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粟裕，刘伯承的恩怨 - 【 时事与法 】 - 东风论坛 ---情系东风,关注民生 ...

彭德怀与粟裕，刘伯承的恩怨
58年批粟及粟裕的漫漫平反路
下文将进入更核心的领域：58年批粟及粟裕的漫漫平反路。我写这段文字也有些顾忌，因为某些东西即便在今天也不好说。只好尽可能地描摹真相了。涉及粟裕平反的个别地方用了春秋曲笔，细心的读者当可看出。我们这段历史主要涉及的是彭德怀粟裕，再加上聂荣臻刘伯承等。说起来牵扯的可能就太多了，故只择要而谈。
粟裕与聂荣臻共事时间甚短，惟一出现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聂任代总长期间（首任总长是徐向前，但徐因病未赴任，由副总长聂荣臻代）。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主席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个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代总长的意见办理。没想到毛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１９５２年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我的看法是：这两个人的人品都没问题。粟不用说。聂虽军事才能差，但党性坚强，长征中曾坚决反对林彪轰毛泽东下台，那句名言“我要实施政治委员的最后否决权”不少军史爱好者都耳熟能详。建国后长期带病主抓尖端武器，并卓有成效，可谓“战而不能屈人，不战而能屈人”的元帅。但粟裕军事上才能上太杰出，而彭德怀未归国时的总参主管作战，权力又是极大；且粟裕不善社交，虽谦虚抑让，但涉及具体的军事问题，往往据理力争，毫不让步。解放战争对毛便是如此。种种这些结合到一起，聂荣臻心中难免会有芥蒂。这本是人之常情。读者深谙世故的，当能明白我的意思。后来，聂粟之间的“误会”有无消除，聂在58批粟中是否对彭德怀的态度有影响，社会上也有一些传闻，但无可靠史料依据，委实不敢说。
本文还没怎么提到彭老总。但提到58年批粟，以及先前与反教条同步的批刘伯承，彭德怀都是主其事者。这里就要详细提一下他的个性。以纠正常人眼中完美无缺的悲剧英雄的形象，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这样，就无法得出批刘批粟真相。
众所周知，彭德怀个性倔强、孤傲。这一性情一方面表现为他在战争中的勇敢、无畏，以及后来的刚正和坚忍；而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则是心胸狭窄、目中无人和瑕疵必报。使用这样的贬义词形容彭德怀这位悲剧英雄颇为不敬，但为了分析他这位历史人物的种种行为因果，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无法回避。事实就是事实。
一位从江西时代就与彭德怀很熟悉的老将军，对彭的个人评价只有很无奈的一句话：“彭总这个人呐，他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彭德怀一向对与他同级的将领持有蔑视的态度，“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而参加朝鲜战争的恰恰都是这些同级将领带过的部队，彭的个性使他在处理这些上下级关系时加深了矛盾。五次战役后彭与三兵团司令王近山等人检讨战役过程，对原属二野的三兵团他竟说出这样的话：“人家是专家，我是丘八。你们不都是刘伯承带出来的么？刘伯承不是挺讲战术么？你们怎么不讲战术啦？”
彭德怀本人的军事素养并不高，他的作战能力基本是依靠他身经百战的军事生涯积累的战争经验，而不是以指挥艺术见长。这一点结合了他孤傲偏激的个性，使得他对于那些学识丰富、理论全面的同行们以及军队正规化的行动有着本能的抵触。
彭德怀回国后总了军，首先打击的就是刘伯承和他的南京军事学院。在此有必要多说几句刘伯承的背景，刘从来不是毛泽东的嫡系将领。他虽是早年的川中名将，南昌暴动的参谋长，但未随朱老总上井冈山，而是去了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训后于三十年代初才到江西任红军总参谋长。他的正规化军事理念与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游击战观念历来有冲突。
毛对刘一向是使用而不信任的态度。晚年的毛泽东在对张玉凤评价邓小平时，曾用蔑视的口吻说过“他只听两个半人的话，从不听我的话”。两个半人即是刘少奇、周恩来和刘伯承，刘伯承是残疾人，故毛称之为“半个人”，由此可见毛对刘的敌视态度。而彭德怀多年以来一直都是毛泽东在军中最主要的支持者，其作用有时甚至都要超过朱总司令，毛和彭在对刘伯承的态度上完全一致。这里顺便说一句，毛泽东对林彪虽然一直是重用提拔，信任有加，但完全依靠他掌军则是庐山会议之后了。而且彭德怀下台之后，贺龙是军委第二副主席，也是毛用以牵制林彪的主要人物，取消军衔制就是他的杰作（可见，即便是嫡系，毛也在防，他唯一不防的是他自己。另外，淮海和渡江之后，二野扫平大西南，刘邓坐镇重庆，此时毛派贺龙率18兵团从北面入川，钳制味道已经出来。刘遂心领神会，自释兵柄，提出办军校，毛立许之。哪知后来还是难逃大难。贺老总并不是个老粗，屡屡在关键时候被毛派上夹钳的用场。要说他也不是嫡系，起家是靠两把菜刀，熟谙湘西土匪那一套。何以被毛用作关键人物，读者有以教我）。所以林彪后来那么恨贺龙。
事件的起因是南京军校的授课内容中，讲授了不少苏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战例，苏军归纳为“十次打击”。彭德怀对此甚为不满，向毛泽东进言，并将毛的指示向军内的高层传达，核心即“专门讲人家的什么十次打击，而我们自己一百次打击都有过，却不肯讲。”彭德怀据此在军委内部开始对刘伯承进行批判，并迫令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检讨过关。当时刘伯承旧伤复发，被迫兼程进京，在怀仁堂的数百名高级将领面前，发着高烧作检讨，当场“独眼之中老泪纵横”。而对刘帅的检讨，数百名将军的态度却是惊人地一致：全场起立报以掌声，以示对他的尊敬！而从另一角度对这次批判表示不满。刘伯承从红军时代就任瑞金红校校长，长征时任红军大学校长，可说是门生遍布全军。加上他对军队建设起过历史性的作用，本人又善于带兵且战功卓著，使得彭德怀对刘伯承的批判无形中起到了“伤众”的负面效果。
这次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刘伯承被调离了南京军事学院，学院也因而降级；同年训练总监察部业组建完成，人员到位。军委本已明令刘伯承任部长，而刘帅因此次的事件没有到任，旋而由叶剑英接任了这一职务。从此，曾被白崇禧称为“共军第一号悍将”的刘伯承再未担任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军职。同时，这次事件也成为后来波及更大的军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前奏曲。
这里讲个插曲。早在红军时期，刘帅就为军队最基本的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把伙夫叫炊事员；把伙夫头叫司务长；把司令官叫司令员；把护兵叫通信员或警卫员等等。他翻译校订过《合同战术》、克劳 塞维茨的《战争论》。据后来做了海军副司令员的杨国宇回忆，挺进大别山过黄泛区时，一天刘帅审订《合同战术》的时候讲，翻译把“混成旅”翻成了“杂种旅”，引为笑谈。
朝鲜停战前，刘伯承就在南京开始对全军高级将领进行轮训。让这些其中不少是半文盲的老兵痞走上正规军人的轨道谈何容易？他们个个身经百战，军功显赫，军校的教官却只是国军的留用人员。“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轮训的艰难可想而知。而刘帅从红军时代起就是军队正规化的极力推行者，他的许多建军方案到今天还在执行。也正是由于他的学识、威望及努力，这场历时数年的轮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五五年时，连许世友、陈再道（二人都是徐向前培养的得力干将，许后来更是成了毛的李逵式人物，此人据说平生也只听两个半人的话：两个为毛泽东徐向前，半个为周恩来，喝酒赢了许世友）这样的老粗都已通过了毕业考试。可以说，南京军事学院在那几年里是中国军队正规化的一项成就。越是到了现在，我们越是能够体会到刘帅的伟大。
上述文字很容易令人产生我把彭当成反面角色的印象。这决不是作者的本意。从庐山会议来说，彭德怀的确是英雄，战争年代的彭总就更不用说了。我只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英雄也是人，也有失误，也有罪过。实事求是是我们看待任何历史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事实是，在对刘伯承的问题上，毛泽东确实应负有责任，不能完全归到彭德怀的头上。历史如允许假设，那么即使没有彭德怀，毛泽东迟早也会给刘伯承来那么一下子的，可以说彭德怀让毛当枪使了。刘伯承如果没有毛的默许，又怎么能这样轻易为彭搞倒？难道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与刘伯承关系极好的当时的政治局常委都是漠视此事并无所作为的么？要知道，刘伯承实际上是周恩来南昌起义的前敌总参谋长，是周恩来系统的老军事班底（周恩来早年也是俄派打法的支持者之一）；就像林彪原来是朱德的人一样。但刘未像林彪那样频频对毛泽东表忠心，加之一直“道不同”，故在毛泽东心中依然是杂牌。不过“杂”得没有徐向前那么厉害，故叫林彪在东北吃肉，吃得肥肥的，然后好荡平神州；叫徐向前养病，养得是时候了去晋南啃骨头；叫刘伯承就到中原吃那些半肉半骨头的东西。林彪其人，庐山上看到毛泽东讥讽朱德在批彭问题上“隔靴搔痒”，便公然大声斥责朱德“你有什么资格称总司令！”对林彪，不能一棍子打死，但其人性格上上坏的成分居多，这确是历史事实。作为一位名将，如此忘恩负义，忘记朱老总当初慧眼识才并提拔自己的恩德，见风使舵，简直给军人抹羞。林的人格与粟刘确是没的比。又扯远了。有人说58年毛用西北搞掉华东和中原，59年用东北又搞掉西北。这话说得阴气森森，但也确是近于真相的。
那么，毛泽东和彭德怀为什么要搞掉本文的主人公粟裕呢？毛泽东要拿掉粟裕的理由前面已有涉及：第一，粟裕军事上太杰出，在军队影响大，而且太有独立见解，不吹拍，难以驾驭控制，给人尾大不掉的感觉。第二，此人跟刘伯承在一起，而且观点相近，军事思想跟自己不合拍。道不同不相为谋。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下来以后，周恩来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１９５２年７月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彭德怀很快走马上任，并立即提名调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担任副总参谋长。于是，黄克诚成了彭德怀抓军事和总参工作的主要日常助手。虽然粟裕于１９５４年１０月任总参谋长，但黄克诚同时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实际上全面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不难看出，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也是信不过的。具体原因没看到材料，他俩以前也没什么工作上的交往，我也只有猜测：粟裕与刘伯承私交极好。这为彭所不喜。粟裕在党内军内一向是“君子不党”的作风，与将帅如果特别投缘也只是军事观点的相近起因。尽管他最喜欢手下作风硬朗顽强的四方面军将领，但与徐向前没有共同作战的经历，我也未见到二人交往密切的史料，因此不好说他与徐向前有多深的交往。但他与刘伯承倒是在淮海等战役有过合作的。粟裕本人对于刘伯承十分尊敬，刘伯承品格高洁，胸怀宽广，对粟裕这位后进奇才也是毫不保留地推赞。史有明文的有：
一九四九年九月，粟裕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刘伯承在中外记者面前把粟裕推到了前台。刘伯承介绍说：“这位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大家注意：据说后面的“之一”是58年陈毅让加上的。让我们来分析分析。后来粟裕评了大将，按军衔，似乎他还不配去掉“之一”这二个字。但按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来说，加上“之一”是谈不上称赞的。假如我们说“美国是今天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那你说这是在夸美国吗？这其实是一种否定，言下之意是说你美国没什么了不起，我就是不服你，你别那么神气。假如外国人说“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我们会感到对方是有意把唐朝往低处说。因为印象中唐是最强的，不该加“之一”。因为加“之一”的话，没必要说唐。符合“之一”条件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算少。当时粟裕身为副职，名气很小，刘伯承非要加“之一”的话，以他当时比粟裕高得多的“人气指数”，那就成了居高临下地夸粟裕，反而成了一种贬。那样的话夸还不如不夸。
为将者，讲的是战功。而且越是杰出的将领，对资历越看轻，对战功越看重。连林彪这样孤高自许的人，都赞赏粟裕，说粟裕打的仗是“神仙打的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以刘伯承“当代孙武”的身份，不太可能拿自己的资历说事，而解放战争中的战功又明显不及粟。所以他是绝对不可能当着粟裕的面居高临下的。故而按常理分析，他不可能在夸粟裕时加上“之一”二字。但是到了1955年，军衔尘埃落定，原话中不加“之一”是惹人恨的，也许恨的人没有十个（元帅）这么多，但肯定不是零。所以我猜“之一”是1955年后才被人加上去的。这种推理我认为在逻辑上是严谨的。
另外还有一次在南京军事学院教课，学生中有赞他是“常胜将军”的，刘伯承说：“我不是常胜将军，粟裕才是常胜将军。”刘伯承本是个谦虚的人，但这种情况下是无须谦虚的。尤其是他主动夸的粟裕。
《大决战》把淮海战役的胜利演成了“集体智慧的成果”，读者能想像这么大的决战、并且难度很大，会是“不需要主将，只需要一个靠电报往来的总前委就可以取胜”吗？中央就算没有给哪个人主将的军权，其意义无非是加大了取胜的难度，但肯定有人在做主将做的工作：从全局考虑，安排每一场仗，到控制战争的节奏，不受动于人，而这种工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只不过是个文艺色彩极重的谎言。所以主将一定不是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也不是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不是华野司令陈毅，也不是中野司令刘伯承，实际上只能是粟裕。但他得不到主将的军权，或荣誉。刘对此心里有数，所以在公开场合这样夸他。
我想刘伯承的这种称赞，有二层意思：一、刘不敢反对“跃进大别山”的决定，而粟抗言不去闽浙赣，即“三个纵队暂不过江”；二、淮海战役如果刘伯承本人向中央提出合兵，自己当副司令员，淮海会打的更漂亮。这一点，刘心里有数。而在一不利条件下仍能取胜，实在难为了粟裕。因为当时华野实力比中野强得太多，出了事，负责的只能是华野。第二阶段就是中野点菜，钱没带够，华野买单。战争全局也由粟裕安排，刘伯承就算考虑了全局，是不是有力量像粟裕那样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一种大局观来？历史没有假设。也不好假设。但我们应有如下推测：刘伯承参谋长出身，做司令本是半路出家。他一生极为擅长也极为喜爱打巧仗，一生的得意之仗都是那些代价很小的仗。在中原与白崇禧那样的战力极强的部队就不敢正面交手。但是解放战争后期，战局的发展一大特点是“打硬仗”，要求解放军对要点顽强固守，而不再是“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正应了一句古话“大巧不工”。此种类型的战争，显得不再像红军及抗战时那样灵活了。而且想灵活也是“灵活”不起来的。因为几十万大军、庞大的后勤、后勤路线及我军转移兵力路线，均为我所必保，这都是制约因素。而在红军及抗战时的战争中，这些因素虽然也存在，但对我军的制约力要弱得多。而此时的战争，与红军及抗战时期相比，还有一大不同是，它主要发生在平原地区，发生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在红军及抗战时的战争中，我军是一直避开平原，避开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故而由于学院派加上过于求巧的特点，刘伯承在目睹了粟裕的大手笔之后，是心悦诚服的。他这种比较纯粹的军人，心中有话，口中便自然流露出来了。只是这些军事上的细微关节与奥妙，却又不是陈毅，邓政委，谭震林等外行看得出来的了。
以粟刘二人这样的背景，加之粟刘在军队建设思想上也有共同语言，彭德怀不喜粟裕也便是自然的事情了。
一方面彭德怀信不过粟裕，另一方面粟裕为人又一向坚持原则，不事迎合，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是毫不退让，据理力争，加上他们之间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上看法的某些不同，两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矛盾。粟裕就任总参谋长之后，很快就提出抽几个军作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的建议。对此，彭德怀认为没有必要，说全国都属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织战略预备队。粟裕则坚持认为，等战争爆发再抽调组织这支部队，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爆发，交通被破坏，部队行动受阻，将会失去战机（今天军队就是这么做的。由此可以看出粟裕的远见）。成立国防部后，各总部仍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但彭任国防部长后，加大了国防部的作用，粟裕本人就同时兼任国防部副部长。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６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而且，彭德怀每审一次稿子，都要把粟裕痛骂一顿，使得粟裕不知所措。即便平时，粟裕在上报文件写上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彭就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不写而直接上报，彭又说：“怎么，又想越级告状？！”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在工作中很难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支持，他对军队建设和日常工作提出的许多重要建议和意见，自然也得不到重视和及时的批复，这不免要影响到总参工作的正常运行，包括他主持下拟定的全军的作战计划，竟也长时间得不到批复。而越是这样，粟裕就越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58年5月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他还当面向毛泽东表示希望能够直接跟毛谈谈自己对军队工作和总参工作的意见。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也已经不再信任他了。此时毛泽东的想法已经是鸟尽弓藏，已经是想怎样拿掉他的“枪杆子”了。
在批粟之前，彭德怀先以反教条主义的名义批了刘。此时时代背景是57年的反右。58年7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发话：军队落后于地方，落后于形势。彭于是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只是小打小闹，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揭示出实质性的东西来。用一句小平的话就是“会议温度不够”。为了给会议加点温度，中央放话，摊开心腹，敞开肚皮谈。于是会议迅速加温。有人便捅出“将帅不合”，说“粟总长与彭总有矛盾”。彭德怀建议这个问题放开讲。于是，就有阿谀彭总的人站出来，“揭发”粟裕两条罪状：一，目空一切，向党要权，历来与领导搞不好关系；先后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没搞好关系。
粟裕的人品没有问题。诸多事实为证。只是平素不善社交，而又对军事上认定的当仁不让据理力争。这种“非中国化”的个性在中国历来是吃不通的。现在依然如此。这里引一段与粟裕私交很好的陈赓大将的话：６０年代初，粟裕与陈赓都在上海某高干医院治病，二位大将正在日光室聊天，陈赓忽然对粟裕说：“中国历来有两大忌：一忌功劳太大，能力太强；二忌不迎合，不吹拍。你老兄这两忌都犯了，怎么会不倒霉呢！”我以为这是说到点子上了。
第二条罪状是所谓“告洋状”。１９５７年１１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却被58年军委扩大会议组织者认为粟裕是“告洋状”，后上升为“里通外国”。
粟裕面对种种不实之词，也想解释几句。然而，越解释会场的火药味越浓。当他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和主动不就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彭德怀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一位军委领导（此人是谁我尚未查到）甚至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必须指出一点：向林彪汇报会议内容的是黄克诚。林彪看到军委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后，才转报毛泽东。实际上，批粟与林无关。前文已述，林彪对粟裕其实是相当欣赏的。林彪不是如彭德怀一样本能的不喜欢甚至讨厌粟裕。这里有个现像：军事好的将领对粟裕的印象及评价都不错，如刘伯承林彪陈赓，军事上不是太好或是不行的将领如彭德怀陈毅聂荣臻与粟裕之间都有嫌隙。
军委扩大会开始后，毛泽东曾向海军司令肖劲光大将征询对粟裕的看法。肖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毛点头赞同。此后毛又讲了句公道话：“粟裕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实际上是保了粟裕。
军委扩大会议于７月２２日结束。粟裕近两个月的日批夜斗也就告一段落了。８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随即，有领导找粟裕谈话，调他去军事科学院任职，可以搞点科研，但不要接触部队。
从此，粟裕开始了既不能接触部队，又必须搞好军事科研的岁月。一次，在冰雪北疆进行一项重要课题调研，粟裕不敢住在部队，而住在牡丹江地委招待所。
凡涉及重大问题，不是地委书记胡立教在场，就由牡丹江市委书记李友林陪同。其处境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场悲剧呢？
回答这个问题，从大道理上讲，可以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大气候、小气候说上个十条八条。那么具体就粟裕蒙冤而言呢？叶剑英说：“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问题吧！”罗瑞卿回答部下提问时说：“粟裕也是人，难免有缺点错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正常的，但这一回不对了，是有人容不得他，硬往死里整啊！”接着罗瑞卿回顾了被人诿过的往事。那是１９４０年秋，罗瑞卿到八路军当政治部主任以后的一段往事，约三年时间，罗瑞卿说：“就是这个人把自己所有的过错，特别是被毛主席严肃批评的几个大错，全部栽到了我的头上并报告给主席。”其实就是指彭德怀。而且，恰恰就是这位罗瑞卿，当粟裕靠边站之时，对粟大将军极为不敬，往往直呼其名，态度粗鲁——想想同时，连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剑英元帅对他的副院长粟裕都是称呼“粟总”——这不免让我们这些现在才知晓内情的后人唏嘘不已。
历史有时也会跟人们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１９５８年军委扩大会上主持会议，坚持主张把粟裕“斗倒斗臭”的彭德怀，在正好一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坐上了被批斗的位子，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脑”。
粟裕也出席了庐山会议。一些老战友一再建议粟裕借这个机会，把１９５８年的事提一提。“你不便说，由我们来说。”粟裕回答：“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达到个人的目的。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证明自己。”
粟裕在会上被指定发言，但也只谈了一些重大问题与彭总的分歧，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丝毫也不强加于人。对此，在这次会议上平白蒙冤的革命老人张闻天，１９６４年在无锡与家人谈话时曾提起，称粟裕“人格品德光彩照人”。相比之下，罗瑞卿大将就是以牙还牙了。庐山会议之后，林彪还受到毛泽东安排的贺龙罗瑞卿的牵制。此二人在庐山上也是批彭生力军。贺龙的表现，我没有看到相关材料，估计是他在西北的指挥权为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所夺，自己只是运运粮草，当个安慰性质的“西北军区司令”即实质上的“西北野战军后勤部长”而已。后人每每为彭老总、贺老总在建国后的的悲惨遭遇痛心疾首，其实谁又真正清楚这些老总又是怎样整的别的老总的呢？就像钱钟书透露的，大家只记得吴晗在文革被人整得惨，谁又知道他在57年反右的时候整别人是怎样的落井下石不留情面呢？我每每读二十四史，看到那些不能再黑暗的黑暗，总难相信是人间之事。谁知道即便在新中国开国之后，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还是一至于斯。这整个就是一个人肉的修罗场。佛经中说“众生在业力的果报下永无休止地流转轮回”，我算是看到了。
１９６０年１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我难以直面毛泽东说这话的心理。此话借刀杀人之心表露无疑。我更难以体会粟裕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当着他的面说出这样刀子一般寒冷锋利的话的内心感受。
然而，毛泽东发话后，中共中央并未就此发出指示和作出决定。粟裕并不知道，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粟裕拜会苏军总长一事，由“告洋状”进一步诬陷为“里通外国”。所幸的是，随同粟裕拜会苏军总长的中方翻译孙立思多年来始终未屈服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不然的话，等待粟裕的将是更为残酷的一场灾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明确讲：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反党集团”（指萧克等）要专门平反；另一种情况（指没有戴“反党”帽子的）也要平，情况不一样也要平。
得知这一消息后，1979年夏，粟裕在烟台看望中央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时，向叶报告了他要求平反的强烈愿望。叶当面对他讲：这件事应该解决一下，你写个报告给中央，我回京后同小平同志也说一下。以后从叶副主席处得知，叶已同小平同志谈过，小平同志同意。据此，粟裕于1979年10月9日就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的错误批判，向中央正式写了申诉报告，要求撤销会议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10月16日，叶剑英在粟裕的报告上做了如下批示：“粟裕送来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他的申诉报告一件，前不久萧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后来，粟裕又拜会了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徐帅也说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建国以后军队吃了两个大亏，一为反教条主义吃了亏，一为反正规化吃了亏。实际上表明他自己的立场其实一直是刘伯承粟裕一边。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直到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又进一步批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不久又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并征求了粟裕本人的意见，决定即由中共中央指派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但这一决定也未能付诸实施。1984年2月15日，一代名将粟裕含冤辞世。在中共中央的讣告里，也只写了这样一段话：“粟裕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原则，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粟裕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期间，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为保卫和巩固我国国防，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他蒙受的冤屈和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讣告中一句未提。
有关文件中开始提到粟裕受到错误批判的情况，已经是1987年9月11日。在这一天，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写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公开指出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此，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转达了这样的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办成这样了。”
给粟裕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后。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张震是粟裕老部下，战功卓著的华野参谋长，55评衔时仅仅是中将。粟裕由于只评个大将，其手下将领军衔普遍偏低由此可见一斑），联名发表了题为《追忆粟裕》的文章。文章同时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除了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外，特别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篇文章经由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先后草拟，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修改审定，最后由总书记亲自审阅发出。这个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既告慰了九泉之下的先烈英灵，也实现了许多干部群众多年的心愿。这一长达36年的历史公案，至此总算有了一个公正的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