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走350万条人命的刚果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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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屠杀引发另一场屠杀

说起发生在非洲的大屠杀,很多人立刻会想到“卢旺达”。

1994年,共有接近100万人,在卢旺达被屠杀。起因是“农民阶级胡图族”和“贵族阶级图西族”的民族(阶级)矛盾。两族究竟谁应当为屠杀负主要责任,至今还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但国际主流意见偏向于同情图西族。

胡图族战败后,其一部分武装力量逃到了临国刚果。

时任刚果总统的蒙博托,其个人感情十分厌恶图西族,对于投奔而来的胡图族(解放卢旺达民主阵线)相当宽容。而已在卢旺达建国的图西族,和还待在刚果的胡图族,经常发生武装摩擦。

1996年11月,蒙博托推行民粹主义政策,突然发布“驱除图西族”命令,而引起境内图西族的武装反抗。

此时,一直以反动党面目出现的刚果人卡比拉突然发难,迅速联系自己的好友,时任卢旺达总统的图西族卡加梅,与乌干达、布隆迪一道,组成联军,灭掉了蒙博托政权。

自此,大规模战乱开启,刚果人民地狱般的日子到来了。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卡比拉坐稳总统宝座后,突然发现这些请来的图西族人,好多打完仗后就不走了,赖在刚果非得谋个一官半职不可。那几个请来的外国军队,甚至还纠结人力,大肆掠夺占领区的贵重矿产。

1998年,卡比拉决定解除政府内图西族高官的职务,同时也要求卢旺达、乌干达即刻撤军。

这一下可是捅了马蜂窝,这些当年你请来“打天下”的雇佣军,刚刚拿钱拿到手软,现在就被你“过河拆桥”,怎么可能心甘呢?不到一星期,刚果境内的图西族再度叛变,于是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又组联军向刚果展开进攻。

数星期后,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乍得、苏丹等参战支持卡比拉,他们与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等国进行的“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战”,正式在刚果的土地上打响。

所谓“大屠杀”,其实是指在“刚果多国会战”中,正规军及武装团体杀害平民的严重暴行。

民族矛盾是地区动荡的根本矛盾

殖民时代之前,如按生活方式划分,图西族以畜牧、贸易居多,而胡图族多为农民。但是,两族间通婚一向极为频繁,无法单单从相貌、体态特征来区分其族群归属。

再者,社会地位的不同也往往与社会分工相适应,不能视为一个是压迫民族,另一个为被压迫。

因此所谓“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多系近百年形成的“新思维”。卢旺达境内山丘林立,有50万之多。传统上,人们只有家乡(即“来自何山丘”)观念,而不是强调归属哪个族群。这说明历史上卢旺达内部的民族隔阂与纠纷,远远不及媒体的夸大。本地人对教派、民族意识并非如此执着,即便偶有冲突,多能审时度势、适可而止。反倒是二十世纪以来,经外界挑拨、渲染、供应大量军火,才将矛盾扩大为毁灭性战争。尤其是比利时殖民当局的野蛮统治手段造成卢旺达上千万人口死亡,方使得胡图与图西两民族之间关系急剧恶化。

“灭族战”成了最高效的杀人机器

曾有一种说法,由于非洲各国部队的装备普遍较差,“炮弹不准”,常常有意外伤害平民之举。

然而这实际是无稽之谈,在刚果,所有的伤亡都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关,人们使用的是非常原始的武器:弓箭、刀具,以及略带“现代”气息的冲锋枪和手榴弹等。

有观察家指出:尽管媒体对如此大规模的伤亡事件尽量低调处理,与1994年卢旺达事件相比较,真正的种族灭绝事件其实发生在民主刚果。非洲问题专家斯科特·派吉的话很具代表性:“毫无疑问,刚果内战是世界上最糟糕、最血腥、最残忍的冲突,但它受到的关注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即便是在正规军撤出后,不同民族之间的战斗依然无法停歇。今天你占领我的地盘,明天我再反夺回来,但无论哪一方,在打下来地盘后都会尽快的洗劫和屠戮,“来来回回只是因为部落间的仇恨,这种复仇的野性谈不上任何道德意义,却能把人变成杀人犯、强奸犯和食人魔。 ”

复仇大屠城--刚果(金)伊图利省种族大屠杀纪实

2005年05月22日00:40新京报我要评论(0) 字号:T|T

2003年4月25日,乌干达军队缓慢地从刚果(金)伊图利省布尼亚撤出,这是国际停火协议的一部分,这项协议旨在结束该国长达5年的战争,这场战争有非洲的5支军队卷进来,导致了超过300万人死亡。

乌干达撤军在当地是一次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残酷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是恐惧没有因此结束,因为停火协议为在仇恨“滋养”下的种族屠杀者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刚果(金)拥有400多个部族,堪称世界之最,在长期的殖民统治和专制统治下,部族矛盾又夹杂了阶级和经济上的矛盾,不断加深。伊图利省的两个部族———赫玛族和兰杜族之间长期互不喜欢、互不信任。在殖民时期和专制时期,两部族仍能共存,维持相对和平,但乌干达军队于1998年因刚果内战而进入这里,打破了两个部族之间的脆弱和谐。

1998年4月3日,就在布尼亚以北40公里的地方,数百名兰杜武装分子接连洗劫了几个赫玛人的村庄,屠杀了大约1000名赫玛人。这次进攻由一个牛角号召集,前后不过2个小时。现场极其残忍,兰杜人把很多赫玛人的尸体剖开,用热腾腾的心脏和肝脏作自己的“盛宴”。然而,那次屠杀只是序曲,更可怕的即将发生。(为了保留记录的真实性,下文采用记者米勒的视角,运用第一人称,全文有删节———编者按)

兰杜人血洗布尼亚兰

杜人挨家挨户搜掠,他们踢开房门,把赫玛人从床上、从衣柜里、从床底下拉出来,拖到街道上枪毙。他们叫喊着:“所有赫玛人都出来,兰杜人已到来!”屠杀结束后,他们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游行庆祝,手上挥动着死者的胳膊!我是4月23日赶到布尼亚的,正打算前往1998年的屠杀发生地,追寻事件的经过,但是很快,我发现,另一起屠杀即将发生。

预料到了乌干达军队的撤退,赫玛和兰杜族数百名武装分子分别在布尼亚外围的山里聚集,赫玛的民兵在一个月前被乌干达军队击败后处于解散状态,但是兰杜族人还在不断地练兵,慢慢地接近城镇。最后一个乌干达士兵预计将于两个星期后的5月6日离开。到了那个时候,兰杜人会立即侵占城镇。而布尼亚居民中的赫玛人会成为“捕猎”的中心。每个人都预感到了大屠杀的迫近。在乌干达军队完全撤出后,兰杜武装分子准备血洗布尼亚,联合国派驻刚果的代表邀请兰杜族和赫玛族的领导人到布尼亚进行和谈。但并没有要求这些人把他们的武器交出来。

在我来到布尼亚的第四天,当兰杜部族的武装分子首次出现在街头时,我的平静生活结束了。他们昂首阔步走在大街上,在每个饭店前都要停下来,索取啤酒,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和子弹袋随意挂肩头。在日落之前,为数不多的兰杜民兵就占据了整个布尼亚,街道上再也看不到赫玛族的人,传说兰杜族民兵有个恶习,在太阳落山前,必定要杀死一个走在街头的人,将尸体丢弃在街道上,任由其腐烂。我的翻译约尼就是这样失去了父亲的。

在布尼亚,我结识的另一个朋友是乌干达军队的旅长科尔·卡伊拉将军,他是乌干达军队在刚果的总指挥。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正在布尼亚指挥自己的军队撤出刚果。联合国维和人员或许能给赫玛人提供一些食物,却不能拯救他们的生命。联合国没料到,正是乌干达军队的存在才可能阻止未来的大屠杀。必须承认,乌干达军队也绝非善类,但是只有他们才能成为赫玛人和兰杜人之间的“法律”。

卡伊拉将军说:“兰杜人就是野兽,他们没有良心,也不会忏悔。我有一个士兵曾被他们煮了吃掉,至于被砍头、肢解、割舌头的更是屡见不鲜。你说,联合国的大兵能对付这种人吗?“

来到布尼亚一个星期后,我发现街上的死人开始逐渐增多,一连三天,在我所住旅馆旁的水沟里都发现了被枪击毙或被大刀砍死的摩托车的士司机。因为这几宗死亡事件,我和让·皮埃尔逐渐熟悉起来。这个又矮又胖的人宣称自己是当地记者,他总是穿着一成不变的黑西装和蓝衬衫,手上提一个黑皮箱,里面装满各种尸体的照片。照片上的死者都是上次大屠杀的牺牲者,那些躺在棺材里的尸体有的内脏全被挖空了,有的无头缺胳膊,每张照片的售价是20美元。

第二天早上,在酒店旁的水沟里,我又发现了一具尸体,确切地说,那人还没有死,他的脖子上有大砍刀留下的深深的裂口,喉咙里还发出咕咕的声音。我忙着冲上去想抢救,皮埃尔却拿起相机急忙拍照,他边拍边说:“又是一个的士司机,美国人,如果你想买这张照片要30美元。”我气愤地瞪着这个冷血的家伙说:“为什么要30美元?”

他说:“先生,他还没全死呢!”一个晚上,我来到酒吧里喝酒,和我同桌的是两个来自南非、自称是联合国情报官员的家伙,他们开始讨论日益恶化的屠杀:“今天,一个妇女被奸杀了,就在她劳作的田地里,后来还被砍头了。”

 

我忍不住插嘴说:“是兰杜人干的吗?”两人一听到兰杜人这字眼,紧张得捂住我的嘴,悄声告诉我,以后在谈论屠杀问题时,用L代表兰杜人,用H代表赫玛人,因为现在兰杜人一经进入小镇,不知道在哪里潜伏,有可能连酒吧服务员都已经被收买,周围的人分不清属于L还是H,因此要格外小心。

再过几天以后,即便是傍晚时分在大街上单独走,也变得非常危险,兰杜人年轻的武装分子有用不完的精力,他们白天打了就跑,晚上闯进民居、抢劫财物、强奸妇女。在我离开布尼亚的前几周,晚上我已经无法入睡,枪声是如此频密,以至于我总是数着枪声捱到天明,每声枪声背后,很可能就是一个升空的灵魂。到了后来,我把随身物品装在一个背包里,放在床头,准备随时逃跑。再后来,我甚至学习萨达姆,每晚更换住宿的地方,且从来不告诉别人具体地点。

强烈的精神恐惧统治着小城,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对话、言谈中。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天空是铅色的,似乎要下雨,我坐在网吧里,给美国的朋友写信。连日来的恐惧和紧张,我已经不能写连贯的句子,只能想到什么写什么:“昨天晚上,20多声枪响,长步枪,比以往任何时候离我住的地方都近,早上有3个男人的尸体挂在树上,一具女尸被砍头了,又是在水沟里。这是我在‘天堂’中的第17天。”接着,我又开始给母亲写一封电子邮件,照例是:“妈妈,我很安全……”刚写完这一句,网吧经理粗鲁地关掉电源,冲我吼叫说:“快走,我们关门了。”我抬头看,店里所有顾客都起身离开,我也赶忙跟随。走到门口往外看,赫然发现街道上突然充满了兰杜人的士兵。

他们人数有好几百,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每个人身上都背着AK-47步枪,另外还有长矛,矛头是生铁打磨成的,非常尖锐。一些人穿着T恤和咔叽布裤子,脚上的拖鞋往往是两个颜色。更多的士兵是光着脚,身上只挂着几缕破布,勉强蔽体。我们一群人堵在网吧门口,不敢上街。我身旁的一个胖老头,脸上肌肉抽筋,眼神呆滞,从他那极度恐怖的表情我猜出,他一定是个赫玛人。在街上行军的部队偶尔喊着口号,有一句我能听懂———“是时候该你们还债了”。在窗户里看到最后一个士兵经过后,我们一群人发疯似的跑到街上,想跑回住处。谁知道,马上又跟过一群年轻武装分子,有人侥幸地说,那是赫玛人准备前来决斗的,但是,等他们走到跟前,我们才发现,他们还是兰杜人。

我们这群人突然被包围在街道上,几秒钟内,就有3颗子弹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转身就跑,身后的建筑物又留下一串弹孔。我强迫自己冷静,心想,也许趴下来装死会更好一些,但是,仿佛有魔鬼在推动我,我的双脚就是停不下来。街上乱成一团,很多人拼命逃跑,但子弹从他们背后穿过,那些持枪射击的人,脸上不时闪过诡异的笑容,如同黑夜里的一丝闪电。

死里逃生的我撞上了街边一间小屋的门,门呼地开了,一个穿着黄色裙子的妇女抓着我的手说:“你最好藏起来,你在这里太危险了。”边说边把我拉进房间。这是一套很小的民居,客厅漆黑,所有窗户都拉上窗帘,沙发上坐着几个女人,她们都很漂亮,穿着颜色鲜艳的裙子,我还闻到了法国香水的味道,显然是有钱的赫玛人。门外,是枪声和屠杀者的笑声。救我一命的女人对我说:“别害怕,这种事情总是发生。”她看到我的双腿在不停颤抖,笑着说:“你很害怕吗?我去给你倒一杯热茶。”

我在房间里呆坐了20分钟,头脑里全是刚才死里逃生的片断,在我的脚下,两个小孩像小猫一样爬在地上玩。无论门外的枪声有多猛烈,这两个孩子都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大门突然被撞开了,我倒吸一口冷气,心想,死期将至。但是当我看清来者是谁时,我从沙发上跳起来,紧紧拥吻他,他是约尼,我最亲爱的翻译———一定是我在天堂的老祖母把他给送来了。约尼对我说:“我搞到一辆摩托车,我们快走吧!”枪声稍微平息,我们冲到街上,我顾不得看满地的尸体,只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辆红色的本田摩托车,那是约尼从一个摩的司机那儿借来的。我赶快跳上后座,约尼瞬间发动了引擎……一个星期以后,我的一位同事,也是一个美国记者,就是在那条街道上被子弹射穿了脑袋。我前所未有的诚心感谢上帝,也感谢那个我不认识的、穿黄裙子的女人。

3天以后,也就是5月6日,乌干达军队彻底从布尼亚撤出,就在当天下午,兰杜人袭击了镇上的天主教堂,屠杀了10个人,包括教堂的神父,他也是我的朋友。我感觉到,一只魔爪即将卡在我的脖子上,我急忙联系卡伊拉将军,希望他能安排一架飞机送我到卡帕拉———乌干达首都。我开始为周围的人担心———旅馆的服务生、街头卖香烟的小男孩,几天之内,他们会不会横尸街头呢?我最担心的是约尼,临走前,我留给他几包香烟、一本法英词典、身上所有的现金和一连串的祝福。他对我说:“放心吧,我会活着,我还要学英语呢。”

 

卡伊拉将军坐在机场的树阴下,看着他的手下把剩余装备运上飞机或卡车,他脸上的表情沉重而疲倦,当最后一个士兵登上运输机,将军挥挥手,带我坐上一架双引擎小飞机,将军亲自驾驶,我是惟一的乘客。当飞机在空中盘旋,我俯瞰布尼亚小城,看到城郊进城的路上,兰杜人成群涌来,像蚂蚁一样朝小镇进发。

接下来的几天,兰杜人挨家挨户搜掠,他们把脸用油彩涂得漆黑,踢开房门,把赫玛人从床上、从衣柜里、从床底下拉出来,拖到街道上枪毙。他们叫喊着:“所有赫玛人都出来,兰杜人已到来!”屠杀结束后,他们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游行庆祝,手上挥动着死者的胳膊。

赫玛人卷土重

赫玛人重新夺回布尼亚后,他们开始抢掠被兰杜人抢走的东西,开始屠杀兰杜人的男人,强奸兰杜人的女人。兰杜人曾经是魔鬼和刽子手,可是今天,赫玛人取而代之,来来回回只是因为部落间的仇恨,这种复仇的野性谈不上任何道德意义,却能把人变成杀人犯、强奸犯和食人魔!

5月12日,对赫玛人而言似乎有一些希望,其他城镇的赫玛民兵赶来救援,突破了兰杜人的防线,重新夺回布尼亚。当赫玛人完全控制城镇后,他们开始抢掠被兰杜人抢走的东西,开始屠杀兰杜人的男人,强奸兰杜人的女人。5月15日,美国派来的雇佣军要用直升机把在布尼亚的传教士和教堂工作人员救出,我跟随他们的直升机,再次前往布尼亚。

一下飞机,我就冲向机场附近的联合国驻地,一个新闻官员接待了我,警告我不要到处乱跑,因为街道上的情况非常危险。傍晚时分,我终于找到一个人,肯带我到市镇里看一看,那是联合国的一个运输工,最近都在忙着搬运维和士兵的武器装备。我们开车出发了,他要我做好心理准备。最先经过的是我曾经住过的一个小旅馆,门完全被撞拦了,停车场上堆满垃圾,6个年龄不满15岁的小孩蹲在停车场正中抽烟,膝上都放着一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

随后我们来到小镇的命脉,最重要的街道,也是那条我曾经差点丧命的街道,我的心不断下沉:所有商店都被抢掠过,门被砸烂,窗户上全是弹孔,不断经过尸体。现在街道被年轻的赫玛民兵控制,他们成群在街上悠荡,穿着过于肥大的夹克、T恤和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牛仔裤。街上的破败情景并没有让他们愤怒,反而他们说着笑话,不时哈哈大笑。有些人还从商店里继续抢掠兰杜人来不及抢走的东西。

发生激战时,很多平民逃离住所,跑到联合国驻地的大门外祈求保护,但是发现大门是紧锁的,不让他们进去。很多人更试图爬铁丝网进入,一个绝望的妇女把怀里的孩子扔过铁丝网,自己想攀墙而过,但是,他们发现,尽管被剐得遍体鳞伤,他们还是无法进入。后来,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他们用大石头砸开了联合国驻地的大门,群拥而入。

人既然进来了,维和人员只能迅速分发塑料帐篷安置这些人,最后有4000平民居住在联合国驻地。各种援助机构,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乐施会、德国的非政府组织AGG向他们发放高蛋白饼干和干净的饮水。城市中的食水供应系统已经被兰杜人破坏,疟疾正在散播。因为所有旅馆都被破坏,并被武装分子占领,我只能在联合国驻地过夜。那里异常拥挤,记者团只分到一小块地盘,周围围了一小圈铁丝网。我们搭起帐篷,打开睡袋,铁丝网的对面,几个中年妇女升起炭火煮米饭,一群小孩在旁边玩。

在我准备睡下时,我发现一个男孩正透过铁丝网盯着我看。他的眼神空洞而冰冷,那绝不是善意的眼神。他们吃的东西非常有限,可是在我的背包里却有军方配给的卫星电话、电脑、发电机、水、肉罐头、奶酪、咖啡机、酒、巧克力和香烟。

我感到无比羞愧,只能低下头,钻进睡袋里。第二天清早,我意外地在驻地里看见约尼,我狂呼他的名字,他看到我后,激动地飞奔过来,紧紧抱住我。原来,他也到这里避难了。他说:"情况很糟糕,我不能回家,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抢光了。"那么我留给他的现金和香烟最终还是落到了兰杜人手中。兰杜人进城的第一天,他躲在市场里没有回家,因此逃过一劫,当天晚上,他邻居的赫玛人都被枪杀了,第二天,尸体就被扔在路上。约尼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他的眼睛又红又肿,呜咽着说:“我亲眼看见了,以前我从来不相信,他们杀了一个老人,把他的心挖出来吃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以前还不相信……”

维和人员在联合国驻地对面一所空置的房子里设立了临时医院。在一张脏兮兮的床垫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名叫妮玛,她已经失去知觉,身体却不断抽搐。在兰杜人进城的第一天,妮玛恰好在诊所里生孩子,恰在孩子接生后,一枚迫击炮弹击中了诊所房顶,孩子幸存了,但一大块混凝土块砸在妮玛头上。我盯着她看了5分钟,难以理解,就这样,她还能生存,她的嘴唇不停抽动,两颊的肌肉抽搐着,身体也在不断扭曲,仿佛正在噩梦中挣扎。一个医生走过来对我说:“是你的朋友吗?不用看了,她已经没有意识,活不了几天了。”

尽管有很多人,无论是死的还是伤的,都可能比妮玛更惨,但是妮玛的样子总是萦绕在我脑海里。我每天总是找任何机会去医院看望她,也许是奇迹,她始终没有死去。因为妮玛,每当看到街上走过的、扛着枪的半大少年,我的心里会升起无比的憎恨。妮玛已经成了我痛恨这些杀手的根源,无论是兰杜人还是赫玛人。兰杜人曾经是魔鬼和刽子手,可是今天,赫玛人取而代之,来来回回只是因为部落间的仇恨,这种复仇的野性谈不上任何道德意义,却能把人变成杀人犯、强奸犯和食人魔。

 

我在联合国驻地认识一个刚果人,他曾经是贵族、富翁,后来家产被抢光了,自己还差点被兰杜人的长矛戳死。他对我说:“你知道刚果需要什么吗?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把所有兰杜人和赫玛人全部杀光,把这一代人全部消灭,他们现在已经比野兽还可怕,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

当地的孩子对尸体有特殊兴趣,经常能听到一个孩子喊:“那边有尸体,快跟我来。”其后会跟着一大群小孩。这天,在联合国驻地附近的一条水沟中又发现一具尸体,孩子们蜂拥而至,快到跟前时,我就闻到了浓烈的尸臭并看到成群苍蝇。但这些都不是让孩子们最兴奋的,他们围观的焦点是,那具尸体的下半部分已经被狗吃掉了。

刚果人似乎注定苦命,他们的耐受力和生命力是惊人的,在驻地,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母亲因为失去孩子而痛哭。一个男人向我描述,几个兰杜人将他6个月大的孩子抛向空中,然后用大砍刀砍成两半,他剩下的几个孩子也都被屠杀了,说这些时,他那么平静,就好像在说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战争和死亡伴随着刚果人的生活,在那次街头枪战中,曾救我一命的、穿黄裙子的女人说过:“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到今天,我才更深刻地理解到,这个简单句子的可怕内涵。战争和死亡天天都发生,疾病和饥饿都成了次要的问题。

我又想起了约尼和妮玛,想到这个我刚刚建立起感情却随即被摧毁的城镇,一切毁灭是为什么呢?不是为了战争、不是为了高尚的牺牲、不是为了正义和真理,一切合适的理由都没有,只是为了复仇和对权力的欲望。无数人死去,他们死得不仅无辜,而且无谓。当天晚上,我梦见乘飞机回家了,布尼亚———我永远不想再回来。

后记:2003年的夏天,作为美联社的记者,米勒又多次重回布尼亚。6月,欧盟决定派遣一支11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来到布尼亚。这支军队执行“凡是开枪即枪毙”的原则,很快控制了局势。人道组织随后进驻,带来了食品和医药,使上千人重返家园。2003年7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维和士兵有义务保护冲突地平民的安全。到2003年11月为止,联合国已增派了4300名士兵。布尼亚得到了暂时的平静,但是偏远地区的赫玛人的村庄仍然不时遭到洗劫和屠杀。(原作:Bryan Mealer 编译:潍)

先是大独裁者走“党国合一”路线

1960年,民主刚果独立。

然而,“开国之父”卢蒙巴在位不及4个月,即在一场美国中情局与蒙博托联合设计的政变中被俘致死。

蒙博托主政后,一方面冒充自己是“卢蒙巴的后继人”,另一方面,透过独裁手段,敛取巨大国家财富于私囊。其执政32年中民不聊生,自己却乘坐包机周游世界。

在政治上,军人出身的蒙博托认识到了多党制的“危害”,并想从根本上铲除这种危害。于是,他把刚果打造成了非洲大陆非常典型的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国家。蒙博托甚至曾发誓:“只要我活着,刚果就不会有第二个政党。”

刚果(金)政治体制的演变(节选)

2004年12月01日00:56《西亚非洲》我要评论(0) 字号:T|T

政党政治的演变

政党是刚果(金)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独立至今,刚果(金)的政党政治经历了数轮多党制和一党制的演变,但除了蒙博托创建的人运曾经在刚果(金)的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且存在时间较长外,刚果(金)几乎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政党。

刚果(金)独立初期实行多党议会政治,在国家独立前夕成立的100多个政党中,有十几个政党在独立后获得了全国议会和省议会或多或少的席位,从而拥有了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发言权。然而,在这些参政的政党和所有在野党中,除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具有一定的国民代表性外,其他各政党大多以不同的族体为基础,代表不同族体的利益。这种族体意识浓厚的政党政治是刚果(金)独立初期中央政府频繁更迭、地方分裂倾向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1965年,蒙博托通过发动军事政变登上刚果(金)政治舞台。军人出身的蒙博托认识到了多党制的危害,并想从根本上铲除这种危害。1967年,蒙博托创建了人运。1970年,蒙博托通过修订宪法,从法律上确定人运为刚果(金)惟一合法政党及惟一最高权力机构,从而使刚果(金)走上一党制的政治发展模式。这之后,刚果(金)的立法、行政、司法体系全部纳入人运的组织体系之中,成为非洲大陆非常典型的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国家。然而,蒙博托的一党制统治并没有真正消除威胁其统治的各种政治隐患,反倒是蒙博托的专制独裁统治日益激发起各种各样的反政府活动。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与加剧,刚果(金)出现了不少反蒙博托政权的组织和政党,这些组织和政党多数在国外活动,少数在国内活动,其中齐塞克迪领导的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及卡比拉领导的人民革命党是在刚果境内活动的两个主要反对党。按照当时的宪法,人运之外任何党派的活动均属反革命行为。蒙博托甚至曾发誓:“只要我活着,扎伊尔就不会有第二个政党。” 事实是,刚果(金)不仅有了第二个政党,而且有了无数个反对党,尽管它们的势力非常弱小。

1990年5月,蒙博托迫于国内外压力宣布结束人运的一党制统治,实行有限多党制,即在人运之外,允许另外两个政党合法存在。10月,蒙博托又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宣布取消有限多党制,实行无限多党制。这之后,形形色色的政党应运而生,到1991年下半年已有各种政党200多个;蒙博托政权垮台前大大小小的政党更是多达400多个,成为非洲大陆政党最多的国家。在这些新成立的政党中,绝大多数为反蒙博托政权的政党,有少数为亲蒙博托的政党。同独立初期成立的众多政党一样,新一轮多党民主浪潮中涌现的政党也多具有浓厚的族体和地域色彩。根据各党派的意识形态划分,所有政党基本上可分为总统派和反对派两大阵营,两大阵营之间保权与夺权的斗争异常激烈,从而导致刚果(金)政局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再次出现剧烈动荡局面。

卡比拉依靠武力夺取政权后,曾颁布总统令,规定只有他领导的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为合法政党,其他政党一律不得进行任何活动。然而,在与蒙博托独裁政权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反对党并不畏惧卡比拉的权威,它们把原先指向蒙博托的斗争矛头又转向了压制民主的卡比拉政权。在反对党的压力下,卡比拉政府不得不于1998年1月宣布取消党禁,但对政党的登记注册规定了许多繁琐苛刻的条件,因而卡比拉在位期间,刚果(金)政党的活动并不活跃,尤其是内战的爆发进一步制约了政党活动。2001年1月卡比拉遇刺身亡后,继任的小卡比拉致力于民族和解与国家统一,努力寻求与国内各政治团体和党派的对话渠道,从而使国内的政党活动重趋活跃。2002年底,在内政部注册登记的政党和政治团体共有200多个。2003年7月,刚果(金)组建成立由国内各政治派别共同参与的联合过渡政府,标志着刚果(金)走上了新一轮多党政治发展之路。

推翻独裁者,却迎来“父子皇帝”

朗.卡比拉,亦是刚果国父卢蒙巴的“追随者”之一。其曾经连续20年“造反”,却没有扳倒蒙博托。

1977年,老卡比拉的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折。他就读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与同为校友的后来成为乌干达总统的约韦里·穆塞韦尼、后来成为卢旺达总统的卡加梅结为好友。

后来,就如同第一段描述的一般,老卡比拉带着同学的部队,把独裁者蒙博托打跑了,独揽国家大权。但当同学之间“反目成仇”后,老卡比拉又在连续的战争中,被刺杀了。

不过老卡比拉留了一手棋:在他依靠武力夺取政权后,曾颁布总统令,规定只有他领导的解放刚果民主力量联盟为合法政党,其他政党一律不得进行任何活动。

老卡比拉死后,他的儿子约瑟夫·卡比拉上位了,在刚果最初举行的几次选举中,小卡比拉还不到35岁,而35岁是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最低年龄。刚果议会为此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将总统最低年龄的限制降至30岁,并将选举延期举行。

而小卡比拉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不满40岁的总统。…[详细]

欢天喜地搞大选,轰轰烈烈闹暴动

2006年6月30日,刚果举行了46年来的首次多党民主选举。

整个过程耗资4亿5千8百万美元,由联合国组织、监督进行。这也是联合国成立以来从事过的规模最大、操作最复杂的助选行动。由1万7千6百人组成的国际部队保证选举在和平、有序的形势下进行。

新闻中有这样令人动容的一幕:一位刚果妇女含泪说:对我们来说,今天是历史上伟大的一天,我很激动。这是一个转折点。现在我们又可以为我们的民族感到骄傲,自豪了。

全球最年轻首脑排行出笼

2008年04月02日01:06中国新闻网我要评论(0) 字号:T|T

核心提示:俄《生意人报》日前制定了一份全世界前10名最年轻民选领导人排行榜。位居榜首的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不满40岁的总统--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卡比拉。

中新网4月2日电 据俄新网报道,在对世界各国现任首脑的年龄进行比较后,《生意人报》制定了一份全世界前10名最年轻领导人的排行榜。但排行榜只对民选领导人进行了统计,而继承王权的国王不在此列。

位居榜首的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不满40岁的总统--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卡比拉。在刚果最初举行的几次选举中,卡比拉还不到35岁,而35岁是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最低年龄。刚果议会为此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将总统最低年龄的限制降至30岁,并将选举延期举行。

榜上排名第二的是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萨卡什维利在2008年格鲁吉亚总统大选前2周过的40岁生日。而在第一次当选总统时,他是欧洲最年轻的总统。

第三位是多哥共和国总统福雷·纳辛贝。他在执政38年的父亲纳辛贝·埃亚德马去世后接任了总统职务

新当选俄罗斯总统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今年42岁,没能进入前三名,排在2名非洲国家首脑和格鲁吉亚总统之后,成为第四名。

而位居第五的也是一名非洲国家首脑--甘比亚共和国总统叶海亚·贾梅,他仅仅比梅德韦杰夫大4个月。1994年无血的武装政变之后,贾梅掌权,1996年再次当选连任总统。此后,他又先后2次连任。

第六、第七、八和第九名分别是拉丁美洲国家的总统。

此外,欧洲国家领导人也是榜上有名。马其顿总统茨尔文科夫斯基今年45岁,他30岁的时候就出任总理一职。

但这位刚果妇女的眼泪还未风干,首都金沙萨的街头就枪声大作、装甲车轰鸣,现任总统小卡比拉和副总统本巴的卫队及支持者们大打出手。起因正是本巴怀疑小卡比拉在选举中作弊了。两方的战斗持续经年,时常传来“死亡过百”的新闻……

结语:

民主刚果“暴力选举”的现实,和泰国黄衫军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国家的确具备了民主制度,但总有某个超越选民的阶层,习惯性的用暴力推翻票选结果……但毕竟联合过渡政府已建立了,多党政治也是必然之路。继续走下去,民主刚果总有“名副其实”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