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的大屠杀排行榜

NO.1　南京大屠杀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总是伴随着鲜血与战火，当“英雄”在光环笼罩下站立起来的时候，你可曾注意过那些在“英雄”脚下匍匐哀号的人？
血腥的、惨无人道的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永远无法回避的黑暗。这是文明的悲哀，也是人性的悲哀。
历史不容欺骗，时间将会揭开所有的伪装，还历史本来的面目。希望悲剧不再重演，希望这些曾经在人类历史中消失的人们能够在天国安息。
二零零七.一二.一三。十点钟。
此刻，南京的警笛声中，是否听见了松井石根入城时行进的铁蹄声从历史深处阵阵传来，在此刻凄厉的警笛声中，久久回荡，不绝于耳，更不绝于心！
七十年了：国难、国破、国殇、国耻！！！
三十万死难的南京同胞。
整整七十年了。
七十年了，海峡两岸的政治家都以国家名义放弃对日索赔，民族尊严与苦难，就这样淹没在意识形态战略内耗的“慷慨”之中！
七十年了，我们拿什么去驳斥松井石根在东京国际法庭上“断无此事”的无耻抵赖——凭今年8.13发布的共3本《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吗？那其中仅仅收录了8242名遇难者的资料——还不及下关日寇一次机枪围扫的13000战俘之数！更不足遇难同胞的三十分之一！
七十年了，1987年才开始收录的南京大屠杀2592名幸存者中，当年尚有1756名在世，10年后在世的幸存者就减到1200多人；到现在，大屠杀幸存者在世的仅有400人左右了！
七十年过去了，当年南京被日军挑死的婴儿，以至于还在母亲子宫中孕育的胎儿，如果能躲避七十年时间中人类可能遇到的的种种噩运，现在如果能存活到现在，也已经是古稀老人了。
但在当时，在南京1937年的冬天，有约300000人的生命遇到了其人生中最大的噩运。所有300000人美好的记忆拥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悲惨时刻，然后被残暴抹杀，在人类历史中，只余下了300000人这样冰冷的数字，仿佛一切可以这样全无痕迹。
让我们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宣读受害者的名单吧。让这些冤死的灵魂在天上能听到我们怀念他们的声音，让曾经在人类历史中消失的他们听到我们怀念的声音。当他们遇到噩运时，国家民族同类都曾无法救助。
后人怀念他们，寻找到他们生而为人最简单的信息，将他们的名字读出来，不是我们的光荣，但是我们的起码的义务。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残杀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达３０余万人，有２万余名妇女被强奸，全城三分之一的建筑被烧毁。"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时犯下的最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是世界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达到用武力迫使中国"畏服"的目的，日寇在攻占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大肆烧、杀、淫、掠，其屠杀规模之大、杀戮之惨烈，世所罕见。
１２月１５日，日军将中国战俘２０００余人，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
１２月１６日，日军在中山码头集体屠杀５０００余人，并抛尸江中；
１２月１７日，日军将３０００余人押至在煤炭港枪杀，并用火焚烧；
１２月１８日，日军将难民、俘虏５７０００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
据史料记载，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１个月中，全城发生２万起以上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老妇，都难逃摧残。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
与此同时，日军大肆纵火，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被烧毁，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
经１９４６年２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实施的集体大屠杀２８起，杀死１９万人，零散屠杀８５８起，杀死１５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６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３０万人以上。
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古都南京的大量文化珍品遭到掠夺。从１９３８年３月起，仅一个月，就抢去图书文献８８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８５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伤痛，许多幸存者的血泪控诉将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是在南京大屠杀的血火中侥幸生存下来的，当年南京城尸横街巷、火光冲天的惨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佘子清老人悲愤地向记者讲述了当年日军屠城的情景："我出生在南京夫子庙，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日本兵从中华门打进南京后，不分男女老幼，逮着就杀。当时，留在家中的母亲被日本兵残忍地杀害了。那时，路上到处是层层叠叠的尸体，男女老幼都有，惨不忍堵。"
幸存者骆中洋曾经亲眼看到日军持续１０多小时的屠杀。他说："１２月１３日早上６点，我们被日军带到了三汊河边，那里已有黑压压的一片人，估计有两万多。残忍的日本兵在作恶前竟然问：’你们愿意选择哪种死法，机关枪、步枪、还是刺刀？’日军最后决定用刺刀，也就是杀人比赛。很快，几个日本兵把我们排成行，第一排的人被带到一处空地，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日本兵突然举起刀，砍下了他们的头。我们都惊呆了，人群一阵骚动，但谁也不敢乱跑，一离开队伍就会被站在高处的日本兵用机关枪扫死。很快，第二排，第三排人纷纷倒下……这场屠杀从早晨直到傍晚，没有停过，河边的尸体堆成了山。日本兵杀累了，把剩下的人集中在一起，开始用机关枪扫射。"
常志强老人至今难忘母亲被日本兵枪杀时，临咽气还挣扎着给小弟弟喂奶；蒋根富老人心中抹不去姐姐因抵抗日本兵侮辱，身子被从头向下劈成两半的惨景；王秀英老人不能忘却日本兵用尸体填满汉中门外的河道，让汽车从上面碾过……
作为亲历那段惨暴历史的见证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不仅在当年审判战犯时毅然出庭作证，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日子里，坚持与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谬论作斗争。去年底病逝的李秀英老人当年不甘受辱，与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３７刀。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和诽谤，她多次远赴日本，参加和平集会，控诉日军暴行。１９９９年，她毅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右翼分子松村俊夫侵害名誉权，经长达５年多的诉讼，这起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名誉权国际诉讼案最终获得胜诉。
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了３０万以上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他们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他们给世界留下了惨痛的伤痕。
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是美国《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特尔蔓·坦丁。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８日，日军攻陷南京５天以后，《纽约时报》以"南京事件：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为题，披露了侵华日军在攻入南京５天后所犯的暴行，世界舆论为之大哗。坦丁在南京１天之内就曾亲眼目睹了３起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惨景。他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慨，随即奋笔疾书，写出了第一篇揭露日军暴行的详细报道，并前往武汉将电文发出。１２月２２日，坦丁又向国内发去了电讯稿，进一步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一系列血腥罪状。
不仅是坦丁，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激起了几乎所有当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愤慨。他们或通过书信，或直接向当时的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书，强烈抗议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的证言，为人们勾画出日军屠城时的惨景。美国约翰·马吉牧师冒险拍摄的纪录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真实记录了南京城南门东新路口５号两家平民惨遭杀害的情景，其中幸存的那个小女孩就是当时年仅８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当时在南京鼓楼医院工作的麦卡勒姆牧师在１２月１９日的日记中这样记着："一星期已经过去，那是今世的地狱，讲起来令人胆寒。我不知道从何讲起，从何结束。迄今为止，我一次也没有听到过和看到过如此残忍的事件。"
从１９８５年建馆以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累计接待海内外参观者１１１３多万人次，其中外国观众１０１万人次。作为对那场罪恶战争的反省，一些日本人到纪念馆忏悔。在史料陈列馆的门前，有一座书写着"赎罪、慰灵"的石碑，署名是"日本一老人"。这位老人名叫横山成，１９３７年，他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在上海、南京的杀戮暴行，在８４岁那年，他连续七次来到纪念馆赎罪。他说："我活了这么大，该做的事都做了，惟有一件事放不下，就是代表日本人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忏悔。"
来自新加坡的颜淑润用英语在纪念馆留言："那场灾难根本不应该发生，日本必须接受历史教训。"
历史不容篡改，历史更不应该忘记。
NO.2　“天杀”张献忠——剿四川鸡犬不留
中国历史上，暴君虐将不少，他们的残虐酷杀，皆有极大的目的性，属于冷静思考下的有计划杀人。但是，诸如明末张献忠这种无目的性的嗜杀狂，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人。
张献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年），字秉吾。延安人。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于米脂起事，自号八大王，人称“黄虎”。其起事后，克凤阳、焚皇陵、破开县、陷襄阳，胜战连连。崇祯十六年克武昌，称大西王，次年，建大西于成都，即帝位，年号大顺。１６４６年，清兵南下，战殁于西充凤凰山。
崇祯十六年底，本来已在湖南和江西取得重大进展的张献忠，忽然弃两省之地，大举入川。原因很简单，李自成势力太大，老张觉得自己搞他不过，索性走远一些，以免两虎争食。
他进川为王后，立即亲自写碑立石，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后人称为“七杀碑”。经张献忠之乱后，蜀地基本为之一空。
张献忠在成都立稳后，建立“大西”国，称帝。他首先娶大学陈演之女(陈演本人在李自成离京时被处决)为皇后，自南门五里外架桥高十数丈，逾城直达蜀王府，遍植彩灯，夜望如长虹亘天，引着宫女彩娥及陈“皇后”入宫。仅仅玩了姑娘十天，张献忠生厌，一刀砍下陈“皇后”脑袋，派人杀尽她在成都的所有亲属，算是与“地主阶级”完全划清了界限。
好玩一样，张献忠还“开科取士”，共收取“进士”一百三十人。一夕之间，忽然变脸，把进士们尽杀之不留。其中，“状元”张大受，华阳县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弓马娴熟。张献忠见此人仪表丰伟，气宇轩昂，服饰华美，一见大爱，以为奇才，立赐刀马金币十余种。数日之内，张大受每日入宫作陪，有时献诗，有时作文，有时丹青图画，张献忠不停赏赐他，共赐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美女十名。到了第五天早上，张献忠坐朝，传奏官禀报：“新状元入朝谢圣恩”。张献忠忽然变脸，自言自语道：“这驴养的！老子爱他的紧，一见他就满心欢喜。咱老子又有些怕他，万一他日后生异心，岂不害了老子！来人，你们马上把他收拾了！”张献忠最常说的两个词，一个是“打发”，即杀本人；“收拾”，即杀净全家。其手下听命，马上把张大受绑起杀了，先前所赐美女家丁，一个不剩，皆立刻杀头
当时，川中各地赴试生员还皆未离开，张献忠假称再试，尽诱其人于青羊宫，进一个杀一个，共杀约万人，士子们所携应试用的笔砚，一时间委积如丘。
杀尽文生后，老张佯称开武科。数千武举齐集校场，皆配发一匹劣马乘骑。忽然间，巨炮一响，金鼓齐鸣，贼军乘壁射箭，把武举们当成猎物，一一射死。侥幸未死的，堕于地上，被践踏成泥。
当“大西皇帝”的朝臣更惨。早晨上朝，张献忠打了喷嚏，感觉不爽，立即让兵士把三百多人牵出去杀了。有人劝说，他一笑：“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有时朝会，老张又会牵出数十巨硕的大獒下殿，只要獒犬嗅谁，谁就会立刻被牵出斩首，名为“天杀”。
“大西”建国，全无制度，数十万大军衣食所需，只靠抢劫和搜掠，没有任何赋税政策。但张献忠会铸钱，他下令把从王府和大户抢来的所有精钢及佛像熔毁，铸为“大顺通宝”。其钱肉色鲜亮，光润精致，颜色不减赤金。
张献忠下发“除城尽剿”的命令，派出军队到各地屠戮民众。穷乡僻壤，深崖峻谷，贼军无不搜及，得男人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官，得女手足四百双者也授“把总”，按杀人数目依次升官。有一贼兵手壮，日杀数百人，立擢为都督。所以，张献忠军营灭亡前有公侯“大官”无数，皆因屠杀积功所得。贼军杀人皆有名目：割手足称为“匏奴”，中割背背称为“边地”，枪挑背部称为“雪鳅”，以火围儿童烤炙称为“贯戏”。由于士兵们以人尸为马槽，放麦豆于血腹中食之，内杂人肝为“精饲料”，所以，他们的军马也凶性十足。贼军不仅四处杀人，把牛犬牲畜也搜杀一尽，称言不为后人留畜种。
巧杀之余，群杀之余，只要张献忠有军府衙门的地方，均人掌山积，千里横尸，腐臭盈空。成都城内的人手作为贼军的报功信物，势如假山，万叠千峰，蔚然壮观。明军曾缴获贼军一名“副总兵”的信札，他本自己注记他所砍下的手掌，就有一千七百多，即一人曾杀一千七百余人！由此推之，其他可知。
张献忠之灭绝人性，无论亲疏。其本性好朋友欢宴，常与陕西老乡痛饮于王府之中，临行厚赠黄金珠宝。酒足饭饱后，陕西籍的友人们欢笑告退。张献忠事先伏壮士于路，把他们尽数斩杀，拿回所赠金银。接着，兵士们把“朋友”们首级盛于锦匣内洗净送回。有时张献忠独饮不乐，喊一声“唤好友来！”士兵们立刻把冰镇的人头摆放于巨大的宴桌上。老张本人持盏酌劝，亲切热情如对活人，并名之为“聚首欢宴”；张贼酷爱斩斫妇人小脚，置于花园叠累成峰。一日，他与爱妾酌饮欣赏，仰视香足堆，叹道：“方缺一足尖，置之会更好看。”其爱妾也有几分酒意，伸出自己三寸金莲，笑言：“此足如何？”张献忠仔细持于手中细观，说“甚好”，信手一刀割下香足抛于足堆之上。其爱妾哭嚎宛转于地，他复加一刀，劈下其秀美之头。其爱妾数十，依次被斩杀，或肢解为乐，或烹之为食，或脔之喂狗。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在中园坑杀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卫籍军98万全部被杀死。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
这大贼头最大的特点，是“醉柔而醒暴”，喝醉时常常饶人，一旦清醒就要见血才乐。
1645年秋，张献忠毁弃成都，尽杀城中居民。成都居民数十万被驱于南门，见张献忠骑马而来，都跪地乞命，声称是良民顺民。张献忠狂性大起，纵马挥刀跳入人群中，发疯一样遍杀遍喊：“杀！杀！杀！”贼军刀砍矛捅，血流成河。
从成都临行前，张献忠下令，命令各营杀尽所掠妇女，上缴所有抢掠金银。
行至顺庆，张献忠忽然下令，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十余万人，仅有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先逃。他自川北遁去，投降清军。
杀完川军后，张献忠嫌所带兵将有家属累赘，他本人以挑选水军为名，喝令全营兵士及家属从他面前经过受检。只要他一声“你！”挑中的人马上被集中。父母被挑者，子女不敢回顾；妻子被挑者，丈夫不敢回顾。最后，共挑出近四万人，押入一木城之中，先用炮轰，毙死大半，然后纵兵斫杀，有数千杀不完者，驱入江中淹死。自己杀自己军队，也是张献忠“首创”。
川中自从遭张献忠的杀戮，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猛兽，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顺治三年，在四川作为一个基地已被消耗殆尽后，张献忠开始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争夺西安。他焚烧了成都的宫殿庐舍，率众出川北进，又想尽杀川兵。属下的将军刘进忠统率着川兵，听到这个消息逃跑了。在盐亭界凤凰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
当清军到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20户人。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24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1659 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 14户”。
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
经过这一次劫难，没有几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因此，才有了后来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湖广填四川”。
NO.3　奥斯威辛里的“最后解决”
奥斯威辛是一个坐落在波兰克拉科夫以西沼泽地区的偏僻小镇，原本默默无闻，但是，1939年德军占领波兰后，按照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德国人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拥有4个大毒气室和46个焚尸炉的集中营，有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在这里被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残害致死。从此，作为战争灾害的标志，“奥斯威辛”成了“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代名词而名扬天下。
作为纳粹德国战争计划中的一部分，“最后解决”紧随德军战线的推进而展开。在大战期间，纳粹设立有30多个用于执行“最后解决”的大型集中营，其中最大的也是最出名的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最初是由一个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奥匈帝国骑兵营房改建，是为了对付具有“反抗或不服从行为”的波兰人。然而，这里很快就进入了希姆莱的视线，他一再敦促要扩建奥斯威辛集中营。1941年夏天，他在传达全面执行“最后解决”的指令时说道：“奥斯威辛集中营已被选定，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地方”，因为这里铁路交通方便，又远离人口稠密地区，有着很大的隐蔽性。
刚开始，枪杀和毒气都是纳粹在集中营里通常采取的手段，但他们很快发现，使用毒气可大大提高杀人的“效率”。希姆莱对此大加赞赏，把这种杀人方法看作是德国历史上更加光荣的一页。于是，使用哪种毒气处死犹太人效率最高成为这群刽子手争论的问题。经过一番对比，霍斯选择了一种被称为“Zyk1on—B”的氢氰酸，认为它的效果最好。这本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杀虫剂，在使用时须加进异味，以便引起使用者的注意，但纳粹分子用它杀人时，则没有加进异味，因此，当它被施放出来时，受害者不会有任何察觉。经过改造的毒气在这年秋天首次用于羁押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苏联战俘身上进行试验，大获成功。
1942年3月26日，有999位斯洛伐克犹太妇女被用条件极差的闷罐车运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是第一批被押送来的犹太人。第二天，1112位法国犹太男女被运抵这里。此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被源源不断地押解到此。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在3月27日的13记中写道：“由于处死的程序有些残忍，不在这里做过多的描写。犹太人没有多少能活下来的……”在随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大部分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在到达后几小时便被送进带有焚尸炉的毒气室处死。没有被处死的则被强迫在集中营或是送到法本化工公司的工厂和克虏伯工厂干活，直到他们耗尽了精力，够上“最后解决”的条件时为止。霍斯在纽伦堡法庭上是这样陈述这个“挑选”程序的：“我们有两个党卫军医官在奥斯威辛专管检验运来的囚犯。一名医官叫囚犯列队行进，就在他们走过他面前时，当场作出决定。适合劳动的人被送进集中营，其余的人立刻被送到灭绝工厂。未成年的儿童都被处死，因为他们年轻，做工还不行。”这种“挑选”往往伴随着一幕幕强行拆散家庭的悲惨场面。
奥斯威辛的刽子手们比其他集中营的同行确实是技高一筹。毒气室以及附设的焚尸炉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可怕之处。毒气室前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坪，草坪周围还栽种了许多花卉。毒气室人口处的牌子上写有“浴室”的字样，犹太人真还以为只是把他们带到浴室来清洗虱子。有时，他们真还在入口处领到毛巾之类的东西。不仅如此，在毒气室边上还有一支乐队在演奏着轻松乐曲，如《风流的寡妇》、《霍夫曼故事》等选自维也纳或巴黎轻歌剧的轻快曲调。一位生还者回忆，这支乐队是由挑选出的囚犯组成，都是“年轻美貌的女郎，一律身穿白衬衫和海军蓝的裙子。”
就这样，这些男女老幼都被送进实为毒气室的“浴室”，厚重的大门马上关上了，并加上了锁，还密封起来。这时，里面的人们才感到不对头了，2000多人像被塞进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根本无法洗浴。他们有的望着没有水的莲蓬头发楞，有的在为地面卜没有下水道而纳闷，……而就在此时，德国人命令“挑选”出的囚犯通过毒气室顶部的蘑菇型通气孔向里面投放“Zyk1on—B”。毒气生效需要过一段时问，但是，受害者们很快就意识到了灾难的降临：毒气正由房顶向下蔓延。这时，人人惊慌失措，纷纷向离通气孔尽可能远的地方拥去，进而都挤向了紧闭着的大门边。一直在通过门上的窥视孔向里隙望的刽子手描述：在大门附近，“他们堆成了一个金字塔，人人身上发青，血迹斑斑，到处湿漉漉的。他们相互抓着、掐着想爬过去，一直到死还不放手”。
20至30分钟后，里面已经没有任何动静了，于是，抽风机把毒气抽排掉，德国人这才打开大门，再由带着防毒面具、手套和胶鞋的“特别队”人员进去工作。这些“特别队”成员都是被“挑选”出的犹太男子，德国人答应他们可免于一死，以作为从事这项可怕而危险工作的报酬。可是，他们最终不免还是死于毒气室，因为德国人不允许任何囚犯能活着出去，以免泄露内情。一位当事者是这样叙述当时情况的：“他们的第一项工作是清洗掉血迹和便污，然后再用绳套和铁钩把相互抓着、掐着的死尸分开来。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搜寻黄金和拔掉死者的牙齿和头发的前奏，德国人认为这些牙齿和头发都是战略物资。接着，便开始了这样的旅程：先用电梯和轨道货车将尸体运往焚尸炉，再将骨渣运到工厂磨成灰末，最后，用卡车把它们运到索拉河，撒入河中。”
在奥斯威辛，这样的屠杀每天都在进行，持续了两年半左右，最高纪录是一天毒死6000人。在1944年夏季的46天中，这个集中营杀死了25万至30万匈牙利犹太人。、由于被送来的犹太人越来越多，毒气室已难以满足需要，因此，党卫军干脆动用别动队在附近壕沟里进行集体枪杀，接着就地焚尸，然后用推土机推土掩埋。
进入1945年，纳粹德国的覆灭已指日可待。与西线上的盟军遥相呼应，东线上的苏联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而来。1月17日，苏军进入华沙。溃败的德军则在退却中向奥斯威辛地区靠拢。25日，挺进波兰南部的苏军兵临奥斯威辛东部。白知末日降临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党卫军在疯狂中进行了最后一次“最后解决”，枪杀了350名犹太人，其中有200名妇女。接着，他们放火烧毁了全部35座大仓库中的29座。这些仓库中存放的全都是经处理的受害人的物品。他们还炸毁了最后剩下的一个毒气室和焚尸炉。在逃离时，他们还裹挟走了1．5万多名犹太人，留下了6150名奄奄一息的犹太人和1200名一息尚存的波兰人。其中一位幸存者日后回忆了当时的感受：“我们躺在死神和怪兽的世界里，在我们周围和我们内部没有一丝文明的痕迹，以德国的胜利为开始的野蛮行为终于以德国人的失败而告终。”26日夜，苏军冲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惊愕不已的苏军官兵立刻展开了救护垂死者的工作{：在清理集中营过程中，苏军和幸存者从29座仓库废墟和另6座没有来得及焚毁的仓库中发现了83．6万件女装、34．8万套男装和3．8万双男鞋……奥斯威辛里的暴行及惨状由此披露，举世震撼，甚至连德国的战争罪犯们也为之汗颜。战时纳粹德国驻波兰总督弗朗克在纽伦堡就刑前羞愧而言：“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战后，人们在控诉纳粹德国在奥斯威辛的暴行和追究刽子手的罪行时，也一直想了解在奥斯威辛，“最后解决”到底杀害了多少无辜。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人们逐步发现这是一个永远无法统计出的数目。一向以统计精确而闻名的德国人在执行“最后解决”时只顾杀人，根本没有进行计数，而后来的各种统计数据基本上根据刽子手的估计或后
人按照毒气室的容量与运行能力而定。霍斯最初在纽伦堡法庭上的估算是有“250万人是在毒气室和焚尸炉中被消灭的，至少还有50万死于饥饿和疾病，总数约为300万人”。而当被转送到华沙法庭接受审判时，自知罪孽深重的他失去了在纽伦堡还残存的威风，他改口将这个数字减少到113．5万。而苏联政府根据现场发现计算，这一数目是400万。类似的数据还有不少。不过，任何一个数据都是巨大的。
1946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旧址上，波兰政府建立起一座博物馆，以作永恒的纪念。
NO.4　贝鲁特难民营里的屠杀
1982年是黎巴嫩内战的第7个年头，这个原本因美丽而享有“东方瑞士”之称的雪松国现在已经是满目疮痍。在首都贝鲁特，居民死于子弹横飞、炸弹爆炸、战机呼啸、坦克碾压、谁都不知道转瞬间会发生什么。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在9月15日夜，一场大屠杀的降临会如此突如其来。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教民组成的国家，而在这两大教派中还包含着许多小教派，这使得黎巴嫩社会因派系林立、党派众多而异常复杂。在这面积1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万的小国里，大大小小的教派不仅一般都有自己的政党，而且还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甚至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设立了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
9月14日16时10分，黎巴嫩新任总统、基督教马龙派要员贝希尔·杰马耶勒被炸身亡。基督教马龙派立刻将此加罪于巴勒斯坦人，扬言要为杰马耶勒报仇，特别是长期以来一直追随以色列的黎巴嫩右翼民兵组织基督教长枪党更是气势汹汹。以色列立刻借机出兵占领了贝鲁特西区。以色列总理贝京向外界解释道：“这次行动是为了保护巴勒斯坦穆斯林不受长枪党人的报复。”
在进占贝鲁特西区时，以军遭到巴解游击队的零星抵抗，给以军多少造成了一些人员和装备损失。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沙龙马上向前线以色列北部军区司令德鲁里下达命令：立刻采取“断然措施”，对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净化”。德鲁里随即指挥以军包围了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难民营，对它们采取了“密封式隔绝”，即彻底切断了这两个难民营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谁都明白，这样的“净化”势必是在杀戮中进行。以色列考虑到难民营中实际上已经没有抵抗力量，于是，决定借基督教长枪党之手来完成这次结果将是血淋淋的行动。15日下午，德鲁里在设在贝鲁特东区的以军司令部召集长枪党参谋长及情报负责人霍贝卡等人，商谈对这两个难民营进行“净化”的行动部署。会后，德鲁里向沙龙报告：“我们的朋友正在向难民营进发。我们同他们的领导人在这一行动中进行了配合。”沙龙以满意的口吻褒奖道：“祝贺你，朋友们的行动已予通过。”
紧接着的是，按照商议的部署和德鲁里的命令，以军用密集的炮火向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难民营进行轰击，刹那问，难民营里血肉横飞，建筑物被基本夷平，特别是多处围墙被炸塌。炮击过后，人们可以依稀看到在附近的贝鲁特国际机场大楼屋顶和另一座高楼上，有以军士兵用望远镜观察着难民营里的动态。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其实，这场炮击是在为“净化”行动清除可能出现的障碍。16日下午，一辆辆满载着长枪党民兵的军车驶进国际机场。17时，大约有1200名全副武装的长枪党在机场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集结完毕，随即沿着预先设置好的路标奔向出击位置——科威特使馆所在的十字路口。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18时左右，一阵阵直升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不一会，几架以军的美制直升机飞临难民营上空，投掷下一连串的照明弹。包围难民营的以军也从不同的方位向难民营方向打开了探照灯，难民营里如同白昼。就是同时，大批长枪党民兵持枪跃过被炸塌的围墙，冲进了难民营。顿时，难民营里枪声大作，呼喊声不绝于耳。敏感的新闻记者纷纷向这两个难民营赶来，但被以军远远地拦截在难民营之外。以色列军方声称：这是长枪党人在搜捕隐藏在难民营里的大约2000名恐怖分子。
在以后的40个小时里，难民营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非常恐怖的，人们后来是通过幸存者的回忆和刽子手的自述知道了当时所出现过的一个个血腥的场景：
几个长枪党民兵冲进一间民房，里面住着三口之家。民兵先是呵斥年轻的夫妇和年幼的孩子站到墙边，然后用枪托猛击丈夫的头部，丈夫的脑浆溅落在墙壁上，当即死亡。孩子大哭，与母亲抱成一团。一个民兵上前一把抓住母亲，其他几个民兵顺势夺过孩子，把他按在地上，将枪口压在他头上开枪。母亲发狂了，扑向民兵。一颗民兵的子弹击中了母亲的心脏。在屋内进行了一番抢劫后，这几个民兵用炸药炸毁了民房，他们又向另一处民房走去。
一位巴勒斯坦男青年被捆绑着，惊恐地望着一群正在拿他寻欢作乐的民兵。一个民兵先是扒开青年的衣服，用匕首刺向青年的下身。青年大声惨叫，鲜血四溅，痛苦地蜷成一团。狂笑不止的民兵不停地折磨着这个青年。最后，一个民兵开枪打死了这位青年。
民兵包围了位于夏蒂拉难民营南侧的阿卡医院。4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为了使医院免遭灾难，受院长的托付，举着白布，走向民兵，打算同他们进行谈判。然而，迎接医生的是一枚手榴弹，3位医生当场丧身，1位身受重伤的医生跌跌冲冲地回到医院。转眼间，民兵冲进医院，接着发生的是毒打、烧杀和奸淫。时近深夜，这群民兵也疲劳了，他们一边吃着夜宵，一边欣赏着受害者临死前痛苦的呻吟。
屠杀进行了一夜，一些幸存者回忆道：“16日那一夜，这里简直是一座地狱，天空始终没有黑下来，枪声始终没有停过，人们一直在尖叫。”当时，有许多巴勒斯坦人跑出难民营，哭喊着向以色列士兵求救。但是，这些士兵不但不予理会，反而又将他们驱赶回难民营。事后，一位以色列士兵也承认：“屠杀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而另有一个以军士兵后来在遭到人们指责时，还声辩道：“我们以色列人没干那种事情，那是基督教民兵干的。”
17日，天亮了，大规模的屠杀告一段落。难民营里的断垣残壁上到处是死尸，其中很多尸体是支离破碎的，其惨状连民兵们都感到恶心和胆寒。坐镇国际机场指挥屠杀的霍贝卡得知后，立即发出指令：“马上把现场清理干净，不得留下任何痕迹。”
不一会，几辆挖掘机和推土机开进了难民营。尽管瓦砾中还不时传出呼救声，但推土机依然是野蛮地从上面碾压过去。挖掘机挖出了一个个几米深的大坑，卡车将死尸抛人坑中，最后由推土机推土填平大坑。直到18日上午10时30分，一队以色列士兵进入难民营，长枪党民兵才整队集合，谈笑着离开了难民营。
事后，人们在难民营发现了2300多具肢体不全的巴勒斯坦男人、妇女和儿童尸体。另外，还有21名伊朗人、7名叙利亚人、3名巴基斯坦人和2名阿尔及利亚人遇害，他们都是巴解组织的支持者。
民兵撤离后，以军进入难民营。一位以军军官站在装甲车上，用扩音器反复喊话：“大家不要上街!我们正在搜捕恐怖分子，不然，我们会开枪的。”尾随以军的是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两个难民营里触目惊心的惨景令他们瞠目结舌，接着的是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美国记者菲克斯是第一批进入夏蒂拉难民营的，他的报道和感慨让世人震撼。他写道：“到处都是尸体，道路上、胡同里、庭院里、破屋里、瓦砾下、垃圾堆上。在有的地方，地上的血迹尚未干。当我们数到100具尸体时，我们就不再继续数了。……每一条小巷里都是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或是刀下丧生，或是饮弹而亡，横七竖八，惨不忍睹。……在(一堵)矮墙下，一排青年男子和男孩倒在血泊中。他们面壁而立，背部中弹，倒在墙根下，那情景甚是悲凉和恐怖。这堵行刑墙和墙前成堆的尸体，使人似曾相识，后来我们才想起，这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新闻图片所显示的那种杀人照片是何等相似。”
在他的报道中，无不显示出对死难者的同情和悲悯。他记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地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她仰面朝天，似乎是在晒太阳，鲜血从背上流下，浸湿了衣衫。她双脚并在一起，两手摊开，像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见到了自己的救星。她的表情很平静，两眼微闭，那样子几乎像是圣母。唯有她胸口的一个小枪眼和庭院里的血迹表明她已经死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声讨此起彼伏，而以色列政府只是被动地辩解道：我们以为长枪党民兵仅是搜捕巴解游击队员，而没有想到他们会如此不问青红皂白。9月24日，联合国举行第七次特别紧急会议。会议的议题就是“谴责以色列屠杀贝鲁特平民的罪行”。会议听取了有关报告后，一致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贝鲁特大屠杀事件进行调查。
这场大屠杀也震惊了以色列社会。9月25日，在首都特拉维夫爆发了有4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而当时以色列的总人口也仅为400万。这是迄今以来以色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美国犹太历史学家H?萨克尔在1996年写道：“在以色列历史上从未迸发过如此激烈的民众愤怒。”1983年2月10日，内外交困的以色列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在会上，除沙龙外，一致通过了以色列当局调查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事件委员会的报告。
11日，许多国家的媒体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沙龙被迫辞职。
NO.5　惨绝人寰的“嘉定三屠”
公元1645年（乙酉年五月），清豫亲王，定国大将军多铎统领大军，一举占领南京，南明弘光小朝廷一朝覆亡。
同年六月，南明降臣钱谦益，赵之龙等向多铎献策曰：“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清廷乃于六月十五日颁诏书往江南曰：“……削发一事，本朝已相沿成俗，尔等毋得不遵法度。……凡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留发不留头！”
然而“削发令”一下，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
反抗满清暴行最为惨烈的是嘉定。
嘉定，秦代属会稽郡娄县，隋唐时属苏州昆山县。至宋朝嘉定十年，遂以年号为地名，今属上海市嘉定区。
为在嘉定强行推行“削发令”，满清政权决定实施武力征服之。
七月初三日黎明，清兵的铁骑踏破了昔日嘉定古城的宁静。据史载：清军进攻嘉定城的先锋李成栋，曾是已故南明弘光朝廷兵部尚书史可发的部下。早在去年（公元1644年）的四月，当清军固山额真准塔统兵南下，逼近徐州城之时，时任守城总兵官的李成栋竟望风而逃，不久遂降于清。
此时，为反抗满清的入侵，嘉定城内的市民一致推举侯峒曾，黄淳耀黄渊耀兄弟主持城防。侯峒曾，字豫瞻。原任南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南京沦陷后，避难于老家嘉定。黄淳耀，字蕴生。乃崇祯年间进士，与其弟黄渊耀均世居于嘉定城。
在侯峒曾和黄氏兄弟的指挥下，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为鼓舞士气，侯峒曾下令在嘉定城楼上悬挂一面“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同时在城楼上“集众公议”，决定“划地分守”嘉定城：由南明诸生张锡眉率众守南门，秀水县教师龚用圆佐之；南明国子监太学生朱长祚守北门，乡绅唐咨佐之；黄淳耀兄弟守西门；侯峒曾亲自守东门，诸生龚孙炫佐之。此外，由诸生马元调（时年七十岁）与唐昌全，夏云蛟等负责后勤供给。
集议已定，各头领率众在城上日夜巡逻。“嘉人士争相执刃以从，人情颇觉鼓舞。”
为阻止清军进犯，侯峒曾又下令将城外各桥毁坏，“东，北二门俱用大石垒断街路，西，南二门用圆木乱石横塞道途。”
天亮时分，清军击溃了城外各村镇的乡兵后，便将嘉定城四面包围。随即李成栋下令，集中火炮齐轰东，西二门。“清兵攻城甚急，多缚软梯至城下，城上砖石如雨。”守城民众虽“亡失甚众”，但仍顽强不屈。若有某断城墙被炮火轰塌，城内民众便及时用木料和充土布袋堵塞之。“守城者若有伤亡，乃立即补充。”或曰：中国有两个社会，上浮夸而下粗扑；上游戏而下献身。诚信斯言哉！
黄昏时分，突然暴雨如注，狂风骤起。守城民众仍毫不畏惧，冒雨抵抗。是时，因“城中遂不能张灯，（李）成栋令兵丁潜伏城下之穴城，而守者弗觉也。”（文秉《甲乙事案》）
翌日（7月初4）破晓时分，暴风骤雨仍然不止。时城上民众已连续守城三昼夜，遍体淋湿，加之饮食已绝，故人人身疲力竭。李成栋遂令士兵“置灯于地穴中，炮发震城。”火炮声“终日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朱子素《嘉定屠城略》）
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灾难终于降临。
随着城墙一隅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军乘机登城，蜂拥而入。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
此刻，侯峒曾正在东门城楼上。城陷，“士卒皆曰：‘吾曾受公厚恩，尚可卫公出走。’峒曾曰：‘与城存亡，义也。’及下城拜家庙，赴水死之。其长子玄演，次子玄洁身处数十刀，亦死之。”
城陷之时，黄淳耀黄渊耀兄弟急趋城内一僧舍。“淳耀问其从者曰：‘侯公若何？’曰：‘死矣！’曰：‘吾与侯公同事，义不独生。’乃书壁云：‘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进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洁身远引，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大明遗臣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其弟渊耀曰：‘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北虏之民也。’淳耀缢于东，渊耀缢于西。”（黄宗曦《弘光实录钞》）又据史载；诸生张锡眉解带缢于南门城楼上，死前作绝命词，大书裤上云：“我生不辰，与城存亡，死亦为义！”教师龚用圆赴水死，二子从之。诸生马元调，唐昌全，夏云蛟，娄复闻，城破亦死之。又有黄某，与清军巷战中“手挥铁简，前后杀数百人，后中失而死。”这些“志士仁人”之死，从历史上看，固然是其儒家“仁义”观念的根本追求所致。但从民族兴亡的高度看，这为民族生存而死之大丈夫精神，不也成为汉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吗？
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朱子素《嘉定屠城略》）
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更有甚者，屠城罪魁李成栋，竟用三百只大船运走了他掠夺的金帛女子。
在此劫难中，不乏为虎作伥者。又史载：清兵如北门，“乃奸民导敌入。”至于趁火打劫者，亦不在少数。有汉奸徐元吉者，“以削发为名，日出行动，割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
然而，满清的暴行并未扑灭民众的反抗怒火。
七月二十四日，有江东人朱瑛者，自封游击将军，率兵五十余人回到嘉定城。是时，朱率部会同城内市民，将清军驱赶城外。
第二天，逃至城外的李成栋，急令万国昌率兵增援。李本人则坐镇城外之织女庙，指挥各路兵马企图第二次攻城。
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清军乘城内民众武装力量尚未集结完毕，再次攻进城内。
有汉奸浦嶂者，向李成栋献计曰：“若不剿绝，后必有变。”
于是，清军第二次屠城。此时，城内许多居民尚未起，，“遂于屋中被猝然杀之。”顿时，“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
在此次屠城中，浦嶂一马当先，“大显身手”。他甚至将好友娄某的全家斩尽杀绝。为此，嘉定城内民众“是日逢嶂，龆龀不留。”有一郭姓市民者，曾不胜愤慨地痛斥他：“人面兽心，狗鼠不食。”人神共怒，浦嶂惟掩面鼠窜耳！
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史载：吴之番“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曰：‘吾死，分也。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挺枪欲赴东门死。”
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
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尝”。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乃是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相互争斗与交融的历史。无庸置疑，传统的宗法的血缘关系，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以及忠君报国的政治伦理，历史地凝集了汉民族以自己文化为本体的民族清结。梁涑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观念，实质上是属于民族主义观念范畴的“天下主义”。文化的民族，远远重于种族的民族。因而，历史上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不仅是国家利益的争夺，也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交锋。
NO.6　卡廷事件：被掩盖了半个世纪的惨案
在战争期间，屠杀战俘和敌方平民已是司空见惯的战争暴行。卡廷原本是俄罗斯联邦斯摩棱斯克州境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铁路小枢纽站，但就是因这样的一起事件而天下闻名。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自西向东，对波兰发动“闪电战”．势如破竹。就在波兰军队节节败退，疲于招架之时，9月17日，苏联军队突然越过苏波边境，由东向西推进，使波军顿时陷于苏德两军夹击之下。当时统兵25万的波军总司令希米格威不知所措，再三权衡后，他在当天下午4时下令：不要把苏军当成敌方，不要抵抗苏军。大部分波军部队执行了这个命令，成为苏军的俘虏。他们相继被转往苏联西部各地的俘虏营，后来，其中的大部分被陆续释放。然而，还有大约15000名被俘的波军军官从此杳无音信。
1941年6月21日，纳粹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苏联惨败，包括斯摩棱斯克在内的大片国土沦丧。7月30日，苏联驻英国大使在伦敦同波兰流亡政府签署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和旨在联合抗击德国而在苏联境内成立波军的协定。8月4日，波兰将军安德斯被从苏联监狱中释放出来，奉命组建波军。也是从这时起，波兰人开始寻找那批军官。
9月2日，在苏联古比雪夫市训练波军的波军上尉恰普斯向苏联当局提交了寻找4000名在苏失踪的波军军官名单，但石沉大海。12月3日，安德斯将军在斯大林接见时，提出了那批军官的下落问题。斯大林回答道：“他们都跑了，可能跑到中国的满洲里去了。”几个月后，安德斯又提及此事，斯大林的回答是：“我们把他们都释放了，他们可能跑到德国占领区了。”
而在1943年春，德军在斯摩棱斯克市以西15公里的卡廷村修筑铁路时，在一大片已有3年树龄的松树林和桦树林下挖掘出8个巨大的坟场，其中埋葬着身穿波兰军服的尸骨。在其中的一个坟场里，2500多具尸骨分五层叠摞着。于是，德国大做起文章来。4月11日，德国把一个波兰代表团带到现场辨认，波兰人确认这些尸骨是波兰军官的遗骸。4月13日，柏林电台对外公布了这一消息，并断言这就是那批波兰军官，他们是被苏联人杀害的。“卡廷事件”由此显身。
针对柏林电台公布的消息，苏联立即进行反击。4月15日，塔斯社发表了苏联政府的公报，指出这是“恶意的捏造”，并且有根有据地声称这是德国盖世太保所为。其中的一项证据就是死者头部的子弹是德国制造的。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对苏联的公报持怀疑态度，于是，在4月17日，它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此事。20日，它又向苏联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对此，苏联大怒，指责波兰与德国勾结，“决定中断与波兰政府的关系”。不久，波兰红十字会派出一个专家组前往卡廷进行调查，德国也组成了一个吸收了盟国专家的调查团来到卡廷。这两个调查团辨认确定了4000多具失踪的波兰军官的遗体，有两个当地苏联居民提供了目击屠杀场面的证词。这两个调查团得出的结论都认为：根据现场发现的3184件信件、报纸等标有时间日期的证据，再加上现场的目击证据，以及尸体上留有的刺刀和子弹伤痕等情况判断，这是一场发生在1940年春季的屠杀，可在那时，德军尚未占领这里。而死者头部的子弹虽由德国制造，但那是在1930年前卖给苏联的德国子弹。
对于这样的调查团以及这样的调查结果，苏联予以坚决的驳斥，怒斥波兰是“企图利用希特勒的诽谤性假消息来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从背后争得某些领土割让的目的，而牺牲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白俄罗斯和苏维埃拉托维亚的利益”。
就这样，卡廷事件长期困扰着苏、波交往，成为双方关系中的主要“空白点”之一。波兰民众对这个历史事件非常关切，耿耿于怀，念念不忘。
其实，制造卡廷事件的元凶就是苏联政府。历届苏联政府都知道这一切，但却对此一直加以隐瞒。虽然赫鲁晓夫也知道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贝利亚指挥内务部部队一共枪杀了21857名波兰军官和波兰平民，但是，他在抨击斯大林的全过程中对这事依然是只字未提。
时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波兰人民要求澄清事实的呼声愈加高涨，波兰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苏联提出要消除影响两国关系中的历史“空白点”的建议。而这时的苏联也止在经历着社会政治改革，苏联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现出对以往诸多行为的反思和批判。1990年4月13 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向来访的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承认：卡廷事件“已经查清”，“贝利亚及其助手应对此负责”。同一天，塔斯社发表声明：约15000名波兰军官在卡廷被苏联秘密警察杀害，表示“对卡廷悲剧深为遗憾”。卡廷事件的真相终于露出冰山一角。
1992年10月14日，波兰总统瓦文萨在华沙会见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特使、俄联邦国家档案委员会主席皮克霍亚。皮克霍亚将两大包“绝密档案”的复印件移交瓦文萨。这是诸多关于卡廷事件真相档案中的一部分。在听完皮克霍亚的叙述和看了这些文件后，瓦文萨这位工人出生的硬汉居然感到“两腿发抖”。从这开始，那50年前血腥而惨烈的场面逐渐为世人所知……
在历史上，俄国与波兰可算是一对宿敌。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波兰人不但重创过苏联红军，而且是西方国家的反苏前哨。可以说，历史与现实使斯大林恨透了波兰人。当那25万波军沦为苏军俘虏后，苏联政府无不想好好报复一番。经过苏联内务部的一番甄别，贝利亚将其中的2．6万多人列入了枪决之列，而又在这其中，15131人是波军军官。他把这批军官分别关押在科泽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3个战俘营，而剩下的11000名非军事人员被分散拘押在其他监狱。1940年3月初，他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在战俘营中有15131名军官和警官，其中将军、上校和中校军官有295名，“都是对苏联政权持顽固不化的敌对态度的死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必须对15131名战俘及……11 000名各类反革命问谍颠覆组织成员……以特殊方式审理，处以极刑枪决”。他在信中还强调：“审理时，不传讯被捕者，不向其提出公诉，既不宣布结束侦讯决定，也不宣布起诉书。”
而在这时，斯大林已经不耐烦了。在他眼里，这些关押在苏联的波兰战俘已经毫无用处，只是在吃苏联面包，而面包对苏联军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当贝利亚的这封有4页纸的信送达后，在3月5日的苏共第13次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当场予以签发。于是，贝利亚闻风而动，刑场和坟场被选定在偏僻的卡廷森林里面。
从4月3日起，在贝利亚的部署和指挥下，屠杀有条不紊地开始了。每天早晨6时30分左右，都有几百名战俘被通知获得释放，将由专列先送他们到斯摩棱斯克，然后再将他们转送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然而，当火车开到距斯摩棱斯克城附近时，他们被赶下火车，接着被押上开往卡廷的黑色大客车。到达目的地后，在一片空地上，他们奉命并肩站成一排，由苏联内务部人员搜身，金银首饰和手表等贵重物品一律被没收。搜身结束后，苏联人将他们的双手反剪捆绑起来，接下来的就是枪决。为了节省子弹，刽子手将两名军官头抵着头，以便能够用一颗子弹打死两人。再往后的事是将尸体运到预先在附近已经挖掘好的大坑里，进行掩埋。在尸体堆满了一个大坑后，苏联人马上平整土地，在上面栽种上树木，以图不留下痕迹。屠杀一直持续到5月中旬，科泽尔斯克战俘营和斯塔罗别尔斯克战俘营里有9000多名波军军官就被这样秘密杀害。
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里的6500多名波军军官是最后一批殉难者，但不是在卡廷遇害的。5月的一天，一位苏联内务部的上校军官向他们保证将马上释放他们，然后，命令他们列队，登上停泊在附近谢利格尔湖边的几艘大驳船。这些军官还以为这是送自己回家，于是，他们唱着轻松的小调，快乐地鱼贯着上了船。谢利格尔湖面积有100多平方公里，湖水流入伏尔加河。当驳船行驶到大湖深水区时，隐蔽在湖边的苏军大炮突然向驳船开火。结果，驳船被击沉，船上人员无一生还。
紧接着，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波兰问题”已经解决了。
1995年底，在波兰人民的要求下，波兰政府在华沙的古城附近建立了一座颇有特色的纪念碑——波军军官被押运到卡廷的场面。
然而，迄今为止，卡廷事件的真相尚未真正地大白于天下，俄罗斯政府所公布的卡廷事件的档案仅仅是相关记载中的很小一部分。也就是说，更多的秘密还不为世人所知，波兰政府也正在艰难地向俄方打听更多的关于自己同胞最后命运的消息。
NO.7　血淋淋的战俘“甄别”
战俘是战争带来的特殊群体，古往今来，他们几乎都受到过不公平、甚至是非人的待遇。为此，国际社会特别制订和屡次修改了旨在保护战俘人身利益与安全的国际公约，即《日内瓦公约》。然而，在朝鲜战争期间，一向呼吁要保护战俘权益的美国政府与美国军队却不仅百般折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被俘官兵，而且还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在这些战俘遣返问题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实施了一系列伤天害理的“甄别”举措。就美国而言，这是战争罪恶；而对中朝战俘来说，这是战争灾难。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在朝鲜南端的釜山、巨济岛等地建立了多座用于关押中朝战俘的战俘营，中朝战俘被羁押在这些地方。在这里，战俘们受尽摧残和折磨，如同生活在人间地狱中。因此，“回到祖国”是中朝战俘的共同心声与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本是合情合理的。在国际间，一旦战争结束，立刻释放并遣返全部战俘已是一种惯例；在制定1929年《日内瓦公约》时，与会各国代表理所当然地同意“全部释放”的原则；1949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制定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中特别写进了这样的条款：“战事停止后，应立即释放和遣返战俘，不得迟疑。”美国是这一公约的签字国之一。
然而，在1951年7月，美国陆军心理战处处长麦克卢尔准将向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提出了一个“自愿遣返”的建议。由于在被俘的2万多志愿军战俘中，有不少是从前国民党军队中投诚或起义的军人，因此，他认为，在他们当中肯定有不少人不愿再返回中国大陆，而是想前往台湾；在11万多朝鲜人民军战俘中，也会有不少人不想返回朝鲜北方。因而，美国可以运用“按照俘虏的意愿来决定他们回哪里”的手段，制造出许多“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回大陆”的“事实”，以此来诋毁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败坏志愿军的名声。在提出这个建议时，麦克卢尔得意地写道：“我想，将会(在战场上)出现更多的投降者，因此，对将来开展心理战会极为有利。”作为一种阴谋，“自愿遣返”就这样出笼了。美国政府如获至宝，总统杜鲁门指示参加朝鲜停战谈判的“联合国军”司令、美军将军李奇微：无论情况如何变化，都不能接受“全部遣返”。
1952年4月8日，“联合国军”下达了执行“甄别”的计划。但是，“甄别”进行得不顺利，遭到了中朝战俘的抵制。在17座战俘营中，有7座战俘营的战俘干脆拒绝任何询问活动。恼羞成怒的美国人决定动用武力，进行强制性“甄别”。
5月4日，“甄别”开始了。在战俘营里，美军看守、美蒋特务以及南朝鲜帮凶先将受“甄别”的中朝战俘集中到广场上，对因坚决要求遣返而誓死拒绝“甄别”的战俘当众进行摧残，从辱骂开始，逐渐发展为殴打，继续升级到割人肉和挖人心。这些刽子手将这些割下的内脏和人肉放在火上熏烤，然后，一边吃肉，一边嚷着：“你们吃了联合国的饭，要走就把肉留下。”他们还强行要求旁观的战俘们也必须吃这些肉。
这些暴徒使用的手段除了割人肉、挖人心外，还有活埋、倒悬、火油灌口、开水煮人、蒸笼蒸人等。在短短几天中，仅在72联队和86联队，惨遭杀害的就有99人，被割肉的就达300多人，被打成重伤的有340多人，轻伤的高达1000多人。
在这样的折磨与摧残之后，美方在“甄别”的地方设置了两条狭窄的通道，一条是通向原来战俘营的，不愿被遣返的战俘可走这一通道；而另一条通道是通向战俘营外的，愿意被遣返的战俘可选择这一通道。在“甄别”的第一天，当战俘们走向这两条通道时，大家的心里全明白了。前一条通道是通畅的，而在后一通道上则险阻重重。这条通道的入口由手持刀具的台湾特务和南朝鲜军人把守，通道两侧也站着手拿木棍的美军士兵。第一个走向后一通道的志愿军战俘在入口就被乱刀砍死了，然而，还有许多不屈的战俘们前赴后继，拼命冲向这一通道，结果身上无不是伤痕累累。一些没有冲过去的战俘则被强行拉到前一通道。面对这血腥的场面，也有不少战俘只得忍气吞声，无奈地走向了前一通道。
巨济岛战俘营里的72联队和86联队是进行“甄别”的重点战俘营，美国人及其帮凶花的力气最大，所以，能够冲出的战俘很少。在72联队的7700多战俘中，只有700多人冲过了后一通道；在86联队的8400多战俘中也仅有1 200多人得以通过。在71联队，有238名战俘因反对“甄别”而遭到美军的残酷镇压。而在另一些战俘营，由于美国人的“甄别”力度相对薄弱，因此，冲过后通道的战俘明显增多。在70联队的1500多名战俘中，有1270多人冲了过来。
几千名死里逃生冲过后一通道的志愿军战俘，随后被统统集中到602联队，又遭遇到进一步的摧残，甚至是屠杀。602联队是一个已废弃的战俘营，仅剩下一片空地，没有一座帐篷，美国又拒不提供食物。这时偏偏又下起了暴雨，当战俘们向美军看守提出食物要求时，看守则大呼战俘“暴动”了。于是，四周的美军立刻用卡宾枪、机关枪和坦克炮向营区射击，打死打伤100多人。
釜山战俘营的“甄别”过程是惨烈的。在第三收容所里关押的380多名志愿军伤病战俘始终拒绝“甄别”，他们明确表示：“全体战俘强烈要求回祖国，坚决反对去台湾，因此，没有甄别的必要，我们也决不屈服这种非法的甄别。”
战俘营当局闻讯后，马上派重兵包围了第三收容所，接着对第三收容所断水断粮。3天后，收容所内已有人饿死和渴死。美方以为时机成熟了，于是，发出了第一道“甄别”命令，要战俘们在5分钟内出来接受“甄别”。、5分钟过去后，没有一个战俘走出来。美军又给了5分钟，然而，在1个小时后，仍没有一个人出来接受“甄别”。
恼怒的美军随即对收容所开始了屠杀，轻重机枪的扫射持续了1个小时，当场打死200多名战俘。接着，美军施放毒气，终于把剩下的100多名战俘赶到了一个空场上，逐个进行“甄别”。尽管美军的所有手段都是惨无人道的，但这些战俘相互搀扶着，硬是全部冲过敌人的棍棒和刺刀，选择了回国的道路。
这样的“甄别”仅仅是开始，以后的“甄别”无不是与酷刑和杀戮联系在一起的。4月10日，在巨济岛战俘营，美方人员又对拒绝“甄别”的中朝战俘大耍淫威，有60多名战俘遇害；5月20日，在釜山战俘营，又有86名拒绝“甄别”的中朝战俘伤亡……
经过艰苦的谈判，1953年4月20日，中、朝、美的第一批伤病战俘遣返工作终于在板门店开始了。上午9时，6辆美方救护车驶抵交换场地，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从车上抬下了28名肢体不全的志愿军战俘，他们总共只有12条腿。而在后一批送达的7名战俘中，仅剩下2条腿和4只手。那些残缺的肢体大都不是在战场上丢失的，而是被美军军医借口一点小伤而切除的。
7月27日，中、朝、美三方在板门店正式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在这前后，病伤战俘和那些不畏强暴的战俘分批被遣返，回到了中国，但是，仍有大批志愿军战俘与朝鲜人民军战俘被扣押在美军的战俘营中。美方根本就不打算将他们遣返。会也对美国大加抨击。中国外交官乔冠华说道：“美帝国主义从此又欠下我们一笔债，是人权债。”
NO.8　血洗高卢：杀戮与征服
盖乌斯·尤利鸟斯·恺撒是古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的大独裁者生涯中，高卢战争为他赢得了实力、权力、影响与荣耀，但是，这一切都是在血淋淋的杀戮中进行与完成的。当时高卢地区人口众多，大约在1500万到2000万之间，土地肥沃，经济发达。在高卢战争前，罗马人已经统治阿尔卑斯山南部的高卢的一一块地区，建立了一个行省，恺撒就是这个行省的总督，即“高卢总督”。而高卢战争则是一场征服阿尔卑斯山北部高卢的战争。为了制造这场战争，恺撒可谓是挖空心思，不惜一切了。这是因为在他与庞培和克拉苏组成的罗马政坛上的三头政治中，他的实力和影响都是最弱的，所以，他想通过战争来获得超越另两头的政治影响、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以便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实现“我要当第一统治者，绝不甘居二流”的抱负。
而高卢战争就是恺撒以“贪婪、残忍、野蛮”的手段挑起，打败厄尔维几人后，恺撒率领罗马军队，继续在高卢北部征战。公元前57年，在战胜比尔及人后，恺撒进入纳尔维人的地区(今坎布雷地区)，纳尔维人成为他的又一个征服对象。
纳尔维人以非凡的勇敢而著称，“他们个个都是极其粗野、极其勇敢的人”。他们从来不同罗马人往来，并声称决不派人到恺撤那里去称臣纳贡，也不会接受罗马人提出的任何讲和条件。为了对付罗马人，他们同相邻的一些部族联合起来，占领了萨比斯河岸边的阵地，严阵以待。纳尔维人从来不用骑兵，他们所有的力量就是步兵。他们自有一套对付敌人骑兵的办法：把半切开的嫩枝弯插向地下，让其向四面滋生出许多小枝，茅刺和荆棘也就密密麻麻地夹杂着丛生在里面，长成一道墙似的藩篱，由此构成一条很好的防御工事。这样的工事不仅难以攻破，就连窥探都难上加难。
不久，恺撒率大军在萨比斯河岸边安营扎寨，两军正好形成对峙。纳尔维人决定先下手为强，趁罗马人立足未稳，首发进攻。只见纳尔维人先是避开了罗马人的骑兵部队，然后几乎出动了全部的步兵，向罗马人冲杀过来。罗马军队的战斗队形被打乱，顿时陷入混乱，惨烈而著名的萨比斯河战役由此开始。
正在队后的恺撒立即策马赶向作为先锋的罗马精锐部队——第10军团。而第10军团毕竟训练有素，身经百战，在主帅还没有到达时，就已凭借自己的战斗经验摆脱了混乱，有条不紊地阻击着进攻的纳尔维人，逐渐压制住了敌人的进攻，把纳尔维人从自己的阵地逼向河岸，又在河岸边砍死了大批纳尔维战士。
而同时受到进攻的罗马第7军团和第12军团则仍处于混乱之中，以致一些已经归顺罗马统治并前来增援罗马人的其他高卢军队以为罗马军队被打败了。当恺撒从第10军团来到这些部队时，这里的场面连他都大吃一惊：军士们挤在一起，有一个营的百夫长(即军官)全部阵亡，而其他几个营的百夫长也大部伤亡；有些连队已经无法抵挡进攻，正在且战且退。恺撒二话没说，从一个士兵手中夺过一面盾，就向阵地的第一列走去。
他呼唤着百夫长们的名字，鼓励士兵们立刻投入战斗。“他的到来给士兵们带来了希望，他们的精神重新振作了起来，人人都想在统帅的亲眼目睹之下，表现出自己即使身历险境时还骁勇善战到何种程度。”甚至连“即使因伤躺倒的人也竭力倚在他们的盾上重新站立起来，投入战斗……罗马骑兵此时也希望以自己的勇敢来洗刷溃逃的耻辱，就在所有战斗的地方一马当先，抢到军团士兵的前面去。”
而纳尔维人毫不示弱，依然英勇异常。还是在《高卢战记》里，恺撒写道：“敌人尽管生存的机会微乎其微，却仍显示出非常的勇敢。当他们前列的人阵亡时，旁边的人便马上站到倒下的人上面，在他们的尸体上战斗，当这些人也都倒下，他们的尸体积成一堆时，活着的人就把他们当成壁垒，站在上面向我们发射武器，或者拦截我军发出的轻矛，再把轻矛投掷回来。因此，我们完全有正当的理由称这些敢于渡过大河、攀登高岸、闯入形势不利的地方的人为英勇无比的人。”
这场战斗的结果是纳尔维人完全失败了，罗马人“差不多把纳尔维人这个民族连带他们的名字都消灭掉了”。纳尔维人的6000长老只剩下3人，6万征战的男子仅生还不足500人。
阿杜亚都契人是在前往增援纳尔维人的半道上得知纳尔维人战败的消息的，他们立刻退了回去，固守城池。但这为时已晚，乘胜前进的恺撒以雷霆万钧之力，破城而入，杀害了4000多人，并将另外53000多人当作奴隶贩卖掉了。
对于高卢人而言，恺撒的战争与统治是难以忍受的，不管恺撒的借口或解释是多么的美妙，但是，事实则是这样的：征服剥夺了高卢人的自由，他们被置于罗马人的极其残酷的奴役之下；征服中充满了狡诈、屠杀和劫掠，令他们愈加忍无可忍。因此，高卢人的反抗起义此起彼伏，甚至是波澜壮阔。对此，作为高卢战争的组成部分，恺撒一概予以坚决镇压和残酷报复。
公元前53年，他首先是攻击谢诺尼斯人。在迫使对方交出人质后，才勉强收兵，转而攻击美那皮依人。在那里，恺撒的军队烧毁房屋，抢掠牲畜，杀戮百姓。在美那皮依人屈服后，恺撒挥军袭击德莱威里人，打得对手不得不投降。在回师的路上，恺撒又血洗了平时对罗马人多有冒犯的埃布罗尼斯人。那里的居民几乎被杀光，以致这个部族的名字从此消失了。
如此的血腥镇压激起了高卢人更加强烈的反抗。公元前52年，在阿德莱巴德人康缪斯等人的领导下，爆发了全高卢人大起义。恺撒毫不示弱，采取分化手段来瓦解起义队伍，然后各个击破。在围攻阿瓦里库姆城时，罗马军队的攻势凶猛异常，杀伤力极大。在破城后，罗马人又大开杀戒。恺撒得意地写道：起义者“沿着城墙四面散开时，恐怕逃走的希望都断绝了。他们丢掉了自己的武器，一路横冲直撞，向市镇最偏僻的地方逃跑。其中一部分在城门狭隘的出口处拥挤成一团，被我军步兵杀死，一部分已经出了城门，但被把守在城外的骑兵歼灭。这时谁都不忙于获取战利品，钦那布姆的屠杀和长期围困的辛苦，使士兵激怒得不顾一切，无论是年迈的老人、妇女还是儿童，格杀勿论，决不饶恕。最后，在数量达4万的居民中，只剩下了最初一听到喊声就跑出市镇的人。”
这场起义直到公元前51年才逐步平息，随之而来的便是令人发指的报复。在攻占了最后一座参与起义的城市乌克塞洛都努城后，恺撒进行了残酷的报复。《高卢战记》第8卷的作者伊尔久斯是以吹捧的口吻来描述这段历史，但从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当年的血腥：“恺撒知道自己的仁慈是众所周知的，绝不怕给了他们严厉的处分之后，人家会疑心这是由于他的本性残暴。他还考虑到，如果再有别的地方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试行叛乱，他的计划就永无完成的一天，因而必须以一次示范性的处罚来禁止其他人效尤。他命令把所有拿武器作过战的人的手都砍掉，然后，饶恕了他们的性命，作为作恶受惩罚的铁证。”
高卢战争进行了9年，恺撒南征北战，攻占了800多座城市，征服了300多个部族，先后同300多万人作战，将其中的100多万人予以歼灭，又将其中的100多万俘虏作为奴隶处理，扩张土地数十万平方公里。而作为战利品的俘虏、牲畜、金银财宝更是不计其数，成车的黄金被运回罗马，多到用磅出售，而金价降到比银子还低1／4。高卢战争使恺撒大发横财，参战的罗马军人也因此腰缠万贯。
而对于高卢人来说，这场战争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他们的家园被摧毁，他们的亲人或被屠杀，或被当作战利品卖到远方为奴。正是因为这场战争，他们从此失去了往日的自由，他们接受“文明的”罗马人生活方式的代价是被罗马人剥削和奴役。
NO.9　扬州十日
崇祯17年（1644）3月18，李自成围北京，只一夜，北京破，崇祯上吊，明亡。
明亡后，南京，马士英、史可法拥崇祯堂兄朱由崧为帝，号弘光，加封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太保，起用魏忠贤之党余阮大诚，排挤史可法，报复东林党，捕周镳、雷縯祚等下狱，杀之，更重颁《三朝要典》，为魏忠贤翻案，外敌未来，内乱先起，岂不哀哉。
后金鞑子，降明之吴三桂，败大顺李自成于山海关，入师北京，继而于潼关再胜李自成，挥兵南下，命沂州、济宁之兵由庙湾南渡黄河而趋邳、宿二州，彰德、卫辉之兵由孟津东渡黄河而逼归德、徐州，降南明驻睢州总兵许定国、驻河南总兵李际遇，取徐州，再降南明泗州守将李遇春，度黄河，围扬州，其威势不可当。
扬州督师史可法飞书告急，5次接到鞑子之招降书，皆不启封，而投入火炉。崇祯18年4月22，城内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建议投降，史可法不从，两人遂于当夜降敌。23日，总兵刘肇基请求乘敌不备背城一战，史可法亦不从。24日，满清运来“红衣大炮”，轰炸扬州城，扬州次日告破。故而有“扬州十日”也。
1645年5月13日，清军薄扬州城下。5月20日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
史可法曾面问庄子固，如果扬州城陷落，他是不是准备尽忠。庄子固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他会的。此刻，史可法真的请求庄把他自己杀死，但是庄子固不忍这样做。于是史可法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剑自刎。但是，他没有受到致命伤，只是倒在庄子固的怀里血流不止。史可法大声呼叫其养子助他速死，但是史得（德）威犹豫再三未能下手。结果从城北门逃来的败兵把他们席卷而去，后面有满人紧追不舍。混战之中，庄子固被杀死了，史可法被一个认出了他的清军将领捉住。史可法请求把他带到他们的指挥官那里去。
史可法很快就被带到豫王多铎那里。据温睿临关于他们见面的记载，豫王很友好地召见了史可法，说：“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
史可法回答道：“我此来只求一死耳。”
多铎问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
史可法答道：“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尔国明矣。我岂肯效其所为？”
于是多铎命令宜尔顿将军“劝说”史可法屈服，但是三天过去了，史可法仍然拒绝投降，于是下令杀害他。在《实录》的简短记载中，说道：“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
大部分史可法的部属，如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天主教徒、炮队专家陈于阶，或是死于街上的战斗或是自杀。史可法的全部19名私人幕僚都遇难了。
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准备着入侵者的到来，同时大量地隐藏他们的金银财宝。他们只是做了这些谨慎的准备，但是全然无力抵抗那些已接管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王秀楚写道：“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
那些叛徒领着清兵在这座商业城市中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
“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
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
“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
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
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NO.10　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的屠杀——蒙元征服史
在人类社会迈入纪元后的第13世纪后，一个民族开始崛起于蒙古高原的沙塞之间。他们是那样的强悍，以至于像一阵龙卷风般掠过亚欧大陆。所过之处，一切都被无情的摧毁，撕成碎片飘散于历史的烽烟中。从朝鲜半岛到多瑙河；丛极北苦寒之地到西奈半岛，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在蒙古兵的铁蹄下呻吟。屠城、大规模强暴、焚烧屋舍……几乎无时不在发生。留下的是被征服者无边的血泊、眼泪；遍地的废弃城廓；以及女人们被凌辱时无助的呼叫声。
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陷金国都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超过100万人为此殒命。
公元1220—1221年，蒙古人第一次西征时，对多思汗也就是撒马尔罕（还有说是玉龙劫赤的）进行了疯狂屠杀。当时共计5万蒙古兵，平均每人手刃24个百姓之多。被屠杀者多达120万。
公元1227年，屠夫铁木真发泄兽欲时，被西夏妇女咬掉了小弟弟而最终恶贯满盈于六盘山。其后它的继承者实现了对西夏的征服。出于报复，将西夏境内的居民系数屠戮。仅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就有超过80万的居民被屠杀，党项民族也从此灭绝于中华大地。
公元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大肆屠杀成都居民。千年古城只落得民无谯类，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140万！
公元1258年，旭列兀（拖累的儿子，忽必烈的兄弟）的蒙古铁骑攻陷巴格达，大屠巴格达居民。据说120万人死于屠刀下，以至于底格里斯河河水为之一片血红！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直到公元1352年，蒙古统治者还对徐州、杭州居民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并计划消灭张王刘李赵汉族五大姓。只是由于红巾军的奋起一击，这项种族灭绝政策才没有被最后执行。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人1800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餐头毛驴价钱。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头一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我们在史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蒙古帝国在中国土地上残酷地进行种族灭绝的纪录。“乘其骏马，掠其妻子，占其土地”是蒙古士兵作战的目标和动机。比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用子女牛羊马百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 。“关中兵火之余，户不满万” 。“既破两河，赤地千里人烟断，燕京宫室雄丽，为古今之冠，鞑人见之惊畏不敢仰视。既而亦为兵所焚，火月余不灭。”“ “韃靼过关，取所掠山东两河少壮男女数十万。皆杀之”等等。那么蒙古屠杀到底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目前我看到最早的统计是在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蒙古灭金后得户87万余，口四百七十五万余，比金章宗太和七年(1207)年统计数户七白六八万余，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余，少了90%。按照这个统计，北方被屠杀汉族人民人数约四千万。
根据《元史》记载，仅陕南一带双方交战后，宋军阵亡士兵和被屠城的百姓就达数十万。
蒙古攻宋时，屠城二百，包括常州屠城。元灭宋，得户九百三十万，校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代户数1千三百六十万也少了30%。按每户5人计算(金朝境内每户平均5.4人)，南方宋境内被屠杀人数约2400万。
也就是说，最保守的估计，中国金境和宋境内至少被屠杀了6300万人，金帝完颜一族尽数被屠，世间从此再无完颜一姓。这还不包括蒙古帝国在西夏的种族灭绝行为中丧失的党项族人。以及灭辽后种族灭绝的契丹人。
四川被屠杀后，人口减少上千万人，占95%以上，是确定无疑的，但具体多少有一定分歧，只有困难是宋代人口按户来统计，一户有多少人估计不一样。绍兴三十二年四川的户数为263万，如果按照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南宋初四川人口大约为 1,320万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川元丰绍 兴淳熙户口数》)。但也有人估计是一户7口人，则人口大约2000万。
据《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和省议减之。元至元十九年是1282年，距离元军平定四川的1278年仅晚6年，也就是人口数只有战乱发生前夕的4%，这就说明了四川在与蒙古的战争中人口减少得令人震惊。
仅仅成都一城城内被屠杀至少140万人。城外数都数不清，下面是从中国地方志找到的记载。旧〈成都县志〉引明人赵防〈程氏传〉，该传引元人贺清权〈成都录〉曰： "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又引元人〈三卯录〉曰：“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
于是赵防感叹曰："元人入成都，其惨如此！"。明诗人杨升庵的〈杨升庵遗集〉亦谓："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即杨升庵的祖先）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间犹未能复宋世之半也！"
据说，忽必烈自己估计蒙古人，在中国北方直接屠杀了1800万人，而历史学家估计中国北方人口三千死亡万，占人口90%左右。明初，河南、河北、江苏北部、山东西部都是千里无人区。明政府强迫其他省份人民移居那里。据说很多河北山东人是从山西大槐树移民的后代。这在很多人家谱里可以验证。 )
说南方地区人口下降少还可以，但说基本保存是不对的。传说里，元军统帅伯颜在平江南时不杀一人，但是，《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二》却记载了德佑元年 (1275 AD)十一月伯颜在江苏常州的大屠杀： ”甲申，元伯颜至常州，会兵围城。知州姚誉、通判陈昭、都统王安节(王坚之子)、刘师勇，力战固守，伯颜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终不听，伯颜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运土为垒，土至并人以筑之，且杀之煎油伦炮，。。。攻二日，城破，誉死之，昭与安节犹巷战，。。。日中兵至，(昭)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执安节至军前，不屈，亦死。" 从这段记录里，我们看见“不杀一人”的伯颜，凶残到逼迫城外居民*运土，运完土后就把他们抓来填进垒里，还把人来油煎，最后尽屠了常州一城居民。"不杀一人"的伯颜尚且如此，可以想到，在北方和四川60年战争中蒙古军队所为了。
我自己不知道蒙古人在全世界总共杀多少人，但是，被蒙古人破坏以前，中国和亚洲文明古国都相当发达，大城市人口都在100万以上。仅仅在伊朗地区，被屠杀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有这仅仅是大城市的统计，蒙古人在农村的屠杀人数是无法每次都统计出来的。但所以被入侵国家都记载蒙古人在农村一样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当时俄国人口不多，所以屠杀人口总数不大，莫斯科只被屠杀了20多万人，但是据俄国历史学家估计，俄国被屠杀人口超过了中国的50%。被直接屠杀地区人口下降超过90%。
如果当时世界其他发达地区人口密度和中国相似，那么被屠杀人口应该不亚于中国的5000多万。也就是说被蒙古屠杀人口应该不少于1亿。至於说被屠杀2亿也不是不可能的，第2次世界大战造成欧洲人口下降了10-15%，(中国被日本入侵也大约是这个数)。蒙古人造成中国全国人口下降50%，北方和四川占90%，
历史总归是历史！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衡量，只要有起码的人类良知，就不应再为世界历史上最残暴的屠夫们歌功颂德。以世界人民的空前劫难、我们祖先的滚滚人头，来彰显它们的“旷世武功”，赞美它们登峰造极的杀人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