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性 江 南 - 大象稀形的日志 - 网易博客

    在中国文化版图上，江南一开始并不是文化的中心，但是自魏晋的“永嘉之乱”，大批中原士人（族）南迁，形成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汇之后，江南文化特色开始形成。在这之后，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社会变动，广袤的南方区域，尤其是江南往往是北方士人（族）迁徙的首选对象。除“永嘉之乱”外，历史上的“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大批北方士人（族）迁徙江南，不断地给当时处在边缘的江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并在与江南文化的碰撞、交汇、交融当中，使江南成为当时的又一个文化中心。历史学家指出，江南在“永嘉之乱”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北方移民”，如南朝的一些杰出人才“多产于是区”。 即便是在整个封建社会处在整体下滑阶段，如明清之际，江南文化亦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有学者指出：“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既是吴越地区三次加速发展的机遇，也是吴越地区对中华文明的三次拯救。……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是中国最先进的少数民族文化，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是中国汉族文化中最先进的地域文化。”从文化意识生成上来说，南北文化碰撞、交汇和交融，乃是促使江南文化诗性品格生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对北方文化来说，江南文化具有一种“精细坚韧”和“柔美飘逸”的诗性品格。在中国文化、文学、艺术的审美视阈里，关于江南文化的认知、感悟和想象，总是能够轻易地拨动人们最柔情的心弦——“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白居易），“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江南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三吴都会，自古繁华的钱塘，精美绝伦、精致典雅的苏州私家园林，以及姑苏城外的寒山钟声，小桥流水的运河人家，烟波浩淼的鉴湖倩影，修林茂竹、曲水流觞的兰亭风光……，无一不烙上诗人所赋予的“柔美”、“精致”、“优雅”色调的审美映象和人文情怀，让人产生柔情似水、意境深幽，以及极富唯美、华贵、伤感色彩的诗性遐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定都杭州，对江南文化发展（尤其是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国外的学者甚至认为“近代的中国文化，其实皆脱胎于南宋文化。”南宋虽偏安一隅，但形成了江南特定时期的繁华。在文化方面，大批的文人学士纷纷南下，如北宋理学家的南迁，就促进了南宋的理学发展，同时也催生了“浙东学派”。南迁的北方文学家如李清照、辛弃疾等，山水画家李唐等，在“两浙”区域的江南之地居住、生活，对促进江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从文化审美形态上来看，历史劫难使江南文化诗性品格得以不断地纯化，使之能够以更加明丽的物象表现，更加细腻的情感表达，将中国文化固有的诗性精神推向了唯美的极致，使中国文化开始摆脱以往过于强调“教化”、“载道”一类政治伦理规范的束缚，出现走向情感的自我抒发、追求心灵自由，精神解放的发展态势。所谓寄情于山水，让心的世界在富有隐逸色彩的江南乡村，在江南的丘山溪壑，村居野炊中，找到弥补心灵缺憾的审美愉悦，追求温情脉脉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调，推崇禅宗教义，使之与老庄哲学相结合，亲近自然（包括人的自然本性），强调主客体的和谐统一，在审美对象中获得审美灵感，力求摆脱世俗琐事的纠缠，获得“宁静致远”的人生格调，达到心灵超然的境界，就成为南宋及其之后的江南文化审美意识发展的主流，其特点是更进一步地铸塑了江南文化的诗性品格。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学术方面，由南宋开始的“浙东学派”，创立了事功学与心学两大体系，从而确立了近代理性所需的务实精神和张扬人的精神主体性的哲学理念，形成汉儒学经典以来的又一座学术高峰。明清和近代的江南学术思潮，如王阳明的哲学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龚自珍的人学理念，形成了一条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链条，并直接影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浙东学派”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目的，注重关注现实政治事务，关注社会民生的实际状况，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坚持学术的根本价值在于服务于社会经济事务的方针，以增进社会成员的共识价值理念，维护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这种务实的学术精神，凸现了人的主体自觉精神，像王阳明对“心学”的探讨，其意义就在于强调任何生活在世俗社会的人，只要通过自我的不懈努力，都能够达到致“良知”的境界，至高无上的“天理”。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指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知兄自然是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良知，不假外求。”强调“心之本体”的自然特性，实际上也就是强调心之自由的本体意义。“浙东学派”的这种哲学建构，其审美意义是对人的身心解放的强调，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江南文化（特别是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诗性品格的最终定型。

历史的劫难，在无意之中推动了江南文化诗性品格的发展与定型。宗白华指出，魏晋六朝时期，一方面“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另一方面却又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叶舒宪也指出：“从文化比较的意义上看，每一种文明的建立和生长都伴随着思维方式上的变革和逻辑理性的成熟，但由于在不同的文明中这种变革在方向上和程度上有所差异，所以由此铸塑形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特有的思维习惯和理性传统。”江南文化的诗性品格，在受到来自北方文化的碰撞、交汇和融合之后，得以进一步的激活和铸塑。南宋定都杭州之后，这种情形则更是得到强化。历史学家指出：“北宋统一王朝的毁灭是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从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而“两浙”则又成为“江南的核心”。无疑，江南文化保存和弘扬了中国文化的诗性精神。南宋之后所谓“柔风”渐起，实际上是南北文化碰撞、交汇与融合对江南文化诗性特质的激活、铸塑的表现，如对江南文化“柔美”特性的强化，这也正是古人在言及江南时，总是喜欢用“杏花春雨”和“小桥流水”来形容的一个原因，说的大多都是江南柔美多姿，柔情似水的诗性审美特征。这种情形反映在思维认知方面，也就是形成其“柔性”思维特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柔”，《辞海》的释义是：“‘柔’：①嫩也；②柔软也；③温和特性；④安抚，怀柔之意。”显然，“柔”不是“弱”的同义词，而是指主体的一种形态、方式、特征、风格的精神显现。有学者认为，在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很可能潜藏着一个“江南元叙事”的心理结构，其特点是注重展开以诗性审美为根本内涵，最大限度地摆脱、超越现实功利利害关系的审美活动，从而形成中国文化特有的“江南情怀”，或曰“诗意江南”的诗性审美形态。 可以说，在南北文化碰撞、交汇和交融中，江南文化的诗性品格发展得“最充分、最普遍。”而从明中叶开始，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一股要求个性解放，积极表现自我的浪漫主义文化思潮开始出现。李泽厚指出：“这种以心灵觉醒为基础，真实的提倡以自己的‘本心’为主，摒弃一切外在教条、道德做作，应该说是相当标准的个性解放思想。这对当时文艺无疑有发聩振聋的启蒙作用”。尽管资本主义萌芽最终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这股自发的浪漫主义文化思潮也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压制，但它对整个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影响，特别是对江南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说从清前期到中期，整个社会已经在不断聚集要求变革的呼声，那么，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则成为这种要求变革的一个思想发源地，如对社会变革发出强烈反应的，便是来自杭州的龚自珍。这位被称为“清代第一个站在独立的学者立场上以个人的思考为依据纵横议论时政的人物”，在哲学上把自我的价值，人的主体性，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把它看作是宇宙中唯一的、也是根本性的，可以衍生一切的“意志力量”，夫“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任癸之际胎观第一》）。在文学创作上，龚自珍把狂傲的自我个性，强烈的自由精神，与对国家、民族的前途的深沉忧患结合起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已亥杂诗》）这种激越的精神，既是他的诗歌创作的精神风骨，也凸显出江南文化激越的诗性一面。明清之际的思想变化，为江南文化诗性品格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客观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到近代，在中国文化整体性地遭遇西方文化冲击，出现了空前的意义危机而进入历史转型时期中，原先一向以“柔美”、“精细”、“坚韧”而著称的江南文化，反而能够对整个文化格局的变动作出迅速的反应，并强有力地激活自身，一举走到了时代的最前沿，成为引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最活跃的因子之一。这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江南文化承继了中国文化的诗性精神，承接了自身诗性审美特质的遗风古韵，并在现代的激活和转化当中，与现代中国人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紧密地对应，抒发出了现代中国人渴望心灵自由，追求精神解放，以及重建价值世界和重构意义世界的心灵情感。

显然，江南文化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只表现出它在与北方中心文化相对应中，总是处于弱势和边缘的态势有关，也不是和它善于在春花秋月中，品味、玩弄香消玉损的物哀和渲染、感怀男欢女爱的情殇有关，而是在自身的内部结构中，除了那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特殊元素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作为区域文化——母文化的基因成分，将自身独特的诗性品格深深地融化在江南区域人士的精神血肉之中，孕育了他们一种极具区域性特征，又具有与中心文化产生诗性对应、对接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意识，构成了他们认识世界，表现人生的一种最基本的，也是极具个性特征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从而使他们的精神活动，特别是文学艺术的创作，总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化、文学、艺术那种最感性、最唯美、最抒情的一个方面，并且使江南的自然景观、人文风情，以及所特有的审美气质和审美意识，总是能够对深受中华文明、文化熏陶的人士，形成一种永恒的心理召唤和审美感知。因此，江南文化是以诗性的——叙述、抒情为特征的审美品格，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并与北方文化那种以伦理的——叙述、抒情为特征的审美品格，形成一种对比鲜明的对应性与互补性的审美存在。

                                                            原刊于《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