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考据二集》前言- 王子今 - 新浪BLOG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趣味考据》面世以后，受到一些读者的欢迎。赵世瑜先生著文《趣味与考据及图与文》（《博览群书》2004年4期），予以鼓励。赵文还写道：“期待王子今教授再续编一本《趣味考据》，选择一些生活史和文化史题材以外的考据经典，重在发掘和体味考据过程中的兴趣，其实也是蛮不错的。”赵世瑜先生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比较高，现在摆在朋友们面前的这本书，就是“续编”的《趣味考据》，不过没有完全实现赵世瑜先生的期望。

考据学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社会风潮的动荡经历了几度沉浮，也发生了重大的革新。最显著的，就是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王国维的研究，是考据学发生历史性进步的标志。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下实物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方法，对近代学术的进步有重要的影响。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设《古史新证》演讲课。在《古史新证》讲义第一章《总论》中，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古史研究“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国维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印证，以探索古代历史文化的真实面貌，形成了一种公认科学可靠的学术正流。直到今天，没有什么人能够否定这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王国维的学术榜样，对于此后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1934年，陈寅恪曾经概括王国维等人所倡起的新的学术风格的特征：“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认为，这一进步，“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地下之实物”、“异族之故书”以及“外来之观念”得到重视并加以利用，体现出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对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历史性超越。陈氏“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的说法，是对于包括考据学在内的历史文化研究利用考古学资料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总结与肯定。

本书所收录孙机教授、杨泓教授等先生的文章，就是运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推进考据学发展的实例。

有了“二重证据法”，又有学者提出“三重证据法”。对于所谓“三重证据法”，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李学勤在一次关于“走出疑古时代”的发言中，谈到“两种考古证据”。他说，“王静安先生是讲‘二重证据法’，最近听说香港饶宗颐先生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像楚简就是第三类。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考古发现的没有字的东西，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一方面，甚至于对古书的研究也很有用。“当然，今天更重要的东西还是带文字的东西。带文字的发现，即第三重证据，是更重要的，它的影响当然特别大。王静安先生讲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的发现，都是带文字的材料。”“王静安先生说，中国历代发现的新学问都是由于有新的发现。他举的例子很多，最重要的是汉代的孔壁中经和西晋的汲冢竹书，都是地地道道的古书。这些古书发现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到今天还能看到。”（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至第5页）

有的学者提出过另一种“三重证据法”，即在运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同时，再加上“文化人类学”的资料与方法的运用。叶舒宪最早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还指出，“超越二重证据的研究实践在建国以前的学术界已经积累了一大笔丰硕成果。”一些历史文献研究学者的学术成就实际上在这一方向已经踏出了新路。叶舒宪说，“假如把王氏的《观堂集林》同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稍加对照，从‘二重’到‘三重’的演进轨迹也就一目了然了。”郭沫若在这部书的《序录》中所列出的14种主要参考书中，“除前9种为甲金文专著外，后5种却都是域外著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叶列妙士的《古代东方精神文化纲要》、威德讷尔的《巴比伦天文学概览》第1卷等。这些外文文献说明郭沫若已在尝试某种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思路，而他所倚重的恩格斯的著作本身就是人类学史的经典文献。可以说从‘二重证据’到‘三重证据’的演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考据学、甲骨学同人类学相沟通、相结合的结果。”其他在这一研究方向上成就突出的名家名作，叶舒宪又举出闻一多的《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等。“从神话学出发研究古史，有卫聚贤《古史研究》（1936）、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1939）、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等著作问世，从神话学出发研究文学则以闻一多的《神话与诗》和郑振铎《汤祷篇》最为突出。所有这些尝试，就其方法论意义而言，就在于将民俗和神话材料提高到足以同经史文献和地下材料并重的高度，获得三重论证的考据学新格局。”鲁迅1926年在中山大学讲中国文学史的讲义中的一段话：“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繁变，浸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时属草昧，庶民淳朴，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祗畏以颂祝，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复有巫觋，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贶，而赞颂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广大。试察今之蛮民，虽状极狉獉，未有衣服宫室文字，而颂神抒情之什，降灵召鬼之人，大抵有焉。吕不韦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郑玄则谓‘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诗谱序》）。虽荒古无文，并难征信，而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固当以吕氏所言，为较近于事理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343页）叶舒宪亦解释为“运用了关于原始社会方面的第三重证据去分析和解决古书上聚讼不清的问题——诗之起源”，“鲁迅的这一辨析虽嫌简略了一些，但他的论证方式却已超出了考据学的封闭视野，多少具有了人类学的性质，其意义和影响均不容低估。”在鲁迅发表这一看法16年之后，朱光潜又提出了融贯中西的诗歌发生论，他批评了“以为在最古的书籍里寻出几首诗歌，就算寻出诗的起源了”的思路，指出，荷马史诗是希腊最早记录下的诗，其原始程度却不如非洲土著的歌谣，“所以我们研究诗的起源，与其拿荷马史诗或《商颂》《周颂》作根据，倒不如拿现代未开化民族……的歌谣作根据”（朱光潜：《诗论》，重庆国民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页，第4页）。叶舒宪提出，国学的进步，应当“借鉴我们自己传统中缺如的世界性通观视野和人类学方法”。他确信，“把本国本民族的东西放置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加以探讨，这将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一种融通中西学术的有效途径。”（叶舒宪：《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的更新》，《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之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至第16页）考据学的新成就，也体现于在这一学术路径上的进步。

叶舒宪的学术同志萧兵教授被收入本书的的文章，显然就是这种“三重证据法”研究的收获。其实，韩儒林教授、杨希枚教授、李零教授、葛承雍教授的文章，也采用了类似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