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源争夺中的金融战

作者：江涌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    点击数： 277    更新时间：2007-12-16
国际资源争夺中的金融战
江  涌
《世界知识》2006年14期
当今世界矿产资源配置的总体格局是：占全世界人口不到1/4的发达国家，消耗着全球3/4的矿产资源，而占全世界人口多达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矿产消费量的比例却不到1/4。这一格局的形成是国际资源争夺的结果。不过，当今国际资源争夺战不再是列强之间的“硝烟滚滚，炮声隆隆”，而主要是国际金融寡头之间的金融战。
一、国际资源争夺的实质是金融战
当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确立后，国际资源争夺从国家战争逐渐让渡给市场竞争。参与资源争夺的主体不同、争夺的时间地点条件各异，这些因素与政治经济因素相交织，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国际资源竞争图景。透过这一复杂的图景，应清醒地看到，国际资源争夺的实质是金融战。主要体现在：
国际资源争夺的突出主体：金融寡头。金融寡头是指掌握金融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在实际上控制国家政权的少数最大的垄断资本家或垄断资本家集团。金融寡头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的主宰者，“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共识”下，资本主义世界盛行的“有管理的金融体系”削弱了金融资本对经济的控制。但是，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政府开始破除束缚和制约资本活动的大部分羁绊，实施自由经济政策，放宽金融管制，支持金融资本扩张，由此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尽管跨国工业集团在所有有形的商品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然而主导整个资本运动的则是以金融资本为基础的机构，如各种银行（包括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通过操纵交易市场而成为工业集团的所有者，它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股东所有者，其金融收益战略与工业投资的需求毫不相干，而且它们以极其粗暴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率和获取剩余价值。这些新式的金融投资机构其实就是金融寡头的新的体现形式。金融资本不仅实现了对流动性不大的工业资本的统治，而且还征服了具有相当流动性的商业资本，由此几乎控制了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金融到公用事业、饮食、旅游、娱乐等各行各业。保罗•斯威齐将其称之为“金融资本的胜利”。
国际资源争夺的重要手段：兼并收购(M&A)。从英美两国称霸世界的历史来看，保障国际资源稳定供应主要有三种手段。一是军事，即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二是技术，跨国矿业公司在技术上的独特优势可以增加行业进入壁垒，为海外投资提供比较自然的安全保障。三是金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与纽约拥有世界上最兴旺发达的证券市场和银行业，世界各国包括众多资源生产国都依赖这两大金融市场进行融资与投资。二战前，国际资源争夺集中体现于列强间兵戎相见，以“大炮”获取“黄油”是经典写照。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联合国与国际法在名义上得到普遍的承认与尊重，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确立，市场竞争机制得到广泛的认同，因此金融越来越成为国际资源争夺的重要手段。金融寡头为在国际资源竞争中占得先机，至少是不处于劣势，几乎都向集中与垄断的方向发展，而并购则是走向集中与垄断的捷径。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FDI）以新建或“绿地投资”(Greenfield)为主；但是八十年代后，跨国并购逐渐增多，到九十年代势头更加迅猛。1995年全球跨国并购以1866亿美元首次超过“绿地投资”，占当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56.2%，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0年跨国并购金额为11440亿美元，占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90%。金融寡头掌控的巨型跨国公司积极于跨国并购，以获得本国比较匮乏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开发成本过高、或者限制开采的资源。由于现代资源类企业在资本结构、组织形式、经营模式等方面日益复杂，因此任何一宗并购若没有金融财团、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的资金与技术支持，是无法实现的。
国际资源争夺的主要目标：定价权与标价权。传统上，国际资源争夺主要集中在开采权，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及相应的资源类期货市场建立以来，国际资源的争夺越来越集中于资源的定价权与标价权。在现代市场体系中，期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转移风险和提高市场流动性三大功能。自期货市场诞生后，相应的商品市场便成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期货石油、铜等矿产资源也就有了金融产品的属性。但是，发达的资源消费国通过国际卡特尔尤其是金融寡头的操纵，使之成为买方市场，尤其是在建立国际期货市场后，资源定价权由资源生产国转移到资源消费国。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大宗商品价格都由发达国家主导甚至直接决定，国际石油价格也主要由期货市场的交易价格主导。国际石油市场供求双方在签订供货合同时，通常只是确定某种计价公式，计价公式中的基准价格一般与石油期货市场上的石油价格直接相连，即国际油价的定价方式是间接的，期货价格通过计价公式直接影响现货价格。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这两大市场属于美英两国的金融寡头，金融寡头控制的金融资本在石油市场翻云覆雨，获取巨额投机利润，对国际油价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随着欧盟的壮大、新兴市场的崛起以及资源生产国自主意识的增强，国际资源定价权的争夺正日益激烈。
国际资源争夺的时代背景：金融全球化。随着西方国家不断向后工业社会推进，第三产业得到持续而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一般超过60%），起着主导作用（深深地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增长、社会就业、经济调控等各方面）。在第三产业中，金融服务业尤为突出。在当今西方国家，包括有价证券、存款贷款、外汇等无物质载体的虚拟经济大大超过了实物经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认为：“当前，符号经济（symbolic economy）业已取代实物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飞轮。它是最容易看得见的，同时也是人们最不理解的变化”。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每天数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用于投机的超过90%，而用于贸易和投资的不到10%。虚拟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资本全球化（或称“金融全球化”）蔚为大观。“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最大的变化是国有部门私有化以及股权分散化的进一步发展。在私有化浪潮中，大量私营企业的融资活动和股权分散化等共同推动了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由于各种金融市场取消了壁垒，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成为法则，金融资本由此超出国家藩篱，单一国家对金融资本的作用力越来越小，国际范围内的集体干预对金融资本的影响越来越大。这表明：金融垄断资本已成为国际垄断资本，金融寡头也逐渐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万能垄断者”。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大势之下，金融寡头的庞大踪影在国际资源市场上正越来越活跃。
二、国际资源金融争夺战的主要表现
国际资源金融争夺战其实早已有之，只是于今为烈，概言之，是金融寡头直接操控国际资源市场或操纵政府介入国际资源市场而实现的。
（一）直接利用市场的金融争夺
金融寡头对国际资源市场的操纵由来已久。世界石油史上著名的“七姊妹”即是七家国际石油卡特尔。1928年9月，“七姊妹”在苏格兰阿克纳卡里达成秘密“联营协议”，确立了“七原则”，通过瓜分市场、控制价格与产量等形式，实现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垄断。“50年代初，七家石油巨头的影响达到极盛的时候，控制了除美国、墨西哥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以外90%的石油储量，其石油产量几乎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90%，拥有世界75%的炼油能力，向国际市场提供90%的石油贸易量。”金融寡头对国际石油的垄断遭到发展中产油国越来越强烈的反对。1960年9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以协调和统一各成员国的石油政策，确定以最适宜的手段来维护成员国各自和共同的利益。1973年10月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有力地削弱了“七姊妹”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垄断。但是，金融寡头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操纵非但一刻没有停止，反而因为发展中产油国的反弹而变本加厉。1979年初，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石油抢购风潮骤起，石油巨头们囤积居奇，抬高油价，从中牟取暴利。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称：“据美国最近的民意调查说，62%的美国人认为‘石油危机是制造出来的’。有许多证据可以表明这种情况。乘伊朗政变之机‘制造危机’的是以美国政府为首的国内决策人和美欧的国际石油资本。”
当今，金融资本对国际资源市场的影响形式多样，但是金融寡头操纵的实质并未改变。近年来，国际油价潮起潮落，其重要原因是金融寡头在利用、放大各种诱因，于石油期货市场翻云覆雨、兴风作浪。有关专家认为，在国际石油期货交易中，约70%的交易属于投机炒作；在油价上涨部分中，投机炒作因素占6-8成。国际期货市场的油价自1998年探底9美元后，便一路攀升，其间虽小有波折，却不改冲天牛气，2005年一度飚升至70美元。从2004年到2005年9月底的绝大多数交易日，美国纽约市场非商业性原油期货处于净多头仓位，基金净多头寸一度高达2.7亿桶左右，是正常全球需求量的3倍多。在2005年国际油价的飚升中，国际炒家的投机作用越来越明显，进入期货市场的基金一般都在4000-5000家，鼎盛时达到8500多家。研究显示，石油价格从每桶40美元上涨到50美元，其中10元的涨幅利润有90%流入了国际投机商和交易商的口袋，只有10%（即1美元）被石油生产国所拿到。2003-2005年仅埃克森-美孚公司就从石油市场获利分别高达215亿、250亿、360亿美元，刷新了世界最高盈利纪录。这使他们更加迷恋金融市场，而对开发新油田、增加开采量以及提高炼油能力兴趣不大。
（二）借助国家力量的金融争夺
金融寡头除了直接进入国际资源市场外，有时还操纵政府介入国际资源市场。战后，美国政府国防和外交的权力分配形成了一条规律：通常国防部长来自梅隆金融财团，国务卿则属于洛克菲勒石油财团。美国政界不少人士把位于纽约市的洛克菲勒总部称作真正的国务院和影子政府。“影子政府”不断借助国家力量进行金融争夺。
二战后，美国大力利用对外援助协助金融寡头拓展国际资源市场。通过“第四点计划”，美国逐渐控制了垂涎已久的盛产石油的中东，石油垄断资本借机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仅从1945年到1955年，美国在石油工业中的投资就增加了400亿美元。1939年美国在中东石油开采额中所占的比例为13.1%，1956年则增加到65%，而英国则由1939年的80%下降到1956年的30%。美国不仅通过对外援助使石油巨头增加石油开采份额，而且开拓了销售市场。美国在中东取得大量石油后，需要新市场以解决销路问题。美国政府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其它援助项目，全力以赴支持石油公司向欧洲大陆渗透，这种支持是战后美国石油政策的核心。
在金融寡头的积极推动下，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诸多优惠政策，包括提供税收优惠、鼓励进行国际垄断、建立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为对外投资提供“基础支持”等，来激励跨国公司攫取海外资源；另一方面，耗费巨资建立了多达93种矿产储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企业商用石油储备外兴建起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战略储备与商用储备相匹配，不仅有稳定市场供应与平抑市场价格的功效，同时也有稳定与增加金融寡头收益的作用。资本扩张与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资源决战”接近白热，美国金融寡头从幕后跳到台前。1988年乔治·布什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登上总统宝座的道道地地的石油类金融寡头，上任伊始就对富藏石油的伊拉克磨刀霍霍，1990年借机发动了海湾战争。时任民主党政策顾问特德·迪克毫不掩饰，“如果海湾盛产海鸟粪，我们决不会向那里调兵遣将。”2000年其子小布什又入主白宫，包括副总统切尼在内的诸多政要皆与石油行业关系密切，由此将石油、金融与政治的关联发挥极至，因而有媒体称“布什政府血管中流动的是石油”。先是利用“9·11”悲情，对中东采取强硬外交政策，拉抬国际油价。而后在国际油价飚升情势下，却授权能源部将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从7亿桶增至10亿桶。这一抱薪救火的举措是“答谢”金融寡头对其连任的支持。国际油价在2003年上涨19.2%，2004年上涨33.2%的基础上，2005年上涨36.8%，纽约市场原油平均期价为每桶56.7美元。
（三）金融争夺越来越集中于定价权与标价权
历史上，国际石油定价权曾发生过两次大转移，一是从墨西哥湾到波斯湾。在美国公司主导国际石油市场时，美国油价就是国际油价，即“海湾基价+运费”，世界无论何地出产的石油，其售价一律按美国在墨西哥湾所产石油的基价而定。二战后，在实施“马歇尔计划”时，尽管中东原油的开采成本与到欧洲的运费要便宜30-40%，但是美国石油公司依照“海湾基价+运费”制度从中东向欧洲提供的原油。在欧洲持续反弹下，到50年代初，美国石油巨头不得不将油价的制定从“单一基础变为双重基础”，即从墨西哥湾改为墨西哥湾加波斯湾。二是OPEC成立后，经由两次石油危机，国际石油定价权由西方石油巨头很快转移到石油生产国。然而，当西方主要石油消费国建立起石油期货市场后，国际油价便从OPEC石油部长的会议桌上逐渐转移到纽约和伦敦交易所石油炒家的“沙盘”中。目前，世界石油日供应量约8400万桶，日消费量约8300万桶。当油价在35美元/桶时，纽约商品交易所每天的原油交易约为7000万桶左右。随着投机资本的涌入，油价迅速攀升。当油价为50美元/桶时，纽约商品交易所日交易量达2亿桶，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日交易量更接近4亿桶，两大交易所石油日交易金额则高达300亿美元，但是世界石油实际日消费金额也只约40多亿美元。在正常情况下，石油期货市场真实需求只占交易总量的30%；投机兴盛时，真实需求不到交易总量的10%。国际油价的非理性飙升绝非偶然，而是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兴风作浪使然。也正因如此，就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力而言，皮肯斯之流石油炒家目前超过了海湾国家的石油部长。
石油标价权的争夺首先发生在“美元石油”与“英镑石油”之间。二战前，中东石油的2/3仍属于由英镑标价的石油。但是，根据“马歇尔计划”，美国五大石油巨头向欧洲销售的石油必须用美元购买，这与传统上以英镑支付的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发生了矛盾。1949年底，为平衡国际收支，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美元石油”，从而使“美元石油”与“英镑石油”之争更加激烈。然而，美国的崛起与英国的衰落已清楚地确定这场较量的结果，“美元石油”最终取代了“英镑石油”。美元自充当石油贸易的“一般等价物”之后，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出现，生成了对国际金融产生巨大影响的“石油美元”，并形成了所谓“石油美元环流”。这给美国金融寡头带来持续的丰厚收益，甚至直接支撑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但是，石油以美元计价以来，价格波动日益加剧，其原因不仅在于石油市场的供求，更主要的是石油计价货币——美元币值的起伏以及美国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在每次油价大幅波动中，西方石油类金融寡头总是赚个缸满钵溢。而作为国际主要石油输出者，OPEC不仅难以获得“石油溢价”的更多好处，而且还在油价波动中不断降低国际市场份额，并遭受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有鉴于此，早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包括美国亲密盟友沙特在内的一些中东石油生产国就曾表示要增加石油出口的欧元结算部分，或将“美元石油”转换为“欧元石油”。从2003年底到2004年初，OPEC多个政要纷纷表示：从长远看，必须将欧元代替美元作为原油的结算工具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期间产油大国俄罗斯与印度尼西亚都有类似表态。若如果众多石油输出国都用欧元来计价与结算石油交易，则会动摇美元在全球石油等大宗商品贸易领域的统治地位，进而会动摇美元的金融主导和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可以想见，美国拼死也要遏制这场革命。有研究显示，2000年11月，前伊拉克政府决定将石油交易从美元转换成欧元，后来又将100亿美元储备改为欧元。美国经济学家随后预言：“当伊拉克在2000年底转向欧元时，萨达姆的命运就已注定”。如今，伊朗建立起以欧元为定价和结算的石油交易所，那么伊朗的命运又会怎样？
三、国际资源金融争夺战的战略意义与启示
（一）对西方国家的战略意义
第一，使西方国家的资源供给获得稳定保障。早期，由于金融寡头的垄断与控制使西方国家获得稳定而廉价的资源，如“七姊妹”时期国际油价长期稳定在2美元/桶左右，工业化由此得以顺利推进。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西方国家仍在耗费大量世界资源，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在世界范围内未曾出现大的资源危机，也未出现因争夺资源而导致大的军事冲突，重要原因在于：首先，国际资源的金融争夺是以市场竞争取代国家战争，以现代金融手段“熨平”了市场波动，以价格机制来调节资源供求，资源的紧张状况不在供应是否中断，而是价格的持续上涨。值得关注的是，西方资源消费国通过扶植金融寡头建立国际期货市场，成为国际市场定价中心，使资源定价权由资源生产国转移到资源消费国，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大宗商品价格都由发达国家主导甚至直接决定。铝、铜、铅、锡等金属的价格主要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确定，煤炭价格形成于纽约商品交易所，小麦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玉米价格确定在东京谷物交易所。其次，西方国家凭借资源的金融争夺巩固了“经济后院”。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之门开启之时，就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后院”，如非洲与中东之于西欧，拉美与加拿大之于美国，东亚与东南亚之于日本。二战后，由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西方国家更加注重通过金融寡头直接投资与并购获取海外资源。长期以来，美国对拉美投资一直以采矿业、石油业为重点，两者累计一度占40%以上；加拿大采矿业70%为外国投资，其中大部分为美国控制。另外，凭借国际资源的金融争夺拓展新的资源供应地。1996年2月，政府向国会递交《美国对非贸易和发展援助政策报告》，为获取非洲大陆丰富的矿产资源，美国将政策重心由政治转向经济、由援助转向投资和贸易。从1998年起，美国通过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设立总额5亿美元的“非洲基础设施基金”和1.5亿美元的“现代非洲投资基金”，以推动美国在非洲的私人投资。
第二，使金融寡头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更加紧密。“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这是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写照。今天，由于对国际资源的依存度大大提高，金融寡头的经济实力与市场控制力更加巨大，金融寡头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更加紧密。如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存度超过50%，与此同时，石油类金融寡头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庞大的供应网络与控制能力，如世界最大石油商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每天生产原油250多万桶，分布全球的40多间炼油厂每日加工能力630万桶，业务网络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使得美国对石油供给更加依赖石油类金融寡头。另一方面，国家政权为金融寡头服务的特性越发明显。2005年初，当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发出挂牌出售的消息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分别提出164亿美元与185亿美元的竞购报价。由于中海油在报价与交易条件等市场因素上优于雪佛龙而占据主动，雪佛龙另辟蹊径，进行大量政治游说，一些议员与政要纷纷渲染中国的并购可能对美国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国会于7月17日修改《能源法案》，阻止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并购案再一次说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是对外招牌，而金融寡头对市场的垄断以及国家政权为金融寡头服务的实质并未改变。
第三，揭示出金融不仅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且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获取国际资源、实现经济繁荣、维护世界霸权的重要手段。由于现代金融业在一国以及国际经济中的“命脉”地位日益凸显，而且随着金融机构化、电子化、全球化的加速发展，金融业已成为国际经济争夺的核心。“1970年代以后，左右世界经济的力量已不再是商品及劳务的交易，而是已经大大地转移到了金融领域的交易。”美国一度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制造业。但是，到80年代，随着西欧尤其是日本制造业的迅速崛起，美国制造业出现明显衰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其比重从1960年的27%下降到1997年的17%。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获得长足发展，仅1992-2002年期间，美国金融服务业资产就增长了353%。美国正依靠居主导地位的美元、发达的金融市场、强大的金融机构、灵活的金融政策以及政府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政策的配合，“虹吸”世界资本，巧妙攫取世界资源。金融业对美国经济已是性命攸关，经济增长与繁荣越来越依赖于金融寡头的“金融营运”。
（二）对东亚及中国的启示
东亚面临严峻的“资源困局”与“金融窘境”。一方面，东亚地区资源配置不均，对境外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依存度越来越高。保证境外资源的稳定供给、运输的安全通畅，是本地区面临的共同课题。但是，由于缺乏共同的资源利用战略以及应有的政策协调，致使本地区内相互甚至是恶意竞争，使有关资源供应国坐收渔翁之利。如仅因“亚洲石油溢价”（中东销售给亚洲的石油要比北美和欧洲高1-2美元/桶），东亚每年就多花费10-20亿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安全依旧是东亚安全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诸如居高难下的银行坏帐、过于僵化并承受越来越大调整压力的汇率体制、正遭受美元持续贬值威胁的庞大外汇储备、国际投机资本频繁出入伺机狙击等。尽管在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间在金融领域内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如签订了《清迈协议》、建设“亚洲债券市场”等，但是这与有效防范地区金融风险、应对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还相去甚远。
身居东亚的中国“资源困局”与“金融窘境”尤为突出。中国经济的粗放式快速增长耗费了大量矿产资源，1993年之前，中国一直还是石油输出国，此后峰回路转，急速成为世界石油进口大国，资源瓶颈的约束与日俱增。中国是诸多重要国际大宗商品生产国与消费国，本应对相关国际资源价格的影响举足轻重。但是，由于期货市场交易品种少(中国目前只有十来个，而美国多达348个)、市场规模小，而且市场机制不健全、开放度不高，能借助其进行套期保值的企业不多，市场参与者有限，无法发挥国际市场定价中心作用。因此，在国际资源市场上不仅只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且还易于成为国际金融寡头狙击的目标，中航油（新加坡）炒油导致巨亏事件清晰表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业淤积的脆弱性越来越多，风险越来越大，在中国经济转型、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非但不能肩负更多更重的使命，反而严重拖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安全最薄弱环节。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冲击的反映越来越瞩目与敏感。2005年2月，西方诸多网站张贴了一个名叫比尔·里德利（Bill Ridley）的作者写的一篇《中国和争夺资源的决战》（China and the Final War for Resources）的文章，文章称“争夺地球资源的决战已经开始”，文章以许多耸人听闻的字句与似是而非的事例（如中国央行购入大量美国债券；中国公司收购西方大型能源公司等）试图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已经对美国展开了金融战”。然而，国际资源争夺的实质是金融战，有资格参与国际资源争夺金融战的只有西方国家的金融寡头。“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中国公司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寡头的实力相去甚远。
国际资源争夺的实质与态势应给予东亚及中国在解决“资源困局”与“金融窘境”方面以深刻启示。东亚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有着巨大的潜能与强大的势能，因此必须增进资源与金融合作，以集体的力量与庞大的西方金融寡头相抗衡；整合买方优势，效仿欧盟构建能源共同体，消除“亚洲石油溢价”，确保本地区资源供给的稳定与价格的公平；完善本地区金融市场体系（尤其是期货市场）建设，培育定价中心，以形成对国际资源市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乃至主导权；发掘金融优势，将世界最为庞大的外汇储备转化为资源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强大势能，加快构建以“亚元”为本地区共同计价与结算货币，培育出强大的有竞争力的投融资主体与并购中介组织，逐渐在整个国际资源竞争主体、手段与目标上全面赢得主动。
综上所述，随着金融资本的扩张，金融寡头的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国际资源市场竞争的背后，充斥的是金融寡头的金融操作，或直接进入国际资源市场，或操纵本国政府间接对国际资源市场施加影响，集中为对资源定价权与标价权的争夺。国际资源争夺的历史轨迹与内在逻辑已清晰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一国金融实力的大小直接决定该国对国际资源利用水平的高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称的“已经开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资源决战”的实质是金融战。由于美国的金融资本扩张最为充分，金融寡头的势力也最为庞大，因而对国际资源市场的影响也最为深刻。东亚地区惟有加强合作，充分发挥本地区的巨大潜能与强大势能，才能摆脱日益严峻的“资源困局”与“金融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