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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
2010-09-16 10:41:22
 来源:南方周末

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结合，是社会失序的根本原因，它造成既得利益集团畸形发育，形成不公正的社会秩序。重建社会或是走出困境的惟一路径。
市场化改革30年，经济社会生活在日益复杂化，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治理结构。是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还是造就一种更强大的权力来包打天下？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抉择：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在改革过程中，市场已在逐步从总体性体制中分离，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缓慢生长，一种更现代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
但最近，一种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建总体性权力的趋势清晰可见：以权力重组市场因素；以权力的扩张占领社会领域，包括在社会建设的名义下强化权力；有些地方，以行政权力管制正当的舆论监督。背后的逻辑是，权力要强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
这种系统强化权力的努力由何而来？有人将其看作是“左”的思潮的影响，有人认为是向旧体制复归。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根本原因，是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挑战。市场经济、全球化与科技的发展等，使我们现在身处一个更复杂、更具风险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客观上要求一种更有效的治理，以协调各方关系，提供生活秩序。问题在于选择何种方式回应挑战。现在，既缺少自主的社会又缺少自主的市场，对更强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很容易直接被转换为对更强大权力的呼唤。
重建总体性权力不是出路
以史为鉴是明智之举。
政治学家邹谠认为，从晚清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总体性危机”，即政治体制解体与社会解组相伴随的全面危机。历经沧桑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解决上述“总体性危机”的结果。这也决定了这个新的体制模式的品格。或许可将这种由应对“总体性危机”而形成的模式称为“总体性社会”。
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分化程度很低，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社会。在这样的体制模式中，国家对经济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掌控；政治权力渗透于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
它固然迅速而有效地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强大的动员能力使国家快步走上经济建设之路。但也造成了一系列弊端：国家动员能力极强而民间社会极弱，社会生活的运转只能依赖行政系统；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原子化的民众，其间缺少缓冲地带；不仅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很弱，甚至社会本身的存在空间都被挤压得十分狭小；等级身份制盛行，结构僵硬；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机制，民众的意见凝聚和表达缺少必要的制度渠道。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而至其极。于是，这种体制模式也走到了尽头，改革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
回过头看，改革本来就是总体性社会难以为继时发生的必然选择。以市场化取向为首要目标的改革，将经济体制从行政权力的控制下释放出来。
企图用独大的权力包揽一切，已经被中国的实践证明行不通。
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失序
我们前30年的实践，证明了由权力包打天下行不通。又用了30年，明白了市场也不能包揽一切。在权力和市场之外，还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
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失序。
权力的扩张不仅来自权力本身，更得到了来自财政实力与市场机制的双重支撑。从2003年到2008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分别为 20.4％、25.7％、20％、21.9％、31.4％、19％。财政实力成为强化权力的重要因素。同时，通过对市场要素的重组，通过市场奖励服从，惩罚不服从，权力机制更加膨胀。
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但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制约，资本也会成为一种有恃无恐的力量。近些年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的加深。
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结合，是社会失序的根本原因，它造成既得利益集团畸形发育，形成不公正的社会秩序。重建社会或是走出困境的惟一路径。
既需公民社会，也要能动社会
社会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但又与前两者紧密相关的一个制度空间和行动领域。相对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和相对于市场的“能动社会”构成了社会的两个基本面向。
各种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慈善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本元素。在这个公共领域中，社会本着自我组织、自我规制的原则，在法治和民主协商的框架下自主运转，并与国家权力相制衡。简言之，由具有独立自由权利的公民组成的群体和社会，就是公民社会。
波兰尼提出“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的概念。他指出，人类的经济生活原来是嵌入于非经济的制度和社会关系之中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市场原则不断扩张，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不断地被商品化，市场原则全面渗透人类社会生活，从而制造出一个“市场社会”。
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则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工人运动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以及政党的初步发展等，以此来抵御和规训市场。这种对市场过程做出积极回应的社会就是“能动社会”。
能动社会的概念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反对市场化、商品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生活惟一的组织原则。
公民社会以民主为第一要义，有助于避免国家吞没社会；能动社会以民生为第一要义，有助于避免市场吞没社会的“市场专制主义”。当前的社会建设，必须是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的双重建设。
“社会”发育程度低，发展不均衡
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都强调社会本身独立于国家、市场并与之形成制衡的相对自主性。自主性的载体，是各种非官办、非营利、志愿性、自治性的中间组织。当前中国社会的发育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首先，民间组织数量虽然有了较大增加，但依然缺乏真正的自主性和自治性。有研究者用“GONGO”这样一个充满悖论的术语来称呼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其次，很多社会组织有名无实，并未承担起制约权力、驾驭资本的功能，工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第三，无论是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还是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城市中产阶层，其社会自组织的机制都远没有建立起来。在应对重大社会危机时涌现出来的社会自组织的力量，由于没有常规化的制度安排，往往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成长发育的持续动力。
社会不仅发育不良，各个部分的发育程度也很不均衡。
尤需强调的是，近年来的社会建设实践，有些是以压制或打击社会自主性的方式去建设社会。政府设立了许多负责社会事务的新部门、新机构，在一些社会领域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结果是：社会反而越建越小。
应当重申，社会建设应是一个“自组织”而非“他组织”的过程。

怎么重建社会

作者: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 2010-09-16 10:38:40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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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社会一直未能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权力与大众的“社会恐惧症”。当务之急是破除社会恐惧症，为社会正名，肯定社会的主体性，允许社会自组织，让社会自治自律。

 

目前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解，有两种思路。一是将“社会”作为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而存在的一个领域，侧重于社会事业、社会管理和社会制度等。另一种思路则将“社会”作为一个与国家、市场相对应的主体，并强调社会建设的含义重在建设和维护社会的主体性。本课题组秉持后一种思路，主张社会建设着眼于以下三个维度：以社会结构为基础，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同时以社会制度（机制）为保证。能动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双重建设，可以分别选择“劳资关系”和“官民关系”为突破口。

建立利益均衡机制

人们经常提到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类似计划无疑有积极意义。但要看到，中国利益关系严重失衡，背后有深刻的体制原因，仅靠政策增加一些收入，作用有限。

致命的就是，没有一套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关系问题的机制，甚至还千方百计压制这种机制的建立。时至今日，既得利益集团已尾大不掉，左右着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如果不能将利益均衡机制建立起来，利益关系将会进一步失衡，政府一些出发点良好的政策（包括收入倍增计划）也可能走向反面。

最基本的，是不同利益主体要有制度化的同等利益表达渠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公平有序的利益博弈。

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信息获取机制、利益凝聚机制、诉求表达机制、施加压力机制、利益协商机制、调解与仲裁机制等六种机制。

优化社会结构：扩中产，改善底层

在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过程中，我国社会结构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化。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新趋势。有学者概括为：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垄断、赢者通吃。

社会结构的优化需要考虑以下内容。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中产阶层是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当前，我国的中产阶层发育仍然相当缓慢。可以考虑通过政策的引导，造就大量的熟练技工。

保护并改善下层生存的社会生态。具体包括：保护和发展中小企业，为弱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创业门槛，保护非正规就业者的谋生机会；社会保障和公共物品的提供更多地向弱势群体倾斜等。

在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使不同阶层能够形成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须采取有效措施，改变阶层间的互相隔离、封闭的趋势，缓解阶层紧张关系。

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在一个贫富分化较大的社会中，一种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较多的流动机会，是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机制。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特别是向上社会流动的机制，是优化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把扩大就业和公平的教育机会作为着力点。

放手发展社会组织

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自组织能力，以应对可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从而使社会生活能够有序进行。社会组织就是这种自组织能力的载体。

2007年，比利时由于选举陷于僵局，曾经历了半年的无政府状态。但在那段时间里，日常生活并未中断：人们每天照常上班，照常休假，照常纳税，地铁也依旧准点。一位市民说：“我们也许创造了没有政府的最长纪录，但一切都没有改变。如果政客不小心点，他们会知道我们比利时人不需要他们。”

这说明，社会或社会组织是提供社会生活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我们的社会，社会组织的正常发育一直是一道没能迈过去的坎，社会组织总是被当作可能导致不稳定的假想敌。

其实在法律框架内活动的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的促进力量，有效的社会组织不仅可减少社会矛盾，还能促进社会矛盾的解决，实现长治久安。

社会组织的发展仍受到诸多限制。比如，现有的社会组织法规条例，存在立法层次低、内容不完善等问题，难以满足多元公共治理对社会组织的现实需求；社团登记“门槛”过高，大量社会需要的组织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社会组织行政色彩过重，独立性受到影响等等。

公共服务：拉一张公平的安全网

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这些保障不仅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还为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最基本的运行条件和安全环境。

我国社会保障面临着投入水平低、配置不公平的问题。以教育为例，早就提出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到4％的目标，但直到2005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GDP的2.82％。

保障水平低的同时，不公平问题也非常严重。比如医疗费用，有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用于服务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再如退休制度，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提供的资料，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退休双轨制“，两者的待遇差距越来越突出。到2006年底，全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平均高出企业两倍多。

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

社会的基础秩序是指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最基本条件，即社会的道德秩序、信用结构和基础制度。

有效的基础秩序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条件，进而才能使社会进入可治理的状态。基础秩序的核心是一系列简单而技术化的基础制度，比如，有效的收入记录制度、规范的现金管理制度、严格的票据管理制度、账目管理制度等。

这些基础制度的作用之一，就是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进行清晰准确的记录。这种记录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重建社会信任结构是建设基础秩序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信任危机已经非常明显：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各存戒备，体制内外互不信任，官民之间尤为猜忌，整个社会的信用链条相当脆弱。当一个社会中最基本的信任结构都崩解之时，社会活动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惊人，社会运转会异常艰涩，矛盾冲突也会频频发生。

重建基础秩序和社会信任，首先从建立个人信用记录机制和查询机制、有效约束政府行为、保障公民监督、参与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和培育社会组织等方面着手进行。由此，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才有可能。

能动社会：从建立劳资博弈机制始

以能动社会的建设为先导，以公民社会的建设为后续，也许更为可行。

能动社会建设的关键，是建立劳资博弈机制。劳资矛盾及其引发的冲突事件明显上升，近期发生的多起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各地国企和外企的停工抗议风潮，都在昭示，以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制造”模式已进入末路。

劳资冲突数量的突然增多以至于难以应付，根本原因是长期缺乏有效的利益均衡、博弈机制，无法及时和有效地调整劳资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常的利益均衡和博弈机制的缺失，不但使劳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也使资方经常陷于困境；政府也进退失据。

目前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尝试的“工资共决”，应当使工人有权利、有能力参与有关自己切身利益的工资、加班、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劳动保护等事项的决定过程，通过谈判、协商、讨价还价、合法抗争实现合法权益。

工会职能要转变与落实，这要求把宪法规定的公民结社权落到实处。工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能够真正代表其利益的工会组织：可以是现有工会组织职能的转变，也可是现有工会体系在基层工作场所的延伸；如若这两点都难以做到，则应允许自发组织工会。

要承认停工的合法化。由于掌握的资源和权力的差别，劳资双方力量悬殊，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一方，有时只能把惟一的资本——劳动作为其维权的手段。当前我国出现的一些劳资矛盾和停工事件，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多呈无序状态：没有工会和其他形式的组织，常以地下非组织化方式进行；以突发形式出现，不可预见、无从把握，甚至导致暴力冲突，难免对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

同时，还应大力推动消费者运动的开展。消费者运动是指在近、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为争取社会公正，维护自身权益，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各种行为进行斗争的一种有组织的社会运动。

1898年，全世界第一个消费者组织在美国成立。消费者运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目前，全世界已有九十多个国家共三百多个消费者组织在开展活动。消费者运动不仅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制约资本的重要机制。

公民社会：“公民参与”的五条建议

公民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使权力成为一种受到制约的力量。

建立公民参与机制，有相当一部分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有五个机制。

第一，信息披露制度。暗箱操作已成诸多弊端的一个病根，不仅导致公共资源大量流失，而且使政府行为走样变形，导致一些改革无法推进。因此，信息披露制度是公民参与的前提。

只有单方面的简单信息披露，而没有相关的互动程序，许多重要的信息仍然会云遮雾罩。要有真正的信息透明，必须建立现代社会中已经被广泛使用的质询制度，质询制度应成为人大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财政监督。有学者指出，如果以100分为满分，我国财政的透明度总体情况大约为20分左右。其实，财政监督完全可以在人大制度的框架内进行。

第三，重大立法和决策的听证、辩论制度。比如，在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建立上，总是以条件不具备为由拖延。如果有了听证制度，就可以在人大质询、听证和辩论，明确建立这项制度究竟需要哪些条件，哪些具备了，哪些不具备，还不具备的条件解决的时间表又是怎样。

除了行政程序中有听证制度外，立法中也有听证制度，已经有多个地方的人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听证。要改变这些听证制度流于形式的弊病。

第四，建立利益表达与施加压力的机制，尤其是游行、示威等机制。中国的法律保证合法游行、示威、集会的权利。但实际上，这种权力明存实无。结果，是公民“表达意愿”渠道的堵塞、不畅。

在上海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毛用雄曾递交《关于上海设立示威区的建议》的提案。这份经过调研并愿意公开的提案称，在上海某个不过分影响公共交通、又相对独立的区域，比如公园，设立法定的示威区，在法律框架内允许不同人群去表达意愿。同时发展各类非政府组织，代表不同人群利益，进行正常的利益博弈，政府逐渐摆脱“保姆”式的大包大揽，不再成为社会多种矛盾的漩涡中心，而是成为一个中立的调停角色，降低社会管理成本。

第五，建立良好的信息公开机制，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可以尝试让互联网成为言论表达的特区。良好的信息公开机制、畅通的信息传递渠道有利于保障人们的知情权——了解真相的权利。有真相才有对权力的真正监督。公民通过媒体真正实现自己的知情权，才能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近年发生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几乎都与信息的发布、传递和接受的方式有关。

克服社会恐惧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来，主体性社会一直未能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社会恐惧症”，即对独立于权力和市场之外的主体性社会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培育、建设和发展主体性社会的拒斥，把主体性社会误认为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威胁力量。

对社会的恐惧，也来自大众。这种恐惧类似于医学意义上的心理恐惧症，表现为：逃离公共领域、切断社会联系并禁闭自身。长期以来总体性权力的存在和包打天下，造成大众对单一权力核心的信奉和依赖，形成总体性权力是社会稳定之必要条件的迷思，因此造成对社会自主性的怀疑和否定。

权力与大众对社会的恐惧及其相互作用，是自主且自组织的社会在当前中国缺失的根本原因。

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破除社会恐惧症，为社会正名，肯定社会的主体性，允许社会自组织，让社会自治自律。

和谐社会：权力、市场与社会的均衡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一个省部级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现在，要以建设公民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建设能动社会对市场形成必要制衡；终极目标则是有限的政府、有边界的市场与自组织的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制衡和良性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多元社会治理体系。

和谐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报告原题为“走向社会重建之路”，原文2万余字，本报有删节）

社区自治可能比政改更重要

笑蜀　更新于2010年09月7日

社区自治可能比政改更重要

笑蜀

因为温家宝的深圳讲话，政治体制改革再度变 得举世瞩目。温家宝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基本是重温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论述，而邓小平也有过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不能改的政治遗嘱。所以，能否启动事实上 早已经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作为特区的深圳能否做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头羊，人们无疑是充满了期待。

但是，愿望归愿望，现实归现实。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固然毋庸置疑，但在利益结构已完全板结，甚至动一张椅子都可能导致流血的情况下，仅仅靠体制内的力量，哪怕是高层的力量，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都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注定了政治体制改革一时还很难有什么前景可言。

其实，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广东近年也不是没 有尝试，譬如广州先行先试的财政公开；譬如广州市政协地位的提升，即重大事项要先经政协讨论才再提交人大和市委；譬如网上议政问政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尝 试并没有得到更高层面的回应。最近四川中江县的人大代表办公室试点被叫停，似可理解为有关方面对政改试点的态度。又岂止一个中江试点被叫停，五六年前，云 南红河，四川步云、雅安，湖北咸宁等地方政改试点可谓此起彼伏，但是现在莫不无声无息，就可想见，现在的指导思想其实还是以稳为主，地方政改试点的空间并 不大。

政改空间不大，那么出路何在？我的回答是，出路就在发展公民社会，做强做大公民社会。

原因很简单，如果说政改暂时还找不到动力系 统的话，发展公民社会的动力系统却是明显的。公民社会的最大特点是自治，比如社区自治、行业自治。二十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弊端多多，但也不是没有收 获。最大收获，就是制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有产阶层，即业主阶层。其所拥有的房产几乎构成他们毕生积聚的全部私产，而且他们大多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 对现代政治文明有足够的了解，公民意识强烈。所以，他们捍卫个人私产的决心和意志，都不用怀疑。

同样重要的是，业主阶层不仅属于当今社会的 主流人群，有足够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而且不同于别的阶层比如农民工阶层，他们不是四海漂泊碎片化生存，而是大规模聚居，彼此之间天然有着日常生活中的丰富 联系，天然有组织性。这个阶层，即以房产为主的整个中产阶层，因此是一个有相当力量的阶层。

但是，这个有相当力量的阶层，却也是一个相 当理性的阶层。有产，以及知识和教养，注定了他们的克制，他们的平和，他们有相当力量但一定是谨慎地使用力量。他们不会对零和游戏有兴趣。知道进退，知道 火候，知道分寸，知道度。换句话说，他们有相当力量，但更有相当智慧，更有相当的建设性。

因此，这是一个可以放心的阶层，一个可以依 靠的阶层。他们有改变的愿望和冲动，因为某种程度的停滞和倒退，的确是近年来社区自治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社区自治属于体制存量，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法 律上一直有明确界定。但无论法律上的界定如何明确，事实上不受尊重。即以广东而论，业委会组建比率就非常低，如果把开发商操纵的业委会也算上，广州不过15%，深圳不过30%，而东莞更是只有10%。绝大多数社区连业委会这样最基础的制度设施都付阙如，所谓社区自治岂非流于空谈？

社区自治一定程度上的停滞和倒退，就微观而言，构成对业主权利的严重威胁。而就宏观而言无疑是自废武功，将中产阶层几乎整个挡在公民社会的大门之外，让他们无法自组织，一个理性的社会力量因此被废弃，这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村庄是农村社会的底盘，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底 盘。政改是侧重上层建筑，但社会的稳定不只是靠上层建筑，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底盘做依托。底盘稳，社会稳。这正是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的精义所在。这就意 味着，相比于政改，构建自治秩序更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建设的重心需要下移，即要把社会底盘当做社会建设的重心，即要把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当做社会建设 的重心。

但是，无论是村民自治还是城市社区自治，近 年来行政化倾向，即停滞和倒退的迹象愈来愈明显。社区内生的力量，自治的力量愈来愈边缘化，管制的力量愈来愈强大。这样的趋势显然不是什么福音，需要及时 遏制。如果说村民自治因为乡村的衰败而难以重新启动的话，那么重新启动城市社区自治，则有业主阶层即几乎整个中产阶层做后盾，动力系统足够强大。何况如上 所述，城市社区自治属于体制存量，法律法规相对完备，不需要多少制度创新，因而不会有太大的风险。相较于搬一张椅子都可能流血的政改来说，城市社区自治更 可操作。

通过城市社区自治，以及职业自治，企业自 治，整个社会自治来做强做大公民社会，做强做大中产阶层，进而以整个公民社会的压力，倒逼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这可能是中国社会转型的 一个现实的路径。它陈义不是很高，没有惊涛骇浪，谈不上激动人心，只是静悄悄的点滴生长。但恰恰是这种静悄悄的点滴生长，才最有力量。深圳之为特区，今天 特在何处一直颇具争议。其实特区新的突破口很清楚，作为全国最早发展新兴社区的城市，作为业主力量、中产阶层力量相对强大的城市，深圳何妨在这方面先行先 试？

载今天《中国青年报》，发表时有改动。

从垃圾危机中捕捉公民社会曙光

——从番禺反烧事件说起

笑蜀

 

一

既然政府有这个表态，我宁愿相信政府的诚意，如果他是假的我也宁愿把它当做真的。弄假成真，希望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众 所周知，广州番禺业主反对垃圾焚烧现在有了一个阶段性成果。原来地方政府的态度极其强硬，强硬的标志是11月22号的新闻发布会，一个部门负责人当场宣 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垃圾焚烧，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商量余地，就这么着了。但现在地方政府却宣布，垃圾焚烧项目推迟上马，先拿一年时间做垃圾分拣试 点，一年后再来讨论焚烧项目上不上，怎么上，总共差不多三年缓期。跟11月22号的强硬姿态比较，这当然是巨大进步，值得肯定。

但我仍然不敢乐观。因为在我看来，其实后面的问题还相当多，最大问题，则是2010年的垃圾分拣能不能有实效。如果没有实效，可能就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力量再来阻挡垃圾焚烧，所以明年对番禺来讲会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但 这不只是对番禺非常关键的一年，对全国都很关键。垃圾危机是城市治理的一个普遍的危机，而不只是番禺的危机。危机怎么解决？番禺现在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希 望番禺再跨一步，从反对垃圾焚烧的首都，升级为全国垃圾分拣试点的首都，如果番禺的垃圾分拣试点成功了，就可以示范全国；但如果它失败了，而且因为它的失 败，最后还是上了垃圾焚烧，那么就是全国的一个失败——压力那么大的番禺都搞不好垃圾分拣，那你其他地方就更搞不好。

必 须一年见效。但做不做得到？问题就非常复杂了。就像我们刚开始介入反烧一样，我们当时是没有任何胜算的，不可能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阶段性成果。同样，我现 在也不知道明年的垃圾分拣能不能有成果，因为垃圾分拣不像反烧那么简单，反烧主要就需要一个决心，一种舆论，它们或许就可以起作用。但垃圾分拣不是你单方 面能决定的，所有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都说明，垃圾分拣能否成功首先取决于政府的诚意，因为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必须政府做，比如说跟公民的垃圾分拣相对应的 一整套基础设施，垃圾运输车、垃圾分拣箱，诸如此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投入，如果没有政府建设的一整套基础设施，仅仅是公民自己一厢情愿，这个事情 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现在民众一方的巴掌举起来了，但是政府的巴掌举不举得起来、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中国地方政府都是公司化的，都是利益主体，做任何一 件事情跟商人是一样的，要考虑投入产出，而且投入产出都是非常短期的。垃圾分拣不像垃圾焚烧那样马上就能来钱，可能从经济效益上讲，只有投入很少产出。那 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多高热情，有多大主动性我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现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最终前景如何，我是没有把握的。但尽管如此也没有办法，因为 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多少胜算还得往前推，既然政府有这个表态，那么就我个人的态度而言，我宁愿相信政府的诚意，如果他是假的我也宁愿把它当做真的。弄假 成真，希望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二

广州有一种内在的文化，内在的气质，那是其他城市不能比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相对自由、相对包容、相对多元

 

接下来的问题是，番禺反烧为什么能取得阶段性成果？

先 举个例子。我是从武汉出来的，武汉住家附近早就有了一座垃圾焚烧厂，但我一直只能对番禺发言，对武汉我是一句话没说。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广州才有这个场， 武汉没这个场，所以我在武汉嗓子喊哑了也不会有人理我，没什么意义。所以我那边顾不上了，先顾广州。广州这个场是什么场？就是公民社会的场，它有一定的公 民社会基础，相比于全国而言，如果说它不是第一，起码也是第一流的。

我还可以再举一 个例子。成都最近发生的唐福珍事件，显然比番禺垃圾焚烧严重的多。但尽管外面惊天动地，成都本地却一直波澜不惊，尤其是成都的媒体。成都的媒体力量本来并 不弱，我们都知道成都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高地，像什么《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之类的，在全国的都市报都居于前列，但是越到这样的关键性的公共事件， 成都的媒体越是失语。媒体失语没有关系，广州的媒体、我所在的媒体也常常对本地公共事件失语。问题在哪？问题在本地媒体没空间，但是还有一批媒体人，这批 媒体人应该跟全国的媒体有一个广泛的联系，这个广泛的联系应该在本地的公共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让我失望的是尽管我在成都有很多朋友，但没有任何一个能给 我们提供关于唐福珍事件的有效信息。而这个有效信息并不是毫无挖掘空间，因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如果你有足够的新闻敏感和冲动，你能第一时间介入，你总能 挖掘出一些关键信息出来的，但是成都媒体人没有做到。所以现在成都的唐福珍事件再往下走已经非常难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尴尬呢？我认为成都也缺那么一个场。

番 禺反烧现在已经是全国性事件了。为什么能升级到这个程度？第一个原因就是广州媒体的原因。现在广州某些官员回头总结这件事，他们很后悔，为什么呢？他们当 初低估了广州新客家人的力量，这个新客家人是什么样的客家人？就是从北方迁居广州番禺的那批中产阶层，又尤其是其中的媒体人。此前广州还有一个垃圾焚烧 厂，就是李坑垃圾焚烧厂，他们很轻松的就把李坑村民摆平了，他们以为番禺的会江村跟白云区的李坑村没什么区别。这种事情他们已经有一整套成熟的处理模式， 这种成熟的模式在全国都是有效的，从来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他们不认为在会江村会遇到问题。但他们现在发现，他们的估计是完全失当的一个估计，他们没有想到 会江村附近的业主即一批中产阶层、一批媒体人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当然他们也有预感，也有对策，所以事发不久广东的媒体都失语，但是媒体失语我前面讲过没有 关系，你还有那么一批媒体人，广东的特点就在于广东媒体人充分借助了他们的全国性的媒体联系。本来，如果开放本地媒体，可能这种讨论就主要局限于本地媒 体，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只是一个地方事件，但是因为本地媒体不能发声，很快这种广东媒体人的私人关系，即全国性的媒体联系就起了作用。因为这种全国性 的媒体联系，全国的媒体尤其中央媒体就以空前的规模介入番禺反烧。本地媒体的失语起了一个反作用，一下子引来全国媒体，升级为全国性的事件。

这 是我刚才讲的，公民社会这个场中的第一元素，即媒体元素。中国第一流的媒体人，尤其中国第一流的调查记者，他们很多可能并没有抛头露面，但是他们的文章在 全国各地媒体都能看到。像李坑这个一直被公众忽略的角落，这之前没有人知道，只是因为这批优秀的媒体人刨根究底，才最终浮出水面。这种事在广州有媒体人去 做，成都就没有人去做，唐福珍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没有成都媒体人给我们一个全景式的、深度的报道和解释。

第 二个元素我想是因为经济上比较发达，广州有一个相比于全国而言，总体规模都不算小的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是番禺反烧的主要力量。与此对应的另一个事件， 是厦门的PX事件。PX事件也主要是环境维权，也主要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也主要是和平抗争。两个事件的性质是相通的，而且都有斩获，当然PX事件我们知道 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番禺有待继续推进。不过我认为尽管性质相通，番禺反烧事实上比厦门的PX事件，地位要更高。它是PX事件的一个升级版，也就是说它 是一个更纯粹的中产阶级维权的故事。厦门也以中产阶级为主，但不完全是中产阶级。PX项目落脚点是厦门的海沧地块，这个地块是PX业主跟厦门开发商争夺最 激烈的一个地块，这种争夺对厦门PX事件有重要作用，也就是它背后是有一个强大的开发商群体，实际上是厦门的中产阶级跟厦门的开发商联手推进的那么一个环 境维权事件。

但是番禺反烧全程中，我看不到开发商的影子。为什么？因为海沧还没有开 发，就需要去争夺。番禺不一样，会江村附近的楼盘已经非常密集、非常成熟了，就是说那里的土地已经卖出去了，钱已经收回来了。那么对开发商就没有意义了， 他就不需要介入这个事情。就出现一个吊诡的现象，番禺反烧最激烈、最勇敢的全是那些七八十万、百把万一套房子的小业主，就在我楼下1500万、2000 万、3000万一套别墅的大业主毛都见不到一根，一点声音没有。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对那些大业主而言，他们在番禺的地产只是他们财富总量的九牛一毛，他 们不愿为九牛一毛开罪地方政府，否则，损失可能就不是九牛一毛，就不是这1500万、2000万、3000万的房产。而对于七八十万、百把万的小业主而 言，虽然财产总量小，却是他们的全部身家，他们一辈子才打拼下来。而且这些小业主我前面讲了，大多数是从内地尤其从北方迁居而去的现代游牧民族。他们游牧 到广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厌恶了内地尤其是北方的文化环境。他们觉得广州多少还能够让人喘气，但广州虽然能喘气，广州城内的房产价格却是他们承受不起 的。相比而言，只有番禺才是他们最适当的选择。番禺房产的价格拿到广州市内，最多也就买个两室一厅，而在番禺，他们不仅可以住得很宽，而且环境很舒适，空 气质量非常好。这就是说，番禺对这批小业主来说，是他们最后的一块可以安居的土地，他们基本上没有退路了。这也就是番禺反烧事件当中，我们只能见到一批小 中产的原因，这就注定了番禺反烧比厦门PX要更高一层，它靠一批小中产就撬动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越纯粹，越简单，就越具有普遍性，就越容易复制，它对于 全国的普遍意义也就越大，这是它的第二个元素，就是有那么一批小中产。

第三个元素， 是广州整个的政治文化，乃至整个广东跟内地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批小业主是从北方迁来的，他为什么不去上海、去深圳，而非要选择广州呢？就我个人的体验来 看，这主要取决于不同的城市文化。广州的城市文化最根本的是什么？是一个比较自由、比较包容、比较多元的文化。广州看上去参差不齐，可能比较差、比较脏、 比较乱，给人视觉上的印象，跟上海和深圳比起来，跟中国很多城市比起来，可能都不是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它有一种内在的文化，内在的气质，我认为是其他城市 不能比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相对自由、相对包容、相对多元。

就是因为这种自由、包 容和多元，每个阶层的人都能在广州找到适合自己、跟自己对应的那么一个生存空间，都能在那儿比较满意地定居下来。这点上它跟上海、跟深圳有根本的不同，上 海、深圳都很漂亮，但是在我看来，尤其是上海，政府管制的力量太强了，无论怎么发达，它无非就是一个中国的新加坡。但是广州不一样，这种自由、包容和多 元，甚至影响到官方政治。我们知道，广州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乃至整个广东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跟内地比起来，对政府是非常不客气的。广东每次开“两 会”，总能在报章上看到代表委员炮轰政府部门，我分析他们可能是香港电视看多了，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强烈的民代意识，老子当代表委员就是来放炮的，不是白 吃饭的。这在广东很平常，所以广东的政府对代表委员放炮的容忍度，也比内地政府高得多。

我 举一个例子，前不久广州市人大开会，一个代表发言批评广州环卫局。他才讲不到3分钟，环卫局局长就按捺不住了，就打断了代表的讲话。那个代表很生气：你连 基本礼貌都没有，你怎么能打断我的讲话呢？当场就质问他。局长很不好意思，马上解释说，我们人大开会不就是讨论嘛，讨论就是大家都说话，我也可以说说话。 但这还是没有能安抚那个代表，那个代表一屁股坐下生闷气，越想越气，干脆拂袖而去。第二天，这事就在媒体上爆炸了，成了纷纷扬扬的公共事件。

最 值得欣赏的我认为还不是那个代表的抗议，而是延伸出来的故事。很快广州有关部门就制订了一个文件，强调政府官员必须尊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中专门提 到，不允许打断代表委员的发言。跟着报道也出来了，讲广州人大政协地位怎么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原来你代表委员来视察就视察，政府官员有其他活动我照 常，该去北京开会照样去北京开会。现在不行，现在只要代表委员来视察，你任何其他活动先推掉再说，北京的会不要开了，你就留在机关等代表委员，甚至下楼走 老远去迎接代表委员。

这就是我刚才讲广州政治生态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不仅是官方政 治，民间政治跟内地差异也很大。警察在内地很牛，但在广州往往未必那么牛。广州一些女孩子在大街上往往这样冲着警察发飙：你以为你警察就了不起？你以为你 警察我就怕你？这种话，明显就是看香港电视看多了，受香港的影响。

这方面最经典的例 子，是11月23日广州城管委大接访。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刚开始是封闭的，不对社会公开。9月份披露之后，当地媒体马上就爆炸了。巨大舆论压力让广州环卫部 门顶不住了，赶紧表态说，你们不是责备我们不透明嘛，不尊重民意嘛，那好了，现在起我就尊重民意，我11月23日上午开门接访，有意见你们都可以来提。结 果很多番禺业主就借着这个机会去城管委散步，最高峰时应该有1500多人。

那天下午 我坐车路过现场，看了大吃一惊。让我大吃一惊的不是冲突，不是对立，而是那么大的一个事情，双方都那么平和，那么理性，那么放松。就民众一方而言，他们的 理性和放松是难以想象的，没有走上大街，没有影响整个交通，没有踏草坪，离开时连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民众一方没有戾气，更重要的是政府一方也没有戾气。 当时没有交通管制，警察都抱着两只手在那边笑嘻嘻的看，根本没有很严重很紧张，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意味，双方看起来都像是一场游戏。

那 天我看到的最惊险的镜头是什么镜头？我估计是村民围堵镇干部。我看见一个镇干部模样的人似乎要急速离开现场，估计他是想说服但没能说服散步的村民，反而被 村民围堵。然后他害怕了，转身就走。村民尾随不放，一路尾随一边喊：打倒贪官，打倒贪官。但是旁边的警察都不干预。村民一边喊一边走，但都走在人行道上。 这整个现场跟我们通常看到的动不动跳桥、动不动堵路那些抗议方式，有一个本质区别，他不影响公共秩序，不绑架公共利益，他只是和平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也 是广州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他的戾气比内地要少很多，一般情况下，都是好说好商量。

总之，广州公民社会的基础确实比全国其他地方，甚至比北京、比上海都要好一些。为什么广州的媒体能够领先全国？它要有一个依托，我认为这就是依托，这也是番禺反烧事件的依托。

 

三

厦门PX以及番禺反烧事件，可能给我们一个提醒，公民社会的切入口可能就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日常性的、生活性的环境人权

 

番 禺反烧的阶段性胜利，和厦门PX事件的完胜，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首先是公民社会从哪切入？我们知道当务之急是要发展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做依托，做缓 冲，中国的任何变化，它的代价可能都是我们难以承受的。这是公民社会对于中国最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不在于我们今天就能做成什么，而在于它能为明天做准 备，这种准备必须马上开始。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怎么切入？这是困惑我们的一个问题，左冲右突，空间都很小。我认为厦门PX以及番禺反烧事件，可能给我们一 个提醒，公民社会的切入口可能就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日常性的、生活性的环境人权。

从 这个角度去推动公民社会，我觉得可以套用一句推广微博客的口号，叫做微动力、广天下，每件事情，每点进展，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惊天动地，好象都比较细小， 比较平常，但是一点一点你去把它做实，未来的效果是深远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不会吓跑大多数人。如果大多数人一看，就觉得你这 事虽然很正义，但是对不起，我不想牺牲，我还想活下去而且尽可能活得滋润一点，而你这事代价太大，那么大多数人就会敬而远之。但是那种去政治化的、日常性 的、生活性的环境人权，不至于把大多数人吓跑，这就是为什么番禺业主敢介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批业主原本没什么公共意识、公共关怀，因为他们过去的日子 都比较滋润。但是这个事件改变了他们，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公共意识、公共关怀，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实际上是番禺业主从市民向公民转型的那么一个过程，这就是 它的另外一个收获。

我举一个例子，刚开始的时候，番禺业主的反应是条件反射式的，基 于本能的一种反应，就是不准在我家后院建垃圾焚烧厂，因为不知道风险多大。但是很快麻烦就来了，麻烦在哪呢？广州当局就利用了这一点，放大了这一点。他没 说那么明显，但就那个意思：番禺这批业主很自私，不在你家后院建，那建在哪？建到别人的后院？这个代价让别人来承受？所以广州当局反复强调，番禺的垃圾只 能在番禺处理，不要指望到别的地方处理。这样反复宣称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把番禺业主跟广州其他市民对立起来了，就把你分化了，把你变成少数了，从而给你 一种巨大的道德压力或者舆论压力。后来番禺业主发现不对，就慢慢调整，调整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升的过程。他们现在再不强调选址问题了，再不谈垃圾焚烧对自己 后院的影响了，他们现在谈的都是垃圾焚烧对公共安全的影响。因此他们现在的口号叫什么呢？叫做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广州。已经不是建在哪的问题，而是建 在广州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反对的问题。哪怕你建在省府大院我也反对，这不仅出于我个人的利益，更出于我的一种公共关怀，开始了个人利益跟公共利益结合的这么 一个过程。到了现在，它已经不是策略，而是成了很多番禺业主的潜意识，他刚开始可能只是策略，但是慢慢的，很多业主就把它当真了，一旦当真之后，他就觉得 自己有一种超越感，有一种满足感，觉得我比原来高尚了，有点精神贵族的味道了。所以，番禺反烧绝不只是一个垃圾处理的问题，它跟公民社会是息息相关的，造 就了一批公民，这是第三点。

谈到这点，我再补充一个例子，我前面讲过，番禺反烧事件 爆发之前，李坑事件一直不为人知，那么多悲剧，只能让李坑村民默默承受。李坑垃圾焚烧厂是具有标本意义的一个厂，因为它是国家级的示范工程，是广州当局反 复宣称的，一座引进了外国先进设备的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厂。但它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关心，因为我前面讲了，那时大家没有那么一种公共 关怀，没有那么一种同病相怜。但是番禺反烧唤醒了大家的这种公共精神、公共关怀，唤醒了大家的同病相怜。刚开始可能也是出于策略，大家突然想起李坑，就去 看看李坑到底怎么样？最后才发现李坑那么多血泪故事，跟宣传完全是两个版本。然后，番禺业主跟李坑居民之间的横向联系，他们的自由交往，自由集结，他们之 间的互助与合作就开始了。

总之，番禺反烧不只是垃圾处理问题，它有强烈的外部性，公 共性。但它是不是就没有任何遗憾呢？也不是。在我看来，最大的遗憾就是现在的讨论空间还不够。我参与过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主题就是垃圾焚烧。节目做完 后我信心满满地等着收看，但最后得到消息，节目居然被和谐。我唇枪舌剑两个多小时，全都是浪费表情。如果不是因为讨论空间有限，番禺反烧本来可以对解决全 国的垃圾焚烧问题有一个更大的促进。怎样促进呢？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主张的垃圾处理方式是多元方式，多元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垃圾分拣。但有朋友提 出，垃圾分拣对中国人来说太难，为什么？就有一个公民素养的问题，我说这其实不是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出台一个全国统一的政策，这个统一政策针对全国所 有的消费品的制造商，你必须对你的产品包装做标识，标出你的包装属于哪一类，提示你的消费者把商品买到手就知道往哪扔，这么一来垃圾分拣还有什么好难的 呢？垃圾分拣不难在所谓公众素养，难只难在那个全国统一政策如何出台。如果没有我刚才讲的促进作用，那个全国统一政策根本就出不了台。而促进作用只能来自 对垃圾焚烧的全国讨论，没有全国性的充分讨论，没有这么一个公共推动的过程，垃圾分拣应该是垃圾处理的主导方式的这么一种主张，就不可能占上风，我主张的 厂家强制标识的全国统一政策就不会有人想到，不会有人去做。

公共讨论的意义在哪？就 是形成底线共识。作为一场公共讨论，番禺反烧最大的收获就是形成了垃圾分拣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垃圾分拣第一优先的底线共识，进而改变了原来盲目推行垃 圾焚烧的公共决策，先做垃圾分拣的试点。这本来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一个理想的契机。如果公共讨论的空间足够开阔，可以充分延伸，那么它的这种建设性影响就 不会限于番禺一地，就不难形成一个关于垃圾处理的全国性的底线共识，改变全国性的公共政策。但事情走到这一步，就遇到了瓶颈，即体制瓶颈。体制瓶颈不突 破，公共讨论的空间就始终难以延伸，公民社会的发展就始终很困难。这个瓶颈问题，显而易见，已经是制约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致命问题。

——本文系作者根据去年12月12日北京三味书屋演讲记录整理而成，见《南风窗》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