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共应向社会吸引官员

fieldset {  width: 309px;  border: 1px solid #990000;  }legend {  font-family: Arial,"宋体";  font-size: 12px;  font-weight: bold;  color: #990000;}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无可否认，在这30年中，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超越了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奇迹。一句话，整个世界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改变。但也不容否认，不仅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无穷的问题，而且在继续改革的道路上也面临难以想象的障碍。 　　很容易理解，在纪念30周年的时候，无论在海内还是海外，当很多人为中国成就而赞叹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质疑，甚至有了抵触情绪。在整个世界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这种情绪表现得尤为强烈，各种有关“主义”的争论又浮现出来。 　　如何纪念前30年？最富有意义的事情，是考量如何进行今后30年或者更长历史时期的改革和开放。中国的成就因为改革开放而取得；因为改革开放而导致的问题也必须经由继续的改革开放而得到解决。除了不间断的改革开放，中国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可以途径。 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利益 　　在过去的30年，改革开放是由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关联的过程组成，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改革理解为内部开放。正是因为是内部开放，改革获得了巨大动力。中国的改革从经济改革开始。 　　经济改革因此就是经济过程逐渐向各社会群体开放。这个过程先是向农民开放，就是农村经济改革。农村经济改革把农民纳入中国的经济过程，为其他方面的经济改革注入了动力。没有前期农村改革的成功，很难想象工业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 　　工业改革本身也是一种开放的过程。当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时候，当时的领导人在不完全否认计划体制的前提下，把经济过程开放给计划体制之外的力量，那就是非国有部门经济。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最终对国有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而为国有部门的改革造就了巨大的动力。向既定体制外的力量开放，利用体制的力量来克服旧体制的阻力，这就是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 　　政治方面的进步也离不开内部开放。经济改革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必然要反映在政治过程中。政治过程的开放最显著的就是反映在执政党提出的“利益代表”的概念中。“三个代表”的概念就是说执政党要代表方方面面的利益。 　　在这个概念的引领下，执政党成功地把政治过程开放给新兴社会力量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近年，执政党也开始关注工人、农民、农民工和其他在改革开放过程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利益。 　　无可否认，内部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并非等速进行，经济开放的速度远远大于政治开放；同时政治过程开放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程度不同，对强势群体的开放远远大于对弱势群体的开放。但不管怎么说，正是内部经济和政治过程各方面的开放构成了中国内部改革的主题和动力。 只要有利可图就有政府垄断 　　从内部开放的角度，人们既可以理解为什么目前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也可以理解如何去寻找新的改革动力。一切有关乎利益。过去的30年可以说是用新利益去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用新利益体制取代旧利益体制。 　　无论是内部改革还是外部开放已经培养了方方面面的新利益。这些新利益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但同时他们本身已经变成了既得利益，成为了今天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阻力。 　　在经济上，中国的经济体制趋向于封闭。这种封闭并不是对外关系上，即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的关系，而是指对内开放方面。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所从事的方方面面的垄断。 　　上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有两个。一是重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民营化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但现在看来，这两个目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走向了反面。 　　中国国企的规模的确越来越大，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发展起来。当国际竞争力缺失的时候，很多企业转向了国内。这就造就了垄断。 　　今天的中国，只要有利可图的地方，就会有政府垄断。垄断就是“大鱼吃小鱼”，侵吞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劣，发展停滞不前，政府垄断就是最重要的因素。 　　同时，各种垄断机制往往导致国家的财富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 　　垄断既是中国特有的收入分配巨大差异的结构因素，是中国经济缺乏创新的制度制约，也在阻碍着经济过程的开放。可以说，如果政府垄断局面不能被打破，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就毫无希望，进一步的发展动力。 社会力量不足以影响改革 　　在社会改革方面，缺少进步的主要原因也是开放不足，就是说社会力量影响不到社会制度的改革。在当今发达社会，社会改革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各项社会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全民教育体系都是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建立起来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现在是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各项社会制度的最好时机，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的确，社会改革是这些年来领导层的最高改革议程。但是，社会改革的进展很不理想。 　　社会改革需要钱。问题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因为国家所拥有的钱很难有效分配下去。从国家财政税收能力看，中国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从政策的执行能力看，就不是这样了。 　　在很多方面，国家能力是失败的。如果不能有效地把钱用到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那么就是失败。谁都意识到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但是就是改革不了。 　　医疗改革争论已经多年，还在争论。原因似乎也很简单，钱掌握在既得利益手中，他们不想把钱花到造福于社会大众的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对既得利益来说，现有的社会制度已经有利于有钱有势阶层，何必要进行改革呢？ 　　如何克服阻力来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显然，政治改革是关键。而政治改革的关键则在于政治过程的开放。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但大都是体制内的改革。这些年来诸多体制内改革效果并不显著。因为是体制内部改革，往往是左手改革右手，没有任何力度。 　　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已经没有超然的力量。在强人政治的时代，例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领袖们能够超越于官僚体系之上进行改革。没有了政治强人，中国靠什么来改革？靠解放思想，靠政治创新。解放和创新就是要产生一些和既有的事物不一样的事物。 　　思想解放和政治创新首先就是要解决谁来改革的问题。就是说，改革的主体是谁？毫无疑问，是执政党。但执政党如何能够获得改革的动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改革主体呢？没有任何办法，执政党改革主体的确立只能通过执政党吸纳社会力量来达成。 执政党须吸纳社会力量 　　政治向社会开放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执政党向社会吸引官员。中国政治制度不学西方，但这并不是说不能向社会吸取改革者。新加坡是个很成功的例子。 　　新加坡的大部分高级官员甚至是领导人都是由社会培养的。他们进入执政党之前都是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精英。从社会吸纳人才有效地解决了执政党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的问题。 　　与之相比，中共都是从内部培养干部，培养的往往是官僚类型官员，没有全局观，没有社会观，也很容易和人民和社会脱节。 　　二是向社会分权。中国的分权总是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进行，也就是说权力的分配总是在政府内部进行。这样，向中央集权往往变成专制，向地方分权往往产生很多土皇帝。向社会分权就是就是向社会寻找继续改革开放的动力。 　　近年来，权力迅速向中央倾斜，但是社会还是那样无力，所以改革也无动力。要产生改革的动力，权力在向中央集中的同时也必须向社会分权。 　　当改革开放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抱怨改革开放，否定改革开放，都没有出路。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再也不可能往回走了。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的改革和开放。 　　而新的改革开放也不是从前的重复，新的开放必须是向社会的开放。不管阻力有多大，开放政治是中国必须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