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初遇徐景贤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1:00:30
顾训中
这是一篇写于多年前的文章，原本只是留作自己记忆之用。前个月底，徐景贤突然病逝，随后发生的相关一些事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便又重新翻出了这篇小文，真地触发了许多记忆。
当时想着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的,所以起了名叫“初遇”。然而，世事难料。先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后又天不假人，让老徐那么突然地离去。我们就那么一次见面，竟然成了永诀！
将这篇小文留在这里，既是寄托对老徐的哀思，也是让感兴趣的朋友留意此事。
说起上海的文革史，徐景贤是个无法绕开的人物。他曾于1966年末奉命“造反”，成了当时轰动上海、也是轰动全国的“上海市委后院起火”的主角，给了虽已摇摇欲坠、但尚屹立不倒的上海市委以致命一击，为“史无前例”、新纪录不断的“文化大革命”又创下了一个党政机关内部“集体造反”的先例。随后，作为张春桥、姚文元最信得过的人，徐一直是那个非常时期掌控上海的实权人物，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
正因如此，当我想了却多年的情结，与李逊一起着手进行上海文革史的写作时，第一个想访谈的就是徐景贤。
尽管刚刚读完徐景贤去年刚刚在香港出版的《十年一梦》，加之以往对上海文革历史的了解，应该说，对徐不算陌生。但是，要在一个空间里面对面，仍然不免有些陌生感。因此，考虑到徐的承受和意愿，我们十分谨慎地通过了为徐出书的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老板徐跃出面，与徐景贤进行了沟通。而徐跃听说了我们的这一选题后，很想纳入他的出版计划之中。因此，他十分乐意帮我们这个忙。
事后听说，两徐之间的沟通很是顺利。徐景贤以往对李逊也有所知晓。李逊写的关于上海工总司的书籍，他曾读过。他与李逊的先生萧关鸿也认识。
在得知徐同意与我们见面的消息后，我请李逊与他电话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时间么，当然以我们说的为主，因为，毕竟我还在上班，不象他已经退休在家，空闲较多。地点问题，徐提出不要在他家里。而且提出，由于他行动不便，最好有车来接。
2005年7月9日，一个盛夏的午后，我们在徐家附近的天平路、衡山路口的“圆缘园茶馆”预定了个清静的包间，然后一起到他家去接他。
那是天平路上一条上海十分普通的弄堂。从外面看，好象是那种比石库门房子稍好、但远不及那种有着独立卫生设备的新式里弄的房子。按着地址，我们找到了那幢房子的前门。那里的楼下前客堂是个居委会的所在，无法进入。我们只得回到马路上，从另一条弄堂进去，绕到了后门。在后门口，还是李逊打电话上去，说是我们来了，而且等在了后门。
没多久，后门打开了，一个满头稀疏白发的佝偻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徐景贤吗？
我内心不由得一震！
是的，这就是徐景贤！
他已经在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了！
徐景贤一手拿着一支有着四只脚的拐杖，手腕上还挂着一只已磨损得很是破旧的浅黄色的公文包，另一只手扶着门框，小心翼翼地将脚挪出门。我们见状，立即上前去扶他。
他让我们叫他老徐，说是这样才好。我们也坦率地告诉他，就在刚才来的路上，我们还曾商议了如何称呼他才合适，能让他乐意接受。
他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便是他的身体状况。因为，我们十分自然地会问起这个话题。
他说，他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腰椎脱落，必须有人扶着才能外出。因此，他解释说，这便是为何他曾不客气地希望我们能有车去接他。
一路上，他的手一直紧紧地在抓住我的手臂。我能感受到他的依赖，也能感受到他的无奈。但是，他的神情、还是语气，都是十分明朗，好象并没有想象中的阴暗。
在那间茶馆落座后，不知是因为最初的震憾已经稍稍平息，还是他的明朗神情感染了我们，眼前的徐景贤眼神里似乎又透出了昔日主政上海的那种风采。他微笑着询问我们的经历、情形，询问着我们访谈的动因。没多久，我们间的谈话已经无拘无束了。
起初，是我们说的话多些。因为，我们要介绍他想了解的一切。毕竟，取得他的理解和支持，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再往后，他的话多了些。他回答着我们的一些问题，告诉我们他这几年的一些写作情形，甚至还告诉了我们，他最后是怎么被判18年的，是如何在一身病后想尽办法争取提前出狱的，出狱后的生活费确定和领取问题，眼下的一些处境，等等，象是家人一样聊着这些生活常事。而且，在叙述这些不平静的经历时，他丝毫没有一点点不平静，象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
是的，或许早已激动过了，早已愤懑过了；或许早已想通了，想透了。
谈话间，有两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除了平静。
他告诉我们，现在他的头脑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了，以前不是。
他告诉我们，他要否定自己的许多东西，不只是抽象的否定，而是具体的，尽管否定自己是痛苦的。
我相信，他说的这些都是真诚的。
他也坦诚地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例如对张春桥的。张去世后，他应香港《明报周刊》之邀，写了篇谈张的文章，表达了一些他的看法，受到了此地有关部门的批评，但他并不为动。
我相信，他说的这些也是真诚的。
不知中不觉间，外面已经下过了一场大雨，雨点还在淅淅沥沥地飘洒。时钟已经到了不得不分手的六点二十。老徐早已告诉我们，六点半，有个朋友会来看他。
同样的一条路，方向相反，我们扶着老徐回家。我们的心情也与来时的陌生、揣测相反，已是没有什么隔阂。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大概他也没有想到的吧！
还是那扇后门口，老徐熟悉地按了按门铃。不一会，一位年轻的女士来开门。她是刚才路上老徐为我们介绍的目前与他和老伴同住的小女儿。路上，他告诉我们，他的两个女儿都受到了他的牵连，工作、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她们因政审无法通过，都没能上大学。大女儿顶替母亲在一所区级图书馆工作，小女儿当了护士。我脱口说了句：还是那一套做法！说这话时，我没有注意老徐的神情。此时的他，不知道心中究竟是什么滋味！
或许，老徐对这一切都已经淡然的！
2005年7月10日
这是一篇写于多年前的文章，原本只是留作自己记忆之用。前个月底，徐景贤突然病逝，随后发生的相关一些事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便又重新翻出了这篇小文，真地触发了许多记忆。
当时想着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的,所以起了名叫“初遇”。然而，世事难料。先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后又天不假人，让老徐那么突然地离去。我们就那么一次见面，竟然成了永诀！
将这篇小文留在这里，既是寄托对老徐的哀思，也是让感兴趣的朋友留意此事。
说起上海的文革史，徐景贤是个无法绕开的人物。他曾于1966年末奉命“造反”，成了当时轰动上海、也是轰动全国的“上海市委后院起火”的主角，给了虽已摇摇欲坠、但尚屹立不倒的上海市委以致命一击，为“史无前例”、新纪录不断的“文化大革命”又创下了一个党政机关内部“集体造反”的先例。随后，作为张春桥、姚文元最信得过的人，徐一直是那个非常时期掌控上海的实权人物，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
正因如此，当我想了却多年的情结，与李逊一起着手进行上海文革史的写作时，第一个想访谈的就是徐景贤。
尽管刚刚读完徐景贤去年刚刚在香港出版的《十年一梦》，加之以往对上海文革历史的了解，应该说，对徐不算陌生。但是，要在一个空间里面对面，仍然不免有些陌生感。因此，考虑到徐的承受和意愿，我们十分谨慎地通过了为徐出书的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老板徐跃出面，与徐景贤进行了沟通。而徐跃听说了我们的这一选题后，很想纳入他的出版计划之中。因此，他十分乐意帮我们这个忙。
事后听说，两徐之间的沟通很是顺利。徐景贤以往对李逊也有所知晓。李逊写的关于上海工总司的书籍，他曾读过。他与李逊的先生萧关鸿也认识。
在得知徐同意与我们见面的消息后，我请李逊与他电话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时间么，当然以我们说的为主，因为，毕竟我还在上班，不象他已经退休在家，空闲较多。地点问题，徐提出不要在他家里。而且提出，由于他行动不便，最好有车来接。
2005年7月9日，一个盛夏的午后，我们在徐家附近的天平路、衡山路口的“圆缘园茶馆”预定了个清静的包间，然后一起到他家去接他。
那是天平路上一条上海十分普通的弄堂。从外面看，好象是那种比石库门房子稍好、但远不及那种有着独立卫生设备的新式里弄的房子。按着地址，我们找到了那幢房子的前门。那里的楼下前客堂是个居委会的所在，无法进入。我们只得回到马路上，从另一条弄堂进去，绕到了后门。在后门口，还是李逊打电话上去，说是我们来了，而且等在了后门。
没多久，后门打开了，一个满头稀疏白发的佝偻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徐景贤吗？
我内心不由得一震！
是的，这就是徐景贤！
他已经在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了！
徐景贤一手拿着一支有着四只脚的拐杖，手腕上还挂着一只已磨损得很是破旧的浅黄色的公文包，另一只手扶着门框，小心翼翼地将脚挪出门。我们见状，立即上前去扶他。
他让我们叫他老徐，说是这样才好。我们也坦率地告诉他，就在刚才来的路上，我们还曾商议了如何称呼他才合适，能让他乐意接受。
他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便是他的身体状况。因为，我们十分自然地会问起这个话题。
他说，他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腰椎脱落，必须有人扶着才能外出。因此，他解释说，这便是为何他曾不客气地希望我们能有车去接他。
一路上，他的手一直紧紧地在抓住我的手臂。我能感受到他的依赖，也能感受到他的无奈。但是，他的神情、还是语气，都是十分明朗，好象并没有想象中的阴暗。
在那间茶馆落座后，不知是因为最初的震憾已经稍稍平息，还是他的明朗神情感染了我们，眼前的徐景贤眼神里似乎又透出了昔日主政上海的那种风采。他微笑着询问我们的经历、情形，询问着我们访谈的动因。没多久，我们间的谈话已经无拘无束了。
起初，是我们说的话多些。因为，我们要介绍他想了解的一切。毕竟，取得他的理解和支持，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再往后，他的话多了些。他回答着我们的一些问题，告诉我们他这几年的一些写作情形，甚至还告诉了我们，他最后是怎么被判18年的，是如何在一身病后想尽办法争取提前出狱的，出狱后的生活费确定和领取问题，眼下的一些处境，等等，象是家人一样聊着这些生活常事。而且，在叙述这些不平静的经历时，他丝毫没有一点点不平静，象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
是的，或许早已激动过了，早已愤懑过了；或许早已想通了，想透了。
谈话间，有两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除了平静。
他告诉我们，现在他的头脑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了，以前不是。
他告诉我们，他要否定自己的许多东西，不只是抽象的否定，而是具体的，尽管否定自己是痛苦的。
我相信，他说的这些都是真诚的。
他也坦诚地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例如对张春桥的。张去世后，他应香港《明报周刊》之邀，写了篇谈张的文章，表达了一些他的看法，受到了此地有关部门的批评，但他并不为动。
我相信，他说的这些也是真诚的。
不知中不觉间，外面已经下过了一场大雨，雨点还在淅淅沥沥地飘洒。时钟已经到了不得不分手的六点二十。老徐早已告诉我们，六点半，有个朋友会来看他。
同样的一条路，方向相反，我们扶着老徐回家。我们的心情也与来时的陌生、揣测相反，已是没有什么隔阂。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大概他也没有想到的吧！
还是那扇后门口，老徐熟悉地按了按门铃。不一会，一位年轻的女士来开门。她是刚才路上老徐为我们介绍的目前与他和老伴同住的小女儿。路上，他告诉我们，他的两个女儿都受到了他的牵连，工作、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她们因政审无法通过，都没能上大学。大女儿顶替母亲在一所区级图书馆工作，小女儿当了护士。我脱口说了句：还是那一套做法！说这话时，我没有注意老徐的神情。此时的他，不知道心中究竟是什么滋味！
或许，老徐对这一切都已经淡然的！
2005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