海啸的前兆都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所以一下子有好多人被卷入了大海。
据媒体报道，还有一对外国夫妇，到普吉岛后，原来被安排在靠近海边的一幢小木屋里居住。他们走进木屋，发现墙壁上爬满了蟑螂。实际上，这也是大地震、大海啸的一个前兆，但是他们也没有任何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准备。当时，他们只是从这个房间居住不卫生的角度，向店主提出来换房。结果，他们就换到山顶上的小木屋里去了。第二天早晨，他们醒来的时候往下看，昨天住过的小木屋已经在海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两个例子都表明，至少人们从科学知识方面对海啸可能发生的前兆、对灾难降临前的一些现象毫无心理准备。
印度洋的地震和海啸也使我们联想起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3年的“SARS事件”。从1997至今不到10年的时间里，亚洲已经经历了几个重大的突发性事件的挑战。每当这些突发事件降临的时候，人们都缺乏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也缺乏实际生活中的对策，迅速地消除受灾后产生的各种后遗症。这些突发事件从观念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它促使我们去思考：人们应该如何面对偶然和意外？换一种表达方式：当巨大的灾难不期而至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当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不知不觉地踏进了哲学思考的领地。下面我讲三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是“必然性神话的崩溃”；第二个大问题是“偶然性和意外情况”；第三个大问题是“坦然面对偶然性”。
俞吾金：先讲第一个大问题：必然性神话的崩溃。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生活在有关必然性的神话中。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如肖前等人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中，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这种神话的经典性表述：“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个对立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等同的。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它决定着事物的发展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则相反，它不是事物发展进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一般说来，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则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作用。”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之中，占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必然性。所以，我们总是有一种幻觉，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次序和通常的方式，合乎理性地在演化，至于偶然性和各种意外，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少被考虑到。
讲到这里，不由得想起美国学者拉兹洛提出的一个有趣的概念——“恐龙综合症”。那么“恐龙综合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恐龙的身体都非常大，有几米甚至10多米长。它的头部接受一个信息，传到尾巴上，要花很长时间。也就是说，巨大的身躯使恐龙的整个神经系统的反应非常缓慢。甚至于它的生命受到致命威胁时，身体的其他部分仍然缓慢地作出反应。按照拉兹洛的看法，由于恐龙没有天敌，所以它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了几百万年。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说，就没有这样多的幸运。拉兹洛指出：“我们的环境隐藏着许多危险，一个快速的信息传递和处理系统对我们的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类社会本身是脆弱的有机体，因为他们也存在于一个迅速变化着的环境中，所以他们也需要有一个快速反应的神经系统。”显然，在社会日常生活中间，如果人们受到必然性神话的支配，完全排除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和意外，那么他们也可能会得这种“恐龙综合症”。
实际上，这种必然性的神话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存在着。比如德谟克里特就十分崇拜必然性。他最早认为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但他又认为原子运动是符合必然性规律的，没有任何偶然性。上无独有偶，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也参与了对必然性神话的制造。从伽利略、牛顿、拉普拉斯到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的创造人普朗克等自然科学家，实际上都主张，这个世界的运动是符合必然性的。正如维纳，这个控制论的创始人，在一篇论文中所写的：“从17世纪末到19实际末，牛顿物理学一直独霸天下，几乎无人反对。他把宇宙描写成一切都是按照某种定律精确地发生的，宇宙是一个结构严密的组织，未来的一切都是由过去的一切严格决定的。”显而易见，这种牛顿式的严格决定论思想蕴含着对任何偶然性和意外情况的排斥。所以，这样一来，哲学、自然科学这些领域中的一大批学者都参与了必然性神话的制造，从而使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传统的观念中。
但是，从很早的时候起，一些有识之士就对这个必然性的神话进行了挑战。第一个提出挑战的是伊壁鸠鲁，他实际上是非常崇敬德谟克里特的，但他实际上提出了和德谟克里特完全不同的学说。在德谟克里特这边一切都是必然的，而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下落时可能做偏斜运动。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的论述实际上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自我意识和世界的偶然性。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马克思为什么会关注这两个人之间的差别？因为他要肯定意志自由，要追求自我意识的实现。所以，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说：“德谟克里特注重必然性，伊壁鸠鲁注重偶然性。”
对必然性神话进行冲击的第二位伟大的哲学家是法国的帕斯卡尔。根据帕斯卡尔的观点，日常生活就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偶然性是我们无法否认，也是无法回避的，它在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间两段著名的论述，都牵涉到他对偶然性的解读。其中一段论述就是后来被广为传诵的、一句名言：如果克拉利佩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一点，世界历史是不是会被重写。这是什么意思呢？克拉利佩特拉是古埃及的女王，长得非常漂亮。正因为她长得非常漂亮，所以罗马的几位统帅，如凯撒、安东尼等都围着她而旋转。也就是说，她的漂亮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古代历史的演化方式。帕斯卡尔所说的“如果克拉利佩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一点”这句话讲得比较隐晦，翻译出来的意思是：如果克拉利佩特拉长得难看一点，世界历史是不是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另外，在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也有一些科学家起来反对必然性王国。比如，德国物理学家波尔茨曼和美国物理学家吉布斯，通过把偶然性、概率和统计方法引入物理学，严重地动摇了以牛顿和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传统的必然性观念。就像维纳所说的：“于是，偶然性就不仅成为物理学的数学工具被接受下来，而且成了物理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根据维纳的看法，整个宇宙都是偶然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偶然的。所以人们没有办法逃到偶然性之外去，或者回避偶然性，也没有办法去否定偶然性，像鸵鸟一样把脑袋放在沙堆里，以便看不见这种偶然性。其实，偶然性在生活中间随处可见，我们的生命就是由一连串的偶然性组成的。
俞吾金：第二个大问题是偶然性和意外情况。
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性是随处可见的。法国生物学家莫诺在他的名作《偶然性与必然性》一书中举过一个例子：一天晚上，医生勃朗接到了一个通知，附近一个人得了急病，要他去出诊。与此同时，住在附近的管道工琼斯也接到了一个指令，说某一栋大楼顶部的水箱坏了，要他马上去修理。当勃朗医生背着药箱正好走过这栋大楼底下时，琼斯正好在大楼顶部修理水箱。他的榔头掉下去，正好落在勃朗医生的脑袋上，勃朗医生被砸死了。两个偶然性事件交汇在一起，就像两辆汽车在某一条公路上相撞一样发生了。
这样的事情应该如何解释呢？莫诺认为，这是纯粹的偶然性。只要勃朗医生稍微晚出去五分钟，或者琼斯早出去五分钟，或者这两个行为不是以这样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也许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人们在印度洋海啸中的遭遇也是这样。比如说，正好一对年轻的夫妇有了假日，正好他们愿意到普吉岛上去度假，正好他们去的时候海啸发生。这都是生活中纯粹偶然的事件，任何人都无法预测出这种偶然性，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与莫诺不同，美国科学家玻姆在他的著作《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与机遇》中间对偶然性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探索。他举例子说：比如两辆汽车相撞，如果其中一个司机早十秒钟或晚十秒钟出发；或他曾停下来去买过香烟；或他曾减慢速度来避免一只碰巧穿过马路的小猫，这个事故可能根本不会发生。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这个事故会变得更为严重。玻姆也承认，如果我们分析任何一个个别的突发事件，会发现它是纯粹偶然的，是由各种复杂的偶然的因素交织成一个结果。但玻姆又进一步指出，如果从统计学角度来研究问题，我们对偶然性的理解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我们假定在这一年里和在这一个地段里，统计交通事故发生的数量，就会发现，在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上，它们的变化具有某种规则性。但这种规则性是大概如此，是概率性的，并不是传统物理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普遍必然性。正是因为生活本身是由偶然性构成的，所以普通人在生活中就会面临各种意外情况。如果对意外情况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我们可能会面对三种不同的意外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好的意外。好的意外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我们一直期盼着的机遇。比如说，我正好有机会能够出国访问，或者有机会脱离一个不想继续工作下去的地方。有的时候，一种天赐良机会引起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
第二种意外是中性的，没有正面的价值也，也没有负面的价值。举例来说，比如说你去买体育彩票，那么你说输的可能性和赢的可能性都有百分之五十，你投下去的钱的结果如何，我们不知道。
第三种意外就是否定意义上意外。就是像印度洋的海啸和地震。也许我们乘上某一班地铁，而它在行驶中发生了故障。比如韩国的、日本的地铁事件。奥姆真理教的人在地铁里面放毒，也许某人正好碰上了。哲学家们谈到主体性，情绪都很激动，好像我们真的拥有多少主体性一样。但你一乘上飞机，唯一的主体就是驾驶员，他要怎么完成他的飞行计划，或者他要使飞机坠毁，乘客都是无法干预的。事实上，当你面对各种偶然情况，特别是像印度洋海啸这样否定性的偶然情况时，如果你的生命没有一下子被取消，那就有一个如何去面对偶然性的问题。
所以下面要讲第三个大问题是“坦然面对偶然性”。
在现代社会的生活中，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集体，还是一个个人，都生活在充满着偶然、意外和风险的社会中。面对着各种风险、偶然性和意外，我们究竟如何办？我认为，我们应该坦然地面对偶然性。我认为，在面对偶然性时，应该确立三个意识：
第一个是学习意识。人类和其他动物比较起来，是最弱的，因为我们身上既没有羽毛，也没有锋利的牙齿和脚爪。实际上，我们一生下来就必须受到保护。但是，上帝又给了人最好的礼物——大脑和智慧。对一个人来说，如果要对生活中的各种偶然事件具有一种应对能力，就要认真学习对付各种危机的知识。如果我们通过学习，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充满偶然性和危险的外在环境，那么在生活中就不至于懵懵懂懂，就像“恐龙综合症”一样。所以，一定要要强化学习意识。
第二个是风险意识。特别是当代德国社会学家乌里希·贝克，把风险的概念强调得非常突出。讲到风险，我想起了一个历史上的故事。据说，当时中苏关系交恶后，中国驻莫斯科的大使打电话给周恩来，说中国的一百多个专家已经坐上一架飞机撤回来了。当时周恩来正在参加酒会，接到电话，他的杯子掉在地上，打碎了，因为他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一百多个一流的科学家乘上一架飞机，这架飞机的风险显然会很大。果然，那架飞机坠毁了。只有华罗庚说：我的心脏不好，我要乘火车，他安全地回到了中国。
第三个是伦理意识，即高尚的道德观念。讲到这里，我常常想起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它在沉下去时，船上的男士们保持着自己的绅士风度，把生的机会首先让给妇女和儿童。他们有一种坦然面对自己的生命将被取消的高尚的伦理观念。所以，人们如何在面对否定性灾难时，能够保持一种高风亮节，能够保持一种人之为人的道德情操，这是我们坦然面对偶然性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因此，我想用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他这段话是这样的：“坦率地说，我们是注定要灭亡的行星上遇难船只中的旅客。然而即使在行将沉没的船上，人类的尊严和人类的价值不一定消失，相反必须得到更多的重视。我们将走向深渊，但即使在临死的时刻，我们也应该保持人类的尊严。”谢谢大家，我讲完了。
主持人：谢谢俞教授和我们来讲述什么是偶然性，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偶然性，听到您刚才这个演讲，我不知道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是不是一个相对的关系。比如说，您举了海啸这个例子，可能是不是对于一个到普吉岛到旅游的人来说，碰到这个海啸是偶然的，但是像对当地的居民来说，他就处在一个地震带，那这个事情它是要发生的，那对他们来说是必然的呢还是偶然的呢？
俞吾金：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讨论呢，实际上我刚才讲座中间没讲，但是我在给学生讲课中间讲到过，谈到必然性，我主张区分为两种。一种我把它称为hard necessity ，就是“坚硬的必然性”；另外一种我叫soft necessity，就是“软的必然性”。所谓软的必然性就是在生活中间，它在生活中间好多事情，它没有这种绝对的非如此不可的一种必然性，可能你这个地方包括像印度尼西亚，它处在一个地震带的上面，比如说根据“大陆板块的漂移说”，它正好处在碰撞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可能会引起地震或者成为地震多发地区，但是这个多发地区在什么时候爆发，这个实际上也是充满各种各样偶然因素的。这个必然性只是一种软的必然性。我觉得，它只是告诉你，在这一个地方有地震爆发的一个非常高的概率，一种可能性，所以你要增加一种防范意识。但是是不是比如说一定在这个时候爆发，那就有很多随机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完全可以不使用必然性这个概念，或者你可以使用概率这个概念，或者使用“经常出现的一种趋向”这样的概念。如果一使用必然性这个概念，可能就会导致一种误解，就好像上帝已经按照一种确定的次序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了，因为必然性就是必然如此，所以现在整个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实际上已经把这一套概念系统置换了，所以我想，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对生活会有一个更灵活的、富有弹性的理解。
主持人：好，那再看一下，现在在现场的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请教俞教授。
学生：谢谢主持人，谢谢俞教授。今天非常高兴能在这儿听您的讲座，因为我本人也参加过2000年的全国大专辩论赛，所以您一直是我从小的精神导师。那么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听您的演讲当中提到，任何坏的偶然性都会有一些预兆，那么通过科学的方法把握这些预兆，就可以把这个偶然性，部分地转变为必然性，那么我就想问您了，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能否把握所有的坏的偶然性的先兆，从而去减少偶然性的损失，或者说避免这种偶然性，因为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泰国官方的官员说，在海啸当中没有淹死任何一头大象，那么仅仅用本能去把握偶然性的动物，面对用高科技去把握偶然性的人类这似乎是一个嘲讽，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谢谢。
俞吾金：从人和其他动物，比如和大象比较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一种灾难性的预兆的感应，从本能上说来说，可能会相差很大。比如说，人的眼睛无论如何没有鹰的眼睛看得远；人和大象比较的话，对地震先兆的感受，就是他的神经的反应程度，可能也会有差异。但是我觉得不能为这个看法辩护，好像人还不如动物，否则，它们用本能去应对环境，好像更为科学了。实际上，我觉得，作为人来说，因为他脱离了自然界，我们从古代埃及神话、希腊神话中的司芬克斯形象，司芬克斯的形象就是头是人的脑袋，身体还是一个动物。这个形象表明，人从自然界里面抬起了自己高贵的头颅。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里引用了这个意象，表明人要从动物和自然界里面冲破出来，要变成一种高于自然和高于动物的东西。所以人一个方面发展了大脑，超出了自然界，另外好多本能方面又开始变得越来越迟钝，特别是野外生活，人远远不如动物，可能他冻上一两天就被冻死了。这样一种情况表明，当然我们从人类这个角度来谈，他还是要努力地通过科学研究，我刚才说的，对地震、海啸的各种各样的先兆的研究，然后来指导人的行为。既然我们这里谈的是偶然性，也就是说只能做到使人在面临各种灾难的时候减少损失，但如果要说避免，或者完全不可能再受任何灾难的侵扰，我觉得大概也不可能，人只能用他的思维去学习各种东西，来强化他的防范能力和意外能力，使他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但是有一些场合你是没有办法，就是我刚才讲，如果你乘上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怎么开就不是你能左右的了，就是你有很多愿望也毫无用处，因为我们的愿望，我们的理智也只能在一定的框架里面发挥作用。所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讲，我们人在宇宙中是一个很小的星球上的一个微粒，我们随着整个黑暗的宇宙在运动，我们对人也不能给予很高的期望，认为他是全智全能的，他完全能够预先防范一切，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提高这种能力，但是绝对要避免风险恐怕是不可能的。谢谢。
学生：主持人好，俞教授您好，我是复旦大学学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觉得必然性对我们来说是需要的，我觉得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事实判断，不是一个“是”与“不是”的问题，更多是一个价值判断，它是不是有用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更多需要一种必然性的承诺，比如说我们学习，我们好好学习是为了将来可以得到好的成绩，我们好好工作是为了一个好的生活，如果我们都充满了必然性，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提出我们可以不学习了，我们可以不工作了，但是说如果失去这种必然性的承诺的话，人就陷入一种空虚的状态，对未来失去了希望。因此我觉得如果必然性是一种神话的话，它是个美丽的神话，如果它是一个谎言的话，也是善意的谎言，那么我们生活中需要这种谎言和需要这种神话，我不知道俞教授您是怎么看的？谢谢。
俞吾金：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实际上涉及到必然性概念和我们的心理需要、心理倾向之间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间呢，我们心理上总是要追求一种可靠的依托性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在哲学上讨论的好多概念，像绝对、宗教中的上帝，我们都是把它作为一种心理上可以依赖的东西，包括确定性这些概念都是如此，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从哲学上来讨论必然性，如果涉及到日常生活，实际上这种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因为必然性的含义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如此，而在生活中充满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包括我们对今后工作的期待，对生活道路的期待，都会充满各种各样的偶然性，所以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各种偶然性，才能使你的生活变得非常丰富。
比如说，举个例子，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他写过剧本，写过诗，后来把这些东西都烧掉了，最后他认为应该去研究经济学。所以一个人应该到什么年龄，他为未来确定的理想才可以基本上不变。即使他确定的不变的东西，可能由于偶然的灾难，比如说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我要考大学，突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所有的大学都关门了，我的理想——这个美丽的神话就破灭了，怎么办？是自暴自弃，这样的人在我的同学中也很多，有的人从此以后和学术界告别了；还是自己继续努力？后来在10年后，我有机会再考进复旦大学，再到学校里去深造。我觉得，人就应该对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偶然事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然后他的思想才会富有弹性。况且，人们的不同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会有冲突，按照恩格斯的解释，就是意志的平行四边形，比如说100个人来考复旦这一个专业，可能只录取5个人，95个人的意志就落空了。面对他原来设计的理想不能实现，如果他没有对这种偶然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怎么办？他如何生活下去？他的神经可能会非常脆弱。所以，我觉得，具有一种富有弹性的、开放式的，充分准备应付各种偶然性和意外的心态，在现代社会如此紧张和富于竞争机制的生活环境中，他的理想才能更好地得到实现，是吧？谢谢。
主持人：好，最后呢还是想请您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您今天为我们做的演讲。
俞吾金：我要概括的是：在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上，人们只有对偶然性、意外和风险有充分的意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才能生活得更好，更健康。
主持人：好，谢谢俞教授。的确，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想，只有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偶然性，才能更好地去生活，再一次感谢俞教授，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复旦大学的所有的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