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中国主旋律仍是赤裸裸的经济和创业不自由(4)

儒家文化对公司发展的制约

为什么中国没有支持股份有限公司的法治架构呢？在文化层面上，这涉及到儒家的主张，涉及到儒家重视血缘关系但轻视超越血缘网络的诚信架构建设。

也就是说，虽然那些经典文化经常涉及社会广泛诚信的议题，但由于儒家传统对血缘体系的过多偏重，使超越血缘、支持陌生人之间信用交易的制度架构没有机会发展。等到现代公司制度于19世纪引入中国时，中国还没有一套支持陌生人间交易的法治架构。

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人际间进行跨越时间、空间进行价值交易的需要，亦即金融交易的需要。特别是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能力低下，一个人过了今天难以保证明天还能吃饱穿暖，所以，今天我收入多会给你一些，但今后你收入多、我收入少时，你要给我以回报。这种金融交易可以通过非正式契约实现，也可通过正式金融合同、证券来实现，股权交易就是一种跨时空的证券交易。

既然自古就有这种生存需要，那为什么西方发展出了正式、外部化的金融证券市场，而中国却没有呢？

我们可从交易安全、保证金融交易信用的制度架构角度来理解。虽然有人际间进行跨时空价值交易的需要，但是，如果没有一种保证契约执行的基础安排，人们会因为担心对方未来失信、违约而选择不参加交易。当然，今天我们熟悉现代法治和宪政，知道这些是保证契约权益的制度架构，但这些都是近现代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东西，在远古是没有的。两三千年前，不同社会找到了不同的强化交易信用的解决方案，这些不同的解决方案也给后来的金融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后果。

在中国，儒家的解决方案基于“三纲五常”的名分等级秩序以及相配的文化价值体系，其基础社会单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也就是说，儒家秩序的“硬性”基础是自然的血缘关系和家庭，“软性”基础是“三纲五常”价值体系。儒家文化的宗旨是通过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使家庭、家族成员间的金融交易或说经济互助有坚实的信用基础，将任何成员的违约风险、“不孝”风险降到最低。所谓“孝道”的意义亦即如此，通过强化对后代的儒家文化教育，使家庭、家族成为大家都能信得过的金融、物质与情感交易中心。

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来说，在外部市场还不存在或不发达的境况下，跟陌生人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做交易，交易成本会太高，“失信”会太频繁。而如果在家族成员间做交易，特别是在儒家文化体系下，违约风险小，交易成本自然低。实际上，在外部交易环境不发达、外部交易成本太高的传统社会里，家庭子女越多、家族成员越众，家族内部交易所能达到的资源共享和风险分摊效果就会越好，该家族壮大下去的概率会越高。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中国家家都喜欢多生子，都喜欢成为望族，而且最好是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在企业层面，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极少有超越血缘合伙而成的非家族企业。血浓于水，血缘等于诚信。

儒家的成功之处在于，在农业社会生产能力的局限下，人们的确能在经济交易和感情交流方面依赖家庭、家族。在那种境况下，以名分定义的等级制度虽然阉割人的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但的确能简化交易结构，降低交易成本。就像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一样，儒家文化体系让以农为主的中国社会存在了两千多年，它最适合农业社会。

但问题也出在此，因为当家庭、家族几乎是每个人唯一能依赖的经济互助、感情交易场所的时候，会让人们相信只有亲情、血缘关系才可靠，只和有血缘关系的人做跨时空的交易，即使创办企业也只在家族内集资。

我们说儒家文化抑商，其实这是儒家只认血缘亲情、排斥“家”之外的经济交易的一种社会哲学表现：一般的“商人”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怎么可以相信他？既然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商人都不信任，不能跟他们做交换，这就又逼着人们越发靠“家”了，抑商反过来又强化了个人对“家”的依赖，没有别的路可走。

儒家文化长期主导中国社会必然会有两种后果。第一，相对于家族而言的外部市场难以有发展的机会。市场的特点之一是交易的非人格化，是跟陌生人的交易，是只讲价格、质量的好坏，而不必认亲情。因此，“家”之内的经济交易功能太强之后，外部市场就会失去发展的机会，此消彼长。

第二，由于陌生人间的市场交易、利益交换机会有限，在这样的社会里，就没机会摸索发展出一套解决商业纠纷、执行并保护契约权益的外部制度架构，合同法、商法以及相关司法架构就无生长的土壤，没有机会发展。中国历代国家法典侧重刑法和行政，轻商法和民法，把商事、民事留给民间特别是家族、宗族自己去处理。当利益交易和民事范围主要以家族、宗族为界线时，生计与其他民事与其说是社会问题，还不如说是家庭、家族内的问题，所以中国历来有详细的家法宗法，而缺少国家层面的民法内容。

但是，超越家法宗法、不认人情的法律体系，偏偏又是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所需要的，无论是前面讲到的“有限责任”，还是方方面面的委托代理契约，其特点是超越血缘、超越亲情的非人格化契约交易，没有相配法律制度的保障，这些交易内容就没有意义。所以，过分地依赖“家”实现经济交易、感情交易的后果是人们很难相信血缘之外的关系，市场和商法、民法就没机会发展。于是，就有了薛福成描述的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的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