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传媒集团崛起探秘：年收入达28.2亿元

商传媒集团崛起探秘：年收入达28.2亿元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1日10:34  《传媒》杂志

华商传媒集团崛起探秘
刊首语
且看华商报如何走市场
在七月份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上，听到柳斌杰署长专门讲到华商报的黄马甲发行队伍将近12000人的规模，让笔者吃惊不小，于是萌生了对华商报作立体报道的念头。回来后向传媒杂志社同志作了介绍，他们立即拍板，派出了一个精干小组专门前去采集华商报业的方方面面资讯。在采访小组的文稿即将刊出之前，我们在一起议论，这份由内刊《侨声时报》改名而来的报纸，1996年濒临关张，1997年发展到今天成为祖国大西北的第一张都市大报，并以此为龙头创办了传媒集团，采编及经管人员15000多人，年总收入达28亿元人民币。华商究竟是依靠什么“魔法”扩张起来的？我和我的同事们认为，最少有四条：
其一，有一位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头人”(原谅我用一下少数民族的称谓，以示我对这位社长的敬佩和钦佩)。
这位“头人”就是在业界已经“谁人不知”的张富汉先生。记者描述了他的霸气让人有敬畏之心，他的执行力让人误以为报社办到了军营，他的低调让记者们多方寻觅难以着笔，而他的“一根筋”则是集西北汉子的秉性之大成。在笔者看来，如此这般的描述，恰恰彰显了他那种敢干事业、能成大业的特质，坚定不移的目标：要为天下第一大报；坚忍不拔的毅力：困难越多，越有底气，难以成事，偏要成事。他才是报社之魂，报社之根！以他为核心的团队是西北报人之骄傲，是中华报人之自豪。
其二，有一条比较彻底的市场化路径。
为了真正地而不是虚伪地、完整地而不是局部地、深入地而不是肤浅地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践行者，做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张富汉等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生。他从当时效益颇佳的省委机关报辞职，放弃了事业编制的身份，到发行量只有区区两万份，亏损额度高达上千万元的华商报报到，颇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和“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情怀！不论其他同行对市场如何“谈虎色变”，或持几分保留，他和他的战友们先是釜底抽薪，后是背水一战，真心实意地与市场化结缘。在采编两分开的前提下，实行全员聘用制、广告代理制、跨地区办报、走出国门办报；特别在当地竞争对手的“围追堵截”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不改初衷，匍匐前行，终于赢得了片片彩云和几多蓝天。
其三，有一个凝聚人心的根本性体制。
据采访归来的同事们讲，华商报已在内部实行了股权激励机制，实际上这已触及到有关所有制改革的一些十分重要的核心问题。尽管华商报的同志考虑到种种不便，没有怎么介绍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股权激励的范围、层次、规模与比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是这种深层次的股权配置以及这种配置带来的激励与约束效应，已经不仅从思想观念，而且从经济纽带上把这个团队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并且由过去走到今天，由今天走向明天。我们预测这种利益共同体的模式一定会派生出若干更加积极的效应，更持久的效应，而且，正在改制的书报刊企业或集团一定会走到这个方向上来。
其四，有一种回肠荡气的报业企业文化价值理念体系。
张富汉和他的战友落户到华商报迄今已有13年了。13年也许对一些人是长，对一些人是短；对一些报社是长，对一些报社是短，但对张富汉和他的团队来讲，也许是苦辣酸甜，感慨万千的。之所以能走到今天(看来走到明天和后天，问题也不是太大)，除了其个人魅力、体制支撑、市场压迫等方面原因之外，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该报的企业文化建设功不可没。不仅领导和部属之间的兄弟姐妹情谊，不仅报社与业界友好合作的界面，关键是在整个采编工作中实行并坚持了一种阳光、道义原则，一种风范和胸怀理念，倡导追求光明的、美丽的、善良的、动人的人性，不要过多地关注凶杀抢掠的东西，力争成为被报道对象，被服务对象的朋友，与他们尽可能地融合在一起，让生活更健康，让世界更美好。那种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以挖掘阴暗面来吸引眼球，从而争取广告客户的套路，与这种文化价值主张是格格不入，而显其猥琐和低下。至于华商报的真正文化底蕴，本刊将继续追踪报道。
策划人语
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顺应时代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8月13日至14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青岛举行，总结了改革成果，安排和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为贯彻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指导精神，我们策划了“新闻出版改革系列报道”，拟选择部分走在改革前列的新闻出版单位进行系列报道，以案例分析的形式总结成功经验，剖析存在的问题，研究改革的路径，为业界提供借鉴。
华商报业早已在业界闻名遐迩，但由于其一贯低调的风格，关于他们的改革情况和创造的业绩，大家知之甚少。今年年中，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分别于6月末和7月末到华商报业视察。领导同志如此密集的视察，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华商。由亏损1000万元到年收入28个亿，在四座城市办了4份都市报，每份发行量都是当地第一，华商靠什么赢取的市场？其跨地区经营经历了哪些风雨？支撑华商发展的是怎样的一种机制、怎样的一个群体、怎样的一种精神？本期报道将为大家解决这些疑问。
这次到华商报的采访，给我们最深切的体会是：改革就是要打破现有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因此，改革需要勇敢者先行一步的探索。改革先行者就像赛跑的领跑者，他要承受更大的阻力，需要更大的勇气。当我们盘点改革的累累硕果时，别忘了向改革先行者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
八百里秦川写传奇
——华商传媒集团崛起探秘
本刊记者 杨驰原 彭波 徐颉
据说，吼一声秦腔，八百里秦川之气尽入胸怀。西安，一座诞生秦一统、唐盛世的千年古都，地域性格中的开放、自立、朴拙如同秦腔般萦绕在这个城市系统的方方面面，比如报业。《传媒》记者此行的目的地，距离西安古城墙含光门只有5 分钟车程，5分钟后，华商报业的13年传奇，将我们从古都绵延的历史拉回到现代报业崛起的波澜壮阔之中。
似乎很难相信，中国都市报的翘楚之一会出现在陕西——中国内陆腹地、西部欠发达地区。《华商报》以及以《华商报》为龙头组建的华商传媒集团，凭借“市场化”利器闯荡报业13年，冲破了“报业发达地区唯有北上广与沿海各省”这样的固有判断。事实上，这座古城赋予这份报纸的远非飘渺的历史优越感，它所提供的良性传媒生态环境是华商报业持续生长的土壤，也是我们探问的重点之一。
当我们把华商报业放入坐标来观察，横看竖看，华商都堪称报业传奇。
从亏损1000万，到年收入28.2亿元、年利润3.8亿元；从一张报纸，发展为运营7报5刊5网和15家公司的一个大型现代传媒企业；从单一的报纸，扩展到杂志、网络、出版、投资、配送、印刷、会展、户外广告、DM等产品形态；从30多名员工增加到15000人；从西北一隅扩张到北京、天津、重庆、沈阳、长春和南非……这一切都是在13年中实现的。
这是从华商自身一个维度，是坐标的纵向观察；让我们再从另一个维度——坐标的横向来观察。全国已经成立的报业集团，几乎都是以党报为主，由都市报自行组建的传媒集团，华商是独此一家；华商传媒集团的“旗舰”《华商报》2009 年广告收入6.5亿，居全国前列，并且连续4届跻身全国都市报竞争力前4名。再找一个与西安同级城市来比较一下：哈尔滨常住人口989.86万，中心城区人口350万，2009年GDP3258.1亿元；西安常住人口843.46万人，中心城区人口300万，2009年GDP2719.10亿元。同属二类城市，哈尔滨的都市报发展比较早，但至今，其最大的两家都市报2009年广告收入总和不到3.2亿元，仅相当于《华商报》的一半，相当于整个华商集团的11%。
华商创造了奇迹，创造了辉煌。那么如此辉煌的跨越，是一些什么原因造就的？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
华商之路：百道雄关从头越
“醒得早，跑得快”，当《传媒》记者探问华商成功秘诀之时，张富汉董事长这样回答。他说，在历史赋予同时代报纸同样的甚至更好的发展机遇之时，《华商报》只是较早地张开双眼寻找“市场化”变革的光明之路。但关于《华商报》的故事，却要从西安报业市场的另一份报纸说起……
命运打开了另一扇窗
张富汉，行伍出身，1986年作为兰州军区某部的宣传干事曾穿梭在老山前线的枪林弹雨中；刘东明，陕西军区现役军官。退伍之后，二人均转业到陕西日报社，1994年《三秦都市报》创刊之后，分任报社副主编与新闻部主任。他们新闻生涯的重大转折，源于对《华西都市报》席文举的一次取经。
1995年，《华西都市报》凭借市场化的运作理念和全新的竞争策略开启了中国都市报之先河，也因此成为兄弟报社研习的样本。张富汉与刘东明怀抱将《三秦都市报》打造成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报的理想入川求教，与席文举一席长谈后，《华西都市报》的市民生活报定位、强势新闻策划和敲门发行的市场举措等成为二人取回的“真经”。
南橘北枳在都市报萌芽的时代，已然存在风险。但两人遇到的更大阻力却来自《三秦都市报》尚无法摆脱的体制窠臼。入川取经后的张富汉与刘东明将所得写成完整详尽的报社运营方案，虽然大多模仿《华西都市报》，但也有一些创新，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份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设计的方案。然而在1996年，一些传统党报尚无法接受这份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方案，几次运作都未达到预期目标。
当命运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必定会打开另一扇窗。1988年创办的内刊《侨声时报》在1992年改名为《华商报》，经过几年发展，到1996年已是步履维艰。作为一份发行量不到两万份的小报，几年间的累计亏损已达上千万。陕西省新闻出版局与《华商报》主管主办单位陕西省侨联决定将其停办，无奈之下的《华商报》恳请再允许其运营一年，并在社会公开选聘总编辑。
《华商报》创新改革的诚意，吸引了改革方案两次受挫的张富汉与刘东明，两人辞去《三秦都市报》的原有职务，放弃事业编制，带着整套运作方案来到危机中的《华商报》。双方一拍即合，两人组成新的班子，封存报社原有的20个事业编制，对报社进行整体改造。
一张即将搅动西安报业市场的报纸开始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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