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甫臣：怀念《工人日报 》为工人说话的老社长--陈用文

怀念《工人日报 》为工人说话的老社长--陈用文
胡 甫 臣
用文同志的儿子电话上告诉我，他爸爸去世了，说他妈妈嘱咐他一定要通知我。用文同志生前同我们家通电话时，声音总和他在《工人日报》工作时一样的哄亮，我们一家都为他的健康高兴，想不到他还差半年满90岁却走了，使我们全家都有了不该惊异的惊异 。
用文同志长我六岁，我又一直未在他领导下工作过，1953年，我从地方上中南工人出版社调来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时，出版社的社长是陈希文。我第一次在全国总工会开会碰到陈用文同志时，曾冒昧地问他，希文同志你们是哥俩吗？他笑着亲切地告诉我，你问这个呀，我们从延安起就不是哥俩胜是哥俩了。所以我和用文同志第一次见面就不生疏，就很亲切。
他们家为什么会常常叨念着我的名字，原来他这个领导人，毫无领导架子，我和他便自然有了一种特殊的同志友情。一来，我先调来北京，我妻子调来北京就被他要到《工人日报》去了；出版社和报社就像亲兄弟一样，在全总开会常常碰面，每次相见我们都要聊几句。有一次闲聊的时候，他说听希文讲，你那个编辑室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斯大林全集都未出版的时候，就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会》《列宁、斯大林论工会》，这对中国工会干部按马列主义办工会很有用处呀；听说你主张工会的出版社要为工人阶级竖碑立传，这也很好嘛；我们《工人日报》要为工人说话，我们两家合作干吧！这对我起了很大的鼓劢作用，我们第一编辑室（工会工作编辑室，我当时是编辑室主任），除翻译出版了一套苏联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丛书外，也出版了一套中国劳动模范丛书，还出版了一套中国工运史上著名工运烈士丛书。我们社的文艺编辑室又出版过一套影响很大的革命家回忆录。用文同志这话可说是老一辈工会工作者对我这个工会新兵从侧面的帮助和鼓劢，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58年工会第三次党组扩大会不公正地批判工会主席赖若愚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把用文同志作为赖若愚的五虎上将之一进行大会批判。我当时曾说服赖若愚为他编辑出版过一本他的工会论文集，我还自呜得意，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本工会论著。运动一来 ，我们出版社有人贴出一张好长好长的大字报，说我是赖若愚的小爬虫，要把我也作为批判对象。我看到我们社长陈希文也在看大字报，很快他就来电话要我去他办公室一下。我想，很可能要我去谈怎样处理大字报提出的问题了。谁知他温和地叫我在他桌前坐下，从酒精灯上取下煮咖啡的小壶，一边给我倒了一杯，又把糖缸推给我，一边说，这是我亲戚刚从印尼寄来的，你自己放糖吧，不放糖你还不会喝。是的，我已喝过他多次咖啡了。他看着我放糖，问我看过大字报没有？我说一贴出就有人叫我去看了。他也开始坐在他椅子上，轻言细语对我说，你可要沉住气哇，不要随便大包大拦出来检讨 。如果有人揪住你不放，书是我签字出版的，要检讨也该我去。告诉你，用文连我也打了招呼，他的事是他的事 ，叫我也别去掺和 。
当时在热火朝天的斗争高潮中，这事虽然我连家里都未说 ，但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不但从心里感谢希文同志，认为他是个真正的*员，敢负责任，敢保护干部。我也深深地感到希文用文真是：不是兄弟胜是兄弟！用文同志是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出身；希文同志是在国外大学毕业的归国华侨。他们出身不同却完全俱有真正的革命友情，真是同志加朋友啊！
后来，全总精简机构，撤消工人出版社，人员调往四个省支援地方。希文同志调到贵州任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我和一部分同志留在了《工人日报》。但此时用文同志已在《工人日报》脲务九年后含冤下放去宁夏一个军马场为解放军养军马去了。一到《工人日报 》，他曾对我说的“为工人说话”的气氛就感到十分浓厚。报社老同志告诉我，为工人说话是陈用文同志当社长的时候就树立起来的老传统了。当年的《工人日报》，“读者来信”专刊是每周出一个整版。有厂长对我们记者开玩笑讲，我每天进厂看第一张报就是看你们《工人日报》，看你们批评我们厂怠慢工人没有？这说明即使没有批评到他，他也会引起警戒的，这可见当时的《工人日报》为工人说话在社会上的威信。办报之初，李立三、陈用文等领导就提出《工人日报》首先应成为工人的喉舌，只有当好工人的喉舌才能作为全总领导工人的工具。我在报社工作几年，好像时时都在我耳边呜响着他这句话。
我们报社由副总编辑*流值夜班主持第二天的报纸，我第一次上夜班前，总编辑耽心我没有经验。要我去《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 》上两天夜班 ，实习一下。青年报的同志说，你还是先当我们的先生，把你们为工人说话的经验介绍给我们吧。可见兄弟报社之间，也都认为这是我们报的特点。对外发行的《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爱泼斯坦，认为《工人日报》有那么多工人通讯员，报上刊出那么多工人来信，刊了那么多批评不关心工人的官僚主义的稿件，这张报专为工人说话，为工人搭台让工人唱主角，我走过好多国家都未见过，这就是中国报纸的特点嘛。他特地派记者来要我为他们写一篇报纸是怎样为工人说话的。
好多年过去了，工会系统批判李立三和赖若愚的两大政治运动都澈底平反了，用文同志的右派帽子也改正了，回京当了全总的顾问。他的工作岗位已离我们远多了。但我们也老了，我老伴生病住院，他还亲自去探视。我离休后读了一些党史书籍，写了一篇对刘少奇的再认识的读书笔记，将近一万字了。我寄给他请教，他照样有求必应。他仔细看后，打电话给我提了很好的意见，令我十分感动。他还仔细问我还送那些同志看过，我告诉他送给康永和、顾大椿同志看过，他们都给了我一些鼓励。永和同志对关于工会组织武装的材料，他说他当过我国工人自卫旅政委，却有好多情况他都不知道，给我写了好长一封信，还说如他需要时 ，希我能去谈谈（后来未来叫我）。大椿同志问我是否可让他送给现在岗位上的全总领导同志看看，他说少奇同志的工会工作经验太丰富了。我说你现在也还是我领导，你觉得有必要，当然可以（不知他后来送给他们没有）。但用文同志也从爰护我出发，提醒我如要发表，要特别特别慎重。他受的冤曲太大了，我不能再苛求他仍应和办《工人日报》时那样虎虎有生气。他对我的忠告，我能理解，我十分感动。
参加告别仪式，我找全总治丧处，说我们家要送一个花圈，希望写上：工人出生的知识份子，为工人说话的楷模。他们说不合规矩，后来同用文同志儿子商量，他同他母亲商量，她母亲说这很合适，要你爸爸的知心朋友才能提出这样好的意见。经请示全总才同意了。仪式上果然在显著地位单独挂出了。
五柳村2007年12月6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