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一大带来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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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冲及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这次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举行。它是中国国民党（包括它的前身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三十年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大会开幕的当天下午，在孙中山讲述中国的现状和国民党改组问题后，宣读了大会的《宣言》稿，提交会议审查。二十三日，孙中山对大会宣言作了说明，强调以后的革命和以前不同。他说：
“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
这个大会《宣言》，是由鲍罗廷起草，经瞿秋白译成中文，汪精卫润色，最后由孙中山审定的。《宣言》对孙中山历来提倡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重新作了解释。对民族主义，《宣言》指出它有两方面的内容：“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民权主义，《宣言》强调：“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并且指出：这种民权，只有民国的国民才能享受，而必不能把这种权利授于反对民国的人，也就是“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对民生主义，《宣言》指出两个最重要的原则，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并且强调：“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宣言》作了这些论述后，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国民党之三*义，其真释具如此。”也就是说，除此之外，都不是三*义的“真释”。
在《宣言》中，孙中山把反对帝国主义放在异常鲜明突出的地位，并且提出三项关键性的措施，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讨论过程中，宣言审查委员会曾将宣言“对外政策”项下的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些具体内容删去。孙中山得知后十分生气，坚持要恢复这些条文。他临时在大会上作了一篇情绪激动的发言：
“本总理主张应当把这三件大事大书特书，然后本党此次的改组才有意义。本党革命的目的，第一步在求中国的自由独立以实现民族主义。我们笼统的说，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自由独立，大家尚不感觉有什么顾虑。一说到要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大家深恐得罪了帝国主义，便战栗恐慌起来了。大家想想，中国民族不能自由，是由于什么原因？不能独立又是什么原因？难道说，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民族的束缚不解除，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可以自由？可以独立？”
“现在因应帝国主义来谋革命的成功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
孙中山作了这番讲话后，要求将是否将这些内容加入政纲中付诸表决。结果，全体举手一致通过，连原来反对的人也举了手。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实现。但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尽管孙中山是坚决的，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抱着怀疑以至反对的态度。会议的最后第三天讨论章程审查报告时，果然又发生一场风波。广州代表方瑞麟发言说：“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在第一章第二条之后增加一条，文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 他的意思，就是不容许共产党员在保留原有党籍的条件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接着，有十人以上附议。李大钊立刻登坛发言，作了回答。他说：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我们认定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
“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
李大钊发言后，不少代表也发言反对方瑞麟的主张。廖仲恺说：“对于方君之提案表示反对。”“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汪精卫发言说：“曩者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诸君都是无政府党，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大会执行主席胡汉民也不赞成方瑞麟的意见。毛泽东提议：“请付表决。”举手结果，方的提案被否决。
大会最后一天，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名单。这个名单是由孙中山亲手写下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的态度一直十分坚决。他在这年十月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他甚至说：“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胡）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革命委员会），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汪）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 廖仲恺等也做了许多推动工作。而中国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地为实现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运动而努力。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得到陈独秀的赞同。鲍罗廷甚至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当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充当“苦力”。这些说法尽管失之过于天真，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国共两党的合作确实为国民党注入前所未有的新的生命力：
第一，在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民族*革命纲领，集中体现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辛亥革命在建立巨大历史功勋的同时，最大弱点是没有能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政治纲领。国民党一大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蔡和森评论道：
“国民党以前的态度是犹疑的，尤其是反对帝国主义。当（*）第三次大会时，我们党中央移广东，公开发表宣言，国民党尚恐怖，简直不愿意我们的党公开发表政治主张，另方面广东离香港太近。但改组后就确定了正确的反帝国主义之纲领，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从来所未有的。”
国民革命军消灭陈炯明残部的两次东征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都是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中行进的。它所以能受到各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并取得以往不曾有过的巨大胜利，原因首先在于它有了这样一个符合中国近代国情和民众愿望的政治纲领。
第二，促进了广东工农运动的高涨。国民党改组后，成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工人部部长是廖仲恺，他的职务很多，这项工作实际上由工人部秘书、共产党员冯菊坡负责。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都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创办的农*动讲习所，第一期主任是彭湃，第六期主任是毛泽东。孙中山就是在农*动讲习所第一期毕业典礼讲话中公开提出“耕者有其田”这个主张的。广州革命政府采取了不少保护和支持工农的政策，广东的工农运动出现蓬勃高涨的新局面。一九二四年七月，在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抗议英法当局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斗争持续一个多月，终于取得胜利。彭湃的家庭是海丰的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 他却从一九二二年起就开始在家乡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实行减租，得到当地农民的信任和爱戴。到这时，广东各县农民已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向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开展斗争。广东的工农运动，直接影响到邻近的湖南、江西等省工农运动的高涨。没有这个条件，北伐战争是很难顺利发展的。粤军重要将领张发奎这样回忆他当时的感受：“国民党人并不关心工农运动，当共产党人下基层工作时，国民党人忙于向上攀爬。我同情共产党，相信他们所作的工作会刺激与鼓舞国民党。对*党员，我印象甚好，因为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伤害我们国民党的证据。”
第三，训练了一支党军。孙中山历来重视军事工作，但长期以来他总想利用原有的现成军队，而这些军队常常不能遵照他的革命主张去做，所以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孙中山会见时向他建议：“创立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国民党一大决定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亲自任总理，最初准备由程潜任校长，后来改派曾往苏联考察的粤军参谋长蒋中正（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何应钦任总教官，苏联派来的红军将领加伦等为军事顾问。这年十一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个军校的重要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周恩来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后逐步推广到广州革命政府其他军队中去。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说过：“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军校的学生来源从全国选拔，不少人是共产党组织来的。徐向前、陈赓、左权、许继慎、蒋先云、王尔琢、周士第、宣侠父等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这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五十六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国民党以后的高级将领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郑洞国、侯镜如、黄维、王敬久、孙元良、李默庵、黄杰等也是这期的学员。苏联派来军事教官，给了一百万卢布作为黄埔军校开办费，四百万卢布供新编国民党党军之需， 还运来八千支步枪、五百万发子弹。应该说，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
第四，发展了国民党的组织。这以前，国民党在国内的活动范围限于少数地方。它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存在，连东北、北京、天津、南京、湖北、湖南、福建这些地方都没有，更不用说边远地区了。许多地方的国民党组织是在共产党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不少省市党部的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如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汉口执行部的林祖涵（伯渠），湖北省党部的董用威（必武）、陈潭秋，湖南省党部的何叔衡、夏曦，浙江省党部的宣中华，江苏省党部的侯绍裘，河北省党部的于方舟、李永声等。这些地方的国民党组织，主要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的。到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二大时，除新疆、云南、贵州等少数省区外都已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国民党不仅在思想和政治上、而且在组织发展上也得到共产党的很大帮助。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国民党要在很短几年内取得全国的统治地位是不可能的。
对共产党来说，在实行国共合作后也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它使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随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更广泛地深入人心；使党从原来　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登上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舞台，在更大的群众斗争风浪中受到锻炼；使工农运动在南方各省蓬勃发展，各地的农民协会和工会纷纷成立，为以后土地革命风暴的掀起准备了重要的群众条件；党的组织也有很大发展，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三大时只有党员四百二十人，一九二五年一月*四大时发展到九百九十四人，到大革命高潮时在两年多时间内发展到近六万人，并且培养出大批骨干人才。这一切，并不是以削弱国民党为代价取得的，而是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两党得到了共同发展。
总之，对国共两党来说，“合则两利”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如果一定要说谁在这中间得到得更多，发展得更快，大约只能是国民党而不是年轻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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