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迎民调时代:专家称社会矛盾凸显期致其兴起

中国迎民调时代:专家称社会矛盾凸显期致其兴起

　　民意调查最大优点，在于调查更广泛、更专业、更规范，结果更为准确全面，而且政府居于主动地位了解民意，对政府一些决策更有参考价值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7月27日，溽热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刚刚答完一份民意调查问卷的北京某大学学生王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都是一些知名的调查机构，内容主要涉及一些民生问题。我愿意配合这样的调查。”这是王丽今天答完的第二份问卷。不远处，还有不少人也在访问员指导下回答问卷。

　　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公平和公正的追问意识增强，城市管理、社会发展乃至国家立法、政府决策、干部的选拔任用、官员的政绩考核评价、升迁等诸多方面的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引入了民意调查程序。同时，越来越多的民众也逐渐认知并参与到这项社会活动中。

　　目前，我国各类民意调查机构从无到有，逐渐壮大。除政府民意调查机构外，媒体、高校科研机构、外资以及国内民营的民意调查机构也相继亮相，并活跃于我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等多个领域。据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为本刊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市场信息调查业企业和事业单位33447家，并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以此推算，2008年有市场信息调查业企业单位约4.2万家。

　　中央党校政法部黄小勇副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了这番蓬勃景象后面的社会背景，“现代化使得政府决策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依赖于知识而非简单的经验，民意调查能让决策者客观地获得关于决策事项所包含的丰富信息，为政府科学、民主、依法执政带来了新契机。在此基础上，畅通社情民意通道，了解民意所向，决策者才能最大限度地作出正确决策。这是汇聚民智、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强调，“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胡锦涛总书记也指出，“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

　　“民意调查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要求，顺应了科学发展和注重民生的需要。”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副主任吴士辉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民意信息已经逐步进入政府决策咨询程序，政府正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倾听来自民众的声音，“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工作。”

　　“社会矛盾凸显期”催生民调兴起

　　我国民意调查机构的兴起，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群众利益诉求、意见表达及价值判断呈现多元化特征，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因此，政府需要倾听民众呼声，了解民意，同时民众也希望获得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及个体极端行为时有发生，这是社会矛盾爆发的主要体现，而预警机制的缺失又往往使这些矛盾处于失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社情民意调查对各级党委政府而言，显得十分迫切而又必要。

　　“现在公众对于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愿望越来越强，不仅表达自己对于现有的公共政策的看法，更多的还希望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过去很多事情，政府只需要告诉民众一个结果，或怎么执行政策。但是目前，民众对于知情权的要求大大提高，互联网加速了与政府有关的信息传播的速度，对政府的政务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政府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倾听民意的时代。”他进一步解释道，“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收集民意可增强政策执行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其次，收集充分的民意可以看到民意的未来走向，以便于政府可以尽快作出政策调整，包括建立预警体系；再次，收集民意可多角度保证政策的合理性。”

　　“民意对政府的重要性在提升，民意调查机构正是一个科学、系统地把民意传递给政府的重要渠道。”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一方面是民众不满足仅靠媒体、人民代表表达诉求，还希望继续拓宽诉求渠道。一方面是政府开明了，愿意听到民意民声，使决策有更多民意基础。这两方面力量结合，推动了民意调查的产生。”

　　发展曲折、形态年轻

　　我国是较早进行现代民意调查的国家之一。有关专家介绍，1922年11月24日，我国留美归国的心理学硕士张耀翔，在北师大校庆日期间，进行了我国最早的一项现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

　　由于我国各种特殊的政治现实，这次民意调查并没有迎来这个行业的勃兴时代。相反，从1922年到1982年的60年间，我国大陆没有出现一家专门的民意调查机构，民意调查活动几乎一度销声匿迹。“1986年以前，我国政府基本没有系统的利用民意进行评估的机制，所有政务信息依赖行政系统内部自下而上的报告机制，不允许独立民意研究机构存在。”袁岳回顾说。

　　1988年，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成立，这是我国大陆最早的民间民意调查机构之一。多年来，该机构一直编撰《民意参考》和《民意内参》两份刊物，前者派发给各学术机构，后者上报广州市各党政领导。同年，北京市委宣传部成立的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也是较早的专门从事民意调查的机构，出版内刊《民意》杂志。

　　1988年至2002年，是我国民意研究发展重要的14年。这期间，我国政府进行民意测验的数量大量增加，内容也更广泛，同时允许民间独立市场研究与民意测验机构合法注册，允许民间组织从事民意调查工作。

　　袁岳对此深有体会，“在这一阶段，民间独立调查机构开始有机会介入一些对于公共项目的评估，如公众安全感的调查、中国大陆地级以上城市投资环境的评估等。而且，媒体开始大量使用民间独立调查机构的相关调查数据。在1992年之前，中国媒体只使用官方数据。”

　　从2002年开始，我国民意调查行业进入了快速全面变迁的阶段。2003年发生的不少地方民众对于政府的评价、因SARS而引起的政府信息公开化要求、我国政府领导人倡导的亲民风格和对于民众人权的重视在这一年中获得异常的重视。因此，这一年被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定义为显示我国社会和政府快速转型、个人自由和权利空间越来越发展的一年。

　　中国民调五大类型

　　目前，我国民意调查机构已呈多元化发展。据《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大概可分为以下五类，即政府型、高校科研机构型、民营型、外资型、媒体型，等等。

　　政府型主要来自国家统计系统。2003年年底，国家统计局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各省市统计部门尽快建立“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系统”，积极开展社情民意调查。

　　2004年11月10日，江西省成立了隶属于省统计局的民意调查中心。同年底，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正式成立。随后，各省市统计系统下的民意调查机构也相继出现，我国政府民意调查机构初步自成体系。

　　据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显示，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职能是指导全国统计系统社情民意调查机构的工作，组织实施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委托的有关社情民意调查任务；开展统计咨询、相关信息资料加工处理与查询服务；负责经济景气发展态势监测、信息发布及相关科学研究。

　　近年来，一些媒体、高校科研机构也纷纷成立民意调查机构，比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等等。

　　与此同时，一些以咨询公司、研究中心、调查公司、信息中心等名义注册的民营调查机构，更是层出不穷，除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简称“零点”)外，比较活跃的还有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简称“美兰德”)、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简称“新生代”)、北京数字100市场咨询有限公司(简称“数字100”)、华通现代市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华通现代”)，等等。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些外资调查机构也纷纷低调进入我国，让人耳熟能详的有盖洛普(中国)咨询有限公司(简称“盖洛普”)、AC尼尔森，等等。

　　近年来，为主动了解和回应社情民意，在传媒大战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我国一些主流媒体也设立了民意调查机构，比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等等。

　　从本刊记者调查的情况看，上述调查机构，是在我国调查机构中作民意调查比较有影响的，而更多调查机构仅把作民意调查作为“副业”。盖洛普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咨询顾问吴涛博士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在中国的调查机构中，民营的占很大比例，其中专门作民意调查的机构并不多。从目前市场趋势来看，随着中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加速，更多的调查机构，会越来越多地涉足民意调查领域。

　　“把脉”手段多样化

　　本刊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我国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方式，多以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面访、信函访问、留置访问、网络调查等为主。采访中，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说，“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民意调查方式的转变，计算机辅助的调查方式已经成为业内广泛采用的一种调查手段。”

　　从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在民意调查机构的所有调查手段里，CATI最为普遍。比如零点的调查方式，仅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就占40%，美兰德占20%，新生代占30%，而全国统计系统民意调查机构高达80%。“CATI非常简便，不仅成本低，还能保证样本的全面覆盖，真正能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而且，访问员拨出的每个电话都有录音备案，可以复查，很难作假。”吴士辉说。

　　让人意外的是，在所有调查手段中，这些民意调查机构仅把网络调查作为辅助调查手段，而且极少使用，因为他们普遍认为“不科学”。在多位受访调查机构负责人看来，虽然网络调查也能出调查结果，但与科学抽样调查出来的结果还是有比较大的出入。

　　“目前网络调查存在两大硬伤，一是不能覆盖全人口，网民大部分是年轻人；二是搞不清被访者的真实背景特征，有些被访者男士乱填女士。这样的调查结果不能分析，不好用。”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总经理周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直言。

　　“网络调查实际是一种计算机辅助的信函访问方式。”袁岳说，“通过电子邮件和互联网页面，被调查者可以轻松而不受拘束地完成调查。但网络调查的代表性以及虚拟匿名等局限性，也使这种调查方式的结果饱受质疑。”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民意调查为民众参政议政、行使民主权利、加强民主监督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不论用何种调查手段，这种民主教育和民主实践，都将会有力地促进民主意识，推动我国的民主进程。

　　效果取决于决策者

　　“以前政府获取民意，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反映的是个案，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去调查，政府是被动了解的一方。”李炜认为，“民意调查最大优点，在于调查范围更广泛，调查方式更专业、调查手段更规范，结果更为准确全面，而且政府居于主动地位了解民意，对政府一些决策更有参考价值。”

　　不过，“由于缺乏制度规定，民意调查结果在决策中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决策者个人的民主观念和民主作风。”黄小勇认为，“不重视民意具有极大的危害性。长期以来，某些决策者认为决策事务是专业性技术性事务，认为决策类似于在追求数学意义上的真解，无须考虑民意。然而，被决策者忽略的民意最终总要参与进来，并往往形成对决策的抵制和反对。”

　　黄小勇举例说，近几年发生的厦门PX化工项目的流产、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暂停、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搁浅，都是典型事例。他呼吁，决策者应抛弃对决策事务的传统工程技术观念，而应将决策事务看作是关乎民众利益的公共事务，必须听取和重视民意。

　　当然，“不排除一些决策者因为民意调查结果与部门意图之间的冲突而罔顾民意，只有民意调查结果获得广泛的公共舆论支持，在社会压力之下才会对决策形成重大影响。”黄小勇说。

　　但大势所趋的是，“在民意型决策时代，政府的第一要务已经不是要解决决策者脑子里有没有民意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民意如何进入决策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最后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充分综合各方利益，听取民意才能让公共决策效率得以整体提升。”

拷问民调公信力

　　《瞭望》文章：拷问民调公信力

　　如果把民意调查结果当成粉饰太平和宣扬政绩的工具，就无法根除民意调查作假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实习生周琳

　　近年来，随着民意调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不同所有制的民意调查机构在民意调查市场中的竞争也愈发激烈。《瞭望》新闻周刊调查中发现，由此也引发了民意调查客观真实性问题。

　　比如，之前发生的一些民意调查结果失真现象，尽管有时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欺上瞒下的自导自演，或调查机构的方法不科学而使结果产生“偏差”，但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要提防有些地方的民意调查，被个别官员作为树立政绩的工具。”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鲁照旺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如果将倾听民意变成了包办民意，损害的不仅是整个民意调查行业的公信力，还会损害党和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群雄逐鹿”民调市场

　　从本刊记者的调查情况分析，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作为我国国家机关中唯一专门从事社情民意调查的单位，其信息资源、调查技术及专业人才，与其他类型的调查机构相比，竞争优势显而易见。

　　7月23日，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副主任吴士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已有28个省(区、市)统计局成立了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全国已拥有2000多个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席位，形成以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为主的民意调查手段。”

　　“统计系统的民意调查机构，一般不作商业调查。”吴士辉说，“主要业务包括两方面：一是受各级党委政府委托，对制定的政策法规、工作计划征集百姓意见和建议，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二是行政管理部门及执法部门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等等。”

　　据了解，在我国民意调查中，统计系统的民意调查机构已超过“半壁江山”。对此，吴士辉信心十足地说：“这种合作是双向的需要，随着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各级党委政府对民意的重视，民意调查必将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的民意调查，占到民营调查机构业务量的80%。”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事实上，零点经过多年打拼积累，在业务上已经步入良性循环，民意调查仅仅是其扩大自身影响力的一种重要手段。目前，众多跨国公司、中国知名企业、中国政府部门、外国学术机构和联合国机构均是零点的客户。

　　另外，国内比较活跃的民营调查机构还有美兰德。这家公司现在拥有全职员工近50名，已经在全国建立了覆盖城乡的调查网络，可同时调动数千名专业访问员开展调查活动，曾在全国300多个城市、800多个县开展过调查咨询业务。

　　“我们与国务院部委、北京市局委办和区县等多层次政府部门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民意调查方面的业务已占到50%左右。”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总经理周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这方面，我们将会继续扩大业务量。”

　　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及科研单位，通过民意调查在研究领域方面不断拓展延伸，以此促进科研教学，其中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和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比较活跃。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高校科研单位中的民意调查机构，主要还是服务于教学科研，不但项目宏大，而且调查周期很长，一般几个月，甚至几年，凭借其品牌美誉度高、人才资源集中、客观中立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我国民意调查领域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在本刊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每次谈到媒体调查机构，多数受访者会提及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这家调查机构隶属于中国青年报社，集民意调查、市场研究与媒体传播功能于一身。从成立以来，已在中国媒介和调查业内，颇具知名度。

　　后来一些媒体也相继成立调查机构，其中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势头尤猛。“在激烈竞争的传媒格局中，各种新老媒体都在争夺市场份额。”北京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认为，“民意调查成为纸媒与其他媒体竞争的一个利器，且为纸媒带来了新卖点新价值，让纸媒再显优势。”

　　在挺进中国市场的外资调查机构中，近年来盖洛普最活跃，在北京、上海、广州设有3家分公司。“盖洛普1993年正式被批准进入中国，但主要定位是做市场研究和管理咨询。对于民意调查，盖洛普从不主动涉足，只有政府部门委托才做。”盖洛普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咨询顾问吴涛博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吴涛还举例说，目前为止，盖洛普受官方委托，曾于2001年2月做过北京申奥民意调查，2010年上海世博会民意支持率调查，等等，“盖洛普以后是否拓展民意调查方面的业务，态度比较谨慎，还有待观察市场发展和政策法规的变化。”

　　相比之下，另一家外资调查机构AC尼尔森显得相对低调得多。2001年10月4日，AC尼尔森被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从事互联网数据调查。当时，AC尼尔森仅对外声称，“这是AC尼尔森在亚洲乃至全球业务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将可以用最容易理解的语言去拓展我们在中国的业务。”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我国不同所有制的民意调查机构活跃，折射民意信息逐步进入政府决策咨询程序。可以预测的是，随着我国民主进程化的进一步加快，在民意调查领域的争夺上，将会呈现出更激烈的竞争态势。

　　结果与感觉相差悬殊

　　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我国各种民意调查纷纷进入民众视野的同时，随之而来一些调查结果与社会感觉不相符合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使民意调查行业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4月12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决定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再延续两年。零点调查公司受有关部门委托进行民意调查，有90.4%被调查者支持继续实行限行措施。新浪网的网络调查却显示，79.3%受调查者反对，赞成者仅占17.8%。同一事件得出大相径庭的两个调查结果，引起诸多争议。

　　北京市此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件。2006年12月，北京市卫生局公布了对全市50家三级医院当年下半年患者满意度情况的调查，结果平均满意度高达97.6%，19家医院满意度100%，最低的一家也在92.5%。结果一公布，舆论一片哗然。

　　事实上，此类案例在一些地方时有发生。2006年4月7日，四川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公布了“开局之年听民意”社会调查结果：“87.4%的城乡居民对当前的生活状况总体满意。”此消息公布后，这一数据的真实性，同样遭到质疑。

　　近年来民意调查造假事件中，江苏“调查门”事件引人注目。2009年2月，江苏省对南通市的启东、海门、通州等地全面达小康情况采用随机抽样的电话访问方式进行民意调查，当地干部要求受访群众按照事先专门发放的标准答案回答提问，有不少中小学还专门放假一天，让学生背熟答案“协助”家长应对电话调查。

　　“这是典型的亵渎民意。”北京某调查机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负责人无奈地告诉本刊记者：“不论民意调查还是市场调查，只要结果准备向社会公布，出于政绩考虑或商业目的，数据就有可能掺杂水分。”她解释说，“有些调查机构，尤其一些不太知名的调查机构，为了能拴住客户，的确可能不惜与客户合谋，一起编造数据欺骗社会和民众。”

　　多位受访民众反映，如果政府部门参与民意造假，折射政府政绩观存在“错位”。“把民意调查结果当成政绩，并为此不惜造假，损害的不仅是政府部门公信力，还有民意调查行业的声誉。”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居民王先生这样对本刊记者说，“我不相信当前形形色色的民意调查，更相信自己的感觉。”

　　2009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对全国31个省、区、市13331人的调查显示，对于各种民意调查的结果，43.8%的人表示相信，26.8%的人不太相信，29.5%的人表示不好说，要看是哪里做的调查。

　　民调结果为何扭曲

　　据本刊记者调查分析，个别民意调查结果的失真，其深层次原因是调查结果关系委托方政绩或利益而驱动其热衷于弄虚作假。

　　“在我国，民众对政府施政满意度的民意调查，大都掌握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手里。”鲁照旺直言，“官方民意调查机构的优势，在于拥有充分的物质资源和组织资源。但是由于这些民意调查机构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众常常会对其调查结果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政府下设的民意调查机构的专业能力很强，调查方法也没问题，可以作为内部的决策支持和政策评估，但作为一个调查结论和结果公布，要获得公众认可时那就不恰当了，免不了有一种政府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嫌疑。”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认为。

　　“有些民意调查机构自身的不足，容易使民意调查结果受到公众质疑。”中央党校政法部黄小勇副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首先，政府民意调查机构在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决定了其民调活动带有强烈的“授意”、“命题解答”的色彩，粉饰作用明显；其次，民间调查机构在公益性和赢利性两端的摇摆，也会使得一些民间民意调查受商业利益驱动，丧失真实性；再次，在民意调查机构发布失真民调信息上缺失惩戒机制，过多依赖机构的自律，他律不足。

　　“如果有些地方官员把民意调查当成政绩公开，那么必然希望调查结果趋向对自己有利，而民意调查机构是下属机构，那必然得言听计从。”国家行学院政治部邱霈恩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调查结果造假，不但失去了应有的决策参考价值，而且偏离了民生福祉和公共幸福方向。”

　　在本刊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多位政府官员也坦言，有些政府部门参与民意造假，多是因为要向社会公布或向上级交差，“如果把民意调查结果当成政绩，或是粉饰太平的工具，本身进行民意调查的动机就有问题。”

　　对于来自社会的各种质疑，部分调查行业人士也颇感无奈。“要说民意造假，更多也是来自被考核对象。因为对被考核对象来说，就是不公开调查结果，也涉及自己政绩问题，所以更希望结果对自己有利。”袁岳说。

　　当然，民众对民意调查结果不信任，与民意调查机构进入门槛太低有关。“目前政府对民意调查机构还缺乏科学、规范的约束。”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总经理周江坦言，“一个注册资金10万元、没有专业人员的公司，也可以凑几个数说是民调结果。民众往往分不清哪些民意调查结果可信，哪些不可信。”

　　吴涛指出，一些调查机构抽样样本不具有代表性，也是造成调查结果不科学的重要原因，“对于全国性研究来说，至少要3000个随机选择的样本，结果才能保证真实性和准确性，但很多公司做不到，就1000左右样本，甚至更少。”

　　多位受访专家还指出，目前有些民意调查结果遭到质疑，还因为在发布调查结果时忽视背景介绍，或专业特性使一些数据面临被随意解读的可能，没有用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向民众进行科学的阐释。

　　“在委托方通过媒体公布结果时，不论是全部公布，还是选择性地公布一部分，调查机构应该要求委托方完全忠于调查结果。”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这关键是委托方，“对于调查结果，委托方可决定公布不公布，民意调查机构无权干涉。”

　　如何保持独立运作

　　“民意调查要免于信息不被任意、人为筛选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建立起自主运营、自担责任、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中立的民间调查机构，并与政府保持适当距离，具有超脱性、专业性和客观性。”鲁照旺认为。

　　“政府应把民意调查让给合法的民间中立调查机构来完成。”在他看来，“政府的责任是对这些调查机构和调查活动进行监督与规范。从改革的角度说，改革政府和社会合一的组织形态及其制度规则，放开民间组织独立地参与各项社会事务，也是新时期我国传统公共事业领域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政府民意调查机构之外，应培育更多的民间民意调查机构，这不仅是对政府民意调查的有益补充，也是提升政治民主化水平的必然趋势和要求。”邱霈恩说。

　　“从目前来看，民调机构与委托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缺乏机制的约束。”黄小勇分析认为，“双方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一方面需要委托方更加开明、开放、自信，另一方面，还需要民调机构提高民意调查质量，客观、公正、可信。”

　　据了解，民意调查开展比较成功的国家，除了政府部门自设的民意调查中心外，更多的是独立于政府的商业调查公司。政府会委托信誉好的民间调查机构进行民意调查，既可以避嫌，又能更好地了解民意。而民间调查机构为维护其商业信誉就必须维护其调查结论的真实性、客观性。这些国家的民意调查制度运行良好。受访专家认为，完善我国的民意调查制度，不妨借鉴此做法。

　　对于如何把真实的调查结果传达给民众，也是一个关键步骤。“即使独立的调查机构做的民意调查，也不应是把结果一公布了之，而是要创造一个与公众更好的沟通环境，向公众阐明调查怎么做的，为什么这么做。愿意了解细节的公众，可以由此反推结果可信不可信。”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认为，“这是民意调查行业与公众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

　　“政府部门要加强与新闻从业人员的沟通，以确保新闻报道中调查数据的应用无误。”中国传媒大学统计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柯惠新教授认为，涉及到民意调查时数据的使用需要更加慎重，媒体报道的过度强调精简、追求吸引力等准则，直接导致调查数据的使用流于形式、过度简化、夸大不实或者断章取义，更可能扭曲民意的真正动向。

　　“民意调查的结果屡遭质疑，这与政府和民众对民意调查的认知程度、理解程度、支持程度有关。”吴涛建议道，“提高整个民意调查行业的社会认知度和认可度，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努力，在提高行业诚信和透明度的同时，有关部门明确行业管理规范和加强有效监督刻不容缓。”

广东民调的“社会温度计”

　　《瞭望》文章：广东民调的“社会温度计”

　　第三方民意调查机构已成为广东决策部门听取民意的重要渠道，其公正客观方面的实践具有标本意义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毛一竹 孔博陈冀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7月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广东“社会温度计”，被当地媒体以头版大篇幅刊载，清晰地传达了这样的信号：民心民意，那种曾经被认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民心向背，公众情感，有了量化的数据。用“社会温度计”这样形象、新颖的比喻来概括社会调查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广东民调的活跃程度。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近年来，无论是“半官方”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还是“民间”的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都在促进“下情上达”、“官民沟通”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成为广东有关决策部门了解社情、听取民意的“第三方”渠道之一。在民意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的当下，构成了我国民调领域鲜活的“广东样本”。

　　第三方民调探寻“民意家底”

　　在广东的民意调查领域，除政府统计部门下属的国家调查队之外，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和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这两个“半官方”或“非官方”的民调机构表现得十分活跃。此外，部分高校的科研力量及其他社会机构也在从事民意调查活动。

　　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家调查队以调查“民生家底”主旨，往往采用调查项目和口径较为固定的“主题先行”模式，其调查对象覆盖企业、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等。而各类半官方的、民间的民调机构的调查方向则更多地集中在“民意家底”，以其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视角来弥补官方民调的局限。

　　有关专家认为，区别于官方调查机构的第三方民调机构的出现，为获取真实民意、避免信息扭曲导致决策失误，以及扭转“屁股决定脑袋”的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8年成立的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国内民调机构中堪称“元老”。该中心总干事赵建平向本刊记者介绍说，社情民意中心是改革开放初期广州较早出现民意社会需求催生的产物，当时的广州市委领导认为，光靠单一官方渠道的座谈、逐级汇报等传统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建立“院外”的民意调研机构，才能更有利于与民众沟通，为领导和领导机关的决策提供可靠的民意依据。

　　“院外”一词不仅表明了地理位置，也极为生动地诠释了第三方民调机构的性质。据赵建平介绍，由于当时国内体制改革还坚冰未破，所有社团组织一律姓“公”，都吃“皇粮”，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便成为一个“不定机构规格、不给编制、不给经费”，只“给政策”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组织。

　　相比之下，后出现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则带有“半官方”性质。该中心常务副主任冯胜平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说，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是经广东省委宣传部、省编办批准成立的事业单位。因为受到省委领导重视，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第一届名誉主任由当时的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担任，21个地级市的书记、市长、宣传部长都在中心担任高级顾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一直兼任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

　　冯胜平说，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展到现在，固定的工作人员有40多人，专家委员会多达500人～700人，并在21个地级市都组建了调查队伍，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有1000多人。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梓桢认为，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定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社会上把它看作和政府关系比较好的第三方，政府却认为它是民间组织。由于这种特殊的定位，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在调查民情时，还肩负着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的职责，作为省委、省政府决策的科学信息库、思想库。

　　“饿老鼠”的生存方式

　　“社会温度计”专题调查今年5月起在广东省内启动，按照区域分布和人口结构特征随机抽取了广州、东莞、中山、江门、珠海、河源、汕尾，湛江8个市5200个家庭进行抽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4868份。主要问题涵盖城镇居民“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最希望政府解决的问题”、“当前最关注的问题”、“认为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等。

　　这项专题调查的结果公布后，马上引起了北京、上海等各地专家的注意。作为“社会温度计”专项调查的负责人，郑梓桢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一个让他酝酿多年的项目，此次顺利实施要归功于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依托市场做公益”的运作模式。

　　郑梓桢曾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研究所担任所长，退休后来到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当了一名“不挂名”的专家委员会主任。谈及前后两个单位的区别，他形象地比喻：“社科院是不愁吃穿的‘胖老鼠’，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是自谋生路的‘饿老鼠’。”

　　他解释说：“社科院靠政府养活，很多项目对他们来说可做可不做，但在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我遇到的是一帮‘饿老鼠’，单位自负盈亏，项目不搞不行。在这种体制下，市场教育了他们，这些人干活更有积极性。”

　　成立之初，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为保持第三方立场，选择了自筹经费，不拿院里一分钱。对此，冯胜平戏称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运作方面，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会做一部分商业调查项目用来盈利，赚钱后再投入公益性的调查项目，以此在公众当中提高影响力。

　　“公益性调查项目的影响力是民调机构生存的根本。”冯胜平说：“像我们这样的民调机构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益项目，一年差不多有一半的经费是做这些事情的。只有这些公益项目客观公正、有影响，我们才能同时获得市场的认可。”

　　对于这种政府领导、不给经费的做法，赵建平至今赞不绝口：“为什么政府不给钱？因为给了经费之后，民意调查的调子就会跟着政府部门走。一旦民意调查的结果受到人为干扰，决策层希望获得真实信息的意图就会落空。”

　　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工作人员粟华英介绍，21年来，关于水、电、煤气、公交车票提价、物价、治安、教育收费、医保、社保、劳动就业、购买住房、消费者权益保护、社会诚信、农民工维权、食品安全、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等，这些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与社会诸多领域紧密相连的问题，在民意中心多年的课题调研中占有显著地位。关于这些热点话题的调查，往往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响，民意中心的电话常常被打爆，来访群众不断。

　　“民意不能成为‘摆设’，让民意真正参与决策”，这是社情民意中心近年来发挥积极作用的真实反映。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宁认为：“这种深层次的调查与解剖，为政府化解‘非主流’融入‘主流’民意提供信息支持，也是民调机构功能与作用与时俱进的一个创举。”

　　戳破“皇帝的新装”需要勇气

　　近年来，官方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频频遭到网民质疑，还催生出“被增长”、“被满意”等网络热词。仅以收入分配为例，在普通百姓当中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人人都认为收入少，别人比自己拿得多。小老板说公务员收入高，公务员说国企待遇好，国企职工又说做生意的富。老百姓不清楚彼此间的收入状况，更对政府发布的收入分配数据普遍存疑。

　　老百姓不愿意看到收入“被增长”，更不愿意调查结果变成打着科学旗号的“被满意”。当民调机构的调查数据无法做到客观真实，民心民意在“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上就也变成了一笔糊涂账。

　　而民调机构的尴尬之处还在于，要接受“官意”与“民意”的双重压力，往往两边都“不讨好”。在摸民意家底的调查当中，某些部门和地方领导抱有“皇帝的新装”心态，谁也不希望调查结果揭开自己的“新装”，露出赤裸裸的真相，伤害到自身或本部门的实际利益。

　　一名长期从事民意调查的专家说，在中国做民调非常困难，当你的民调结果和“被满意”不吻合时，就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了，有时还有被扣帽子的政治风险。从事民调行业21年的赵建平告诉本刊记者，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窗口”行风调查结果公布后，不止一次地遇到这种情形：满意度高、排名第一的，打电话表示感谢；满意度低、排名靠后或倒数第一的，往往由部门主要领导带队前来民意中心质疑，“你们是怎么评出来的？”“为什么和我们的调评不一样？”……

　　一些调查对象由于不满调查结果，甚至把民调机构视为“眼中钉”。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做完业主对楼盘管理满意度的调查后，满意度倒数第一的房地产公司马上通过各种压力渠道，要求核实调查是否真实。

　　尽管如此，在近年来政务公开、第三方监督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民调的接受程度和呼应程度都有明显提升。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至今已有31个政府有关部门委托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进行过民意调查。广州市政府纠风办更是下发“红头”文件决定由“第三方”通过“民调”的方式来进行行业行风评议，从2003年起，民意调查结果占行风评议30%的比例来评定。地税局更将民意中心的调查结果规定占年终考核50%的比例。

　　赵建平认为，这些情况表明党政机关对民意的需求已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成熟阶段。冯胜平也表示，虽然面临压力，但民调机构更要坚守原则，不唯名不唯利，只唯实只唯民意，用独立客观的民意调查还是能够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政府的支持。

　　行业培育缺乏长效机制

　　郑梓桢告诉本刊记者，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调查队伍过去在专业性方面有较大的欠缺，随着一次次调查的开展，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形成了四个层次的较为成熟的调查网络体系：

　　一是由顾问和专家委员会确定紧扣时代脉搏的选题；二是在广东省21个地级市组建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调查队伍，与研究中心保持合作关系，按项目计算酬劳，有淘汰机制；三是每个地级市的样本库都有600份样本，针对不同对象，可进行访谈式、问卷式、电话、网络等多种形式的调查；四是定期编发《广东省情内参》《广东省情调查报告》《广东社情民意调查报告》。

　　但由于缺乏对整个行业的长期培育，目前第三方民调机构普遍面临“缺钱少人”的困境。冯胜平告诉本刊记者，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调查经费是按照国际惯例来做的，每笔调查都有单项经费，某些认为这项调查有价值的机构或个人愿意出钱来做，我们把他们称为“志愿者”。但对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这样的非营利性机构来说，仅依靠志愿者“自掏腰包”远远不够。

　　广州社情民意中心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赵建平表示，中心一直没有政府财政拨款，实行独立核算，主要靠理事会单位的无偿赞助和承接委托项目适当收费开展民意调研工作，成立21年来累计投入2000多万元。时至今日，每年还得四处筹集200万元作为运作经费。

　　因经费不足，一些民调机构的业务开始向商业领域的调查项目倾斜。冯胜平介绍，目前，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业务项目分为两块，各占全年业务经费的一半：一类是像“社会温度计”的公益项目，为政府和社会服务，提高公众影响力；另一类是受企业或其他部门委托的咨询项目，用于机构营利。但问题是，“现在经营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比如一些本应政府出资承办的项目、活动，都让我们来承担，大大增加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在人才培养方面，民调机构也面临断层的危险。郑梓桢指出，如果“缺钱少人”的难题不能顺利解决，可能导致民调机构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他说，由于经费缺乏请不到人才，做不出高水平的项目，就更加吸引不到投资。

　　冯胜平坦言，在经费少、待遇低的情况下，民意机构培养的人才经常被大企业高薪挖走。靠组织的文化理念聚拢的人才往往是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30岁～40岁的人才面临生活压力很难吸收进来。

　　多元互补格局有待完善

　　业内人士指出，社会各界信任第三方民调机构还需要很长一个过程，民调机构要把品牌做大做强尚需一段时日。政府要加强对第三方民调机构的扶持，建立一个多元互补、合作发展的民调格局。

　　赵建平认为，民间调查机构能够集中民智发挥作用，在新时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所具备的积极力量是官方机构无法比拟的。所以政府应该大力扶持民调机构的发展，解决民调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困扰。

　　冯胜平具体解读说：“未来的趋势是做纯商业的民调机构可以生存下去，像我们这样介于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的机构，要做到政府和群众都信任就非常困难，所以必须重视信誉和品质，把品牌做持久。现在政府虽然很支持我们，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但还需要一些政策上的扶植，把国内的民调行业培育起来。”

　　首先，政府应通过购买第三方民调机构的服务进行市场培育。多位专家指出，在国外，政府会花钱购买民调机构的社会服务，但在国内，这笔钱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如果能够多扶持一些第三方民调机构，可以起到互相促进提升水平的作用，并在市场上形成良性竞争。”

　　郑梓桢认为，社会管理应该有所创新，建立一个适合现代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管理模式。政府不应只依靠官方的民调机构，调查社情民意也是一种社会服务，政府购买民调机构的服务既能了解民意、汲取民智，又能建立起培育民调行业的长效机制，是值得探索的一条路。

　　其次，建立民意基金会的管理模式，解决民调资源有限，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基础问题。赵建平说：“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基础，造成民调资源的有限，制约了民意中心的发展，希望能实现民意基金会的管理模式；另外研究人员流动性比较大，队伍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改善。而更为重要的是，民意中心等民间组织机构更渴望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公正看待。”

　　作为刚刚起步的新兴行业，民调机构的健康发展还离不开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舆情研究室主任助理王文俊认为，不应赋予民调机构过于强烈的政治色彩，不要有太多的监督情结，作为一个专业民调机构，它只是反映了民众对某项政府行为的评价，起到的是民意检验的作用。

　　“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够正面看待这些机构的作用，特别是在官意与民意相左时，有关部门不要对民调机构随意扣帽子，不要随意与政治意图挂钩，民调机构来于一线，旨在对民意作客观独立且负责任的调查，正规的民调机构应赢得全社会的承认和尊重。”赵建平最后说。□

　　《瞭望》文章：探秘官方民调

　　目前我国民意调查机构大部分附属于政府部门，按说能保证民调结果的权威性，但需避免结果被相关利益部门“修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南昌市省府大院西二路3号人口办大楼7楼，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便落户于此。作为国家统计局系统下的28个省(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之一，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经过七年打拼，在当地名声越来越大，在党委政府与民众之间，搭起了一座良性沟通的“民意桥”。

　　多年来，国家统计局系统的各级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已逐渐进入更多普通民众的视野，但其调查手段、运作方式、资金来源，以及与政府的关系，在外界看来，一切都还显得那么神秘。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进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通过这个官方民意调查机构，感受着中国民调事业在起步中的迷茫与探索，困惑与追求，以期从这里找到一些清晰而明确的答案。

　　专职身份

　　2004年11月10日，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经国家统计局批复同意挂牌成立，是江西省内唯一拥有“社情民意”调查资格的专业机构。据了解，在各地统计系统的民意调查机构中，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属于最早成立的调查机构之一，并在“出身简介”中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己的宗旨——“追求卓越、关注细节、崇尚正直”。

　　“中心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已由最初3人增加到现在16人。”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主任梁步新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心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着眼社会，关注民生，广泛收集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信息，搭建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新桥梁。”

　　他介绍，目前中心主要工作包括两方面：一是为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制定政策法规、工作计划、组织管理征集百姓意见和建议，反映百姓对其公众形象和施政成效的评价与看法，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对突发事件所持态度进行快速调查；二是为公共管理、公共服务部门进行政风行风评议及改进措施分析，测评服务质量和水平，工作满意度调查。

　　自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一成立，梁步新就一直任主任至今，号称“老民调”，“随着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社情民意调查，这些年来委托的项目越来越多。”截至2010年6月，江西省民调中心共完成各类调查项目50多个，累计完成成功样本超过70万个，收集百姓的意见和建议50万余条。而且，从2005年开始，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已不再接受任何市场调查，专门从事社情民意调查。

　　至于调查内容，已经由最初公众安全感调查，扩展到了省政府考核体系中的民意调查，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群众满意度调查，“民生工程”满意度调查，公众安全感调查，国税地税系统纳税人满意度调查，以及中央有关部委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等等。

　　直接分管民调中心工作的江西省统计局副局长彭道宾告诉本刊记者，江西民调中心的项目，60%是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委托项目，40%是自选项目，“中心属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财务独立核算。在人事方面，所有聘用人员都由中心领导采用社会公开招聘的方法选用，实行公平竞争的用工制度，形成了一支综合素质高、人才结构合理、机制充满活力的调查队伍。”

　　据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副主任吴士辉介绍，目前从整个统计系统来看，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与各省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属于上下级业务指导关系，各省市民调中心人事权在地方统计局，资金来源个别财政差额拨款，多数全额拨款，也有的是自收自支。

　　揭秘民调中心访问室

　　据了解，与其他省市民意调查机构一样，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手段，完全是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电访室线路由中心成立当初的42个席位42条线，扩充到现在的70个席位240条线。”梁步新介绍。

　　8月3日下午，本刊记者探访了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访问室，亲身体验了访问员的工作。这里正在进行“2010年江西省公众安全感调查。”18点20分，本刊记者一走进访问室，就看到数十名受过严格训练的大学生访问员，正在电脑前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工作。旁边的监听席位，6名监听督导员头戴无线耳机正在对电访员访问过程进行实时监听。“利用这个监督平台的软件系统，每一位访问员的调查内容，监听督导员都可以监听到。”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副主任喻林华告诉本刊记者。

　　经过同意，本刊记者也戴上耳机，任意挑选了一位访问员与受访者的对话进行监听。这个访问员拨通电话后，用普通话问：“您好，我是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访问员……”电脑显示对方电话号码是0791620××××，受访者是南昌的一户居民。

　　据喻林华介绍，CATI是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系统(ComputerAssistedTelephoneInterviewingSystem)的简称。在确定要访问某个城市或乡村时，只要把电话号码前3位局域号设置完成，就可以甄别错号、空号，直接为访问员自动随机接通正确的电话号码。

　　“CATI系统是由电话、计算机、访问员三种资源组成的一体的调查访问系统。”喻林华说，“访问员根据计算机依照抽样设计的要求，随机拨号并接通电话找到合适的受访者后，按照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的调查问卷将调查内容逐一读出，并将被调查者的回答用计算机如实记录。”

　　据了解，“CATI调查”是目前国际通用的现代统计调查技术，是一种快速、高效、高科技的社会调查手段。具有调查范围广、访问效率高、过程不扰民、全程监控严、数据真实度高、统计分析准等六大优势。

　　彭道宾分析说，这种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由层层开会布置调查任务变为由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直接访问调查；由大量印发调查问卷变为在计算机上直接显示；由访问员走进千家万户变为由一个个访问电话快捷入户调查；由以往的手工填写问卷变为由现代计算工具迅速输入；由时时处处提防人为干扰变为极难受到干扰；由需要高昂的调查经费变为只需相对最少的调查费用。从而使社情民意调查工作的时效性明显提高，成本大幅降低，调查结果更加真实可靠。

　　成效源于“双向互动”

　　据了解，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分为对内与对外两条渠道发布。目前所做的全部项目中，大概70%要对外向社会发布。“对贴近公众生活的选题，经委托方同意，民调中心会向社会公布，比如居民收入、幸福感、关注热点等。”梁步新说，“涉及到特别敏感问题的调查，民调中心主要通过内参形式向省委省政府汇报，作为内部决策依据使用。”

　　据了解，2009年，经江西省委宣传部批准，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在全国率先创办《江西民意调查》内参专刊，专刊专送省委、省政府领导。2009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对《江西民众对实现保增长目标信心的民意调查》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江西民调中心的民意调查报告“对于省委了解社会动态是十分有用的”。

　　江西省省长吴新雄对江西民调中心调查报告也作出过重要批示：“省统计局的调查分析工作很有价值，对了解民意，改进工作有重要参考意义，希望进一步围绕江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多作深入的、反映本质规律和变化的调研分析。”

　　本刊记者调查也发现，民意已介入江西省各级党政部门的决策过程。比如2006年，江西省财政厅委托江西省民调中心进行了一次江西省未享受医疗保障城镇居民对拟建立的“城镇居民合作医疗制度”的接受程度及参加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愿意参加“财政补助40%，个人负担60%”模式的人群比例最高。

　　据了解，江西省财政厅得到上述调查结果之后，相信数据、适应民情、顺从民意，改变了原来“财政补助30%，个人负担70%”的设想，采纳了调查的结果，使百姓得到了实惠，使政府得到了民心。

　　今年3月，《江西民意调查》反映：“有些干部把‘低保’变为关系户的福利。”省政府副省长熊盛文阅后作出重要批示：低保发放中“优亲厚友”问题要利用今年的重要整治做到基本杜绝，并将该报告转给省民政厅有关领导参阅。随后，省民政厅对享受城乡低保的基层干部及其亲属进行登记备案，定期核查。

　　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已完成近3万名此类对象的核查清理工作，共取消7383名基层干部亲属的低保待遇。各设区市对城乡低保资金发放进行专项治理，一批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城乡低保对象被清退。

　　“民心向背，决定着国家兴衰、执政安危，这是一条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彭道宾反复向本刊记者说的一句话。据本刊记者了解，在2007年江西省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群众满意度调查中，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56个省直部门、行业对应的设区市一级的589个单位进行了调查。

　　通过这次政风行风评议评价活动中，集中解决了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比如有效地治理了教育乱收费。查处教育乱收费案件135件，查处违规金额807万元，为570万名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生免除学杂费，为136万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为33.4万名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调查显示，当年，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达到85.3%。

　　而2010年“民调评警”活动更是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今年5月，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接受南昌市公安局委托，对全市856名社区(驻村)民警进行随机调查，并将考核结果实行全市排名，对累计排名前50名的民警授予“群众最满意的社区(驻村)民警”称号，排名后30名者，将有相应惩罚。

　　据了解，这次“民调评警”活动的实施，有效调动了社区民警为群众服务的主动性、自觉性。这次活动中，南昌市社区民警共走访群众56万余户，发放警民联系卡60余万张，安装警民联系牌9万余块，召开恳谈会2700余次，化解矛盾6100余起，创建平安小区860余个，为群众做好事21400余件。

　　中共南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胡焯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这次“民调评警”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次活动让公安工作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使民警自觉下沉，下去接触老百姓，为老百姓办实事，把民警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本刊记者的调查情况来看，江西省越来越多的党政部门，也意识到了民意调查对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和效率十分有益。民调中心很多调研数据和结果，也经常在各级党政部门文件中被正式引用。

　　经过多年实践，梁步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地方的民意调查结果要起到真正实效，除调查机构能出客观、真实的数据外，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程度，以及搞民意调查的动机也起决定性因素。”

　　梁步新进一步解释道：“如果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不能勇于面对民众的合理诉求，不愿自我揭短，不能正确面对矛盾，而是把民意调查结果用来作为粉饰政绩的手段，那么这样的民意调查就会走入死胡同，甚至会遭致民众的反感和唾弃。”

　　用制度创新应对“反考核”

　　“客观真实是社情民意调查工作的生命，调查质量决定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生死存亡。”彭道宾说。为此，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成立七年来，经过不断探索，建立了16项民意调查执行的相关制度，规范了42个民意调查执行程序，严格了6个民意调查的监控环节，形成了由调查对象——访问员——督导员——项目负责人——委托单位的一个严格、科学、规范的循环操作流程。

　　从2006年开始，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还把工作重点由以往的作调查、出结果，渐渐深入到挖掘数据潜力，更好地为委托单位、被评单位提供服务的层面，建立起了“调查、结果、服务、反馈”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使民意调查结果更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据梁步新介绍，为使调查的数据、访问的内容、分析的论据能够做到真实、客观、公正，每次调查都是委托单位、被评单位、调查单位共同设立密码，调查工作结束后，三方到场，共同解开密码。而大量的媒体也会被请到现场，一起见证结果并及时发布，以杜绝结果在发布前被相关利益部门“修正”。

　　“这种时候，完善的制度可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只要把制度拿出来，给对方解释清楚，最后的结果不是一个人能左右的，对方能理解也明白了，要出成绩的唯一办法，就是踏实做事得到民众的认可。”梁步新说。

　　在梁步新看来，应对“反考核”最科学的手段，就是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由于访问员和被调查对象直接沟通，没有中间环节；还有现场实时录音；调查对象是电话随机抽的，造假的难度和成本都很大。”

　　“让被访者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也非常重要。”梁步新说，“对被访者，访问员从来不问其姓名和地址，以此排除被访者的一切后顾之忧。”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接触过一位受访居民，他感慨地说：“以前没有人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现在政府能主动听听老百姓的声音，因为是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话题，我愿意配合，也希望多做一些这样的调查。”

　　同时，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也在不断改进调查方式，如不提前公布调查时间、多调查移动电话用户，在方言相近的地区之间实行“异地调查”等，以增大“反考核”的成本，力求避免受到外界因素干扰。

　　官方民调的优势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官办民调机构也具有明显优势，比如政府财政的支持从基础上保障了调查的效果，能为整个调查提供更充裕的选择空间；经由行政命令执行的调查，能获得很多行政力量衍生的资源，使整个调查避免诸多阻力；能获得更广泛的调查空间，包括敏感的政治问题，等等。

　　“官办民调机构的特殊性像一把双刃剑，在创造优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官办民调机构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要提高官办民调机构的公信力，消除民众的质疑，关键在于保障民调结果的真实与客观。”

　　“目前各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相对隔离，还处在探索阶段。”尹韵公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一个调查中心出现民意造假行为，尽管只属于个别现象，但损害的将是系统内数十个民调中心的声誉。”

　　尹韵公建议，“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应牵头，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科学、规范的运作机制，不断完善调查手段和提高应对‘反考核’的能力，逐渐树立起自身的品牌形象。”

　　在更多受访专家看来，民意调查作为一种社情民意的传达机制，只有远离来自权力的压力，才能以中立的角度，来确保民意调查结果的真实与客观。因此，对于官办民调机构而言，除运行机制不断创新外，最终的发展出路还在于实现自身运作与研究的相对独立。

　　尽管目前国内的官办民调机构成立时间不长，但受访者还是普遍对其发展前景抱有积极的期待。“在经费、人才、管理体制等方面，官办民调机构的转变固然艰巨，可这种转变将是其自身发展的重大突破。”□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16日09:29  《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文章：“真实是民调的生命”

　　民间调查机构尝试梳理民意对政府的评价，在我国现实语境中，更需要勇气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作为一家独立民间调查机构的掌门人，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下简称“零点”)董事长袁岳，多年来让分散的民间意见，最终变成了公共声音。自2002年起，零点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市长公众支持度调查”，2006年后，调查范围扩展到省长。

　　民间调查机构尝试梳理民意对政府的评价，在我国现实语境中，这本身就需要一种勇气。目前，零点民意调查已占到我国民间调查机构民意调查的大部分，成为民调行业一张醒目的“晴雨表”。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袁岳，在其看来，“真实是民调的生命”。

　　“做民调没什么障碍”

　　《瞭望》：目前在民意调查方面，民间调查机构有哪些敏感范围还不能涉足？

　　袁岳：政府在民意调查方面，没有给民间调查机构下什么明确的禁令。但有些敏感领域，被多数民间调查机构视为禁区，一方面风险大，怕得罪地方政府部门，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是公共问题，不能挣钱，所以干脆不做。

　　《瞭望》：在当前体制下，民间调查机构作民意调查还遇到什么障碍？

　　袁岳：目前没有直接障碍，不管作什么民意调查，政府也没作任何限制。但有些民意调查结果出来，什么能发布，什么不能发布，政府对媒体有具体要求。

　　《瞭望》：在与政府的合作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袁岳：最大的感受是政府进步很快。政府能意识到，要执政为民，就得倾听民意。尊重民意应是一种观念上的自觉，衡量一个部门工作做得好不好，不仅仅是上级领导说了算。因为民众和这些部门经常打交道，这方面，民众更有发言权。

　　如果政府要通过下属的民意调查机构去了解民意，民众首先会觉得他们是个利益共同体，从民众那里也难获得真实信息：一方面怕得罪政府部门，民众往往会说得很好；另一方面，也会把政府部门说得很差，希望给政府部门施加压力。如果让第三方调查机构去做，这种情况就可减少一些。

　　从政府角度来讲，有时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近年来，政府对民间调查机构的委托，数量有所增加。

　　《瞭望》：民间调查机构的调查与政府部门自己的调查相比，最大区别是什么？

　　袁岳：民间调查机构出来的调查结果，民众对政府满意度的评价，会比政府做的调查结果要低一些。比如每年零点都做市民安全感的调查，政府部门的平均水平每年都在92%以上。根据零点调查，上海是中国安全感最好的城市，也从来没达到92%。像南方有些差的城市，就很少超过50%。

　　“民调结果应尝试公布”

　　《瞭望》：目前整个民意调查行业存在的最大问题什么？

　　袁岳：尽管政府对独立的民间民意调查机构支持力度在加大，但重点是在东部一些城市，而对大部分城市来说，支持力度还是不够。在我国600多个城市中，用过独立民意调查机构的仅占10%左右。北京、上海、广州、青岛、深圳等地用得比较多。中西部城市、二三线城市用得比较少。

　　不过，我们也一直非常积极地推动这方面的发展，开发了《中国公共服务评估指数》年度发布报告，为各级政府评估提供全国性参照，你知道的“市长公众支持度调查”也在这个报告里发布，同时也召开年度的公共评估方法国际研讨会，现在更多的地方政府领导乐于了解相关的方法，或者到北京、上海学习相关的公众评价经验。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有些地方政府即使做了民意调查，也是作为内部决策参考，没有把民意调查做成让民众知道的事情。大部分政府部门做民意调查，结果是不允许公布的。我个人认为，民意调查结果应尝试公布，让民意调查成为民众监督政府的工具。只有公布后才能产生公共压力，才能让民意调查结果不好的官员，尽快去改进自己工作。但遗憾的是，目前很多民意调查结果，并没有转化为公共压力，也就失去了更大的现实意义。

　　《瞭望》：目前我国民意调查行业的制度安排，还存在缺位现象，你有何建议？

　　袁岳：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专门为民意调查行业立法。但民意调查是一种现代的工作方法，有国际标准，也有国家标准。我国的国家标准委员会，已经专门为民意调查形成一个初步的国家标准。现在，这个标准正在推广阶段。

　　从民意调查行业来说，应有更科学、更严格的标准，不应简单立法。当然，国家标准就已经具备法律效力。

　　“结果要客观真实”

　　《瞭望》：目前有些民意调查在民众中丧失了公信力，主要原因是什么？

　　袁岳：从目前情况来看，大部分民意调查，民众是相信的。但有两种情况，民众可能会对结果产生一些质疑。第一，完全由政府做的民意调查。因为这样的调查结果，往往会说得很好。第二，网络调查。因为网络调查，每个人都可填写，虽然有结果，但与科学抽样调查出来的结果有出入。

　　《瞭望》：民意调查结果要客观、真实，必须具备什么条件？

　　袁岳：民意调查结果要客观、真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立场。所谓立场就是民意调查应让独立的调查机构来做。比如美国在1967年通过了一个法律，所有的政府部门自己不能针对老百姓去做民意调查。而在此之前，美国的官方调查机构集中在商务部和劳动部。1967年国会的这个法律规定出台后，美国所有的咨询和研究机构都跟政府脱钩了，著名的兰德公司就是1967年脱钩的。第二是观点。不能让其他因素对民意调查结果有先入为主的干预。第三是方法。包括问卷设计、抽样、访问过程、访问对象，怎么访问、与访问对象如何说话，等等。如何做统计分析、结果怎么解读，都有心理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各种专业方法构成。

　　这些方面要求都能达到，结果的真实性就能得到最大的保障。

　　《瞭望》：零点在与政府的合作中，如何尽量做到完全中立？

　　袁岳：更多时候，政府部门委托民间调查机构，就是因为过去用内部调查机构来调查受到过多批评。正因为如此，政府部门委托独立调查机构来做，对委托的项目干扰极少或没有干扰。

　　也有一种情况，有些机构因为调查出来问题太多，排名太差，也会通过朋友、熟人等关系来协调，希望调整一下排名顺序。对这种情况，我们明确拒绝。在制度设计上，我们规定项目人员不能与评估对象接触，更不能接受对方的招待宴请。与评估对象接触的，都是调查机构高层，但高层不直接管项目，而且没有权力修改项目。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高层只与委托的政府部门沟通，不与评估对象沟通。直到项目完成，在政府部门要求下，才安排人去与评估对象沟通。在这种情况下，偶尔有干扰，也不会对项目结果产生必然影响。□

　　《瞭望》文章：服务型政府需要民调

　　如何去收集民意？如何界定公意？现代民主社会离不开民意调查

　　文/胡仙芝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民调与民主政治是孪生兄弟，民调因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产生。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民意调查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对于百姓来说，是一种绝好的意见表达途径，广大民众通过意愿的表达成规模地参与政治，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对于政府来说，主要是运用调查技术手段，实现了意见汇集，综合并积聚了百姓的利益关切；对于政治生态来说，民意调查被称为是“政治温度计”，对于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及运作状态有直接的显示作用。

　　正是民意调查的以上功能和作用，现代民主国家越来越重视民意调查，把民意调查当作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贯彻于政治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各个环节之中。在中国，执政党对民意调查的主要意义很早就有认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社情民意反映等系列制度，以防止决策的随意性。此后，各省区市和部分地级市政府纷纷建立社情民意调查机构，民意信息逐步进入地方政府决策咨询程序，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表征。

　　民调是政府的“正冠镜”

　　政府作为民意的执行者，如何保证执行的必然是民意和公意，除了通过政治代议制的民主制度设计来确保民意的表达、汇聚和落实之外，对政府本身也提出了基本的要求，那就是——政府必须是一个回应性的政府，必须随时回应最广大公民的需求，政府行政必须是以公民至上的服务型行政。

　　如何保证政府是人民政府、政府执行的必然是公意的？其第二个途径是来自公民的随时随地的监督，也就是政府在社会的监督下运用自身的权力。民意调查作为现代民主的政治工具，它既是公共服务型政府行政的需要，同时也是公众监督政府的必要制度。政府与政治民意调查之间有着紧密结合、双向互动甚至有些微妙复杂的联系与关系。

　　政府与民意调查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观察：

　　首先，政府是政治民意调查的主要对象和内容。所谓政治民意调查，往往是以政治主体、政治客体以及政治行为为主要内容的。无论是政治主体还是政治行为，政府都是最重要的主体。政治民意调查从一开始以来，就以调查公共政策、政府行为以及政府部门及领导人作为其主要内容。为此，政府面对民调，往往是被调查的对象，是民众的评议内容。

　　政府面对的是其权力来源，也就是作为权力委托人的公众，随时随地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所在。为此，政府应该鼓励和支持民意调查行为，并应该把调查民意作为吸取和集聚民意的主要途径，将民意调查的结果随时运用于自己的公共决策和公共服务之中。

　　其次，民意调查是民主政治国家中政府实现政治参与和民主行政的必要手段和途径。民意调查作为一种公共活动，它之所以广泛地运用于政治生活，除了民主政治所要求的伦理要求之外，其本身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技术优势，那就是简单化、科学化和数量化。这种技术对于复杂的政治和行政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通过与广大公众进行低成本的接触，较为直接地了解公众的意愿和需求，然后通过民选的政治决策主体和机制，将民意纳入到政府的运转之中，从而为政治系统输入了较好的支持和反馈，较好地维护了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和运转效率。

　　概括而言，民意调查在社会政策决策过程中能有效吸纳公众的利益要求，提高公众对社会政策和政府改革的理解和认知度；通过反映公众的愿望和意见，影响社会政策的实施，使其更适应社会的诉求，切实提高政府回应力。可以说，在多元治理结构中，民意调查为社会政策的决策和实施提供了一个参与型的公众文化平台。

　　再有，政府与民意调查之间存在着密切互动。民意调查虽然算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基本工具，但它的结果科学客观与否，实际上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关键的是利益和立场的限制，尤其是被调查者——政府与调查者之间的微妙关系。现实中，民意调查机构五花八门，背景各异。调查方法不同，调查结果也颇不统一，而人们对调查结果的认同接受程度也很不一致，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政府与调查机构自身的态度、行为、立场、制度及方法直接都影响到民意调查的开展和应用。

　　政府如何用好民调

　　那么，在民主行政、科学行政的背景下，政府如何更好地运用好民意调查，更好地发挥民调的功能和作用呢？笔者认为要注意和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更新观念，充分认识民意调查在和谐社会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重要意义。目前，有些社会民调机构表示，由于某些政府官员对民意调查的恐惧和不信任心理，他们习惯于把民意调查政治意识形态化，给民意调查活动的开展带来很大的困难。要处理好政府与民调的关系，首先就需要更新观点，对民意调查的功能和意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充分认识到民意调查中的尊重公民的象征意义和实际作用，要充分认识到民意参与决策对于民主政治和决策科学化的积极功能，要充分认识到民意调查在和谐社会建设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中不可替代的意义。只有充分认识其积极意义，才能抛弃一些不必要的顾虑，政府从害怕、恐惧、不信任的态度转为积极的建设性的合作态度，从而转向支持和指导民意调查的发展。

　　其二，鼓励建立多元化的社会民意调查机构，支持他们开展民意调查活动。民意调查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组织者对调查结果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多元社会，不同的群体有着自身不同的利益，利益多元化带来的是思想观点的多元化，因此对同样的事情认识和看法往往不是很统一。这个时候，社会民意调查也必然会经历一种竞争状态，这种竞争应该是社会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政府对于不同的民意调查机构，尤其对不是自己主办的调查机构，应该给以包容的心态，鼓励和支持其发展，欢迎并支持社会的调查机构对自己进行调查和监督，只有这样，政府作为一种超越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才能拥有合法性和公信力。

　　其三，加强对民意调查机构的规范管理，努力提高民意调查的科学化。政府对于民意调查的管理和规范应该是有所作为的，首要的就是对民意调查本身做一些行业标准，对民意调查的组织、方法以及结果检验、适用等作一些基本的规定，对一些民意调查造假现象和违规行为出台一些惩处措施，使民意调查活动有规章可循，有标准可依照，树立民意调查机构实事求是的风气，以真实、科学为基本追求，提高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其四，营造宽容的氛围，乐于接受批评，广开言路，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民意调查要想真正得到有效开展，与民主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民意调查机构必然会涉及到政治领导人、政府部门以及政策的是是非非，在这过程中会有表扬，也会有批评，这样对于一些当事人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机构，应该克服作为个体的一些局限性，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接受民意、接受客观事实，以谦虚谨慎的精神来查找问题，善于在民意中寻找支持，发现问题，为着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真正做到执政为民。

　　其五，通过对民意调查结果的科学运用，扶持社会民意调查机构的健康发展。政府决策需要调查民意，但并不是说政府需要亲自去成立自己专门的调查机构，而是可以由多种渠道来获得民意调查的结果。

　　目前，我国存在着一些政府部门成立的调查机构，也存在一些媒体举办的民意调查机构，还存在着一些事业单位及企业咨询公司举办的民意调查机构，机构本身性质各异，但业务普遍相同，而调查结果情况也是问题频出。这里很多人会提到经费及其来源问题。

　　笔者认为，机构管理和经费情况是制约民意调查发展的重大因素。政府可以通过项目管理制，通过项目经费招标方式采购社会上的民意调查服务，以项目经费的方式使一些科学严谨、有社会公信力的社会调查机构获得发展，而不是通过扩张部门编制的方式来发展政府自己的民意调查机构。那样，即使有了很多的机构，但社会民意调查的社会公信力方面还是值得怀疑的。要借用企业家政府的改革思路和精神，采用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对一些民意调查结果实施有偿使用，以此来支持民意调查机构的发展，这样更符合可持续发展和客观公正原则。□(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瞭望》文章：民调监管的法国经验

　　公众检验、市场竞争、法令限制、行会组成的四层监督机制，使得法国民调机构不敢“造次”

　　文/《瞭望》新闻周刊驻巴黎记者彭梦瑶

　　自1938年法国第一家民调机构诞生至今，法国民意调查行业已经走过了72年的历程。今天，日趋成熟的民调已经成为法国社会的风向标。在公众、市场、政府、行会等多层监督力量的作用下，这一风向标的独立公正得到了较全面的保障，从而得到法国舆论和民众的普遍信赖。

　　民调，法国社会风向标

　　法国民调行业诞生于二战前夕。1938年10月，法国社会学家让·施特策尔发起一项调查，研究法国民众是否支持政府支援波兰反击德国侵略，是为法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意调查。当年12月，施特策尔成立法国第一家专业民意调查机构Ifop(法国公共意见学会)。

　　随着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法国民调机构业务也发生了本质改变：商业性市场民调占民调机构业务份额比重不断上升，政治性社会性民调比重下降。据统计，如今政治性民调仅占法国民调机构业务量的一至二成。

　　虽然政治社会性民调已经不再是民调机构的主流业务，但因其结果多会通过媒体公布，所以产生的影响仍不可小视。法国各种媒体隔三岔五便会根据社会形势公布一些民调结果，有些民调选题由媒体发起，邀请民调公司帮忙实现，有些题目则是民调公司向媒体主动推荐。政治人物的支持率、民众对某项政策的看法、社会对某领域形势的乐观程度等都可能成为民调的题目，可以说政治社会性民调已经成为法国民意的风向标。

　　当然，这一风向标也有失灵的时候。2002年总统大选第一轮中，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让－玛丽·勒庞战胜左翼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从而与希拉克一同进入第二轮选举。之前却没有任何民调机构预测到这一情况，一时间民调机构的可信度受到公众严重质疑。但总体而言，法国民调机构如此失误还属少数，其调查结果一般是能够得到舆论和民众认可的。

　　另外，虽然政治社会性民调占民调总量比例下降，但其实际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如统计显示，1981年法国总统大选期间共有111份民调出炉。到2007年总统选举时，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293份。为控制蓬勃发展的民调可能对选情产生干扰作用，如一些选民人云亦云将票投给民调中显示占上风的政党或候选人，法国1977年还出台特别法令，规定在选举一周前不得进行民调，2002年方把这一时间限制放宽到选前一天。此外，该法令还规定，在选举期间进行的有关选情的民调资料必须上交给司法部门相关专门机构备查。

　　走进法国公共意见学会

　　为了进一步了解法国民调机构的运作状况，本刊记者近日走访了法国著名民调机构法国公共意见学会。法国公共意见学会72年前从政治社会性调查起家，现今拥有公共民意、消费、服务业、媒体与数字产业、健康医疗、奢侈品6个专项调查部门，负责开展不同领域的调查分析。

　　该机构公共民意调查部负责人热罗姆·福尔凯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除巴黎总部外，法国公共意见学会还有多伦多、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上海三个海外分部，总计正式员工约有180名。负责起草问卷、展开调查、汇总结果、作出分析的核心业务人员分为调查专员、调查经理和客户经理三个级别。这部分人员的招聘硬性标准是至少拥有硕士学历，专业为市场营销、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相关领域。根据工作资历和业绩表现，可以从最低的调查专员逐渐得到提拔，直至客户经理，逐步承担更为重要的任务。

　　员工在被招聘进入法国公共意见学会后，学会会定期对他们进行数据分析等相关专业领域的职业培训。从严格选材到系统培养，以保证法国公共意见学会具有一支具有合格专业素养的团队，从而也保证了调查的专业性和准确性。

　　福尔凯介绍，法国公共意见学会是一家完全自负盈亏的私营公司，其全部资金均来自于客户支付的佣金。法国公共意见学会的客户类型多样，包括各种企业、媒体、政党、政府公共机构、地方政府、非政府机构，等等。

　　多层机制促进调查公正

　　如果客户是企业唯一的资金来源，那么企业会不会为了争取客户而特意炮制迎合客户口味的调查？福尔凯给出的答案是“不会”，“首先，有关公共民意的调查结果都会被媒体采用，那么其公平性也必然要接受公众的检验。如果提问方式明显是在引导公众，或调查结果完全与事实不符，那么民调机构的声誉便会受到影响。而损失信誉对于以争取客户为生命线的私营民调机构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谁也不愿意用一家名声欠佳的机构为自己代言。”

　　福尔凯说，法国公共意见学会在进行公共民意调查时的做法是原原本本地公布调查的客观数据，不过具体怎样使用或解读这些数据完全在于媒体。如在前一段进行的有关法国退休制度改革的调查中，法国公共意见学会根据民调结果公布了客观数据。但在亲执政右翼党派的《费加罗报》的报道中，标题是《55%法国民众认为可以工作到62岁》(原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而路透社报道则采用《六成法国民众认为退休制度改革不公平》为题。55%的民众认为可以接受推迟退休年龄是事实，但可以接受与支持或赞赏改革措施完全是两码事。这其中的分寸就看媒体根据各自的政治倾向各取所需了。

　　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是促使民意机构不敢轻易拿其信誉开玩笑的一个重要原因。福尔凯说，除去仅开展不对外公开市场调查的民调机构，法国开展公开民意调查的主要机构就有至少六七家。面对同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机构与其他同行作出的结果大相径庭，或与事实完全不符，那么其信誉必然会受到影响，而信誉下降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客户流失和经济损失。

　　在法律方面，1977年法令对选举期间开展民调作出了限制，还规定凡将面向公众公开的民调必须在发布同时说明调查时间、调查方法和发起调查的客户。说明调查时间，读者便知道民调在何种背景下作出，进行民调时间前后是否有可能左右民意的标志事件发生，以对民调的客观性作出评价。同样，说明调查方法和发起调查客户，也便于让民众对民调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做到心中有数。

　　此外，法国民调机构拥有行业协会性质的工会组织。该组织有监督会内成员行为、对违反规章和职业操守的成员发出通报警告的权利，违规情节严重者还可能被开除出会。无论是受到公开警告还是被开除出代表整个行业的权威行会，对于民调机构的声誉都将具有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保证调查独立性方面，福尔凯表示，法国公共意见学会作出了大量努力，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保持客户群的多样化和平衡性。例如，如果民调机构主要接收右派政党的调查订单，那么外界便会怀疑该民调机构可能会在调查中偏向右派。相反，如果民调机构平衡地接收不同政治派别的调查订单，那么这种怀疑便不会产生。

　　确实，有了公众检验、市场竞争、法令限制加上行会监督这四层机制，民调机构怎么还敢轻易“造次”？法国民调机构积极自律并成功树立起较为令人满意的公信度的秘诀或许就在于此。

近观美国日本民调机构

　　《瞭望》文章：近观美国民调机构

　　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可信的民调机构生存了下来，而不可信的民调机构被淘汰出局

　　文/《瞭望》新闻周刊驻洛杉矶记者于大波 报道员王晓群

　　美国有五花八门的民调机构。在重大和关键时刻，这些机构总会及时地为民意“把脉”，设法准确找到民意的风向标，然后向有关方面提供决策参考。美国的民调结果是否可信？这是美国人多年前提出的问题。《瞭望》新闻周刊近日在美国调研了解到，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可信的民调机构生存了下来，而不可信的民调机构被淘汰出局。经过多年检验，美国民众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民调还是基本可信的。

　　蓬勃发展的美国民调业

　　“美国在1824年首次出现了由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地方报纸进行的政治性民意调查，但独立的民意调查直到1930年代才成为政治竞选新闻中的常见内容。”美国民意调查联合会主席弗兰克·纽波特博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经过80多年的逐步发展，美国民调业已经达到相当庞大的规模，主要参与者包括数以百计的私人公司、学术机构以及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部门与单位，还有一些非营利机构，而美国民意调查联合会的会员目前约有2000人。

　　纽波特说，在美国民调业发展的最初30年，新闻媒体直接进行民调的现象比较普遍，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专业民调公司逐渐发挥其主导作用，比较知名的盖洛普公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显著提升知名度。最近二十年来，美国的许多民调公司还迅速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比如盖洛普目前在全世界140多个国家进行经常性的定期访谈，这些海外调查已经成为盖洛普民意测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发展，美国民调已形成一个体系完善的产业。

　　至于民调机构的盈利模式，盖洛普公司媒体策略总监埃里克·尼尔森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道，像盖洛普这样的综合性咨询公司，主要利润来源是管理咨询业务，而非民调业务，“不过，民意调查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础，例如当我们在帮助财富500强企业找到最优秀的员工，让他们适应自己的工作并且引导他们成长的时候，就需要采用最好的提问和最好的方法来准确地记录相关的意见，然后采取把数据转化为商业影响力的行动。”

　　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副主任理查德·威克博士也对《瞭望》新闻周刊说，皮尤研究中心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大部分资金来自单一来源——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但是皮尤举行的一些国际性的民调也获得其他慈善基金会或者新闻机构的资助。

　　如何确保真实公正

　　从最初的面谈到后来的电话访谈，再到利用手机和互联网的抽样调查，美国民调业者一直在不断地寻找获得随机样本的新方法。目前一些民调机构也采用自选法，即由参加者自己决定是否参与调查，如一般网上调查、街头调查等，但这些方法都不是科学的抽样调查，由此得出的结论通常不能推及总体。比如，有专家指出，网络民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意调查，其娱乐性远大于新闻性。

　　纽波特指出，影响民调科学性的因素很多，而要排除这些因素，其中的关键是采用“随机抽样”，以确保调查对象总体中每个部分都有同等被抽中的可能。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民调部主任谢尔登·葛威瑟博士介绍，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调工作者比较排斥相对科学的抽样方法，直到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民调发生重大失误，促使民调执行方法产生了重大改变，而电话和电脑的先后普及使得民调的效率和准确性大大提高。

　　不过，葛威瑟也指出，科技进步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比如进行“伪民调”的可能性提高了，还有一些媒体甚至将虚假的调查资料当作真实的民调结果来传播。

　　理查德·威克博士说，在美国，大约1/4的家庭可以通过手机访问，而不是只有一个固定电话。在欧洲国家，这个比率还要高得多。因此包括皮尤研究中心在内的一些调查机构在抽取调查样本时都考虑到了这一因素。

　　媒体对民调的报道，在美国并没有专门的、统一的法律规定。但是主要新闻机构对民意调查报道都有相当严格的内部规定。比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规定，关于民意调查本身的报道要尽可能多地介绍民调特征和背景，并要求审查统计误差、问题表述等。

　　美国全国民意调查评议会建议，新闻媒体在报道民意调查前先要回答20个问题，诸如谁作的调查？谁资助了调查？采访了多少人？被访问者是如何挑选的？结论是否基于所有受访者的反馈？反馈率是多少？调查是何时进行的？问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的顺序如何？结论与其他相关调查是否相同？等等。

　　美国民调面临的问题

　　资深民调专家约翰·佐格比于1984年创立佐格比国际公司，目前依然担任总裁和首席执行长。该公司曾为路透社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作过民意调查。佐格比指出，现在的民意调查过多，即存在所谓民调成灾的问题，美国人生活在民调充斥的环境之中。其主要原因是，在这个即时新闻、因特网和全天候有线新闻频道铺天盖地的时代，大块新闻时段常常要靠受委托和独立进行的各种来源的民调信息充填，而各媒体集团之间的激烈竞争又从另一方面加大了这一趋势。

　　可以说，民调已经过多地参与进了美国人的生活。威克博士说，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由于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对自我隐私保护更为重视，民调业普遍面临着回应率稳步下降的问题。

　　佐格比也认为，民调回应率降低的情况比较严重，但是不至于让民调业陷入危机，“在我开始从事民调职业时，回应率平均为65%，也就是说接到电话的每三个人中有两人同意接受调查。而现在，回应率平均仅为30%左右，在一些大城市还要低得多。”他说，“回应率降低意味着完成民意调查需要更长的时间，但还是有可能做到良好的抽样，一般仍能获得在抽样误差幅度之内的调查结果。”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美国民调机构背后隐藏的立场。应该承认，任何民调机构都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美国的民调机构也不例外。尽管民调机构希望超脱阶级纷争、不党不私，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事实早已证明，美国民调机构总是试图巧妙地传递与自己的立场、利益、认知相吻合的信息。特别是在国际问题上，这些民调机构总是巧妙地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遥相呼应。

　　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美国的民调机构经常不失时机地配合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散布不利于中国的各种信息。比如，2001年2月，刚上台不久的小布什总统扬言要“协防”台湾，并把中国列为“潜在的对手”。这时，盖洛普民调机构进行了一次“谁是美国最大的敌人”的民调，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首要威胁是萨达姆掌权下的伊拉克(占38%)；其次是中国(占14%)，然后是伊朗(8%)和朝鲜(2%)。这一民调结果实际上是为布什政府推行的遏制中国的政策提供了所谓的“民意支持”。□

　　《瞭望》文章：民调深入日本生活

　　文/《瞭望》新闻周刊驻东京记者刘华

　　各式各样的民意调查是日本舆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拿起报纸，头版定期会有内阁支持率调查之类的政治类民调；打开电视，几大电视台会定期不定期地发布各类社会调查；互联网上，常用的门户网站在每一条重大新闻下都设有投票选项，有时还会将投票结果作为新闻发布于栏目显著位置……

　　日本舆论调查机构主要是大型媒体，如NHK、TBS等主力电视台，《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主流大报，共同社等通讯社等。另外，一些大型广告公司等企业也从事舆论调查活动，但其活动较多面向商业调查和市场调查等领域。1950年，主要的日本舆论调查机构还共同成立了专门行业组织“日本舆论调查协会”。

　　根据各类媒体的自身特点，其舆论调查的特长也有所不同。以电视台为例，像NHK这样分支机构遍及全国，队伍庞大的机构，在全国性大型活动中有其特有的优势。在7月11日举行的日本第22届参议院选举中，NHK就表现出极强的信息收集和综合能力，其“出口调查”大显威力。

　　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观察，所谓“出口调查”，就是在全国各地选区随机挑选投票站，再从投票站随机挑选投票者，之后对其进行访问并确认其投票对象。由于正式的开票工作往往要到选举日当夜甚至次日凌晨才能结束，因此各大媒体均希望以这种方式提前获知选举结果。

　　此次选举中，NHK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有效采访了7万多选民，在当天傍晚即发布了参议院选举的大致结果，称民主党席位约为46～47席，自民党将超过50席。而次日凌晨揭晓的正式开票结果显示，民主党获得44席，自民党获得51席。这其中所需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可想而知。

　　相对于电视媒体，报纸在时效性上略逊一筹，但由于报纸可供人反复阅读，所以日本各大报的舆论调查往往重视调查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以看似简单的内阁支持率调查为例，在“某某内阁支持率跌破50%”之类的标题下，通常是极为详尽的调查结果。如今，日本各大报经过长期舆论调查实践，均已总结出一套非常有效的问卷和调查方式(通常为电话调查和“会面”式调查)。在此次参议院选举前，各报进行的所谓“终盘调查”结果，也与最后的选举结果出入不大。

　　当然，日本媒体的舆论调查也有其局限性，在客观真实上出现问题。例如，2009年民主党政权上台后，在各报定期发布的内阁支持率调查中，个别保守派报纸的内阁支持率总是低于其他报纸，而其刊载民主党和鸠山政权的负面新闻却最为积极，时间一长，很容易被人看出明显的倾向性。一些相对中立的报纸和杂志后来也对这一现象有所批评。

　　实际上，日本舆论调查协会制定有《日本舆论调查协会伦理纲领》和《日本舆论调查协会伦理纲领实践规程》等文件，作为行业自律的指导文件。但是，除了NHK等少数机构外，日本的大部分媒体都是私营的。可以说，财界的力量仍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媒体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媒体影响政治和整个社会，这是单靠舆论调查行业自身难以改变的大前提。

国内活跃的民调机构述要

　　《瞭望》文章：国内活跃的民调机构述要

　　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

　　2006年9月经中编办正式批复成立，加挂在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的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指导和规范全国统计系统的社情民意调查工作，承接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委托的社情民意调查任务。

　　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作为国家机关中唯一专门从事社情民意调查的单位，拥有统计系统丰富数据资源的便利和支撑；并且本身已形成完备的调查系统，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社情民意调查中心。

　　经过几年的发展，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把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引入政府统计系统，在调查方式上形成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为主，入户面访等特色；在调查内容上形成以服务统计系统开展自主调查与承接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委托调查并重的特色。

　　截至目前，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已经承接和顺利完成了中宣部、中央综治办、司法部、教育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委托的多项大型社情民意调查项目。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现在已正式开通了自己的网站——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网(www.my12340.cn)；开通了12340全国统计系统社情民意调查热线；与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合作组建了国家统计局CATI中心。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1992年成立，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提供专业的策略性研究咨询服务的集团公司之一。曾组建并参与了四个全球性研究咨询网络，是世界专业研究者协会(ESOMAR)中国代表机构，也是国际管理咨询机构协会(AMCF)中国代表机构。零点依照国际惯例，透过持续的研发投入、与国际服务机构的合作和有力度的人力资源组合，成为兼容国际视野和本土经验的调研咨询知名服务品牌。零点承诺在处理与客户和调查对象之间的职业关系时，遵守国际商会和世界专业研究者协会(ESOMAR)制定的《关于市场和社会研究的国际准则》。

　　零点是中国市场研究协会副会长单位、北京科技咨询业协会理事长单位，并首批获得国家统计局颁发的接受国际研究服务项目的资格认证，是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聘的国际国内20家咨询顾问机构之一。“HORIZON”(零点)为受中国法律与《马德里国际公约》保护的国际注册服务商标。零点也在全球超过45个国家拥有业务协作伙伴。

　　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

　　创建于1994年，前身是国家统计局咨询中心的咨询处，是国家统计局批准的首批甲类涉外调查许可单位，是世界银行认可的中国社会经济调查服务机构，是北京市科委和北京科技咨询业协会联合授予的“北京科技咨询信誉单位”。公司主要从事社会民意调研、营销调研、公共服务满意度调研和媒体研究等业务，拥有覆盖全国城乡的数据采集网络(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近17年来，美兰德公司为科技部等中央部委、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福布斯等国际评级机构提供调研服务。美兰德认为：专业、诚信是公司发展源动力。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

　　创建于1997年，主要业务包括社会与民意研究、连续性研究、媒介研究和营销策略研究。新生代在中国创立了国内最大的社会全人群数据库，对中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心态与阶层变迁进行了长期的追踪研究，包括了城市大众、新富阶层、大学生群体、青少年和儿童、老年群体等，为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决策依据。1998年开始与国家统计局合作，启动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CCI)月度监测项目，2003推出了中国35城市赢商环境评价体系，新生代不仅长年为各级政府、政府各级部门等提供民意研究与公共政策分析与决策咨询服务，同时也关注国家热点事件和问题的研究，包括奥运会对中国人心态的影响、汶川地震捐赠行为与心理研究、中国新医改政策评估等。新生代是中国市场研究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商业统计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

　　成立于1988年，是专门从事社情民意调查的独立机构。以“让政府了解民众，让民众了解政府”为宗旨，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社会民生热点和政府公共政策，了解与把握社会各阶层的看法和态度，反映民意，发挥政府和民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

　　这是一家将现代调查工具、专业模型产品、行业特点三者有机结合的以新技术为手段的专业市场调查机构。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金500万，专注于金融、消费品、母婴、IT、汽车等行业，长期服务国内外著名企业。数字100研究总部设立在北京，在上海设有分公司。拥有在全国300多个城镇的访问能力，形成了覆盖中国1～6级城市的数字化调查网络。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成立于2006年9月，是直接隶属于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实体。作为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执行机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还承担国内外学术和政府机构的委托调研，以调查、收集、整理、集成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科学研究数据为目的，为教学、科研、政策分析和决策提供数据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成立于2009年3月，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直属的跨学科、跨院系的综合性科研机构。中心的宗旨为科学、系统、全面地采集、整理、存储与开发中国经济与社会调查数据，进行调查方法与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实施具有重大科学与现实意义的大型科研项目，为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中心以人民大学强大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实力为依托，在整合了人民大学各学科科研力量的基础上建成。具有高水平实施大型调查项目的经验与实力。以跨学科的视角、国际化的标准，拥有项目设计、抽样设计、调查实施、数据分析、数学建模、指标体系构建、政策形成与评估、数据挖掘、数据库建设，相关软件的开发等系统而全面的科学研究和项目实施能力。

　　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

　　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SSI)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集教学、科研和媒体/市场调查服务于一体的研究机构。是国内高校中最早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的机构。目前有教授3名、副教授2名、讲师1名。媒体市场调查与分析专业本科生100余名，传播研究方法方向的在读硕士近40名、博士研究生12名、博士后2名。服务方面，主要着重于媒体/市场研究的设计和分析，也可提供具体调研项目的全方位服务，主要研究人员均接受过国/海外的专业培训，按照国际的规范和准则操作。

　　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

　　专业从事网络数据产品和市场调研的第三方调查机构。“实验室”依托清华大学多学科的力量，总结行业发展经验，密切跟踪客户需求变化和技术平台发展对第三方服务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持续完善自身的产品，推出了Netinsight网络用户行为监测分析系统、NetImage企业品牌形象分析系统、NetOpinion政府舆情分析系统、Netwatch网络广告监测分析系统等网络数据产品，同时自主研发了NetTouch网络调查系统，建设了Netcati计算机辅助电话问卷调查系统，能够为客户提供网络调查、电话调查、入户问卷调查、焦点组讨论、行业专家深访等调查服务和专项研究咨询服务。

　　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

　　成立于2006年9月，是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重点建设的公共服务平台。其核心目标为：建设成一个具有公益性、科学性、全国性的社会舆情和新闻传播调查机构，获得有关中国社会和新闻传播发展的第一手实证材料，以推动公共政策和社会运行的科学化、精确化和民主化，并提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创立于1993年，是一家集民意调查、市场研究与媒体传播功能于一身的研究咨询机构，隶属于中国青年报社。1995年，社调中心在《中国青年报》上创办《调查·观察》专刊，开始独立策划、实施、发布民意调查与市场研究结果。《调查·观察》专刊是以刊发社会经济调查信息和专家、资深记者对社会问题、社会趋势的权威分析为主要内容的新闻专题版，曾连续三年成为中国青年报读者阅读率最高、参与性最强的版面之一。现拥有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信息工程等专业的研究人员，另有从业经验丰富的多位新闻编辑和记者。

　　盖洛普(中国)咨询有限公司

　　盖洛普创立于1935年，半个多世纪以来，盖洛普以其对社会态度、意见和行为的科学测量和深刻分析而闻名于世。如今，盖洛普民意测验只是盖洛普众多业务中的一项。盖洛普正在为全球最大的企业和机构提供市场营销和人员管理等方面的调查、咨询和培训服务。盖洛普在全世界25个国家设有独资或控股的分支机构，每年的全球营业收入达到数十亿美元。目前在全球咨询研究行业中，盖洛普因以定量研究和营销人事管理咨询为特色而独树一帜。1993年进入中国。

　　AC尼尔森

　　全球领先的市场研究、资讯和分析服务的提供者，服务对象包括消费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政府和社会机构。总部位于美国纽约。AC尼尔森于1984年来到中国。AC尼尔森公司于1984年开始在中国开展零售研究。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AC尼尔森公司加速拓展零售研究开展地域。目前，零售研究覆盖中国主要城市和城镇的70多类非耐用消费品，定期为客户提供有关产品在各地的零售情况报告。

　　益普索(中国)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于1975年，总部设在巴黎，是国际领先的个案研究集团。益普索集团在五大洲45个国家拥有下属公司，业务所涉及的国家达到100个，广泛涉及到各主要研究活动领域。益普索于2000年进入中国，通过收购北京丰凯兴、华联信、大通等3个本土公司和自身的快速成长，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设有分公司，共拥有专业人员500余名。专长领域：在中国，益普索专注于营销研究、广告研究、满意度和忠诚度研究、媒介研究和公众事务研究等五大领域的市场研究服务。□(《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收集整理)

　　《瞭望》文章：民意调查在中国

　　古人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得民心，先要听民意。在我国古代，为了收集民意，朝廷会派采风官摇着木舌铜铃走村串户，深入百姓家中听取民声民意，并将民声民意汇编成奏文，供国家决策者参考，作为制订政策的民意依据。无独有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期，民意在决策层却没获得足够的尊重。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进入激烈的社会矛盾多发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政府决策需要向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转型，倾听民众呼声，并把民意作为执政决策的基础。民意调查的社会需求一时凸显。

　　民意调查，又称民意测验，是调查者运用科学的调查与统计方法，通过亲自接触或广泛了解，如实反映一定范围内、一定时间内的民众对某个或某些问题的态度倾向的一种应用性社会调查活动。

　　在中国，尽管民意调查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初，但真正兴起却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虽然是以政府部门主导的民意调查为主，却也表明政府在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倾听来自民众的声音，动员民众参与到社会公共管理之中。民心、民意、民愿在政府的执政理念中，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

　　客观地说，针对社会问题和政府政策的民意调查，主要还是由官方调查机构来完成，因为属于“敏感领域”，勇于涉足的民间调查机构并不多。加上近年来国内民意造假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增强调查机构的独立性，进一步规范民意调查行业，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当前，从政府主动倾听民声、收集民意，到民意逐渐开始认识和主动参与这种推动国家决策的公共意见收集渠道，这是一个从量到质的飞跃，是一个国家民众民主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我们相信，通过民意调查这种民主教育和民主实践，也将更有力地促进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兴起，迅速推动我国的民主进程。□

　　(文/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