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起飞的猫头鹰”

日期：2010-09-13 作者： 来源：文汇报 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的漫长远征
    
    1990年，汪子嵩第一次踏上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眼前的爱琴海水光滟潋，犹如海神波塞冬的深眸。在他身后，伫立着3000年前雅典卫城的遗址。
    
    “终于来到希腊了……”他久久驻足，哲学经典中的设问与解答，如海水般波相激荡，拍向崖岸。
    
    “Tokyo，Tokyo？（东京人？）”西方游客友好地致意。
    
    “China,China。（中国人。）”汪子嵩急了，指着自己。然而，20年前的海外旅游市场上，亚洲面孔非日即韩，人们听到“China”时茫然而礼貌的微笑刺痛了老人。
    
    他很想告诉西方人，在远隔重洋的东方，对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并不陌生；他也想提醒对方，世界地图上那片广阔的疆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像我一样，登临这西方文明的源头，与先哲继续探讨宇宙万物永恒的问答……
    
    可老人什么也没有说。此时，距离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第一卷的完成已有两年，回国以后，他和三位晚辈以更大的热情投入第二卷的编写。这年他七十岁。
    
    在他心里，默念着黑格尔的一句话：“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密涅瓦，是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罗马名字。
    
“我们不搞借古讽今”
    
    汪老的女儿清楚地记得，过去十几年里，家里永远成盒成盒地堆放着蓝色复写纸，每三页信纸夹两张复写纸，写出的信件，一式三份，整齐清晰，折入三个信封，投向杭州、上海和北京三地。小至译文、出处、措辞，大至观点、篇幅、章节，都是通过写信的方式与另三位编者来往讨论，反复推敲。这个办法直到汪子嵩学会在电脑上用汉王笔写字之后，才自然淘汰。
    
    与纯粹学术上的劳动相比，更加困难的是要突破某些传统。上世纪80年代虽然思想开始解放，但是种种禁锢还是挥之不去。
    
    从1983年秋天在西湖畔召开的第一次希腊哲学史座谈会开始，汪子嵩就在反复考虑：我们要写一部怎么样的《希腊哲学史》，打算怎么写？
    
    让他感到为难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编写《希腊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史料和史论的关系问题——从研究哲学史的角度讲，应该是“以论代（带）史”呢，还是“论从史出”？
    
    按照多年的编写习惯，写书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从马列经典著作中找到可以引用的论据。然而，马克思只在早年的博士论文中对古代希腊哲学中的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一派作过研究，后来马克思很快走出书斋，和恩格斯一起参加社会革命运动，在他们的著作中已鲜有顾及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而作的学术研究——“资料”不够。幸而列宁《哲学笔记》的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作的摘录和评述，有许多与希腊哲学有关的引文。
    
    然而，这种“骑驴找马”的做法，终究别扭。随着实践标准讨论的更加深入，思想更加解放，编写组认识到，编写《希腊哲学史》，“实在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具体根据；将从《哲学笔记》中引用的文字删去，可以实事求是地论述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也订下了原则：“论从史出”，而不能“以论代史”，必须坚持史料是第一位的，论述必须以历史资料为根据。陈村富回忆说，汪子嵩再三提醒合作的编者：“希腊哲学的特点是注重论证，一定要将他们如何论证的，按原意讲清楚，切忌按我们的理解，把现代人的论证加到古人身上。”“我们不搞借古讽今，只要把希腊人求是、求真、注重科学、自由、民主的精神讲清楚，有根有据，读者自己去思考。”
    
“四个都是主编”
    
    《希腊哲学史》没有主编。或者说，有四位主编。这出于汪子嵩的坚持。
    
    “我不当主编。我们四个人全是主编，全是一样的编者。”汪老正色对记者说。
    
    “1985年4月下旬，在从重庆到武汉的船上，汪先生一本正经地、真挚地向我们宣布两条：第一，他不当主编，四人按年龄排名。他说：你们现在都还是讲师、助研，还要评职称，如果都挂在我名下，你们就受影响了。谁执笔的，就算谁的成果，我在序言中一一说明；第二，谁执笔的，稿费就归谁。你们写的，我修改、誊清，一分不拿，你们不接受，那我就拿5%。”陈村富回忆说，当时除了中外文史哲的多卷本，一些别的资料汇编、文献选读、古籍整理等工作，一般都设主编，“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当然的主编。至于稿费，别的且不说，单说80多万字的修定稿，分寄3处，往返几次才定稿，邮费一项，他的垫付也不止5%。”
    
    为什么当一个只拿5%稿费的主编？记者当面求证汪老。
    
    “我就是要少拿。我原来的工资比他们高得多，他们那时都是讲师，比我需要用钱。”汪子嵩笑嘻嘻一比划。汪愉告诉记者，其实这5%，父亲也没有揣进兜里，而是拿去买了书，再分赠给大家。
    
    “不当主编”还出于一层考虑：不想堕入“主编现象”。出于各种需要，一些名家被“挂”成大型丛书或多卷本论著的主编，实际上没做多少工作，作品出版后却拿走了大部分稿费，这既对实际付出劳动的编者不公平，也伤及师尊与学生之间的感情，甚至“四分五裂”，最终影响到著作的质量或进度。汪子嵩早早地宣布不当主编，正是要避免矛盾，使编者专注于学术。
    
    “这种学术风范，这种人格感染力，是我们前三卷始终如一、亲密合作、从不为排名稿费等无聊事争执，却又可以因学术见解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但又不伤感情的精神支柱。”陈村富说。
    
    邀人捧场写书评，提前将书中章节作为个人著作单独发表等“惯例”，也被汪子嵩提前挡在了门外，他要求大家像他一样，做学术界的“清教徒”。
    
    “1987年第一卷将出版时，汪先生就同我们三人约定：‘我们还要写后三卷，希望能听到一些读者的真实的意见。所以，我们四人都不要邀人捧场写书评’。各个人写的稿子，互相传阅，学术观点不同，可以争论，但定稿时前后一致；为保持著作的新颖，各人承担的部分，都不要以单篇文章或著作独立发表，出版后，当然各个人可以就前一卷发表独立的文章。”
    
    “在学术风范方面，汪先生提出：‘因为多卷本的一个目的就是提供国人难找到的外文资料，所以，一定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尽量用原著，注明出处，核实准确，转引者一定要注明’。所有这些获得我们撰稿人的认同，在全四卷中我们都是一致坚持的。特别是在学术规范方面，由于近几年陆续发现一些不规范的，有违学术规范的事，所以我们格外注意。”陈村富说。
    
    当四卷本出齐之时，汪子嵩骄傲地向外界宣称：“我们这个由四个人组成的集体，分处北京、杭州、上海三地，平时只能依靠通信和电话商讨问题；但是我们合作得很好，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相互融洽如一家人。”
    
“请该亚女神宽恕我们”
    
    进入90年代，学术环境悄然变化，编写组感觉到日益逼近的窘迫。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修义的记忆中，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一时间“经济繁荣，哲学贫困”、“哲学边缘化”等舆论甚嚣尘上，治哲学者不仅要经受生活的窘迫、经费的拮据，还要蒙受精神压力。
    
    1992年，第二卷出版之后，已没有课题费可供编者休闲地开一个结题会，喘口气。陈村富回忆说，“幸亏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浙江大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笔墨费’，香港中文大学学者邝健行教授提供了外文资料的资助，使我们得以在1993至2001年期间完成了第三卷，并且准备了第四卷的基本资料。”
    
    2002年5月，四位编者在汪家中审阅了第三卷校样。“这时汪先生已离休多年，范明生、姚介厚都已退休。我们心中都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还是汪先生开口：‘来吧，我们四个人一起拍张照片留念’。这就是第三卷封二作者照的来历。”
    
    此后，《希腊哲学史》第四卷的编写工作主要地落在了陈村富的肩膀上，汪子嵩提供指导，并在行将出版之际撰写了序言。序言中，他感慨地写道：“第四卷经历了陈村富在‘后记’中说的曲折，也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这里的曲折，按赵修义的话来说，即“进入新世纪后，哲学的处境尽管大为改善，但整个风气就是急功近利，赶着出书、发文章、跑场子、争项目……”也即陈村富所述：“‘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法则）和‘看得见的手’（各种评估体系）夹持着我们在生命之途上奔波……”
    
    2010年8月20日，盛大的出版发行仪式在北京京伦饭店一间会议室里举行。会议室并不多么富丽堂皇，“盛大”的印象来自于主宾阵容，几乎云集了国内社科界权威，其中有许多已不便出行的老者。人们用这种方式，向一部绵延三十年的思想巨著及其编者表达由衷的致敬。
    
    “黄昏起飞的猫头鹰”，在漫长的远征后，飞抵一个新的黎明。汪子嵩不失幽默地说：“我们耗费二十多年，在人类不堪重负的故纸堆上又压上了沉甸甸的四大块，为此，我恳求大地之母该亚（Gaia）女神宽恕我们。”
    
    遥远的爱琴海之畔，腾起宛如会心一笑般的洁白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