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甘陵相碑》与诸家评题及其他 - 习书随笔 - 书法字体;书法作品;炎黄中国书法网;书法...

    东汉光武帝刘秀中兴，建都洛阳，营造城邑，高墙祟殿，隆墓大冢，盛极一时，至今尚有汉魏故城、灵台、光武帝陵以及邙山汉古墓群等遗迹存留。后世屡有汉代文物出土。民国以来，更有甘陵相、袁安、袁敞、肥致、张禹等名碑出土，篆隶争研，各擅其胜，为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之苑增添了奇葩。其中《汉甘陵相碑》于民国年间在洛阳出土之后，早已显彰于世，后屡经名家题识推介，备受金石家、书法家和收藏家的重视和珍爱，成为学习汉隶范本和收藏追逐对象。笔者有幸，近在洛阳陈君处得见是碑初拓本，上有数家题跋。展轴以观，刻精跋美，古意盎然，令人叹得眼福。因碑出乡里，又曾数度赴藏地近前观瞻，逐对拓、跋产生兴趣。又翻检资料，多方走访，于是碑有关情形，略知一二。现予介绍，并就诸家评题以及此本相关问题，略加陈述。
    《汉甘陵相碑》，1922年洛阳城北獐羊村(今孟津县朝阳镇张羊村)北陵出土。孟津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于此记述甚详：“汉甘陵相残碑，折残无年月。民国十一年阴历十一月十四日洛阳城北獐羊村北陵出土，地在元诲、元怀墓东一里。原石折为四．殆六朝时，不知珍惜，裂为墓门。此仅得其前二，他二片末见，字中有穿。偃师孙经武桓卿购得之。出土处并发见魏世陶器。”其碑新中国成立后人藏公家，先入偃师县人民文化馆，后藏于偃师市(偃师1993年撤县建市)商城博物馆，1998年调藏河南博物院。其现状为：碑文隶书。无年月。仅存前两截，第一截残高152厘米，长22厘米，厚20厘米，存文5行，每行上缺一字，行29字；第二截残高181厘米，长24厘米，厚贝厘米，存文6行，行皆30字，共317字。额篆书残存“甘陵相尚府君之碑”8字，其中“甘”、“府”二字上损。今见墨本，正与此合。唯从碑额及穿居中位置看，似应折为三截，而非“折为四”，此恐郭玉堂先生失察或所记之误。
    从墨本题跋知，此本乃李健人得之于但师孙桓(焕)卿，转赠王明轩，王明轩持本乞题。从隶书命题以及位置看，陶木厂应为首题；其余以时间为序，依次为鲁荡平、李家鼐、方俊梁、李健人。另有康生印一方，末考。


    李健人，山东即墨人，民国时期曾任中央军校洛阳七分校教官，于洛阳历史颇有研究，著有《洛阳古今谈》一书，亦喜好金石文字。王明轩(1915—1982年)，又名克信，小名坤，洛邑碑估，当年曾在洛阳老城设铺从业，与金石学人，多有往来。今明轩后人仍时携其所遗，出入洛阳古旧物肆间摊点。墨本题跋者陶本厂(生卒年不详)名毅，江苏阳湖人，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内务府金事。后任河南大学教授、洛阳修志馆总纂。通诗词歌赋，精金石文字，与关百益、王广庆、张钫、郭玉堂、武幕姚等并为豫省金石名家。20世纪30年代末，洛阳第十区专员李杏村延其为师。鲁荡平(1895—1975年)，同盟会员，民国时期曾任《中央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监察院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职；李家鼐(1889—1960年)，山东济宁(古任城)人，民国时期身居国民政府航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抗日右翼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国大代表等要职，于金石文字颇有兴趣.方俊梁其人末详，然从题识看，亦为学富人也。诸家题跋，不独稽古钩沉，抉微纪事，且书法精美，各具特色。珍拓名题，确是为“后人留下一段文字因缘”。
    《汉甘陵相碑》出土时地，诸记皆详，时在民国11年(1922年)阴历十一月十四日，阳历为是年12月31日。唯马子云、施安昌先生著《碑帖鉴定》一书，记为1923年，虽为岁末，然一日之差，已是隔年，偶未检耳。
    初获碑者孙桓(焕)卿(1884—1955年)，又名经武，祖籍山西绛县，自祖父辈移居偃师田村。清末秀才，后毕业于河南省优级师范大学。早年参加同盟会，后任刘镇华镇高军副官长、驻洛阳办事处主任等职。民国18年(1929年)仟河南省博物馆馆长。民国27年(1938年)农历十二月，偃狮县成立战时古物保管委员会，孙与任焕黎、武钦丹、王式通、王三槐等人为委员，将《袁安碑》由县教育局移至该会保管，使这件国之瑰宝得以免遭厄运。现存于河南博物院之《袁安碑》侧尚有刻辞铭记。又因热心家乡慈善及教育事业，新中国成立后被视为开明士绅，应邀参加幅师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孙桓卿雅好金石，甘陵相碑出土后即为其所得。此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陶木厂、李健人所题可证。又上虞罗振玉《雪堂类稿·笔记汇刊》记：“予返国后第二次游洛阳，闻幅师孙氏藏一汉碑，字多且精，往访之，主人欣然出石相示”，即指此事。近见——碑刻释录，将“孙经武桓卿”断为“孙经、武桓卿”，谬矣。
    孙氏得是石后，藏诸秘室，绝不轻易示人，然于饱学有识之士，则在例外。翌年(1923年)9月，吴佩孚在洛阳大庆50寿诞，四方趋贺。南海康长素有为先生为游说吴支持复辟帝制，亦前往拜贺，并于撰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其间，视察了洛阳师范学校(今洛阳师范学院)。为新安汉函谷关残楼题“汉函谷关”额。为新安张伯英(钫)花园题额“蛰庐”，撰联：“丸泥欲封紫气犹
存关令尹；凿坏可乐霸亭谁识故将军。”时孙桓卿受命于刘镇华，为联络吴佩孚，正在镇嵩军驻治办事处任上，遂借机邀请康氏过府宴饮赏石。康有为由张钫陪同前往，见到甘陵相碑后，甚是喜欢，酒酣兴起，大为赞赏，溢誉有加，陶木厂所谓其“醉后书数百言于此碑”，其记不安。至于所题内容，未能得见原文，只能依陶氏所题知其大略。那一次康有为还为孙桓卿书联留念，今偃师古都学会刘自清先生曾见该对联原迹。孙桓卿又以甘陵相碑拓片分贻金石大家余杭章太炎、四平马叔平、新安张伯英等，遂使其流布海内。张伯英集甘陵相碑字，手书于石，请新安刊石名家马尚志镌刻，后立于千唐志斋供人观赏，今石尚存，《千唐志斋石刻书画集》亦有载。其时上海西泠印社、艺苑真赏社、顾氏金佳石好楼皆有影印本行世。孙桓卿竭力保护袁安、甘陵相二碑，使这两件古代书法艺术珍品至今璀璨于世，功莫大焉！
    关于《汉甘陵相碑》主人，因碑残，姓氏已阙，于碑文中唯知其“讳博字季智”，并知其仕履，而姓氏终不可考。于此一些金石大家均有努力，仅未得确论。罗振玉《雪堂类稿·金石跋尾》跋是石有言：“文称为‘司空公之少子’，桓灵以后，司空屡易，不能考为谁某矣。”民国癸亥(t923年)9月，马衡先生曾以此属王国维先生加以考证，王考而未果，曾喟叹“碑中姓氏不具，又勘事实，久之无以报命”(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此墨本陶氏所跋：“以时代门阀考之，当仍为袁氏。惟正史皆不载，未由确定耳。”持此论者抑或线于洛阳出土《袁安碑》、《袁敞碑》，然其语焉不详。同类题跋，尚有吴兴刘承干(刘承干《希古楼金石萃编》)亦未得其旨。正因于此，是合冠名混乱．有《汉甘陵相碑》、《汉甘陵相尚府君之碑》、《汉尚博碑》、《汉甘陵相尚博碑》、《汉甘陵相袁府君之碑》、《汉甘陵相袁博碑》、《汉袁博碑》等。罗振玉依汉碑题额之惯例，又断额为“口口口陵相尚口口府君之碑”，谓其文当是“汉故甘陵相尚书口府君之碑”，缺“汉、故、甘、书、口”五字(罗振玉：《雪堂类稿·金石跋尾》)，如依罗说加补“汉故”二字并残缺“甘”字上部。如此则额与碑身正文高度之比例失衡。况汉碑额书“汉故”二字并非定制。
相为百官之长，于“相”之后再缀“尚书”之衔，亦鲜有其例。日“尚书”非其结衔，更不得妄加。因此，予以为是石姓氏仍然待考，冠名可依额之今可辨识者且与正义相校，称为《汉甘陵相尚府君之碑》为宜。    该碑书法，已有多家评赞。王国维谓：“隶法恣肆，已开北碑风气，不似黄初诸碑尚有东京承平气象也。”(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罗振玉谓“书法至精劲，为汉刻中上品”(罗振玉：《雪堂类稿·笔记汇刊》)。又谓：“碑字茂美隽逸，住进洛阳，曾摩揪其下，叹为妙所。”(罗振玉《雪堂类稿”金石跋尾》)此墨本鲁荡平谓“字体为汉之最精者”。李家鼐谓“古朴遒丽”。李健人谓“雄劲而挺秀”。依陶本厂跋，康有为“推是石为近二十年所见汉石之冠军”：又谓“当是中郎手笔”。以上所题，皆于是石赞美有加，唯以康氏为最。陶本厂循其所说，亦谓“其笔法谨严，挺实茂密，虽与石经结构不同，而神理自胜，固非中郎不可为也”。此说不敢苟同。甘陵设郡置相在桓帝建和元年改清河国为甘陵之后，时值熹平光和之间，已得多家考证认同。熹平石经亦出其时，中郎蔡邕等人书写，陈兴等人刻石，全系隶书，结构形体大致相似，却微有不同。但熹平石经总的特征是朴茂蕴藉，整伤工稳，少有理笔斜出。而甘陵相碑则显得灵动活泼，挺秀多姿。更有的笔画战云横列，长波曳脚，与熹平石经结体绝不相类。因此，单凭“其时中郎正以隶法称雄当世”，便断言是石“固非中郎不可为之也”，则显得有些轻率。更何况碑主姓氏、刻石年月，皆残不可考，中郎与其有何关联，亦无所据，就更不得臆断了。一己之见，尚乞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