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民生的基础

作者：吾将上下而求…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180    更新时间：2007-11-19
改善民生的基础
李树桥说“在民生、民主两大主题上，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旋律，研究改革开放进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索解决的有效办法，积极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好，这就照办。
十七大报告关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讲了六个方面，很暖人心。但是我现在只能说“ 关键在落实”，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把自己的一厢情愿的看法，附加在十七大通过的胡锦涛报告的某些论点上。
这并不是说我只听报告，什么都不想，我在认真思索的。我思考，我国现在到底处在什么历史阶段上，我国社会立在什么基础上。对这些问题，我原来已有看法，现在则是在进一步反思。对这两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才行。现在只就改善民生来说。
优先发展教育，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报告讲这些都好办，国家现在有钱，可以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过去国家在每年只有几百亿到几千亿国民生产总值的时候，这几方面都办得到，虽然低水平，但在逐步提高；现在，单是财政收入就差不多四万亿，国有企业的盈利还没有计算，就是按照改革前的制度，在这几方面也会办得比过去好几十倍，何况现在是以人为本。现在国家有这个财力基础，就等政府按党的十七大要求办了。十七大新华时评说的好，“ 关键在落实”。
完善社会管理方面，关键在认真进行“先进性教育”和反腐败。成功决定于党自己，一认真，就好办。
我认为难的是下面这两个问题上：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对此，我反思了2006年6月5日写的《分配问题》，认为那时的基本观点还是正确的。
我现在仍然认为，“分配问题的解决，非常困难，可以说，在私有制经济已占一半的情况下，不可能实际解决，仅能作一些调整，有所缓和而已。这种情况，和反腐、打假一样，都是‘斩草不除根’。”
我把《分配问题》链接在后，现在要作几点补充。
一是，重庆、成都的让农民将土地入股的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又一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理论类似于上世纪精英们提出的把国有资产股份化给职工，实践类似于 “买断工龄”——实质是赎买工人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农民将土地入股的实质是赎买农民对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占有权，让经理们“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马克思语），最终把农民从小资产者变为无产者。
二是，国家强制性的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必然要遇到资本家直接的和迂回的抵制，华为“辞职门”便是典型的实例。
三是，通过二次分配给人民增加的收入，大部分将会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比如提高物价，重新转移为资本的利润。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民生问题的真正解决，只能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说的对，“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
[相关链接]
分    配    问    题 （2006年6月5日）
……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
是的，现在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关系着改革走上了什么道路的根本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中央这次会议，给了那些认为财富还不够集中，贫富还需要拉大的观点一记棒喝。
近来，中央集中力量解决改革进程中发生的问题，注意了改革的科学性、协调性、普惠性和国家安全。我为之鼓舞。
但是，分配问题的解决，非常困难，可以说，在私有制经济已占一半的情况下，不可能实际解决，仅能作一些调整，有所缓和而已。这种情况，和反腐、打假一样，都是“斩草不除根”。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指出“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资料的分配，则表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已经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告诉我们：分配是所有制决定。贫富悬殊，私有制是根。只要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人人都靠劳动生活，收入差距就不可能太大，在今天的生产水平上，绝大多数人会过着安康的生活。一定有人要说：宁愿收入差距拉大，也不愿意过平均主义的贫穷生活。这话过去已经讲了很长的时间，现在看来，“宁愿收入差距拉大”这半句肯定不对了。群众已经明确地反对“一边吃肉，一边娘”，并不因生活提高了，就可以容忍收入差距拉大。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于以彻底否定，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到“全局”上来了。后半句话当然对，但是，公有制必然要过平均主义的贫穷生活吗？回答只能是否定。以后来讨论它，现在议题是分配。
国家可以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在国有企业、国家机关里，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可能而且应该的，因为，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完全拥有处分自己财富的权利。我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而促进社会收入的公平公正，这是一个合理的途径；但是，在私有制经济已占一半的情况下，不可能实际解决社会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问题，也仅能作一些调整，有所缓和而已；并且，如何改革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机关收入分配制度，面临着重大的理论问题。这方面我们在稍后来探讨。
在非国有企业里，国家不可能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手段来解决那里的分配问题，这在理论上十分清楚。什么叫“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我在本文开头所引的马克思的论述已经说清楚了：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只有自己的劳动力的情况下，工人领工资，资本家得利润，这就是“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资本家与工人这两部分人群处于对立关系，工人增加收入，资本家就会减少利润；而资本的本质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它总是把工人工资压在劳动力的价值之下，和工人的利益冲突永远不可能解决。正是这种矛盾和对立，维系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要解决这个矛盾和对立，就必须要破坏这种关系。而这必然要和现行政策和制度相对立，在私有经济已经占有一半比重的情况下，将必然要引起社会的大动荡和经济的大破坏。这样做不行。解决矛盾要从长计议，决不要去空谈“公平公正”和“正义”。经济规律是不可违反的，违反了将要受到惩罚。
既然我国搞了市场经济，工人群众的收入，就只能通过市场来调节。在大量下岗工人存在，而且很长的时期里都必将有大批的、源源不断的农民进城务工，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劳动大众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国家不可能用行政手段强迫资本所有者提高工资。用经济手段，比如象上面说的提高大国有企业职员工资的办法，来影响资本家也提高工人工资，不根本解决问题，作用也有限。
还有两大人群，一个是农民，一个是下岗职工和待业人员。
农民是最多的一个人群，他们在承包的土地上生产，现在基本还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从趋势上讲，生活会相对地日益贫困。国家一直注意了这个问题，每年都作为一号文件要处理的事情。随着工业化，这群人将分化，一部分会转化为工人，甚至当老板，绝大部分人只要没有大的天灾人祸，在政府的照顾下，可以稳定地生活，但要想短时间有大的提高，不可能。
下岗职工是个困难群体，这部分人大多没有很高的技能和年龄较大，再就业困难，过去在政府扶持下自谋生计，少数人发了，大多数人则继续在挣扎中。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建伦“建议要疏通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后富的人，政府要出政策疏通财富捐献的渠道。”我认为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只起点安定社会的作用。
这两大人群的收入的提高，根本在于发展生产，二次分配只能作点调节，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
我绝对没有否定国家对分配的作用。正如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给康.施米特信中说的：“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但是，分配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决定于生产条件的分配这一经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