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取得胜利的极其关键的因素

情报果真是四渡赤水取得胜利的极其关键的因素吗？
老农夫 　 　
读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前天（　9月27日　）发表的署名孙果达的一篇文章“四渡赤水出奇兵，究竟奇在哪里？”，对其中的观点不是很赞同。　　
　 　
这篇文章认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三万红军之所以能够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除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外，关键的因素却是：红军掌握了“敌军密码破译法”，因而红军能够“截获敌军情报”，从而对“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总之，四渡赤水期间的毛泽东依靠情报信息的绝对优势，对敌军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使得对手处处陷于被动。掌握了对手的情报无疑等于掌握了对手的命脉，这就使得原本就擅长用兵，尤其是擅长运动战的毛泽东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比如文中说：“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当年红军已经掌握了作为国民党军队最高机密的通讯密码。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破译法。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回忆：‘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40页，1984年6月）‘使中央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的胜利，终于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问题在于，如果这也能算是“极其关键的因素”的话，那么，我想问的是，既然1933年秋，中央红军就已经掌握了“敌军密码破译法”（——实际时间应该还要早，因为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总要一段时间吧？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落后，而且还要通过白区，因此这个时间不会很短。同时文中还说到红军“早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就开始侦听敌台以获取绝密情报”，就是说1931年2月中央红军可能已经掌握了“敌军密码破译法”。），而此时的中央红军尚在苏区，正在准备进行第五次反“围剿”，距离长征出发还有近一年的时间，而且像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伯承和杨尚昆等等这些将帅也都在苏区指挥中央红军（请注意，此时毛泽东已经不在军事指挥的岗位上），红军里主要的情报人员也都是长征途中的那些（与长征途中相比，苏区还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相对安全、相对舒适的环境，在苏区的人员也不会有长征途中那么劳累、紧张），同时又具有前四次成功反‘围剿’的战例可参考。然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其他人为什么就不能够“截获敌军情报”，从而对“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呢？为什么还会打了那么多败仗，甚至把整个苏区都给丢失了？而且为什么不能够避免长征途中像湘江战役这样的惨败呢（在该战役中，中央红军损失了5万余人，损失率达到了60%以上）？为什么偏偏要等到毛泽东恢复对军队指挥以后，这些情报才能够发挥作用呢？而其他那些人为什么就不懂得发挥这些情报的作用呢？可见，掌握“敌军密码破译法”、“截获敌军情报”并不是什么“极其关键的因素”。因为事实证明不同的人指挥，即使具有同样的情报人员、同样的情报来源，战争的结果也会截然不同的。能够称得上“极其关键的因素”的，只能够是毛泽东的领导！！！因为如果换了别人指挥，情报就不起作用了，仗也会打败了。如此说来，情报又怎么能够算得上是关键因素呢？
　 　
情报是死的，情报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片面的，情报是纷繁复杂的，情报是瞬息万变的。面对同样的情报，不同的人来分析可能得出不同的判断，甚至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判断，能否得出正确的判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比如，千百年来，无数的人都可以面对同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情况：苹果从树上丢下来，但是却只有牛顿一个人才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个例子说明，能够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情报。因此，不能把情报说成是关键因素，再冠之以“极其”这两个字更是不妥的！
　 　
再说，既然红军“早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就开始侦听敌台以获取绝密情报，当然就多了个心眼以防敌人侦听。为了加强电台保密，郭化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制定许多具体纪律，规定不许两个电台之间随意通话，利用电台密语代替电台名，在电报密码本上再加密码表，密码表经常更换，重要的军事机密一报一密等。为防止部队行动泄密，毛泽东还采纳郭化若的意见，命令电台的电键交给（毛泽东的）警卫员携带。这些措施效果显著，使红军的军事秘密做到万无一失，畅通无阻。”，面对重要军事情报这种长期失密的情况，国民党方面为什么就不采取反制措施呢？难道蒋介石就如此蠢笨如牛？就不懂得搞反侦破，制造假情报，或者直接也来侦破红军的情报，截获红军的军情，也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不管怎么说，当时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其各方面的条件（包括情报设备）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是要远远强于共产党的，能够拥有和使用的情报人才也绝不会比共产党少了，就是作者在文中所提到的共产党方面的郭化若，他也是黄埔军校调教出来的。就是说国民党方面会更有条件来侦破共产党的情报，最不济也能搞些假情报来迷惑共产党，并且设下圈套来伏击共产党。难道他们就不懂得像共产党那样“规定不许两个电台之间随意通话，利用电台密语代替电台名，在电报密码本上再加密码表，密码表经常更换，重要的军事机密一报一密等。为防止部队行动泄密，毛泽东还采纳郭化若的意见，命令电台的电键交给（蒋介石的）警卫员携带。”——这些措施莫非很难想得到吗？“密码表经常更换”总能够想得到吧？——如果密码本都换了，共产党还如何破译截获的情报呢？那么，国民党方面为什么就不懂得这样子做呢？面对这种被动的局面就会如此无动于衷吗？他们的军事情报就如此容易被获取，如此容易被截获吗？果真如作者所说的，中央红军“对敌军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果真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吗?最近一些影视片不是一直都在吹捧军统在抗战中的情报工作是如何的了得，又是如何的帮助和有利于抗战吗？不是把戴笠都吹捧为抗战英雄吗？比如，最近热播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前段时间播出的《人间正道是沧桑》、《英雄无名》等等，影片中反映军统特务，又是截获诺门坎日军进攻蒙古的情报，又是截获德军进攻苏联的军事情报，又是破译日军袭击美国珍珠港的军事情报等等，在对敌情报战中表现是何等的优秀，犹如该文作者所说的“对敌军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友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问题在于，既然戴笠在对日情报战中如此厉害，表现如此杰出，那么，为什么在对付共产党的情报战中表现却如此的差劲呢？如此相反的表现岂非自相矛盾？　　
　 　
读该篇文章可以看得出，作者是想把情报摆到对事情起决定作用的位置上，但他却无法解释，面对同样的情报人员、同样的情报来源，中央红军在有无毛泽东指挥的时候，战争的结果为什么会截然相反这个问题。因此，该文所提出的观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四渡赤水出奇兵，究竟奇在哪里？”一文的网址：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40/128290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