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预估银行业风险：极端情况下不良率超10%

　　在某中介机构工作的王斌(化名)，俨然是半个银行工作人员，他认识某银行亚运村支行的每一位柜员，对基本的银行业务也耳熟能详，常常能帮客户排忧解难，节约客户在银行办事的时间。最近他可有点烦，以前如鱼得水的工作，现在屡遭拒绝：“手续不全真不行，现在我们层层把关，管得特别严。”

　　他麻烦，银行更麻烦。自金融危机后，加上巨额信贷狂潮，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就不断地被提示，这也是银行内控愈加严格的原因。

　　9月16日，惠誉评级发布名为《2009年的信贷激增到底带来多少损害》的报告称，2009年的信贷激增对中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产生全面压力。虽然借款人的财务压力明显增加，但不良贷款将在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内逐步体现在银行的财务数据中，当不良贷款最终出现时，损失有可能比预期更大。

　　惠誉评级驻中国首席银行业分析师朱夏莲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也强调称，去年的信贷繁荣给银行体系带来了压力，无论是资产负债表内还是表外，中国的银行业存在很大的信贷风险。

　　近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指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方面还有很多薄弱环节，银行系统性的风险暴露隐患不容忽视。

　　研究机构Stone & McCarthy估计，若系统风险爆发，银行业的整体不良贷款率将从目前的1.3%提升至约7.9%。若出现房价下跌幅度超预期、地方政府违约率上升等极端状况，不良贷款率可能上升至13.4%。

　　以存款控贷款，以资本控风险，是目前监管当局监管的主要方向。而如何引导商业银行建立资本约束和资本补充机制，是监管当局现今主要的课题。

　　谨防银行系统性风险

　　各家大型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都保持“双降”势头，数字的乐观并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恰恰相反，风险正在积聚，不良贷款存在较大的反弹压力。

　　近期金融机构正在进行“压力测试”，旨在评估银行在经济不景气、房地产市场低迷时的抵抗力。

　　这并非杞人忧天。除刘明康主席外，银监会纪委书记王华庆也强调中国银行业发展当前面临“三大挑战”，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代偿性风险较突出、房地产价格大幅波动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信贷风险。

　　国内外经济情况仍不乐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风险还在蔓延，欧洲主要国家的财政平衡政策可能使本已十分脆弱的经济复苏重新陷入疲弱状态，全球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仍然不足。”王华庆指出，国内实体经济虽然企稳向好趋势明显，但仍存在下行风险。出口环境仍不理想，全球贸易景气度仍在低位徘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将削弱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宏观经济若持续低迷，作为枢纽的银行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尤其是刚刚经历过信贷狂潮，风险正隐约可见。

　　“刺激计划下，2009年的信贷增长是迅速的，但是实体经济全年的增长率水平则比往年低，由此，货币量并没有反映经济真实需求，过多的货币流入房地产领域、地方融资平台等。”东海证券分析师李文对本报记者分析说。

　　前车之鉴，金融改革之前，银行大体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困境，不良贷款率一度超过30%，而当时，也是经历了一轮由信贷推动的刺激措施。

　　房地产风险最受关注，经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房地产调控，尤其是“4·15”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后，市场反应强烈。“虽然房地产市场目前还未出现价格急剧下跌的情况，但是成交量萎缩也给开发商的现金流带来很大压力。同时，开发商贷款融资渠道受限，融资成本剧增，部分实力较弱的企业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建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黄志凌分析说。

　　这仅仅是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也有加速暴露的倾向。据银行业6月末自查初步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贷款余额大约为7万多亿，2009年同比增长了一倍，很多贷款项目都是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发放的，贷款主体合规性、地方政府担保合法性、贷款项目的现金流和担保方式存在一些问题，地方财政代偿性风险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长期来看，如何控制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向银行体系转移，如何完善地方政府举债模式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是银行业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华庆提道。

　　除了房地产外，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也产生了不良资产。最近几年来国务院连续出台了多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严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防止产能过剩。王华庆表示，产业结构调整的风险将直接反映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

　　新华财经集团的研究机构Stone & McCarthy Research Associates预计，发放给地方政府、房地产项目以及经济冗余部门的新增不良贷款，会在未来两到三年里使银行业的整体不良贷款率从目前的1.3%提升至约7.9%。如果出现房价下跌幅度超出预期、地方政府违约率上升的更极端状况，不良贷款率可能上升至13.4%，总额可能达到约5.4万亿元人民币。

　　表外贷款风险不可低估

　　对银行业信贷风险管理水平和能力的更大的考验是，许多银行悄悄地将部分贷款移出账面，造成信贷增长和信贷风险的低估。

　　部分监管松散的信托公司将银行贷款打包，做成结构性产品卖给投资者，银行可借此将贷款移至资产负债表外。这部分不受信贷规模限制，于是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据惠誉评级的数据，中国银行业上半年表外贷款总计1.3万亿人民币，接近官方信贷目标的三分之一。惠誉估计中国贷款基础中有6.7%的贷款都没有记录在资产负债表内。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信托产品投放是银行的一种融资手段，目前，市场上信托产品项目涉及上万亿的资产，一旦发生问题，对银行业贷款有较大的冲击力。如果项目本身有问题，未来出现呆账的可能性会很高，因此对未来信贷风险的未雨绸缪是必要的。

　　黄志凌提醒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少银行做的表外业务涉及大宗商品交易。部分企业超过正常生产所需囤积大宗商品，随着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相关表外业务的风险有可能会陆续暴露。目前，存在着表外业务风险向表内转移的趋势。

　　郭田勇强调，监管部门要构建银行风险监管框架，采取提高拨备率、杠杆率等一些预案性措施，提前给银行业注射一剂防疫针是十分有必要的。

　　而监管部门正督促各大银行，研究制定合适的风险偏好指标，强调风险与资本和拨备挂钩，并强调一定要把并表监管落实，表内表外、本币外币、各类持股机构的风险都要通过并表完整地体现出来。

　　惠誉多次发警示报告

　　其实，这不是惠誉第一次发布中国银行业风险警示的报告。

　　2009年5月24日，惠誉发布报告《中资银行：在实体经济疲软的环境下信贷规模激增值得关注》称，随着用于支持政府经济刺激计划项目的新增贷款急剧增长，中国银行业正初步显示出资产质量恶化的迹象，中国银行体系正发出初步的警示信号。彼时，报告撰写人之一的朱夏莲指出，中资银行已经将更多“需要关注类”贷款的等级下调至坏账，即不良资产；中资银行为未减值贷款计入了更多拨备，这些表示“银行本身已经预料到当前正常的贷款将在未来出现更大损失”。

　　在该报告发布前，惠誉已经就中国银行业贷款质量正在恶化发出预警。惠誉一直认为，有关中国银行业的一些统计数据并不全面，例如偏低的不良贷款率。惠誉警告说，对于需要关注类贷款等项目以及划分贷款类别的方式所带来的风险，银行还几乎没有意识到，鉴于当前庞大的银行放贷规模，短期内很难察觉潜在的信贷危机，但是信贷大幅扩大加上疲弱的经济正在导致这类经济风险被放大。

　　到2009年7月4日，惠誉更是把中国宏观经济风险评级的指标从“安全”降至和破产的冰岛同级，他们担心“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未来的损失要远大于预期，届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最终愿意或能够承担多大的损失尚不清楚”。

　　此后，惠誉在2009年12月17日发布的《中资银行——年度复评与展望》报告中再次提及中资银行业的风险，认为：“虽然中资银行的近期业绩要优于预期，惠誉评级仍然认为有理由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当前中资银行在贷款分类和表外风险披露上存在重大缺陷，他们缺乏在完整经济周期中运营的经验以及接受新的信用文化需要长期过程。同时，尽管今年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看起来在推动经济复苏中获得了成功，但2009年上半年信贷的快速增长引起了对中期坏账危机的担忧，虽然这绝非定论。”

　　另外，在该报告中，惠誉还认为：“近期银行业的其他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隐忧，其中主要是未报告的持续增长的贷款转让业务。它们正从银行个体和系统层面不断地歪曲信贷增长数字，代表了不断增长的隐藏信贷风险。”

　　由此可以看出，惠誉对中国银行业长期以来都持谨慎的态度。

周小川：银行资产质量持续改善压力加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图片来源：资料图)

　　尊敬的俞正声书记、韩正市长、屠光绍副市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很高兴参加这次《贷款转让交易主协议》签署暨全国银行间市场贷款转让交易启动仪式。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对《贷款转让交易主协议》的签署和全国银行间市场贷款转让交易的启动表示衷心的祝贺，感谢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及各金融机构、市场中介组织对这项工作的努力，同时也感谢上海市委、市政府等有关方面在相关工作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贷款转让是根据银行间市场需求而开发的一项新的交易品种。它的推出丰富了银行间市场的产品种类，对商业银行转变贷款经营模式、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和推动利率市场化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考虑到当前国际金融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这也是适应新的国际金融风险防范要求而进行的探索。

　　首先，在宏观层面，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现行金融监管制度在保证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不足，因此宏观审慎管理已成为危机后国际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各国政府以及金融界的普遍共识是要建立逆周期调节机制。除了要用好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具有逆周期调节效果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抑制经济过度波动之外，还有必要引入一些逆周期调节的创新手段，如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制度和动态损失准备制度等。此外，还要加强金融监管改革，改进原有的资本协议、杠杆率、拨备计提等监管政策和工具，通过提高金融机构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建立与经济周期调节相适应的杠杆率要求、开展前瞻性拨备管理，减缓顺周期影响，将相关微观手段放到宏观管理的框架内，赋予其宏观调节的使命。目前，搭建与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已经成为危机后国际社会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一致主张，这一框架以维护金融稳定、支持经济平稳发展为最终目标。

　　其次，在微观层面，会计制度、评级机构、衍生品监管等各项改革都在同时推进，基本方向同样也是校正其顺周期性，增强透明度，减少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例如，在会计制度改革方面， G20峰会提出了在2011年6月实现全球会计标准趋同的要求，为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承诺联合开展趋同工作并制定了时间表，我国也提出了中国会计准则向国际会计准则持续全面趋同的目标。在场外衍生产品监管与发展方面，也正在继续探索如何改进有关制度和工具，增强透明度，切实发挥各类衍生产品在风险定价与风险缓释方面的作用，全面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

　　当前，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改革正在稳步推进。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会议通过了加强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方案。这项改革方案主要涉及最低资本要求水平和过渡期安排。该改革方案将与全球流动性标准一起成为金融危机后重要的金融改革举措，并提交今年11月份G20首尔峰会。

　　可以看到，上述国际金融改革的推进与落实，不仅需要我国银行业自身转变经营理念，加强资本管理、提升资产质量，而且也要为银行业完成上述转变提供必要的市场条件，以及灵活有效调整资产负债表所需要的工具与手段。这一方面包括在负债方提供可以有效提升资本充足状况、进行主动负债管理的工具与渠道，另一方面，也包括在资产方提供能够优化资产结构、满足资本约束要求的产品与手段。规范发展贷款转让市场有利于进一步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动管理资产的能力，促进和支持金融机构更好地加强资产负债综合管理。

　　贷款转让市场是金融市场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比重仍高于直接融资比重的背景下，有序发展贷款转让市场，吸引机构投资者参与贷款转让交易，有助于实现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的有效连接。应银行间市场成员的要求，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组织研究起草了《贷款转让交易主协议》，《主协议》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制度安排和成功的实践经验，对于规范发展我国银行间市场贷款转让交易、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看，在前一阶段银行贷款规模快速增长、资产质量持续改善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全国银行间市场贷款转让交易的推出，对于规范发展贷款转让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强金融宏观调控，优化银行信贷结构、积极防范和化解潜在金融风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女士们、先生们，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方兴未艾、任重道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就显著、前景广阔。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积极鼓励开拓创新，共同推进我国金融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金融领袖反思危机两周年 现全球银行业要回到根本

　　如果以雷曼兄弟2008年9月15日宣布破产为标志，全球金融危机刚刚度过两周年纪念日。虽然我们身处“后危机时代”，但是全球经济的复苏显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刚刚结束的天津达沃斯论坛上，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而前一周《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更是在这样的经济不确定因素较大的环境下给银行业出了一道难题：一边是建立全球监管体系、要求银行收紧杠杆率，一边又强调金融创新，如何做好两者间的平衡？监管体系在其中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全球银行业任重道远。

　　而作为全球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中国的银行业虽然得以在危机中独善其身，但是也面临许多的挑战：比如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积极地推进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又该如何利用资本优势积极投身全球金融格局的再造？

　　在9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主办的“金融未来论坛”和9月17日中欧国际商学院联合《财经》杂志举办的“第四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多位金融领域的政府官员、资深学者及企业高管分享了他们对近期全球银行业热点事件的看法，从不同视角为银行业提供了一些思考逻辑。

　　《巴塞尔协议Ⅲ》的挑战

　　9月12日，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最新的全球最低资本标准，要求将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最低要求从原来的2%提高到4.5%，同时新增要求商业银行持有2.5%的资本留存超额资本作为应对将来可能出现困难的缓冲。上述两项加总，使得核心一级资本要求达到7%，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加强资本监管的共识和决心，也反映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自营交易、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等银行活动提出更高资本要求的态度。

　　朱民：标准统一，促进合作，建立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这是巴塞尔委员会一直在做的，它在各个国家之间，特别是G20之间提倡自愿基础上的互平，通过国家和国家之间来看具体金融改革和会计准则标准的实施程度，这非常厉害。

　　我认为这一定会对整个金融改革的标准推进有很大的影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全面来理解金融改革，不能只看到美国的法律，也不能只看到国家基础上的立法，美国、英国和欧洲，得把金融监管的三大柱子——美国新法案关于国家层面的宏观监管、巴塞尔委员会的微观监管和G20的金融委员会的作用结合起来，强调系统性风险管理，强调保护消费者，扩大监管面。

　　推行全球统一标准和合作，这个非常厉害，有了这三条，我们才能比较全面地看待金融监管和改革。

　　李若谷：《巴塞尔协议Ⅲ》强化了银行体系资本约束，普通股的资本比例、总资本的比例，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西方国家从危机前的放任自由的市场调节发展到危机后，要连金融机构的规模、高管的收入都要监管得事无巨细，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虽然抗风险能力从表面来看有所提高，但是美国金融机构的灵活性、竞争性、盈利性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和限制，而本来这些都是美国金融界最大的优势。

　　如何在效率与规避风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主要还是看如何在监管上面进行国际合作。

　　但是，虽然监管强调全球统一，而实际上全球的发展和发展的阶段不统一，金融机构面临的问题和任务也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监管统一，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Keith Pogson:虽然在过去的情况下，银行投入很多的资金，但是它们的资本投资方式是不太合适的。《巴塞尔协议Ⅲ》建议要把资本充足率提高，所提出的六七年的缓冲期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温和很多。

　　但是对于美国、英国或者是欧洲的监管者，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监管的时候更加严厉，同时，我们应该要有紧迫感，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很多监管者会以非常快的速度把新的规章制度制定并且出台。

　　资本比率要求比较高，你需要更多的资金完成过去同样的业务，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成本是更加严格的监管带来的。

　　现在更加严格的资金要求，对银行系统质量要求比较高，要大家关注资产，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的债券，政府债券的利率和不同国家公司债券的区别，使得成本各异。

　　《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的影响

　　过去倾向于两种极端的中西方银行业，现在要同时面对《巴塞尔协议Ⅲ》的约束。但多位业内人士均认为，由于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跟国际上相比本身就较高，因而《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的影响暂时看来并不大。

　　摆在中国银行业面前的是另一个问题：如何保证存款不流失以确保资金充足率。

　　蒋定之：从近期来看，巴塞尔委员会对于新的资本制度监管的方案——严格的资本扣除，对于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中国银行业核心资本充足率还是远远高于国际银行业的水平。

　　目前，中国五大行的资本充足率在11%左右，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是在9%以上，无论是扣除资本还是现有的水平，应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从长远的角度看，我们还是非常关注这个事情，因为资本监管是对银行监管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约束，这个监管指标的改革，毫无疑问对于银行的经营模式、盈利结构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鉴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当今和今后一个时期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的关键阶段，所以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事业的发展，对于信贷需求还是相当旺盛的。信贷资产高增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成为常态。因此，从资本补充、风险的覆盖、资本的覆盖、反周期资本的提取以及对于重要金融机构附加值计提，对于银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从中国的国情来讲，作为金融业的一个主导力量，银行业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始终负有重要责任，为了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银行业具有双重的目标。在这样一个严格资本监管之下，中国银行业，我个人认为要克服长期以来的一个信贷增长缺乏有效约束，包括受行政影响比较大的信贷投放大起大落的局面，建立起以严格的资本监管为核心有效监管制度和框架，这对中国银行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中国银行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措施。

　　陈文辉：中国银行的特性是存款率比较高。一方面，我们可以避免一些过分用杠杆来加大业务增长的风险；另一方面，我希望中国的银行也要注意一下：确保客户不从本行转移出去对确保资金充足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存款是可能从一个银行转移到另外一个银行的，所以对于客户关系的管理、加强客户的信任度等都很重要，以吸引客户存款。

　　其实，原来的巴塞尔基本协议对于中国的风险管理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意义。在金融海啸之前，我国的银行都在积极发展信贷的业务，必须要在信贷管理和信用风险管理上面有所提升，而那个时候的协议正好是把很大的焦点放在风险管理上面。之后又有一系列新的补充关于市场风险管理，其实给国内的银行去发展金融业务是一个很好的标杆，推动了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

　　吴晓灵：中国的银行业得益于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所以我们的表外业务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不够多，应该说即使加强了对资本的要求，我们和欧洲的银行比较起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握的就是在巴塞尔协议国际银行提出来的“2013年到2019年”这个过渡期，这给中国银行业一个很好的发展期，我们如何把握好达到国际标准和中国银行业稳健经营，平衡好这两个方面的经营，这是中国未来银行业的机遇。

　　李若谷：我们要认识到各国金融市场所处的初始条件和发展阶段有相当大的区别，因此监管理念和方法也要有所不同。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发展程度严重不足，因此我国的金融改革更要集中于精力，提高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灵活性、竞争性、盈利性，扩大金融服务的范围，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要把注意力放在提高金融机构本身抗风险能力，用税收、分红等形式形成的现金增加有关资金的拨备。

　　金融产品创新与风险的折中

　　面对金融创新带来的高风险和高收益，银行业应该如何折中？

　　今年7月21日，美国出台了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对于美国过去的自由市场理念、金融创新等方面都做了反思，认为现在在金融创新和稳定之间更多的是要稳定而非过分鼓励金融创新。过去，中国始终把监管放在前、交易自由放在后的思路曾招致不少非议，但就此次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内容来看，美国也开始体现出这种倾向。

　　在金融法案中，重要的一条是实施“沃尔克规则”，其内容主要就是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重新进行分离，限制银行利用自有资本进行自营交易，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隔离银行与自营交易中的风险，对我国金融监管的风险防范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是也不无非议，因为沃尔克本人非常保守，他曾断言在所有金融创新中只有ATM机是有用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一规则过于谨慎。

　　吴晓灵：金融危机中的雷曼兄弟以及很多投行，它们的业务问题都出在高杠杆率自营业务上面。在很多的衍生产品上，投行自己设计产品，然后自己又跟客户做对手方来进行交易，客户不可能很深刻地来了解这个产品的风险，因此，客户在这个博弈当中总是处于弱势。因而限制投行的自营业务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限制如果用行政命令方式不好，而如果用杠杆率的方式——做了业务就扣除资本，不同的业务有不同的资本扣除，用这种方式来限制自营业务，我认为是一种市场的方法。

　　此外，应该鼓励银行多做中介服务业务，即多做表外业务，但是对于或有资产负债业务特别是金融衍生交易类业务要提出资本要求和风险拨备要求。这次《巴塞尔协议Ⅲ》对风险权重、资本要求、风险拨备都提出了要求。跟这个相比，中国银行业消耗资本的业务比重是比较大的，因而中国银行业在中介业务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应该说《巴塞尔协议Ⅲ》对表外业务资本要求和风险拨备要求实际上是对欧美那些银行的约束更大一些。

　　毛裕民：25年前我去美国学习银行的运作，从贷款等常规业务做起，当时就已经知道现金流对于银行的重要性。但在过去的10-15年中，全球银行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特别是其间华尔街创造了很多的新型金融产品，这些产品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现在全球银行业要回到根本。

　　对于中国的银行来说现在还处于基础阶段。大约在5年前，中国的银行开始模仿西方做一些创新的衍生产品，也试图向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搞混业经营，但目前还没到这个阶段，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建行在某种程度上也卷入了次贷问题中，确实有一些次级贷款和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对此，我们内部也在讨论，如果这个情况不是在2008年发生，而是在2010年发生的话情况会如何，这个时候我们所持有的风险高的衍生品CDO、CDS等会更多。这也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从西方的银行学到了经验和教训，躲过了危机。

　　我们的情况和日本有点类似，日本一开始因为没来得及建立衍生品交易平台而没有能分享到资本市场的盛宴，因而对此感到遗憾，但后来却发现反而是幸运地躲过了危机最早的部分，都是有利有弊的。

　　李若谷：金融危机从根本上来讲是西方经济制度的危机，是自由市场经济被极端化的必然结果。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少人认为是创新的过度和监管的缺位，但是随着危机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次危机实际上是自由市场经济极端化发展的结果。危机发生前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金融市场的长期繁荣导致了人们对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盲目乐观和过度的依赖，将所谓新自由主义市场推向极端，这种做法导致市场的失控。要避免这样危机的发生，要寻找一种市场自我调节和外部政府调节相结合的方式。

　　董文标：银行就好好去做传统银行，不要去搞那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把自己搞死，因为银行和保险、证券完全两回事，每个东西都搞将来肯定搞不好。在传统业务这一方面，你可以进行很多的创新，通过创新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房价波动的信贷风险

　　提到中国银行业现存的风险，不得不提及的是房地产的信贷风险。一种悲观的论调认为，从近百年来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来看，无一不是与房地产泡沫有关的，如果不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来防范其风险，那么在中国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爆发难以避免。

　　当前，国内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已经到了十分重视的地步。无论对个人按揭贷款差异化的政策及现场检查，还是要求银行应继续深化有关房地产及相关行业的“压力测试”，都表明了监管部门对房地产信贷风险极大的关注。

　　蒋定之：从银监会角度来看，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信贷情况我们始终是高度关注，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的管理，我告诉大家，我们银行，像工商银行这样一些银行，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有一个名单制管理，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不用否认，我们有些房地产企业，目前在房屋的销售、资金的回笼这些方面确实存在风险。至于说对房贷政策有什么变化，到目前为止，银监会对房贷政策还是维持加强跟踪、加强管理、严格信贷管理这些基本的要求，其他方面目前还没有什么新的监管措施，只是说三套住房完全由市场主体来决定，根据客户信用情况由银行来自主决策，很多银行都把三套住房停掉了。

　　陈德霖：关于楼市，其实它过不过热、有没有泡沫是很难界定的。在美国，有一段时间，主流意见认为一来不能预先界定什么是泡沫，二来即使能界定也不能戳破它，要等它自己爆破再去碰，对此我是不认同的。

　　关于楼市方面的经验中国香港比较多，每次楼市泡沫爆裂破坏力很大，我们都很关注。其实楼价上涨得太快，尤其是跟一般人的收入脱节，这个现象是很复杂的因素造成的，归纳起来，是人们对楼价往后的变化预期的心理造成很多反应：比如如果他认为供不应求，则楼价会上去。所以很多时候，不光是信贷的问题，买方还是卖方市场、信息透明度也是一个影响。

　　我们作为金融管理局，监管银行的同时也有责任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以保持金融稳定。假如看到楼价上涨比较快，按揭贷款增长太快，我们感觉银行的风险会增加。为了应对增加的风险，我们有一些监管的措施要出台，比如提高首付以及进行负债收入比的压力测试。对于全部满足条件的人银行才能批准贷款。我们在观察，看起来按揭信贷的增长应该有助于楼市降温。

　　吴晓灵：我支持RIETS的推出，应该给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商以多种融资渠道，这是一个市场的行为。至于我们国家现在房价这么高，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房地产商的融资渠道，而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住房制度和财政制度，这两个问题影响到了我们的房价。

　　到底我们政府在住房市场上责任的边界是什么？应该把政府该承担的责任明确化，把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解决。房价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问题，控制市场主要是控制贷款按揭的乘数，这个杠杆率不能太高。此外，不能过多堵截房地产商的融资渠道，监管要把银行贷款管住，但其他的股本融资、债务融资(RIETS是债务融资，是一种公开上市的债券，它是收益凭证)，这些融资的渠道不该去堵，否则这些市场主体就没有活路了。

　　房价的问题，主要是要弄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对于市场主体来说，控制的是银行的杠杆率，而不应该是控制市场主体所有的融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