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帅府里的惊天血案——杨常事件

　　1929年1月10日，在沈阳张氏帅府内，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杨常事件。张学良于大青楼内的老虎厅，将其父时期的两位重臣——杨宇霆和常荫槐当场击毙。虽然此事已逝去整整80年了，但回想起来，仍然是惊心动魄、不寒而栗。那么，张学良为什么要杀杨、常二人呢，其事情的经过又是如何呢?

　　居高恃傲，双方矛盾由来已久

　　名噪一时，位高权重的杨宇霆、常荫槐是张作霖在位时奉系集团的重量级人物，何以被张学良置于死地?任何事情的发生决非偶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杨、常事件的发生也有着其必然的因素。

　　在张作霖时期，杨宇霆身兼数要职，位居首辅。“由于其所处地位之特殊，也养成了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尤其是在奉系是战是和的问题上，深受郭松龄影响的张学良主张息兵止战，而杨宇霆却是奉军内有名的主战派。这边杨极力给张作霖吹内战的耳边风，那边张学良斗胆苦谏息兵止战，两人自然产生矛盾。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杨不仅不稍敛抑”，而且“专横更甚”。对张学良俨然“以父执自居”，“凡事都自作主张，事先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张提出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 在杨宇霆的“口头笔下，从未奉张以尊称，仍如往常呼之为汉卿”。在不得以称官称时，也当众用小字眼呼之：“司令官儿”。对张学良常用“小夥过来，我语汝”，甚至“在稠人座之中，予张以难堪”。张学良对杨宇霆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张杨两人的关系，在东北易帜前后，处于相当不正常的状态。

　　张学良主政之初已深染毒瘾，精神、身体皆欠佳，更使杨宇霆对他轻视。在一次讨论裁减兵员的会上，张学良因身体原因临时离开，会议由杨宇霆主持，当张回来询问会议进展情况时，杨宇霆则极不礼貌地阻挡说：“你不知，你不要管”。 在大庭广众之下.目无长官，置张学良于尴尬境地。

　　在张学良酝酿东北易帜过程中，杨、常二人百般抵触，后虽迫于大势所趋，勉强接受，其内心的抵触与不满在按捺不住时，也暴露无遗。在易帜典礼当天，杨宇霆拒不参加集体留影，一甩袖子，扬长而去，在场的记者抢拍了这个镜头，有的还将它摄入新闻纪录影片中，此举使张学良深感难堪。

　　而杨的心腹常荫槐也是以重臣元老自居，藐视张学良，自以为了不起。他常在私下里流露对少帅的不满，动不动就是：“小六子少不更世，懂得什么!”他把主管的铁路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对于张学良的命令，他是有选择地听，或者说，对他有利的，他就听，对他不利的，他就抗拒，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他(指张学良)管不了我。”

　　更有甚者，常荫槐曾请去南京开会的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给蒋介石捎去一封信，吕荣寰将这封信拆开看了，发现常荫槐竟然在信中狂妄地写道：“东北之事不必找张，他每天打毒针，跳舞，不务政事，有事找杨督办或是我即可”。吕看后将这封信交给了张学良。这种动摇主帅地位的言行，当然令张气愤不已。

　　杨宇霆和常荫槐对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竟如此轻视，甚至是专横跋扈，在任何时代都是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在被杀的前几天，杨不顾他人劝阻，在小河沿杨府接待八方官僚政客，为其父大摆寿诞，大有“今日天下舍我其谁”的局面。张、杨之间已呈剑拔驽张之势。

　　日人挑拔，张对其疑虑重重

　　杨宇霆为人精明，谋略过人，当时奉系许多军政、外交方面的大政方针，皆由他策划。尤其在对日交涉这一问题上，他都能以民族利益为重，不卑不亢，折冲尊俎，相机利用，是一位让日本人颇为头痛的人物。对此日本领事林权助曾说过：“杨宇霆是狡黠成性，不易驾驭，要瓦解东三省势力，必先剪除杨宇霆，离间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合作。”

　　张作霖被炸死后，日本各界有许多人来沈悼唁，村冈司令官初次会见张学良时，除虚伪地对张作霖的逝世表示哀悼外，就别有用心地“提醒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企图伺机取而代之”。而军事顾问土肥原大佐曾多次“向张学良进言，如不排除杨宇霆，即将危及司令的地位”。这两位军人的离间是直白的，而让张学良心情沉重的则是外交老手林权助的委婉提醒和比喻。张作霖死后，日本派林权助为特使到奉天致唁。林权助返回日本时，在东京火车站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 张学良看到了经人翻译的这段讲话后，为了了解这段历史，特到书店购买一本《东洋史》。这段史实让张学良毛骨悚然，深恐自己成为丰臣秀赖第二，事后他还将书上的这段历史，特别作了朱批圈点。

　　与林权助采用同一手法的还有另一个人，他时任东亚经调局理事长，也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大川周明。在张学良继任不久，大川周明将一本《日本外史》送给张学良，并用红笔把德川家康篡夺丰臣氏政权、杀害丰臣秀赖的一段史实勾画出来。问题很显然，这决不是对张学良有所厚爱，他和林权助的谈话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挑拨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希冀张杨之间发生火并，以便从中渔利。

　　日本除了这种直接挑拨活动外，还利用日本在沈阳办的《满洲报》等报刊，搞民意测验，利用浪人特务等出卖一些所谓的情报，以制造东北集团内部的摩擦，激怒张学良。

　　日本人的离间计收到了其预想的效果，直接导致张学良对杨常二人的疑虑和猜忌，而这种疑虑和猜忌又使其不断放大杨常身上本来就有的傲慢无礼行为，越发觉得杨常二人有夺权篡位之心，最终导致他下决心除掉杨常。据张学良的日文秘书陶尚铭说，确实是《日本外史》等书，促使张学良产生了杀害杨常之心。

　　强逼签字，终致杀身之祸

　　居高恃傲、飞扬跋扈、无视长官，再加上日本人的挑拔使张学良起了除掉杨常二人之心，但真正的导火索却是杨常二人要成立东北铁

　　路督办公署、强逼张学良签字批准一事。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常二人来到帅府见张学良，趾高气扬地要求张学良在拟好的签呈上批准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想将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管辖权收回，并要求由常荫槐出任督办。张学良认为政局未稳，不可轻举妄动，且此事涉及外交问题外交问题，须请示南京国民政府再做定夺。很明显，对于杨、常的这个提议，张学良是不赞成的，所说慎重考虑等，不过是推托之词，杨、常若稍有自知之明，应该就此止步了。可是他们竟坚持己见，继续纠缠，甚至掏出事先就已写好的便条，硬要张学良当场拍板，即行签字。张学良被逼无奈，心中冒火，几次想拒绝，可又觉得多有不便，看看天色向晚，才说晚饭时间已到，容饭后再作决定，并留二人在帅府用饭。杨、常踌躇满志，认为只要他们开了口，这点面子，少帅还是会给的，没想到他先面有难色，现又推到晚上，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说不定还得

　　跟这个后辈小子较量一番，他才肯就范。于是决定先回家吃饭，晚上再来。

　　杨常二人的逼迫，终使张学良下定了枪杀他二人的决心。因此，在他二人走后，张学良立即召集王以哲、刘多荃、高纪毅、谭海等人进行严密布署。也就是在这天晚上，当杨、常再次来到老虎厅后不久，谭海、高纪毅即率六名士兵夺门而入，宣布“奉长官命令，将你二人处死，立即执行”。伴随着沉闷的枪声，耸人听闻的杨常事件发生了。当夜陈尸老虎厅，第二天张学良才命人用地毯将二人尸体包裹抬出，送风雨坛装棺收殓。

　　三掷银元，始下诛杀决心

　　尽管张学良有杀杨常之心，可要真正下定决心却并不容易，最终竟是由一枚银元决定了两人的生死!

　　原来，当日在杨常走后，张学良即有杀杨常之心，为此他曾求助于夫人于凤至。于凤至不同意杀掉老臣。无奈，夫人建设：实在决定不了，我们看看天意如何吧!于是取出一枚银元来占卜。张学良许愿以落地三次袁大头都向上便杀之，结果连抛三次都向上，两人面面相觑，不能相信，决定再试一次。这回决定三次袁大头都向下则处决之，

　　结果又如所愿。至此，张学良才下定决心枪杀二人。对于此种说法，张学良在晚年也曾回忆予以确认。

　　虽然下定决心处决了二人，但张学良内心却是痛苦不已，为此，竟“悲伤得长呈短叹”。事后，他曾向王家桢说：“咱们可真得好好地干啦，若不然那真太对不起邻葛与潮襄于地下啦。”不久，杨、常发丧，在古典文学和古诗词方面造诣颇深的张学良，还为杨宇霆和常荫槐分别写了挽联。

　　《张学良挽杨宇霆联》写的是：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张学良挽常荫槐联》则是：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此外，张学良基于罪不及妻孥的原则，立即派人到杨、常两人家“去慰杨大嫂、常大嫂”，并“各送慰问费一万元”，供丧葬用。

　　杨常事件的发生，张学良巩固了他在东北立足未稳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树立了威信，从此事无掣肘，统一了东北的军令、政令。同时，杨常事件的发生，也让世人看到了一位年轻、果敢的少帅形象，赢得了世人的刮目相看。此外，这一事件还让大青楼内的老虎厅声名远播，成为游人来帅府必看的一个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