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书架

 陈方正的书单
作者: 陈方正

【秘密书架】
谈读书的乐趣、心得，是轻松愉快的事情。可是一旦面对键盘，又不免有点踌躇，因为所谓“秘密书架”最少有两个不同意思：其一是那些经常和反复阅读，对自己有长远影响的书，这反映作者的兴致、品味、成长过程；再则是有重大意义和启发性的书，反映作者的学术追求和判断。这两者可能大体相同，但对于像我这样活了一把年纪又出入过几个不同领域的人来说，它们却大不相同。因此，只好分开来谈了。
先讲影响我成长的书籍，那是很庞杂的，主要因为父亲修读国文出身，却有强烈新思想。小学阶段他就给我买来了许多翻译的故事书，印象最深刻的是《苦儿流浪记》、《爱的教育》、《格列佛游记》等。姊姊在病榻前为我娓娓讲述书中宝莲妈妈、煤矿灾难、白鸟号游船、大人国、小人国、少年笔耕等情节的景象，至今犹历历在目。至于叶圣陶、夏硏尊合著的《文心》则深入浅出，又使我对旧文学生出亲切感来。除此之外，记得还有刘易斯的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马克·吐温的《顽童流浪记》和《顽童历险记》，它们像是儿童故事，可是读来总是不得要领，生动有趣的情节永远会被莫名其妙的对话、议论打断。然而，它们还是有奇特魅力，让我把它们从南京带到桂林，到香港，不时翻阅，慢慢读出一点味道来，但我领略其中奥妙，则是很久之后了。当然，《水浒传》、《三国演义》是早就在父亲膝上听熟了的故事，这类传统小说后来读过不知道多少遍，它们和脑子里的外来思想搅拌在一起，产生了很奇特的自我意识。老师认为我反叛，作文总是标新立异，恐怕与这有点关系。陈方正 1939年生于重庆，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曾创办并主持《二十一世纪》双月刊，著有《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在自由与平等之外》、《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等 （CFP/图）
小学六年级开始，有机会自己去逛书店。这打开了像森林般丰富幽深的天地，其中最先令我着迷的，是《人猿泰山传》、《福尔摩斯探案》那样容易满足少年人胃口的“甜点”。到了中学阶段，自不免要翻翻巴金、鲁迅、茅盾、冰心，不过多是囫囵吞枣，真能打到心坎里的，只有《呐喊》、《彷徨》、《野草》等少数几部，因为只有它们才不啰嗦，经得起咀嚼回味。至于西方小说，后来也胡乱看了不少，但像《约翰·克利斯朵夫》、《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那些皇皇巨著虽然令人肃然起敬，却“尊而不亲”，没有很大吸引力。令我沉醉、入迷的是《猎人笔记》，令我震撼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令我“过瘾”的是 《双城记》、《基督山恩仇记》、《三剑客》。还有还珠楼主、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日后迷上日本电影，又读了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娘》、《雪乡》，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丰饶之海》，因此也认识了大和民族所追求的那种诡异凄艳之美。
升上高中之后恰逢钱穆、唐君毅、牟宗三、殷海光、劳思光的著作纷纷出版，引起一阵文化热潮，我也凑热闹浏览过不少，至今还有多种搁在书架上。可是反复细读和吸收了的，只有钱穆的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 《国史大纲》，此外都是浮光掠影，甚至过其门而不入。我对科学的兴趣是初三那年碰到《微积学发凡》，由这小册子触动的，跟着被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两卷本 《柯氏微积分学》（柯氏即Richard Courant）激发。此书清晰、严谨、有系统，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当时还浏览过不少科普书籍，印象最深刻的是爱丁顿的《膨胀的宇宙》，题材有趣，义理深奥，译笔却艰涩之至，读来有如天书，后来见到英文原本，方才豁然开朗。此外还有黎铿巴（H. Reichenbach）的《原子及宇宙》，很能传达量子力学所产生的震撼、兴奋、新气象。但此后到美国攻读物理学本科，方才如梦初醒，发觉短短30年间，当年惊天动地的新事物已成老生常谈了。
漫长的8年留学一结束，我就回到刚刚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在物理系度过了14年愉快的教学和研究生涯。然后因为偶然机缘，转到中国文化研究所来，至今25个年头了。这是个大转变，因为在科学以外，我还希望能够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以和中国的来作比较。这样，我又走进了另一片新天地。
在研究所的岁月有机会阅读、接触很多书籍，我认为值得一谈的，首先是以下两部：麦尼尔的《竞逐富强》（Wiliam McNeil, The Pursuit of Power，中译本：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它告诉我们，西方的强大和富庶是如何紧密勾连的，也就是它的军事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Harold Berman, Lawand Revolution，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它提出：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是以罗马教会与世俗君主的激烈斗争为开端的。换言之，这两本著作把西方文明中军事、经济、宗教、法律、政治等核心体制的内在关系与建构秘密，都揭露出来了。
麦尼尔出生于一次大战结束之年，和芝加哥大学有不解之缘：在那里读书，做教授，直到退休。他的成名作《西方的崛起》为芝大的世界史大方向奠定基础，《竞逐富强》则是他65岁时的成熟之作。它所揭露的西方近代文明一个最大秘密是：军事力量必须倚靠集中资源，但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凭借强制命令，而需要利用市场。这个道理是在惨烈的长期抗战中被发现的，那就是1570-1648年间的荷兰独立战争。
为了抗拒强大无匹、意志坚决的西班牙君主，弱小的“低洼地”人民找到了两条反抗途径。首先，是竭力发展海外贸易，和相应壮大海军，也就是从经济上扭转“小国寡民”的军事劣势。其次，是改良火器，推动军事改革，主要在于高度强化士兵的操练，和深入研究、改进他们的列阵与射击动作，也就是通过理性思考来改良军力。事实上，这方式很快在全欧洲掀起了军事革命，以致在17世纪末，荷兰的军事力量就已经脱胎换骨，能够决定性地击溃前此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了。17世纪荷兰启动了“以富致强”，18-19世纪英国则完成了“富强循环”，也就是资本主义和军事扩张两者的互相结合，构成正反馈。它在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中打败法国，在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与法国联手打败俄国，以及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这种结合之力量的最好说明。
至于伯尔曼，则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苏联法律专家，比麦尼尔小一岁，《法律与革命》是他积二十年之功的巨著，出版刚好比《竞逐富强》晚一年。此书和《竞逐富强》一样，也有个清晰、宏大的中心论题，那就是西方现代法律体系的起源与宗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关系之形成，也同样根源于一个划时代的巨大冲突，即11-12世纪的“授职权之争”，那是罗马教宗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争取政治权力所断然发动的革命。当时无拳无勇的教宗所能够运用的惟一武器，就是凭借法律支撑的道义力量，这导致了一连串后果：法理学研究热情的高涨，第一所法学院在波隆那的兴起，以及法学研究与专业法律教育在全欧洲的蓬勃发展，这就是欧洲近代法学传统的开端。因此，伯尔曼将法理学称为第一种现代科学的雏形，将罗马教廷称为第一个现代国家雏形。
^{不过，这种说法虽然具有震撼力，却不能全盘接受，因为它全然忽略了西方法律体系形成的另一条脉络：商人亦即资产阶级从中古以迄近代的兴起，同样倚靠法律，也同样产生了一场持久的酷烈战争，其结果是封建体系以及其后的中央集权君主体制的崩溃。像英国的《大宪章》和17世纪的国王与议会斗争，在西方法律体系发展史上都是决定性的事件，但在《法律与革命》中却只零星提及，甚或全然忽略，这是让人感到极度惊讶的。幸亏，泰格与利维的 《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E.Tigar & M.R. Levy, Law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中译本：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恰好平衡了伯尔曼的这个偏差。它的核心观念是：西方资产阶级是通过一连串的诉讼“造反”来获得其地位之正当性的，这就是他所谓的“法理学（jurisprudence）革命”。整体来说，伯尔曼所侧重的，是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在11-12世纪间的起源；泰格与利维所论述的，则是这体系在13-19世纪的发展，两者正好互相补足。}
最后，我还要提到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这是具有开创性的一部中国学术—政治思想史。借用作者的话来说，本书是以朱熹为中心的“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穷搜经典，发覆探幽的结果，则是令人震惊的翻案文章，即宋代新儒家并非“只讲明心见性，但求独善其身”，也同样自我期许与人君“共治天下”，那也就是说，“外王”和“内圣”对他们同样重要，两者无分轩轾。中国史学向来注重传统，忌讳标新立异。余先生此说与历来观念大相径庭，许多人恐不免期期以为不可。然而，他巨细靡遗的严格与深入论证，却又令人不得不信服，有意反驳者亦难以措手。它之为学界接受，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而且，在我看来，此书以如此庞大的篇幅集中探讨这一中心论题，又达到了如此的深度、广度以及结构上的完整、严密，那不但在中国当代史学论著中罕有俦匹，在传统史学著作或者理念中，似乎也是未曾听闻的。我所谓其“开创性”尤在于此，而还不仅仅在于它见解的新颖与颠覆性也。这一点，我相信迟早也会为中国学界所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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