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行催生货币单位 中日两国暗战金融市场主导权

1月14日，韩国朝鲜日报一则消息再次将“亚元”概念推到人们眼前，该报道称，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共同使用单一货币的构想正渐渐浮出水面。亚行（ADB）最快将于３月对外公布亚洲共同货币“亚元（ACU）”。
在数次“亚元”诞生说的炒作中，这次似乎离终点最近。
但仅仅过了两天，亚行就向媒体发出一封澄清邮件，邮件内容是去年12月路透社关于“亚洲货币单位”对亚行官员的采访。
亚行新闻官阚磊表示，他们之所以转发这篇“旧闻”，是因为近来又被炒作的“亚元”，是对他们将要公布的“亚洲货币单位”的曲解。
“亚洲货币单位”并非“亚元”
“2006年早些时候，亚洲开发银行将推出一个由一篮子亚洲货币组成的概念性的货币单位，以促进区域合作的发展”——亚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主任河合正弘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这段表述，引来人们对“亚元”推出的种种猜想。
作为亚行行长的特别顾问，河合正弘表示，亚行正在研究如何编制这一货币“篮子”，包括如何设定每种货币的权重。货币“篮子”包括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及韩国。东盟10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他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最后把它叫做亚洲货币单位（ACU），但我们的确计划以东盟加3的13个国家的货币为基础推出一种新的货币单位。”“通过观察这一指数，我们希望能够分析东盟加3的13国货币作为一个整体相对美元或者欧元的汇率变化趋势，以及这13种货币中的每一种相对于13种货币的均势是如何变化的。”
正是这番话引来了日韩媒体对“亚元”诞生的连篇炒作。但亚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强调，亚行一直反对用“亚元”一词取代“亚洲货币单位”。他说，ACU充其量只是概念性的货币单位，河合正弘去年12月的表态代表了亚行最“真实的态度”。河合正弘当时指出，如果各国认为亚洲货币单位有益，它们可以在将来的贸易中使用它进行支付，或者发行以亚洲货币单位计值的债券。
亚洲即将诞生的亚洲货币单位（ACU）实际上类似欧元（EURO）的前身EUA和ECU。EUA诞生于1975年3月，ECU诞生于1979年3月，而欧元诞生在1999年1月，正式流通于2002年1月。欧元是在EUA和ECU逐渐被欧元区成员国广泛使用、熟悉，并最终接受后，才顺理成章地出现的。
在欧洲汇率机制（ERM）中，欧洲货币单位发挥着成员货币汇率偏差指示器的作用，为上世纪80和90年代欧洲的货币稳定做出了贡献。在1991年达成里程碑性质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欧洲实现货币联盟的进程开始加速，并在1999年1月正式推出单一货币——欧元。
但是，由于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比当时的欧洲要大得多，政治关系也更复杂，所以初期推出的亚洲货币单位还不可能具有欧洲货币单位当时所起的作用。亚洲货币单位即使作为虚拟货币单位，其经济基础和国际政治环境基础都不能给予货币一体化强力的支撑。亚洲货币单位即使出台，象征意义也大于实际意义。亚洲货币单位在短期内成为“亚元”并不现实。
因此，尽管亚洲货币单位推出在即，但包括汤敏在内的很多分析家都认为，亚洲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具备推出共同货币的前提——即实现与欧洲相当的经济一体化。
“亚元”产生“道阻且长”
事实上，关于“亚元”的讨论已经持续了近十年。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东亚多国遭受重大损失。“亚元”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萌芽的。
金融危机后，日本政府提出日本出资500亿美元，其他国家出资500亿美元，形成日本占50%份额的“亚洲货币基金”。日本希望此举能增强日元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使日元成为亚洲货币的主导。这是亚洲第一个提出进行货币合作的计划。
2000年5月，东盟10国及中日韩三国财长在泰国清迈达成协定，正式讨论了设立亚洲调汇体系。之后，东亚区域合作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10+3”机制，已经成为内容丰富、机制健全的合作体系。
以《清迈倡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安排为起点的东亚金融合作，也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2004年推出亚洲债券基金，第一期10亿美元立即被各国承购完毕，2005年初推出的第二期20亿美元也被承购完毕。亚洲债券市场协定得到强有力的推进。目前，各成员国在“10+3”框架下先后签署了16项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达365亿美元。
经济学家们支持推出“亚元”的理由是，如果东亚三强和东盟10国在货币上紧密合作，对内能通过优势互补，促进贸易合作的加快，维护国内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对外则有利于改变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的对美国依赖较大的状况，增强独立性。
但这可能仅仅是一种理想，要达到这种目标并非容易。因为，目前的亚洲根本就没有这样基础。
从亚洲的情况来看，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十万八千里，中、日、韩以及东盟十国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国与国之间、甚至一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总体经济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等都有较大差距，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
并且，在经济结构上，中国和东盟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经济中比重较高，出口产品相互替代、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较大等，从而在许多重要经济领域都是竞争关系。
另外，亚元区13国在政治上、文化上也有较大差异，对政治、经济、货币一体化的认同度还需要慢慢提高，“亚元”发展的基础因此也十分脆弱。
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化背景、相差很远的价值观念、相差悬殊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政治制度等，要想在相差悬殊的国家之间达到一种货币协议，其成本将十分昂贵。因此“亚元”的产生道路必然“道阻且长”。
中日暗夺亚洲金融市场主导权
主导“亚元”这个遥远的概念，一直是日本的希望。
上世纪７０年代，日本的关世雄就提出了亚洲共同货币的概念，而这位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近年又创作了《亚洲货币一体化研究：日元区发展趋势》一书，探讨了日元是否会替代美元成为东亚主导货币的问题。
而自从欧元推出以来，日本学者一直在对推出“亚元”进行各种研究，设计各种方案。
日本学者对“亚元”如此感兴趣，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希望在目前日本经济远远超过中国经济的情况下，来主导地区金融市场合作。甚至有专家认为，由于日本对亚洲开发银行出资最多，亚行推动亚元的政策实际上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态度。
日本一直梦想成为亚洲货币金融市场的主导。日本大藏省（现改称财务省）１９８４年就设立了“日元国际化推进委员会”，推动日元的国际化进程。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日本出口贸易中以日元结算的比例已经上升到了３５.８％，进口也提高到了２２.６％。日元债券的发行量一度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占到了２０％。日元在各国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也一度达到了１０％以上。
但近10年来，日本经济发展停滞。２００５年底，东亚各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而以前日本的GDP大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的总和。东亚经济实力版图发生了变化，也影响到东亚货币和金融合作的主导权。
“作为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日本一直在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随着影响力下降，不甘心主导作用丧失的日本希望通过拉进一些力量和中、韩等相抗衡，以维持影响力，至少使中国发挥主导作用的进程能够延缓一些。”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相关:理财财经)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表示。他认为，在金融合作上日本的思路也与此一致。
而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加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贸易关系的密切，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介入促进东南亚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
作为亚洲金融危机中惟一没有受到很大冲击的东亚国家，中国不但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还向亚洲其他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对泰国等国家实施货币和金融方面的援助，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对整个东南亚国家的援助达到５０亿美元。
自此，原来中国和东亚国家由于意识形态不同造成的隔阂慢慢融化。中国和东盟关系不断好转，经济、贸易、投资等领域的框架开始形成。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机遇，”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金融学博士陆志明表示。他说：“虽然完美的亚元离我们还遥遥无期，但是眼前的亚洲货币合作亦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慰藉。”陆志明认为，抛开政治上的影响不谈，从经济上来看，亚洲货币单位的产生可以大大增强人民币在亚洲货币中的话语权，这一点从长远来看是至关重要的。日本之所以孜孜不倦地主导亚洲货币单位的实现，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此。取得强势的话语地位不仅可以在未来亚洲货币向更深层次合作的发展中占据首要地位，更能够稳定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关系，同时对于稳定世界经济发展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加强与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的货币合作，也可以缓解目前紧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陆志明表示，因为中国与大多数亚洲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出口状况类似，美元届时应更多地考虑对亚洲地区货币整体贬值，而非仅仅是中国一国。这样一旦美元对所有亚洲货币贬值，美国减轻贸易失衡、亚洲国家降低储备的可行性大大增强。同时人民币对亚洲其他货币并未升值，出口压力也相对得到减轻。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外贸和国外资本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支撑。并且，这个特征在中国经济崛起的道路上只会得到强化，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至关重要。“中国已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型，这一方面为东亚的货币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同时也要求中国在这个潮流中充当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傅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