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家庭多占用了社会资源吗？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教授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生育的成本和效用会‘外溢’，对他人和社会产生影响。当生育成本外溢时，就会形成对他人或社会福利的损害。当效用外溢时，就会增进他人或社会的福利。前者我们称之为生育的负外部性，后者则是生育的正外部性。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生育的负
外部性呢？一般来说，在一个公共资源被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而公共资源又处于短缺状态的社会中，最容易产生生育的负外部性。或者更为通俗地说，在存在人口压力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生育的负外部性。多生育可以比其他人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即所谓‘搭便车‘，进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压力长期存在，公共资源仍然短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个人生育行为成本的外溢是最容易发生的。而随着社会公平机制的改善和公共资源的进一步扩大，多育成本外溢的倾向也就越大。因此，计划生育在中国是一种长期的社会需要，因而要求以法律的形式做出长期的制度安排。”
依照李建民的观点，中国计划生育应该长期进行，应该“少生奖”，加重对“超生”家庭罚款。
李建民的这些观点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依照李建民的观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甚至不少欧洲国家）人口压力更大，资源更加短缺，并且社会分配更加公平（光是工资就占GDP的60%，还享受社会福利），公共资源真实地被全体社会成员共享，那么生育更加是负外部性，就更加要长期实行计划生育。但是这些地区为什么不但不实行计划生育，反而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
李建民教授认为中国应该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理由是：
1、公共资源短缺。
2、并且公共资源被全体社会成员共享。
这两条理论都不成立：
1、世界自然分布很不均匀，除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等人口稀少、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外，中国人均自然资源并不处于劣势，相对于欧亚其他国家来说，中国自然资源并不短缺。现在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资源的短缺是因为投入不足，只要中国在共同资源上的投入达到正常国家水平，公共资源就不会短缺。
2、中国公共资源并没有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其他国家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而2005年中国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0.91%，加上农民收入不到GDP的10%，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就是说中国养孩子投入主要是自己，父母辛辛苦苦培养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的主要贡献却要给社会。换句话说，中国培养孩子的成本家庭占90%以上，却只拿回很少比例的产出，在这种高付出、低回报的分配模式下，生育意愿必然低（这也是中国目前超低生育率的原因）。想想看，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计划”全国人民的后代，“省”的那点资源，省给谁了？其他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那么中国就更加不应该实行计划生育。
被外界称为当今中国四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的程恩富于2006年12月13日在华南师范大学演讲时，提出一个新观点：“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他的依据在于，“孩子一生下来，对于国家的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压力随之而来。生得越多，国家的投入就越多”。因此他认为，相对而言“丁克家庭”对社会的贡献大，到60岁后享受高保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程恩富却不知道一个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常识：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即使在社会福利高度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免费到高中的义务教育，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通常在13%―15%），家庭的投入也是主要的，国家也是赚多孩子家庭的便宜，很多家庭因此不愿意生孩子。
中国现在家庭所分摊的教育成本占高中全部投入的70.1%，占大学的66%，“丁克家庭”吃喝玩乐舒服享受了，连孩子都懒得生，到老了还要盯上别人家孩子创造的财富，程恩富还认为“丁克家庭”对社会贡献大！
依照程恩富的观点，自杀的穷人应该被授予超级烈士称号？因为他们一方面减少了贫困，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人口，还减少了低素质的、更穷的后代。
那么计划生育的家庭是否吃亏？确实吃亏。现在当务之急是停止计划生育，改善人口结构。比如现在四五十岁的独生子女家庭，停止计划生育之后鼓励你们的二十多岁的孩子生3个孩子，二十年之后你们孙子孙女长大，加上其他家庭（包括超生家庭）的孙子孙女，人口结构大为改善，能够勉强维持一个社保系统，你们还能够安度晚年。如果贪图计划生育奖励（上海丁克家庭奖励4600元）而坚持计划生育，那么今后你们只有1个孙子或孙女，他们的同龄人也少，根本不可能维持最低的社保系统。并且由于纳税人太少，国家到时候不一定拿得出4600元来奖励你们，就算拿得出，由于物质资本是递减的（人力资本是递增的），那个时候4600元又值什么？多出来的2个孙子或孙女说什么也比4600元钱合算。何况，到时候老年化严重，国家需要鼓励生育，那个时候的民意是要求给多生的家庭以奖励，还会给你们少生的家庭以优惠？因此不要被计生委许下的空头支票所迷惑（30年前国营企业是金饭碗，现在成了下岗的代名词），今后国家不可能、也无力兑现计生委现在许下的支票。韩国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