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何碧辉：记忆王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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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0-11 14:28 作者:何碧辉 字号：大中小 点击:432次
此生晚矣，没有经历王造时先生在“五四”、抗战、反内战时的爱国民主运动，所幸与先生有缘于复旦园。可惜在那场十年动乱的浩劫中，还不到70岁的先生含冤去世。
坚定的爱国民主立场
王造时先生是江西安福人，生于1902年8月。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在《自述》中说：“我代表清华参加，又被拘捕。通过五四运动和两次拘捕，爱国主义深入我心，从此以后，反帝运动我无役不从，几十年如一日。”
1925年8月，王造时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1929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30年，在游历了欧洲一些国家后，他经苏联回国，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
“九·一八”事变后，王造时发表《救亡两大政策》，主张对外抗战，对内实行民主。与章益、谢循初等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校教授救国会和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发表《教授抗日救国篇》，公开号召教授站出来，支持学生和各界民众抗日救国。在战争紧急情况下，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及留沪国难会议座谈会推举他和其他两人为代表，前往北平督促张学良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以解上海之危。1932年底，王造时积极参加宋庆龄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行委员。王造时的言行，引起当局注意，对他进行种种利诱和迫害，他仍坚持自己的爱国民主主张。
1935年12月，上海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6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王造时均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救国会以鲜明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对南京政府“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政策进行了批评，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1936年11月22日，王造时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被当局以“危害民国罪”拘捕，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抗日战争期间，王造时始终主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争取最后胜利。
抗战胜利后，王造时又投身到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支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等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关于反美扶蒋，王造时曾起草《致司徒雷登的公开信》，发表在《大公报》上，有许多知名人士签名，影响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王造时欢欣鼓舞。1950年5月28日，上海解放一周年时，王造时发表《几点感想》一文，认为“人民政府是廉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1954年8月，上海第一届人民代表普选时，他说：“解放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就有了普选的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再度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正确和伟大。”
1957年5月，王造时先生在上海市政协的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法制的指导原则，而社会主义的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也就是它的内容。民主的原则，靠法律的制定，形成为公共遵守的行动规范，并且靠法定的机关来具体执行。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制。
同年，王造时先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结果，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错划为“大右派”。
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迫害
1960年9月，王造时先生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他学问渊博，在与朋友闲谈时，常常涉及古今中外的历史、政治、外交等等方面，例如英国工党的历史、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概况等等，结果变成了所谓“王造时企图组织社会民主党”的荒谬说法。公安机关据此煞有介事地进行了“侦察”，如此捕风捉影最后当然不会有结果。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以“群众专政”的名义进驻王造时的家，对他进行所谓“隔离审查”。1966年11月2日，王造时先生被拘捕，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
在看守所，王造时先生提出三点声明，其中主要一点便是：“关于组织反革命社会民主党是莫须有的罪名。”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12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关于王造时的平反决定》明确宣布：“经查：王造时案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造成的错案，原定王造时组织反革命政党问题，属不实之词，应予否定。”
安息之地
王造时先生是何时何地去世的？他的骨灰又埋在哪里？
王造时被拘捕之后，曾经被审问过几次，均不得要领，就放在一边“没有再提审”，成为所谓的“未决犯”。1971年6月一天，王造时先生突然胃穿孔，被送到提篮桥监狱医院救治，可未见起色。
周恩来总理得知王造时病危的消息后，打长途电话询问，要求尽力抢救。监狱医院将王造时转送当时的东方红医院（即瑞金医院）抢救。在东方红医院内科1971年8月5日给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的《治疗情况报告》中这样写道：“病人1416（王造时先生在看守所的代号），69岁，71年7月30日凌晨二时，因黄胆腹水肝昏迷先兆转来住院……目前诊断：肝硬化，腹水感染，感染促发肝功能衰竭，肝昏迷先兆，电介质紊乱……71年8月5日下午10时45分死亡。”
王造时的骨灰，于1973年3月在他的女儿王海容病逝之后，由王海容的丈夫沈珊雄教授和王造时先生的夫人郑毓秀女士送到沈珊雄教授的老家——浙江余姚安葬。安葬在那里的，还有王海容早逝的哥哥和姐姐——这是王海容生前的愿望。
为外孙女取名
王造时先生的原配夫人是1956年3月病故的。1961年，经介绍，王造时与上海绒毯厂女工郑毓秀女士结婚。郑女士的舅舅是上海滩当年颇有名气的资本家李康年先生。王造时曾说，大家都有类似的遭遇，彼此都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他们婚后互相照顾，感情甚笃。
王先生与原配夫人育有两男两女。可是长子王钧陶，1946年因为当时国民党特务对他家进行恐吓而受到了刺激；次子王钧枢，50年代中期因恋爱受挫精神失常；长女王海若50年代末去世。
王造时先生的小女儿王海容，自幼聪明伶俐，是复旦大学物理系56届学生。在“反右”斗争中，她同父亲一样，也被错划为右派。在复旦大学光学工厂劳动改造4年之后，王海容在1961年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她工作学习认真，还进修英语，成绩也很优秀。60年代学校开始重视外语教育的时候，她被调到华师大二附中担任英语教师。
“文革”开始后，因为父亲的所谓问题，自己又是摘帽右派，王海容受到了冲击，使她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1973年3月，她因患乳腺癌病故。王海容的丈夫沈珊雄，是王海容复旦大学物理系不同届的同学，也是错划的右派，也曾在复旦大学光学工厂劳动改造。他们俩始终相亲相爱，他们的女儿——沈桑榆，大学毕业后赴美国西北大学留学，获得化工类博士学位，定居美国。沈桑榆有两个孩子。沈珊雄先生曾告诉我：“‘桑榆’这个名字是王造时先生亲自取的。得之于《后汉书·冯异传》的‘失之车隅，收之桑榆’。”
沈桑榆幼时住在外公家。王造时先生1966年“隔离审查”时她三岁。王先生的家就是隔离室，当时只有她可以自由地从这间房跑到那间房。但是，红卫兵抄家和“审训”王先生时的情景，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造时先生的冤案得到昭雪。1980年8月，各界人士在上海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悼词称：“王造时先生的一生不愧为爱国民主人士的一生，中国人将永远怀念他。”(2007.07)
来源:联合时报
此生晚矣，没有经历王造时先生在“五四”、抗战、反内战时的爱国民主运动，所幸与先生有缘于复旦园。可惜在那场十年动乱的浩劫中，还不到70岁的先生含冤去世。
坚定的爱国民主立场
王造时先生是江西安福人，生于1902年8月。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在《自述》中说：“我代表清华参加，又被拘捕。通过五四运动和两次拘捕，爱国主义深入我心，从此以后，反帝运动我无役不从，几十年如一日。”
1925年8月，王造时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1929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30年，在游历了欧洲一些国家后，他经苏联回国，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
“九·一八”事变后，王造时发表《救亡两大政策》，主张对外抗战，对内实行民主。与章益、谢循初等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校教授救国会和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发表《教授抗日救国篇》，公开号召教授站出来，支持学生和各界民众抗日救国。在战争紧急情况下，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及留沪国难会议座谈会推举他和其他两人为代表，前往北平督促张学良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以解上海之危。1932年底，王造时积极参加宋庆龄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行委员。王造时的言行，引起当局注意，对他进行种种利诱和迫害，他仍坚持自己的爱国民主主张。
1935年12月，上海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6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王造时均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救国会以鲜明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对南京政府“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政策进行了批评，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1936年11月22日，王造时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被当局以“危害民国罪”拘捕，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抗日战争期间，王造时始终主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争取最后胜利。
抗战胜利后，王造时又投身到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支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等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关于反美扶蒋，王造时曾起草《致司徒雷登的公开信》，发表在《大公报》上，有许多知名人士签名，影响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王造时欢欣鼓舞。1950年5月28日，上海解放一周年时，王造时发表《几点感想》一文，认为“人民政府是廉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1954年8月，上海第一届人民代表普选时，他说：“解放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就有了普选的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再度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正确和伟大。”
1957年5月，王造时先生在上海市政协的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法制的指导原则，而社会主义的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也就是它的内容。民主的原则，靠法律的制定，形成为公共遵守的行动规范，并且靠法定的机关来具体执行。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制。
同年，王造时先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结果，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错划为“大右派”。
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迫害
1960年9月，王造时先生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他学问渊博，在与朋友闲谈时，常常涉及古今中外的历史、政治、外交等等方面，例如英国工党的历史、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概况等等，结果变成了所谓“王造时企图组织社会民主党”的荒谬说法。公安机关据此煞有介事地进行了“侦察”，如此捕风捉影最后当然不会有结果。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以“群众专政”的名义进驻王造时的家，对他进行所谓“隔离审查”。1966年11月2日，王造时先生被拘捕，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
在看守所，王造时先生提出三点声明，其中主要一点便是：“关于组织反革命社会民主党是莫须有的罪名。”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12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关于王造时的平反决定》明确宣布：“经查：王造时案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造成的错案，原定王造时组织反革命政党问题，属不实之词，应予否定。”
安息之地
王造时先生是何时何地去世的？他的骨灰又埋在哪里？
王造时被拘捕之后，曾经被审问过几次，均不得要领，就放在一边“没有再提审”，成为所谓的“未决犯”。1971年6月一天，王造时先生突然胃穿孔，被送到提篮桥监狱医院救治，可未见起色。
周恩来总理得知王造时病危的消息后，打长途电话询问，要求尽力抢救。监狱医院将王造时转送当时的东方红医院（即瑞金医院）抢救。在东方红医院内科1971年8月5日给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的《治疗情况报告》中这样写道：“病人1416（王造时先生在看守所的代号），69岁，71年7月30日凌晨二时，因黄胆腹水肝昏迷先兆转来住院……目前诊断：肝硬化，腹水感染，感染促发肝功能衰竭，肝昏迷先兆，电介质紊乱……71年8月5日下午10时45分死亡。”
王造时的骨灰，于1973年3月在他的女儿王海容病逝之后，由王海容的丈夫沈珊雄教授和王造时先生的夫人郑毓秀女士送到沈珊雄教授的老家——浙江余姚安葬。安葬在那里的，还有王海容早逝的哥哥和姐姐——这是王海容生前的愿望。
为外孙女取名
王造时先生的原配夫人是1956年3月病故的。1961年，经介绍，王造时与上海绒毯厂女工郑毓秀女士结婚。郑女士的舅舅是上海滩当年颇有名气的资本家李康年先生。王造时曾说，大家都有类似的遭遇，彼此都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他们婚后互相照顾，感情甚笃。
王先生与原配夫人育有两男两女。可是长子王钧陶，1946年因为当时国民党特务对他家进行恐吓而受到了刺激；次子王钧枢，50年代中期因恋爱受挫精神失常；长女王海若50年代末去世。
王造时先生的小女儿王海容，自幼聪明伶俐，是复旦大学物理系56届学生。在“反右”斗争中，她同父亲一样，也被错划为右派。在复旦大学光学工厂劳动改造4年之后，王海容在1961年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她工作学习认真，还进修英语，成绩也很优秀。60年代学校开始重视外语教育的时候，她被调到华师大二附中担任英语教师。
“文革”开始后，因为父亲的所谓问题，自己又是摘帽右派，王海容受到了冲击，使她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1973年3月，她因患乳腺癌病故。王海容的丈夫沈珊雄，是王海容复旦大学物理系不同届的同学，也是错划的右派，也曾在复旦大学光学工厂劳动改造。他们俩始终相亲相爱，他们的女儿——沈桑榆，大学毕业后赴美国西北大学留学，获得化工类博士学位，定居美国。沈桑榆有两个孩子。沈珊雄先生曾告诉我：“‘桑榆’这个名字是王造时先生亲自取的。得之于《后汉书·冯异传》的‘失之车隅，收之桑榆’。”
沈桑榆幼时住在外公家。王造时先生1966年“隔离审查”时她三岁。王先生的家就是隔离室，当时只有她可以自由地从这间房跑到那间房。但是，红卫兵抄家和“审训”王先生时的情景，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造时先生的冤案得到昭雪。1980年8月，各界人士在上海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悼词称：“王造时先生的一生不愧为爱国民主人士的一生，中国人将永远怀念他。”(2007.07)
来源:联合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