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论毛泽东外交中的革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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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外交中的革命主义 李优坤 潘娜娜 2010年09月30日08:42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论毛泽东外交中的革命主义--中国共产党新闻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的遏制、封锁使得毛泽东时期外交中一直存在着革命主义因素。虽然，毛泽东外交中的革命主义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在当时情况下，其维护了国家安全，发扬了国际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下了基础，具有积极的意义。
毛泽东外交中革命主义的表现
毛泽东外交中的革命主义主要是指毛泽东时期外交中所包含的革命主义成分。有学者认为，从新中国诞生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就具有了鲜明的革命特色，具有和“帝国主义”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城市反革命力量中心”进行“不妥协斗争”的立场。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尽管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但毫无疑问包含着革命主义冲动。
不过比较而言，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外交中革命主义因素的影响更为深远。中苏的多次论战，让世界各国了解了那一时代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拥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激情。中国学者也认为，1958年，全力推行和平共处外交的周恩来总理卸任所兼外交部长职务，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是中国从和平外交到革命外交战略转变后的一个具体体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达到了顶峰。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得到扩大。1965年毛泽东断言，“当前世界革命今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加上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支持亚非拉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则标志着中国外交已经深陷“革命主义”的迷雾之中。
毛泽东外交中革命主义产生的原因
国际环境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遏制、封锁，甚至军事威胁，使得中国的安全环境无比险恶。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对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保持高度警惕，试图用革命和斗争的方式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革命因素始终不能脱离毛泽东的心头。
中苏分裂对中国外交中革命主义因素的增强起到了重要作用。中苏分裂，特别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否定与斯大林有关的苏联社会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和中共当时遵循的所有理论的背叛”。而且中苏的分裂和论战，也让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感到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靠不住的。加上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决心以中国的力量让新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新中心”。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历史巅峰后，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或民族解放运动也在同一时期掀起了高潮。具有革命热情，并对第三世界相似经历一直持同情态度的毛泽东，进一步激起了要在第三世界掀起新的革命高潮、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愿望。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新中国外交的“外张力”，也就是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外交出于革命本能而对“境外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并“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在中国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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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的遏制、封锁使得毛泽东时期外交中一直存在着革命主义因素。虽然，毛泽东外交中的革命主义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在当时情况下，其维护了国家安全，发扬了国际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下了基础，具有积极的意义。
毛泽东外交中革命主义的表现
毛泽东外交中的革命主义主要是指毛泽东时期外交中所包含的革命主义成分。有学者认为，从新中国诞生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就具有了鲜明的革命特色，具有和“帝国主义”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城市反革命力量中心”进行“不妥协斗争”的立场。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尽管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但毫无疑问包含着革命主义冲动。
不过比较而言，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外交中革命主义因素的影响更为深远。中苏的多次论战，让世界各国了解了那一时代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拥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激情。中国学者也认为，1958年，全力推行和平共处外交的周恩来总理卸任所兼外交部长职务，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是中国从和平外交到革命外交战略转变后的一个具体体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达到了顶峰。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得到扩大。1965年毛泽东断言，“当前世界革命今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加上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支持亚非拉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则标志着中国外交已经深陷“革命主义”的迷雾之中。
毛泽东外交中革命主义产生的原因
国际环境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遏制、封锁，甚至军事威胁，使得中国的安全环境无比险恶。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对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保持高度警惕，试图用革命和斗争的方式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革命因素始终不能脱离毛泽东的心头。
中苏分裂对中国外交中革命主义因素的增强起到了重要作用。中苏分裂，特别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否定与斯大林有关的苏联社会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和中共当时遵循的所有理论的背叛”。而且中苏的分裂和论战，也让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感到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靠不住的。加上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决心以中国的力量让新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新中心”。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历史巅峰后，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或民族解放运动也在同一时期掀起了高潮。具有革命热情，并对第三世界相似经历一直持同情态度的毛泽东，进一步激起了要在第三世界掀起新的革命高潮、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愿望。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新中国外交的“外张力”，也就是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外交出于革命本能而对“境外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并“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在中国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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