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撞船”风波，事情了犹未了

　　放了人，事情就算完了？

　　彭光谦（少将，军事问题专家）：日本放还我国船长，撞船事件可谓“了犹未了”。日本处心积虑想霸占钓鱼岛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自从美国把琉球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以后，日本就企图步步蚕食钓鱼岛。这次对中国船长的扣押，是一种劫持，这是赤裸裸的海盗行为，已经突破了一个新的底线，对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的感情已经造成了伤害，也破坏了双方之前辛苦达成的一些默契。

　　我们不能觉得放了人，事情就算完了，我们还要对日本这次判例的非法和无效，不断地向国际社会进行澄清和说明，让日本想要造成恶劣先例的企图不能得逞，同时也要日本明白，不是人放了就没事了，吃了我们的还得吐出来。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这次事件的处理不能就此不明不白地结束，日本即使不做道歉，也应该就整个事件给中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一个清晰透明的说法。更何况，这一事件影响很大，从消除未来影响的角度来说，防止这个事件给以后开一个坏头，日本起码也得说明“为什么抓人”，出于什么判断，这并不是我方得理不饶人，而是为了消除整个事件的影响，不能让日本外务省一些官员想翘尾巴就翘尾巴，想打压中国就打压中国。

　　刘志勤（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用国内法处理国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近年被西方国家演绎得淋漓尽致。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今日提出对人民币汇率要通过立法来压制中国就范。对待这种以国内法来管国外事务的做法，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也要运用我们的法律来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

　　如何看待反制措施？

　　刘军红：从目前来看，反制措施是有效的，但中国是世贸成员国，限制稀土出口等消息只是传闻，还不能作为未来中国反制的手段。未来要针对类似事件准备反制手段，必须考虑反制手段的有效性和有用性，还要考虑使用反制手段的风险性。如果风险大于效果，就没有列为反制手段的必要，所以对日打经济牌、制裁有关企业的说法都有些小儿科，缺乏慎重的战略考虑。真正有效的内容在于这次停止了省部级以上的交往，导致两国政府间谈判不能进行下去，一些项目不能落实，这才是有效的。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不要去讨论中国反制措施是不是取得了效果，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效果。因为这样的言论容易激起日本国民的反感，如果这种反感再被日本国内的右派利用，中日之间很可能再生事端。

　　彭光谦：这次是日本输了理，它抓人没有任何法理依据，这个结果不值得我们欢呼，反制不反制的也很难说。别以为是反制起了效果，这是日本应该做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沈逸（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者）：这次虽然是日本方面惹出来的一个麻烦，但对中国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机会，比如开采东海油气田，适度增强海上力量之类。中国现在不是考虑形象的时候，而是争取必须捍卫实利的时候。

　　刘军红：通过这个事情，可以给日本提个醒：你不要单独去改变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这种尝试是无效、无益的，更是危险的。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国家经济相互依存在加深，但安全对立结构并没有改变，日本也没有改变这种结构的能力，也不要去尝试，这是非常危险的。

　　“撞船”事件对中国是个契机？

　　刘志勤：日本利用日本法律来处理中国的船长，中国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国也要用中国的国内法来处理此事件：

　　首先依照中国已经颁布的“反分裂国家法”重申钓鱼岛的主权不容讨论；第二，中国的法院对在中国海域撞击中国渔船的日本舰艇艇长发出传唤，到法庭接受质询和调查；第三，中国的海事法庭应对绑架中国船员的日本舰艇相关官员提起诉讼，对这一绑架事件予以法理上的谴责。

　　沈逸：这次中方的处理可圈可点，唯一比较遗憾的是没有提出具体目标，无条件放人是基本目标，没收的东西要还我，抓错人应该道歉。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把这件事谈清楚，类似的事情不应该重演，搞一个具体的协定出来。而对内要做的事情是，民众要有一个统一的教育。相关的背景知识，官方媒体说的不够，导致民间有似是而非的嘈杂声音。多就历史讲历史，让民众形成统一的认识，这样可以更好地支撑我们的主权要求。

　　刘江永：撞船这件事本身可以说告一段落，但是就维护中日关系长期稳定来看，有两个问题双方还需要进一步的磋商。

　　第一是根据两国间已经签署的四个政治文件，以及在双方已经确定的战略互惠关系的框架下如何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双方在1975年签订的中日渔业协定已经有规定，争议海域的部分区域双方渔船都是不允许进入的，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我的地盘我可以随便进入。但是如果有渔船违规，应该是各方的渔政部门管理自己的渔船，而不能越权扣押对方的渔船。

　　第二，中日双方必须坐下来，对历史问题进行认真、系统的对话和磋商，如果双方不着手解决根本问题，那这个事情就不能彻底解决。

　　彭光谦：这次日本绑架我国船长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美国在中国周边不断地挑起事端，企图通过周边矛盾来遏制中国，自己从中渔利。而日本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是向美国表示效忠，要是没有美国，日本也不会这么嚣张。另一方面是为了转嫁国内社会经济矛盾，同时也为扩军制造舆论。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必须意识到，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光靠我们的良好愿望是不够的，必须首先发展自己。同时，迁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将维护和平这一原则性，与一定的灵活性相结合，在斗争中求团结。

　　倪乐雄（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日本放还船长可以说是我国外交交涉的一个胜利，表明日本考虑到中日关系的未来，屈服于中国的强硬交涉和反制措施。美国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不可小视。美国希望看到中日之间存在不和，但也是有底线的。如果中日双方隔阂太深，把美国搅进去，导致美国在中国的生意也不好做，美国也不会愿意。因此，要长期处理好中日关系，根子还在于如何应对和防范美国从中作梗。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处理。对此，中国必须要有大战略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