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徐志摩相貌神似并为双璧美男

标签：徐志摩 邵洵美  分类：文学畅谈 2007-08-05 15:39
                             与徐志摩相貌神似并为双璧美男才子
编辑策划：浩歌时评
邵洵美，鲁迅笔下的“富家翁女婿”，与徐志摩并称为“诗坛双璧”，享誉海上的“文坛孟尝君”，死后却备受非议和冷落。令人吃惊的是，邵洵美与徐志摩形象极其相似，经常被人当成一人错认。邵洵美，三十年代文坛阔少爷兼美男子，又是诗人又是出版家。有人拿邵洵美和徐志摩“比美”，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都生就玉树临风之貌，另有评论说邵洵美比徐志摩更漂亮。邵洵美的青壮年时代令人妒羡，有钱有才，洵美沙龙，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邵洵美的晚景令人唏嘘不已，蒙冤入狱，容颜大改，经济困顿，东挪西借，62岁染病弃世（1906-1968年）。丧礼简约，身后萧条。
“多功能壶”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座大茶馆，众多的文豪名士各是一把“壶”的话，那么，当史家们提起三四十年代的鲁迅、徐志摩、林语堂等“壶”们的时候，总会不时提到他们身边邵洵美这只“杯子”。
 
 
而当我们拂开历史的积尘，去探询它的本来面目时，我们会发现，其实邵洵美也是一把“壶”，且是一把拥有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多种头衔的“多功能壶”！“唯美”诗人邵洵美，已被我们冷落得太久。他只偶尔被当作道具提及，活在他人回忆的夹缝间，有时还免不了因误解而充当尴尬的角色。
名字由来
邵洵美(1906-1968)，祖籍浙江余姚，生于上海。祖父邵友濂，同治年间举人，官至一品，曾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后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外祖父盛宣怀(亦即邵妻盛佩玉的祖父)是著名的洋务运动中坚人物，中国近代的第一代大实业家，富甲一方。又因邵洵美过继给伯父邵颐的关系，按谱系，李鸿章当是他的叔外祖父。邵云龙16岁时恋上了表姐盛佩玉。他喜欢古诗，当读到《诗经》中《郑风·有女同车》一节时，一眼瞥见“佩玉锵锵”四个字，又见另外一句里有“洵美且都”四字，不禁拍案叫绝。“洵美”两个字意为“实在美”，“且都”意为“而且漂亮”。以“洵美”对“佩玉”贴切极了。于是他决定正式改名为“洵美”，以名寄情。
   1925年初，邵洵美与盛佩玉订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经济系就读，但课外自学英国文学，醉心于英诗。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徐志摩、徐悲鸿、张道藩等朋友。
不到两年，因家里遭火灾，经济上吃紧，加之老祖母抱曾孙心切，邵洵美中止学业返国。
1927年，邵洵美与表姐盛佩玉结婚。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盛况空前。证婚人是震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婚后三朝友人来贺，有江小鹣、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丁悚、刘海粟、钱瘦铁等。他们的结婚照登在《上海画报》(1927.1.21)的封面上，冠以“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还配发了《美玉婚渊记》一文，一时成为上海滩的时髦话题。回国后，邵洵美一直沉浸在读书、写诗、作文章、编杂志办书店的忙碌中。他交友的圈子也越来越广，还与《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结上了忘年交。他们常常晤聚，谈文论艺，研究办书店、搞出版等事宜。邵洵美崇敬徐志摩，两人虽相差11岁，但友情甚笃。他为徐志摩、陆小曼作了一幅一只壶一只杯的画，题字为：“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意为他俩像壶与杯一样亲密，壶不离杯，杯不离壶。一次文艺界朋友在徐志摩家聚会，自然免不了要写诗作画。邵洵美作完画，在另外半张纸上写了两句：“长鼻子长脸，没有眼镜亦没有胡须。小曼你看，是我，还是你的丈夫 洵美”。逗得众人捧腹。
                                                      邵洵美
风流才子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邵洵美如是说。实事求是讲，邵洵美的成就与他圈子里的朋友们相较：论诗，他与徐志摩不能同日而语；论文，他与沈从文不在一个量级；论翻译，也不在施蛰存之上；若论出版，邵洵美倒真是一位大出版家！他对出版情有独钟，大概也是“天生”。1918年，12岁的邵洵美便和弟妹们模仿日报的样式，用一张32开纸写《家报》，把当日新闻和好玩的事写在纸上，一式誊写四份，送给祖母、母亲和两个姑姑。在英国留学时，他便有此抱负：效仿英国的北岩爵士办出版事业，出自己的书，也为朋友出书。邵洵美为人热情、坦诚、仗义。在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文艺界多元格局并存的情况下，邵洵美拥有一大批左、中、右的朋友：胡适、叶公超，潘光旦、罗隆基、曹聚仁、林语堂、沈从文、方令孺，闻一多、夏衍、邹韬奋、徐悲鸿、刘海粟、张光宇、丁悚、鲁少飞，以及张道藩、谢寿康、刘纪文等等。真是高朋满座、好友如云。郁达夫说得有趣——邵洵美家里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营救丁玲
左翼作家胡也频、丁玲是一对革命夫妻。1931年共产党员胡也频突然被捕。丁玲、沈从文四方打听无果，于是沈从文来找邵洵美帮忙。邵当即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刘健群打电话，要求保释胡也频。刘不同意，两人争执了起来。刘是C.C(即陈立夫、陈果夫)的人，邵洵美的拜把兄弟张道藩也是C.C的干将。况且邵毕竟是知名人士，是有影响的人物，刘不敢得罪，再三思考后向邵说出了真相：胡也频已于几天前被枪决。邵不信,刘便将处决胡的照片给邵看。邵又通知沈从文也来看照片。国民党秘密枪杀胡也频的消息由此公诸于世。
当时胡、丁刚有小婴，丁玲的生活处于绝境。她想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托给母亲照应，但身无分文。尽管沈从文筹到了一点款子，急公好义的徐志摩又帮丁玲把一部分书稿介绍给中华书局，但仍是杯水车薪。于是邵洵美慷慨解囊，送了1000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须还。沈从文这才得以陪丁玲回到湖南。
                               三重人格
章克标在给《海上才子·邵洵美传》写的序中把邵洵美概括为三重人格的人：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章克标说邵洵美：“他一身在这三个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往复，非常忙碌，又有矛盾，又有调和，因之，他这个人实在是很难以捉牢的，也就是很难以抒写的。”邵洵美，这个名字，现代人知道他的不会太多，说他是诗人，他哪首诗传诵人口？说他是大少爷，他阔的时候比他阔的大少爷有的是；说他是出版家，出版正史上哪有他的位置？倒是风言风语“文坛的女婿”，听过一耳朵，现在已有多人为这个“骂名”鸣不平，并且也解释清楚了历史的原委。可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思维习惯，使人们一听到邵洵美的名字，偏偏首先往“纨绔子弟”那联想，所以，林淇先生这本“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写成”的《邵洵美传》这个时候问世，有着还邵洵美本来面目，“以正视听”之功效。游离于文坛边缘的作家后来被人们重新认识甚而大红大紫“二度花开”的事例近些年颇常见，如张爱玲。邵洵美当然不会重新红到张爱玲那份上，但是注意他的人和文章开始多起来了，以至于终于出现了一本邵洵美的传记。
评介一个人物，当然不该总是纠缠于私生活的花边新闻，而是应该确确实实地看一看这个人物到底是不是对某一项社会公众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否则，根本没有立传之必要。邵洵美是三四十年代出版业的有功之人，是个正史上忽略的出版家。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在他的新书《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 ～ 1945 ）》中专门谈到邵洵美，李欧梵也对人们过多地注意邵洵美的私生活表示不满：“……也没有说到邵洵美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最意义深远的贡献——他在自己的出版社里不懈地努力出版种种书籍和杂志。”（该书 260 页）早在十几年前，贾植芳教授在《提篮桥难友邵洵美》中就说过，“邵洵美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和出版界有其一定影响和贡献的诗人、翻译家和出版家。”这是一个还历史原面目的对邵洵美的恰当评介。林淇先生的邵洵美传，正是沿着“出版家”这条主线正确地前进的，而没有像那么多写徐志摩的人那样对“轶闻”更感兴趣，更敢着墨，更不惜花费考证功夫。
                                                    徐志摩
邵洵美与徐志摩，都是那时候的风流人物，都被人誉为“美男子”，周劭先生说他俩“玉树临风，人称双璧，洵美似乎比戴眼镜的志摩更漂亮一些。”李欧梵也把邵徐二人作了对比：“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里，邵洵美（ 1906 ～ 1968 ）比大部分作家都不为人知，因为他最不符合有社会良知的五四作家之典型”。作为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出版家以及招摇的文学纨绔子，邵洵美酷肖他的朋友徐志摩；徐志摩是新月社的重要诗人，而且他的死后声名也一样盖过了邵洵美。
凄凉晚年
1949年春，国民党败局已定，达官贵人纷纷卷着细软出逃。邵洵美利用《论语》发表了《逃亦有道(复友人书)》，讥讽国民党政府。文章刊出后，邵洵美受到了当局的警告。有一期《论语》中有篇文章更尖锐，在刊物已印好的情况下，为免遭灭顶之祸，邵洵美发动家人一起动手撕去那几页，再由时代书局发行。然而到第177期，《论语》终未逃脱被勒令停刊之厄运。
其时，胡适曾拜访过邵洵美，并已为其定了两张赴台机票。邵以不忍离开家人与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谢。叶公超得悉，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机器一道迁台。邵也谢绝了。这其中当然另有隐情。此前好友罗隆基已约见过邵洵美，并与他作了一席深谈。罗向他细述了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使邵洵美感到释然。他相信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共产党来了，他也会有出路的，因此他静等上海解放。
5月24日，上海解放。划成分时，邵洵美被定为“工商业主”。
解放时，夏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为邵曾出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本而造访过他。夏对邵的胆识很是欣赏，当然他们亦有旧谊。不久，夏衍和周扬问邵有何打算，邵说想到复旦大学教书。政府代为联系，学校表示欢迎，但根据邵的学历，在复旦只能任二级教授。邵觉得自己在高校的朋友都是一级，他撂不下面子，不愿屈就，遂把心思锁定在写作、出版上。
夏衍代国家征购了邵洵美的那台德国印刷机，邵洵美得了一大笔款，这又激起了他扩大书店的愿望。1950年元旦，邵洵美全家移居北京，他想在京开设时代书局分店。
但不久，《人民日报》一连7天以每天半个版面的篇幅批判上海时代书局的出版物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随之而来的是上海新华书店的大量退货。因资金严重亏损，再也无法运营，邵洵美的出版事业就此画上了句号。
好在邵洵美兴趣广泛，百无聊赖之时，沉浸在方寸之间，成了集邮迷。他收藏有不少十分珍贵的邮品。因喜篆刻，邵洵美把自己的头像篆成藏书票，别具一格。著名篆刻家钱瘦铁还为他刻了一方“洵美常幸”的印章。
然而现实对邵洵美是残酷的。1958年，他遭了一场无妄之灾，蹲了大狱。邵洵美在历史上的人际关系确实复杂:与杜月笙有往来;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有过从；与陈立夫、陈果夫以及张道藩、刘纪文等有交情。还有鲁迅对他的讥讽、批评，一直是他一块心病。而他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一封信，一封写给项美丽的信。
事出有因。1958年，邵洵美经济上陷于困境，吴昌硕为邵友濂刻的一方“姚江邵氏图书收藏之章”是他的传家宝，是“祖宗”，也只以20元的价钱转让给了钱君 ,为的是宴请陆小曼为她祝寿。屋漏偏逢连阴雨，邵在香港的小弟邵云骧又患重病，住院急需资金。正愁肠百结时，老友叶灵凤由港来沪，邵洵美请他吃饭。席间叶灵凤说起项美丽在美国的近况。邵洵美于是想起1946年他去纽约，项美丽曾向他借过1000美金。本来他借给友人钱，是向来不要还的。但此时非彼时，弟弟病重，他不得不做“小人”了，他想让项美丽将那1000美金用支票转账到香港给弟弟救命。邵向叶索要项的地址，叶说不在手边。邵便写了一封信，署名用英文笔名Pen Heaven，托叶到香港后代发……
结果信被有关方面截获，有人暗示邵洵美向组织交待历史。邵洵美当时正在赶译一本书，再加上他觉得过去的事太复杂，牵涉朋友太多，须认真，他想等译完《一个理想的丈夫》一书后再向组织说明。孰料两天后他便被捕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
在提篮桥监狱，邵洵美与因胡风案入狱的贾植芳成了“狱友”。他私下对贾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这两件事，一是1933年，邵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招待来访的萧伯纳，其费用46块银元是由他付的，但在当时上海大小报纸的报道中，却独没有他的名字，“使我一直耿耿于怀”，他希望贾将来能写文章“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二是，邵说自己写的文章虽不好，但实实在在是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贾植芳未负邵托，于1989年发表了《提篮桥难友邵洵美》。
上世纪60年代初，邵洵美尚未出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与译文出版社的周煦良进京开会，时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向周煦良问起邵洵美的近况。周煦良说邵仍在狱中。那时党正在调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周扬说：“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必了。”
1962年4月，邵洵美被释放。可是，他已没有自己的家了。16岁的儿子小马在他被捕后到青海支边去了。原来的三间住房，被房管所收回了两间，妻子盛佩玉与小儿子小罗和一个老保姆挤在一间房里。后来，不得已盛佩玉又打发了老保姆，带着小罗去投靠在南京的女儿邵绡红……邵洵美出狱后住在已离婚的大儿子家，四年的无妄之灾已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头白发,极其瘦削。他患上了肺原性心脏病，唇、脸紫得发黑，牙齿也掉了几颗，一动就喘，整日坐在床上，用两床厚被垫在身后……家人问他狱中情况，邵洵美只字不提，只说“我是无罪释放的。”
此后，幸得有关方面照顾，安排他为出版社译书，以稿费维持生计。可是“文革”一来，他的生计又成了问题。不得已，他只好将祖父邵友濂的日记、翁同 作批注的李鸿章、曾纪泽、盛宣怀给邵友濂的两大本手札，全部廉价卖掉……这一时期，他与妻子盛佩玉分住在沪、宁两地，由儿子、女儿分别赡养。邵洵美在1967年5月3日致妻子的信中写道：
……你为我买了两只香肚，好极了，我立刻便感到馋涎欲滴。我想有机会再尝尝真正的南京鸭肫肝，也只要几只，放在口里嚼嚼鲜味。
当年上海“一品香”的常客邵洵美，此时却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幻想烤炉和火鸡。
再读一封他致妻子的信：
今日是23日，这二十三天中，东凑西补，度日维艰。所谓东凑西补，即是寅吃卯粮。小美的十元饭钱用光了，房钱也预先借用了，旧报纸也卖光了，一件旧大衣卖了八元钱。报纸不订了。牛奶也停了。可是依然要付两元，因为要吃到半个月才不送。烟也戒了。尚有两包工字牌，扫除清爽便结束……
我不是“叹穷经”，是好在空闲着，所以多谈谈心。
他在地狱门前徘徊，但仍常念想自己的诗句：“诗还不能就这样地结束”。他仍然热爱生活，不泯爱美的天性。邵洵美的老友秦鹤皋在忆文中写道：“一天上午去淮海路看望洵美，见他正坐在一面小镜子前梳头。桌上放着一碗‘刨花水’(浸着薄木片的水)。见洵美蘸着它认真地梳着头，很惊讶，没等开口，他倒先笑着说：‘侬要讲，这是过去丫头、厨娘梳头用的刨花水，对哦？现在可是我的“生发油”呀！侬嗅嗅看，很香！’”
“文革”中，邵洵美家中一件珍贵的北宋官窑烧制的桃形笔洗被抄走了。“文革”前，他让盛佩玉携带一件小古玩越窑鸟形盒进京托在故宫工作的朋友帮忙，看能否被收购(结果被拒绝了)。他再三叮嘱妻子此行务必代他去拜访沈从文与陈梦家，他为他们之间因久未通讯而可能酿成的一点小误会而深感不安，要妻子去当面向他们解释、道歉。诚如施蛰存所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肺原性心脏病把邵洵美折磨得死去活来，几番进出医院后，他因受不了医院的压抑，决意回家养病。此时的他感慨万千，作诗抒怀：
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
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1968年5月5日，唯美诗人潇洒地抽身飘去，不仅给妻子留下了揪心的悲伤，也留下了一堆麻烦和债务：欠医院400多元医疗费，欠房管处一年半的房租600多元，还欠私人和乡下人民公社五六百元……
诗人闭目17年后，1985年2月，邵洵美的“历史反革命案”正式平反：
沪公落办字第26811号
上海市公安局
决定书
1958年10月邵洵美因历史反革命问题被逮捕，1962年4月教育释放。
经复查，邵洵美历史上的问题不属反革命，1958年10月将其以反革命逮捕不当，予以纠正。
问题是如此复杂，又是如此简单。
不论有人称邵洵美是“唯美派诗人”、“作家”、“出版家”或“孟尝君”，也不论有人称他是“自称‘诗人’”、“邵公子”、“纨绔子弟”，仅凭他当年在孤岛时期胆敢印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文版，敢在月黑风高的深夜开车将该书投进上海滩外国人的信箱这一条，就足以证明邵洵美是炎黄子孙，是七尺的热血男儿！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茶馆中应有他一席。他是一只“壶”。
壶碎了，诗还在。
诗人走了，白纸黑字犹存！
（参考资料：谢其章《三重人格的邵洵美》2006年8月《人物》杂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