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治城市病,先除权力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2:10:25
王石川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10月8日《中国青年报》)
城市确实病了,并且病得不轻,报道所举的一个例子——今年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北京全城拥堵,“200米的路,车走了半小时”,“下班在路上堵了6个多小时”。笔者是亲历者之一,深切体会到首都变首堵的痛苦。
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数字显示,到2008年底,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45.6%,城市人口已达到6.07亿人。到2015年,城市化率将超过50%,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为了美好的生活,我们来到并留在了城市,但等待我们的并不全是美好。
早在2003年,时任建设部副部长的仇保兴就提出,要防止四大“城市病”:一是水资源、土地资源的短缺;二是一些城市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修建大广场、政府大楼等,但是城市基础设施跟不上,供热、供水、排水、排污设施都很差;三是城市缺乏特色,千城一面,在城市建设中对历史建筑破坏严重;四是一些大城市的规模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等城市病已经出现,空间布局不能得到有机的疏散,造成城市“摊大饼”,不堪重负,而中小城市又得不到发展。应该说,城市病的表现形式并不仅是仇保兴所提及的这四种,7年过去了,城市病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其实,城市病几乎无一不与权力病有关。比如,城市基础设施跟不上,实际上与权力热衷于面子工程有关。作家龙应台曾说,要分辨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泥泞,汽车轮子陷在路坑里,积水盈尺,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那么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如此,城市亦然。当前,不少城市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设想,为此大拆大建、贪大求洋,可基础设施却未同步跟上。试问,有多少管理者,既关注城市的面子又关注城市的里子,既致力于地面上的繁华又用心于地面下的畅通?仇保兴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某个城市70%的道路没有排水管,由于雨水无法排出,新修的柏油路两年就变得坑坑洼洼,根本达不到15年的正常使用寿命。今年入夏以来,连续强降雨让不少城市内涝成灾,这显然不是偶然。城市逢雨必涝戳中了相关部门的管理软肋,暴露出管理者热衷于看得见的政绩,而忽略民生里子。
再说,城市缺乏特色,千城一面,在城市建设中对历史建筑破坏严重。为何对历史建筑破坏严重?在利益驱动下,一切唯利益马首是瞻,缺乏对历史的起码温情和敬意,只要能换到钱,能商业开发,能从中中饱私囊,就要大拆大建。“一些地方领导一上任就对城市进行大拆大建,有的只有10年历史的建筑就被拆掉重建”。在规划上,有的官员善于拍脑袋。“规划规划,不敌领导一句话”;或者“崽卖爷田不心疼”,拆了建、建了拆,一拆一建之间,GDP上去了,老百姓最需要的社会保障却无法保障。如此种种,不正折射出权力的病变吗?
城市病了,背后实际上是权力病了。要治城市病,须先除权力病。如何治?一是调整城市的考核指标体系,正如有学者称:“过去总是用GDP、效率来考核城市和干部,现在提倡用绿色发展的考核指标。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二是加大对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的问责力度。谁滥用权力,谁只顾头顶的乌纱帽,谁不以民生为重,谁就要被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