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何怀宏:仰望星空 立足大地（表扬刘瑜和韩寒同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0:58:31
仰望星空 立足大地
何怀宏
(本文是今年4月为《同舟共进》写的一篇纪念五四的专稿，如和北京高考作文题目相似，纯属巧合）
在康德的墓碑上，刻着他在《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写下的名言：“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越是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我们大多数人在所有时候，甚至所有人在大多数时候对星空可能会熟视无睹。星空的实际用途似乎只是为我们在黑夜提供一点亮光，而在都市里还没有这种需要，所以，我们甚至常常感觉不到星空。第一个有史可证非常单纯地仰望星空、并因此产生惊奇和敬畏之情的的人也是第一个哲学家——古希腊的泰勒斯，而他却因贪看星星而没有小心脚下被侍女嘲笑了。
人为什么要关心那遥不可及，看来也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我们是否只需在可行性甚至实惠的层次上考虑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对星空稍有一些知识，它还可以为我们指引方向，尤其是在我们迷途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理想主义”？并不是所有的理想都是能够实现的，但即便没有实现的理想也还是给了我们某种方向感或位置感，而实现的理想则大大扩展了人类的可能性。而人能够有理想和渴望，还证明了人的某种特性，某种使人高出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它唤起的一种惊奇和敬畏的感情，本身也有自足的性质，乃至成为一些人幸福的必具要素。
的确，我们曾经受“理想主义”之苦够久。这种“理想主义”开始倒也可能是真诚的，但是，它的“理想目标”却可能离人性和现实太远，而又急于用一种强行的手段来促其实现，甚至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也就是说，不仅只仰望星空而不管脚下的大地，且试图强迫所有人都这样做，也就是说，为了头上的星空而忘记了心中的道德律，结果连带着整个社会都摔了很大的跟头。
改弦易辙。今天的中国正在步入一个相当经验主义的时代，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一个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个人的价值观似也是以物质实惠为主导的时代，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年轻人里面还有理想主义者吗？甚至还需要理想主义者吗？或在一个比较起码的意义上说，今天我们的社会是否还有一些人并不满足于现实——即不是仅仅因为一些个人的、利益的原因而不满于现实，而是还有一些超出现实的、普遍的社会理想和价值目标，或至少，他们认为还有一些基本的道德或社会正义原则需要坚持或实现。我们在今天的中国是否还能看到足够多的这样能和星空呼应的精神闪光，尤其是在年轻人里面看到？
的确，常有这样的说法，认为现在的年轻一代是“实际的一代”，“失去理想的一代”。在生活中也不难有这样的感受：现在的年轻人和过去的几代年轻人大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发生了巨变。上世纪五四一代特别单纯、最具启蒙和理想主义色彩；三、四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民族抗战和解放中也多热血澎湃；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也曾意气风发，但到了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则多抛到底层，或本来就在底层苦撑；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则在改革开放中又重新燃起希望和理想之光。而自九十年代以降，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年轻人似乎都变得比较实际、实惠或至少多元了。
今天的年轻人拥有怎样的精神状态或风貌？观察过去的一两年，我想特别指出两个年轻人，两个有许多年轻的拥趸或者粉丝，被许多其他的年轻人仿效的年轻人，一个是八十年代初出生的韩寒，他在这一两年，在他具有也许是世界上最高点击量的博客上，发表了许多犀利而又好看的时事评论和批评文字。另一个是七十年代中出生的刘瑜，她的《民主的细节》去年意外地成为畅销书。
刘瑜是在中国读的本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又曾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在她的《民主的细节》一书中，虽然主题是介绍和评论美国民主的具体实践，却仍然可以看到对中国的深切关怀和期望。有的缺乏阅历或独立意识的中国孩子，如果一头栽到美国的学术机构里是容易找不着北的，容易失去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衡量基准，乃至接受一些不切实际的“先见”而以之为“理想”。而刘瑜能够具有某种思想上的清醒判断，或不仅是由于她自己的独立思考力，还有她很注意观察美国实际的社会政治而不仅仅是校园的流行理论。在这一点上，她和更早的一代、写有《历史深处的忧虑》等书的林达颇有相似之处。同时，她也写小说和文学随笔，堪称多才多艺。
韩寒在前些年就很有名，我读过他的《韩寒五年》等作品，但印象中还只是一个才华洋溢、桀骜不驯的文学少年。后来虽然我也欣赏他对一些制度机构比如“作协”和“大学”的批评，但个别对具体的老一代人的尖利批评似也有少年意气的成分。由于是过来人，经过了雇主只有一个“国家”的艰难时代，我希望他也能理解前面几代人的不易，以及达到目前这种年轻人能够在经济上相当独立、言论上也有一些自由的社会状态，也有前几代人的努力在内。而每一代人都可以、或也应当为自己所属时代的社会改善尽一份力。
而正是在这一两年，我的确惊喜地看到了韩寒的文字越来越关怀社会，也越来越聚焦于制度。他是勇敢和独立的，他不回避对自己家乡上海市政的批评，甚至对之给予更不客气的批评；他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畏惧专断的权力，也不害怕冒犯“众怒”。而他也是机智的，读他的犀利而又幽默的文字不仅让人思索，本身还是一种美的享受。比他年长的一代大概有一种长久压抑下的先天不足，的确很难写出这种青春奔放洒脱、生命力洋溢的文字。而他还有自己另外的事业，他还是赛车手，这显示出他另一面的勇敢和独立。他有许多机会出国，但他并没有出去——当然并不是说以后就不出去。他是快乐的，首先是青春的快乐、生命的快乐。他是充分享受生活的，也希望人们都能够享受。他的许多批评似乎是苛刻的，但又是宽容的；似乎仅仅是激情的，但其中却包含着清明的理性。貌似的“苛刻”还在一种幽默的嘲讽——包括自我嘲讽中得到了缓解。
像韩寒、刘瑜这样的年轻人，她（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吗？恐怕连她（他）们自己也不接受这一标签。但我们却可以从她（他）们那里感到一种欣慰，甚至可以说看到了巨大的希望。
有两种理想主义，一种是追求彻底、全盘改造的激越型理想主义，其特征是：1.倡导者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若无一个全新的人类则无法实现；2. 如果现实的人类离这种新人差得太远，它准备用强制的手段去改变现在的人，乃至不惜消灭其中的一部分；3.它在这种持续的斗争实践中最后很有可能忘记它原先的理想目标而只是维护这种强制的权力本身。然而，还有一种看似平和、但仍然坚定的理想主义，我们或也可以大略描述其特征如下：1.不满意现实，甚至永远不满足于现实，随时准备尝试新的可能性，对任何新鲜事物都不在没有预先考察的情况下就贸然接纳或关上大门；2. 其追求或非宏大一元的理想，但也非仅仅功利和实惠的追求，更非谋一己或一集团的私利、而是有深刻的精神层面；3.倡导或实行者还能感到并接受一种基本的心中的“道德律”的约束，亦即实现理想的手段的约束。
如此看来，我们或可以说，她（他）们不会是前一种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但在后一种意义上，却还是可以说是一种理想主义者。而且，她（他）们或还给老一代人一些新的启发：
争取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人其实是在争取自己的话不再被人重视，争取一个自己将被冷落、或至少自己的重要性将被降低的社会，所以，最好还要有另外的本领和兴趣，而且从现在就开始培养和实行。争取自由的人最好不是专门吃政治这碗饭的人，最好不单打一，甚至也不死磕，虽然他应该准备“韧性的战斗”。但并不是“始终在战斗”，并不总是一个斗士。她（他）要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不仅思想独立，经济上也尽可能独立。他应当是一个能够合群也能够自助、甚至是一个能够孤独的人。他尽力发挥自己的特有才能到极致，同时努力让自己的各种才能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他的性格最好能够平和一些，但总是坚定。如果可能，他还应有一种雅量。如果更奢望，最好还有一种幽默。
以上所述可能是一种新的理想主义者的典型性格，既和老的理想主义者的标准气质不同，也有别于“愤怒青年”。“愤青”天性往往是比较激烈的，不易在自身中保持一种精神的平衡。他们也特别敏感，看得有些丑恶就觉得像是到了世界末日。我们也应当看到他们的价值，尤其是对于社会平衡的意义，他们唤起我们的不安，否则人们容易在一种相对的“满足感”中变得麻木。但是我们也不夸大这种价值和意义，甚至我们希望自己或自己身边的人还是不做这样的人，或社会不要太多这样的人，这既是“自私”，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成为理想主义者。但一定要有，他们就像是“世上的盐”。一个没有理想主义者的时代不仅是乏味和沉闷的，而且可能错失改善社会的机会。但我们又希望，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最好也还是有相当的现实感。他们是仰望星空的人，同时也是站在大地上的人。他们既有崇高的理想，也了解人性和国情。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次不要再忘记，除了头上的星空，还有心中的道德律。我们除了仰望，还需俯察；除了瞻远，还需看近；除了观外，还需内省。但愿我们仍然保持像五四一代年轻人的纯真和热情，但不再盲目地拥抱任何一种理想和主义。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如果对这结果不做价值上的褒贬，且将其理解为一种持续的致富欲望以及使这欲望成为可能的制度和主体，那么，用这句话来描述一种客观趋势是很有道理的。大多数小生产者不仅主观上欲求、最后也在制度上寻求到了通过不断扩展的市场经济成为富有者的可能。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而改变这种倾向则需要人为的抑制。而世界似已进入了一个顺应、甚至刺激和鼓励这一欲望的时代。
但人的自由还不应仅仅是经济活动的自由，人还需要更有体面和有尊严地活着，还需要有精神的各种追求。故我们或可将列宁的上面一句话转用一下，说“不能充分保障平等自由的制度，也会不断地产生出新一代努力争取自由和人权的人们。”而从我们上面对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粗浅观察，似也印证了这句话的有道理：源源不断产生争取平等自由的年轻新人的土壤，其实正是不自由的制度本身。
何怀宏
(本文是今年4月为《同舟共进》写的一篇纪念五四的专稿，如和北京高考作文题目相似，纯属巧合）
在康德的墓碑上，刻着他在《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写下的名言：“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越是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我们大多数人在所有时候，甚至所有人在大多数时候对星空可能会熟视无睹。星空的实际用途似乎只是为我们在黑夜提供一点亮光，而在都市里还没有这种需要，所以，我们甚至常常感觉不到星空。第一个有史可证非常单纯地仰望星空、并因此产生惊奇和敬畏之情的的人也是第一个哲学家——古希腊的泰勒斯，而他却因贪看星星而没有小心脚下被侍女嘲笑了。
人为什么要关心那遥不可及，看来也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我们是否只需在可行性甚至实惠的层次上考虑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对星空稍有一些知识，它还可以为我们指引方向，尤其是在我们迷途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理想主义”？并不是所有的理想都是能够实现的，但即便没有实现的理想也还是给了我们某种方向感或位置感，而实现的理想则大大扩展了人类的可能性。而人能够有理想和渴望，还证明了人的某种特性，某种使人高出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它唤起的一种惊奇和敬畏的感情，本身也有自足的性质，乃至成为一些人幸福的必具要素。
的确，我们曾经受“理想主义”之苦够久。这种“理想主义”开始倒也可能是真诚的，但是，它的“理想目标”却可能离人性和现实太远，而又急于用一种强行的手段来促其实现，甚至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也就是说，不仅只仰望星空而不管脚下的大地，且试图强迫所有人都这样做，也就是说，为了头上的星空而忘记了心中的道德律，结果连带着整个社会都摔了很大的跟头。
改弦易辙。今天的中国正在步入一个相当经验主义的时代，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一个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个人的价值观似也是以物质实惠为主导的时代，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年轻人里面还有理想主义者吗？甚至还需要理想主义者吗？或在一个比较起码的意义上说，今天我们的社会是否还有一些人并不满足于现实——即不是仅仅因为一些个人的、利益的原因而不满于现实，而是还有一些超出现实的、普遍的社会理想和价值目标，或至少，他们认为还有一些基本的道德或社会正义原则需要坚持或实现。我们在今天的中国是否还能看到足够多的这样能和星空呼应的精神闪光，尤其是在年轻人里面看到？
的确，常有这样的说法，认为现在的年轻一代是“实际的一代”，“失去理想的一代”。在生活中也不难有这样的感受：现在的年轻人和过去的几代年轻人大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发生了巨变。上世纪五四一代特别单纯、最具启蒙和理想主义色彩；三、四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民族抗战和解放中也多热血澎湃；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也曾意气风发，但到了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则多抛到底层，或本来就在底层苦撑；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则在改革开放中又重新燃起希望和理想之光。而自九十年代以降，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年轻人似乎都变得比较实际、实惠或至少多元了。
今天的年轻人拥有怎样的精神状态或风貌？观察过去的一两年，我想特别指出两个年轻人，两个有许多年轻的拥趸或者粉丝，被许多其他的年轻人仿效的年轻人，一个是八十年代初出生的韩寒，他在这一两年，在他具有也许是世界上最高点击量的博客上，发表了许多犀利而又好看的时事评论和批评文字。另一个是七十年代中出生的刘瑜，她的《民主的细节》去年意外地成为畅销书。
刘瑜是在中国读的本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又曾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在她的《民主的细节》一书中，虽然主题是介绍和评论美国民主的具体实践，却仍然可以看到对中国的深切关怀和期望。有的缺乏阅历或独立意识的中国孩子，如果一头栽到美国的学术机构里是容易找不着北的，容易失去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衡量基准，乃至接受一些不切实际的“先见”而以之为“理想”。而刘瑜能够具有某种思想上的清醒判断，或不仅是由于她自己的独立思考力，还有她很注意观察美国实际的社会政治而不仅仅是校园的流行理论。在这一点上，她和更早的一代、写有《历史深处的忧虑》等书的林达颇有相似之处。同时，她也写小说和文学随笔，堪称多才多艺。
韩寒在前些年就很有名，我读过他的《韩寒五年》等作品，但印象中还只是一个才华洋溢、桀骜不驯的文学少年。后来虽然我也欣赏他对一些制度机构比如“作协”和“大学”的批评，但个别对具体的老一代人的尖利批评似也有少年意气的成分。由于是过来人，经过了雇主只有一个“国家”的艰难时代，我希望他也能理解前面几代人的不易，以及达到目前这种年轻人能够在经济上相当独立、言论上也有一些自由的社会状态，也有前几代人的努力在内。而每一代人都可以、或也应当为自己所属时代的社会改善尽一份力。
而正是在这一两年，我的确惊喜地看到了韩寒的文字越来越关怀社会，也越来越聚焦于制度。他是勇敢和独立的，他不回避对自己家乡上海市政的批评，甚至对之给予更不客气的批评；他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畏惧专断的权力，也不害怕冒犯“众怒”。而他也是机智的，读他的犀利而又幽默的文字不仅让人思索，本身还是一种美的享受。比他年长的一代大概有一种长久压抑下的先天不足，的确很难写出这种青春奔放洒脱、生命力洋溢的文字。而他还有自己另外的事业，他还是赛车手，这显示出他另一面的勇敢和独立。他有许多机会出国，但他并没有出去——当然并不是说以后就不出去。他是快乐的，首先是青春的快乐、生命的快乐。他是充分享受生活的，也希望人们都能够享受。他的许多批评似乎是苛刻的，但又是宽容的；似乎仅仅是激情的，但其中却包含着清明的理性。貌似的“苛刻”还在一种幽默的嘲讽——包括自我嘲讽中得到了缓解。
像韩寒、刘瑜这样的年轻人，她（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吗？恐怕连她（他）们自己也不接受这一标签。但我们却可以从她（他）们那里感到一种欣慰，甚至可以说看到了巨大的希望。
有两种理想主义，一种是追求彻底、全盘改造的激越型理想主义，其特征是：1.倡导者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若无一个全新的人类则无法实现；2. 如果现实的人类离这种新人差得太远，它准备用强制的手段去改变现在的人，乃至不惜消灭其中的一部分；3.它在这种持续的斗争实践中最后很有可能忘记它原先的理想目标而只是维护这种强制的权力本身。然而，还有一种看似平和、但仍然坚定的理想主义，我们或也可以大略描述其特征如下：1.不满意现实，甚至永远不满足于现实，随时准备尝试新的可能性，对任何新鲜事物都不在没有预先考察的情况下就贸然接纳或关上大门；2. 其追求或非宏大一元的理想，但也非仅仅功利和实惠的追求，更非谋一己或一集团的私利、而是有深刻的精神层面；3.倡导或实行者还能感到并接受一种基本的心中的“道德律”的约束，亦即实现理想的手段的约束。
如此看来，我们或可以说，她（他）们不会是前一种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但在后一种意义上，却还是可以说是一种理想主义者。而且，她（他）们或还给老一代人一些新的启发：
争取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人其实是在争取自己的话不再被人重视，争取一个自己将被冷落、或至少自己的重要性将被降低的社会，所以，最好还要有另外的本领和兴趣，而且从现在就开始培养和实行。争取自由的人最好不是专门吃政治这碗饭的人，最好不单打一，甚至也不死磕，虽然他应该准备“韧性的战斗”。但并不是“始终在战斗”，并不总是一个斗士。她（他）要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不仅思想独立，经济上也尽可能独立。他应当是一个能够合群也能够自助、甚至是一个能够孤独的人。他尽力发挥自己的特有才能到极致，同时努力让自己的各种才能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他的性格最好能够平和一些，但总是坚定。如果可能，他还应有一种雅量。如果更奢望，最好还有一种幽默。
以上所述可能是一种新的理想主义者的典型性格，既和老的理想主义者的标准气质不同，也有别于“愤怒青年”。“愤青”天性往往是比较激烈的，不易在自身中保持一种精神的平衡。他们也特别敏感，看得有些丑恶就觉得像是到了世界末日。我们也应当看到他们的价值，尤其是对于社会平衡的意义，他们唤起我们的不安，否则人们容易在一种相对的“满足感”中变得麻木。但是我们也不夸大这种价值和意义，甚至我们希望自己或自己身边的人还是不做这样的人，或社会不要太多这样的人，这既是“自私”，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成为理想主义者。但一定要有，他们就像是“世上的盐”。一个没有理想主义者的时代不仅是乏味和沉闷的，而且可能错失改善社会的机会。但我们又希望，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最好也还是有相当的现实感。他们是仰望星空的人，同时也是站在大地上的人。他们既有崇高的理想，也了解人性和国情。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次不要再忘记，除了头上的星空，还有心中的道德律。我们除了仰望，还需俯察；除了瞻远，还需看近；除了观外，还需内省。但愿我们仍然保持像五四一代年轻人的纯真和热情，但不再盲目地拥抱任何一种理想和主义。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如果对这结果不做价值上的褒贬，且将其理解为一种持续的致富欲望以及使这欲望成为可能的制度和主体，那么，用这句话来描述一种客观趋势是很有道理的。大多数小生产者不仅主观上欲求、最后也在制度上寻求到了通过不断扩展的市场经济成为富有者的可能。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而改变这种倾向则需要人为的抑制。而世界似已进入了一个顺应、甚至刺激和鼓励这一欲望的时代。
但人的自由还不应仅仅是经济活动的自由，人还需要更有体面和有尊严地活着，还需要有精神的各种追求。故我们或可将列宁的上面一句话转用一下，说“不能充分保障平等自由的制度，也会不断地产生出新一代努力争取自由和人权的人们。”而从我们上面对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粗浅观察，似也印证了这句话的有道理：源源不断产生争取平等自由的年轻新人的土壤，其实正是不自由的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