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宋鲁郑昏话连篇

　　极端仇视民主，以反对在中国大陆施行民主政治为己任的宋鲁郑，如今又说起《中国特色民主从清算中华民国开始》的昏话来。

　　之所以鄙夷为“昏话”，是因为他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模式”，被国际称为“北京共识”，在国内则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足见其对“中国特色民主”之说的肯定与拥趸，但其文章的题目《中国特色民主从清算中华民国开始》，却只能给人“中国特色民主”不是什么好东西，乃是“中华民国”的一脉相承，所以必须从源头加以“清算”的糊涂印象——其理由则是，“中国第一次的民主试验中华民国”被“过于美化”了。

　　如果其本意是说“中国特色民主”好，只是担心沾染上民国的坏东西，那也应该从“清算”中华民国的“民主”、而不是“国家”开始。

　　退言之，即便“清算中华民国”之说成立，通篇却只说了清末民初那段历史，把袁世凯，梁启超，连同国父孙中山，都“清算”了一遍——尤其是“清算”孙中山说，其“个人独裁”之行，与其“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之言，“实在是历史的反讽”——并没说到中华民国的全部历史。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说了一大堆“清算中华民国”的话，根本没“中国特色民主”什么事儿。

　　凡此种种，思维混乱，概念模糊，不讲逻辑，信口开河，词不达意，文不对题——如此命题立意，作为一个“反民主斗士”，“忠勇”固然可嘉，无奈眼高手低，昏话出口成章，毫无学养可言。

　　二

　　类似的昏话很多。

　　譬如“中华民族从本质上讲是务实和讲求实际的，因此对待历史也一向如此”这句——这是中华民族的的“本质”、尤其是优秀品质么？不过是宋某拉中华民族做他“实用主义”的“虎皮”罢了。

　　其用意是在说明“一个政权是否合法并不是看其来源，而是看其治理的有效性”这一“实际”，而“秦朝虽然短命和残暴”，但其“治理”就极其“有效”——“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中国，统一的语言，统一的度量衡”，“而且其建立的制度更是为后世效仿，影响长达两千多年”。

　　对专制的崇拜与赞美溢于言表，其观点的荒谬令人吃惊。

　　在宋某眼中，中华民国则是治理无效，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相反在其短短的三十七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挑战都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更有甚者的是，“如果说清朝是倒塌的大厦，中华民国则不但连清理地基的工作都未能做到，而且把地基都丢掉了”。

　　——什么“地基”？语焉不详。

　　总而言之，中华民国连满清王朝都不如，。

　　三

　　下面的话，就更发昏了。

　　他竟然认为，中华民国是“一个按照中国传统几乎要被全盘否定的时期”，是“荒唐祸国的悲剧”，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不应该“享有着无数光环”，如“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第一个亚洲共和国”——连这也反对，也“清算”， 宋某可真是无知无识无畏无耻了。

　　他还说，“中国的历史传统在‘中华民国’被颠覆”，主张“重回中国历史传统，彻底反思和清算中华民国已是刻不容缓，特别是在中华民国建立即将迎来一百周年之际”。

　　连用三个“中国历史传统”何所指？仍然是语焉不详。从文章的思路与行文的铺垫来看，只能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大一统”了。

　　这就是宋某的逻辑。

　　在21世纪，这样看待历史，这样看待推翻了帝制的中华民国，说他“昏了头”不为过分。

　　这些昏话，当然是为了反衬“重新将整个中国有效整合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才完成”。

　　四

　　至于宋某对“中华民国何以和平建立”，“民国初年民主实验的真相”，“国会选举”，“新闻自由”，“为何袁世凯的帝制、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孙中山的共和都归于失败”，“袁世凯、孙中山和梁启超之后的中华民国”，以及“西方对待中华民国的真面目”的分析，洋洋洒洒，只是他的一家之言，非但无甚高见，有关史实的引述以及观点，或荒诞不羁，或大有磋商之处，只是多费唇舌徒劳无益，故不赘。

　　其絮絮叨叨不厌其烦的，也是令读者不胜其烦的，依然是他几乎所有文章的主题——民主是个坏东西。同时，他也在再次地表现着其历史观点的糊涂，及其“顾头不顾腚”的丑陋——譬如他说，“一个制度从本质上讲是内生性的，需要与自己的国情相适应，照搬它国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并嘲笑美国“这样一个各方面和中国都是南辕北辙的国家居然在民国之初一边倒的被选做蓝本，足可见当时的政治精英是多么的理想化”，但他怎么就忘了，在当今之台湾，师宗西方的民主，不是正在逐步演进么？

　　五

　　宋某认为，“一个政权是否合法并不是看其来源，而是看其治理的有效性”。

　　这是似是而非之说。

　　我们可以不看一个政权的来源，因为这是历史演变的既成事实。但它在执政以后，应当逐步“还权于民”，这才是判断其合法与否的唯一标准，而绝不是“治理的有效性”——秦朝的暴政，红朝太祖的极权，东邻金家的专制，“治”民“理”政有术也“有效”，难道就“合法”了？

　　需要指出的是，“还权于民”不是空话，必须有程序做保障，要在国民的“授权”——由国民选举，监督，问责，罢免，否则，自我标榜“代表”人民及其利益，不是契约行为，既不可信，也不可靠，甚至可能成为把人民利益“代表”走了借口。

　　六

　　片面，偏激，绝对，否认事实，为了“攻其一点”，往往“不顾其余”，乃至急不择言，漏洞百出，为天下笑，是宋某文章——叫做“文字”才确切——的通病。

　　对于辛亥革命之以中华民国取代满清王朝，宋某认为“帝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共和的胜利”，而胡适则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这个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 不说“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第一个亚洲共和国”的定论了，民初的新政，包括宋某所说的“民主试验”，“国会选举”，“新闻自由”等，虽系草创，但民主已然“出头”，并且有模有样，遑论孕育了五四新文化，开“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教育之先河，造就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思想巨擘学术大师，令权力豢养的犬儒们无地自容了。

　　“彻底反思”中华民国无可非议，但如宋某这般“刻不容缓”地“彻底清算”中华民国及其民主，却是可笑不自量了。

　　须知，民主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民初的民主，乃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初试锋芒，也是今日台湾民主的滥觞。换言之，今日台湾的民主，其来有自——那就是国父的理论，民初的实践。

　　这也为大陆的社会现实所反证。

　　中共在野之时，也曾以民主为标榜，但那只是“统战”的旗帜，争取民心的口号，所以一朝权力在手，立即抛却如敝屣，代之以“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尤其要集中”，把“人民民主专政”演变为“与人奋斗”的工具。

　　对孙中山，只是给了一个“革命先行者”的“谥号”敬而远之，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取代了他的“三民主义”，更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视宪法为无物。

　　对此，毛泽东自己并不否认，坦言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缺乏中华民国的民主传统。

　　七

　　民国的新闻与言论自由，也被宋某视为“暴力倾向，令人触目惊心”，他引用袁世凯的话印证说：“目下报纸决无正当舆论，每选一事，无论是非曲直，必要受各报一番无谓之攻击，就是孔子、尧舜生于今日，亦难免不被人笑骂”。

　　这当是所有独裁者的心理和态度，宋某真是善解人意，不愧是权力的“可人”。

　　宋某怎不说说鲁迅的杂文，针砭时弊，抨击时政，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即使被删改，也多能见报，那可是在民国啊。

　　宋某更应该知道，自称与鲁迅心相通的毛泽东曾说，倘若鲁迅还活着，那就免开尊口，否则，就到牢房中爬格子去。

　　宋某没说，他也绝不说这话。

　　这或许正是权力青睐宋某的地方——他不但公开谩骂民主，并且以猎犬的警觉，嗅出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对权力的潜在危险，进而狂吠不已，既表忠，也表功。

　　八

　　作为政论文章，这篇昏话的软肋是，“清算”民国的民主，只是停留在实用主义的事实罗列，未能全面剖析民主“行路难”的深层次原因——譬如，犬儒反对民主的鼓噪就没提及。

　　说到犬儒，其实也可叫做儒犬，但无论叫什么，“犬”之为“儒”，并不容易，得具备“儒”家的修养和学问，起码文字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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