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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约前551-约前479），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音乐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人。英文是：Confucius。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孔子自己喜欢弹琴，曾学琴于师襄，他的认真和努力，使师襄大为感动。孔子作有琴曲《陬操》，以伤悼被赵简子杀害的两位贤大夫，现存琴曲《龟山操》、《获麟操》、《猗兰操》相传也是孔子的作品。按照周代的礼制，“士无故不撤琴瑟”（《礼记?曲礼下》）。《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儒家师徒喜爱琴瑟"弦歌不辍"的榜样，身为后世的文人士大夫所倾慕，使得琴乐的古老传统代代传习，不断发扬光大。
生卒：约前551-约前479
描述：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籍贯：鲁国人
■据考证，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１７岁时，孔母颜征在卒。
■孔子19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个人简介[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俄语：Конфуций.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二,春秋后期鲁国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 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思想定位[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思想由原先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的正统思想，这也是因孔子思想与皇权思想的某种互需性所致，经过历代皇权的极力推崇，以致将原先孔子思想上升至神圣的地位，同时打压其它与孔子思想不相符的思想观点，造成社会思想单一与僵化，最终对后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障碍，形成了思想僵化乃至腐朽与落后中国社会现实。
想的束缚，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尤其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开创者们，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创新方面可谓是继孔子以来新文化、新思想主将，被称为中华民族的魂。
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孔子从被打倒在地，现今又开始重新认识孔子，可谓是认识上的回归，先将神坛上的孔子推倒，再将孔子拉回人们中间，而不是又将其高高供奉，这才是真正的孔子所被希望的。
孔子和鲁迅，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国一代一代的，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找不到还得继续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把孔子和鲁迅绝对对立起来。捧鲁迅时，像“文革”时期，就用鲁迅打孔子；现在，孔子地位高了，就用孔子打鲁迅。当年就是鲁迅把孔子赶跑了，现在正要把孔子请回来。但孔子和鲁迅真的是决然对立，水火不容，有孔无鲁，有鲁无孔吗？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鲁迅和五四那一代人对孔子有很多批判，这样的批判是有两个层面的。首先，他们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华中心主义”的，在当时的中国，正是这样的中华中心主义妨碍着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吸取，而在五四先驱者看来，打开思想的闸门，向世界开放，正是当务之急，因此，在思想文化界就需要破除将传统文化绝对化的文化神话。他们的批判锋芒又同时指向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其实，在晚清以来，儒学的垄断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诸子百家有更多的关注，五四时期只不过是把这样的打破垄断、独尊的努力，推向自觉。
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鲁迅在内的先驱所做的，其实也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工作，他们所批的正是被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宗教化的“人造孔子”，“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当然，鲁迅和孔子之间是有分歧的，甚至是重大分歧，原则分歧，从这一层面，鲁迅也批孔子。孔子是一个“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因此，他想当“国师”。而鲁迅，连“导师”都不想当(他的理由是：我自己都找不到路，如何为年轻人指路？)，更不用说当“国师”。更重要的是，鲁迅对统治者没有幻想，他曾经说过，统治者遇到危机，车子要倒了，你别去扶，让它自己倒。孔子却拼命要扶，不让扶也要扶。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有批评，说批判也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就是现在，有不同选择的知识分子之间也经常有争论，相互批判。但并不妨碍彼此在别的方面有相同之处。孔子也是“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当然，他是力图在体制内批判，鲁迅则是自觉地进行体制外的批判，这确有不同，但在批判权贵这一点上，也自有相同，所谓“同中之不同，不同中之同”。我们不必掩饰分歧，也不必夸大分歧。
鲁迅和孔子，尽管道路的选择有不同，但那样的不屈不挠地追求探索，以及在追求、探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浩然正气、韧性精神、理性实践精神，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论语》中最难做到的两条：“匹夫不可夺志”，“视富贵如浮云”，都是孔子精神的精髓，而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最能体现这样的精神的，就是鲁迅。
我们可以说，从孔子到鲁迅，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传统的。我们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有了一个鲁迅，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宝贵遗产，理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从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出发，总把他们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让他们一个损害一个，这不仅是愚蠢，更是犯罪。它对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是大有启示意义的。
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藉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也鲜有人能说得详尽。今日得个空闲，将他们开列造册，整理出来，以飨诸友。浪费时间心力做这件事，无益时用，迹近无聊，只图能博一二朋友一观一笑。倘竟能为有心于孔学者进行考证研究添毫发之助，则就喜出望外了。
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我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我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
名言[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匆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思想品格[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 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年表[回目录][编辑本段]
1岁：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9月28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今从《史记·孔子世家》说。
3岁：公元前549年（鲁襄公二十四年）其父叔梁纥卒，葬于防山(今曲阜东25里处)。孔母颜征在携子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
5岁：公元前547年（鲁襄公二十六年）孔子弟子秦商生，商字不慈，鲁国人。
6岁：公元前546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弟子曾点生，点字皙，曾参之父。
7岁：公元前545年（鲁襄公二十八年）弟子颜繇生，繇又名无繇，字季路，颜渊之父。
8岁：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弟子冉耕生，字伯牛，鲁国人。
10岁：公元前542年（鲁襄公三十一年〕弟子仲由生，字子路，卞人。 是年鲁襄公死，其子躌继位，是为昭公。
12岁：公元前540年（鲁昭公二年）弟子漆雕开生，字子若，蔡人。
15岁：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故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16岁，公元前536年（鲁昭公六年）郑铸刑鼎。弟子闽损生，字子骞，鲁国人。
17岁：公元前535年（鲁昭公六年〕孔母颜征在卒。是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19岁：公元前533年（鲁昭公九年）孔子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
20岁：公元前532年（鲁昭公十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21岁：公元前531年（鲁昭公十一年）是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 此“鄙事”当包括“委吏”、”乘田”。
27岁，公元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30岁：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自十五岁有志于学至此时已逾15年，孔子经过努力在社会上已站住脚，故云”三十而立”。(《论语·为政》)是年齐景公与晏婴来鲁国访问。齐景公会见孔子，与孔子讨论秦穆公何以称霸的问题。弟子颜回、冉雍、冉求、商瞿、梁鴷生。回字渊，雍字仲弓，求字子有，瞿字子木，皆鲁国人；鴷字叔鱼，齐国人。
31岁：公元前521年（鲁昭公二十一年）弟子巫马施、高柴、宓不齐生。施字子期，陈国人；柴字子高，齐国人；不齐字子贱，鲁国人。
32岁：公元前520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弟子端木赐生，赐字子贡，卫国人。
34岁：公元前518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聘，问乐于苌弘。
35岁：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发生内乱。《史记·孔子世家》云：“昭公率师击（季）平子，平子与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孔子在这一年也到了齐国。
36岁，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得到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于，被晏子阻止。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37岁：公元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由齐返鲁。吴公子季札聘齐，其子死，葬于瀛、博之间。孔子往，观其葬礼。弟于樊须、原宪生。须字子迟，鲁国入；宪字子思，宋国人。
38岁：公元前514年（鲁昭公二十八年）晋魏献子（名舒）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云：“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
39岁，公元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是年冬天晋铸刑鼎，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40岁：公元前512年（鲁昭公三十年）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故自云“四十而不惑”。弟子澹台灭明生。灭明字子羽，鲁国人。
41岁：公元前511年（鲁昭公三十一年）弟子陈亢生。亢字子禽，陈国人。
42岁：公元前510年（鲁昭公三十二年）昭公卒，定公立。
43岁：公元前509年（鲁定公元年）弟公西赤生。赤字华，鲁国人。
45岁：公元前507年（鲁定公三年）弟子卜商生。商字子夏，卫国人。
46岁：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弟子言偃生。偃字子游，吴国人。
47岁：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弟子曾参、颜幸生。参字子舆，鲁国人。幸字子柳，鲁国人。
48岁：公元前504年（鲁定公六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史记·孔子世家》云：“陪臣执国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想见阳虎、后二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此事当在鲁定公五年或鲁定公六年。
49岁：公元前503年（鲁定公七年）弟子颛孙师生。师字子张，陈国人。
50岁：公元前502年（鲁定公八年）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公山不狃以费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被子路阻拦。
51岁: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四方则之。弟子冉鲁、曹坅、伯虔、颜高，叔仲会生。鲁字子鲁，鲁国人：坅字子循，蔡国人：虔字子析，鲁国人；高字子骄，鲁国人：会字子期。鲁国人。
52岁：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孔子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夏天随定公与齐侯相会于夹谷。孔子事先对齐国邀鲁君会于夹谷有所警惕和准备，故不仅使齐国劫持定公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逼迫齐国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郓、鄵、龟阴等土地。
53岁：公元前499年（鲁定公十一年）孔子为鲁司寇，鲁国大治。就任后七日，就以“五恶”的罪名，以言论定罪，杀死曾和自己争抢学生的著名的鲁国大夫、教育家、演说家少正卯。
54岁：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为鲁司寇。为削弱三桓，采取堕三都的措施。叔孙氏与季孙氏为削弱家臣的势力，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但此一行动受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孟孙氏暗中支持公敛处父。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弟子公孙龙生。龙字子石，楚国人。
55岁：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春，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离开鲁国到了卫国。十月，孔子受谗言之害，离开卫国前往陈国。路经匡地，被围困。后经蒲地，遇公叔氏叛卫, 孔子与弟子又被围困。后又返回卫都。
56岁，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子路对孔子见南子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郑国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古之遗爱”。
57岁：公元前495年（鲁定公十五年）孔子去卫居鲁。夏五月鲁定公卒，鲁哀公立。
58岁：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孔子居鲁，吴国使人聘鲁，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59岁：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孔子由鲁至卫。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去卫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左鬼右隹)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60岁：公元前492年（鲁哀公三年）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欣然笑曰：“然哉，然哉！”
61岁：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孔子离陈往蔡。
62岁：公元前490年（鲁哀公五年）孔子自蔡到叶。叶公问政于孔子，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去叶返蔡的途中，孔子遇隐者。
63岁：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孔子与弟子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人相救。由楚返卫，途中又遇隐者。
64岁：公元前488年（鲁哀公七年）孔子在卫。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65岁：公元前487年（鲁哀公八年）孔子在卫。是年吴伐鲁，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66岁：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孔子在卫。
67岁：公元前485年（鲁哀公十年）孔子在卫。孔子夫人亓官氏卒。
68岁：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是年齐师伐鲁，孔子弟子冉有帅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答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于归鲁。孔于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季康子欲行“田赋”，孔子反对。孔子对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丘亦足矣”。
69岁：公元前483年（鲁哀公十二年）孔子仍有心从政，然不被用。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孔子的儿子孔鲤卒。
70岁：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孔子自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颜回卒，孔子十分悲伤。
71岁：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是年春，狩猎获麟。孔了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见鲁哀公及三桓，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桓，没有得到支持。
72岁：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孔子闻卫国政变，预感到子路有生命危险。子路果然被害。孔子十分难过。
73岁：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患病，不愈而卒。葬于鲁城北。鲁哀公诔之曰：“?天不吊，不潎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子贡为之守墓六年。弟子及鲁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孔子受到人们的奉祀。
主要弟子[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门弟子三千，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一说为七十二人）。由于年代久远，当年“受业身通者”为几人，已不可考。今选取几位史籍中有详细记载，确定其人真实存在的进行介绍。
言偃 (前506～前443)春秋时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字子游，又称叔氏。常熟人。22岁时离乡北上，拜孔子为师，为其三千弟子中七十二贤之一。谦虚好学，擅长文学，曾任鲁国武城宰，用礼乐教化民众，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深得孔子赞赏。后学成南归，从游弟子无数，被誉为传播东南文化第一人。唐代起先后被封为吴侯、吴公、吴国公及先贤言子等。清康熙间特设五经博士一员，由其后裔世袭。言偃对吴地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颜回（前521～前490）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孔子弟子。以德行见称。勤奋好学，笃信孔子学说，并“闻一知十”，领会深刻。为人平易谦逊，沉默寡言，才智较少外露，在行动上努力实践孔子的理想，成为孔子最忠实、最得意的学生。孔子屡称他品格高尚，说 他“三月不违仁”，“不迁怒，不贰过”。33岁时去世。今曲阜城北陋巷街有颜庙，亦称复圣庙。今曲阜城东11公里防山之南程庄村东北角有颜子林，为颜回及其家族的墓地。
曾参（约前505～前435） 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 （今平邑）人。人们尊称为曾子。孔子弟子。乐道养亲，曾仕为小吏，以孝著称。认为"忠恕"是孔子" 一以贯之"的思想，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主张"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矢志不懈地实践孔 子学说。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在孔门中被视为道统的继承者，被后代统治者尊为 “宗圣”。《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18篇，已残，今存《大戴礼记》中，自《立事 》至《天圆》凡10篇。清阮元有《曾子注释》。今嘉祥城南20公里南武山南麓有曾庙，又称宗圣庙。
仲由（前542-前480） 春秋末鲁国卞（今泗水东）人。字子路，通称季路。孔子弟子。以政事见称。原为鄙野粗人，孔子设礼相诱，收之为徒。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经常批评孔子。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做事果断，信守诺言，勇于进取，曾任卫蒲邑大夫、季氏家宰，是孔子“堕三都”之举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后为卫大夫孔悝家宰，在内讧中被杀。
冉求（前522-前489）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有，通称冉有。孔子弟子。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长理财，曾担任季氏宰臣。前487年率左师抵抗入侵齐军，并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胜利，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
闵损（前536-？）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骞。孔子弟子。以德行见称。相传遭后母虐待，但为了爱护异母弟而自甘受苦，谏阻父亲驱逐后母，孔子曾特别表 彰他的孝行，后人将他列入"二十四孝"之中。为人谦和、清高，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季氏令其担任费宰，逃亡齐国力辞。
宰予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我，通称宰我。孔子弟子。以言语见称。利口辩辞，颇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独到的见解，孟子称赞他“智足以知圣人”，但与孔子有较多的思想分歧。反对为父母服丧3年的礼制，主张改为1年，被孔子斥为不仁。曾在白天睡觉，孔子把他比作"朽木"和"粪土之墙"。一说后来到齐任临淄大夫，因与田常作乱被杀。其墓在今曲阜城东3公里古城村南约500米处。
端木赐（前520～456），字子贡，姓端木，名赐，卫国人（今河南浚县人），曾任鲁、卫两国之相，是孔门七十二贤中最有作为者，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子贡是春秋时期了不起的外交家和商人，被后世奉为“儒商鼻祖”。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最全面的人才。
曾参（约前505～前435），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平邑）人。人们尊称为曾子。孔子弟子。曾点之子，乐道养亲，曾仕为小吏，以孝著称。认为"忠恕"是孔子" 一以贯之"的思想，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主张"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矢志不懈地实践孔 子学说。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在孔门中被视为道统的继承者，被后代统治者尊为 “宗圣”。《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18篇，已残，今存《大戴礼记》中，自《立事》至《天圆》凡10篇。清阮元有《曾子注释》。今嘉祥城南20公里南武山南麓有曾庙，又称宗圣庙。
教学方法[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讲学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塾，开创平民教育之先河；加上“有教无类”（见“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从而培养了大批的学生(他一人招收的学生就达三千之多)，许多学生一旦及门，便终生接受其教诲。孔子死后，弟子代代相传，其影响一直达于当代，并远播海外。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伟人能和孔子相比，后世称其为“大成至圣先师”，应是当之无愧的。
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除了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精邃及知识的渊博外，也与他完美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具体说，孔子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是善于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教与学的关系。在汉字中，“教”与“斆”（学）本是同源字，是同一事物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说文》（《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可见，教是指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活动。由“教”又孳生出一个“斆”字，《说文》云：“斆，觉悟也，从教。”秦以后，斆写作学。而所谓“觉悟”，也就是“上所施，下所效”的意思。因此，在教的同时，就应该顾及到学的方面，教师不能只顾自己念讲义，而不去看学生“觉悟”了没有。
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方面，孔子是充分体现了教学一体思想的。他对自己教学对象的学习和接受情况是完全掌握的。例如他整天和颜回讲学，颜回却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愚人，但孔子知道，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孔子也知道弟子们的悟性是有差别的，“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学生一旦“觉悟”，孔子也能随时察觉。如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便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贡从《诗经?卫风?硕人》对美女的描写而联想到礼乐的产生，孔子也鼓励他“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对于学生的性情禀赋，孔子也了如指掌。如季康子向他打问仲由、端木赐、冉求的情况，他不假思索便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即子路果敢决断，子贡通情达理、冉有多才多艺。他还说过“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的话，表现出对各位弟子习性的深知。
对学生的日常生活，孔子更是关怀备至。弟子公冶长含冤坐牢，孔子认为“非其罪也”，并把女儿嫁给他；冉伯牛患了绝症，孔子亲自看望，还来不及进屋便在窗外握着学生的手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连连叹息；颜渊去世，孔子极其悲痛地说：“老天爷要我的命呀！老天爷要我的命呀！”别人劝其节哀，他说：“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呢！”
正因为孔子既教书，又教人，将教与学融为一体，所以不但师生间关系和谐融洽，其教学质量也是很高的，“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是“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普遍性教育与针对性教育的关系。 首先，孔子是主张全民教育的，他明确提出“有教无类”，即人人他都可以教育，没有年龄、贫富、地域的区别。在孔门弟子中，既有小于夫子六岁的颜由，也有小于夫子五十四岁的叔仲会（子期），学生间的年龄差距达五十岁，甚至还有父子同列孔子之门者，如颜由、颜回父子，曾皙、曾参父子，都曾先后成为孔子的学生；从地域而言，孔子学生的来源除了齐、鲁外，还有宋、卫、陈、蔡、秦、楚、吴、越等地，几乎遍及全国。而且，学生的家庭出身及经济状况也各不一样，其中既有鲁大夫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也有“贱人”出身的仲弓；有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住在穷巷的原宪。
其次，弟子入室后孔子又能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同样是问“仁”，针对不同的弟子，孔子便有不同的解答（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樊迟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贡问仁，孔子说“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答案呢？主要是针对各人的不同特点而言的。颜渊、仲弓悟性很高，孔子就正面回答他们；司马耕（子牛）“多言而躁”，孔子就让他说话谨慎些；樊迟悟性较差，孔子就让他从日常小事做起；子贡好议论人，“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孔子就让他多向贤士大夫学习，以加强自身修养；子张欲求闻达，孔子就让他养成能行于天下的五种品德。夫子之用意，可谓深矣！
三是学与思的关系。在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认为，学与思二者必须兼顾，不能有所偏废，否则便很难学有所成。应该说这是古今有关学与思关系的最辩证、最正确的理解。
孔子是以《诗》、《书》、《易》、《礼》、《乐》为课本来教学生的，他鼓励学生多读书。例如他劝学生学习《诗经》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思是说，读《诗经》可以培养人的联想力，可以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会讽刺的方法。运用其中的道理近可以事奉父母，远可以服侍君王；而且还能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其它各经在先秦来说也都是很重要的典籍。
孔子之“思”，一是要学生深入思考文献的文化内涵，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二是要学生思考如何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例如，孔子曾多次同学生讨论《诗经》，并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认为《诗经》的文化精神就是思想纯正。在他的启发下。弟子们也纷纷谈了对《诗经》有关篇章的理解，如子贡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句（《卫风?淇奥》）的认识，子夏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句（《卫风?硕人》）的认识，都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在理解文献的基础上，尽量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的能力。这也是“思”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意思是说，虽然熟读《诗经》三百篇，但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通，让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地去谈判，这样的人即使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 总之，孔子认为只有学思结合，学以致用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
四是温故与知新的关系。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里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复习旧的功课，便可以帮助理解新的内容，因为学习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温故”也指对已有知识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知新”则指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
如何“温故而知新”呢？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即要经常地温习，并于恰当的时候践习）。用孔子弟子子夏的体会来说就是“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
五是讲授与答疑的关系。孔子教学，主要是大班授课与个别辅导答疑两种形式。在讲授中，孔子总是尽可能多的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懂的事情，则轻易不下结论，宁肯存疑，这便是孔子在教学上所一贯主张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原则。 据《论语?述而》所记，孔子主要以“文、行、忠、信”四种内容教学生。孔子在授课时，不但做到了“诲人不倦”，而且也能毫无保留。他曾对学生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
在辅导答疑方面，孔子更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礼记?学记》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孔子就是小叩小鸣、大叩大鸣的。如孔子到了卫国，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边走边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接着问道：“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育他们。”随着冉有提问的不断升级，孔子的回答也越来越深刻。
当然，孔子对于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也决不会强不知以为知的。他严格遵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 而尤值得称道的是，孔子无论上课还是答疑，都非常注意方式方法，循循善诱，从而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了知识，懂得了深奥的道理。如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侍坐，孔子先是和蔼地启发他们谈了各自的抱负和志愿，然后再加以点评，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弟子们不但了解了老师的志愿，也懂得了为国以礼、为人要谦逊的道理。而对于“其言不让”的子路，孔子虽不赞成他的自负和粗率，但出于爱心，也仅是微微一笑，而让学生自己去觉悟罢了。
六是言传与身教的关系。孔子在教学中既重言传，又重身教，他将这两者结合的完美无缺。
首先，孔子既以学问教人，又以道德教人，并在人格上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他将庄重的人格、威严的仪表与学习的能否巩固联系在一起。而如何做到威严而不凶猛呢？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在学生的心目中，孔子也确实是既威严肃穆而又温厚可亲的。学生们说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子夏更称孔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其次，在治学方面，孔子也处处以身作则。他没有“意”、“必”、“固”、“我”的毛病，常能闻善而从。他虽然学问渊博，但还是坚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入太庙，也总是“每事问”，虚心向别人请教。直到晚年，他仍是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孔子这种好学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学生们，我们看《论语》中所记，凡孔门弟子相聚，几乎都是在探讨学问，有些已经肄业的学生也仍然不时地来向孔子请教问题。
再次，孔子与学生之间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既有利于身教，也利于言教。学生可以“当仁不让于师”，向孔子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是尖锐批评。如一次孔子来到子游作县长的武城，闻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治理这样一个小地方，用得着教育吗？不料子游马上就把老师的话顶了回去，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作官的学习了就会有仁爱之心，老百姓学习了就容易听指挥。”于是孔子赶紧说道：“弟子们，言偃（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那句话不过是同他开了个玩笑罢了。”
子路篇
春秋时鲁国的孔子有三千学生,而其中有名的为七十二贤。这七十二贤人中有个叫子路的,他并不是文质彬彬的弟子,原来是个桀骜不驯的莽汉子。
一天,尚不年迈的孔子带著他的学生子路出游到深山老林去避暑。春秋时夏天的天气并不比现在凉爽。孔子上了山已是汗流浃背,跟在身后的子路也敞开衣衫任腥热的山风把胸毛吹得东倒西歪。孔子在一块大石上坐下之后说口渴死了,让子路去寻些水来喝。
子路打开随身的包袱取出石臼走到一条小溪的上游,小溪喷珠吐玉,泉水清凌如碧。子路在用石臼舀水当儿,一抬头忽然看见他面前的草丛里黄灿灿的鲜花开得正盛,定睛再看时那根本不是一簇艳丽的鲜花,而是斑斓炫目的猛虎。在那白额黄斑虎吼声震山扑过来的瞬间,子路纵身跃到猛虎的身后一把揪住了老虎尾巴。子路力大过虎,就好像若干年后的武松那样赤手空拳把猛虎打死了。他揪断了死虎的尾巴揣在怀里以作凭证,准备向孔子炫耀,然后荡了荡泉水舀了满满一大臼泉水返回原地。子路递水给孔子时喜滋滋地问道:“先生，上士（智能过人、武艺高强的人）怎么样打死老虎？”
孔子抿了一口清凉的泉水回答:“上士打老虎先揍虎头。”
子路敛住笑容又问:“那中士呢？”
孔子喝了好几口水道:“中士打老虎,先揪虎耳朵。”
子路不高兴地接著问:“下士打虎是个什么样子呢”孔子清了清嗓子:“下士打虎拽住老虎尾巴才敢动手。”
听完孔子的话,子路感到受了侮辱,扔掉老虎尾巴,怨恨地说:“先生大概明知泉水被一支猛虎守著,竟然让我去打水,是存心想害死我！”
子路在质问孔子的时候,趁孔子只顾喝水不留意的空当,就手抓起一个石盘揣在衣襟底下。那石盘边缘十分锋利,子路怀揣著石盘准备在适当时机如掷铁饼似地抛起石盘,然后石盘会在空中飞旋,划一道闪亮的弧,顷刻之间即会把文弱不堪的孔先生击个脑浆涂地。
子路预谋好这一切,站在孔子面前咄咄逼人地发问:“孔先生,你说,上士杀人是怎么个杀法？”
孔子一愣,随即镇静地回答:“上士杀人用笔尖。”他怕学生听不懂,解释道,“用笔墨写在竹简上或刻在甲骨钟鼎上,以文字昭示天下,把人置於死地。”
子路怒气未减地又问:“那么中士该如何杀人？”
孔子慢条斯理地回答:“中士杀人用舌尖。人的舌头是软的,能把方的说成圆的,圆的说成扁的,众口铄金,也会杀人不见血。”
子路居心叵测接著问:“那么下士该如何杀人?”
孔子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下士呀,下士杀人用怀里揣著的一个石盘。”
子路一下子泄了气,他扔掉怀里的石盘,五体投地跪拜了孔子。从此对孔子心服口服,忠心耿耿。
学术贡献[回目录][编辑本段]
《论语》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政治生涯[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
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在艰难困苦中，孔子发愤好学，他遍访名师，虚心求教，先后师事老子、郯子、苌弘、师襄等人。大约三十岁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来到孔子身边。此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他广收门徒，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成为当时学术下移、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故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声名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赋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受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抑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曲阜城北）泗水之上。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
教育贡献[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
文化巨人——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由于孔子在讲学中，所下的功夫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师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发自内心的崇敬。他们追随、侍奉、保卫他，他们随他一起奔波行道，周游列国，备受艰辛与饥饿而毫无怨言。当有人诋毁孔子时，则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当遇到危难时，则舍身护卫。夫子逝世，弟子们如丧考妣，皆在坟周服丧三年。子贡独守六年。其尊师重道精神，至今仍传为佳话。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当今广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
孔子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学[回目录][编辑本段]
“儒学“内圣外王”新解” 一文提出了儒家的内圣一贯说与外王一贯说，准确阐释了孔子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学，并介绍了内圣外王的杏园修学方法。以下是该文内容：
儒学“内圣外王”新解
一 儒学“内圣外王”一贯论
一 引言
“内圣外王”是儒学全部学说的总的概括。《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内圣范畴，内圣即通过修养成为圣贤的一门学问。“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范畴，外王即是在内心修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活动推行王道，创造和谐社会大同社会的一门学问。“内圣外王”皆以“仁义礼智”为根本指针，其中“仁”“礼”在“内圣外王”两个层面中的根本意义相同，但在两个层面上有不同的具体解释和具体效用。
二 内圣一贯学说。
1、《大学》：“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阳明心学认为：格物即“格心之物”，格就是规格、条理，格物就是“使物格”，就是使外物在人的心中有规格有条理亦即有正确的位置。致知即“致良知”，“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所谓良知良能就是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孟子·告子上》：“测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测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就是说“仁义礼智”不是外部强加给人的赘物，而是自然赋予人的本性，是人“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良知”。
《大学》：“物格而后知至”——就是说外物在人的内心有了正确的位置，亦即破除了外物在人内心的不正确位置（王阳明所谓“破心中贼”），使人的内心能够不接受外物的不正确或不正当的诱导和诱惑，这样人的良知就会显现。
《大学》：“知至而后意诚”——就是说人的良知显现出来以后，自然就会坚定自己修学圣贤之道的决心，而不会只是做样子给别人看，自欺欺人。
《大学》：“意诚而后心正”——就是说人有了坚定的决心以后，自然就会对修学圣贤之道过程中的任何困难，都可以“不忿懥”“不恐惧”“不忧患”，对任何可能导致自己放弃修学圣贤之道的东西，都“不好乐”。
《大学》：“心正而后身修”——就是说人有了“不忿懥”“不恐惧”“不忧患”“不好乐”
之心，不受任何干扰之后，就会自觉的将圣贤之道贯彻于自己的一切行为之中，并使自己成为圣贤一样的人，最终实现“身修”的目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属于“修心”的范畴，格物、致知是“内圣”的第一阶：即“明本性”；诚意正心是“内圣”的第二阶：即“坚道心”；修身是内圣的第三阶：即“行圣道”。其中格物、致知是内圣的基础阶段，即“破心中贼”的阶段；修身是内圣的发挥阶段，也就是将“破心中贼”的成果发挥于外在行动的阶段。诚意、正心则是联接“基础阶段”与“发挥阶段”的重要保障。
2、程朱“理学”纲领：“存天理，灭人欲”的正确解释——“灭人欲”，并不是反对和消灭一切人欲，譬如理学并不反对和消灭吃饭。所以，所谓“灭人欲”其实只是要消灭违背人的“良知”的不正当的“人欲”，其本义与阳明心学“格心之物”“破心中贼”的思想是一致的。“存天理”，即保存人心固有的“仁义礼智”之天理，其本义与阳明心学“致良知”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3、魏晋“玄学”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老子《道德经》“道法自然”的思想解释儒学，主张 “名教”（ 仁义礼智）出于自然。以“贵无”思想消除人内心中违背“仁义礼智”的杂虑，恢复人“仁义礼智”的自然本性。这就是魏晋玄学与阳明心学的一致之处。
4、董仲舒“名教”思想，认为“仁义礼智”等“名”是“天志”即自然的表达，“圣王”根据“天志”赋予的“名”来“教化”人民，使人人“明其道”。这里的教化，即是使人人“破心中贼”，“明其道”就是使人人“致良知”。这就是董仲舒“名教”思想与阳明心学的一致之处。（注：名教思想包涵有上述“内圣”成份，但主要侧重于“外王”）
5、儒学“内圣”学说以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说贯穿始终；以《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修学次序；以王阳明心学“格心之物”和“致良知”为修学根本。凡修学圣贤之道，求作圣贤者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三 外王一贯学说
刘周“大众儒学倡议书”中关于儒学“外王”学说的表述：
（一）大众儒学是儒学的原教旨。
（二）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
1、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
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人们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人们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普遍遵守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
人民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古今中外，凡是能够使国家达到太平的统治，事实上都没有违背儒学的仁和礼两大原则。
2、儒学的真谛是仁礼一体。不讲究仁，只讲究礼，人民就会反抗其统治。不讲究礼，只讲究仁，人民就会轻慢其统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一刻也不可以分开的，这就叫作仁礼一体。
人类社会是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古代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特别严重，每个人都必须依赖群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每个人都习惯于遵守群体共同的道德规范，而认为群体共性对个性的约束非常合理。但是越到后世，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不断减弱。因此，反对共性约束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便逐步发展起来。所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就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礼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内容。拿着古代的“礼”来统治现代的社会，就会违背仁的原则。违背了仁的礼，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反对和反抗。所以，礼贵在不违背仁的原则。不违背仁的原则，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改变礼的一些具体内容。只有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和调整礼的一些具体内容，才可以达到不违背仁的原则。这就是仁礼协调，一体不二的要点。
3、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旧的礼制，这是因为这个礼制中的许多内容，有违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已经违背了仁的原则。所以，辛亥革命推翻旧的礼制，本身正是体现了儒学的仁的原则。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也只有在推行仁政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道德秩序，才能得到最后稳定并实现长治久安。
（三）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同时包含了法的内容。
1、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第十三》）。就是把法（刑罚）作为维护礼的重要手段。到了荀子提出“隆礼至法”的主张，就形成了儒学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
2、儒学中的法，更注重法的社会意义。它把法置于礼（道德秩序）的指导之下，把法治作为德治的延伸。孔子用“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来应对叶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直” （《论语·子路第十三》），正反映了儒学对法的社会意义的看重。
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表面看来有违于法。但是这种行为体现了人们对亲情的重视。如果全社会的人们都能这样重视亲情，那么人们在产生犯罪动机的时候，就会因为不忍心连累和伤害亲人而克制自己的犯罪欲望。所以，总体上可以使全社会的犯罪减少。父亲攘羊而儿子举证，表面看来符合法度。但是这种行为同时也体现出人们对亲情的淡漠。如果全社会的人们都不重视亲情，那么人们在产生犯罪动机的时候，就不会因为害怕连累亲人而克制自己的犯罪欲望。所以反而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
所以，儒学中的“法”更注重于惩前毖后，更注重于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行为。所以，对犯罪个体的惩罚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法的全部目的所在。
（四）儒学的礼法体系是分层实现的礼法体系。
宗族、地方自治与行业自律，分担了政府的管理责任。宗族、地方法规与行业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分担了政府的立法与司法责任。
——这种社会分层管理体系和法律分层践行体系，一方面缩小了政府机构的规模，减轻了人民的税负；另一方面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一些具体的社会矛盾之外。
——所以，这种分层体系是政府与社会仇恨之间的缓冲器。有了这个缓冲器，在社会矛盾一旦趋于激化的时候，政府就不会首先成为社会仇恨的目标。因而就会为政府及时采取化解矛盾的措施赢得时间和空间。所以，这种分层体系也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五）综上所述，仁礼一体和“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分层践行的礼法体系，构成了超越社会形态、超越阶级形态的促进社会长治久安、永久和谐的科学完善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方略。
所以由上可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超越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并不是一种社会形态或一个阶级的专有品。
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结论：“内圣外王”涵盖了“塑造人”的理论和“塑造人群（含人群、社会和国家、世界）”的理论两个方面，事实上也就是涵盖了整个社会学的全部领域。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有关社会学的学说，都无外乎“内圣”“外王”两个方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来，一切有关社会学的学说都可以用“内圣外王”予以贯通。抓住了“内圣外王”，也就抓住了一切社会学说的总纲。所以，对于一切社会学说，都应该取其有益于“内圣外王”的部分而兼容并蓄。
二 儒学“内圣外王”修学论
（一）“内圣外王”的修学次第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二）“内圣外王”的修学形式是：杏园制度。杏园制度是仿慕孔子“杏园讲学”古事而形成的。
1、明洪武年钦定杏园总谱：儒学内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悉从名教。
2、杏园植杏树为纪，设“杏坛”作为举行礼仪活动的场所，设“乡校”作为讲习学问的场所，杏坛立孔子及诸圣绘像以供瞻礼。
3、乡校讲习内容为儒学经典、礼仪和诸子学说等。乡校学生称为“从学”，从学入学要在杏坛举行“入序礼”，从学又称入序弟子。由入序师依杏园总谱授予谱名。从学学成毕业举行“进学礼”，“进学礼”后称为“新知”。“新知”再经一次“进学礼”后成为“善知”， “善知”经“易服礼”后成为“贤者”。“新知”“善知”又称进学弟子，“贤者”又称易服弟子。贤者是杏园常设机构学团的成员。
4、杏园除入序弟子、进学弟子、易服弟子外，还可有寄名弟子。寄名弟子不授谱名，以真名入寄杏园。寄名弟子有助益、新进、善进三种，其名称依其对杏园工作和活动的热心和助益程度而定。
5、杏园常设机构学团由贤者组成，贤者人数达到三人即可成立学团。学团贤者超过十人则设学团议事会作为领导机构。祭酒或大祭酒是杏园和学团的名义领导和学术代表。学正或大学正是学团的实际领导。祭酒或大祭酒任职无限期，新祭酒由老祭酒推荐并经学团与三老会、新知会、善知会、助益会、新进会、善进会共同讨论同意后产生。学正任职每四年一届，由祭酒推荐并经学团全体讨论同意后产生。学团议事会成员由学正指定。学正和祭酒都必须是贤者。
6、三老会、新知会、善知会、助益会、新进会、善进会是杏园的非常设机构。三老会是杏园和学团的咨询顾问机构，一般由当地名流和政府官员组成。其余各会则由相应名称的弟子组成。各会领导和领导机构均由各会成员公推产生。各会的宗旨都是协助学团处理杏园事务。杏园或学团的重大事务，均可与三老会或诸会共议。
7、学团根据需要可设立的职位有：内府、外府、中卫或大中卫等，内府负责学团和杏园的内务，外府负责外务，中卫或大中卫负责维持秩序等保安工作。
8、乡校讲习师由贤者或学正、祭酒充任，入序师由学正或祭酒充任，进学师与易服师均由原入序师充任。
9、杏坛礼仪活动由祭酒或学正主持。杏坛举行的对内的礼仪活动有：祭洒升座礼、学团成立礼和换届礼、入序礼、进学礼、易服礼、寄名礼等。
10、杏坛举行的对外的礼仪活动有：节日礼孔、冠礼、乡饮礼、议谥礼等。
节日礼孔：即在孔子诞辰、民俗节日或宾客自订日举行的礼孔仪式。其用意在尊崇文化，以助益文途宦海。
冠礼：含现代所谓的成年礼和修字礼两个部分。成年礼用意在于使步入成年的人从此肩负起成人的责任和义务。修字礼用意在于使步入成年的人以新的面目面对社会，而社会也以新面目来看待他。
乡饮礼：就是为某村或某“社区”举行的幼敬长之礼。其用意是通过年幼者向年长者敬酒（或茶）的仪式，使村子或社区内的居民皆以叔伯子侄等关系互视为亲人，从而促进村子或社区内的和谐。
议谥礼：就是为已故的对社会有重要贡献的人们或一定级别的有作为的官员议定谥号的礼仪。其用意在于鼓励人们重视立德立名，从而为社会多做贡献。
（三）《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以“孝友于兄弟”的方式，践行自己修学“内圣”的成果，影响于自己周围的人，便是“为政”。影响于家人即是“齐家”，影响于社会即是“治国”“平天下”。所以，入仕和干政只是“外王”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全部形式。杏园修学的形式，把修“内圣”讲习和影响于周围人群的“外王”结合在一起。既满足了杏园弟子个人修学的需求，又能使杏园外的人群接受儒学的影响，从而促进人群的和谐。使“内圣”之树结出“外王”之果，服务于社会的和谐，服务于世界的和谐。(作者:刘周 嬴嘉丽)
个人荣誉[回目录][编辑本段]
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
据《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称“七十二贤人”。
* 在德行方面出众的有：颜回、闵损、冉耕、冉雍。
* 在政事方面出众的有：冉求、仲由。
* 在言语方面出众的有：宰我、端木赐。
* 在文学方面出众的有：言偃、卜商、颛孙师、曾参、澹台灭明、原宪、公冶长、樊须、有若、公西赤。
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这样就在政治上打破了贵族垄断的世卿世禄制，为专制君主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体制创造了条件。
对古籍的整理编修
相传《春秋》是孔子所作（《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使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寄托孔子的政治理想。（现在一般认为《春秋》是孔子对鲁国原始国家历史材料进行编辑后寄托其政治理想的新作品，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春秋》非孔子所编撰。）《春秋》一书所载年代（前722年到前481年）就称为春秋时代。孔子门人及其再传弟子将其学说结辑成书，是为研究孔子思想最主要的文献：《论语》。汉代定型的《礼记》一书中也有关于孔子思想的记述（如其中的《大学》 及《中庸》等），又有记录孔门思想的《孔子家语》一书，传统上被认为多伪撰之说，近年来，逐步得到学界重视。南宋时，朱熹将《论语》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反映被称为亚圣的孔丘之后最伟大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思想的《孟子》一书合在一起撰写了《四书集注》，是谓四书。四书与《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易经）、《春秋》五部经典合称“四书五经”，乃儒家学说之核心经典。
个人影响[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诸夏”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孔子正是这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遂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河。
《论语》是了解其思想的主要著作。
思想核心
有三种看法：仁，礼，仁与礼。
形而上学
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孔子回避了形而上学。当他反问子路“未知生，焉知死”，当他告诉樊迟“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确实更多地关注着现世与此岸，这时他很像是一个温和的怀疑论者。不过，“性与天道”是早期儒家相当重要的一个命题，可谓后来天人关系探讨之滥觞。不少人认为孔子的性命之学集成于《易传》，然而《易传》是否孔子所作并没有最后的结论。
人生境界
仁是孔子和弟子反复探讨的命题。有一次，樊迟就此请教，孔子说：“爱人。”很多学者指出，仁爱不是无差别的爱，而是所谓爱有差等。但也有不少人坚持认为仁的原则在于博爱,颜渊也曾问仁，孔子告诉他“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的解释同样颇具争议，但至少指示了礼的重要性。不过，孔子也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可见，礼是外在的规范，而仁才是内在的德性。根据仁的原则，人将自然的血缘亲情发散强化，推己及人，由近而远，与众人和睦相处。所以，孔子非常重视孝，他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当仲弓问仁时，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孔子告诉子贡可以一生奉行的恕。恕是一个基本原则，孔子告诉曾参“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明白：“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君子与小人虽然是以身份地位区分开来的，但孔子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差别，更重要的在于修养和境界。对此孔子有很多说明，如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修养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方法，有着丰富而精微的内涵。近百年来，不少人反感于中庸，大概是将它误解为同流合污、媚世自是、毫无原则的伪君子行径，其实这样的乡愿也正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他说：“乡愿，德之贼也。”他认为，如果不能达到中庸，狂狷是次好的境界，毕竟“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孔子又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朴实和文采两面均衡）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患得患失）。”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君子泰（安舒）而不骄（傲慢），小人骄而不泰。”
正名是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张。当初，齐景公问政于孔子，他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在卫他对子路不厌其烦：“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见，正名的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使人们有一定的规范遵循，而不致生活在一种不可预期的状态之中。很多人认为孔子希望能够恢复西周的礼乐，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只是以复古的名义鼓吹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信，对于孔子而言，不仅是个人的美德，而且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子贡请教为政的要点，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相关链接[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与中华文化
秦朝以法家学说治天下，西汉武帝前推行道家理论，以“无为”治国。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华文化从此和孔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孔子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国学大师柳诒征以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孔氏家族
孔孟后人现在取名，正式订出行辈是在明朝：明初朱元璋赐孔氏八个辈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供起名用。后因洪武元年五十六代孔希学及洪武十七年五十七代孔讷先后袭封衍圣公。这样就把“希”和“言”旁加上去为十个字，即：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后清代为避帝讳，将弘改为宏，胤改为衍）。明崇祯年间，这十个字已不够用，由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孔衍植)奏准。后续十字即：“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到清乾隆九年（1744年），由礼部调查整理，报皇帝钦定，再添十字：“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由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又立二十个字咨请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公布。亦即第八十六代至一百零五代。即“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到现在为止已知最小辈是“钦”字辈。因此，不少孔孟后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辈分大小。在此之前，孔子家谱非常繁芜，这个取字方法比先前大大简化，又经皇帝提倡，使得中国其他大家族谱系的也开始效仿这种方法。
由于孔氏谱系的完善，有时孔姓人也会遇到了一些小小的不便之处。如若按孔氏家规规定，同姓同宗晚辈见到长辈一定要按辈份称呼，往往出现年龄相仿者辈分相差数辈甚至十数辈的情形。另衍圣公府里面不用孔姓为佣人，主要原因就是衍圣公很可能比多数同宗人辈份要低，导致主仆关系和辈分关系发生尴尬。一些孔姓贫穷人家可能会先改名姓再进府为仆。
孟、曾、颜三族亦用孔姓行辈排序，唯开始时期和严格程度各有差异。
孔子与中医[回目录][编辑本段]
在《论语·子路》中记述了一段关于孔子对“恒”德的评价，可以看作圣人对医生的道德期望。原文：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孔子说，南方人说如果缺少恒的美德，不要做巫师和医生。也就是对神、对人的职业，必须有恒卦所示的美德。孔子本段论述曾引发张功耀与聂文涛的争论。最后，聂认为本段落脚点在与恒卦的爻辞，说明是孔子在谈论恒卦的时候主动提及的巫医，这也说明巫医在孔子看来不是“怪、力、乱、神”的内容。这里可以看到圣人对健康与生命的尊重。
孔家饮食[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府宴
孔府是我国历史已久的贵族世家，孔府菜就是孔府在两千多年的金衣玉食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公府菜。
孔子对饮食特别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颜色不好、味道不好，不合节令，切割不正、没有好的调味品，孔子都不吃。当然这是孔子年粟六万石时的要求，周游列国，陈蔡绝粮，连饭都吃不上，就不会这样讲究了。
孔子嫡孙有世袭罔替的爵位和丰厚的收入，由于长期不断地接待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菜式不断推陈出新，踵事增华，又由于衍圣公联姻高门，内眷来自全国各地，使各地风味汇于一家，加上名厨巧师的切磋交流，逐渐形成了名膳珍馐齐备，品类丰盛完美，色、香、味、形、器俱佳而独具一格的孔府菜。
孔府菜用料广泛，山珍海味，林果野蔬，都可上席；烹调多样煎、炒、炸、扒、烧、烤、煨、，技术全面；宴席有喜宴、寿宴、家宴之分，名目繁多；席面有满汉全席、四大件、三大件、两大件等之别，等级差别很大。
清康熙时，孔府招待钦差大臣有满席、汉席之分，满汉全席是清晚期才发展起来。孔府现存一套满汉全席餐具，餐具为银制（点铜锡），共404件，有鼎、豆、簋等青铜礼器形状，有鱼、鸭、鹿、桃等食品形状，镶有翠、玉、珊瑚等珠宝，镌有祝福吉祥文字，是我国目前仅见的满汉全席餐具。餐具两层有盖，上层放菜，下层放热水或冰块以便保温，全席上菜196套，是最高规格的孔府宴席。
一、日常食制：孔府一日三餐，主食以面粉制品兼及大米与各种杂粮。孔府内设两个大厨房，分内厨与外厨。内厨设在孔府内宅中，专供衍圣公及其家属的日常饮食。到清末民初，孔府经济状况已经开始衰落，但饮食生活仍异常讲究，早上一般是六个家常小炒，喝豆粥或咸糊糊，并有三四种点心。豆粥是用上等小黄米面掺到豆浆中熬制而成，味香浓、滑爽。午餐和晚餐都要吃七八个炒菜，还要有银耳汤羹之类，冬天，常常吃火锅。
唐吴道子所作的孔子像
孔府里日常有时也吃一些当地农村的普通食品，如山芋、煎饼及各种咸菜。山芋是孔林里特产的一种林芋，香滑糯软，清代曾作为贡品献给朝廷。煎饼是用当地特产的黄米面粉精制而成。孔府每年都要腌制一些咸菜，如腌白菜心，从根部切开口，寒入调好的各种佐料，排队放在缸内，加盖密封，一个月后即可食用，酸辣甜咸，清爽脆口。腌萝卜，又名“蓑衣萝卜”，是选用形状细长的青萝卜，用刀切成螺旋状，层层放入缸内，撒上各种调料，倒入醋及糖水浸泡，其味酸甜脆爽，多用于早晨喝粥佐餐。孔府腌制的咸菜，主人只吃很少的一点，大量的还是让仆人们带回家吃了。
孔府的家常菜，虽然用料平常，但制做很讲究。如“神仙鸭子”一菜，对火工要求很严。想传孔子后裔孔繁坡在清朝任山西同知州时，特别喜欢吃鸭子，他的家厨就千方百计地变换烹饪技法。有一次这位厨师将鸭子收拾干净后，精心调味，入笼蒸制因当时无钟表，用燃香计时，鸭子入笼后燃香于旁，香烬后取出鸭子，味香醇美，软烂滑腴，孔知州食后大加赞赏，遂赐名“神仙鸭子”。本来有一些菜肴是极其普通的菜，但因其具有特殊意义而被用来招待贵宾。如豆芽菜，就是自乾隆年间开始成为孔府传统菜的。据说，有一次乾隆来曲阜，祭孔完毕后接着用膳，因为有饿而吃的很少，这可急坏了在一旁侍膳的衍圣公，便传话让厨师想办法。厨师们急得团团转，正在这时有人送来了一筐鲜豆芽，一个厨师顺手弄了一把豆芽，放上几粒花椒爆锅，做好送了上去。乾隆没见过花椒，便问衍圣公这是什么，衍圣公回答说是花椒，是提味的，乾隆出于好奇，便尝了一口，清香脆爽，竟大吃起业，并称赞说：味道果然不错。从此，炒豆芽就成了孔府的传统名菜。后来，炒豆芽又有所发展，酒宴上的“丁香豆腐”便是。将豆芽的豆瓣去掉，只留嫩芽，将豆腐炒后切成极小的三丁形，炒熟后，一根豆芽和一个小三丁豆腐配在一起，正是一朵丁香花，上菜后主人总要先配给客人们看看。孔府中还有一些野菜也可以入肴，如荠菜、山芋、“珍珠笋”（即刚结粒、尚未充浆的玉米穗）、龙爪笋（即高梁根部的嫩芽根叉芽）等均可制成美味，这些野菜经过特别加工后，是酒席上的珍品。
二、待客宴席：孔府待客的宴席名目繁多。由于孔府接待上起皇帝、王公大臣，下至地方官员和亲朋贵戚，外加各种迎来送往、喜庆、祭典等等，形成了家宴、喜宴、寿宴、便宴、如意宴等多种宴席。
家宴在孔府宴中，规格最为繁多，等级差别较大，主要是根据饮宴者的身份或亲疏进行区分。这些宴席有的是属于显贵“朝圣”祭孔用以接风；有产则属亲朋相约，以盛情款待。家宴的席面从高级燕窝四大件或鱼翅四大件，到“双四”一品锅，而且还随同季节变换时令佳肴。喜宴为“孔府宴”中的大型宴席之一，又分为花宴、上马列宴、下马宴和公婆宴（衍圣公嫁女孩子时，为女儿孝敬公婆的一种特定宴席），多为鱼翅宴。席面铺陈干、鲜果碟、凉菜拼盘和大件、行件等各色菜馔，取其“百年和好”、“吉祥富贵”之寓意。如干果中的红枣、花生、桂圆、栗子四果碟，各取一字，即寓有“早生贵子”之意。大件或行件菜则以“凤凰鱼翅”、“鸳鸯鸡”、“蝴蝶海参”、“桃花虾”为主。
最高级的酒席，据孔德懋（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女）女士在《孔府内宅轶事》中介绍；最高级的酒席，每桌上菜130多道，这种酒席叫“孔府宴会燕菜全席”，又叫“高摆酒席”。历代皇帝和蒋介石、顾祝同、刘峙、孔祥熙、冯玉祥等人受过此种招待。
寿宴是孔府专供赞颂和夫人及其尊长祝寿的特定宴席。席面富丽堂皇，首先上“高摆”。“高摆”为孔府高级宴席特有的装饰品，是用江米面制成，外层表面镶满各种细干果，以不同颜色和造型，构成各种精巧细致的图案，呈圆柱形摆在四个大银盘中间。“高摆”的正面镶有文字，四个“高摆”连起来，就是宴会的主题。做“高摆”，像绣花一样，四个高摆就需要12名老厨师48小时才能完成。寿宴往往镶有“福寿绵长”或“寿比南山”等祝词，还到其果碟、菜碟之谐音，用以赞祝。如长生果寓“长生不老”之意，四干果、四鲜果上齐之后，首献“一品寿桃”，寓“麻姑献寿”之意。这时平辈祝寿、晚辈祝寿。礼毕，寿桃撤下，始上热菜，庄重典雅，颇为壮观。孔府寿宴，极尽奢华，据记载，清咸丰二年八月，第七址四代衍圣公夫人毕氏过生日，公宴会一项就开支138.9万文钱。清光绪二十七年，第七址六代衍圣公孔令贻过三址岁生日时，孔府曾摆筵710余桌，燕窝、鱼翅、海参、鱼唇等席面一应俱全，府内府外掌灯结彩，内宅外院布满座席，钟鼓礼乐，极尽豪华。
孔府设宴的规模，因事、因人、因时而定，如遇重大庆典，宴席多达数百桌。如招待皇帝和钦差大臣的“圣府满汉宴”，属于清代的国宴规格，宴会常设于府内前上房，用餐具404件，上菜196道，多为燕窝、鱼翅、熊掌等珍品。可能是由于乾隆皇帝的“满汉姻缘”，又是赐更高规格的餐具，加之宴席上充实以满族的“全羊带烧烤”等，因而菜肴更丰盛之故，而形成了“满汉宴”。宴会上并伴有钟鼓礼乐，以显示“圣人之家”的气派。此外，孔府宴席的餐具十分考究。府中最珍贵的一套食器是乾隆皇帝恩赐的“御赐银质礼食大宴食器”，由404件主、副，配和大小器皿组成，是可供上190多道肴品的席器具。在孔府的客人中，只有钦差大臣、军国枢要、封疆大吏一类或以上身份的来宾，才有资格受用此具。寿宴中的“高摆”有特制的“高摆餐具”，瓷的、银的、锡的等各种质料齐全，均为整套定做，如果损坏其中一样，根本无法配齐，每次使用时，都要安排可靠的人专门照管餐具，餐具的开头很特别，如盛菜的盘、碟有四方的、元宝形的、云彩形的等等，均是根据府菜的特点设计。有一道菜叫“带子上朝”，是一只鸭子携着一只鸽子，菜盆的形状就恰好是这鸭子和鸽子连在一起的外形。“金银鱼”这道菜是并列的两条鱼，一黄一白，餐具也就是两条鱼的形状，半边黄、半边白。每个人面前的小分碟也有不同的形状，瓜形的、八卦形的等等，各有各的用途。餐具中还有一套是带“水池子”的，盛大件的餐具或是盛饭的小碗，下面都是个小热水池子，可使饭菜长时间不凉，每个人面前喝汤的小碗叫“口汤碗”，只适盛一口汤，周围也是水池子温着。
便宴，是衍圣公日常宴请至亲好友或文墨聚会所用，形式不拘一格，席面菜馔可由主宾任意点选，比较随便。孔府宴席不仅名目繁多，规格、等级差别明显，而且在宴席的肴馔品类和上菜顺序上也十分考究。宴席肴馔品类的序列分为头菜、大菜、行菜、饭菜、面点、果品等。头菜，是指一桌宴席全部菜肴中最重要的一道菜，它在一桌宴席的价值比重、结构位置以及烹调工艺和器具配备方面都具有首要的意义。它往往是以某一肴品命名的一桌宴席的主要依据，可以说是大菜中的大菜。如一桌“海参三件”的席面，共有三大件、八凉盘、八热盘、四饭菜、点心、大米干饭，其头菜是“红烧海参”，它与其他两品大菜合成为“三大件”，故此桌席名为“海参三大件”。大菜，是一桌宴席的主体菜，一般由数道菜组成，是该宴席的重心和主体结构。由于孔府宴席总的特点是厚重华贵，所以大菜品类既十分丰富又多数属于长久稳定型的肴品。大菜作为宴席的主体菜，一般在原料上便能体现出来，通常都是山珍海味或禽畜（牲、兽）整件或大件。除原料的贵重之外，一般在工艺体现其显著的位置。行菜，是大菜的组配菜，与大菜主、副配伍。行菜随同大菜陈列于调节面，并与大菜构成宴席的一个个分组结构。饭菜，是拌进主食的菜肴，俗称“下饭菜”。饭菜是宴席的最后一组菜品，随同主食同上桌面，用料不很贵重，品味更适于佐餐下饭。
大件席是孔府常用的宴宾会分燕菜大件、鱼翅大件、海参大件，分上、中、下三个档次。孔府档案中现存清光绪二十年祝贺慈禧太后六十寿诞时进贡的蒿面菜单：“海碗菜二品：八仙鸭子，锅烧鲤鱼。大碗菜四品：燕窝‘万’字金银鸭块，燕窝‘寿’字红白鸭丝，燕窝‘万’字三鲜鸭丝，燕窝‘疆’字口蘑肥鸭。中碗菜四品：清蒸白木耳，葫芦大吉翅子，寿字鸭羹，黄焖鱼骨。情碗菜四品：溜鱼片，烩鸭腰，烩虾仁，鸡丝翅子。碟菜六品：桂花翅子，炒蕉白，芽业炒肉，烹鲜虾，蜜制金腿、炒王瓜酱。克食二桌：蒸食四盘，炉食四盘，猪肉四盘，羊肉四盘。片盘二品：挂炉猪，挂历炉鸭。饽饽四品：寿字油糕，寿字木樨糕，百寿桃，如意卷。燕窝八仙汤，鸡丝卤面”。内中菜肴32品，主食12品。菜肴中大菜18品，其中燕窝5品，鱼翅3品。
大件席上菜的顺序是：先上四干果、四鲜果，什么席先上什么大件，再跟行菜。如鱼翅四大件：鱼翅，跟两个炒菜；鸭子，跟两个海味行菜；鳜鱼，跟两个素口淡菜；甜菜，跟两个甜味行菜；两盘点心，一甜一咸；四个饭菜；四个素菜；四碟小菜；面食。
孔府糕点与孔府菜一样，是在长期历史中融合南北风味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风味糕点。孔府所用的各种点心，大都是自己的厨师制作，现做现吃，制作精细。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供衍圣公府的主人们食用，数量较少；另一类是外用点心，主要是用于进贡、馈、赠恩赏。主要品种有枣煎饼、缠手酥。枣煎饼选用上好红枣、小米、芝麻，用石磨磨成浓浆，在铁制鏊子上烙成，香甜酥脆。缠手酥制作精巧，细薄如纸，香脆可口。
内用糕点种类最多，有应时糕点、节庆糕点、常年糕点等不同。应时糕点有奏的萝卜饼、藤花饼，夏日的荷花饼、薄荷饼、绿豆糕、栗子糕、凉糕，秋天的桂花饼、菊花饼，冬天的水晶包、豆沙包、火腿烧饼等。
节庆糕点有正朋十五的元宵，八朋十五的月饼，七月初七的巧果。元宵、月饼馅种类多，巧果造型优美。巧果有专用的模具，花色丰富，孔雀、金鱼、石榴、仙桃、花篮、寿字、福字、图案精巧，味美可口。常年糕点有菊花酥、百合酥、麻团、黄糕等，还有专为客人准备的到门糕点，有梢梅、一口盅、棉花桃等。孔府糕点不仅用料、造型、工艺讲究，食用也很讲究，不同的糕点要配不同的汤。绿豆糕要配山楂汤，各种酥糕可配桂圆汤、百合疡、莲子汤、杏但羹、火腿铙饼要配紫菜汤，等等。
孔府宴席一向沿袭着古风旧制，礼仪庄重，规格严谨，其布席、就座、上菜都极为讲究。在座席的安排上讲究“奉席如桥衡，所奉席头，令左昂、右低……席舒有首尾”。让宾客坐首席，主人旁陪，施之以谦尊之礼。席面布置有首尾，上菜程序有先后。遵循惯例，咸先淡后；浓先薄后；无汤者先，有汤者后，宾主对坐，循序进献，以炫耀诗礼之家风。
在孔府的各类宴席中，最低等的是给当差的、老妈子们吃的，仆人们不能上桌子，在前上院的院子里搭起天棚，地上铺上新炕席，仆人们席地而坐，围成圆圈，叫做“坐席”。每一“桌”席有址碗菜，这种菜的规格叫“十大碗”。据一张“十大碗”的菜单子记载，这十碗菜有：海参、鱼肚、红肉、清鸡丝、瓦块鱼、白肉、肉饼、海米白菜、八仙汤、甜饭。
孔子
三、孔府菜孔府的历代主人们，在接待皇帝，向皇宫进贡，欢宴钦差大臣、达官贵戚和举行家宴、喜宴、寿宴及日常生活中，遵循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训教，由孔府历代名厨精心创制，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风味的典型官府菜——孔府菜。孔府菜是我国烹饪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
孔府菜，历史悠久，烹调技艺精湛，其烹调技艺和传统名菜，都是代代承袭、世世相传，经久不衰。孔府菜，因孔府主人的特殊地位和厨师们的精心制作，广泛吸收了宫廷、官府和民间的烹饪技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着意创新，自成一格。
孔府菜的用料其广泛，高至山珍海味，低到瓜、果、菜、蔬或山林野菜等，都可烹制出佳蔬美味。但其日常菜馔多为就地取材，而以乡土原料为主。当地盛产的众多原料，使得厨师们能为“有米之炊”，而在巧厨面前，可以一料多用，变换无穷，广为后人所用，一直沿袭至今。
孔府菜做工精细，善于调味，讲究盛器，烹调技法全面。在诸多技法中，尤以烧、炒、煨、炸、扒见长，而且制作程式复杂，以烧、炒、煨、扒等技法烹制的菜肴，往往要经过三四道程序方能完成。其风味特色则是清淡鲜嫩，软烂香醇，原汁原味。自制的“三套汤”，鲜香味醇，有着重要的功力。“美食不如美器”，孔府历来十分讲究盛器，银、铜、锡、漆、瓷、玻璃、玛瑙等各质餐具俱备，因事因馔而用，取其形象完美。
孔府菜的命名极为讲究，寓意深远，有些系沿用传统名称，此类多属家常菜；有的取名古朴典雅，富有诗意，如“一卵孵双凤”、“诗礼银杏”、“阳关三叠”、“白玉无瑕”、“黄鹂迎春”等都属此类；有的菜点则是管家、厨师投其所好，用以引人入胜，如“带子上朝”、“玉带虾仁”、“雪丽琥珀”等；还有一类菜的名称是用以赞颂世家之荣耀或表达吉祥如意的，如“一品锅”、“一品寿桃”、“一品豆腐”以及“福、禄、寿、喜”、“万寿无疆”、“吉祥如意”、“全家平安”、“连年有余”等多是因人因事而易，取其吉祥之意。
孔府长期形成的各类宴席，礼仪庄重，等级分明，在席面款式上十分严格，既有书香门第、圣人之家的风度，又有王公官府的气派。孔府宴席上的各类菜点是孔府菜的主要内容，我们在前面已略有介绍。孔府宴菜如今已经成为我国烹饪菜系中的重要代表，“孔膳堂”也已经涉足京城、海外，孔府菜为更多的人们所欣赏、品味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孔子自己喜欢弹琴，曾学琴于师襄，他的认真和努力，使师襄大为感动。孔子作有琴曲《陬操》，以伤悼被赵简子杀害的两位贤大夫，现存琴曲《龟山操》、《获麟操》、《猗兰操》相传也是孔子的作品。按照周代的礼制，“士无故不撤琴瑟”（《礼记?曲礼下》）。《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儒家师徒喜爱琴瑟"弦歌不辍"的榜样，身为后世的文人士大夫所倾慕，使得琴乐的古老传统代代传习，不断发扬光大。
生卒：约前551-约前479
描述：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籍贯：鲁国人
■据考证，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１７岁时，孔母颜征在卒。
■孔子19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个人简介[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俄语：Конфуций.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二,春秋后期鲁国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 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思想定位[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思想由原先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的正统思想，这也是因孔子思想与皇权思想的某种互需性所致，经过历代皇权的极力推崇，以致将原先孔子思想上升至神圣的地位，同时打压其它与孔子思想不相符的思想观点，造成社会思想单一与僵化，最终对后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障碍，形成了思想僵化乃至腐朽与落后中国社会现实。想的束缚，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尤其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开创者们，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创新方面可谓是继孔子以来新文化、新思想主将，被称为中华民族的魂。
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孔子从被打倒在地，现今又开始重新认识孔子，可谓是认识上的回归，先将神坛上的孔子推倒，再将孔子拉回人们中间，而不是又将其高高供奉，这才是真正的孔子所被希望的。
孔子和鲁迅，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国一代一代的，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找不到还得继续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把孔子和鲁迅绝对对立起来。捧鲁迅时，像“文革”时期，就用鲁迅打孔子；现在，孔子地位高了，就用孔子打鲁迅。当年就是鲁迅把孔子赶跑了，现在正要把孔子请回来。但孔子和鲁迅真的是决然对立，水火不容，有孔无鲁，有鲁无孔吗？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鲁迅和五四那一代人对孔子有很多批判，这样的批判是有两个层面的。首先，他们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华中心主义”的，在当时的中国，正是这样的中华中心主义妨碍着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吸取，而在五四先驱者看来，打开思想的闸门，向世界开放，正是当务之急，因此，在思想文化界就需要破除将传统文化绝对化的文化神话。他们的批判锋芒又同时指向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其实，在晚清以来，儒学的垄断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诸子百家有更多的关注，五四时期只不过是把这样的打破垄断、独尊的努力，推向自觉。
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鲁迅在内的先驱所做的，其实也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工作，他们所批的正是被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宗教化的“人造孔子”，“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当然，鲁迅和孔子之间是有分歧的，甚至是重大分歧，原则分歧，从这一层面，鲁迅也批孔子。孔子是一个“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因此，他想当“国师”。而鲁迅，连“导师”都不想当(他的理由是：我自己都找不到路，如何为年轻人指路？)，更不用说当“国师”。更重要的是，鲁迅对统治者没有幻想，他曾经说过，统治者遇到危机，车子要倒了，你别去扶，让它自己倒。孔子却拼命要扶，不让扶也要扶。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有批评，说批判也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就是现在，有不同选择的知识分子之间也经常有争论，相互批判。但并不妨碍彼此在别的方面有相同之处。孔子也是“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当然，他是力图在体制内批判，鲁迅则是自觉地进行体制外的批判，这确有不同，但在批判权贵这一点上，也自有相同，所谓“同中之不同，不同中之同”。我们不必掩饰分歧，也不必夸大分歧。
鲁迅和孔子，尽管道路的选择有不同，但那样的不屈不挠地追求探索，以及在追求、探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浩然正气、韧性精神、理性实践精神，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论语》中最难做到的两条：“匹夫不可夺志”，“视富贵如浮云”，都是孔子精神的精髓，而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最能体现这样的精神的，就是鲁迅。
我们可以说，从孔子到鲁迅，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传统的。我们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有了一个鲁迅，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宝贵遗产，理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从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出发，总把他们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让他们一个损害一个，这不仅是愚蠢，更是犯罪。它对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是大有启示意义的。
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藉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也鲜有人能说得详尽。今日得个空闲，将他们开列造册，整理出来，以飨诸友。浪费时间心力做这件事，无益时用，迹近无聊，只图能博一二朋友一观一笑。倘竟能为有心于孔学者进行考证研究添毫发之助，则就喜出望外了。
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我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我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
名言[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匆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思想品格[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 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年表[回目录][编辑本段]
1岁：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9月28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今从《史记·孔子世家》说。3岁：公元前549年（鲁襄公二十四年）其父叔梁纥卒，葬于防山(今曲阜东25里处)。孔母颜征在携子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
5岁：公元前547年（鲁襄公二十六年）孔子弟子秦商生，商字不慈，鲁国人。
6岁：公元前546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弟子曾点生，点字皙，曾参之父。
7岁：公元前545年（鲁襄公二十八年）弟子颜繇生，繇又名无繇，字季路，颜渊之父。
8岁：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弟子冉耕生，字伯牛，鲁国人。
10岁：公元前542年（鲁襄公三十一年〕弟子仲由生，字子路，卞人。 是年鲁襄公死，其子躌继位，是为昭公。
12岁：公元前540年（鲁昭公二年）弟子漆雕开生，字子若，蔡人。
15岁：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故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16岁，公元前536年（鲁昭公六年）郑铸刑鼎。弟子闽损生，字子骞，鲁国人。
17岁：公元前535年（鲁昭公六年〕孔母颜征在卒。是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19岁：公元前533年（鲁昭公九年）孔子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
20岁：公元前532年（鲁昭公十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21岁：公元前531年（鲁昭公十一年）是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 此“鄙事”当包括“委吏”、”乘田”。
27岁，公元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30岁：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自十五岁有志于学至此时已逾15年，孔子经过努力在社会上已站住脚，故云”三十而立”。(《论语·为政》)是年齐景公与晏婴来鲁国访问。齐景公会见孔子，与孔子讨论秦穆公何以称霸的问题。弟子颜回、冉雍、冉求、商瞿、梁鴷生。回字渊，雍字仲弓，求字子有，瞿字子木，皆鲁国人；鴷字叔鱼，齐国人。
31岁：公元前521年（鲁昭公二十一年）弟子巫马施、高柴、宓不齐生。施字子期，陈国人；柴字子高，齐国人；不齐字子贱，鲁国人。
32岁：公元前520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弟子端木赐生，赐字子贡，卫国人。
34岁：公元前518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聘，问乐于苌弘。
35岁：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发生内乱。《史记·孔子世家》云：“昭公率师击（季）平子，平子与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孔子在这一年也到了齐国。36岁，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得到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于，被晏子阻止。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37岁：公元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由齐返鲁。吴公子季札聘齐，其子死，葬于瀛、博之间。孔子往，观其葬礼。弟于樊须、原宪生。须字子迟，鲁国入；宪字子思，宋国人。
38岁：公元前514年（鲁昭公二十八年）晋魏献子（名舒）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云：“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
39岁，公元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是年冬天晋铸刑鼎，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40岁：公元前512年（鲁昭公三十年）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故自云“四十而不惑”。弟子澹台灭明生。灭明字子羽，鲁国人。
41岁：公元前511年（鲁昭公三十一年）弟子陈亢生。亢字子禽，陈国人。
42岁：公元前510年（鲁昭公三十二年）昭公卒，定公立。
43岁：公元前509年（鲁定公元年）弟公西赤生。赤字华，鲁国人。
45岁：公元前507年（鲁定公三年）弟子卜商生。商字子夏，卫国人。
46岁：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弟子言偃生。偃字子游，吴国人。
47岁：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弟子曾参、颜幸生。参字子舆，鲁国人。幸字子柳，鲁国人。
48岁：公元前504年（鲁定公六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史记·孔子世家》云：“陪臣执国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想见阳虎、后二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此事当在鲁定公五年或鲁定公六年。
49岁：公元前503年（鲁定公七年）弟子颛孙师生。师字子张，陈国人。
50岁：公元前502年（鲁定公八年）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公山不狃以费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被子路阻拦。
51岁: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四方则之。弟子冉鲁、曹坅、伯虔、颜高，叔仲会生。鲁字子鲁，鲁国人：坅字子循，蔡国人：虔字子析，鲁国人；高字子骄，鲁国人：会字子期。鲁国人。
52岁：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孔子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夏天随定公与齐侯相会于夹谷。孔子事先对齐国邀鲁君会于夹谷有所警惕和准备，故不仅使齐国劫持定公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逼迫齐国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郓、鄵、龟阴等土地。
53岁：公元前499年（鲁定公十一年）孔子为鲁司寇，鲁国大治。就任后七日，就以“五恶”的罪名，以言论定罪，杀死曾和自己争抢学生的著名的鲁国大夫、教育家、演说家少正卯。
54岁：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为鲁司寇。为削弱三桓，采取堕三都的措施。叔孙氏与季孙氏为削弱家臣的势力，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但此一行动受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孟孙氏暗中支持公敛处父。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弟子公孙龙生。龙字子石，楚国人。
55岁：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春，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离开鲁国到了卫国。十月，孔子受谗言之害，离开卫国前往陈国。路经匡地，被围困。后经蒲地，遇公叔氏叛卫, 孔子与弟子又被围困。后又返回卫都。
56岁，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子路对孔子见南子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郑国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古之遗爱”。57岁：公元前495年（鲁定公十五年）孔子去卫居鲁。夏五月鲁定公卒，鲁哀公立。
58岁：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孔子居鲁，吴国使人聘鲁，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59岁：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孔子由鲁至卫。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去卫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左鬼右隹)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60岁：公元前492年（鲁哀公三年）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欣然笑曰：“然哉，然哉！”
61岁：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孔子离陈往蔡。
62岁：公元前490年（鲁哀公五年）孔子自蔡到叶。叶公问政于孔子，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去叶返蔡的途中，孔子遇隐者。
63岁：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孔子与弟子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人相救。由楚返卫，途中又遇隐者。
64岁：公元前488年（鲁哀公七年）孔子在卫。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65岁：公元前487年（鲁哀公八年）孔子在卫。是年吴伐鲁，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66岁：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孔子在卫。
67岁：公元前485年（鲁哀公十年）孔子在卫。孔子夫人亓官氏卒。
68岁：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是年齐师伐鲁，孔子弟子冉有帅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答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于归鲁。孔于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季康子欲行“田赋”，孔子反对。孔子对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丘亦足矣”。
69岁：公元前483年（鲁哀公十二年）孔子仍有心从政，然不被用。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孔子的儿子孔鲤卒。
70岁：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孔子自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颜回卒，孔子十分悲伤。
71岁：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是年春，狩猎获麟。孔了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见鲁哀公及三桓，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桓，没有得到支持。
72岁：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孔子闻卫国政变，预感到子路有生命危险。子路果然被害。孔子十分难过。
73岁：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患病，不愈而卒。葬于鲁城北。鲁哀公诔之曰：“?天不吊，不潎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子贡为之守墓六年。弟子及鲁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孔子受到人们的奉祀。
主要弟子[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门弟子三千，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一说为七十二人）。由于年代久远，当年“受业身通者”为几人，已不可考。今选取几位史籍中有详细记载，确定其人真实存在的进行介绍。
言偃 (前506～前443)春秋时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字子游，又称叔氏。常熟人。22岁时离乡北上，拜孔子为师，为其三千弟子中七十二贤之一。谦虚好学，擅长文学，曾任鲁国武城宰，用礼乐教化民众，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深得孔子赞赏。后学成南归，从游弟子无数，被誉为传播东南文化第一人。唐代起先后被封为吴侯、吴公、吴国公及先贤言子等。清康熙间特设五经博士一员，由其后裔世袭。言偃对吴地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颜回（前521～前490）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孔子弟子。以德行见称。勤奋好学，笃信孔子学说，并“闻一知十”，领会深刻。为人平易谦逊，沉默寡言，才智较少外露，在行动上努力实践孔子的理想，成为孔子最忠实、最得意的学生。孔子屡称他品格高尚，说 他“三月不违仁”，“不迁怒，不贰过”。33岁时去世。今曲阜城北陋巷街有颜庙，亦称复圣庙。今曲阜城东11公里防山之南程庄村东北角有颜子林，为颜回及其家族的墓地。
曾参（约前505～前435） 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 （今平邑）人。人们尊称为曾子。孔子弟子。乐道养亲，曾仕为小吏，以孝著称。认为"忠恕"是孔子" 一以贯之"的思想，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主张"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矢志不懈地实践孔 子学说。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在孔门中被视为道统的继承者，被后代统治者尊为 “宗圣”。《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18篇，已残，今存《大戴礼记》中，自《立事 》至《天圆》凡10篇。清阮元有《曾子注释》。今嘉祥城南20公里南武山南麓有曾庙，又称宗圣庙。
仲由（前542-前480） 春秋末鲁国卞（今泗水东）人。字子路，通称季路。孔子弟子。以政事见称。原为鄙野粗人，孔子设礼相诱，收之为徒。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经常批评孔子。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做事果断，信守诺言，勇于进取，曾任卫蒲邑大夫、季氏家宰，是孔子“堕三都”之举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后为卫大夫孔悝家宰，在内讧中被杀。
冉求（前522-前489）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有，通称冉有。孔子弟子。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长理财，曾担任季氏宰臣。前487年率左师抵抗入侵齐军，并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胜利，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
闵损（前536-？）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骞。孔子弟子。以德行见称。相传遭后母虐待，但为了爱护异母弟而自甘受苦，谏阻父亲驱逐后母，孔子曾特别表 彰他的孝行，后人将他列入"二十四孝"之中。为人谦和、清高，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季氏令其担任费宰，逃亡齐国力辞。
宰予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我，通称宰我。孔子弟子。以言语见称。利口辩辞，颇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独到的见解，孟子称赞他“智足以知圣人”，但与孔子有较多的思想分歧。反对为父母服丧3年的礼制，主张改为1年，被孔子斥为不仁。曾在白天睡觉，孔子把他比作"朽木"和"粪土之墙"。一说后来到齐任临淄大夫，因与田常作乱被杀。其墓在今曲阜城东3公里古城村南约500米处。
端木赐（前520～456），字子贡，姓端木，名赐，卫国人（今河南浚县人），曾任鲁、卫两国之相，是孔门七十二贤中最有作为者，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子贡是春秋时期了不起的外交家和商人，被后世奉为“儒商鼻祖”。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最全面的人才。
曾参（约前505～前435），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平邑）人。人们尊称为曾子。孔子弟子。曾点之子，乐道养亲，曾仕为小吏，以孝著称。认为"忠恕"是孔子" 一以贯之"的思想，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主张"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矢志不懈地实践孔 子学说。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在孔门中被视为道统的继承者，被后代统治者尊为 “宗圣”。《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18篇，已残，今存《大戴礼记》中，自《立事》至《天圆》凡10篇。清阮元有《曾子注释》。今嘉祥城南20公里南武山南麓有曾庙，又称宗圣庙。
教学方法[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讲学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塾，开创平民教育之先河；加上“有教无类”（见“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从而培养了大批的学生(他一人招收的学生就达三千之多)，许多学生一旦及门，便终生接受其教诲。孔子死后，弟子代代相传，其影响一直达于当代，并远播海外。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伟人能和孔子相比，后世称其为“大成至圣先师”，应是当之无愧的。
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除了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精邃及知识的渊博外，也与他完美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具体说，孔子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是善于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教与学的关系。在汉字中，“教”与“斆”（学）本是同源字，是同一事物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说文》（《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可见，教是指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活动。由“教”又孳生出一个“斆”字，《说文》云：“斆，觉悟也，从教。”秦以后，斆写作学。而所谓“觉悟”，也就是“上所施，下所效”的意思。因此，在教的同时，就应该顾及到学的方面，教师不能只顾自己念讲义，而不去看学生“觉悟”了没有。
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方面，孔子是充分体现了教学一体思想的。他对自己教学对象的学习和接受情况是完全掌握的。例如他整天和颜回讲学，颜回却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愚人，但孔子知道，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孔子也知道弟子们的悟性是有差别的，“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学生一旦“觉悟”，孔子也能随时察觉。如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便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贡从《诗经?卫风?硕人》对美女的描写而联想到礼乐的产生，孔子也鼓励他“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对于学生的性情禀赋，孔子也了如指掌。如季康子向他打问仲由、端木赐、冉求的情况，他不假思索便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即子路果敢决断，子贡通情达理、冉有多才多艺。他还说过“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的话，表现出对各位弟子习性的深知。
对学生的日常生活，孔子更是关怀备至。弟子公冶长含冤坐牢，孔子认为“非其罪也”，并把女儿嫁给他；冉伯牛患了绝症，孔子亲自看望，还来不及进屋便在窗外握着学生的手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连连叹息；颜渊去世，孔子极其悲痛地说：“老天爷要我的命呀！老天爷要我的命呀！”别人劝其节哀，他说：“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呢！”
正因为孔子既教书，又教人，将教与学融为一体，所以不但师生间关系和谐融洽，其教学质量也是很高的，“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是“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普遍性教育与针对性教育的关系。 首先，孔子是主张全民教育的，他明确提出“有教无类”，即人人他都可以教育，没有年龄、贫富、地域的区别。在孔门弟子中，既有小于夫子六岁的颜由，也有小于夫子五十四岁的叔仲会（子期），学生间的年龄差距达五十岁，甚至还有父子同列孔子之门者，如颜由、颜回父子，曾皙、曾参父子，都曾先后成为孔子的学生；从地域而言，孔子学生的来源除了齐、鲁外，还有宋、卫、陈、蔡、秦、楚、吴、越等地，几乎遍及全国。而且，学生的家庭出身及经济状况也各不一样，其中既有鲁大夫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也有“贱人”出身的仲弓；有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住在穷巷的原宪。
其次，弟子入室后孔子又能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同样是问“仁”，针对不同的弟子，孔子便有不同的解答（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樊迟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贡问仁，孔子说“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答案呢？主要是针对各人的不同特点而言的。颜渊、仲弓悟性很高，孔子就正面回答他们；司马耕（子牛）“多言而躁”，孔子就让他说话谨慎些；樊迟悟性较差，孔子就让他从日常小事做起；子贡好议论人，“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孔子就让他多向贤士大夫学习，以加强自身修养；子张欲求闻达，孔子就让他养成能行于天下的五种品德。夫子之用意，可谓深矣！
三是学与思的关系。在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认为，学与思二者必须兼顾，不能有所偏废，否则便很难学有所成。应该说这是古今有关学与思关系的最辩证、最正确的理解。
孔子是以《诗》、《书》、《易》、《礼》、《乐》为课本来教学生的，他鼓励学生多读书。例如他劝学生学习《诗经》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思是说，读《诗经》可以培养人的联想力，可以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会讽刺的方法。运用其中的道理近可以事奉父母，远可以服侍君王；而且还能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其它各经在先秦来说也都是很重要的典籍。
孔子之“思”，一是要学生深入思考文献的文化内涵，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二是要学生思考如何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例如，孔子曾多次同学生讨论《诗经》，并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认为《诗经》的文化精神就是思想纯正。在他的启发下。弟子们也纷纷谈了对《诗经》有关篇章的理解，如子贡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句（《卫风?淇奥》）的认识，子夏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句（《卫风?硕人》）的认识，都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在理解文献的基础上，尽量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的能力。这也是“思”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意思是说，虽然熟读《诗经》三百篇，但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通，让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地去谈判，这样的人即使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 总之，孔子认为只有学思结合，学以致用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
四是温故与知新的关系。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里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复习旧的功课，便可以帮助理解新的内容，因为学习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温故”也指对已有知识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知新”则指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
如何“温故而知新”呢？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即要经常地温习，并于恰当的时候践习）。用孔子弟子子夏的体会来说就是“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
五是讲授与答疑的关系。孔子教学，主要是大班授课与个别辅导答疑两种形式。在讲授中，孔子总是尽可能多的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懂的事情，则轻易不下结论，宁肯存疑，这便是孔子在教学上所一贯主张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原则。 据《论语?述而》所记，孔子主要以“文、行、忠、信”四种内容教学生。孔子在授课时，不但做到了“诲人不倦”，而且也能毫无保留。他曾对学生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
在辅导答疑方面，孔子更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礼记?学记》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孔子就是小叩小鸣、大叩大鸣的。如孔子到了卫国，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边走边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接着问道：“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育他们。”随着冉有提问的不断升级，孔子的回答也越来越深刻。
当然，孔子对于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也决不会强不知以为知的。他严格遵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 而尤值得称道的是，孔子无论上课还是答疑，都非常注意方式方法，循循善诱，从而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了知识，懂得了深奥的道理。如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侍坐，孔子先是和蔼地启发他们谈了各自的抱负和志愿，然后再加以点评，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弟子们不但了解了老师的志愿，也懂得了为国以礼、为人要谦逊的道理。而对于“其言不让”的子路，孔子虽不赞成他的自负和粗率，但出于爱心，也仅是微微一笑，而让学生自己去觉悟罢了。
六是言传与身教的关系。孔子在教学中既重言传，又重身教，他将这两者结合的完美无缺。
首先，孔子既以学问教人，又以道德教人，并在人格上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他将庄重的人格、威严的仪表与学习的能否巩固联系在一起。而如何做到威严而不凶猛呢？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在学生的心目中，孔子也确实是既威严肃穆而又温厚可亲的。学生们说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子夏更称孔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其次，在治学方面，孔子也处处以身作则。他没有“意”、“必”、“固”、“我”的毛病，常能闻善而从。他虽然学问渊博，但还是坚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入太庙，也总是“每事问”，虚心向别人请教。直到晚年，他仍是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孔子这种好学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学生们，我们看《论语》中所记，凡孔门弟子相聚，几乎都是在探讨学问，有些已经肄业的学生也仍然不时地来向孔子请教问题。
再次，孔子与学生之间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既有利于身教，也利于言教。学生可以“当仁不让于师”，向孔子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是尖锐批评。如一次孔子来到子游作县长的武城，闻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治理这样一个小地方，用得着教育吗？不料子游马上就把老师的话顶了回去，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作官的学习了就会有仁爱之心，老百姓学习了就容易听指挥。”于是孔子赶紧说道：“弟子们，言偃（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那句话不过是同他开了个玩笑罢了。”
子路篇
春秋时鲁国的孔子有三千学生,而其中有名的为七十二贤。这七十二贤人中有个叫子路的,他并不是文质彬彬的弟子,原来是个桀骜不驯的莽汉子。
一天,尚不年迈的孔子带著他的学生子路出游到深山老林去避暑。春秋时夏天的天气并不比现在凉爽。孔子上了山已是汗流浃背,跟在身后的子路也敞开衣衫任腥热的山风把胸毛吹得东倒西歪。孔子在一块大石上坐下之后说口渴死了,让子路去寻些水来喝。
子路打开随身的包袱取出石臼走到一条小溪的上游,小溪喷珠吐玉,泉水清凌如碧。子路在用石臼舀水当儿,一抬头忽然看见他面前的草丛里黄灿灿的鲜花开得正盛,定睛再看时那根本不是一簇艳丽的鲜花,而是斑斓炫目的猛虎。在那白额黄斑虎吼声震山扑过来的瞬间,子路纵身跃到猛虎的身后一把揪住了老虎尾巴。子路力大过虎,就好像若干年后的武松那样赤手空拳把猛虎打死了。他揪断了死虎的尾巴揣在怀里以作凭证,准备向孔子炫耀,然后荡了荡泉水舀了满满一大臼泉水返回原地。子路递水给孔子时喜滋滋地问道:“先生，上士（智能过人、武艺高强的人）怎么样打死老虎？”
孔子抿了一口清凉的泉水回答:“上士打老虎先揍虎头。”
子路敛住笑容又问:“那中士呢？”
孔子喝了好几口水道:“中士打老虎,先揪虎耳朵。”
子路不高兴地接著问:“下士打虎是个什么样子呢”孔子清了清嗓子:“下士打虎拽住老虎尾巴才敢动手。”
听完孔子的话,子路感到受了侮辱,扔掉老虎尾巴,怨恨地说:“先生大概明知泉水被一支猛虎守著,竟然让我去打水,是存心想害死我！”
子路在质问孔子的时候,趁孔子只顾喝水不留意的空当,就手抓起一个石盘揣在衣襟底下。那石盘边缘十分锋利,子路怀揣著石盘准备在适当时机如掷铁饼似地抛起石盘,然后石盘会在空中飞旋,划一道闪亮的弧,顷刻之间即会把文弱不堪的孔先生击个脑浆涂地。
子路预谋好这一切,站在孔子面前咄咄逼人地发问:“孔先生,你说,上士杀人是怎么个杀法？”
孔子一愣,随即镇静地回答:“上士杀人用笔尖。”他怕学生听不懂,解释道,“用笔墨写在竹简上或刻在甲骨钟鼎上,以文字昭示天下,把人置於死地。”
子路怒气未减地又问:“那么中士该如何杀人？”
孔子慢条斯理地回答:“中士杀人用舌尖。人的舌头是软的,能把方的说成圆的,圆的说成扁的,众口铄金,也会杀人不见血。”
子路居心叵测接著问:“那么下士该如何杀人?”
孔子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下士呀,下士杀人用怀里揣著的一个石盘。”
子路一下子泄了气,他扔掉怀里的石盘,五体投地跪拜了孔子。从此对孔子心服口服,忠心耿耿。
学术贡献[回目录][编辑本段]
《论语》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政治生涯[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在艰难困苦中，孔子发愤好学，他遍访名师，虚心求教，先后师事老子、郯子、苌弘、师襄等人。大约三十岁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来到孔子身边。此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他广收门徒，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成为当时学术下移、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故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声名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赋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受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抑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曲阜城北）泗水之上。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
教育贡献[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文化巨人——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由于孔子在讲学中，所下的功夫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师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发自内心的崇敬。他们追随、侍奉、保卫他，他们随他一起奔波行道，周游列国，备受艰辛与饥饿而毫无怨言。当有人诋毁孔子时，则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当遇到危难时，则舍身护卫。夫子逝世，弟子们如丧考妣，皆在坟周服丧三年。子贡独守六年。其尊师重道精神，至今仍传为佳话。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当今广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
孔子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学[回目录][编辑本段]
“儒学“内圣外王”新解” 一文提出了儒家的内圣一贯说与外王一贯说，准确阐释了孔子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学，并介绍了内圣外王的杏园修学方法。以下是该文内容：
儒学“内圣外王”新解
一 儒学“内圣外王”一贯论
一 引言
“内圣外王”是儒学全部学说的总的概括。《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内圣范畴，内圣即通过修养成为圣贤的一门学问。“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范畴，外王即是在内心修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活动推行王道，创造和谐社会大同社会的一门学问。“内圣外王”皆以“仁义礼智”为根本指针，其中“仁”“礼”在“内圣外王”两个层面中的根本意义相同，但在两个层面上有不同的具体解释和具体效用。
二 内圣一贯学说。
1、《大学》：“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阳明心学认为：格物即“格心之物”，格就是规格、条理，格物就是“使物格”，就是使外物在人的心中有规格有条理亦即有正确的位置。致知即“致良知”，“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所谓良知良能就是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孟子·告子上》：“测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测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就是说“仁义礼智”不是外部强加给人的赘物，而是自然赋予人的本性，是人“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良知”。
《大学》：“物格而后知至”——就是说外物在人的内心有了正确的位置，亦即破除了外物在人内心的不正确位置（王阳明所谓“破心中贼”），使人的内心能够不接受外物的不正确或不正当的诱导和诱惑，这样人的良知就会显现。
《大学》：“知至而后意诚”——就是说人的良知显现出来以后，自然就会坚定自己修学圣贤之道的决心，而不会只是做样子给别人看，自欺欺人。
《大学》：“意诚而后心正”——就是说人有了坚定的决心以后，自然就会对修学圣贤之道过程中的任何困难，都可以“不忿懥”“不恐惧”“不忧患”，对任何可能导致自己放弃修学圣贤之道的东西，都“不好乐”。
《大学》：“心正而后身修”——就是说人有了“不忿懥”“不恐惧”“不忧患”“不好乐”
之心，不受任何干扰之后，就会自觉的将圣贤之道贯彻于自己的一切行为之中，并使自己成为圣贤一样的人，最终实现“身修”的目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属于“修心”的范畴，格物、致知是“内圣”的第一阶：即“明本性”；诚意正心是“内圣”的第二阶：即“坚道心”；修身是内圣的第三阶：即“行圣道”。其中格物、致知是内圣的基础阶段，即“破心中贼”的阶段；修身是内圣的发挥阶段，也就是将“破心中贼”的成果发挥于外在行动的阶段。诚意、正心则是联接“基础阶段”与“发挥阶段”的重要保障。
2、程朱“理学”纲领：“存天理，灭人欲”的正确解释——“灭人欲”，并不是反对和消灭一切人欲，譬如理学并不反对和消灭吃饭。所以，所谓“灭人欲”其实只是要消灭违背人的“良知”的不正当的“人欲”，其本义与阳明心学“格心之物”“破心中贼”的思想是一致的。“存天理”，即保存人心固有的“仁义礼智”之天理，其本义与阳明心学“致良知”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3、魏晋“玄学”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老子《道德经》“道法自然”的思想解释儒学，主张 “名教”（ 仁义礼智）出于自然。以“贵无”思想消除人内心中违背“仁义礼智”的杂虑，恢复人“仁义礼智”的自然本性。这就是魏晋玄学与阳明心学的一致之处。
4、董仲舒“名教”思想，认为“仁义礼智”等“名”是“天志”即自然的表达，“圣王”根据“天志”赋予的“名”来“教化”人民，使人人“明其道”。这里的教化，即是使人人“破心中贼”，“明其道”就是使人人“致良知”。这就是董仲舒“名教”思想与阳明心学的一致之处。（注：名教思想包涵有上述“内圣”成份，但主要侧重于“外王”）
5、儒学“内圣”学说以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说贯穿始终；以《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修学次序；以王阳明心学“格心之物”和“致良知”为修学根本。凡修学圣贤之道，求作圣贤者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三 外王一贯学说
刘周“大众儒学倡议书”中关于儒学“外王”学说的表述：
（一）大众儒学是儒学的原教旨。
（二）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
1、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
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人们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人们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普遍遵守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
人民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古今中外，凡是能够使国家达到太平的统治，事实上都没有违背儒学的仁和礼两大原则。
2、儒学的真谛是仁礼一体。不讲究仁，只讲究礼，人民就会反抗其统治。不讲究礼，只讲究仁，人民就会轻慢其统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一刻也不可以分开的，这就叫作仁礼一体。
人类社会是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古代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特别严重，每个人都必须依赖群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每个人都习惯于遵守群体共同的道德规范，而认为群体共性对个性的约束非常合理。但是越到后世，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不断减弱。因此，反对共性约束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便逐步发展起来。所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就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礼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内容。拿着古代的“礼”来统治现代的社会，就会违背仁的原则。违背了仁的礼，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反对和反抗。所以，礼贵在不违背仁的原则。不违背仁的原则，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改变礼的一些具体内容。只有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和调整礼的一些具体内容，才可以达到不违背仁的原则。这就是仁礼协调，一体不二的要点。
3、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旧的礼制，这是因为这个礼制中的许多内容，有违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已经违背了仁的原则。所以，辛亥革命推翻旧的礼制，本身正是体现了儒学的仁的原则。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也只有在推行仁政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道德秩序，才能得到最后稳定并实现长治久安。
（三）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同时包含了法的内容。
1、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第十三》）。就是把法（刑罚）作为维护礼的重要手段。到了荀子提出“隆礼至法”的主张，就形成了儒学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
2、儒学中的法，更注重法的社会意义。它把法置于礼（道德秩序）的指导之下，把法治作为德治的延伸。孔子用“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来应对叶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直” （《论语·子路第十三》），正反映了儒学对法的社会意义的看重。
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表面看来有违于法。但是这种行为体现了人们对亲情的重视。如果全社会的人们都能这样重视亲情，那么人们在产生犯罪动机的时候，就会因为不忍心连累和伤害亲人而克制自己的犯罪欲望。所以，总体上可以使全社会的犯罪减少。父亲攘羊而儿子举证，表面看来符合法度。但是这种行为同时也体现出人们对亲情的淡漠。如果全社会的人们都不重视亲情，那么人们在产生犯罪动机的时候，就不会因为害怕连累亲人而克制自己的犯罪欲望。所以反而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
所以，儒学中的“法”更注重于惩前毖后，更注重于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行为。所以，对犯罪个体的惩罚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法的全部目的所在。
（四）儒学的礼法体系是分层实现的礼法体系。
宗族、地方自治与行业自律，分担了政府的管理责任。宗族、地方法规与行业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分担了政府的立法与司法责任。
——这种社会分层管理体系和法律分层践行体系，一方面缩小了政府机构的规模，减轻了人民的税负；另一方面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一些具体的社会矛盾之外。
——所以，这种分层体系是政府与社会仇恨之间的缓冲器。有了这个缓冲器，在社会矛盾一旦趋于激化的时候，政府就不会首先成为社会仇恨的目标。因而就会为政府及时采取化解矛盾的措施赢得时间和空间。所以，这种分层体系也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五）综上所述，仁礼一体和“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分层践行的礼法体系，构成了超越社会形态、超越阶级形态的促进社会长治久安、永久和谐的科学完善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方略。
所以由上可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超越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并不是一种社会形态或一个阶级的专有品。
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结论：“内圣外王”涵盖了“塑造人”的理论和“塑造人群（含人群、社会和国家、世界）”的理论两个方面，事实上也就是涵盖了整个社会学的全部领域。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有关社会学的学说，都无外乎“内圣”“外王”两个方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来，一切有关社会学的学说都可以用“内圣外王”予以贯通。抓住了“内圣外王”，也就抓住了一切社会学说的总纲。所以，对于一切社会学说，都应该取其有益于“内圣外王”的部分而兼容并蓄。
二 儒学“内圣外王”修学论
（一）“内圣外王”的修学次第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二）“内圣外王”的修学形式是：杏园制度。杏园制度是仿慕孔子“杏园讲学”古事而形成的。
1、明洪武年钦定杏园总谱：儒学内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悉从名教。
2、杏园植杏树为纪，设“杏坛”作为举行礼仪活动的场所，设“乡校”作为讲习学问的场所，杏坛立孔子及诸圣绘像以供瞻礼。
3、乡校讲习内容为儒学经典、礼仪和诸子学说等。乡校学生称为“从学”，从学入学要在杏坛举行“入序礼”，从学又称入序弟子。由入序师依杏园总谱授予谱名。从学学成毕业举行“进学礼”，“进学礼”后称为“新知”。“新知”再经一次“进学礼”后成为“善知”， “善知”经“易服礼”后成为“贤者”。“新知”“善知”又称进学弟子，“贤者”又称易服弟子。贤者是杏园常设机构学团的成员。
4、杏园除入序弟子、进学弟子、易服弟子外，还可有寄名弟子。寄名弟子不授谱名，以真名入寄杏园。寄名弟子有助益、新进、善进三种，其名称依其对杏园工作和活动的热心和助益程度而定。
5、杏园常设机构学团由贤者组成，贤者人数达到三人即可成立学团。学团贤者超过十人则设学团议事会作为领导机构。祭酒或大祭酒是杏园和学团的名义领导和学术代表。学正或大学正是学团的实际领导。祭酒或大祭酒任职无限期，新祭酒由老祭酒推荐并经学团与三老会、新知会、善知会、助益会、新进会、善进会共同讨论同意后产生。学正任职每四年一届，由祭酒推荐并经学团全体讨论同意后产生。学团议事会成员由学正指定。学正和祭酒都必须是贤者。
6、三老会、新知会、善知会、助益会、新进会、善进会是杏园的非常设机构。三老会是杏园和学团的咨询顾问机构，一般由当地名流和政府官员组成。其余各会则由相应名称的弟子组成。各会领导和领导机构均由各会成员公推产生。各会的宗旨都是协助学团处理杏园事务。杏园或学团的重大事务，均可与三老会或诸会共议。
7、学团根据需要可设立的职位有：内府、外府、中卫或大中卫等，内府负责学团和杏园的内务，外府负责外务，中卫或大中卫负责维持秩序等保安工作。
8、乡校讲习师由贤者或学正、祭酒充任，入序师由学正或祭酒充任，进学师与易服师均由原入序师充任。
9、杏坛礼仪活动由祭酒或学正主持。杏坛举行的对内的礼仪活动有：祭洒升座礼、学团成立礼和换届礼、入序礼、进学礼、易服礼、寄名礼等。
10、杏坛举行的对外的礼仪活动有：节日礼孔、冠礼、乡饮礼、议谥礼等。
节日礼孔：即在孔子诞辰、民俗节日或宾客自订日举行的礼孔仪式。其用意在尊崇文化，以助益文途宦海。
冠礼：含现代所谓的成年礼和修字礼两个部分。成年礼用意在于使步入成年的人从此肩负起成人的责任和义务。修字礼用意在于使步入成年的人以新的面目面对社会，而社会也以新面目来看待他。
乡饮礼：就是为某村或某“社区”举行的幼敬长之礼。其用意是通过年幼者向年长者敬酒（或茶）的仪式，使村子或社区内的居民皆以叔伯子侄等关系互视为亲人，从而促进村子或社区内的和谐。
议谥礼：就是为已故的对社会有重要贡献的人们或一定级别的有作为的官员议定谥号的礼仪。其用意在于鼓励人们重视立德立名，从而为社会多做贡献。
（三）《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以“孝友于兄弟”的方式，践行自己修学“内圣”的成果，影响于自己周围的人，便是“为政”。影响于家人即是“齐家”，影响于社会即是“治国”“平天下”。所以，入仕和干政只是“外王”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全部形式。杏园修学的形式，把修“内圣”讲习和影响于周围人群的“外王”结合在一起。既满足了杏园弟子个人修学的需求，又能使杏园外的人群接受儒学的影响，从而促进人群的和谐。使“内圣”之树结出“外王”之果，服务于社会的和谐，服务于世界的和谐。(作者:刘周 嬴嘉丽)
个人荣誉[回目录][编辑本段]
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据《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称“七十二贤人”。
* 在德行方面出众的有：颜回、闵损、冉耕、冉雍。
* 在政事方面出众的有：冉求、仲由。
* 在言语方面出众的有：宰我、端木赐。
* 在文学方面出众的有：言偃、卜商、颛孙师、曾参、澹台灭明、原宪、公冶长、樊须、有若、公西赤。
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这样就在政治上打破了贵族垄断的世卿世禄制，为专制君主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体制创造了条件。
对古籍的整理编修
相传《春秋》是孔子所作（《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使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寄托孔子的政治理想。（现在一般认为《春秋》是孔子对鲁国原始国家历史材料进行编辑后寄托其政治理想的新作品，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春秋》非孔子所编撰。）《春秋》一书所载年代（前722年到前481年）就称为春秋时代。孔子门人及其再传弟子将其学说结辑成书，是为研究孔子思想最主要的文献：《论语》。汉代定型的《礼记》一书中也有关于孔子思想的记述（如其中的《大学》 及《中庸》等），又有记录孔门思想的《孔子家语》一书，传统上被认为多伪撰之说，近年来，逐步得到学界重视。南宋时，朱熹将《论语》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反映被称为亚圣的孔丘之后最伟大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思想的《孟子》一书合在一起撰写了《四书集注》，是谓四书。四书与《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易经）、《春秋》五部经典合称“四书五经”，乃儒家学说之核心经典。
个人影响[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诸夏”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孔子正是这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遂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河。《论语》是了解其思想的主要著作。
思想核心
有三种看法：仁，礼，仁与礼。
形而上学
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孔子回避了形而上学。当他反问子路“未知生，焉知死”，当他告诉樊迟“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确实更多地关注着现世与此岸，这时他很像是一个温和的怀疑论者。不过，“性与天道”是早期儒家相当重要的一个命题，可谓后来天人关系探讨之滥觞。不少人认为孔子的性命之学集成于《易传》，然而《易传》是否孔子所作并没有最后的结论。
人生境界
仁是孔子和弟子反复探讨的命题。有一次，樊迟就此请教，孔子说：“爱人。”很多学者指出，仁爱不是无差别的爱，而是所谓爱有差等。但也有不少人坚持认为仁的原则在于博爱,颜渊也曾问仁，孔子告诉他“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的解释同样颇具争议，但至少指示了礼的重要性。不过，孔子也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可见，礼是外在的规范，而仁才是内在的德性。根据仁的原则，人将自然的血缘亲情发散强化，推己及人，由近而远，与众人和睦相处。所以，孔子非常重视孝，他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当仲弓问仁时，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孔子告诉子贡可以一生奉行的恕。恕是一个基本原则，孔子告诉曾参“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明白：“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君子与小人虽然是以身份地位区分开来的，但孔子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差别，更重要的在于修养和境界。对此孔子有很多说明，如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修养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方法，有着丰富而精微的内涵。近百年来，不少人反感于中庸，大概是将它误解为同流合污、媚世自是、毫无原则的伪君子行径，其实这样的乡愿也正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他说：“乡愿，德之贼也。”他认为，如果不能达到中庸，狂狷是次好的境界，毕竟“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孔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朴实和文采两面均衡）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患得患失）。”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君子泰（安舒）而不骄（傲慢），小人骄而不泰。”
正名是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张。当初，齐景公问政于孔子，他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在卫他对子路不厌其烦：“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见，正名的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使人们有一定的规范遵循，而不致生活在一种不可预期的状态之中。很多人认为孔子希望能够恢复西周的礼乐，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只是以复古的名义鼓吹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信，对于孔子而言，不仅是个人的美德，而且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子贡请教为政的要点，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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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华文化
秦朝以法家学说治天下，西汉武帝前推行道家理论，以“无为”治国。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华文化从此和孔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孔子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国学大师柳诒征以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孔氏家族
孔孟后人现在取名，正式订出行辈是在明朝：明初朱元璋赐孔氏八个辈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供起名用。后因洪武元年五十六代孔希学及洪武十七年五十七代孔讷先后袭封衍圣公。这样就把“希”和“言”旁加上去为十个字，即：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后清代为避帝讳，将弘改为宏，胤改为衍）。明崇祯年间，这十个字已不够用，由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孔衍植)奏准。后续十字即：“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到清乾隆九年（1744年），由礼部调查整理，报皇帝钦定，再添十字：“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由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又立二十个字咨请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公布。亦即第八十六代至一百零五代。即“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到现在为止已知最小辈是“钦”字辈。因此，不少孔孟后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辈分大小。在此之前，孔子家谱非常繁芜，这个取字方法比先前大大简化，又经皇帝提倡，使得中国其他大家族谱系的也开始效仿这种方法。
由于孔氏谱系的完善，有时孔姓人也会遇到了一些小小的不便之处。如若按孔氏家规规定，同姓同宗晚辈见到长辈一定要按辈份称呼，往往出现年龄相仿者辈分相差数辈甚至十数辈的情形。另衍圣公府里面不用孔姓为佣人，主要原因就是衍圣公很可能比多数同宗人辈份要低，导致主仆关系和辈分关系发生尴尬。一些孔姓贫穷人家可能会先改名姓再进府为仆。
孟、曾、颜三族亦用孔姓行辈排序，唯开始时期和严格程度各有差异。
孔子与中医[回目录][编辑本段]
在《论语·子路》中记述了一段关于孔子对“恒”德的评价，可以看作圣人对医生的道德期望。原文：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孔子说，南方人说如果缺少恒的美德，不要做巫师和医生。也就是对神、对人的职业，必须有恒卦所示的美德。孔子本段论述曾引发张功耀与聂文涛的争论。最后，聂认为本段落脚点在与恒卦的爻辞，说明是孔子在谈论恒卦的时候主动提及的巫医，这也说明巫医在孔子看来不是“怪、力、乱、神”的内容。这里可以看到圣人对健康与生命的尊重。
孔家饮食[回目录][编辑本段]
孔府宴
孔府是我国历史已久的贵族世家，孔府菜就是孔府在两千多年的金衣玉食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公府菜。
孔子对饮食特别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颜色不好、味道不好，不合节令，切割不正、没有好的调味品，孔子都不吃。当然这是孔子年粟六万石时的要求，周游列国，陈蔡绝粮，连饭都吃不上，就不会这样讲究了。
孔子嫡孙有世袭罔替的爵位和丰厚的收入，由于长期不断地接待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菜式不断推陈出新，踵事增华，又由于衍圣公联姻高门，内眷来自全国各地，使各地风味汇于一家，加上名厨巧师的切磋交流，逐渐形成了名膳珍馐齐备，品类丰盛完美，色、香、味、形、器俱佳而独具一格的孔府菜。
孔府菜用料广泛，山珍海味，林果野蔬，都可上席；烹调多样煎、炒、炸、扒、烧、烤、煨、，技术全面；宴席有喜宴、寿宴、家宴之分，名目繁多；席面有满汉全席、四大件、三大件、两大件等之别，等级差别很大。
清康熙时，孔府招待钦差大臣有满席、汉席之分，满汉全席是清晚期才发展起来。孔府现存一套满汉全席餐具，餐具为银制（点铜锡），共404件，有鼎、豆、簋等青铜礼器形状，有鱼、鸭、鹿、桃等食品形状，镶有翠、玉、珊瑚等珠宝，镌有祝福吉祥文字，是我国目前仅见的满汉全席餐具。餐具两层有盖，上层放菜，下层放热水或冰块以便保温，全席上菜196套，是最高规格的孔府宴席。
一、日常食制：孔府一日三餐，主食以面粉制品兼及大米与各种杂粮。孔府内设两个大厨房，分内厨与外厨。内厨设在孔府内宅中，专供衍圣公及其家属的日常饮食。到清末民初，孔府经济状况已经开始衰落，但饮食生活仍异常讲究，早上一般是六个家常小炒，喝豆粥或咸糊糊，并有三四种点心。豆粥是用上等小黄米面掺到豆浆中熬制而成，味香浓、滑爽。午餐和晚餐都要吃七八个炒菜，还要有银耳汤羹之类，冬天，常常吃火锅。
唐吴道子所作的孔子像
孔府里日常有时也吃一些当地农村的普通食品，如山芋、煎饼及各种咸菜。山芋是孔林里特产的一种林芋，香滑糯软，清代曾作为贡品献给朝廷。煎饼是用当地特产的黄米面粉精制而成。孔府每年都要腌制一些咸菜，如腌白菜心，从根部切开口，寒入调好的各种佐料，排队放在缸内，加盖密封，一个月后即可食用，酸辣甜咸，清爽脆口。腌萝卜，又名“蓑衣萝卜”，是选用形状细长的青萝卜，用刀切成螺旋状，层层放入缸内，撒上各种调料，倒入醋及糖水浸泡，其味酸甜脆爽，多用于早晨喝粥佐餐。孔府腌制的咸菜，主人只吃很少的一点，大量的还是让仆人们带回家吃了。
孔府的家常菜，虽然用料平常，但制做很讲究。如“神仙鸭子”一菜，对火工要求很严。想传孔子后裔孔繁坡在清朝任山西同知州时，特别喜欢吃鸭子，他的家厨就千方百计地变换烹饪技法。有一次这位厨师将鸭子收拾干净后，精心调味，入笼蒸制因当时无钟表，用燃香计时，鸭子入笼后燃香于旁，香烬后取出鸭子，味香醇美，软烂滑腴，孔知州食后大加赞赏，遂赐名“神仙鸭子”。本来有一些菜肴是极其普通的菜，但因其具有特殊意义而被用来招待贵宾。如豆芽菜，就是自乾隆年间开始成为孔府传统菜的。据说，有一次乾隆来曲阜，祭孔完毕后接着用膳，因为有饿而吃的很少，这可急坏了在一旁侍膳的衍圣公，便传话让厨师想办法。厨师们急得团团转，正在这时有人送来了一筐鲜豆芽，一个厨师顺手弄了一把豆芽，放上几粒花椒爆锅，做好送了上去。乾隆没见过花椒，便问衍圣公这是什么，衍圣公回答说是花椒，是提味的，乾隆出于好奇，便尝了一口，清香脆爽，竟大吃起业，并称赞说：味道果然不错。从此，炒豆芽就成了孔府的传统名菜。后来，炒豆芽又有所发展，酒宴上的“丁香豆腐”便是。将豆芽的豆瓣去掉，只留嫩芽，将豆腐炒后切成极小的三丁形，炒熟后，一根豆芽和一个小三丁豆腐配在一起，正是一朵丁香花，上菜后主人总要先配给客人们看看。孔府中还有一些野菜也可以入肴，如荠菜、山芋、“珍珠笋”（即刚结粒、尚未充浆的玉米穗）、龙爪笋（即高梁根部的嫩芽根叉芽）等均可制成美味，这些野菜经过特别加工后，是酒席上的珍品。
二、待客宴席：孔府待客的宴席名目繁多。由于孔府接待上起皇帝、王公大臣，下至地方官员和亲朋贵戚，外加各种迎来送往、喜庆、祭典等等，形成了家宴、喜宴、寿宴、便宴、如意宴等多种宴席。
家宴在孔府宴中，规格最为繁多，等级差别较大，主要是根据饮宴者的身份或亲疏进行区分。这些宴席有的是属于显贵“朝圣”祭孔用以接风；有产则属亲朋相约，以盛情款待。家宴的席面从高级燕窝四大件或鱼翅四大件，到“双四”一品锅，而且还随同季节变换时令佳肴。喜宴为“孔府宴”中的大型宴席之一，又分为花宴、上马列宴、下马宴和公婆宴（衍圣公嫁女孩子时，为女儿孝敬公婆的一种特定宴席），多为鱼翅宴。席面铺陈干、鲜果碟、凉菜拼盘和大件、行件等各色菜馔，取其“百年和好”、“吉祥富贵”之寓意。如干果中的红枣、花生、桂圆、栗子四果碟，各取一字，即寓有“早生贵子”之意。大件或行件菜则以“凤凰鱼翅”、“鸳鸯鸡”、“蝴蝶海参”、“桃花虾”为主。
最高级的酒席，据孔德懋（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女）女士在《孔府内宅轶事》中介绍；最高级的酒席，每桌上菜130多道，这种酒席叫“孔府宴会燕菜全席”，又叫“高摆酒席”。历代皇帝和蒋介石、顾祝同、刘峙、孔祥熙、冯玉祥等人受过此种招待。
寿宴是孔府专供赞颂和夫人及其尊长祝寿的特定宴席。席面富丽堂皇，首先上“高摆”。“高摆”为孔府高级宴席特有的装饰品，是用江米面制成，外层表面镶满各种细干果，以不同颜色和造型，构成各种精巧细致的图案，呈圆柱形摆在四个大银盘中间。“高摆”的正面镶有文字，四个“高摆”连起来，就是宴会的主题。做“高摆”，像绣花一样，四个高摆就需要12名老厨师48小时才能完成。寿宴往往镶有“福寿绵长”或“寿比南山”等祝词，还到其果碟、菜碟之谐音，用以赞祝。如长生果寓“长生不老”之意，四干果、四鲜果上齐之后，首献“一品寿桃”，寓“麻姑献寿”之意。这时平辈祝寿、晚辈祝寿。礼毕，寿桃撤下，始上热菜，庄重典雅，颇为壮观。孔府寿宴，极尽奢华，据记载，清咸丰二年八月，第七址四代衍圣公夫人毕氏过生日，公宴会一项就开支138.9万文钱。清光绪二十七年，第七址六代衍圣公孔令贻过三址岁生日时，孔府曾摆筵710余桌，燕窝、鱼翅、海参、鱼唇等席面一应俱全，府内府外掌灯结彩，内宅外院布满座席，钟鼓礼乐，极尽豪华。
孔府设宴的规模，因事、因人、因时而定，如遇重大庆典，宴席多达数百桌。如招待皇帝和钦差大臣的“圣府满汉宴”，属于清代的国宴规格，宴会常设于府内前上房，用餐具404件，上菜196道，多为燕窝、鱼翅、熊掌等珍品。可能是由于乾隆皇帝的“满汉姻缘”，又是赐更高规格的餐具，加之宴席上充实以满族的“全羊带烧烤”等，因而菜肴更丰盛之故，而形成了“满汉宴”。宴会上并伴有钟鼓礼乐，以显示“圣人之家”的气派。此外，孔府宴席的餐具十分考究。府中最珍贵的一套食器是乾隆皇帝恩赐的“御赐银质礼食大宴食器”，由404件主、副，配和大小器皿组成，是可供上190多道肴品的席器具。在孔府的客人中，只有钦差大臣、军国枢要、封疆大吏一类或以上身份的来宾，才有资格受用此具。寿宴中的“高摆”有特制的“高摆餐具”，瓷的、银的、锡的等各种质料齐全，均为整套定做，如果损坏其中一样，根本无法配齐，每次使用时，都要安排可靠的人专门照管餐具，餐具的开头很特别，如盛菜的盘、碟有四方的、元宝形的、云彩形的等等，均是根据府菜的特点设计。有一道菜叫“带子上朝”，是一只鸭子携着一只鸽子，菜盆的形状就恰好是这鸭子和鸽子连在一起的外形。“金银鱼”这道菜是并列的两条鱼，一黄一白，餐具也就是两条鱼的形状，半边黄、半边白。每个人面前的小分碟也有不同的形状，瓜形的、八卦形的等等，各有各的用途。餐具中还有一套是带“水池子”的，盛大件的餐具或是盛饭的小碗，下面都是个小热水池子，可使饭菜长时间不凉，每个人面前喝汤的小碗叫“口汤碗”，只适盛一口汤，周围也是水池子温着。
便宴，是衍圣公日常宴请至亲好友或文墨聚会所用，形式不拘一格，席面菜馔可由主宾任意点选，比较随便。孔府宴席不仅名目繁多，规格、等级差别明显，而且在宴席的肴馔品类和上菜顺序上也十分考究。宴席肴馔品类的序列分为头菜、大菜、行菜、饭菜、面点、果品等。头菜，是指一桌宴席全部菜肴中最重要的一道菜，它在一桌宴席的价值比重、结构位置以及烹调工艺和器具配备方面都具有首要的意义。它往往是以某一肴品命名的一桌宴席的主要依据，可以说是大菜中的大菜。如一桌“海参三件”的席面，共有三大件、八凉盘、八热盘、四饭菜、点心、大米干饭，其头菜是“红烧海参”，它与其他两品大菜合成为“三大件”，故此桌席名为“海参三大件”。大菜，是一桌宴席的主体菜，一般由数道菜组成，是该宴席的重心和主体结构。由于孔府宴席总的特点是厚重华贵，所以大菜品类既十分丰富又多数属于长久稳定型的肴品。大菜作为宴席的主体菜，一般在原料上便能体现出来，通常都是山珍海味或禽畜（牲、兽）整件或大件。除原料的贵重之外，一般在工艺体现其显著的位置。行菜，是大菜的组配菜，与大菜主、副配伍。行菜随同大菜陈列于调节面，并与大菜构成宴席的一个个分组结构。饭菜，是拌进主食的菜肴，俗称“下饭菜”。饭菜是宴席的最后一组菜品，随同主食同上桌面，用料不很贵重，品味更适于佐餐下饭。
大件席是孔府常用的宴宾会分燕菜大件、鱼翅大件、海参大件，分上、中、下三个档次。孔府档案中现存清光绪二十年祝贺慈禧太后六十寿诞时进贡的蒿面菜单：“海碗菜二品：八仙鸭子，锅烧鲤鱼。大碗菜四品：燕窝‘万’字金银鸭块，燕窝‘寿’字红白鸭丝，燕窝‘万’字三鲜鸭丝，燕窝‘疆’字口蘑肥鸭。中碗菜四品：清蒸白木耳，葫芦大吉翅子，寿字鸭羹，黄焖鱼骨。情碗菜四品：溜鱼片，烩鸭腰，烩虾仁，鸡丝翅子。碟菜六品：桂花翅子，炒蕉白，芽业炒肉，烹鲜虾，蜜制金腿、炒王瓜酱。克食二桌：蒸食四盘，炉食四盘，猪肉四盘，羊肉四盘。片盘二品：挂炉猪，挂历炉鸭。饽饽四品：寿字油糕，寿字木樨糕，百寿桃，如意卷。燕窝八仙汤，鸡丝卤面”。内中菜肴32品，主食12品。菜肴中大菜18品，其中燕窝5品，鱼翅3品。
大件席上菜的顺序是：先上四干果、四鲜果，什么席先上什么大件，再跟行菜。如鱼翅四大件：鱼翅，跟两个炒菜；鸭子，跟两个海味行菜；鳜鱼，跟两个素口淡菜；甜菜，跟两个甜味行菜；两盘点心，一甜一咸；四个饭菜；四个素菜；四碟小菜；面食。
孔府糕点与孔府菜一样，是在长期历史中融合南北风味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风味糕点。孔府所用的各种点心，大都是自己的厨师制作，现做现吃，制作精细。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供衍圣公府的主人们食用，数量较少；另一类是外用点心，主要是用于进贡、馈、赠恩赏。主要品种有枣煎饼、缠手酥。枣煎饼选用上好红枣、小米、芝麻，用石磨磨成浓浆，在铁制鏊子上烙成，香甜酥脆。缠手酥制作精巧，细薄如纸，香脆可口。
内用糕点种类最多，有应时糕点、节庆糕点、常年糕点等不同。应时糕点有奏的萝卜饼、藤花饼，夏日的荷花饼、薄荷饼、绿豆糕、栗子糕、凉糕，秋天的桂花饼、菊花饼，冬天的水晶包、豆沙包、火腿烧饼等。
节庆糕点有正朋十五的元宵，八朋十五的月饼，七月初七的巧果。元宵、月饼馅种类多，巧果造型优美。巧果有专用的模具，花色丰富，孔雀、金鱼、石榴、仙桃、花篮、寿字、福字、图案精巧，味美可口。常年糕点有菊花酥、百合酥、麻团、黄糕等，还有专为客人准备的到门糕点，有梢梅、一口盅、棉花桃等。孔府糕点不仅用料、造型、工艺讲究，食用也很讲究，不同的糕点要配不同的汤。绿豆糕要配山楂汤，各种酥糕可配桂圆汤、百合疡、莲子汤、杏但羹、火腿铙饼要配紫菜汤，等等。
孔府宴席一向沿袭着古风旧制，礼仪庄重，规格严谨，其布席、就座、上菜都极为讲究。在座席的安排上讲究“奉席如桥衡，所奉席头，令左昂、右低……席舒有首尾”。让宾客坐首席，主人旁陪，施之以谦尊之礼。席面布置有首尾，上菜程序有先后。遵循惯例，咸先淡后；浓先薄后；无汤者先，有汤者后，宾主对坐，循序进献，以炫耀诗礼之家风。
在孔府的各类宴席中，最低等的是给当差的、老妈子们吃的，仆人们不能上桌子，在前上院的院子里搭起天棚，地上铺上新炕席，仆人们席地而坐，围成圆圈，叫做“坐席”。每一“桌”席有址碗菜，这种菜的规格叫“十大碗”。据一张“十大碗”的菜单子记载，这十碗菜有：海参、鱼肚、红肉、清鸡丝、瓦块鱼、白肉、肉饼、海米白菜、八仙汤、甜饭。
孔子
三、孔府菜孔府的历代主人们，在接待皇帝，向皇宫进贡，欢宴钦差大臣、达官贵戚和举行家宴、喜宴、寿宴及日常生活中，遵循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训教，由孔府历代名厨精心创制，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风味的典型官府菜——孔府菜。孔府菜是我国烹饪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
孔府菜，历史悠久，烹调技艺精湛，其烹调技艺和传统名菜，都是代代承袭、世世相传，经久不衰。孔府菜，因孔府主人的特殊地位和厨师们的精心制作，广泛吸收了宫廷、官府和民间的烹饪技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着意创新，自成一格。
孔府菜的用料其广泛，高至山珍海味，低到瓜、果、菜、蔬或山林野菜等，都可烹制出佳蔬美味。但其日常菜馔多为就地取材，而以乡土原料为主。当地盛产的众多原料，使得厨师们能为“有米之炊”，而在巧厨面前，可以一料多用，变换无穷，广为后人所用，一直沿袭至今。
孔府菜做工精细，善于调味，讲究盛器，烹调技法全面。在诸多技法中，尤以烧、炒、煨、炸、扒见长，而且制作程式复杂，以烧、炒、煨、扒等技法烹制的菜肴，往往要经过三四道程序方能完成。其风味特色则是清淡鲜嫩，软烂香醇，原汁原味。自制的“三套汤”，鲜香味醇，有着重要的功力。“美食不如美器”，孔府历来十分讲究盛器，银、铜、锡、漆、瓷、玻璃、玛瑙等各质餐具俱备，因事因馔而用，取其形象完美。
孔府菜的命名极为讲究，寓意深远，有些系沿用传统名称，此类多属家常菜；有的取名古朴典雅，富有诗意，如“一卵孵双凤”、“诗礼银杏”、“阳关三叠”、“白玉无瑕”、“黄鹂迎春”等都属此类；有的菜点则是管家、厨师投其所好，用以引人入胜，如“带子上朝”、“玉带虾仁”、“雪丽琥珀”等；还有一类菜的名称是用以赞颂世家之荣耀或表达吉祥如意的，如“一品锅”、“一品寿桃”、“一品豆腐”以及“福、禄、寿、喜”、“万寿无疆”、“吉祥如意”、“全家平安”、“连年有余”等多是因人因事而易，取其吉祥之意。
孔府长期形成的各类宴席，礼仪庄重，等级分明，在席面款式上十分严格，既有书香门第、圣人之家的风度，又有王公官府的气派。孔府宴席上的各类菜点是孔府菜的主要内容，我们在前面已略有介绍。孔府宴菜如今已经成为我国烹饪菜系中的重要代表，“孔膳堂”也已经涉足京城、海外，孔府菜为更多的人们所欣赏、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