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美国“九长老”如何“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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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新闻 时间: 2010-09-11 来源: 广州日报
《大法官说了算》解析美国版“稳定压倒一切”
□ 十年砍柴
对美国权力机构，多数中国人最为关注和了解的可能是行政分支的总统，其次是两党针锋相对、总有吵架热闹可看的国会，而对美国国家权力另一重要分支——代表最高司法权的联邦最高法院，不甚了解。
这并不奇怪，美国总统虽然在三权分立中仅仅是行政分支的最高负责人，但工作特点决定他总是站在前台，站在全世界的镜头下，而且，美国选民选出来的总统总是有着明星气质的人，从里根到奥巴马，多半如此。多数国人总会把行政分支负责人的“总统”想象为一国的“最高领袖”——这也是汉译总统所居的“White House”为“白宫”，国会所在的“Congress building”则只能是“国会大厦”的原因。
尽管最高法院大法官相对总统、国务卿、资深议员来说低调、不显眼，但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有关宪法问题和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出现，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时，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往往能起到一锤定音、消弭争斗的作用。中国人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2000年总统选举因佛罗里达州的计票问题布什诉戈尔的案件。最高法院说了算，布什涉险坐上了总统宝座。因此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为镇国九长老，一点也不为过。
那么，九长老凭啥说了算？能把这个问题，向非法学、政治学专业的普通读者说明白的著作，很少。法律学者、供职于中国最高法院的何帆先生新近出版的《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用通俗易懂、妙趣横生的语言，将这个问题解答得比较清楚明白。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的5个月，何帆的译著《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出版。这两本书可以一并阅读。读完这两本书，我觉得对这样一个问题能有所解答：为什么美国能比较长久地强盛、稳定？而纳粹第三帝国、苏联帝国的强盛，只能是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权力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司法的权威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最高法的九长老仅仅是养在大理石殿堂里的摆设，恐怕美利坚的命运亦近乎第三帝国和苏联。
何帆在这本书里努力地为美国最高法院“祛魅”，他希望让人了解这些看上去是法律、道德化身的贤明长老，都是肉身凡胎，人性弱点的偏见和成见，谁也无法完全祛除。而总统提名大法官，出于党派利益考虑，亦是政党政治的常态。
但是，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群体，总能呈现动态的平衡，呈现中国古人所说的“和而不同”的局面，被总统提名顺利当上大法官的人，不但不对总统感恩戴德，还让提名的总统如意算盘落空的例子也不少。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读完何帆这本书，我找到的答案是：大法官们无论偏保守派还是偏自由派，他们无论有多大的分歧，但都能坚守共同的美国立国的底线，如：宪法权威绝对不容亵渎；人的生命、自由、免于恐惧等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所有的人包括大总统，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等。在这底线之上，如何解释宪法和法律，出现分歧当然是很正常的。以区分保守和自由的试金石问题“堕胎”为例。在自由派占上风的时代，最高法判决了支持堕胎的罗伊案，自由派的理由是基于孕妇的人权：孕妇的隐私权、孕妇对自己身体与健康的处置权；而强烈反对堕胎的保守派，理由亦是基于胎儿的生存权。捍卫“人权”是二者的共同点，争议是胎儿有没有权利，胎儿的父亲对胎儿否认处置有没有权利，当两种权利冲突时，孰重孰轻。另外两大试金石“公民持枪”、“死刑存废”问题，引发的两派争议也类似。
总统尽管可以基于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喜好提名中意的法官，但却很难 “市恩”。中国古代的官场门生、座师、恩主、同年等关系相当重要，一个人仕途的成败与其恩主、座师息息相关，荣辱与共，由此也就逐渐形成一种“市恩”“报恩”文化。而在美国政治构架中，制度设计和舆论监督让总统和国会对最高法的“不配合”难以有较大的“报复”空间。
针对重大社会分歧，赋予最高法院九长老“说了算”的最后仲裁权，也是美国人的历史经验，因为这是解决分歧最适当的方式，如此解决社会成本最低，国家局势最易趋于稳定。2000年布什诉戈尔一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曾托人捎话给戈尔：“戈尔先生，委屈你了，但我不能让美国陷入第二次内战。”也可以说，这是美国版本的“稳定压倒一切”，但通过权威的司法裁决而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
《大法官说了算》解析美国版“稳定压倒一切”
□ 十年砍柴
对美国权力机构，多数中国人最为关注和了解的可能是行政分支的总统，其次是两党针锋相对、总有吵架热闹可看的国会，而对美国国家权力另一重要分支——代表最高司法权的联邦最高法院，不甚了解。
这并不奇怪，美国总统虽然在三权分立中仅仅是行政分支的最高负责人，但工作特点决定他总是站在前台，站在全世界的镜头下，而且，美国选民选出来的总统总是有着明星气质的人，从里根到奥巴马，多半如此。多数国人总会把行政分支负责人的“总统”想象为一国的“最高领袖”——这也是汉译总统所居的“White House”为“白宫”，国会所在的“Congress building”则只能是“国会大厦”的原因。
尽管最高法院大法官相对总统、国务卿、资深议员来说低调、不显眼，但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有关宪法问题和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出现，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时，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往往能起到一锤定音、消弭争斗的作用。中国人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2000年总统选举因佛罗里达州的计票问题布什诉戈尔的案件。最高法院说了算，布什涉险坐上了总统宝座。因此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为镇国九长老，一点也不为过。
那么，九长老凭啥说了算？能把这个问题，向非法学、政治学专业的普通读者说明白的著作，很少。法律学者、供职于中国最高法院的何帆先生新近出版的《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用通俗易懂、妙趣横生的语言，将这个问题解答得比较清楚明白。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的5个月，何帆的译著《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出版。这两本书可以一并阅读。读完这两本书，我觉得对这样一个问题能有所解答：为什么美国能比较长久地强盛、稳定？而纳粹第三帝国、苏联帝国的强盛，只能是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权力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司法的权威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最高法的九长老仅仅是养在大理石殿堂里的摆设，恐怕美利坚的命运亦近乎第三帝国和苏联。
何帆在这本书里努力地为美国最高法院“祛魅”，他希望让人了解这些看上去是法律、道德化身的贤明长老，都是肉身凡胎，人性弱点的偏见和成见，谁也无法完全祛除。而总统提名大法官，出于党派利益考虑，亦是政党政治的常态。
但是，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群体，总能呈现动态的平衡，呈现中国古人所说的“和而不同”的局面，被总统提名顺利当上大法官的人，不但不对总统感恩戴德，还让提名的总统如意算盘落空的例子也不少。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读完何帆这本书，我找到的答案是：大法官们无论偏保守派还是偏自由派，他们无论有多大的分歧，但都能坚守共同的美国立国的底线，如：宪法权威绝对不容亵渎；人的生命、自由、免于恐惧等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所有的人包括大总统，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等。在这底线之上，如何解释宪法和法律，出现分歧当然是很正常的。以区分保守和自由的试金石问题“堕胎”为例。在自由派占上风的时代，最高法判决了支持堕胎的罗伊案，自由派的理由是基于孕妇的人权：孕妇的隐私权、孕妇对自己身体与健康的处置权；而强烈反对堕胎的保守派，理由亦是基于胎儿的生存权。捍卫“人权”是二者的共同点，争议是胎儿有没有权利，胎儿的父亲对胎儿否认处置有没有权利，当两种权利冲突时，孰重孰轻。另外两大试金石“公民持枪”、“死刑存废”问题，引发的两派争议也类似。
总统尽管可以基于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喜好提名中意的法官，但却很难 “市恩”。中国古代的官场门生、座师、恩主、同年等关系相当重要，一个人仕途的成败与其恩主、座师息息相关，荣辱与共，由此也就逐渐形成一种“市恩”“报恩”文化。而在美国政治构架中，制度设计和舆论监督让总统和国会对最高法的“不配合”难以有较大的“报复”空间。
针对重大社会分歧，赋予最高法院九长老“说了算”的最后仲裁权，也是美国人的历史经验，因为这是解决分歧最适当的方式，如此解决社会成本最低，国家局势最易趋于稳定。2000年布什诉戈尔一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曾托人捎话给戈尔：“戈尔先生，委屈你了，但我不能让美国陷入第二次内战。”也可以说，这是美国版本的“稳定压倒一切”，但通过权威的司法裁决而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