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封面]戏里戏外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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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7-12-13 14:21:59
口本报记者 石岩 实习生 林怡静 发自北京
2007年11月27日到12月16日，踩着“话剧百年”的锣鼓点，《大将军寇流兰之悲剧》登陆首都剧场。
一壁红砖从头到脚覆盖住舞台的背景墙，两个高高的木梯成“人”字形斜搭在墙上。天幕垂下绳索，三五个人奋力攀爬。真人大小、泡沫塑料雕成的天使站在舞台前端，摊开的书遮住他们的脸。马勒第八交响曲第一乐章在剧场盘旋回响。
一派人造的安详深邃猛然被开场的铃声敲碎，剧务跑上台来扛起天使撤离舞台。身披麻布片、手擎棍棒的演员潮水一般涌上，人头在棍棒的丛林中攒动。“以前富人们老说穷人一张嘴就是大蒜的味道，这次让你们尝尝我们拳头的滋味。”饥饿、揭竿而起，地动山摇，四百年前莎翁笔下的罗马叛乱携风带雨扑面而来。
摇滚乐队伴奏、年过半百的老演员举着话筒Rap、百余个民工身披麻布衣自己演自己……一如导演林兆华以往的戏，实验精神在“大将军”中随处可见。喧天的鼓声、火舌一样的电吉他声几乎掀掉首都剧场的苏式屋顶。
喜欢的人说，这是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大片，不喜欢的，在观众留言簿上大光其火：吵死了！你们这是搞什么？
很多人牵肠挂肚的剧本
把这部即便在莎翁家乡都罕有上演机会的大师晚年巨著搬上中国舞台，是好几个人的心愿。
2003年8月，大病初愈的英若诚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的时候，提及正受人之托翻译“在我国还没演过”的《克里奥兰纳斯》(又名《大将军寇流兰之悲剧》)剧本。2003年底英老去世，译稿完成在病榻上。
托付英老翻译剧本的是林兆华。林兆华最早读到“大将军”的剧本是在“文革”时，与人艺前辈英若诚、于是之、蓝天野下放河北铁矿劳动，“一个半月回家一次，回家一次带一个作家”，莎士比亚、浮士德、易卜生……得以通读。此前，因庞杂艰涩不为中戏科班出身林兆华所知的《大将军寇流兰之悲剧》此后成为他一读再读的剧目。“这个戏可以说是我一生对人类、对社会的总体感觉。不是某一个人物某一句台词触动了我，无数的触角都在刺激我。”林说。
1990年代，林兆华在布莱希特的《戏剧工具书》里读到专门有一章谈“大将军”第一幕的导演构思。“欧洲大导演的导演构思公开发表不多见，但布莱希特对'大将军'的解读太'意识形态'。”林兆华说。他把剧本拿给英若诚，问可翻不可翻。
中戏89届毕业生、在“大将军”中给林兆华做副导演的易立明则迟至2003年才读到剧本，莎翁对纷繁复杂世相的洞察力击中易立明，“第一感觉是不堪再阅读了。所以序幕的天使是用书挡住脸的。”
孤独的英雄，一个人的戏剧
54岁、一贯以“儒雅”见称的濮存昕这次出演腆胸叠肚、以征战为乐但不以战功为荣的赳赳武夫马修斯。
“他是一头雄狮，而我是一个静态的人。换一个条件比我好的演员不用我这么费劲。他最大的特征是能量，我没有自如释放出那种能量，我是做出来的。”濮存昕说，为了演好寇流兰大将军，他曾想去动物园看狮子和老虎。
话剧百年，濮存昕以“院长”之尊要参加8个戏的123场演出。9月到11月，他在“大将军”、《白鹿原》、《李白》、《万家灯火》等若干戏的若干角色之间穿梭。林兆华对濮存昕网开一面，别的演员必须背下台词，而濮存昕可以拿着剧本上排练场。
“我跟林兆华的合作，对他的信任高过我自己的兴趣。我相信他一定能做出异样的东西。”演完《白鹿原》，在离“大将军”开演仅仅十三天的时候才纯粹投入排练的濮存昕坦言，自己一直是“云山雾罩地跟着走”。不过，云山雾罩至少有一个好处，摒弃先入为主，“就像画画一样，开始时草稿、底色、虚笔，而很多人一上来就是实笔。”濮存昕说，避免莎士比亚诗一样的台词流丽地脱口而出，避免用手捂脸表示痛苦，是林兆华的要求也是他的自觉。
“我跟演员说，不要一味地体会角色，一个演员在台上至少有三个状态：一是角色，一是演员自己，一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态度。”林兆华说，“否则台词说得再漂亮，动作做得再漂亮也是常规表演。”
于是，观众看到濮存昕在台上汗流浃背地奔跑，努力向一个率性而为的鲁莽汉子的方向靠近，拒穿粗麻大褂的时候透露出戏谑、讥诮；与敌人舞剑像打太极一样轻柔缓慢。吸取戏曲表演的程式化及其对舞台假定性的尊重，林兆华濮存昕亦步亦趋。
“对那些毫无主见、散布着臭气的无知百姓，我不会奉承他们，随他们怎么看我，我只请他们看着自己……多年的尘土谁也不敢清扫，堆积如山的荒唐错误，积重难返，谁也不敢登高一望，将之戳穿。”当台上的寇流兰说着这些台词的时候，坐在记者身边的观众嘟囔：“濮存昕这不是在演自己吗？”
“濮老师头顶上有一个光环。”在“大将军”中饰演角色的青年演员说。
头顶上有一个光环的“寇流兰”自然而然成为戏里独一无二的主角、悲情的英雄。相形之下，群众是出尔反尔的群氓，护民官是假民众利益实现个人野心的阴谋家。
人民的力量
“护民官处于人民和贵族之间，这个戏因为他们才存在，不是因为贵族，不是因为马修斯。”副导演易立明说，“我不想把任何人变成小丑。我们说历史的小丑，其实历史中的小丑往往是历史当中最坚硬的角色。”
易立明理想中的护民官是非常阳光、硬朗的角色，“这样的话几方的张力就能形成，历史的转折，人类的悲剧，不是某一类人造成的。所有的人都在其中，要说责任都有责任。”
“现在的戏可能还有一些概念化，因为它确实跨越了我们在当代中国创作的界限。护民官放到今天不就是人大代表吗？”
在人艺版《大将军寇流兰之悲剧》中出演护民官的是老演员严燕生和年轻演员傅佳。傅佳新近调入北京人艺，此前，他是总政话剧团的演员。在部队给战士演出一场可得10元钱补贴，给军官演出补贴30元，为补贴家用，傅佳翻《精品购物指南》，记下几家婚庆公司的地址，骑着自行车，东南西北城绕一圈，找了几份婚庆司仪的兼职工作。
“大将军”之前，傅佳在林兆华执导的话剧《火葬场》里演一个刺探人们内心隐秘的秘密警察。记者笑称他成了“制度化坏人专业户”。“也不是坏人，”在总政一贯演“高大全”的傅佳反复说，“是有心机的阴谋者。”
易立明认为，“制度化坏人”仍是概念化的理解。为了让跟英雄相对的一端力量更强，易立明让助手从北京郊区新发地找来百余名民工，让老演员做形体指导，给他们排练一个晚上加一个白天，成为舞台上挥舞着棍棒的罗马市民。
“我用民工是有传统的。我和牟森做实验戏剧《爱滋爱滋》的时候就开始了。1995年，我还带民工去布鲁塞尔艺术节。他们在工地上是民工，到舞台上就是演员。在外国，白天干活，晚上当群众演员的有的是。人民的舞台为什么人民不能上去呢？他们不是道具，他们的状态是演员演不出来的。他们潮水般的那种动态是非常强的一端。”
幕间休息，南方周末记者在后台看到了这些白天做工、晚上演戏的“人民”。他们在后台休息室抽烟，有一脸懵懂未脱的半大孩子，有头发竖起落满白灰的汉子，也有脸如木刻刀削一般的妇女。他们的动作神态与台上毫无二致。小保安想制止他们在室内吸烟，没人公开反对，但也没人买账。
与民工演员一起成为“人民”符号的是摇滚乐。拿到剧本，易立明就想什么样的音乐跟《大将军寇流兰之悲剧》匹配，“有力度又简单”，“摇滚乐是真正人民的音乐，几十万人参与。所以我去听北京几乎所有的摇滚乐队”，最后选出“痛仰”和“窒息”。
按照易立明的设想，第一幕民众暴乱的音乐要“震动得坐不住”，不是听觉而是整个身体，直接打到观众的心脏里。但是，“我们的音响太差了，没有低音。而摇滚乐最重的分量要靠低音。”结果，震撼人心变成了锣鼓喧天。
“像这样一出戏是要在一个剧院鼎盛时期才能做的。任何一个剧院，如果不是一个剧院非常强大，做这样一个戏就会非常平。”易立明说。
英若诚在病榻上翻译的剧本用于舞台演出略显艰涩，林兆华和易立明参考朱生豪、林语堂的译本，也不理想，“林语堂用的是二三十年代的民国语言”。易立明请来联合国前首席传译员廖端丽，把原剧本从古英语翻成现代英语。廖端丽工作12天，报酬10万元，林兆华和副导演易立明一人垫付5万。
人民选的护民官被人民反对 邹红／图
口本报记者 石岩 实习生 林怡静 发自北京
2007年11月27日到12月16日，踩着“话剧百年”的锣鼓点，《大将军寇流兰之悲剧》登陆首都剧场。
一壁红砖从头到脚覆盖住舞台的背景墙，两个高高的木梯成“人”字形斜搭在墙上。天幕垂下绳索，三五个人奋力攀爬。真人大小、泡沫塑料雕成的天使站在舞台前端，摊开的书遮住他们的脸。马勒第八交响曲第一乐章在剧场盘旋回响。
一派人造的安详深邃猛然被开场的铃声敲碎，剧务跑上台来扛起天使撤离舞台。身披麻布片、手擎棍棒的演员潮水一般涌上，人头在棍棒的丛林中攒动。“以前富人们老说穷人一张嘴就是大蒜的味道，这次让你们尝尝我们拳头的滋味。”饥饿、揭竿而起，地动山摇，四百年前莎翁笔下的罗马叛乱携风带雨扑面而来。
摇滚乐队伴奏、年过半百的老演员举着话筒Rap、百余个民工身披麻布衣自己演自己……一如导演林兆华以往的戏，实验精神在“大将军”中随处可见。喧天的鼓声、火舌一样的电吉他声几乎掀掉首都剧场的苏式屋顶。
喜欢的人说，这是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大片，不喜欢的，在观众留言簿上大光其火：吵死了！你们这是搞什么？
很多人牵肠挂肚的剧本
把这部即便在莎翁家乡都罕有上演机会的大师晚年巨著搬上中国舞台，是好几个人的心愿。
2003年8月，大病初愈的英若诚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的时候，提及正受人之托翻译“在我国还没演过”的《克里奥兰纳斯》(又名《大将军寇流兰之悲剧》)剧本。2003年底英老去世，译稿完成在病榻上。
托付英老翻译剧本的是林兆华。林兆华最早读到“大将军”的剧本是在“文革”时，与人艺前辈英若诚、于是之、蓝天野下放河北铁矿劳动，“一个半月回家一次，回家一次带一个作家”，莎士比亚、浮士德、易卜生……得以通读。此前，因庞杂艰涩不为中戏科班出身林兆华所知的《大将军寇流兰之悲剧》此后成为他一读再读的剧目。“这个戏可以说是我一生对人类、对社会的总体感觉。不是某一个人物某一句台词触动了我，无数的触角都在刺激我。”林说。
1990年代，林兆华在布莱希特的《戏剧工具书》里读到专门有一章谈“大将军”第一幕的导演构思。“欧洲大导演的导演构思公开发表不多见，但布莱希特对'大将军'的解读太'意识形态'。”林兆华说。他把剧本拿给英若诚，问可翻不可翻。
中戏89届毕业生、在“大将军”中给林兆华做副导演的易立明则迟至2003年才读到剧本，莎翁对纷繁复杂世相的洞察力击中易立明，“第一感觉是不堪再阅读了。所以序幕的天使是用书挡住脸的。”
孤独的英雄，一个人的戏剧
54岁、一贯以“儒雅”见称的濮存昕这次出演腆胸叠肚、以征战为乐但不以战功为荣的赳赳武夫马修斯。
“他是一头雄狮，而我是一个静态的人。换一个条件比我好的演员不用我这么费劲。他最大的特征是能量，我没有自如释放出那种能量，我是做出来的。”濮存昕说，为了演好寇流兰大将军，他曾想去动物园看狮子和老虎。
话剧百年，濮存昕以“院长”之尊要参加8个戏的123场演出。9月到11月，他在“大将军”、《白鹿原》、《李白》、《万家灯火》等若干戏的若干角色之间穿梭。林兆华对濮存昕网开一面，别的演员必须背下台词，而濮存昕可以拿着剧本上排练场。
“我跟林兆华的合作，对他的信任高过我自己的兴趣。我相信他一定能做出异样的东西。”演完《白鹿原》，在离“大将军”开演仅仅十三天的时候才纯粹投入排练的濮存昕坦言，自己一直是“云山雾罩地跟着走”。不过，云山雾罩至少有一个好处，摒弃先入为主，“就像画画一样，开始时草稿、底色、虚笔，而很多人一上来就是实笔。”濮存昕说，避免莎士比亚诗一样的台词流丽地脱口而出，避免用手捂脸表示痛苦，是林兆华的要求也是他的自觉。
“我跟演员说，不要一味地体会角色，一个演员在台上至少有三个状态：一是角色，一是演员自己，一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态度。”林兆华说，“否则台词说得再漂亮，动作做得再漂亮也是常规表演。”
于是，观众看到濮存昕在台上汗流浃背地奔跑，努力向一个率性而为的鲁莽汉子的方向靠近，拒穿粗麻大褂的时候透露出戏谑、讥诮；与敌人舞剑像打太极一样轻柔缓慢。吸取戏曲表演的程式化及其对舞台假定性的尊重，林兆华濮存昕亦步亦趋。
“对那些毫无主见、散布着臭气的无知百姓，我不会奉承他们，随他们怎么看我，我只请他们看着自己……多年的尘土谁也不敢清扫，堆积如山的荒唐错误，积重难返，谁也不敢登高一望，将之戳穿。”当台上的寇流兰说着这些台词的时候，坐在记者身边的观众嘟囔：“濮存昕这不是在演自己吗？”
“濮老师头顶上有一个光环。”在“大将军”中饰演角色的青年演员说。
头顶上有一个光环的“寇流兰”自然而然成为戏里独一无二的主角、悲情的英雄。相形之下，群众是出尔反尔的群氓，护民官是假民众利益实现个人野心的阴谋家。
人民的力量
“护民官处于人民和贵族之间，这个戏因为他们才存在，不是因为贵族，不是因为马修斯。”副导演易立明说，“我不想把任何人变成小丑。我们说历史的小丑，其实历史中的小丑往往是历史当中最坚硬的角色。”
易立明理想中的护民官是非常阳光、硬朗的角色，“这样的话几方的张力就能形成，历史的转折，人类的悲剧，不是某一类人造成的。所有的人都在其中，要说责任都有责任。”
“现在的戏可能还有一些概念化，因为它确实跨越了我们在当代中国创作的界限。护民官放到今天不就是人大代表吗？”
在人艺版《大将军寇流兰之悲剧》中出演护民官的是老演员严燕生和年轻演员傅佳。傅佳新近调入北京人艺，此前，他是总政话剧团的演员。在部队给战士演出一场可得10元钱补贴，给军官演出补贴30元，为补贴家用，傅佳翻《精品购物指南》，记下几家婚庆公司的地址，骑着自行车，东南西北城绕一圈，找了几份婚庆司仪的兼职工作。
“大将军”之前，傅佳在林兆华执导的话剧《火葬场》里演一个刺探人们内心隐秘的秘密警察。记者笑称他成了“制度化坏人专业户”。“也不是坏人，”在总政一贯演“高大全”的傅佳反复说，“是有心机的阴谋者。”
易立明认为，“制度化坏人”仍是概念化的理解。为了让跟英雄相对的一端力量更强，易立明让助手从北京郊区新发地找来百余名民工，让老演员做形体指导，给他们排练一个晚上加一个白天，成为舞台上挥舞着棍棒的罗马市民。
“我用民工是有传统的。我和牟森做实验戏剧《爱滋爱滋》的时候就开始了。1995年，我还带民工去布鲁塞尔艺术节。他们在工地上是民工，到舞台上就是演员。在外国，白天干活，晚上当群众演员的有的是。人民的舞台为什么人民不能上去呢？他们不是道具，他们的状态是演员演不出来的。他们潮水般的那种动态是非常强的一端。”
幕间休息，南方周末记者在后台看到了这些白天做工、晚上演戏的“人民”。他们在后台休息室抽烟，有一脸懵懂未脱的半大孩子，有头发竖起落满白灰的汉子，也有脸如木刻刀削一般的妇女。他们的动作神态与台上毫无二致。小保安想制止他们在室内吸烟，没人公开反对，但也没人买账。
与民工演员一起成为“人民”符号的是摇滚乐。拿到剧本，易立明就想什么样的音乐跟《大将军寇流兰之悲剧》匹配，“有力度又简单”，“摇滚乐是真正人民的音乐，几十万人参与。所以我去听北京几乎所有的摇滚乐队”，最后选出“痛仰”和“窒息”。
按照易立明的设想，第一幕民众暴乱的音乐要“震动得坐不住”，不是听觉而是整个身体，直接打到观众的心脏里。但是，“我们的音响太差了，没有低音。而摇滚乐最重的分量要靠低音。”结果，震撼人心变成了锣鼓喧天。
“像这样一出戏是要在一个剧院鼎盛时期才能做的。任何一个剧院，如果不是一个剧院非常强大，做这样一个戏就会非常平。”易立明说。
英若诚在病榻上翻译的剧本用于舞台演出略显艰涩，林兆华和易立明参考朱生豪、林语堂的译本，也不理想，“林语堂用的是二三十年代的民国语言”。易立明请来联合国前首席传译员廖端丽，把原剧本从古英语翻成现代英语。廖端丽工作12天，报酬10万元，林兆华和副导演易立明一人垫付5万。
人民选的护民官被人民反对 邹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