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老 溪：中国的官场习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4:22:41
中国作为一个官本位的国度，由来已久了。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国度，而且几经改朝换代、社会变革都不能撼动，反而不断加强，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历史悠久而且势力顽固的官场习惯，这个习惯的形成，是长时期帝王统治的必然结果。天下是一个人的，所有的事都由这一个人说了算。扩展开来，延续下去，就形成了只要是管事的就说了算的习惯。就算天下不是一个人的，也必须是一伙人的，而不是全社会的，总要有掌握利益分配权力的人和被左右摆布的人，就是要有“说了算”的和“听吆喝”的， “说了算”就是在做事之前有决策权，在做事的过程中有指挥权，在做事之后有结论权。谁当官谁说了算，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谁是当官的，谁就是对的，谁的官大，谁就是真理，这就是中国的官本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和现实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这种习惯。
在中国，当官的是统治者，不当官的都属于被统治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牧羊人和羊的关系。比如州官又叫做“州牧”、替皇帝到各方做事又叫“代天巡牧”、形容官多用“十羊九牧”，等等。羊怎么可以有自己的主张，怎么能不听牧羊人的？
这种习惯具体体现在社会活动中，就是一切以长官的意志为主导，一切以长官的利益为核心，一切以长官的心情为晴雨表。决定要做什么事情时，首先要看是否符合长官的利益，是否符合长官的意愿，只要是符合长官利益和意愿的事情就可以做，不符合的就不能做，这就是“长官意志”。因为做事之前先要决策，而长官是决策者，他在决策的时候，不能不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中国人总结了人最基本的天性，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官的也是人，自然也有这种天性。如果当官真的意味着责任、义务、付出、牺牲，真的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敢说，绝对没有几个人再愿意当官了。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只是一种理想而已。如果不打破官场习惯，在中国这就只能是一种永远的理想，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我们都不能祈求真正做到这一点，甚至不能企图稍微好一点。孟子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因为现实不是这样，希望有所改变。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一些真想以“民为贵”的人也做了不少的努力。比如推翻帝制，倡导“天下为公”；比如把当官的称为“公仆”；比如讲要“为人民服务”；比如把政府的“管理职能”改为“服务职能”。但不管怎么讲怎么改，就是扭不过来实际当官者的牛头，即使把“公仆”解释得再动听，他们还是“一等人”。
这种官场习惯只在一个体制内起作用，土匪对于官军，起义军对于官军，战争中的敌对双方有时不讲这种习惯，所以才有不断的战争杀伐、改朝换代；同一个朝代内，也有不断的颠覆倾轧、夺权斗法。人们都想建立属于自己的体制，或者挤进已有的体制中去，成为体制中的一员，成为“说了算”的人。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唯一一次在某些方面打破了这种习惯的社会运动。不过，虽然在一些层面打破了官场习惯，但是并没有建立起“谁对谁说了算”的体制，更没有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所以只能是一场动乱。
我们有数不清的历史依据，也有说不完的亲身经历，我们身边就是这样的环境。一群人中，一个场合中，谁是官谁就有发言权，谁的官大，谁就可以下结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都有个所谓的“一把手”，他的一只手可以遮住天，可以按住地，可以把握一切。一群老百姓在说笑，如果有个官（哪怕是最小的）来了，也立刻会“一鸟入林，百鸟禁声”。人们对此早已习惯和认可了，即使自己受了委屈，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人们心里都有一个明确的观念--他是管着我的。
想想眼下的事情，不是吗？有很多事本来是好事，该做，很多人都希望做，但是就因为说了算的人没有点头，就做不了；有很多事明显是坏事，很多人都做了努力，却没有办法杜绝，只有当某个说了算的人说话了，才能得到解决。
保护这样的习惯，就能保证当官的利益。这种利益包括多个方面：物质享受、心理满足、面子光彩、肉体欲望、亲朋均沾、等等。所以，凡当官的都要竭尽全力维护这种习惯。他们维护这种习惯，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比做什么事都要认真，都要卖力。所以，在中国要想进行一次革新非常艰难。试想，所有既得利益者都在努力保护这种习惯，谁还有能力改变它？谁又愿意去改变它？如今反腐败难，就难在“法严难以责众，忍痛难以割爱。”
有人说，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还需要多少年的时间，好像只要拖延下去，靠着日月销蚀，民主慢慢总会来的。其实，这决不是一个时间问题。孟子被尊为“亚圣”，按说在中国也是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他提出的“民为贵”的观点已经两千多年了，结果怎样？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说了算或一伙人说了算的体制，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如果不能用一种全社会都认可的规则来约束全社会，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平等、和谐。
西方也有一些君主制国家，但他们的王室追求、推崇的是平民化；中国已经不是君主制了，当官的却在推行王室化。这就是因为中国长期的文化传统和顽固的官场习惯在起作用。
那么，是不是中国就没有走向真正民主的希望了？不是。很多有识之士提出过自己的见解，比如让宪法真正起到该起到的作用，司法独立，加强监督，等等。主意是好主意，话是好话，但是不落实在实际上，全都白费。打破官场习惯，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谈阶级和阶级斗争·松博伊
2010年8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94
马克思主义用比较“通俗”化的语言来表述，其主要内容是认为人类几千年的社会都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这种观点作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象的描述，是无所谓对错的。而要“用之于”实践，让普通民众“掌握”，则是荒谬的。
人由于出生环境的不同，从开始就是很难做到平等的，古今中外任何时候社会上的人都可以分为“穷人”和“富人”两类人，但我们除去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之外，不应当在“人”之间“划线”，造成人与人的对立。如果要强调这一点，认为社会就是分成这样“两大阵营”，每个人“非黑即白”。这种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方法是极初级的，迎合了普通民众无暇去思考复杂理论的现实。现实社会是复杂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人所掌握的“生存资源”也是复杂而且是动态的，我们也无法找到一个标准来划分“阶级”。如果以是否拥有“生产资料”来划分，而这“生产资料”的确定也是困难的。“房子”、“汽车”、“存款”等等，都可以看成是消费品，也可以看成是“生产资料”。如果我们把每个人所拥有的“生存资源”折算成“钱数”，则从零到很大的天文数，每个数字背后都有不少人，如何能划成明显的“两部分”人呢？这如同在正整数集合中，是存在“大数”和“小数”的区别，而从那个地方来划分肯定都是不合理的,没有逻辑性的。马克思是智商比较高的社会学专家，他所提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绝不是“非黑即白”简单的划分人群，用这种普通人也能想到的观点来解释社会，是极易造成社会混乱的。
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古今中外的人类生活的现实，不难发现这样几个现象是贯穿自古至今的人类文明社会史：个人资源（劳力、智力、物质财富）所有制的确定；社会贫富差距的存在；不可随意剥夺人的生命；不同“资源”和平状态下的交换现象；使用货币的现象。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与变化不过是使这些现象向更加理性、合理的方向发展，但基本框架是没有变化的。如果套用“阶级社会”的观点来看，则人类社会不是阶级斗争的社会，而是阶级不断“调和”的社会。从奴隶制的强制“交换”到自由民的“买卖”，再到今天的各种社会保险的出现，就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今后社会贫富差距现象肯定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差距”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也是物质生产的动力。
政治家们所以对马克思阶级和阶级斗争感兴趣，不过是对人类社会肯定存在的贫富现象感兴趣。一个社会相对比较贫困的人是占多数的，就是一般衣食无忧的人也可能认为自己是贫穷者。政治家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用阶级剥削的观点来解释贫穷的原因很容易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政治家们为什么不直接使用“穷人”、“富人”说法，直接宣传“杀富济贫”,而采用“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这种说法呢?目的是使用神圣化的“理论”可以有更好的宣传力，这里的“阶级”是一个抽象笼统的一个概念，并没有用实践来证明和判断的可能。也就是在说“工人阶级受到剥削”这句话时，我们既不能因为甲工人拿低工资而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也不能因为乙工人因为有工作而生活很好证明这句话是错的。马克思也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自己学说的实践性，把因果关系推向遥遥无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学术理论，只是在大学里，在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传播讨论，这都是正常的。马克思理论是对社会整体问题的研究，不可能对复杂社会中的具体问题有所指导，把理论中大量使用的笼统、含糊、抽象的概念用于实践活动中，只能引起混乱，而无助于解决具体问题。
马克思用长篇大论来实现对社会的叙述，这种工作是值得赞赏的，也体现了人对知识的渴求。但把复杂、繁琐、抽象的东西压缩成简单的“口号”，实际上就是歪曲了马克思原本意义，也是不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这些“口号”无论多么有“煽动力”，多么振振有词，和马克思并没有关系。政治家的活动无非是为了得到“权力”，这种情结也是普遍的人性，“私有制”的确立可以讲就是基于这个情结，确定每个人的权利界限。同时“私有制”也是分散权力的基础，也只有分散了“权力”，个人才可能拥有“权力”。但政治家并不满足一般的“权力”，甚至是希望得到“极权”。而要得到更多权力，就需要剥夺民众的“权力”，使民众乐于放弃自己的“权力”。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利用民众的“无知”，挑起相互“仇视”，使之总处于恐惧的地位，造成你不依附某种“强势”你就无法生存的局面。把“私有制”说成是万恶之源，将社会描述成“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把马克思主义浓缩为“造反有理”，都是为了剥夺分散在民众手里的“权力”，来做到“集权”，达到政治家们获得“极权”的目的。
在一个多世纪里，围绕“阶级斗争”的观点发生了无数次的“革命”，无数人为此死于非命，我们没有理由责怪马克思创造的理论，而应当指责将此理论“通俗化”，不负责任向民众灌输的政治家们。“阶级和阶级斗争”永远是埋藏在人类社会的“炸弹”，而要消除这颗炸弹首先要对“马克思理论”有一个正确认识，而这个“认识”不是去弄通什么马克思的著作到底写的是什么，而是把马克思理论真正“赶回”到“书斋”里去，让极少数对社会理论历史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去研究，由他们去评论。马克思理论是深奥的，一般人，包括政治家们，是不可能学会的！是不可能理解的！如同物理学中的相对论、量子力学一样，一般人不可能学会，通常在社会实际问题上也用不到这些理论。“马克思理论是无产者的理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话语，要则是毫无意义的话语，要则是为了蛊惑人心！让全民来弄通马克思主义更是荒谬和赤裸裸的愚民。
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1949年革命的胜利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毫无关系的，这是一大批聪明的政治家们深通中国实际，巧妙借用国际形势而取得的胜利。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也和“马克思主义”没有关系，既不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也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种理论需要不断发展，说明这种理论是不成熟的，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否定存在马克思主义。《圣经》流传一千余年，没有听到有什么“发展”；牛顿力学三大定律流传几百年，也没“发展”出第四定律来。一种理论要“与时俱进”，实际上这种理论就是不存在的。
我们至今还在争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而实际更迫切的是这种“认识理论的方法”是否正确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学习某个人创造的理论，而不去学习其他的呢？甚至可以讲，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理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呢？为什么不能“就事论事”呢？这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renzaishitu/2010/0826/16799.html ]
在中国，当官的是统治者，不当官的都属于被统治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牧羊人和羊的关系。比如州官又叫做“州牧”、替皇帝到各方做事又叫“代天巡牧”、形容官多用“十羊九牧”，等等。羊怎么可以有自己的主张，怎么能不听牧羊人的？
这种习惯具体体现在社会活动中，就是一切以长官的意志为主导，一切以长官的利益为核心，一切以长官的心情为晴雨表。决定要做什么事情时，首先要看是否符合长官的利益，是否符合长官的意愿，只要是符合长官利益和意愿的事情就可以做，不符合的就不能做，这就是“长官意志”。因为做事之前先要决策，而长官是决策者，他在决策的时候，不能不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中国人总结了人最基本的天性，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官的也是人，自然也有这种天性。如果当官真的意味着责任、义务、付出、牺牲，真的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敢说，绝对没有几个人再愿意当官了。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只是一种理想而已。如果不打破官场习惯，在中国这就只能是一种永远的理想，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我们都不能祈求真正做到这一点，甚至不能企图稍微好一点。孟子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因为现实不是这样，希望有所改变。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一些真想以“民为贵”的人也做了不少的努力。比如推翻帝制，倡导“天下为公”；比如把当官的称为“公仆”；比如讲要“为人民服务”；比如把政府的“管理职能”改为“服务职能”。但不管怎么讲怎么改，就是扭不过来实际当官者的牛头，即使把“公仆”解释得再动听，他们还是“一等人”。
这种官场习惯只在一个体制内起作用，土匪对于官军，起义军对于官军，战争中的敌对双方有时不讲这种习惯，所以才有不断的战争杀伐、改朝换代；同一个朝代内，也有不断的颠覆倾轧、夺权斗法。人们都想建立属于自己的体制，或者挤进已有的体制中去，成为体制中的一员，成为“说了算”的人。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唯一一次在某些方面打破了这种习惯的社会运动。不过，虽然在一些层面打破了官场习惯，但是并没有建立起“谁对谁说了算”的体制，更没有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所以只能是一场动乱。
我们有数不清的历史依据，也有说不完的亲身经历，我们身边就是这样的环境。一群人中，一个场合中，谁是官谁就有发言权，谁的官大，谁就可以下结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都有个所谓的“一把手”，他的一只手可以遮住天，可以按住地，可以把握一切。一群老百姓在说笑，如果有个官（哪怕是最小的）来了，也立刻会“一鸟入林，百鸟禁声”。人们对此早已习惯和认可了，即使自己受了委屈，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人们心里都有一个明确的观念--他是管着我的。
想想眼下的事情，不是吗？有很多事本来是好事，该做，很多人都希望做，但是就因为说了算的人没有点头，就做不了；有很多事明显是坏事，很多人都做了努力，却没有办法杜绝，只有当某个说了算的人说话了，才能得到解决。
保护这样的习惯，就能保证当官的利益。这种利益包括多个方面：物质享受、心理满足、面子光彩、肉体欲望、亲朋均沾、等等。所以，凡当官的都要竭尽全力维护这种习惯。他们维护这种习惯，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比做什么事都要认真，都要卖力。所以，在中国要想进行一次革新非常艰难。试想，所有既得利益者都在努力保护这种习惯，谁还有能力改变它？谁又愿意去改变它？如今反腐败难，就难在“法严难以责众，忍痛难以割爱。”
有人说，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还需要多少年的时间，好像只要拖延下去，靠着日月销蚀，民主慢慢总会来的。其实，这决不是一个时间问题。孟子被尊为“亚圣”，按说在中国也是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他提出的“民为贵”的观点已经两千多年了，结果怎样？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说了算或一伙人说了算的体制，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如果不能用一种全社会都认可的规则来约束全社会，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平等、和谐。
西方也有一些君主制国家，但他们的王室追求、推崇的是平民化；中国已经不是君主制了，当官的却在推行王室化。这就是因为中国长期的文化传统和顽固的官场习惯在起作用。
那么，是不是中国就没有走向真正民主的希望了？不是。很多有识之士提出过自己的见解，比如让宪法真正起到该起到的作用，司法独立，加强监督，等等。主意是好主意，话是好话，但是不落实在实际上，全都白费。打破官场习惯，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谈阶级和阶级斗争·松博伊
2010年8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94
马克思主义用比较“通俗”化的语言来表述，其主要内容是认为人类几千年的社会都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这种观点作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象的描述，是无所谓对错的。而要“用之于”实践，让普通民众“掌握”，则是荒谬的。
人由于出生环境的不同，从开始就是很难做到平等的，古今中外任何时候社会上的人都可以分为“穷人”和“富人”两类人，但我们除去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之外，不应当在“人”之间“划线”，造成人与人的对立。如果要强调这一点，认为社会就是分成这样“两大阵营”，每个人“非黑即白”。这种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方法是极初级的，迎合了普通民众无暇去思考复杂理论的现实。现实社会是复杂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人所掌握的“生存资源”也是复杂而且是动态的，我们也无法找到一个标准来划分“阶级”。如果以是否拥有“生产资料”来划分，而这“生产资料”的确定也是困难的。“房子”、“汽车”、“存款”等等，都可以看成是消费品，也可以看成是“生产资料”。如果我们把每个人所拥有的“生存资源”折算成“钱数”，则从零到很大的天文数，每个数字背后都有不少人，如何能划成明显的“两部分”人呢？这如同在正整数集合中，是存在“大数”和“小数”的区别，而从那个地方来划分肯定都是不合理的,没有逻辑性的。马克思是智商比较高的社会学专家，他所提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绝不是“非黑即白”简单的划分人群，用这种普通人也能想到的观点来解释社会，是极易造成社会混乱的。
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古今中外的人类生活的现实，不难发现这样几个现象是贯穿自古至今的人类文明社会史：个人资源（劳力、智力、物质财富）所有制的确定；社会贫富差距的存在；不可随意剥夺人的生命；不同“资源”和平状态下的交换现象；使用货币的现象。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与变化不过是使这些现象向更加理性、合理的方向发展，但基本框架是没有变化的。如果套用“阶级社会”的观点来看，则人类社会不是阶级斗争的社会，而是阶级不断“调和”的社会。从奴隶制的强制“交换”到自由民的“买卖”，再到今天的各种社会保险的出现，就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今后社会贫富差距现象肯定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差距”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也是物质生产的动力。
政治家们所以对马克思阶级和阶级斗争感兴趣，不过是对人类社会肯定存在的贫富现象感兴趣。一个社会相对比较贫困的人是占多数的，就是一般衣食无忧的人也可能认为自己是贫穷者。政治家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用阶级剥削的观点来解释贫穷的原因很容易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政治家们为什么不直接使用“穷人”、“富人”说法，直接宣传“杀富济贫”,而采用“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这种说法呢?目的是使用神圣化的“理论”可以有更好的宣传力，这里的“阶级”是一个抽象笼统的一个概念，并没有用实践来证明和判断的可能。也就是在说“工人阶级受到剥削”这句话时，我们既不能因为甲工人拿低工资而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也不能因为乙工人因为有工作而生活很好证明这句话是错的。马克思也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自己学说的实践性，把因果关系推向遥遥无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学术理论，只是在大学里，在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传播讨论，这都是正常的。马克思理论是对社会整体问题的研究，不可能对复杂社会中的具体问题有所指导，把理论中大量使用的笼统、含糊、抽象的概念用于实践活动中，只能引起混乱，而无助于解决具体问题。
马克思用长篇大论来实现对社会的叙述，这种工作是值得赞赏的，也体现了人对知识的渴求。但把复杂、繁琐、抽象的东西压缩成简单的“口号”，实际上就是歪曲了马克思原本意义，也是不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这些“口号”无论多么有“煽动力”，多么振振有词，和马克思并没有关系。政治家的活动无非是为了得到“权力”，这种情结也是普遍的人性，“私有制”的确立可以讲就是基于这个情结，确定每个人的权利界限。同时“私有制”也是分散权力的基础，也只有分散了“权力”，个人才可能拥有“权力”。但政治家并不满足一般的“权力”，甚至是希望得到“极权”。而要得到更多权力，就需要剥夺民众的“权力”，使民众乐于放弃自己的“权力”。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利用民众的“无知”，挑起相互“仇视”，使之总处于恐惧的地位，造成你不依附某种“强势”你就无法生存的局面。把“私有制”说成是万恶之源，将社会描述成“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把马克思主义浓缩为“造反有理”，都是为了剥夺分散在民众手里的“权力”，来做到“集权”，达到政治家们获得“极权”的目的。
在一个多世纪里，围绕“阶级斗争”的观点发生了无数次的“革命”，无数人为此死于非命，我们没有理由责怪马克思创造的理论，而应当指责将此理论“通俗化”，不负责任向民众灌输的政治家们。“阶级和阶级斗争”永远是埋藏在人类社会的“炸弹”，而要消除这颗炸弹首先要对“马克思理论”有一个正确认识，而这个“认识”不是去弄通什么马克思的著作到底写的是什么，而是把马克思理论真正“赶回”到“书斋”里去，让极少数对社会理论历史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去研究，由他们去评论。马克思理论是深奥的，一般人，包括政治家们，是不可能学会的！是不可能理解的！如同物理学中的相对论、量子力学一样，一般人不可能学会，通常在社会实际问题上也用不到这些理论。“马克思理论是无产者的理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话语，要则是毫无意义的话语，要则是为了蛊惑人心！让全民来弄通马克思主义更是荒谬和赤裸裸的愚民。
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1949年革命的胜利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毫无关系的，这是一大批聪明的政治家们深通中国实际，巧妙借用国际形势而取得的胜利。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也和“马克思主义”没有关系，既不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也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种理论需要不断发展，说明这种理论是不成熟的，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否定存在马克思主义。《圣经》流传一千余年，没有听到有什么“发展”；牛顿力学三大定律流传几百年，也没“发展”出第四定律来。一种理论要“与时俱进”，实际上这种理论就是不存在的。
我们至今还在争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而实际更迫切的是这种“认识理论的方法”是否正确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学习某个人创造的理论，而不去学习其他的呢？甚至可以讲，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理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呢？为什么不能“就事论事”呢？这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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