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政治的吴佩孚在争霸中国中落败

2007-02-12 09:40:25　来源:人民网(北京)
即便远在美国，《时代》也很清楚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队统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握有重兵、左右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强者。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吴佩孚（资料图片）“中国最强者”亮相
一个中国军阀的肖像，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照片下面有两行说明：
“GENERAL WU”（吴将军）
“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吴将军”就是吴佩孚。照片拍得很艺术，光头吴佩孚身着戎装，脸微微朝左，两眼炯炯凝望前方，看上去踌躇满志、胸有成竹。“将军”在这里译为“大帅”更为妥贴。因为，当时人们更习惯于称吴佩孚为“吴大帅”，与他对立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则被称作“张大帅”。
其时，吴佩孚作为一代枭雄，威名正处于巅峰。他所控制的直系势力，北至山海关，南到上海，影响着大半个中国。1924年9月8日这一期《时代》出版时，在中国南方的上海，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为争夺对这座城市的控制权，正在展开激战；在中国北方，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为取得对北方的控制权，第二次直奉大战一触即发。在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吴佩孚率领直系军队大获全胜，奉系军队撤回关外。此次吴佩孚再度坐镇北京，调遣25万大军与奉系交锋。即便远在美国，《时代》也很清楚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队统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握有重兵、左右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强者。
正是在此背景下，世界关注着中国，也关注着吴佩孚。“吴大帅”就这样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一个中国人。
巧合的是，吴佩孚和《时代》周刊的创办者卢斯，居然都出生在中国山东的登州（今蓬莱）。吴佩孚生于1874年，24年后，卢斯也降临人世。
1896年，吴佩孚在登州考中秀才，1897年离开家乡前往北京，投笔从戎，开始闯荡天下。卢斯的父母则在吴佩孚离开登州的这一年来到登州，几个月后的1898年4月生下了卢斯。吴佩孚虽不可能与卢斯父母见过面，但他对登州城里的传教士们应该是熟悉的。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吴佩孚曾在长老会传教士麦考文创办的学校――文会馆就读过，但只是肄业（见《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在吴佩孚离开登州后，卢斯的父母前来掌管的恰恰就是文会馆。
尚不得知，卢斯1912年与父母一起离开中国时，是否听说过“吴佩孚”这个名字。此时的吴佩孚还只是军阀曹锟部下的炮兵团团长，没有太大的名声。不过，12年后的1924年，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尽管此时卢斯有可能已经知道吴佩孚是登州人，但《时代》选定他为封面人物，显然不是为此。曾被认为“有可能统一中国”
自袁世凯1916年去世之后开始的北洋军阀时代，一个又一个风云人物跑马灯似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黎元洪、孙中山、张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但到了20年代初，真正引人关注且前途被普遍看好的莫过于吴佩孚。
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JohnPowell），曾多次采访过吴佩孚，在他的印象中，吴佩孚颇有才干。他甚至认为，与其他军阀相比，吴佩孚更有可能统一中国。他写道：
从1922年到1928年，蒋委员长建立南京政府之前，是中国的军阀混战时期。在这一混乱阶段，吴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能干而有个性的人物。吴总是让拜访他的外国人大吃一惊，因为他的面貌，很不同于一般的华北人，有一嘴短短的红胡子，长脸高额，鼻相很好。比起别的军阀，他受的教育要好得多，是得过功名的前清秀才。（《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88页）看重吴佩孚的能力与实力的，不只鲍威尔一个人。在1922年，更为重视他的则是来自苏联的特使――越飞。
1922年8月，越飞来到中国，在前往广州与孙中山见面之前，曾率先与吴佩孚接触，试图与之合作。显然，苏联需要支持一个与他们合作的中国势力，进而控制中国，以便与日本对抗。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函吴佩孚，满纸溢美：“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政治家的老练果敢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的智慧集于一身。”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将军自洛阳吴佩孚总部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苏联国内拍发绝密电报，送呈斯大林禀报情况：“（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这便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声名赫赫的吴大帅在世人眼中的分量。
1924年，吴佩孚正好50岁。是年4月，数千宾客云集他在河南洛阳的大本营为他祝寿，其声名之显赫达到高潮。康有为也亲往祝寿，并以寿联相赠：“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虽有溢美之处，但也颇为形象地概括了吴大帅这一年在中国重要的、他人难以取代的位置。
素有“儒将”之称
对第一次出现的中国封面人物，《时代》没有太多介绍，但仅仅下面这段文字，也足以概括出吴佩孚的特点：
他是中国最能干的军事家。他统治着除满洲之外的整个中国北方和中原。他任直鲁豫巡阅使，北京属于他的管辖省份。尽管他赞成民主制，但其目的是用武力统一中国。这一政策，使他与满洲的督军，以及南方的孙逸仙发生矛盾。北京局势有一个特殊情况，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大帅的敌人，在曹锟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时，吴大帅没有反对，据说他被“买通”了。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还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他学习很刻苦，近来开始学习英语，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只给教师一个小时的授课时间：早上4点30分到5点30分。他还以“说话柔和、手段强硬”而著称。（注：引文译自1924年9月8日《时代》。本系列《时代》译文均由本文作者翻译，不再另行说明。）
《时代》说“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大帅的敌人”，有误。吴佩孚作为曹锟的副手，虽然有时也被说成直系中与曹锟相对的一派，但却非“敌人”。更多的时候，他被视为曹锟的亲信，也颇为尊重曹锟。《时代》的介绍颇为有趣。吴大帅被冠以“军事天才”，不仅“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还具有开放意识，人到50，居然还在清晨学习英语，令人刮目相看。以这种方式介绍一位中国的军阀，显然很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
秀才出身的吴佩孚，素有“儒将”之称。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25年在汉口曾采访过吴佩孚。在谈话中，吴佩孚引用孔子的话来说明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既好又坏。他还告诉斯特朗，他盼望日后能退隐寺庙去过反躬自省的生活，并在扇子上题写一首诗相赠。吴佩孚的诗写的是什么，斯特朗没有告诉我们。不管是故意做秀，还是自幼形成的读书人习惯，吴大帅在外人面前乐于引经据典，不时挥毫赋诗，显露几分儒雅。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这一点使他迥然有别于张作霖、张宗昌之类粗野的军阀，更能获得世人特别是外国人的好感。
南方孙中山，东北张作霖，都是此时中国叱咤风云的强者。在北京，还有民国总统曹锟——吴佩孚的老上司。但很奇怪，《时代》没有选择他们作为封面人物。本期《时代》也谈到了张作霖。称他是“一位虔诚的帝国拥护者，即拥护君主制的人”。《时代》还介绍说：“满洲大约有得克萨斯和科罗拉多两个州这么大，在中国北方有如此大的地盘，使张大帅这位军阀无人能取代。”但是尽管这位张大帅“思维敏捷，权力巨大”，“却非吴大帅的对手，曾惨败于吴”。奇怪的是，刊物没有刊登张大帅的照片，却选登了一幅年轻的张学良的照片，照片说明为：
“MARSHALCHANG”（张元帅）
“Histitleisnoemptyepithet”（他的头衔不再是闲职）
“张元帅”就是张少帅。看得出来，《时代》此时已经开始注意到张学良的崛起：1924年3月，出任东三省空军司令兼“飞鹏队”队长；4月，出任陆军第27师师长；而到了即将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更是一跃而为“镇威军”第三军军长，率领奉军主力与吴佩孚对阵。
不过，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即将开始之际，更多的人还是有理由相信，吴大帅获胜的历史将重演。“吴将军，中国的最强者”——《时代》在封面上引用这几个字时，反映出的正是这一判断。吴大帅镇定自若的神态，仿佛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一个具有儒将风度的最强者，有可能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
然而，现实很快将证明，这只是假想。
从声名的巅峰跌落
谁能想到，在《时代》封面上出现还不到一个月，被称作“中国最强者”的吴大帅，就从声名的巅峰跌落了下来。
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他的部下，直系的另一个著名军阀冯玉祥。直奉大战开始后，直系军队王怀庆指挥的第二军溃不成军。1923年10月12日，吴佩孚亲往山海关督战，也未能挽回败局，只得退守秦皇岛，急调后援兵力前来。就在此时，他的第三军司令冯玉祥，暗中与奉系结成同盟，从前线奔回北京发动兵变，将曹锟囚禁，吴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率残兵乘船逃离，风云一时的直系自此转入颓势。
在冯玉祥看来，自信、自傲的吴佩孚，自调兵遣将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而非他的反戈一击。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冯玉祥讲述了一段吴佩孚在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地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处，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
（《我的生活》，第399页）
冯玉祥的描写是否真实已无法求证，但却为我们勾画了民国史上如同小说演义一般的传奇一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渲染的现场预感竟成了现实。
一代枭雄吴佩孚的命运，在他乘船逃遁时就彻底改变了。他的虎视天下已是明日黄花。
两年后，在北伐军逼近武汉之时，也就是在1926年与192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鲍威尔最后一次采访吴佩孚：
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记者。他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总部设在汉口。尽管他的头衔大得吓人，其实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实上，他是北军抵抗从广东开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吴把他的总部设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国庭院里，我就在那里见到了他，并共进早餐。他似乎比先前喝酒更多，显得精神沮丧，情绪低落。由于部队受到先于北伐军出发的受俄国训练的宣传队的影响，士气尽丧，河南一战已是溃不成军。共产党人也竭尽全力为击败吴佩孚而工作……以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到激烈的武昌战役后，孤注一掷的吴佩孚彻底失败，全线溃退。（《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88－89页）
吴大帅再次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他的“儒将”姿态。他们一边吃早餐，一边交谈。吴佩孚手里拿着一本已翻得破旧的线装书，谈话过程中还不时看一看。
鲍威尔感到好奇，问他这是什么书？吴佩孚笑答：“《吴越春秋》。”然后补充说：“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吴佩孚一再向鲍威尔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
不懂政治的军阀，永远只能是枭雄。
《环球人物》(2006-09-01第十三期)(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