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說明詩經作品的分類，以及各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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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概貌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六世紀）約五百余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不計在內），最初稱《詩》，漢代儒者奉為經典，乃稱《詩經》。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共十五《國風》，詩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頌》包括《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魯頌》四篇。
這些詩篇，就其原來性質而言，是歌曲的歌詞。《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謂《詩》三百余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些說法雖或尚可探究，但《詩經》在古代與音樂和舞蹈關系密切，是無疑的。《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就是依據音樂的不同。《風》是相對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其地域，除《周南》、《召南》產生于江、漢、汝水一帶外，均產生于從陝西到山東的黃河流域。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範的音樂。《大雅》、《小雅》之分，眾說不同，大約其音樂特點和應用場合都有些區別。《頌》是專門用于宗廟祭祀的音樂。《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詩經》的作者成分很複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于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採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搜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匯集到朝廷里了。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
各個時代從各個地區搜集來的樂歌，一般認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樂官──太師那里的。他們顯然對那些面貌互異的作品進行過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現存的《詩經》，語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體，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大體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現在異時異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等）。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各時代、各地區的歌謠，倘非經過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現上述情況。可以認為，由官方制作樂歌，並搜集和整理民間樂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業之一，在《詩經》時代是不斷進行著的。
《史記?孔子世家》說，詩原來有三千多篇，經過孔子的刪選，成為后世所見的三百余篇的定本。這一記載遭到普遍的懷疑。一則先秦文獻所引用的詩句，大體都在現存《詩經》的範圍內，這以外的所謂“逸詩”，數量極少，如果孔子以前還有三千多首詩，照理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再則在《論語》中，孔子已經反複提到“《詩》三百”（《為政》、《子路）等篇），証明孔子所見到的《詩》，已經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現在見到的樣子差不多。要之，《詩經》的編定，當在孔子出生以前，約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只是孔子確實也對《詩經》下過很大功夫。《論語》記孔子說：“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記》的文字，也說了同樣的意思。這表明，在孔子的時代，《詩經》的音樂已發生散失錯亂的現象，孔子對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樂的原狀。他還用《詩經》教育學生，經常同他們討論關于《詩經》的問題，並加以演奏歌舞（見《論語》和《墨子?非儒》）。這些，對《詩經》的流傳都起了重要作用。
《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一是作為各種典禮儀的一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于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但到后來，《詩經》成了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學習《詩經》成了貴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養。這種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語言的作用，特別在外交場合，常常需要摘引《詩經》中的詩句，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意思。這叫“賦《詩》言志”，其具體情況在《左傳》中多有記載。《論語》記孔子的話說：“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以看出學習《詩經》對于上層人士以及准備進入上層社會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詩經》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義。《禮記?經解》引用孔子的話說，經過“詩教”，可以導致人“溫柔敦厚”。《論語》記載孔子的話，也說學了《詩》可以“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即學到事奉君主和長輩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見（理應也是當時社會上層一般人的意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意思就是，《詩經》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總體上）是符合于當時社會公認道德原則的。否則不可能用以“教化”。
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論來推測當時人對《詩經》的看法，他們所定的“無邪”的範圍還是相當寬廣的。許多斥責統治黑暗、表現男女愛情的詩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認為是“無邪”即正當的感情流露。第二，盡管如此，《詩經》畢竟不是一部單純的詩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項文化積累，又是貴族日常誦習的對象。所以，雖然其中收錄了不少民間歌謠，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與社會公認的政治與道德原則相衝突的內容。
秦代曾經焚毀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詩經》是易于記誦的、士人普遍熟悉的書，所以到漢代又得到流傳。漢初傳授《詩經》學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后二者取姓氏）。齊、魯、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但到了東漢以后，毛詩反而日漸興盛，並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
《詩經》的內容
《詩經》中的詩歌，可以確定具體寫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說，《頌》和《雅》產生年代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時期；《國風》除《豳風》及“二南”的一部分外，都產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就詩歌的性質來說，《雅》、《頌》基本上是為特定的目的而寫作、在特定場合中使用的樂歌，《國風》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一部分，與《國風》類似。但必須指出：我們在這里說的“民歌”，只是一種泛指；其特點恰與上述《雅》、《頌》的特點相反，是由無名作者創作、在社會中流傳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數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詩中自述者的身份作為作者的身份，則既包括勞動者、士兵，也包括相當一部分屬于“士”和“君子”階層的人物。“士”在當時屬于貴族最低的一級，“君子”則是對貴族的泛稱。此外仍有許多無法確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說，這種民歌是社會性的群眾性的作品。
由于詩歌的性質不同，其描述的內容也相應有所不同。下面，我們分別選擇若幹重要的類型加以介紹。
《頌》詩主要是《周頌》，這是周王室的宗廟祭祀詩，產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單純歌頌祖先功德而外，還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際向神祈求豐年或秋冬之際酬謝神的樂歌，反映了周民族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和西周初期農業生產的情況。如《豐年》中唱道：豐年多黍多□，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A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在豐收的日子里，人們興高採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們賜給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則描繪了大規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在廣闊的田野上，數萬名農夫同時勞動，這是何等壯觀的場面！同時我們也會想到：在這種強大有力的集體活動中，個人的存在價值是很容易被忽視、被抹殺的。這是在那一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經濟條件下必須付出的代價。
《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組周民族的史詩，記述了從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創立者武王滅商的歷史。其產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生民》敘述后稷的母親姜?禱神求子，后來踏了神的腳印而懷孕，生下了后稷，不敢養育，把他丟棄，后稷卻歷難而不死：“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厥聲載路。”這段描寫，表現了后稷的神話色彩。后稷長大以后，發明了農業，所種的莊稼都非常茂盛。后來他在有邰（今陝西武功西南）成家立業，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礎，而他自己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農業之神。這首帶有神話和傳說色彩的詩歌，反映了周民族的發生觀念和歷史觀念，以及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公劉》敘述后稷的曾孫公劉率領部族從有邰遷徙到豳（今陝西旬邑縣、彬縣一帶），在豳開闢土地，建屋定居的歷史。其中寫周人在公劉帶領下剛到豳地住下時的情景是：“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一派歡歌笑語的景象，很是傳神。和《生民》相比，公劉身上已經沒有了神話色彩，而完全是一個歷史人物。《綿》敘述了公劉的十世孫，周文王的祖父古公?父從豳遷徙到岐下（今陝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為止的歷史，其中寫古公?父從豳遷徙到岐下，同姜女結婚，在岐下築室定居，從事農業生產，大修宗廟宮室，委任官吏，然后建立國家，消滅夷人，最后是文王受命。敘事條理分明，結構嚴謹，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寫建築場面時，用了許多象聲詞，很有氣氛：“褐?□，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鼓弗勝。”那盛土、倒土、搗土、削土的聲音，把巨大的鼓聲都掩蓋住了。以上三首史詩，敘述了周文王出現以前的周民族的歷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樂師利用民間傳說寫成的。此外，《皇矣》從太王、太伯、王季敘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從文王出生敘述到武王伐紂，都記載了周民族的開國歷史，大抵也是出于史官和樂師手筆。
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這些史詩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詩性的敘事詩，如《出車》記周宣王時南仲的征伐□狁，《常武》寫周宣王親征徐夷，《採芑》、《六月》記周宣王時同蠻荊和□狁的戰爭等等。如果把這些詩篇有次序地排列起來，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時期的歷史就可以理出一條線索來了。這些史詩作為敘事之作，其長處在于簡明而有條理。但由于其寫作目的主要在于記述史實（包括被當作史實的傳說）和頌揚祖先，故于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不甚重視。而且在《詩經》里面，敘事詩並不多，主要就是以上這些。可見從《詩經》起，就顯示出中國詩歌不太重視敘事詩的傾向。
西周后期至平王東遷之際，由于戎族的侵擾，諸侯的兼並，統治秩序的破壞，形成社會的劇烈動蕩。《大雅》、《小雅》中產生于這一時期的詩，有很多批評政治的作品，均出于士大夫之手。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說的“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國語?周語》）。在這一類詩中，有些作者對統治階層內部秩序的混亂和不公正現象提出了指責。如《瞻n》中說：“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悅之。”《北山》中說：“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犧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從這里我們看到當時社會關系正在發生激烈變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為“王事”辛苦勞碌而無所得，有人無所事事卻安享尊榮。而詩人則是站在舊有的“公正”立場上，希望糾正這一種不可避免的混亂。更多的政治批評詩，表達了作者對艱危時事的極端憂慮，對他們自身所屬的統治集團，包括最高統治者強烈不滿。如《十月之交》，據《毛詩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詩人從天時不正這一當時人認為十分嚴重的災異出發，對統治者提出嚴重警告。其中寫道：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塚v崩。高岸馬式A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莫懲！這是一幅大動蕩、大禍難即將發生的景象。令詩人痛苦的是，當時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夢死地悠閒過活。但同時，作者並不敢自豪無畏地同他所屬的集團公然對抗，而是小心翼翼，對自己的處境充滿恐懼A生怕不能見容于眾人：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這並非單獨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樣對朝政十分不滿。“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其意如鄭玄說：“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但同時他又極為害怕：“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又如《雨無正》，作者對“戎成不退，飢成不遂”，“周宗既滅，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憂心如焚，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的態度十分怨憤，但同時又畏懼地說：“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結怨于朋友，“仕”就是這樣危險和艱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詩人們盡量要避免同他們所屬的集團的直接衝突，或者說，他們總是感受到集團力量的威迫。看起來，詩人們強烈地表示對于國家命運和民眾生活的關心，而批評其他人缺乏這種關心，這是一種矛盾；但另一方面，這種關心，本質上也就是關心統治秩序的安定，是整個統治集團公認（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確立場、道德原則。他們所批評的，正是對這種立場和原則的背離。當他們發現（或認為）大多數人都已背離了這種立場和原則時，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憤，又感到恐懼，而決不敢張揚純屬個人的態度，使自己處于同集團對抗乃至決裂的地位。以上所舉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類詩歌，可以說開創了中國政治詩的傳統。詩中所表現的憂國憂民的情緒，以及總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確”的也就是社會公認的道德立場上才能進行批評而避免張揚個人的態度，對后代的政治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國風》中的民間歌謠（包括《小雅》中一部分類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內容比純粹出于社會上層的《雅》、《頌》廣闊得多，生活氣息也更為濃厚。十五《國風》，以《豳風》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極古老的農事詩，一般以為產生于西周初。與《周頌》中的農事詩不同，它以相當長的篇幅，敘述農夫一年四季的勞動生活，並記載了當時的農業知識和生產經驗，像是記農歷的歌謠。詩的作者，像是一個奴隸管理人，或者如一些學者所說，他是一個奴隸家庭的家長，率領一群農夫和自己的妻子兒女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一種，其本人的身份，也屬于奴隸，只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詩中既嗟嘆農夫的辛勞，又將此作為農夫應盡的義務，並為“公”和“公子”熱情祝頌。詩的價值，在于相當忠實而細致地描繪了從氏族公社轉化來的氏族奴隸制的社會情狀。我們從詩中看到，農夫們既要在田中耕作收獲，又要種桑養蠶，紡麻織絲，乃至練習武功，打獵捕獸；農閒時還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閒，要鑿取冰塊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們夏日里享用；一年到頭，周而複始。他們吃的是什麼？“六月食鬱及□，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棗”；“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蘆、麻子這一類東西。一切好物事，全歸主人所有。“言私其□，獻□于公”，打來的野豬，大的歸“公”，小的才歸自己；“我朱孔陽，為公子裳”，織染成朱紅色漂亮的衣料，是給“公子”做衣衫；處女也歸“公子”：“春日遲遲，採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只有在新年時節，“公”會讓人宰了嫩羊，把農夫們召去。于是眾人“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農夫們的勞動成果，還驅使他們為自己高呼萬歲。這首詩不僅在社會學、歷史學、農業學方面是極可貴的資料，從文學史來說，也是后代田家詩的濫觴。
《國風》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政治批評和道德批評的詩。這些詩有些是針對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則帶有普遍意義。總體上說，這些詩較多反映了社會中下層民眾對上層統治者的不滿。如著名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這首詩，以前很多人都解釋為勞動者對剝削者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責問，這恐怕不太確切。應該指出，在《詩經》的時代，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左傳》），“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孟子》），在社會的一般認識中，原是名正言順，天經地義。在物質上、精神上都受到嚴重奴役的奴隸們，能否清醒地否定當時社會所公認的這一種原則，本身是個問題；即使有人認識到並表現出來了，這樣的詩也不可能被諸侯和周王朝的樂宮照樣容納，成為貴族子弟日常誦詠學習的對象。《毛詩序》解此詩，謂“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應該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詩人還是從社會公認的原則出發，認為“君子”居其位當謀其事，“無功而食祿”就成了無恥的“素餐”──白吃飯。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諷刺的筆法。事實上，“君子”們尸位素餐，倒是普遍的現象。以他們聲稱的原則諷刺他們的行為，這首詩已經很深刻，不必再加以拔高，以至脫離了原意。《相鼠》也是類似的作品：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儀”是統治者自身制訂的行為規範，而統治階層的成員，沉湎于荒淫作樂的生活，又往往破壞了這種規範，于是詩人對他們發出尖銳的詛咒。但同時也要看到，這首詩之所以寫得如此尖銳而激烈，乃是因為作者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首先站在維護“禮儀”的立場，這也是社會所承認的“正確”的出發點。再如《碩鼠》，也是相當深刻的政治諷刺詩。詩中把統治者比作貪得無厭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這幫家伙的沉重壓榨，想要逃到一塊“樂土”中去。從詩中“無食我黍”等句來看，作者是擁有自己的土地財產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層貴族或其他自由民吧。這種反對過度剝削的意見，也是明智的統治者所願意認可，並認為值得警戒的。
前面說《小雅》中一部分詩歌與《國風》類似，其中最突出的，是關于戰爭和勞役的作品。我們就把這類詩同《國風》中同樣主題的詩放在一起介紹。《小雅》中的《採薇》、《m杜》、《何草不黃》，《豳風》中的《破斧》、《東山》，《邶風》中的《擊鼓》，《衛風》中的《伯兮》等，都是這方面的名作。與敘述武功的史詩不同，這些詩歌大都從普通士兵的角度來表現他們的遭遇和想法，著重歌唱對于戰爭的厭倦和對于家鄉的思念，讀來倍感親切
《詩經》存三百零五篇，分《風》、《雅》、《頌》三部分。《風》有十五國風，是出自各地的民歌，這一部分文學成就最高，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征人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嘆與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于我們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孩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准。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証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后來，《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及《五經》（無《樂》）之一《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先秦時代稱“詩”或“詩三百”，到了漢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儒將“詩”奉為儒家經典，此後遂稱《詩經》。《詩經》共收有詩三百零五篇，分為三部分，即風、雅、頌。
關於“風、雅、頌”的分類標準，歷來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有影響的約有三說：一是認為按詩的作用分的，以《毛詩序》作代表。認為《風》是用委婉曲折的方法進行諷諫，《雅》是用正言陳述王政的興廢，《頌》是用歌舞來形容周王的盛德。
晚近學者多持第三說。從內容上看，《風》多風俗詩與諷刺詩，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愛情，婚姻，兵役勞役之苦，生產勞動情景以及對貴族統治者貪婪殘暴淫逸的揭露等。《雅》有小大之分，一說是按內容分的，一說是按音樂分的。《小雅》中較多是反映社會危機的政治詩，其次是描寫貴族宴饗的樂歌，只有少部分來自民間。《大雅》主要是歌頌先王功德及反映周族歷史的詩。《頌》則多是宗廟詩歌。
《詩經》中的詩時代跨度很大，最早的《周頌》和《大雅》的一小部分產生於西周前期，《小雅》、《大雅》的大部分及《風》中的少數篇章，產生於西周後期。《風》中的絶大部分及《商頌》、《魯頌》產生較晚，約當東周春秋中葉。故《詩經》中的詩產生於從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上下五百多年的時間裏。
《詩經》產生的地域相當廣闊，包括北至黃河南至江漢流域的廣大地區。十五《國風》分佈區域，大致在今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湖北的北部。《大雅》、《小雅》主要產生於西周的首部鎬京和東周都城洛邑地區。《周頌》產生於鎬京，《魯頌》產生於西周的首都鎬京和東周都城洛邑地區。《周頌》産生於魯國（今山東曲阜），《商頌》產生於周時的宋國。
關於《詩經》的來源，古代文獻記載周代設有采詩的專官“首人”或“行人”，專門負責從各地收集民歌。《漢書．藝文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又“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古代文獻又記載古有獻詩、陳詩之俗。關於《詩經》三百零五篇的編訂，古有“孔子刪詩說”，最早見於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儀，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但從唐孔穎達以後多對此懷疑態度。晚近學者多認為《詩經》的整理、編訂者當是周之太師和樂工們。
關於《詩經》的藝術表現手法，傳統的有賦、比、興之說，宋朱熹《詩集傳》：“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賦就是平鋪直敍，直接表現。《詩經》中運用賦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有的全詩用賦體，有的章首或首章起興，下皆用賦體，有的篇中雜以比句的描寫。“比”是比喻，有明喻、暗喻、借喻、博喻等不同形式。《詩經》中的比喻，大都是個別的、局部的，又以明喻居多。也有通篇為比者，多為借喻。“興”是先借助他物作為詩的開頭，然後再引出下文。這又有兩種情況：一是興句與下文有關，往往同時又起比的作用，一是興句與下文無關，或聯系不明顯。總的來說，《風》詩以抒情為多，比興擅長，《雅》《頌》則多敍事又夾以說理，賦的手法較多。除了“賦比興”之外，結構和語言上的複疊形式也是《詩經》很突出的特點。結構上的複疊主要表現為詩章的複疊，這在《風》詩中體現尤為明顯，複疊的詩章增強了抒情的效果。語言的複疊主要表現為疊字的運用，增強了語言的形象性和音樂美。
《詩經》的流傳很早已開始，秦滅以後，漢代傳詩者有四家：魯人毛亨、趙人毛萇所傳稱為毛詩，燕人韓嬰所傳稱為韓詩，魯人申培所傳稱為魯詩，齊人轅固所傳稱的齊詩。東漢以後，毛詩影響日漸擴大，其他三家遂至逐漸衰落以至亡佚。《詩經》通行的注本有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宋朱熹《詩集傳》，清陳奐《詩毛氏傳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姚際恒《詩經通論》等。風- -十五國風(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等十五國)計一百六十篇。
「風」者，風化風刺之意，主詠一人之事。蓋采詩之官所收集之各國民間歌謠，作者為田夫野老，詩經最精彩的就是這一部份。
雅- -分小雅、大雅計一百零五篇。
「雅」者，言王政之廢興，政有大小，故有大雅、小雅之別，主詠天下之事，為燕享朝堂之樂歌，作者為公卿大夫。
頌- -分周頌、魯頌、商頌，計四十篇。周頌最早、商頌最晚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是宗廟祭祀之讚美詩。亦非一人所作。詩經》是西周到春秋時期的詩歌總集,經孔子刪訂,凡三百十一篇.內有六篇有目無辭,其辭經戰國及秦之世而亡,故今本實三百零五篇.內容分為 風、雅、頌 三種.風有十五國風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 ,其中大部為各國的民歌. 雅有大雅、小雅, 大雅是朝會樂歌, 小雅是宴饗樂歌. 頌有周頌、魯頌、商頌, 以祭神、祀祖先的樂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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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六世紀）約五百余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不計在內），最初稱《詩》，漢代儒者奉為經典，乃稱《詩經》。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共十五《國風》，詩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頌》包括《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魯頌》四篇。
這些詩篇，就其原來性質而言，是歌曲的歌詞。《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謂《詩》三百余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些說法雖或尚可探究，但《詩經》在古代與音樂和舞蹈關系密切，是無疑的。《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就是依據音樂的不同。《風》是相對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其地域，除《周南》、《召南》產生于江、漢、汝水一帶外，均產生于從陝西到山東的黃河流域。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範的音樂。《大雅》、《小雅》之分，眾說不同，大約其音樂特點和應用場合都有些區別。《頌》是專門用于宗廟祭祀的音樂。《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詩經》的作者成分很複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于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採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搜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匯集到朝廷里了。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
各個時代從各個地區搜集來的樂歌，一般認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樂官──太師那里的。他們顯然對那些面貌互異的作品進行過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現存的《詩經》，語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體，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大體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現在異時異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等）。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各時代、各地區的歌謠，倘非經過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現上述情況。可以認為，由官方制作樂歌，並搜集和整理民間樂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業之一，在《詩經》時代是不斷進行著的。
《史記?孔子世家》說，詩原來有三千多篇，經過孔子的刪選，成為后世所見的三百余篇的定本。這一記載遭到普遍的懷疑。一則先秦文獻所引用的詩句，大體都在現存《詩經》的範圍內，這以外的所謂“逸詩”，數量極少，如果孔子以前還有三千多首詩，照理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再則在《論語》中，孔子已經反複提到“《詩》三百”（《為政》、《子路）等篇），証明孔子所見到的《詩》，已經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現在見到的樣子差不多。要之，《詩經》的編定，當在孔子出生以前，約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只是孔子確實也對《詩經》下過很大功夫。《論語》記孔子說：“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記》的文字，也說了同樣的意思。這表明，在孔子的時代，《詩經》的音樂已發生散失錯亂的現象，孔子對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樂的原狀。他還用《詩經》教育學生，經常同他們討論關于《詩經》的問題，並加以演奏歌舞（見《論語》和《墨子?非儒》）。這些，對《詩經》的流傳都起了重要作用。
《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一是作為各種典禮儀的一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于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但到后來，《詩經》成了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學習《詩經》成了貴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養。這種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語言的作用，特別在外交場合，常常需要摘引《詩經》中的詩句，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意思。這叫“賦《詩》言志”，其具體情況在《左傳》中多有記載。《論語》記孔子的話說：“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以看出學習《詩經》對于上層人士以及准備進入上層社會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詩經》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義。《禮記?經解》引用孔子的話說，經過“詩教”，可以導致人“溫柔敦厚”。《論語》記載孔子的話，也說學了《詩》可以“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即學到事奉君主和長輩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見（理應也是當時社會上層一般人的意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意思就是，《詩經》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總體上）是符合于當時社會公認道德原則的。否則不可能用以“教化”。
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論來推測當時人對《詩經》的看法，他們所定的“無邪”的範圍還是相當寬廣的。許多斥責統治黑暗、表現男女愛情的詩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認為是“無邪”即正當的感情流露。第二，盡管如此，《詩經》畢竟不是一部單純的詩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項文化積累，又是貴族日常誦習的對象。所以，雖然其中收錄了不少民間歌謠，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與社會公認的政治與道德原則相衝突的內容。
秦代曾經焚毀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詩經》是易于記誦的、士人普遍熟悉的書，所以到漢代又得到流傳。漢初傳授《詩經》學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后二者取姓氏）。齊、魯、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但到了東漢以后，毛詩反而日漸興盛，並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
《詩經》的內容
《詩經》中的詩歌，可以確定具體寫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說，《頌》和《雅》產生年代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時期；《國風》除《豳風》及“二南”的一部分外，都產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就詩歌的性質來說，《雅》、《頌》基本上是為特定的目的而寫作、在特定場合中使用的樂歌，《國風》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一部分，與《國風》類似。但必須指出：我們在這里說的“民歌”，只是一種泛指；其特點恰與上述《雅》、《頌》的特點相反，是由無名作者創作、在社會中流傳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數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詩中自述者的身份作為作者的身份，則既包括勞動者、士兵，也包括相當一部分屬于“士”和“君子”階層的人物。“士”在當時屬于貴族最低的一級，“君子”則是對貴族的泛稱。此外仍有許多無法確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說，這種民歌是社會性的群眾性的作品。
由于詩歌的性質不同，其描述的內容也相應有所不同。下面，我們分別選擇若幹重要的類型加以介紹。
《頌》詩主要是《周頌》，這是周王室的宗廟祭祀詩，產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單純歌頌祖先功德而外，還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際向神祈求豐年或秋冬之際酬謝神的樂歌，反映了周民族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和西周初期農業生產的情況。如《豐年》中唱道：豐年多黍多□，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A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在豐收的日子里，人們興高採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們賜給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則描繪了大規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在廣闊的田野上，數萬名農夫同時勞動，這是何等壯觀的場面！同時我們也會想到：在這種強大有力的集體活動中，個人的存在價值是很容易被忽視、被抹殺的。這是在那一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經濟條件下必須付出的代價。
《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組周民族的史詩，記述了從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創立者武王滅商的歷史。其產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生民》敘述后稷的母親姜?禱神求子，后來踏了神的腳印而懷孕，生下了后稷，不敢養育，把他丟棄，后稷卻歷難而不死：“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厥聲載路。”這段描寫，表現了后稷的神話色彩。后稷長大以后，發明了農業，所種的莊稼都非常茂盛。后來他在有邰（今陝西武功西南）成家立業，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礎，而他自己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農業之神。這首帶有神話和傳說色彩的詩歌，反映了周民族的發生觀念和歷史觀念，以及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公劉》敘述后稷的曾孫公劉率領部族從有邰遷徙到豳（今陝西旬邑縣、彬縣一帶），在豳開闢土地，建屋定居的歷史。其中寫周人在公劉帶領下剛到豳地住下時的情景是：“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一派歡歌笑語的景象，很是傳神。和《生民》相比，公劉身上已經沒有了神話色彩，而完全是一個歷史人物。《綿》敘述了公劉的十世孫，周文王的祖父古公?父從豳遷徙到岐下（今陝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為止的歷史，其中寫古公?父從豳遷徙到岐下，同姜女結婚，在岐下築室定居，從事農業生產，大修宗廟宮室，委任官吏，然后建立國家，消滅夷人，最后是文王受命。敘事條理分明，結構嚴謹，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寫建築場面時，用了許多象聲詞，很有氣氛：“褐?□，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鼓弗勝。”那盛土、倒土、搗土、削土的聲音，把巨大的鼓聲都掩蓋住了。以上三首史詩，敘述了周文王出現以前的周民族的歷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樂師利用民間傳說寫成的。此外，《皇矣》從太王、太伯、王季敘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從文王出生敘述到武王伐紂，都記載了周民族的開國歷史，大抵也是出于史官和樂師手筆。
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這些史詩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詩性的敘事詩，如《出車》記周宣王時南仲的征伐□狁，《常武》寫周宣王親征徐夷，《採芑》、《六月》記周宣王時同蠻荊和□狁的戰爭等等。如果把這些詩篇有次序地排列起來，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時期的歷史就可以理出一條線索來了。這些史詩作為敘事之作，其長處在于簡明而有條理。但由于其寫作目的主要在于記述史實（包括被當作史實的傳說）和頌揚祖先，故于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不甚重視。而且在《詩經》里面，敘事詩並不多，主要就是以上這些。可見從《詩經》起，就顯示出中國詩歌不太重視敘事詩的傾向。
西周后期至平王東遷之際，由于戎族的侵擾，諸侯的兼並，統治秩序的破壞，形成社會的劇烈動蕩。《大雅》、《小雅》中產生于這一時期的詩，有很多批評政治的作品，均出于士大夫之手。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說的“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國語?周語》）。在這一類詩中，有些作者對統治階層內部秩序的混亂和不公正現象提出了指責。如《瞻n》中說：“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悅之。”《北山》中說：“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犧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從這里我們看到當時社會關系正在發生激烈變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為“王事”辛苦勞碌而無所得，有人無所事事卻安享尊榮。而詩人則是站在舊有的“公正”立場上，希望糾正這一種不可避免的混亂。更多的政治批評詩，表達了作者對艱危時事的極端憂慮，對他們自身所屬的統治集團，包括最高統治者強烈不滿。如《十月之交》，據《毛詩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詩人從天時不正這一當時人認為十分嚴重的災異出發，對統治者提出嚴重警告。其中寫道：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塚v崩。高岸馬式A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莫懲！這是一幅大動蕩、大禍難即將發生的景象。令詩人痛苦的是，當時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夢死地悠閒過活。但同時，作者並不敢自豪無畏地同他所屬的集團公然對抗，而是小心翼翼，對自己的處境充滿恐懼A生怕不能見容于眾人：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這並非單獨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樣對朝政十分不滿。“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其意如鄭玄說：“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但同時他又極為害怕：“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又如《雨無正》，作者對“戎成不退，飢成不遂”，“周宗既滅，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憂心如焚，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的態度十分怨憤，但同時又畏懼地說：“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結怨于朋友，“仕”就是這樣危險和艱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詩人們盡量要避免同他們所屬的集團的直接衝突，或者說，他們總是感受到集團力量的威迫。看起來，詩人們強烈地表示對于國家命運和民眾生活的關心，而批評其他人缺乏這種關心，這是一種矛盾；但另一方面，這種關心，本質上也就是關心統治秩序的安定，是整個統治集團公認（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確立場、道德原則。他們所批評的，正是對這種立場和原則的背離。當他們發現（或認為）大多數人都已背離了這種立場和原則時，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憤，又感到恐懼，而決不敢張揚純屬個人的態度，使自己處于同集團對抗乃至決裂的地位。以上所舉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類詩歌，可以說開創了中國政治詩的傳統。詩中所表現的憂國憂民的情緒，以及總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確”的也就是社會公認的道德立場上才能進行批評而避免張揚個人的態度，對后代的政治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國風》中的民間歌謠（包括《小雅》中一部分類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內容比純粹出于社會上層的《雅》、《頌》廣闊得多，生活氣息也更為濃厚。十五《國風》，以《豳風》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極古老的農事詩，一般以為產生于西周初。與《周頌》中的農事詩不同，它以相當長的篇幅，敘述農夫一年四季的勞動生活，並記載了當時的農業知識和生產經驗，像是記農歷的歌謠。詩的作者，像是一個奴隸管理人，或者如一些學者所說，他是一個奴隸家庭的家長，率領一群農夫和自己的妻子兒女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一種，其本人的身份，也屬于奴隸，只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詩中既嗟嘆農夫的辛勞，又將此作為農夫應盡的義務，並為“公”和“公子”熱情祝頌。詩的價值，在于相當忠實而細致地描繪了從氏族公社轉化來的氏族奴隸制的社會情狀。我們從詩中看到，農夫們既要在田中耕作收獲，又要種桑養蠶，紡麻織絲，乃至練習武功，打獵捕獸；農閒時還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閒，要鑿取冰塊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們夏日里享用；一年到頭，周而複始。他們吃的是什麼？“六月食鬱及□，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棗”；“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蘆、麻子這一類東西。一切好物事，全歸主人所有。“言私其□，獻□于公”，打來的野豬，大的歸“公”，小的才歸自己；“我朱孔陽，為公子裳”，織染成朱紅色漂亮的衣料，是給“公子”做衣衫；處女也歸“公子”：“春日遲遲，採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只有在新年時節，“公”會讓人宰了嫩羊，把農夫們召去。于是眾人“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農夫們的勞動成果，還驅使他們為自己高呼萬歲。這首詩不僅在社會學、歷史學、農業學方面是極可貴的資料，從文學史來說，也是后代田家詩的濫觴。
《國風》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政治批評和道德批評的詩。這些詩有些是針對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則帶有普遍意義。總體上說，這些詩較多反映了社會中下層民眾對上層統治者的不滿。如著名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這首詩，以前很多人都解釋為勞動者對剝削者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責問，這恐怕不太確切。應該指出，在《詩經》的時代，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左傳》），“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孟子》），在社會的一般認識中，原是名正言順，天經地義。在物質上、精神上都受到嚴重奴役的奴隸們，能否清醒地否定當時社會所公認的這一種原則，本身是個問題；即使有人認識到並表現出來了，這樣的詩也不可能被諸侯和周王朝的樂宮照樣容納，成為貴族子弟日常誦詠學習的對象。《毛詩序》解此詩，謂“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應該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詩人還是從社會公認的原則出發，認為“君子”居其位當謀其事，“無功而食祿”就成了無恥的“素餐”──白吃飯。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諷刺的筆法。事實上，“君子”們尸位素餐，倒是普遍的現象。以他們聲稱的原則諷刺他們的行為，這首詩已經很深刻，不必再加以拔高，以至脫離了原意。《相鼠》也是類似的作品：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儀”是統治者自身制訂的行為規範，而統治階層的成員，沉湎于荒淫作樂的生活，又往往破壞了這種規範，于是詩人對他們發出尖銳的詛咒。但同時也要看到，這首詩之所以寫得如此尖銳而激烈，乃是因為作者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首先站在維護“禮儀”的立場，這也是社會所承認的“正確”的出發點。再如《碩鼠》，也是相當深刻的政治諷刺詩。詩中把統治者比作貪得無厭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這幫家伙的沉重壓榨，想要逃到一塊“樂土”中去。從詩中“無食我黍”等句來看，作者是擁有自己的土地財產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層貴族或其他自由民吧。這種反對過度剝削的意見，也是明智的統治者所願意認可，並認為值得警戒的。
前面說《小雅》中一部分詩歌與《國風》類似，其中最突出的，是關于戰爭和勞役的作品。我們就把這類詩同《國風》中同樣主題的詩放在一起介紹。《小雅》中的《採薇》、《m杜》、《何草不黃》，《豳風》中的《破斧》、《東山》，《邶風》中的《擊鼓》，《衛風》中的《伯兮》等，都是這方面的名作。與敘述武功的史詩不同，這些詩歌大都從普通士兵的角度來表現他們的遭遇和想法，著重歌唱對于戰爭的厭倦和對于家鄉的思念，讀來倍感親切
《詩經》存三百零五篇，分《風》、《雅》、《頌》三部分。《風》有十五國風，是出自各地的民歌，這一部分文學成就最高，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征人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嘆與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于我們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孩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准。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証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后來，《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及《五經》（無《樂》）之一《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先秦時代稱“詩”或“詩三百”，到了漢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儒將“詩”奉為儒家經典，此後遂稱《詩經》。《詩經》共收有詩三百零五篇，分為三部分，即風、雅、頌。
關於“風、雅、頌”的分類標準，歷來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有影響的約有三說：一是認為按詩的作用分的，以《毛詩序》作代表。認為《風》是用委婉曲折的方法進行諷諫，《雅》是用正言陳述王政的興廢，《頌》是用歌舞來形容周王的盛德。
晚近學者多持第三說。從內容上看，《風》多風俗詩與諷刺詩，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愛情，婚姻，兵役勞役之苦，生產勞動情景以及對貴族統治者貪婪殘暴淫逸的揭露等。《雅》有小大之分，一說是按內容分的，一說是按音樂分的。《小雅》中較多是反映社會危機的政治詩，其次是描寫貴族宴饗的樂歌，只有少部分來自民間。《大雅》主要是歌頌先王功德及反映周族歷史的詩。《頌》則多是宗廟詩歌。
《詩經》中的詩時代跨度很大，最早的《周頌》和《大雅》的一小部分產生於西周前期，《小雅》、《大雅》的大部分及《風》中的少數篇章，產生於西周後期。《風》中的絶大部分及《商頌》、《魯頌》產生較晚，約當東周春秋中葉。故《詩經》中的詩產生於從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上下五百多年的時間裏。
《詩經》產生的地域相當廣闊，包括北至黃河南至江漢流域的廣大地區。十五《國風》分佈區域，大致在今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湖北的北部。《大雅》、《小雅》主要產生於西周的首部鎬京和東周都城洛邑地區。《周頌》產生於鎬京，《魯頌》產生於西周的首都鎬京和東周都城洛邑地區。《周頌》産生於魯國（今山東曲阜），《商頌》產生於周時的宋國。
關於《詩經》的來源，古代文獻記載周代設有采詩的專官“首人”或“行人”，專門負責從各地收集民歌。《漢書．藝文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又“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古代文獻又記載古有獻詩、陳詩之俗。關於《詩經》三百零五篇的編訂，古有“孔子刪詩說”，最早見於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儀，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但從唐孔穎達以後多對此懷疑態度。晚近學者多認為《詩經》的整理、編訂者當是周之太師和樂工們。
關於《詩經》的藝術表現手法，傳統的有賦、比、興之說，宋朱熹《詩集傳》：“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賦就是平鋪直敍，直接表現。《詩經》中運用賦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有的全詩用賦體，有的章首或首章起興，下皆用賦體，有的篇中雜以比句的描寫。“比”是比喻，有明喻、暗喻、借喻、博喻等不同形式。《詩經》中的比喻，大都是個別的、局部的，又以明喻居多。也有通篇為比者，多為借喻。“興”是先借助他物作為詩的開頭，然後再引出下文。這又有兩種情況：一是興句與下文有關，往往同時又起比的作用，一是興句與下文無關，或聯系不明顯。總的來說，《風》詩以抒情為多，比興擅長，《雅》《頌》則多敍事又夾以說理，賦的手法較多。除了“賦比興”之外，結構和語言上的複疊形式也是《詩經》很突出的特點。結構上的複疊主要表現為詩章的複疊，這在《風》詩中體現尤為明顯，複疊的詩章增強了抒情的效果。語言的複疊主要表現為疊字的運用，增強了語言的形象性和音樂美。
《詩經》的流傳很早已開始，秦滅以後，漢代傳詩者有四家：魯人毛亨、趙人毛萇所傳稱為毛詩，燕人韓嬰所傳稱為韓詩，魯人申培所傳稱為魯詩，齊人轅固所傳稱的齊詩。東漢以後，毛詩影響日漸擴大，其他三家遂至逐漸衰落以至亡佚。《詩經》通行的注本有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宋朱熹《詩集傳》，清陳奐《詩毛氏傳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姚際恒《詩經通論》等。風- -十五國風(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等十五國)計一百六十篇。
「風」者，風化風刺之意，主詠一人之事。蓋采詩之官所收集之各國民間歌謠，作者為田夫野老，詩經最精彩的就是這一部份。
雅- -分小雅、大雅計一百零五篇。
「雅」者，言王政之廢興，政有大小，故有大雅、小雅之別，主詠天下之事，為燕享朝堂之樂歌，作者為公卿大夫。
頌- -分周頌、魯頌、商頌，計四十篇。周頌最早、商頌最晚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是宗廟祭祀之讚美詩。亦非一人所作。詩經》是西周到春秋時期的詩歌總集,經孔子刪訂,凡三百十一篇.內有六篇有目無辭,其辭經戰國及秦之世而亡,故今本實三百零五篇.內容分為 風、雅、頌 三種.風有十五國風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 ,其中大部為各國的民歌. 雅有大雅、小雅, 大雅是朝會樂歌, 小雅是宴饗樂歌. 頌有周頌、魯頌、商頌, 以祭神、祀祖先的樂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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