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致我离家出走的女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21:51:19
亲爱的伊丽莎白，
从哪儿说起好呢？现在是凌晨，我坐在这里，想着你会去哪里，希望你安全。自打你离开，我便无法入睡。但是你父亲说还没有报警的必要。他认为你很有可能只是发发小脾气，一旦用完了钱，或是车耗完了汽油，不管两种问题先发生哪一种，你就会回家。你父亲还认为，我不应该全怪我自己，以你昨晚跟我说话的口气，任何母亲都不可能像我一样容忍你。况且，他说，我那一巴掌根本算不上一巴掌。
但是我怎么能够停止责备自己呢？不断浮现在我脑海的，都是你昨晚一只手捂住脸颊时的可怕表情：满脸惊愕和痛苦，还有那近乎仇恨的冷酷眼神！昨晚的深夜，我听到后门砰的一声狠狠关上，我还在暗暗自语：哎，那就是我女儿！她就这样走了！就在那一刻，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多糟糕，直到看着我们家汽车的尾灯发出的微弱亮光消失在路的尽头——我才彻底明白——我的女儿离家出走了。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很清楚一个十五岁女孩儿的感受。说到这里，我几乎可以看到你对我的话不屑地翻着白眼，但我这么说绝没有冒犯你的意思。不过信不信由你，我也曾经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儿，也曾跟我的父母吵得不可开交。那时，我还发过誓，如果将来我也有女儿，我会做一个比我母亲好上一百倍的妈妈！我曾经一再告诫自己，决不能让我的女儿承受我所经历的不恰当的教育！我会是一个完美的母亲：善解人意，富有耐心，和蔼并且理智。我会听我的女儿讲述她的心事，在她需要的时候及时帮助她。我们将一起建筑一道彼此信任的桥梁，让它引领着我们直到变老。我们的关系里只有爱，没有恨；只有和平，没有战争——事情似乎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许多事情都不像我们原本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吗？很多次，当你晚归时我朝你大吼大叫，或是批评你的衣着与挑选朋友的品位，以及你对于家庭、学校和未来的冷淡态度，等等……我仿佛听到我母亲的声音从我的嘴里冒出来，有时候甚至一字不差。尽管我曾经对自己那样发誓，但我还是发现，我渐渐变成了自己的母亲；而你，自然，也渐渐变成了当年的我，重复着我当初的行为和受过的伤，谁又想到，母女之间竟然会是这样一个怪异的错误的循环。
我希望终止这样的循环。我前思后想，但还是不知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好。除非我规定自己要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我母亲没做过的，而她做过的所有事情我一件也不做。但毫无疑问，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对于我母亲来说，是残酷而且不公平的。我的母亲，在有些时候，也是一个称职的好母亲。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我母亲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也许是她作为母亲最大的失败——那就是她从没有诚恳地、心平气和地给过我任何关于成长的建议。哦，没错，她给我制定过足够多的规矩，她整个人都好像是规矩堆积起来的：要坐直，膝盖头要并拢，不准乱跑，不准大喊大叫，不准动不动就皱眉头，不能化太浓的妆，不然男孩子们会觉得你是个妓女。但是她从来没告诉过我真正想知道的东西：一个女孩子应该怎样长大？要如何经过“青春期”这叫人不知所措的青涩年龄段，变成女人？
也许，这正是我可以帮助你的地方。我总是幻想着这样一幅画面：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没别的，只是母亲和女儿谈着心。你终于摘下了你的耳机，我终于关上了我的电视，你父亲在公司做他自己的工作，整个下午都只有我们俩在家。我会以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我青春期所经历的一切。目的决不是要吓唬你或是让你觉得尴尬，而是让你能够发现，我们原来并不是那么的不同，我和你。我知道处在你的年纪是怎样的感觉：毕竟，我也曾经在那里。我走过了那段日子。我想，如果你知道了我在青春时代犯过的错误，也许你能学会不再重复它们，远离我所受的伤害。换句话说，你的成长过程能够比我的成长经历更加美好。而今天，在你十五岁生日的今天，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我们母女谈谈心的一个好时机。
不过，我所憧憬的美好谈心，看来是不可能发生在今天了，你认为呢？昨晚，当我打了你一巴掌，当你愤然驾车离去，事实已经摆明，这次谈话是不会发生的了。我现在再想说什么，我看你也是听不进去的。我的女儿，多少个“对不起”也不能表达我的歉意，我只是真心希望你能原谅，并且重新信任我。所以，我决定趁着坐在这里等待你回来的时候动笔给你写封信，写出所有我早该告诉你，却每次又欲言又止的话。虽然区区一封信很难替代我一直期盼的面对面谈心的方式，但至少，我觉得这是个好的开端。但愿你能理解我写这封信的心情。尽管今天已经不太可能，我还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能够接受这份生日礼物，一份我的母亲从来没有给过我的礼物。此时此刻，我只想尽力并且用心告诉你：一个女孩子到底是如何成长的，生活的真谛究竟是什么。
***
这已经是今天下午的第三杯咖啡了，我还看不到任何你要回家的迹象。你父亲在花园里修剪草坪，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现在还早，我暂时还不打算惊慌失措地出去找你，而且我也不愿想象任何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我依然期望着你能回家和我们一起庆祝你的十五岁生日，哪怕只是几个小时。但愿你平安无事，丽兹！
“从头开始。”玛格丽特修女一直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那么故事的最初，我想是在一九六九年，那年我正是你这个年纪，是我高中的第一年。那时候我们家还有一个农场，你知道的，就在扎卡里,你的外公外婆曾居住的那幢老房子。那时的扎卡里跟现在可不一样，那里还只是个偏僻的小镇。我常常觉得我们好像住在火星，和这个世界的距离是那么遥远。我们的屋子就在一条砾石小路的尽头，和其他的屋子有差不多一里半的距离，大多时候，我很讨厌住在这里。用你的话说，我可算是个地道的乡下女孩儿，因为我会骑马，如果必要，我还会挤牛奶。但事实上我一点也不喜欢什么奶牛、马匹或是收割苜蓿。我上学读书，翻阅无聊的杂志，每星期五晚收看电视剧《帕曲吉一家》，心想世界上其他人的生活一定都比我的多姿多彩。也许就像你现在的心情一样。
你外公外婆都是浸信会教徒，你可以想象，他们对我的管教比我对你的要严厉多少。形容他们为“保守”是很宽容的说法，如果要更确切地形容他们，我想“眼光狭隘”和“种族主义”应该更为恰当。
我母亲憎恶《帕曲吉一家》，她认为一个四处流浪的单身母亲和一群留着长发的小孩，再加上一辆满是涂鸦的校车，简直令人不齿。这样乱七八糟的一家子竟然还在电视上大肆播放！而我父亲，也就是你的外公，我真不愿意说出口，但他的确是憎恶黑人。
令人难以置信，那个时候路易斯安那州的学校才开始融合。我一定告诉过你，直到一九七 年以后，我们扎卡里高中的白人学生和林肯高中的黑人学生才合并成立起一所学校。可想而知这项决定引起了多大的骚动，尤其对于像你外公这样的人。他们发起了很多次集会，联邦警察出动了，三K党KuKluxKlan缩写为KKK，是美国一个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民间组织，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组织。也插手了……
我父母开始考虑我的转学，他们决定送我去巴吞鲁日的天主教会寄宿高中。我父亲说，那比让我坐在一个“该死的有色人种”旁边浪费一整天的时间要好多了。
***
现在，我终于要告诉你，我以前从来没讲过的这一部分了，至少没有具体讲过。也许你听我提到过“那个和我一起长大的男孩”，但他是有名字的。他叫做蒂姆?普利金。蒂姆那年十七岁，在扎卡里高中是我的学长，我那年只是一个刚入学的新生。我们第一次见面——或者我应该说，我们第一次讲话——是在新老学生的见面派对上。我那时和我的朋友们站在健身房天台旁边，每个人都穿着流行的喇叭裤和松糕鞋。就在那时，他突然走向我，
他说：“嘿，呃，劳拉，想跳支舞吗？”
我很惊讶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我们之前坐过同一辆校车，我也在餐厅见到过他，可我们从来没有互相介绍过。蒂姆并不是那种很受女生欢迎的男生。他的肩膀太窄，脖子也太细了。他参加的社团也都很偏门，比如“侦察鹰”和“汉姆热爱收音机”之类的。但他有着漂亮的栗色头发。当他向我走过来的时候，他那漂亮的头发盖在额头上，潇洒地半遮住他的右眼。那个新生之夜他的胡茬剃得干干净净，穿着一件洁白的翻领毛衣，外套是一件蓝色的运动夹克。我还记得那首歌是亚骑士的《蜜糖,蜜糖》“Sugar,Sugar”是亚骑士乐队（TheArchies,由动画人物组成的虚拟乐队）1969年蝉联四周冠军的一首单曲。,一首愚蠢的歌，而且很难伴着它起舞。但无论如何，一个新生，一个学长，两人头顶上悬着飘动的彩色纸带，七彩的灯光……所有这些加起来，虽然现在想起来是那样的笨拙，但那时已经足够让我们感觉刺激和浪漫了。
就这样，我们开始约会，当然那时我们并不这么说。我们在早上的校车上坐在一起，中午吃饭时坐在一起，在回家的校车上也坐一起，晚上在家还会互通电话。如果方便，我们周末还会约在绿林购物广场见面。尽管我们都有自己的朋友，而且年龄相差了两岁，但是我们之间最大的障碍恐怕还是蒂姆的家庭。
普利金家族和我们家不同，不是所谓的“地主”。他们家是法裔路易斯安那人。而那时在扎卡里，任何说法语的人，地位比黑人好不了多少。“湿地里的大老鼠”，我父亲是这么叫他们的。更糟的是，当我父亲和他农场里的老友开起玩笑，“从密西西比河来的黑人”，就成为普利金家族的名字。
蒂姆的父亲，杰克?普利金，在扎卡里的市中心开了一家废旧电器修理店，但这里的人几乎不肯光顾那家铺子。这里的“人”指的就是像我家这样的白人。按照我们的说法，他们家店铺是开在一条“鱼龙混杂”的街上，通常只有黑人才会进去。如果这么说听起来还不算糟糕的话，那么他们的家就更糟糕了。他们“家”就是一辆废弃的野营房车，在扎卡里最偏僻的小树林里。他们家与整个扎卡里格格不入，换句话说，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有如我父亲一般保守老派的扎卡里居民们的指指点点中。但我知道，普利金家并不是一直都这么穷困潦倒的。他们家曾经住在扎卡里小学附近一栋蛮不错的两居室房子里。他父亲的修理店也一度生意兴隆。直到绿林购物广场开张，人们的商业活动范围才渐渐离开了市中心。但真正击溃普利金家庭的，其实是蒂姆母亲的那场大病。
事情发生在我和蒂姆开始约会之前。那时我和扎卡里的其他人一样，对蒂姆家并没有多少了解，但就是这样，我还是听说过一些关于他母亲疾病的流言。镇子里的人私下都称他母亲的病为“那个恶疾”。事实上，人们指的是梅毒。当时我并不完全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从人们的嘴里听起来，似乎特别丑陋和污秽，隐隐约约和士兵、黑人或是法国人的性交往有关。在蒂姆的母亲苏茜得病的早期，她会偶尔出城。街坊邻里的女人们都关注着苏茜的一举一动。她是她们电话里最热衷的闲话主题。校车早晚经过普利金家门口时，我都会把脸贴在车窗上，搜索着白色窗帘后面苏茜鬼魅一般的身影，想象着那可怕的恶疾正在吞噬着整座屋子。
杰克?普利金没有买医疗保险，他妻子苏茜一年住院的账单几乎花光了他一生的积蓄。终于，当他心爱的妻子死去之后，不知是出于怎样绝望的悲痛或是对妻子的钟爱，他竟卖掉了他们的屋子，用所得的钱款举行了一场空前盛大的葬礼：黄铜的骨灰盒上裹着天鹅绒，安静地摆在围满鲜花和蜡烛的祭坛上；从巴吞鲁日请来整班的唱诗班连同管风琴师，一整排牧师和助祭穿着红白相间的长袍，手里轻摇着香炉；把棺柩送到墓地的，是一辆黑得闪闪发亮的灵车和三辆租来的豪华长轿车。华丽的棺材被缓缓放入地下；墓碑是由白色大理石雕成的一个真人大小的优雅女人苏茜，她穿着古典的连衣裙，微微探出身去，伸手摘一朵玫瑰花。苏茜的那场葬礼成了扎卡里那一年的一大盛事。那些几乎不认识普利金一家的人，那些根本看不起普利金一家的人，那些好像我母亲一样的人，都不得不穿上她们最华贵、最体面的黑色套裙，聚集到圣阿洛依斯天主教堂参加这场葬礼。似乎葬礼在那段时期尤其盛行。
尽管这样，尽管举行了这样一场空前豪华的葬礼，杰克妻子苏茜的形象在我们小镇人的眼里始终没有改变，至少在我父母眼里一点也没有改变。就算后来我们得知，苏茜所得的并不是什么梅毒，而是子宫癌，我的父母仍然坚持着恶劣的态度，说普利金家只是活该如此。
“用尽全世界的鲜花也不能拯救他们的灵魂”，这就是我母亲的原话。
***但我知道，普利金家并不是一直都这么穷困潦倒的。他们家曾经住在扎卡里小学附近一栋蛮不错的两居室房子里。他父亲的修理店也一度生意兴隆。直到绿林购物广场开张，人们的商业活动范围才渐渐离开了市中心。但真正击溃普利金家庭的，其实是蒂姆母亲的那场大病。
事情发生在我和蒂姆开始约会之前。那时我和扎卡里的其他人一样，对蒂姆家并没有多少了解，但就是这样，我还是听说过一些关于他母亲疾病的流言。镇子里的人私下都称他母亲的病为“那个恶疾”。事实上，人们指的是梅毒。当时我并不完全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从人们的嘴里听起来，似乎特别丑陋和污秽，隐隐约约和士兵、黑人或是法国人的性交往有关。在蒂姆的母亲苏茜得病的早期，她会偶尔出城。街坊邻里的女人们都关注着苏茜的一举一动。她是她们电话里最热衷的闲话主题。校车早晚经过普利金家门口时，我都会把脸贴在车窗上，搜索着白色窗帘后面苏茜鬼魅一般的身影，想象着那可怕的恶疾正在吞噬着整座屋子。
杰克?普利金没有买医疗保险，他妻子苏茜一年住院的账单几乎花光了他一生的积蓄。终于，当他心爱的妻子死去之后，不知是出于怎样绝望的悲痛或是对妻子的钟爱，他竟卖掉了他们的屋子，用所得的钱款举行了一场空前盛大的葬礼：黄铜的骨灰盒上裹着天鹅绒，安静地摆在围满鲜花和蜡烛的祭坛上；从巴吞鲁日请来整班的唱诗班连同管风琴师，一整排牧师和助祭穿着红白相间的长袍，手里轻摇着香炉；把棺柩送到墓地的，是一辆黑得闪闪发亮的灵车和三辆租来的豪华长轿车。华丽的棺材被缓缓放入地下；墓碑是由白色大理石雕成的一个真人大小的优雅女人苏茜，她穿着古典的连衣裙，微微探出身去，伸手摘一朵玫瑰花。苏茜的那场葬礼成了扎卡里那一年的一大盛事。那些几乎不认识普利金一家的人，那些根本看不起普利金一家的人，那些好像我母亲一样的人，都不得不穿上她们最华贵、最体面的黑色套裙，聚集到圣阿洛依斯天主教堂参加这场葬礼。似乎葬礼在那段时期尤其盛行。
尽管这样，尽管举行了这样一场空前豪华的葬礼，杰克妻子苏茜的形象在我们小镇人的眼里始终没有改变，至少在我父母眼里一点也没有改变。就算后来我们得知，苏茜所得的并不是什么梅毒，而是子宫癌，我的父母仍然坚持着恶劣的态度，说普利金家只是活该如此。
“用尽全世界的鲜花也不能拯救他们的灵魂”，这就是我母亲的原话。
***葬礼之后两年，蒂姆和我开始约会，而直到那时，普利金家的名声还是笼罩着一层异样的阴云。蒂姆从来不提他母亲的死、他父亲的修理店或是小树林中他们那房车的家，这似乎能让人感觉到他对自己家庭的自卑。所以，当他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时，我好像得到了国王的特许一般。我觉得蒂姆是如此信任我，已经准备将他最隐私的一部分，他内心深处的那个伤口，在我面前袒露出来。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蒂姆借了他父亲工作用的小卡车，载我去他们家。
“其实并不远。”蒂姆说。我们开过十九号高速公路前往斯洛特时，蒂姆又说：“希望你别介意。”
我们从克兰彼得奶牛场的那条公路上拐进了一条红色泥土路。我能看到零零落落的几幢小屋散落在树林中。你能想象出那幅景象：脏兮兮的泥巴路，脏兮兮的院子，脏兮兮的花园，让人立即感受到这地方的烦乱、凋零和忧伤，而这一切最终都归结为贫穷。
普利金先生坚持要我直呼他的名字——杰克。他很是热情好客。他跟我握了手，不断地告诉我他听说了多少关于我的事情，又是多么高兴能见到我。他和蒂姆一样，清瘦，几乎算是骨瘦如柴。他穿着一套整洁的灰色修理工人服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黑色的头发光溜溜地梳往一边。杰克在松树下为我们搭起了一张野营铁桌，给我们端来了皇冠可乐和一些果仁——装在便宜的一次性纸碟里，还一直为自家环境的不够优雅而道歉。我猜想我大概是他们“搬家”后的第一个客人了。
那么我们谈了些什么呢？可想而知谈话的内容并不多。我只有十五岁，蒂姆只有十七岁，而杰克几乎从未接待过客人。我们聊了聊学校的功课，杰克说他明白我们学生的感受，因为他最近也天天学习到很晚，想着要成为一名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他不断地问我是否还需要可乐，出于礼貌，我不断地接受着，直到我非得去厕所不可。杰克指给我厕所的方向。“你不可能找不到！”他自嘲地开着玩笑，“进门，穿过卧室，厕所就在厨房对面。我们的家也就这么点大，如果你迷路了就叫一声，我会帮你的。”
车厢空间小小的，两个男人所有的极少的几件家当——OldSpice男士洗浴用品、发胶和《大众电子》杂志，竟让房间显得格外舒适和融洽。走出厕所，我没有立即出去，而是停下脚步，想象着父子俩居住在这样一个家里的感受。一个空空的铝锅摆在炉灶上，在旁边的角落里躺着三个易拉罐装的坎贝尔牌鸡肉汤面。我猜那应该是今天的晚餐了吧。车厢的一头是一张折叠床，三步的距离的另一头是一张可折叠的课桌，上面堆满了蒂姆的书本，还有普利金先生的《国家农业保险入门》。整个房间里唯一的装饰，就是课桌前墙上挂着的一张彩色照片。我弯下腰凑近看了看。
那一定是她生病之前拍的。普利金女士——苏茜，坐在一个秋千上，身体放松地向后倾着，她披着长长的黑发，一双好像从没晒过太阳的白皙的腿从她圆点花纹的裙摆下优雅垂落。她眯着双眼，张大嘴，朝着蓝天大笑着，嘴唇又红又亮。站在秋千后面的是小小年纪的蒂姆，他穿着一身牛仔套装，推着母亲的秋千。而摄影师——父亲杰克，他的影子斜向照片的右边，完成着这幅全家福。这画面让我不禁心中一颤。
蒂姆走进车厢找我，见我出神地端详那张全家福。他静静地站在我身后，把手轻轻搭在了我的肩上。
“你母亲，她看起来真美啊！”
我对他说道。这件简单的事实让我对普利金家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蒂姆和他父亲在我心目中顿时显得那么高尚而不幸。我说：“我从来不知道你妈妈是这么漂亮！”
“其实她比照片上还要漂亮。”蒂姆轻柔的声音从我肩膀上传来。
我没有再说话，而是微微向后倾去，把头靠在了他的胸前。如果你想问我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爱上蒂姆的，我会说，就是那个瞬间。
在那之前，我从没告诉过我的父母任何关于蒂姆的事。但在我去过他家做客之后，我感到自己应当回请他来我家做客，这是对蒂姆起码的公平和尊重。事实上一直让我担心的并不是蒂姆父子，而是我自己父母。跟温柔好客的普利金先生相比，我父亲简直是个凶悍的野兽。我实在害怕到时候他的言行举止会吓到蒂姆。但毕竟我和蒂姆的关系已经进展到了一个程度，我必须把他介绍给我的父母——不只是为了让他们接受他，而是因为我真心地为自己的男友感到自豪，我迫切地想要让父母看看我有一个多么好的男友。
但正如我所担心的，那天简直糟透了。母亲明显对于蒂姆在她客厅里感到不舒服。我知道那一定是因为蒂姆母亲的缘故，或许还因为蒂姆家居住在树林中一个狭小的房车里，总之，这种种原因使普利金一家在母亲心中比“帕曲吉一家”还要糟糕。母亲为蒂姆端上杏仁饼干，她僵硬的脸上呈现出的表情，仿佛她在做着什么让人恶心的事，比如取出鸡的内脏，或是拿剩菜喂猪之类。与此同时，我父亲则滔滔不绝地评论着普利金先生的电器修理店。他提到市中心已经如何地被黑人给毁了，又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普利金先生，竟能坚持与黑人做生意”，最后他目光对准蒂姆，问道：“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我清楚，这是对蒂姆的考验。在父亲的眼里，蒂姆的地位也不见得比黑人高。如果蒂姆要迎合我的父亲，证明他高贵的白人血统，唯一的方法只有迎合父亲对黑人的贬低和轻视。但纯洁、诚实的蒂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维护他父亲顾客们的尊严。蒂姆说，如果没有那些人的光顾，修理店恐怕老早就得关门了；对于一个专业的电器修理工来说，电视机就是电视机，无论它的主人的皮肤是白还是黑。他接着说，他们的顾客大多彬彬有礼，双方从没发生过矛盾；事实上，他们中的有些黑人，反而是他见过的最善良的人。蒂姆的话不可避免地联系到最近发生的关于高中联合的骚乱丑闻。我父亲首先声明他不是“种族主义者”，但他认为合并两所高中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没有人愿意看到事情发展成这样，黑人不愿意，白人也不愿意。他还坚持说，这种做法比失去民主还可怕，这简直就是犯罪！可怜的蒂姆却还坚持想说服我父亲，他是那么年轻，那么聪敏，那么有礼貌，这些反而让他处于争论的下风。最终，父亲到底失去了耐心，把他手中的王牌，他最爱的论据甩了出来：“根据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秘密科学研究，他们证明了黑人种族的智商比我们要低劣。你知道，他们测量的可是真人的头骨！实验室里泡在甲醛中的可是如假包换的真人大脑！真正科学的事实，就活生生地摆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地下室里！这就是事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嗯，蒂姆？”
“我不敢相信！我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还能坐在这里听您讲完这样一些话！”蒂姆说着起身要走了，“很抱歉，詹金斯先生，先生，但我不得不说，您简直是彻头彻尾的无知。”
被一个“湿地里的大老鼠”骂作“无知”，父亲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愤怒的双拳在空中挥舞，似乎随时准备攻击蒂姆。我跳起来想要保护蒂姆，而母亲此时，她的脸已经僵硬到仿佛碰一碰就会碎成几百块碎片。她气急败坏地歪倒在沙发上，语无伦次地叫着：“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在这场闹剧之后，我和蒂姆肩并肩地坐在他父亲的小卡车里。我觉得没有脸面对蒂姆，只希望自己能消失在座位上。为什么上帝给了我一对这样可恶的父母？他们怎么能那么恶劣和可怕？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上帝要拿他们来惩罚我？
“你和他们不同，劳拉。你不是他们。”蒂姆轻轻地说道。他伸出手帮我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女孩儿们，永远不要害怕面对现实。”
这是玛格丽特修女常常挂在嘴边的另一句话，也是我最喜欢的话之一。下面这部分讲起来也许会很尴尬，但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过，我想你对于性的了解，应该比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多得多了，所以我猜我接下来讲的内容应该不会让你感到惊讶。我只是想要把事实告诉你，就是这么简单。
那时正是圣诞节假期。一天傍晚，我父母去了朋友家做客。你还记得扎卡里的冬天是什么样子吗？你小时候也来过这里不少次了。冬季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在那片三角形的松树林和甘蔗地中，冬季的到来缓解了一整年都笼罩着扎卡里的炎热和湿气。只有在冬季，我才真正感受到农场的魅力。空气开始变得清新，池塘的边缘开始冻结成冰，还有成群结队的褐色鹈鹕从结冰的池塘上飞过。也只有在冬季，当我和母亲一起在厨房做着南瓜派，或是帮父亲搬木柴的时候，那幅和睦的景象才能使我感到，自己和父母真正成为了一家人。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能想象：未来某一天，父母和儿女将会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大家成为伙伴，一起生活在一个平静、理智的世界。
在我父母走后晚一点，蒂姆来接我一起去购物广场看场电影。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地说不准我和蒂姆再见面，但显然，我父母并不认可我和蒂姆的关系。所以，自从那次糟糕的见面之后，蒂姆便尽量避免和我父母碰面，我也尽量不在家提起蒂姆的名字。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我和蒂姆还在交往。
蒂姆来了之后，我请他在客厅坐下，自己则回到房间换件衣服。他拨弄着壁炉里的柴火，我边换着衣服，边隔着门和蒂姆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当我换好衣服出来时，蒂姆还蹲坐在壁炉面前，轻轻拨弄着里面的木柴。
你看过男人拨弄壁炉里柴火的那副样子吗？我肯定你是见过的：他们不知从哪儿来的自信，好像自己天生就懂得如何让火燃烧得更旺——把柴火翻面，从一头撬动木柴，把它们重新排好。仿佛照看柴火是他们基因里继承的技能，一代一代，从最原始的祖先生活在岩洞和小木屋就开始了。蒂姆的嘴角微微翕动着，好像在喃喃自语着什么。他的下巴避开明亮的火焰，稍稍往一边倾斜。他并不知道我已经换好了衣服，以为我还在房间，却不知道我就站在这门背后悄悄地望着他。
如我之前所说，蒂姆并不是个大块头。那天，他穿了一件红色的外套，搭配了一条很好看的牛仔裤，脖子上绕着一圈厚厚的灰色围脖，向着炉火的左脸，被照得通红发亮。我偷偷窥视着蒂姆，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拨弄着柴火，那么放松、那么舒适的样子，我觉得自己看到了最私密、最无防备的他。我想这应该就是蒂姆最本真的模样，独自一人时的模样，也是我最钟爱的模样。
接下来的事，我不想以它来说明或是证明什么，而只是单纯地、把它以我记忆中的情况描述出来。当时，屋外天寒地冻，客厅里却很温暖。家里只有蒂姆和我，父母还有几个小时才会回家。在这样温馨、自由、温情的环境之下，我们做了任何一个十五岁女孩和十七岁男孩都会做的事情。
开关就在我手边的墙上。按熄了客厅里的灯光，我从蒂姆的背后搂住了他。我吻了吻他的脖子和耳朵，感觉到他局促地扭动着身子，同时又轻轻地笑着。他转过身来，把我轻轻放倒在地毯上。他的脸在离我鼻子几厘米的地方停住，仔细地凝视着我的脸庞，一只手温柔地捋着我的头发。他看得那么认真，仿佛想从我的脸上看出我们俩的未来。他看起来那么严肃，反倒使我感到有些不自然了。
“为什么你当初会想到邀请我跳舞？”这个问题我早就想问了。
“嗯？什么？”
“那天晚上，在那次新生舞会上。为什么你会选中我呢？”
他想一小会儿，说道：“我母亲去世后，周围的人都不敢和我讲话，好像我得了什么可怕的传染病似的。我记得那时，只有你会用一种同情的眼神看我——好像只有你理解，我那段日子其实有多么辛苦。”
“也许你不记得了，有天早晨，当我看到你的时候，你朝我微笑了。我那时刚走上校车，而你坐在车的最后一排，看着我，似笑非笑，好像在告诉我，‘高兴点，别愁眉苦脸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那个瞬间持续了大概半秒钟。我想你早就忘记了，但那的确让我一整天都很开心。”
我当然记得那个瞬间。“所以，”蒂姆接着说，“这就是为什么那晚我会邀请你跟我跳舞。我只是从来也没有——”他停了停。
“从来没有什么？”
他迟疑了一下，嚅动着嘴唇，似乎想要说什么，却又不知如何说出口。
“说啊？”我用膝盖顶了顶他。
“我只是长到这么大，从来……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幸运。”
在这个时候，我能感觉到蒂姆的感情已经超过了他语言所能表达的。从他内心最深处，蒂姆好像在向我表现什么，交给我什么珍贵而脆弱的东西，不能言说，一碰就碎。而此时他的真诚和信任仿佛也打开了我内心的什么东西，一种我无法言说的奇妙感觉。
要知道，在那晚之前，蒂姆和我除了亲吻，并没有做过更出格的事。虽然那些吻都那么令人陶醉，但毕竟，我从小是受着浸信会教规的约束长大的，加上那些圣经学校的校规，无论多么荒谬，仍然多多少少影响了我。然而蒂姆总是那么彬彬有礼，他永远也不会提出任何有可能冒犯我的要求。但那晚，那晚不一样。就是在那一晚，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完美，以致对与错，好与坏，都已经不能成为问题了。
我帮蒂姆脱掉了他的外套、毛衣，还有牛仔裤。蒂姆对于自己的身材并不骄傲，所以我从没见过光着上身的他。他还是一副未成年男孩的样子，有点瘦弱，有点单薄，但皮肤十分光滑。渐渐的，他不再羞怯，慢慢靠过来帮我脱去了衣裳，直到我们俩都一丝不挂，惊叹地打量着对方裸露的身体。壁炉前的我们，出于爱和信任，化身成了上帝最初所创造的年轻、美丽、无瑕、原始的人类。
或许我不该对你说这些。我知道，对于我们接下来所做的事情，人们也许会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可以把它形容成各种不堪的模样，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亵渎我们的所为。但我深信不疑，我们所做的没什么错，甚至反而是件好事。并且我确信，不论其他人怎么说，十几岁的我们完全有着爱一个人的能力。在某个特定的年纪，十几岁的我们甚至比任何人都更能全心全意地去爱。因为我们还没有遭受过背叛和伤害的打击，还没有领教到这个残酷的世界强加给我们的忿恨和偏见。我们，还保留着孩童时期对于爱最直接与真切的理解。
我不打算把每个细节都讲出来——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也免得你看了尴尬。就让我这样说吧，那晚我们俩满怀着腼腆而崇敬的心情，越过了那条神圣的男女界限。你也可以说，那就是我们的婚礼，我的一部分成为了他的，他的一部分变成了我的。要问我们是从哪里学会这一切的，我也不清楚。没有人教我们，这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我记得，当一切结束，我动情地啜泣了一小会儿。蒂姆搂着我，在我耳边低声地甜言蜜语着，直到我的心情再次平静下来。我们感叹着，欢笑着，手臂环绕着彼此，忘情得谁都没看到车灯的亮光扫过客厅的墙壁，也没听到“嗒嗒”的脚步声穿过门廊，直到我的父母踏入客厅，发现地上的我们。
紧接着的画面是那么的不堪入眼，以至于直到现在，对我而言，它还是一团地狱般血红的混沌。我母亲尖叫着捂住了她的嘴。我的父亲恶狠狠地吼叫出一连串我从未听过的污言秽语。他冲上前，把愣在地上的蒂姆拽起来，用力地抽打他，我则慌乱地摸索着躲到了沙发背后。父亲捏着蒂姆纤细的手臂，一拳接一拳地用尽全力打向他的脸。“拉住她！”父亲大声命令着母亲，叫她阻止奋力想要冲出来的我。母亲抓住我的肩膀，使劲地摇晃着，想让我恢复理智。一个茶几被掀翻在地上，一盏台灯被摔碎。一时间我们都变成了怪兽，嘶吼着，拉扯着。熊熊的火光把我们魔鬼般的黑影投射在墙壁上，无限拉长。最后，我父亲把一丝不挂、浑身是血的蒂姆踢出了大门，嘴里还不断地发出最恶毒的诅咒。我包裹着一条床单，颤抖地站在门厅，眼睁睁看着蒂姆滚下门廊的台阶。我无助地、不知所措地一遍遍尖叫着：“我恨你们！我恨你们！我恨你们……”
就这样，我被反锁在自己房间，永远禁止再和那个“堕落的杂种”见面。一个星期后，就在圣诞假期即将结束之前，父母带我来到了巴吞鲁日，参加圣心学院女子高中的入学面试。现在已经过了中午，你还没有回到家。
我决定停笔休息一下，于是上楼检查了一下你的房间。放心，我没有翻动任何你私人的物品，但我发现你拿走了旅行背包和牙刷。我打电话到米西?德塞勒家，是她们家女佣听的电话，他们全家人都出门了，女佣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于是，我顺便打给了你其他的朋友，至少是那些我所知道的朋友，但他们也都说没见过你。
如果说你此时是跟米西他们家一起去了劳德代尔堡FortLauderdale,是一座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县的城市。因该市有许多酒吧和俱乐部，派对气氛很浓厚，它一度因大量的春假活动而广为人知。，我是一点都不吃惊的。毕竟，这就是我们昨晚吵架的起因，不是吗？我记得，我们拒绝了你希望在春假期间去佛罗里达旅游的请求。随后而来的是一系列争吵、叫喊和咒骂。我宁愿被你叫做“伪君子”，或者其他任何更难听的称呼，但我还是不会改变主意，我和你父亲的决定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点我必须坚持，丽兹，我的上帝，你想想你才刚刚十五岁。如果我们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同意你，和一群疯疯癫癫的高中生在没有家长的监护下去佛罗里达整个星期的话，我和你父亲又算是怎样的家长呢？
在你父亲进屋吃完午饭之后，我终于说服了他报警。他并不情愿。他说，如果警察抓到你用学徒证件驾车上路的话，可就给你带来大麻烦了。为了你好，我们不该报警。但我说，我们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你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你是否会留下无证驾车的不良记录。就算你现在在外面犯了法，我们也得报警，除了这个，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结果，警察看来也帮不了我们什么忙。他们给的答复竟是，除非失踪了二十四小时以上，否则他们不会记录下我们的报案，并且，这种失踪必须有值得怀疑的原因。我说当然有原因，可你父亲不同意我的说法。接着他们给了我们一个电话，说那是专门管理青少年事务的部门。他们会帮我们解决家中叛逆青少年的问题，我们可以打电话联系他们安排谈话和观察课程。我忍不住夺过你父亲手中的电话，对警察说，你并不是什么叛逆青少年，只是失踪了；并且，如果警察不能帮助人民解决问题的话，就称不上警察；他们月月领取由纳税人提供的工资，不就是为了可以为人民服务，保护我们人民的吗？我仿佛失去了控制，对着电话滔滔不绝地叫着，直到电话线另一端的女人终于失去了耐心，挂了我的电话。在那之后，我又把电话打给了所有附近的医院。感谢上帝，没有任何与你外貌相似的女孩子的入院记录。
我刚才叫你父亲开着车在附近绕一绕，试着去碰碰你。但他又觉得没有必要，他说，如果你早就去了佛罗里达，他怎么绕也是碰不见你的。即使你没有去佛罗里达，他也不可能在这个五十万人口的城市里随便绕路就指望碰到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儿。他说他会先去家庭用品店给草坪买一点肥料，再去购物广场逛一逛，说不准你就在那儿试新衣服呢！你父亲笑了起来。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我没好气地说到，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丽兹，如果你觉得我们之前对你太苛刻，太严厉，或者太过别的什么，现在想用离家出走来惩罚我们的话，那么你成功了。我们感受到你的不满了。当你回家，我发誓我们不会生你的气，我们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找到一个让你满意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只希望你能安全回来。你知道，如今有那么多可怕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打开电视，盼望着能在午间新闻里看到什么关于你的消息，你一定觉得我疯了，我自己也知道。结果，我当然没能看到你，反而看到一条关于去年失踪的十二岁女孩儿被警方找到的消息。他们是在一对本地夫妇家专门打造的隔音地下室里找到她的。那对中年夫妇，和每个正常人一样，有工作，有朋友，他们可以是任何在路上与你擦肩而过的人。但他们对那十二岁女孩所做的，是正常人都难以想象的堕落至极的事。那些恐怖的画面，你连想都不会愿意去想。我只希望上帝帮帮那可怜的女孩儿。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担心你了。抱歉中断了我的故事。既然我决定把整个故事完完整整地讲给你听，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继续吧。“矛盾修饰法。”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个也是玛格丽特修女教我们的。这是一种写作手法，当你想要特别强调某一件事或某一种感觉时，把两个相互矛盾的词放在一起，来达到强调的效果。比如“残酷的仁慈”或是“甜蜜的痛苦”。有一个是我尤其喜欢的例子，也是一个在七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说法：“无偿的爱。”
能有比这两个更加矛盾的词吗？从古到今，爱何曾是无偿的？什么时候，爱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当我的父母开车带我来到巴吞鲁日参加圣心学院女子高中的面试时，我的心中满是失落的伤痕。整个周末，我都躺在床上哭泣着，拒绝吃饭或是跟父母讲话。我母亲在门外啜泣着，问我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父亲则不断地摔门，弄出各种声响，并诅咒着那些“毁坏了这个国家的道德和体面”的黑人、流氓、嬉皮士和犹太人。如果说扎卡里高中的改革，让他们产生了送我来一所私立住宿高中读书的想法，那么，那晚抓到我和蒂姆在客厅地板上的事实，则促使他们做出了最终的决定。但无论如何，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的前途着想。被锁在房间的那几天，我听见父母商量着这件事。我从某种角度上也认同了他们的说法，我开始感到自己和蒂姆所做的事是罪恶的，而无论对谁，眼下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分开。
我坐在车的后座，呆呆地看着车窗外光秃秃的树干和冬天的田野飞快地掠过。我的父母坐在前面，整整一小时的车程，他们只交换了不到十句话。暖气使得车里的空气温暖而令人窒息，更令人窒息的是我们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怀有的羞愧、怒气和罪恶感。
在圣心女子学院的校长办公室里，我们围成半圆，坐在伊夫琳修女的办公桌前。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了：墙上恭敬地挂着一个十字架，裱好的罗马教皇像，还有耶稣指向自己闪光的心的那幅图画。我父亲两手摆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着，试着表现得既真诚又有风度。我母亲坐得笔挺，两脚在椅子下拘谨地交叉着，穿着一双过时的黑色布鞋和一件镶着过大的黑纽扣的灰色羊毛连身裙。或许她认为这套衣服使她看起来更像天主教徒。
《致我离家出走的女儿》：第4节（2）
作者：乔治·毕晓普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你可记得你的外公是多么不信任天主教徒？对他而言，天主教徒几乎和犹太教徒一样恶劣。在那次面试过程中，我看见父亲脸上那熟悉的狡猾和心虚，和他在跟户外用品店的老板讲价时的表情一模一样。他说，他和我母亲是如何努力地想提供给我——他们唯一的女儿，最好的教育；而他们又如何欣赏圣心学院高中的盛名，不论在道德还是教学上它都是一流的；还有虽然我们本身不是天主教徒，但一直对贵教的神父和修女持有崇敬的心情，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看顾下的虔诚信徒，等等等等。我母亲则不断在一边点着头，附和着我父亲所讲的一切。她还补充道，她自己从小的心愿也就是能到一所天主教学校里受教育。多么突兀而怪异的说法，全是谎言！但毕竟，他们又怎么可能坦坦白白地说出真正的原因呢？因为实话恐怕会是：“我们之所以到这儿来，是因为我们不喜欢有色人种。而且我们还抓到女儿和一个住在房车里的男孩在家里客厅的地板上做爱！”
在我父母说完之后，伊夫琳修女转向我，问道：“那么你又是为什么想来这里读书呢，劳拉？”
我没想到她会问我这个问题。我父母也没有预料到，他们焦急地望着我。我看到父亲粗糙的脸颊下，颚骨紧张地错动着。母亲保持着她那向来僵硬、紧绷的微笑。伊夫琳修女的头则微微歪向耶稣画像下的那一边。
在那个时候，我对圣心学院没有任何特别的看法。但我为我父母的行为而不齿，包括他们所做的一切，所代表的一切——他们的顽固、伪善，他们内心中真正的卑劣。而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我和蒂姆的关系不可能继续下去了，所以待在扎卡里家里，或是来到巴吞鲁日的寄宿高中，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分别。对于一个失去了希望的人，下一个监牢也不会好过这一个监牢，待在哪儿已经不重要。
伊夫琳修女等待着我的答案，在她身后，耶稣指着自己的红色心口，也在命令我开口。
“我只是想要自己生活得更好。”我终于说道。这是一句实话，至少我能说得也就这么多了。
那时候我也曾想过，圣心学院为什么会接受我这个学生。我怀疑伊夫琳修女知道，我转学来的原因并不像我们所说的那么简单。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高中改革之后，我们并不是第一个敲响这所学院大门的非天主教徒家庭。并且，众所周知，任何家庭有出了什么问题的女孩儿，都会把她送来圣心学院进行改造。不过当然，这些都不是大家当面会讲出来的。如果撇开真相不说，或许圣心学院的修女们只是把我看做信仰的又一个成功见证：可怜的扎卡里乡下女孩被困难笼罩着，等待她们的救赎。另一个异教的孩子，被主拯救。
***
一九七 年新年前的星期天晚上，阿加莎修女带着父母和我穿过一条黑白相间的走廊，来到我的房间。圣心学院修道院的一边是专门腾出来给那少数的住宿生住的。那一年，阿加莎修女告诉我，她们总共有三十二个住宿生，加上我，现在是三十三个。
那三十二个脑袋几乎都从走廊两边探出来，注视着我的到来。我拉着一个行李箱，我母亲抱着被单和其他床上用品，我父亲则托着一个装满书籍和其他杂物的纸箱。阿加莎修女向我们介绍寝室里的各项规矩，公共电话的位置，以及我半工半读的职责所在。我的新室友梅丽莎?塞耶是从哈蒙德来的。我母亲抱了抱我，与我道别；我父亲，不情愿地被母亲推上前，在我脸颊印了一个生硬的吻。他们临走前，父亲给了我五美金。整个过程梅丽莎一直盯着我看。
“欢迎来到女子修道院！”父母走后，梅丽莎说道。她长得又高又瘦，轮廓分明，讲话的方式也很突兀。“劳拉?詹金斯，”她上下打量着我，问道，“你是什么人？是个乡下女孩儿，对吧？”
“我从扎卡里来。”我答道。
“哦，不好意思。”梅丽莎说。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对话。
你能挑选出你生命中这么多夜晚里的一个，说“那是我一生中过得最糟、最孤独的一晚”吗？我可以。对我来说，那就是来到圣心学院的第一晚。我被强迫和男友分开，被父母抛弃，我觉得自己是整个宇宙最不幸的十五岁女孩。当我赤裸裸地了解了自己的处境后，我全身被一种孤独感填满，每一根骨头、每一个器官都在绞痛着。我的父母不可能突然开始自责后悔，明天就来把我接回家。蒂姆也不可能突然在窗外的草坪上出现，用双臂把我从这黑暗里拉出去。我对未来的生活没有任何好期待的。惨淡的月光冷冷地透过铁窗打在墙壁上，印出一条条灰影。埋头在一层薄薄的被褥里，我努力地压低着自己的啜泣声，尽量不打扰我的新室友休息。大约午夜前后，房间对面的梅丽莎向我叫道：
“你不介意小声点吧？我正试着入睡呢！”
***
转校生一般都很难融入集体，而像我这样一个学期中才插入的转校生，要交上朋友就更难了。圣心学院的大多数女孩儿都是来自传统的巴吞鲁日家庭，她们的母亲和外婆也都是学校的校友。所以对于一个从外地来的新生，她们当然是对我充满好奇的。那天早上，我就像一只动物园新运来的大猩猩，接受着大家目光的洗礼。我不断地整理着新校服。它是那么不合身，该松的地方不松，该紧的地方不紧。其他女孩儿都穿着漂亮时髦的小皮鞋，而我穿着一双破旧的厚底长靴，深蓝色的及膝袜直往靴子里溜。我重复地在每个不同的课堂上自我介绍，叫什么，从哪里来。“说说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吧！”这个问题常常让我不知所措，终于在一段尴尬的安静后，我敷衍地说：“爱好阅读。”这个答案至少在玛格丽特修女的文学修辞课上，得到了她的赞赏。
午饭时间，我在餐厅跟一桌和我一样不合群的女孩儿们坐在了一起。你再也找不到比她们更被整所学校所忽略的人了。这个小团体里有我这样的领着贫困助学金的转校生；有一个害羞得几乎自闭的亚洲女孩，名叫苏琦琼，她从来也不说一句话，据说她羞于提起自己的名字；有一个叫克里斯蒂?李的女孩儿，是全校五个黑人学生中的一个，走路悄无声息，似乎希望自己是个隐形人；还有一个女孩，叫做安妮?哈丁的，她的脖子被固定在一个奇怪的铁制颈椎脖套里，戴着这么个玩意使她转头的时候不得不连身子一块转过去。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坐在一起的这几个人，被其他女孩儿们称为“施舍对象”。
你想过吗，为什么许多不幸的人都对这个世界怀恨在心？为什么他们常常气愤地拒绝他人的援助。我知道原因，因为我曾和她们坐在同一桌。在圣心学院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明白了所有所谓“施舍对象”们的心理，那就是：任何善举和同情也都是残忍的。如果有的女孩儿对我们好，我们很清楚那只是出于天主教徒的义务，因为她觉得她必须善待我们。如果另外一些女孩对我们不好，那反而才是人们骨子里最真实的表现，人性本来就是这样堕落和卑劣。所以我们，这群“施舍对象”，我们的生活注定是苦涩的，不论是在被接受，还是被拒绝的时候。
看来你是幸运的，丽兹。你有一大帮的朋友，而且据我观察，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施舍对象”。但话说回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多么幸运，还是会在生活中时不时地觉得自己也是这样一个“施舍对象”。
我在圣心学院的第一个星期只能用迷茫和灰暗来形容，唯一的一点安慰来自一封信。一天午后，阿加莎修女将这封信送来我的寝室。直到三十三年以后的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信封的形状和它带给我的温暖感觉。信封的左上角写着寄信人在扎卡里的地址，一张六分钱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邮票粘在右上角，正中间则是我的名字，方方正正地写着“劳拉?詹金斯”。信封里对折着一张从笔记本里撕下的纸，整页布满了他的字。那些字就像他的性格一样，透露着青春期的笨拙，又努力试着显现出一份正直和男人味。
“亲爱的劳拉。”蒂姆这样开始。接着他说，他并不擅长写信，但他只是想告诉我，我想象不到他现在是多么想念我。如果我们的分开要怪谁的话，那全是他的错。无论如何，他是个男人，他应该为我们的安全负责任。这并不代表他后悔了，那晚，无论后来发生了什么，会永远成为他生命里最美好的一晚。因为那晚，他写道，正是那晚，让他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就这样我们开始以书信来往。我在圣心学院的整个时期，一直坚持着这个习惯。在我远离家乡的最初的日子，只有这个维持着我生活的希望。它对我就好像是一片干涩的大地上的唯一一棵绿树。
我刚一看完就忍不住提起笔开始回信。我想告诉蒂姆我也一样地爱着他和思念着他。我写到了在寝室度过的难熬的第一夜，我的室友梅丽莎，还有午餐同桌的“施舍对象”们。在海伦修女——耶林?海伦——讲的科学课上，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着信。而每当下午，有些女孩在操场上和隔壁天主教高中的男生们打情骂俏，有些女孩在上钢琴课，或是参加篮球练习赛，而我只热衷于在图书馆里静静地给蒂姆写信。夕阳西下透过图书馆布满灰尘的天窗，在地上拉出一条长长的阴影。我看不到周围，只是迫不及待地在一张张白纸上倾泻着我的孤独和苦闷。我越来越渴望看到蒂姆的回信，好像那是一副我生存所必须的药剂。每当阿加莎修女在下午来到寝室送信给我，虽然她那副破旧眼镜背后，一双眼睛里充满着憎恶和不屑，我还是激动得心脏都跳到了嗓子眼。谁会想到一个小小的信封里能包含这么多的快乐？如果哪一次蒂姆回信迟了几天，我会急躁地又再寄出一封信，询问没有回信的原因。而蒂姆就会回信向我道歉，说他周末和“兄弟们”聚了聚，去远足打猎，所以没能及时回复我的来信。但他叫我不要担心，他时时刻刻都惦记着我。可我回信质问，明知道我被困在这样一个牢狱里，他怎么还能和朋友快乐地相聚，他难道不为我感到伤心难过吗。而且，为什么这次来信的署名写的是“爱你的蒂姆”，而不是以往的“永远爱你的蒂姆”？也许他根本不像我想念他那么想念我。也许他所谓“生命里最美好的一晚”，其实也并没他嘴上说得那么好。也许我们干脆都忘了以前的事反而对两个人都好……我任性地无理取闹，直到蒂姆用快递回信来告诉我，我的想法是多么荒谬。回信里的每一句话，都充斥着一个女孩子最想听到的温柔感人的词句。在那张纸上，我发现，争论也可以这么美丽。
我承认，那时的自己其实有点陶醉于这种悲伤的戏剧性。我们就是每一对曾经相爱又被分开的年轻情侣。我们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是爱洛绮斯和阿贝拉。我们是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但我们比他们任何一对都伟大，因为我们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上。而这些代代相传的凄美故事和其中难以言喻的深刻意义，使我们的被迫分离变得可以忍受。我敢说，我们的分离有时甚至变成一件快乐的事，一份只属于我们两人的、甜蜜的、秘密的痛苦。
我知道你又想翻白眼了，随便你。在现在这个被电子邮件和短信占领的时代，我和蒂姆曾经拥有的记忆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个“时代错误”。（也许亲爱的，你还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它源于现代拉丁语，形容那些过时的、几乎原始的东西。）但我真的希望你，我亲爱的伊丽莎白，某一天你也能感受到这份“时代错误”带来的快乐；当那一天来到时，你会经历收到爱人来信的那种不可替代的愉悦感受。
***
接下来，如果我和蒂姆就从此过上了开心的日子，那么这个故事就根本不值得讲了，对吧？事实上，的确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就在圣心学院第一学年的尾声。这件事让我领教了十几岁的女孩可以对对方多么残忍，至今难忘。
那年五月份，是我来到圣心学院的第四个月。我没有培养出丝毫对这所学校的喜爱之情。把情感放在一边，我只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学校对我的收留。父母为了省钱帮我申请的是半工半读，这基本上意味着，我就是修女们随叫随到的奴仆。每天早上六点钟，当修女们还在礼拜堂行礼的时候，我和其他两个半工半读的学生便会去厨房，帮厨师梅迪准备早餐。在那之后，则是早上的课程。然后去厨房准备午餐，下午继续上课、自习等等，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循环。
这样修女式的生活制度，对于抑制少女任性的情怀有出奇的效果。不管是谁最先发明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必定是个天才。我几乎没有时间记起自己的悲伤。
逐渐地，我也开始和其他的“施舍对象”们成为了朋友：苏琦琼的补习帮我通过了第一年科学课的考试；安妮?哈丁不自然的行为举止中则隐藏着她独有的幽默感，正如她脖子上戴着的钢铁矫正器，常常让我们在最低靡的时候振作起来。在自习课上，除了给蒂姆写信之外，其余的时间我都在学习。我的成绩慢慢变好了。我的一篇关于《傲慢与偏见》的论文，在玛格丽特修女所授的文学修辞课上拿了一个A加上“非常好！”的评语。这是我人生中所拿的第一个A。我的父母对此自然十分满意，这肯定了他们送我来这所天主教高中的决定。他们认为自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些修女看来还是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的。
但是，尽管我在礼拜堂聆听了无数次的布道教诲，尽管我母亲竭尽全力地讨好我，带我去巴吞鲁日最大的商场购物，星期天晚上准备美食包给我带回寝室，还是没有能够令我原谅父母如此残酷地分开我和蒂姆。当我偶尔坐长途汽车回扎卡里家中过周末，我父母仍然不允许我和蒂姆见面或是讲话。任何形式的联系都是不允许的，提都不要提！当然，他们对我们的书信来往是全然不知情的——至少在五月份之前，在我即将要告诉你的这件事发生之前，我父母对此事一无所知。
那已经是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尽管空气中还浮着期末考试的紧张气味，但不论是在教室还是寝室，对暑假的期盼已经使得每个人都变得轻飘飘的。阳光倾泻在窗外的橡树和草坪上。松鼠在树枝上你追我赶，惹来蓝鸟的抗议。天主教高中的高年级男生，因为即将毕业而变得更加大胆。纷纷驾着车围着修道院绕圈，引来一些不计后果的女生热情的回应。她们穿过马路，和男孩儿们从车窗里交换情书、亲吻或承诺。
一天午饭过后，我正穿过二楼大厅的走廊，一楼前厅的一阵骚动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群女孩儿簇拥在正对教师办公室的告示板前，你推我攘地窃笑着。我走下楼想要一看究竟，其中一个女孩发现了我，她惊叫道：“哦，我的天啊！”随即，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当我慢慢走近告示板，一种恶心、恐惧的感觉渐渐缠绕住我的身体。女孩们稍稍退开，给我让出了一条路，但她们并没有完全散开，大家大概都想看到我的反应。
在告示板上，除了平时的社团会议时间表和午餐菜单以外，一封蒂姆写给我的信竟被钉在正中间最醒目的位置。
“这是谁做的？”我环视着周围。全校能接触到学生信件的只有那些修女们，和几个热心社团的学生助手。“是谁把这个放上去的？”当然，还是没人回答我。我又看了看信，那一封信我还没有读过，寄出日期就在两天前。信纸不同以往，是一张干净洁白的打印纸，仿佛是蒂姆格外用心挑选的。我感到背后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每一双都像针刺在我背上一般炽热，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只好继续看信。
“我心爱的劳拉。”信就是这样开始。而接下来我只看得见最隐私的部分，仿佛那几句话是用发光的墨水写下的：“一定会有什么办法，让我们重新在一起的。”我读到。“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事能把我们分开，你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还有，“当我们再见面，我发誓我会紧紧地、紧紧地抱住你，再也不让你离开我。我不能放弃你，不能就这样轻易地放弃。我爱你。难道你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爱你吗？难道我还没能证明我对你的爱吗？”就这样，一句接一句，一句比一句投入了更多感情、更亲密。“你怎么能怀疑我会停止对你的渴求呢？我永远都不会。你是我所认识的最性感的女孩。”
我可以感觉到身后的女孩正等着看好戏，看我对这个残酷的玩笑会做出什么反应。我能从面前玻璃窗上看到她们的表情。我不想让她们看到我彻底崩溃，至少暂时还不想，那样只是满足了她们的愿望。我试着打开玻璃窗，想取出那封信。我摸索着插销，但锁得结结实实，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转身向着人群。
“谁干的？”我叫道，“到底是谁干的！”一些女孩向后退了退，一些低头偷笑着，还有的被吓坏了。我看见安妮?哈丁站在人群最后面，困在她的矫正器里，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好像就要哭出来似的。我又转向告示板，使劲掰弄着那片薄薄的玻璃门，但我还是打不开它，于是我干脆向后退了一步，用尽全力一拳打了上去。碎片落在了告示栏里，一大片玻璃砸在了地板上。有人尖叫起来。我把一只手挤进碎玻璃中，一把扯下了那封信。那一刻，我的眼睛里和耳朵里仿佛都刮起了风暴，看不清也听不清任何事。身后的人们推搡着，有人还在尖叫。我低头一看，满眼血红色。我还奇怪那是从哪儿来的。我看到自己白色衬衣上布满鲜血，还有鲜血滴在我脚下的地板上，连我握着的信纸上，也开出了一朵朵鲜红的小玫瑰。
接着我发现阿加莎修女正摇晃着我，她叫道：“你要镇定下来！小姐你得立马镇定下来！”我抗议着，透过脑子里暴风雨般的噪音尖叫着：“放开我！我什么都没做！都怪她们！是她们做的！全是她们做的！”
阿加莎修女试着从我手里拿过那封信——好像那封信才是罪魁祸首。
“你把那个给我。”
“不！”我边哭边和修女抢夺着那封信。直到最后我做了一件你永远也不该对修女做的事：我打了她。我朝她的胸口用尽全力打了下去，她狠狠地倒向墙壁。紧接着，我感觉到好几只手一起抓住我，把我拽向了走廊另一头的医务室。
我承认那时的我是有点歇斯底里。可只要有一丝怜悯之心的人都应该理解我的心情。护士帕米尔小姐关上了医务室的门，猛地拉上了医务室靠着走廊的窗帘。修女们围了上来，试着帮我止血。与此同时，帕米尔护士给我打了一针，说是为了让我镇定下来。仿佛我不是一个受了伤害和羞辱的高中女生，而是个精神错乱的疯子。
不管她给我注射了什么，药物在我身上马上产生了效果。我突然变得意识模糊，好像喝醉了酒，觉得什么都无关紧要了似的。人们进进出出，上课铃打响，有人打着电话。每次医务室的门被打开，都有不同的女孩把头伸进来，每张脸上都奇异地混合着想象、恐惧和同情。“有什么好看的？”我想说，可是实在是提不起劲来。
我被拖出了学校，塞进了一辆车里。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发现文学修辞课的玛格丽特修女坐在我旁边，抓着我缠满绷带的手。更让我惊讶的是，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温柔地说着：“好了，好了，没事了。你会没事的。”
我被送到了巴吞鲁日医院，左手腕上缝了六针，打了一针破伤风。整个昏沉、痛苦的过程都是由玛格丽特修女握着我的手度过的。当我躺在休息室的床上，我的父母终于冲了进来。我母亲充满担心地抽泣着，我父亲的头发里和工作服的肩膀上还散落着干草，看起来竟然有些滑稽。玛格丽特修女用最婉转的方式向他们叙述了整件事情：在学校告示板上出了一点小意外，不是什么大事。手腕划破了一点，其实没有必要缝那么多针的，但安全一点总是好的。像劳拉这样的转校生刚开始一般都是有些吃力的，但劳拉把握得很好，你们的女儿没事，她很好。她现在需要的，好心的修女说道，只是休养和大家的谅解。
你应该可以想象我对玛格丽特修女有多么感激了。在那天以前，我对她的印象只停留在一个苍白的、脑子里只有语法的修女形象上；她身上微微有一股图书馆的霉味，走路时会发出沙沙声，仿佛她的身体是用羊皮纸做成的。而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里，她变成了我全世界最好的盟友。我也高兴地发现，原来并不是所有修女都像我想象的那样——虔诚的表面下其实隐藏的是一个个可怕的巫婆。
但这位好心的修女只能照顾我到寝室的门外。走进寝室大楼，修女阿加莎接管了一切。她和我母亲一起把我送回房间，命令我在接下来的两天必须在床上休息。我不可以离开这幢大楼，我不准去上课，我也不能接见任何访客。换句话说，我被关了禁闭。
她们走后，坐在房间另一边床上的梅丽莎看了看我，她扬起眉毛，用近乎佩服的语气问道：“哇！你做了什么？你是割伤了自己吗？”
“不要管我。”
“有什么大不了。我只不过是问问。”
我的父母此时则坐在校长办公室里，和校长伊夫琳以及修女阿加莎进行着一场严肃的谈话。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在商量着些什么；只是在后来，我才能把零零碎碎的事件拼凑在一起，得到那场谈话的完整经过。两个修女一定是把那封惹祸的信拿给了父母看。我母亲，经受不起房间严厉的气氛和墙上的十字架，最终承认了我被送来圣心学院的丑陋的、真正的原因：全都是因为这个无耻的男孩，就是写下这封无耻的信的人，是同一个人。都是他的错，母亲一定是这样说的。就是他让他们纯洁的女儿变得堕落，从而导致了这一切的一切……无耻之徒！上帝啊！我又能做什么呢？
令我母亲安慰的是，修女们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她们是有经验的，两人一起递给我母亲纸巾。一直别扭地坐在旁边的父亲此时开口，提出当下最明智的处理方式应该是，没收任何这个男孩再寄来的危险、罪恶、肮脏的信件。（“对，对，就应该这么做。”我能想象到母亲在一边低声附和着，还边抹着眼泪边点头。）修女们向我父母保证，她们会好好看管我。在暑假期间，劳拉绝对不能和这个男孩见面，要多鼓励她参加一些别的活动，比如排球，或是学学针线之类的。（“对，对，当然，我们会这样做的。”“我们会照做的。”我父亲也加上一句。）在那之后，当她下个学期回到学校时，劳拉就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了。我们会帮助她多和其他女生交朋友，参加一些社团。她需要的就是这些。（“对，对，她就是需要这些。”）修女们还说，她们见过更糟的情况，而通常，在温和而坚定的指导下，可怜的迷途羔羊最终会找到回家的路。我的母亲不需要担心，她们会照顾好我的。她们知道对我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哦，谢谢你们，我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唉，残酷的仁慈。
唉，吝啬的施舍。
唉，甜蜜的、无偿的爱情。
那个伤疤，既然提起，就顺便说一句——它还在我左手腕的内侧。我记得你小时候曾经问过我这是怎么来的。那天下午，我们在后门走廊，你坐在我腿上，我帮你梳着头发。你用你的小手抓住我的手腕，伸出一根手指，来回摸着我的伤疤。我告诉你的故事，几乎和玛格丽特修女那时在医院告诉我父母的一模一样：在学校告示板上出了一点小意外，不是什么大事。手腕被划破了一点，其实没有必要缝那么多针的。
那么，现在你总算知道事实的真相了。现在这个伤疤已经很淡了，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了。但就在我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我抬起手臂，还能看到一条浅浅的凸起：算是我在圣心学院第一年的纪念品，也算是给我之后会经历的那些伤痕一个预兆吧。但更重要的是，我亲爱的女儿，就在我坐在这儿等你回家的时候，这个伤疤让我记起，生活在你这样的年纪是多么不容易。
从哪儿说起好呢？现在是凌晨，我坐在这里，想着你会去哪里，希望你安全。自打你离开，我便无法入睡。但是你父亲说还没有报警的必要。他认为你很有可能只是发发小脾气，一旦用完了钱，或是车耗完了汽油，不管两种问题先发生哪一种，你就会回家。你父亲还认为，我不应该全怪我自己，以你昨晚跟我说话的口气，任何母亲都不可能像我一样容忍你。况且，他说，我那一巴掌根本算不上一巴掌。
但是我怎么能够停止责备自己呢？不断浮现在我脑海的，都是你昨晚一只手捂住脸颊时的可怕表情：满脸惊愕和痛苦，还有那近乎仇恨的冷酷眼神！昨晚的深夜，我听到后门砰的一声狠狠关上，我还在暗暗自语：哎，那就是我女儿！她就这样走了！就在那一刻，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多糟糕，直到看着我们家汽车的尾灯发出的微弱亮光消失在路的尽头——我才彻底明白——我的女儿离家出走了。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很清楚一个十五岁女孩儿的感受。说到这里，我几乎可以看到你对我的话不屑地翻着白眼，但我这么说绝没有冒犯你的意思。不过信不信由你，我也曾经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儿，也曾跟我的父母吵得不可开交。那时，我还发过誓，如果将来我也有女儿，我会做一个比我母亲好上一百倍的妈妈！我曾经一再告诫自己，决不能让我的女儿承受我所经历的不恰当的教育！我会是一个完美的母亲：善解人意，富有耐心，和蔼并且理智。我会听我的女儿讲述她的心事，在她需要的时候及时帮助她。我们将一起建筑一道彼此信任的桥梁，让它引领着我们直到变老。我们的关系里只有爱，没有恨；只有和平，没有战争——事情似乎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许多事情都不像我们原本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吗？很多次，当你晚归时我朝你大吼大叫，或是批评你的衣着与挑选朋友的品位，以及你对于家庭、学校和未来的冷淡态度，等等……我仿佛听到我母亲的声音从我的嘴里冒出来，有时候甚至一字不差。尽管我曾经对自己那样发誓，但我还是发现，我渐渐变成了自己的母亲；而你，自然，也渐渐变成了当年的我，重复着我当初的行为和受过的伤，谁又想到，母女之间竟然会是这样一个怪异的错误的循环。
我希望终止这样的循环。我前思后想，但还是不知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好。除非我规定自己要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我母亲没做过的，而她做过的所有事情我一件也不做。但毫无疑问，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对于我母亲来说，是残酷而且不公平的。我的母亲，在有些时候，也是一个称职的好母亲。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我母亲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也许是她作为母亲最大的失败——那就是她从没有诚恳地、心平气和地给过我任何关于成长的建议。哦，没错，她给我制定过足够多的规矩，她整个人都好像是规矩堆积起来的：要坐直，膝盖头要并拢，不准乱跑，不准大喊大叫，不准动不动就皱眉头，不能化太浓的妆，不然男孩子们会觉得你是个妓女。但是她从来没告诉过我真正想知道的东西：一个女孩子应该怎样长大？要如何经过“青春期”这叫人不知所措的青涩年龄段，变成女人？
也许，这正是我可以帮助你的地方。我总是幻想着这样一幅画面：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没别的，只是母亲和女儿谈着心。你终于摘下了你的耳机，我终于关上了我的电视，你父亲在公司做他自己的工作，整个下午都只有我们俩在家。我会以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我青春期所经历的一切。目的决不是要吓唬你或是让你觉得尴尬，而是让你能够发现，我们原来并不是那么的不同，我和你。我知道处在你的年纪是怎样的感觉：毕竟，我也曾经在那里。我走过了那段日子。我想，如果你知道了我在青春时代犯过的错误，也许你能学会不再重复它们，远离我所受的伤害。换句话说，你的成长过程能够比我的成长经历更加美好。而今天，在你十五岁生日的今天，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我们母女谈谈心的一个好时机。
不过，我所憧憬的美好谈心，看来是不可能发生在今天了，你认为呢？昨晚，当我打了你一巴掌，当你愤然驾车离去，事实已经摆明，这次谈话是不会发生的了。我现在再想说什么，我看你也是听不进去的。我的女儿，多少个“对不起”也不能表达我的歉意，我只是真心希望你能原谅，并且重新信任我。所以，我决定趁着坐在这里等待你回来的时候动笔给你写封信，写出所有我早该告诉你，却每次又欲言又止的话。虽然区区一封信很难替代我一直期盼的面对面谈心的方式，但至少，我觉得这是个好的开端。但愿你能理解我写这封信的心情。尽管今天已经不太可能，我还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能够接受这份生日礼物，一份我的母亲从来没有给过我的礼物。此时此刻，我只想尽力并且用心告诉你：一个女孩子到底是如何成长的，生活的真谛究竟是什么。
***
这已经是今天下午的第三杯咖啡了，我还看不到任何你要回家的迹象。你父亲在花园里修剪草坪，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现在还早，我暂时还不打算惊慌失措地出去找你，而且我也不愿想象任何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我依然期望着你能回家和我们一起庆祝你的十五岁生日，哪怕只是几个小时。但愿你平安无事，丽兹！
“从头开始。”玛格丽特修女一直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那么故事的最初，我想是在一九六九年，那年我正是你这个年纪，是我高中的第一年。那时候我们家还有一个农场，你知道的，就在扎卡里,你的外公外婆曾居住的那幢老房子。那时的扎卡里跟现在可不一样，那里还只是个偏僻的小镇。我常常觉得我们好像住在火星，和这个世界的距离是那么遥远。我们的屋子就在一条砾石小路的尽头，和其他的屋子有差不多一里半的距离，大多时候，我很讨厌住在这里。用你的话说，我可算是个地道的乡下女孩儿，因为我会骑马，如果必要，我还会挤牛奶。但事实上我一点也不喜欢什么奶牛、马匹或是收割苜蓿。我上学读书，翻阅无聊的杂志，每星期五晚收看电视剧《帕曲吉一家》，心想世界上其他人的生活一定都比我的多姿多彩。也许就像你现在的心情一样。
你外公外婆都是浸信会教徒，你可以想象，他们对我的管教比我对你的要严厉多少。形容他们为“保守”是很宽容的说法，如果要更确切地形容他们，我想“眼光狭隘”和“种族主义”应该更为恰当。
我母亲憎恶《帕曲吉一家》，她认为一个四处流浪的单身母亲和一群留着长发的小孩，再加上一辆满是涂鸦的校车，简直令人不齿。这样乱七八糟的一家子竟然还在电视上大肆播放！而我父亲，也就是你的外公，我真不愿意说出口，但他的确是憎恶黑人。
令人难以置信，那个时候路易斯安那州的学校才开始融合。我一定告诉过你，直到一九七 年以后，我们扎卡里高中的白人学生和林肯高中的黑人学生才合并成立起一所学校。可想而知这项决定引起了多大的骚动，尤其对于像你外公这样的人。他们发起了很多次集会，联邦警察出动了，三K党KuKluxKlan缩写为KKK，是美国一个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民间组织，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组织。也插手了……
我父母开始考虑我的转学，他们决定送我去巴吞鲁日的天主教会寄宿高中。我父亲说，那比让我坐在一个“该死的有色人种”旁边浪费一整天的时间要好多了。
***
现在，我终于要告诉你，我以前从来没讲过的这一部分了，至少没有具体讲过。也许你听我提到过“那个和我一起长大的男孩”，但他是有名字的。他叫做蒂姆?普利金。蒂姆那年十七岁，在扎卡里高中是我的学长，我那年只是一个刚入学的新生。我们第一次见面——或者我应该说，我们第一次讲话——是在新老学生的见面派对上。我那时和我的朋友们站在健身房天台旁边，每个人都穿着流行的喇叭裤和松糕鞋。就在那时，他突然走向我，
他说：“嘿，呃，劳拉，想跳支舞吗？”
我很惊讶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我们之前坐过同一辆校车，我也在餐厅见到过他，可我们从来没有互相介绍过。蒂姆并不是那种很受女生欢迎的男生。他的肩膀太窄，脖子也太细了。他参加的社团也都很偏门，比如“侦察鹰”和“汉姆热爱收音机”之类的。但他有着漂亮的栗色头发。当他向我走过来的时候，他那漂亮的头发盖在额头上，潇洒地半遮住他的右眼。那个新生之夜他的胡茬剃得干干净净，穿着一件洁白的翻领毛衣，外套是一件蓝色的运动夹克。我还记得那首歌是亚骑士的《蜜糖,蜜糖》“Sugar,Sugar”是亚骑士乐队（TheArchies,由动画人物组成的虚拟乐队）1969年蝉联四周冠军的一首单曲。,一首愚蠢的歌，而且很难伴着它起舞。但无论如何，一个新生，一个学长，两人头顶上悬着飘动的彩色纸带，七彩的灯光……所有这些加起来，虽然现在想起来是那样的笨拙，但那时已经足够让我们感觉刺激和浪漫了。
就这样，我们开始约会，当然那时我们并不这么说。我们在早上的校车上坐在一起，中午吃饭时坐在一起，在回家的校车上也坐一起，晚上在家还会互通电话。如果方便，我们周末还会约在绿林购物广场见面。尽管我们都有自己的朋友，而且年龄相差了两岁，但是我们之间最大的障碍恐怕还是蒂姆的家庭。
普利金家族和我们家不同，不是所谓的“地主”。他们家是法裔路易斯安那人。而那时在扎卡里，任何说法语的人，地位比黑人好不了多少。“湿地里的大老鼠”，我父亲是这么叫他们的。更糟的是，当我父亲和他农场里的老友开起玩笑，“从密西西比河来的黑人”，就成为普利金家族的名字。
蒂姆的父亲，杰克?普利金，在扎卡里的市中心开了一家废旧电器修理店，但这里的人几乎不肯光顾那家铺子。这里的“人”指的就是像我家这样的白人。按照我们的说法，他们家店铺是开在一条“鱼龙混杂”的街上，通常只有黑人才会进去。如果这么说听起来还不算糟糕的话，那么他们的家就更糟糕了。他们“家”就是一辆废弃的野营房车，在扎卡里最偏僻的小树林里。他们家与整个扎卡里格格不入，换句话说，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有如我父亲一般保守老派的扎卡里居民们的指指点点中。但我知道，普利金家并不是一直都这么穷困潦倒的。他们家曾经住在扎卡里小学附近一栋蛮不错的两居室房子里。他父亲的修理店也一度生意兴隆。直到绿林购物广场开张，人们的商业活动范围才渐渐离开了市中心。但真正击溃普利金家庭的，其实是蒂姆母亲的那场大病。
事情发生在我和蒂姆开始约会之前。那时我和扎卡里的其他人一样，对蒂姆家并没有多少了解，但就是这样，我还是听说过一些关于他母亲疾病的流言。镇子里的人私下都称他母亲的病为“那个恶疾”。事实上，人们指的是梅毒。当时我并不完全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从人们的嘴里听起来，似乎特别丑陋和污秽，隐隐约约和士兵、黑人或是法国人的性交往有关。在蒂姆的母亲苏茜得病的早期，她会偶尔出城。街坊邻里的女人们都关注着苏茜的一举一动。她是她们电话里最热衷的闲话主题。校车早晚经过普利金家门口时，我都会把脸贴在车窗上，搜索着白色窗帘后面苏茜鬼魅一般的身影，想象着那可怕的恶疾正在吞噬着整座屋子。
杰克?普利金没有买医疗保险，他妻子苏茜一年住院的账单几乎花光了他一生的积蓄。终于，当他心爱的妻子死去之后，不知是出于怎样绝望的悲痛或是对妻子的钟爱，他竟卖掉了他们的屋子，用所得的钱款举行了一场空前盛大的葬礼：黄铜的骨灰盒上裹着天鹅绒，安静地摆在围满鲜花和蜡烛的祭坛上；从巴吞鲁日请来整班的唱诗班连同管风琴师，一整排牧师和助祭穿着红白相间的长袍，手里轻摇着香炉；把棺柩送到墓地的，是一辆黑得闪闪发亮的灵车和三辆租来的豪华长轿车。华丽的棺材被缓缓放入地下；墓碑是由白色大理石雕成的一个真人大小的优雅女人苏茜，她穿着古典的连衣裙，微微探出身去，伸手摘一朵玫瑰花。苏茜的那场葬礼成了扎卡里那一年的一大盛事。那些几乎不认识普利金一家的人，那些根本看不起普利金一家的人，那些好像我母亲一样的人，都不得不穿上她们最华贵、最体面的黑色套裙，聚集到圣阿洛依斯天主教堂参加这场葬礼。似乎葬礼在那段时期尤其盛行。
尽管这样，尽管举行了这样一场空前豪华的葬礼，杰克妻子苏茜的形象在我们小镇人的眼里始终没有改变，至少在我父母眼里一点也没有改变。就算后来我们得知，苏茜所得的并不是什么梅毒，而是子宫癌，我的父母仍然坚持着恶劣的态度，说普利金家只是活该如此。
“用尽全世界的鲜花也不能拯救他们的灵魂”，这就是我母亲的原话。
***但我知道，普利金家并不是一直都这么穷困潦倒的。他们家曾经住在扎卡里小学附近一栋蛮不错的两居室房子里。他父亲的修理店也一度生意兴隆。直到绿林购物广场开张，人们的商业活动范围才渐渐离开了市中心。但真正击溃普利金家庭的，其实是蒂姆母亲的那场大病。
事情发生在我和蒂姆开始约会之前。那时我和扎卡里的其他人一样，对蒂姆家并没有多少了解，但就是这样，我还是听说过一些关于他母亲疾病的流言。镇子里的人私下都称他母亲的病为“那个恶疾”。事实上，人们指的是梅毒。当时我并不完全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从人们的嘴里听起来，似乎特别丑陋和污秽，隐隐约约和士兵、黑人或是法国人的性交往有关。在蒂姆的母亲苏茜得病的早期，她会偶尔出城。街坊邻里的女人们都关注着苏茜的一举一动。她是她们电话里最热衷的闲话主题。校车早晚经过普利金家门口时，我都会把脸贴在车窗上，搜索着白色窗帘后面苏茜鬼魅一般的身影，想象着那可怕的恶疾正在吞噬着整座屋子。
杰克?普利金没有买医疗保险，他妻子苏茜一年住院的账单几乎花光了他一生的积蓄。终于，当他心爱的妻子死去之后，不知是出于怎样绝望的悲痛或是对妻子的钟爱，他竟卖掉了他们的屋子，用所得的钱款举行了一场空前盛大的葬礼：黄铜的骨灰盒上裹着天鹅绒，安静地摆在围满鲜花和蜡烛的祭坛上；从巴吞鲁日请来整班的唱诗班连同管风琴师，一整排牧师和助祭穿着红白相间的长袍，手里轻摇着香炉；把棺柩送到墓地的，是一辆黑得闪闪发亮的灵车和三辆租来的豪华长轿车。华丽的棺材被缓缓放入地下；墓碑是由白色大理石雕成的一个真人大小的优雅女人苏茜，她穿着古典的连衣裙，微微探出身去，伸手摘一朵玫瑰花。苏茜的那场葬礼成了扎卡里那一年的一大盛事。那些几乎不认识普利金一家的人，那些根本看不起普利金一家的人，那些好像我母亲一样的人，都不得不穿上她们最华贵、最体面的黑色套裙，聚集到圣阿洛依斯天主教堂参加这场葬礼。似乎葬礼在那段时期尤其盛行。
尽管这样，尽管举行了这样一场空前豪华的葬礼，杰克妻子苏茜的形象在我们小镇人的眼里始终没有改变，至少在我父母眼里一点也没有改变。就算后来我们得知，苏茜所得的并不是什么梅毒，而是子宫癌，我的父母仍然坚持着恶劣的态度，说普利金家只是活该如此。
“用尽全世界的鲜花也不能拯救他们的灵魂”，这就是我母亲的原话。
***葬礼之后两年，蒂姆和我开始约会，而直到那时，普利金家的名声还是笼罩着一层异样的阴云。蒂姆从来不提他母亲的死、他父亲的修理店或是小树林中他们那房车的家，这似乎能让人感觉到他对自己家庭的自卑。所以，当他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时，我好像得到了国王的特许一般。我觉得蒂姆是如此信任我，已经准备将他最隐私的一部分，他内心深处的那个伤口，在我面前袒露出来。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蒂姆借了他父亲工作用的小卡车，载我去他们家。
“其实并不远。”蒂姆说。我们开过十九号高速公路前往斯洛特时，蒂姆又说：“希望你别介意。”
我们从克兰彼得奶牛场的那条公路上拐进了一条红色泥土路。我能看到零零落落的几幢小屋散落在树林中。你能想象出那幅景象：脏兮兮的泥巴路，脏兮兮的院子，脏兮兮的花园，让人立即感受到这地方的烦乱、凋零和忧伤，而这一切最终都归结为贫穷。
普利金先生坚持要我直呼他的名字——杰克。他很是热情好客。他跟我握了手，不断地告诉我他听说了多少关于我的事情，又是多么高兴能见到我。他和蒂姆一样，清瘦，几乎算是骨瘦如柴。他穿着一套整洁的灰色修理工人服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黑色的头发光溜溜地梳往一边。杰克在松树下为我们搭起了一张野营铁桌，给我们端来了皇冠可乐和一些果仁——装在便宜的一次性纸碟里，还一直为自家环境的不够优雅而道歉。我猜想我大概是他们“搬家”后的第一个客人了。
那么我们谈了些什么呢？可想而知谈话的内容并不多。我只有十五岁，蒂姆只有十七岁，而杰克几乎从未接待过客人。我们聊了聊学校的功课，杰克说他明白我们学生的感受，因为他最近也天天学习到很晚，想着要成为一名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他不断地问我是否还需要可乐，出于礼貌，我不断地接受着，直到我非得去厕所不可。杰克指给我厕所的方向。“你不可能找不到！”他自嘲地开着玩笑，“进门，穿过卧室，厕所就在厨房对面。我们的家也就这么点大，如果你迷路了就叫一声，我会帮你的。”
车厢空间小小的，两个男人所有的极少的几件家当——OldSpice男士洗浴用品、发胶和《大众电子》杂志，竟让房间显得格外舒适和融洽。走出厕所，我没有立即出去，而是停下脚步，想象着父子俩居住在这样一个家里的感受。一个空空的铝锅摆在炉灶上，在旁边的角落里躺着三个易拉罐装的坎贝尔牌鸡肉汤面。我猜那应该是今天的晚餐了吧。车厢的一头是一张折叠床，三步的距离的另一头是一张可折叠的课桌，上面堆满了蒂姆的书本，还有普利金先生的《国家农业保险入门》。整个房间里唯一的装饰，就是课桌前墙上挂着的一张彩色照片。我弯下腰凑近看了看。
那一定是她生病之前拍的。普利金女士——苏茜，坐在一个秋千上，身体放松地向后倾着，她披着长长的黑发，一双好像从没晒过太阳的白皙的腿从她圆点花纹的裙摆下优雅垂落。她眯着双眼，张大嘴，朝着蓝天大笑着，嘴唇又红又亮。站在秋千后面的是小小年纪的蒂姆，他穿着一身牛仔套装，推着母亲的秋千。而摄影师——父亲杰克，他的影子斜向照片的右边，完成着这幅全家福。这画面让我不禁心中一颤。
蒂姆走进车厢找我，见我出神地端详那张全家福。他静静地站在我身后，把手轻轻搭在了我的肩上。
“你母亲，她看起来真美啊！”
我对他说道。这件简单的事实让我对普利金家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蒂姆和他父亲在我心目中顿时显得那么高尚而不幸。我说：“我从来不知道你妈妈是这么漂亮！”
“其实她比照片上还要漂亮。”蒂姆轻柔的声音从我肩膀上传来。
我没有再说话，而是微微向后倾去，把头靠在了他的胸前。如果你想问我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爱上蒂姆的，我会说，就是那个瞬间。
在那之前，我从没告诉过我的父母任何关于蒂姆的事。但在我去过他家做客之后，我感到自己应当回请他来我家做客，这是对蒂姆起码的公平和尊重。事实上一直让我担心的并不是蒂姆父子，而是我自己父母。跟温柔好客的普利金先生相比，我父亲简直是个凶悍的野兽。我实在害怕到时候他的言行举止会吓到蒂姆。但毕竟我和蒂姆的关系已经进展到了一个程度，我必须把他介绍给我的父母——不只是为了让他们接受他，而是因为我真心地为自己的男友感到自豪，我迫切地想要让父母看看我有一个多么好的男友。
但正如我所担心的，那天简直糟透了。母亲明显对于蒂姆在她客厅里感到不舒服。我知道那一定是因为蒂姆母亲的缘故，或许还因为蒂姆家居住在树林中一个狭小的房车里，总之，这种种原因使普利金一家在母亲心中比“帕曲吉一家”还要糟糕。母亲为蒂姆端上杏仁饼干，她僵硬的脸上呈现出的表情，仿佛她在做着什么让人恶心的事，比如取出鸡的内脏，或是拿剩菜喂猪之类。与此同时，我父亲则滔滔不绝地评论着普利金先生的电器修理店。他提到市中心已经如何地被黑人给毁了，又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普利金先生，竟能坚持与黑人做生意”，最后他目光对准蒂姆，问道：“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我清楚，这是对蒂姆的考验。在父亲的眼里，蒂姆的地位也不见得比黑人高。如果蒂姆要迎合我的父亲，证明他高贵的白人血统，唯一的方法只有迎合父亲对黑人的贬低和轻视。但纯洁、诚实的蒂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维护他父亲顾客们的尊严。蒂姆说，如果没有那些人的光顾，修理店恐怕老早就得关门了；对于一个专业的电器修理工来说，电视机就是电视机，无论它的主人的皮肤是白还是黑。他接着说，他们的顾客大多彬彬有礼，双方从没发生过矛盾；事实上，他们中的有些黑人，反而是他见过的最善良的人。蒂姆的话不可避免地联系到最近发生的关于高中联合的骚乱丑闻。我父亲首先声明他不是“种族主义者”，但他认为合并两所高中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没有人愿意看到事情发展成这样，黑人不愿意，白人也不愿意。他还坚持说，这种做法比失去民主还可怕，这简直就是犯罪！可怜的蒂姆却还坚持想说服我父亲，他是那么年轻，那么聪敏，那么有礼貌，这些反而让他处于争论的下风。最终，父亲到底失去了耐心，把他手中的王牌，他最爱的论据甩了出来：“根据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秘密科学研究，他们证明了黑人种族的智商比我们要低劣。你知道，他们测量的可是真人的头骨！实验室里泡在甲醛中的可是如假包换的真人大脑！真正科学的事实，就活生生地摆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地下室里！这就是事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嗯，蒂姆？”
“我不敢相信！我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还能坐在这里听您讲完这样一些话！”蒂姆说着起身要走了，“很抱歉，詹金斯先生，先生，但我不得不说，您简直是彻头彻尾的无知。”
被一个“湿地里的大老鼠”骂作“无知”，父亲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愤怒的双拳在空中挥舞，似乎随时准备攻击蒂姆。我跳起来想要保护蒂姆，而母亲此时，她的脸已经僵硬到仿佛碰一碰就会碎成几百块碎片。她气急败坏地歪倒在沙发上，语无伦次地叫着：“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在这场闹剧之后，我和蒂姆肩并肩地坐在他父亲的小卡车里。我觉得没有脸面对蒂姆，只希望自己能消失在座位上。为什么上帝给了我一对这样可恶的父母？他们怎么能那么恶劣和可怕？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上帝要拿他们来惩罚我？
“你和他们不同，劳拉。你不是他们。”蒂姆轻轻地说道。他伸出手帮我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女孩儿们，永远不要害怕面对现实。”
这是玛格丽特修女常常挂在嘴边的另一句话，也是我最喜欢的话之一。下面这部分讲起来也许会很尴尬，但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过，我想你对于性的了解，应该比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多得多了，所以我猜我接下来讲的内容应该不会让你感到惊讶。我只是想要把事实告诉你，就是这么简单。
那时正是圣诞节假期。一天傍晚，我父母去了朋友家做客。你还记得扎卡里的冬天是什么样子吗？你小时候也来过这里不少次了。冬季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在那片三角形的松树林和甘蔗地中，冬季的到来缓解了一整年都笼罩着扎卡里的炎热和湿气。只有在冬季，我才真正感受到农场的魅力。空气开始变得清新，池塘的边缘开始冻结成冰，还有成群结队的褐色鹈鹕从结冰的池塘上飞过。也只有在冬季，当我和母亲一起在厨房做着南瓜派，或是帮父亲搬木柴的时候，那幅和睦的景象才能使我感到，自己和父母真正成为了一家人。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能想象：未来某一天，父母和儿女将会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大家成为伙伴，一起生活在一个平静、理智的世界。
在我父母走后晚一点，蒂姆来接我一起去购物广场看场电影。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地说不准我和蒂姆再见面，但显然，我父母并不认可我和蒂姆的关系。所以，自从那次糟糕的见面之后，蒂姆便尽量避免和我父母碰面，我也尽量不在家提起蒂姆的名字。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我和蒂姆还在交往。
蒂姆来了之后，我请他在客厅坐下，自己则回到房间换件衣服。他拨弄着壁炉里的柴火，我边换着衣服，边隔着门和蒂姆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当我换好衣服出来时，蒂姆还蹲坐在壁炉面前，轻轻拨弄着里面的木柴。
你看过男人拨弄壁炉里柴火的那副样子吗？我肯定你是见过的：他们不知从哪儿来的自信，好像自己天生就懂得如何让火燃烧得更旺——把柴火翻面，从一头撬动木柴，把它们重新排好。仿佛照看柴火是他们基因里继承的技能，一代一代，从最原始的祖先生活在岩洞和小木屋就开始了。蒂姆的嘴角微微翕动着，好像在喃喃自语着什么。他的下巴避开明亮的火焰，稍稍往一边倾斜。他并不知道我已经换好了衣服，以为我还在房间，却不知道我就站在这门背后悄悄地望着他。
如我之前所说，蒂姆并不是个大块头。那天，他穿了一件红色的外套，搭配了一条很好看的牛仔裤，脖子上绕着一圈厚厚的灰色围脖，向着炉火的左脸，被照得通红发亮。我偷偷窥视着蒂姆，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拨弄着柴火，那么放松、那么舒适的样子，我觉得自己看到了最私密、最无防备的他。我想这应该就是蒂姆最本真的模样，独自一人时的模样，也是我最钟爱的模样。
接下来的事，我不想以它来说明或是证明什么，而只是单纯地、把它以我记忆中的情况描述出来。当时，屋外天寒地冻，客厅里却很温暖。家里只有蒂姆和我，父母还有几个小时才会回家。在这样温馨、自由、温情的环境之下，我们做了任何一个十五岁女孩和十七岁男孩都会做的事情。
开关就在我手边的墙上。按熄了客厅里的灯光，我从蒂姆的背后搂住了他。我吻了吻他的脖子和耳朵，感觉到他局促地扭动着身子，同时又轻轻地笑着。他转过身来，把我轻轻放倒在地毯上。他的脸在离我鼻子几厘米的地方停住，仔细地凝视着我的脸庞，一只手温柔地捋着我的头发。他看得那么认真，仿佛想从我的脸上看出我们俩的未来。他看起来那么严肃，反倒使我感到有些不自然了。
“为什么你当初会想到邀请我跳舞？”这个问题我早就想问了。
“嗯？什么？”
“那天晚上，在那次新生舞会上。为什么你会选中我呢？”
他想一小会儿，说道：“我母亲去世后，周围的人都不敢和我讲话，好像我得了什么可怕的传染病似的。我记得那时，只有你会用一种同情的眼神看我——好像只有你理解，我那段日子其实有多么辛苦。”
“也许你不记得了，有天早晨，当我看到你的时候，你朝我微笑了。我那时刚走上校车，而你坐在车的最后一排，看着我，似笑非笑，好像在告诉我，‘高兴点，别愁眉苦脸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那个瞬间持续了大概半秒钟。我想你早就忘记了，但那的确让我一整天都很开心。”
我当然记得那个瞬间。“所以，”蒂姆接着说，“这就是为什么那晚我会邀请你跟我跳舞。我只是从来也没有——”他停了停。
“从来没有什么？”
他迟疑了一下，嚅动着嘴唇，似乎想要说什么，却又不知如何说出口。
“说啊？”我用膝盖顶了顶他。
“我只是长到这么大，从来……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幸运。”
在这个时候，我能感觉到蒂姆的感情已经超过了他语言所能表达的。从他内心最深处，蒂姆好像在向我表现什么，交给我什么珍贵而脆弱的东西，不能言说，一碰就碎。而此时他的真诚和信任仿佛也打开了我内心的什么东西，一种我无法言说的奇妙感觉。
要知道，在那晚之前，蒂姆和我除了亲吻，并没有做过更出格的事。虽然那些吻都那么令人陶醉，但毕竟，我从小是受着浸信会教规的约束长大的，加上那些圣经学校的校规，无论多么荒谬，仍然多多少少影响了我。然而蒂姆总是那么彬彬有礼，他永远也不会提出任何有可能冒犯我的要求。但那晚，那晚不一样。就是在那一晚，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完美，以致对与错，好与坏，都已经不能成为问题了。
我帮蒂姆脱掉了他的外套、毛衣，还有牛仔裤。蒂姆对于自己的身材并不骄傲，所以我从没见过光着上身的他。他还是一副未成年男孩的样子，有点瘦弱，有点单薄，但皮肤十分光滑。渐渐的，他不再羞怯，慢慢靠过来帮我脱去了衣裳，直到我们俩都一丝不挂，惊叹地打量着对方裸露的身体。壁炉前的我们，出于爱和信任，化身成了上帝最初所创造的年轻、美丽、无瑕、原始的人类。
或许我不该对你说这些。我知道，对于我们接下来所做的事情，人们也许会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可以把它形容成各种不堪的模样，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亵渎我们的所为。但我深信不疑，我们所做的没什么错，甚至反而是件好事。并且我确信，不论其他人怎么说，十几岁的我们完全有着爱一个人的能力。在某个特定的年纪，十几岁的我们甚至比任何人都更能全心全意地去爱。因为我们还没有遭受过背叛和伤害的打击，还没有领教到这个残酷的世界强加给我们的忿恨和偏见。我们，还保留着孩童时期对于爱最直接与真切的理解。
我不打算把每个细节都讲出来——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也免得你看了尴尬。就让我这样说吧，那晚我们俩满怀着腼腆而崇敬的心情，越过了那条神圣的男女界限。你也可以说，那就是我们的婚礼，我的一部分成为了他的，他的一部分变成了我的。要问我们是从哪里学会这一切的，我也不清楚。没有人教我们，这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我记得，当一切结束，我动情地啜泣了一小会儿。蒂姆搂着我，在我耳边低声地甜言蜜语着，直到我的心情再次平静下来。我们感叹着，欢笑着，手臂环绕着彼此，忘情得谁都没看到车灯的亮光扫过客厅的墙壁，也没听到“嗒嗒”的脚步声穿过门廊，直到我的父母踏入客厅，发现地上的我们。
紧接着的画面是那么的不堪入眼，以至于直到现在，对我而言，它还是一团地狱般血红的混沌。我母亲尖叫着捂住了她的嘴。我的父亲恶狠狠地吼叫出一连串我从未听过的污言秽语。他冲上前，把愣在地上的蒂姆拽起来，用力地抽打他，我则慌乱地摸索着躲到了沙发背后。父亲捏着蒂姆纤细的手臂，一拳接一拳地用尽全力打向他的脸。“拉住她！”父亲大声命令着母亲，叫她阻止奋力想要冲出来的我。母亲抓住我的肩膀，使劲地摇晃着，想让我恢复理智。一个茶几被掀翻在地上，一盏台灯被摔碎。一时间我们都变成了怪兽，嘶吼着，拉扯着。熊熊的火光把我们魔鬼般的黑影投射在墙壁上，无限拉长。最后，我父亲把一丝不挂、浑身是血的蒂姆踢出了大门，嘴里还不断地发出最恶毒的诅咒。我包裹着一条床单，颤抖地站在门厅，眼睁睁看着蒂姆滚下门廊的台阶。我无助地、不知所措地一遍遍尖叫着：“我恨你们！我恨你们！我恨你们……”
就这样，我被反锁在自己房间，永远禁止再和那个“堕落的杂种”见面。一个星期后，就在圣诞假期即将结束之前，父母带我来到了巴吞鲁日，参加圣心学院女子高中的入学面试。现在已经过了中午，你还没有回到家。
我决定停笔休息一下，于是上楼检查了一下你的房间。放心，我没有翻动任何你私人的物品，但我发现你拿走了旅行背包和牙刷。我打电话到米西?德塞勒家，是她们家女佣听的电话，他们全家人都出门了，女佣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于是，我顺便打给了你其他的朋友，至少是那些我所知道的朋友，但他们也都说没见过你。
如果说你此时是跟米西他们家一起去了劳德代尔堡FortLauderdale,是一座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县的城市。因该市有许多酒吧和俱乐部，派对气氛很浓厚，它一度因大量的春假活动而广为人知。，我是一点都不吃惊的。毕竟，这就是我们昨晚吵架的起因，不是吗？我记得，我们拒绝了你希望在春假期间去佛罗里达旅游的请求。随后而来的是一系列争吵、叫喊和咒骂。我宁愿被你叫做“伪君子”，或者其他任何更难听的称呼，但我还是不会改变主意，我和你父亲的决定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点我必须坚持，丽兹，我的上帝，你想想你才刚刚十五岁。如果我们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同意你，和一群疯疯癫癫的高中生在没有家长的监护下去佛罗里达整个星期的话，我和你父亲又算是怎样的家长呢？
在你父亲进屋吃完午饭之后，我终于说服了他报警。他并不情愿。他说，如果警察抓到你用学徒证件驾车上路的话，可就给你带来大麻烦了。为了你好，我们不该报警。但我说，我们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你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你是否会留下无证驾车的不良记录。就算你现在在外面犯了法，我们也得报警，除了这个，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结果，警察看来也帮不了我们什么忙。他们给的答复竟是，除非失踪了二十四小时以上，否则他们不会记录下我们的报案，并且，这种失踪必须有值得怀疑的原因。我说当然有原因，可你父亲不同意我的说法。接着他们给了我们一个电话，说那是专门管理青少年事务的部门。他们会帮我们解决家中叛逆青少年的问题，我们可以打电话联系他们安排谈话和观察课程。我忍不住夺过你父亲手中的电话，对警察说，你并不是什么叛逆青少年，只是失踪了；并且，如果警察不能帮助人民解决问题的话，就称不上警察；他们月月领取由纳税人提供的工资，不就是为了可以为人民服务，保护我们人民的吗？我仿佛失去了控制，对着电话滔滔不绝地叫着，直到电话线另一端的女人终于失去了耐心，挂了我的电话。在那之后，我又把电话打给了所有附近的医院。感谢上帝，没有任何与你外貌相似的女孩子的入院记录。
我刚才叫你父亲开着车在附近绕一绕，试着去碰碰你。但他又觉得没有必要，他说，如果你早就去了佛罗里达，他怎么绕也是碰不见你的。即使你没有去佛罗里达，他也不可能在这个五十万人口的城市里随便绕路就指望碰到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儿。他说他会先去家庭用品店给草坪买一点肥料，再去购物广场逛一逛，说不准你就在那儿试新衣服呢！你父亲笑了起来。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我没好气地说到，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丽兹，如果你觉得我们之前对你太苛刻，太严厉，或者太过别的什么，现在想用离家出走来惩罚我们的话，那么你成功了。我们感受到你的不满了。当你回家，我发誓我们不会生你的气，我们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找到一个让你满意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只希望你能安全回来。你知道，如今有那么多可怕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打开电视，盼望着能在午间新闻里看到什么关于你的消息，你一定觉得我疯了，我自己也知道。结果，我当然没能看到你，反而看到一条关于去年失踪的十二岁女孩儿被警方找到的消息。他们是在一对本地夫妇家专门打造的隔音地下室里找到她的。那对中年夫妇，和每个正常人一样，有工作，有朋友，他们可以是任何在路上与你擦肩而过的人。但他们对那十二岁女孩所做的，是正常人都难以想象的堕落至极的事。那些恐怖的画面，你连想都不会愿意去想。我只希望上帝帮帮那可怜的女孩儿。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担心你了。抱歉中断了我的故事。既然我决定把整个故事完完整整地讲给你听，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继续吧。“矛盾修饰法。”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个也是玛格丽特修女教我们的。这是一种写作手法，当你想要特别强调某一件事或某一种感觉时，把两个相互矛盾的词放在一起，来达到强调的效果。比如“残酷的仁慈”或是“甜蜜的痛苦”。有一个是我尤其喜欢的例子，也是一个在七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说法：“无偿的爱。”
能有比这两个更加矛盾的词吗？从古到今，爱何曾是无偿的？什么时候，爱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当我的父母开车带我来到巴吞鲁日参加圣心学院女子高中的面试时，我的心中满是失落的伤痕。整个周末，我都躺在床上哭泣着，拒绝吃饭或是跟父母讲话。我母亲在门外啜泣着，问我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父亲则不断地摔门，弄出各种声响，并诅咒着那些“毁坏了这个国家的道德和体面”的黑人、流氓、嬉皮士和犹太人。如果说扎卡里高中的改革，让他们产生了送我来一所私立住宿高中读书的想法，那么，那晚抓到我和蒂姆在客厅地板上的事实，则促使他们做出了最终的决定。但无论如何，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的前途着想。被锁在房间的那几天，我听见父母商量着这件事。我从某种角度上也认同了他们的说法，我开始感到自己和蒂姆所做的事是罪恶的，而无论对谁，眼下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分开。
我坐在车的后座，呆呆地看着车窗外光秃秃的树干和冬天的田野飞快地掠过。我的父母坐在前面，整整一小时的车程，他们只交换了不到十句话。暖气使得车里的空气温暖而令人窒息，更令人窒息的是我们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怀有的羞愧、怒气和罪恶感。
在圣心女子学院的校长办公室里，我们围成半圆，坐在伊夫琳修女的办公桌前。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了：墙上恭敬地挂着一个十字架，裱好的罗马教皇像，还有耶稣指向自己闪光的心的那幅图画。我父亲两手摆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着，试着表现得既真诚又有风度。我母亲坐得笔挺，两脚在椅子下拘谨地交叉着，穿着一双过时的黑色布鞋和一件镶着过大的黑纽扣的灰色羊毛连身裙。或许她认为这套衣服使她看起来更像天主教徒。
《致我离家出走的女儿》：第4节（2）
作者：乔治·毕晓普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你可记得你的外公是多么不信任天主教徒？对他而言，天主教徒几乎和犹太教徒一样恶劣。在那次面试过程中，我看见父亲脸上那熟悉的狡猾和心虚，和他在跟户外用品店的老板讲价时的表情一模一样。他说，他和我母亲是如何努力地想提供给我——他们唯一的女儿，最好的教育；而他们又如何欣赏圣心学院高中的盛名，不论在道德还是教学上它都是一流的；还有虽然我们本身不是天主教徒，但一直对贵教的神父和修女持有崇敬的心情，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看顾下的虔诚信徒，等等等等。我母亲则不断在一边点着头，附和着我父亲所讲的一切。她还补充道，她自己从小的心愿也就是能到一所天主教学校里受教育。多么突兀而怪异的说法，全是谎言！但毕竟，他们又怎么可能坦坦白白地说出真正的原因呢？因为实话恐怕会是：“我们之所以到这儿来，是因为我们不喜欢有色人种。而且我们还抓到女儿和一个住在房车里的男孩在家里客厅的地板上做爱！”
在我父母说完之后，伊夫琳修女转向我，问道：“那么你又是为什么想来这里读书呢，劳拉？”
我没想到她会问我这个问题。我父母也没有预料到，他们焦急地望着我。我看到父亲粗糙的脸颊下，颚骨紧张地错动着。母亲保持着她那向来僵硬、紧绷的微笑。伊夫琳修女的头则微微歪向耶稣画像下的那一边。
在那个时候，我对圣心学院没有任何特别的看法。但我为我父母的行为而不齿，包括他们所做的一切，所代表的一切——他们的顽固、伪善，他们内心中真正的卑劣。而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我和蒂姆的关系不可能继续下去了，所以待在扎卡里家里，或是来到巴吞鲁日的寄宿高中，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分别。对于一个失去了希望的人，下一个监牢也不会好过这一个监牢，待在哪儿已经不重要。
伊夫琳修女等待着我的答案，在她身后，耶稣指着自己的红色心口，也在命令我开口。
“我只是想要自己生活得更好。”我终于说道。这是一句实话，至少我能说得也就这么多了。
那时候我也曾想过，圣心学院为什么会接受我这个学生。我怀疑伊夫琳修女知道，我转学来的原因并不像我们所说的那么简单。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高中改革之后，我们并不是第一个敲响这所学院大门的非天主教徒家庭。并且，众所周知，任何家庭有出了什么问题的女孩儿，都会把她送来圣心学院进行改造。不过当然，这些都不是大家当面会讲出来的。如果撇开真相不说，或许圣心学院的修女们只是把我看做信仰的又一个成功见证：可怜的扎卡里乡下女孩被困难笼罩着，等待她们的救赎。另一个异教的孩子，被主拯救。
***
一九七 年新年前的星期天晚上，阿加莎修女带着父母和我穿过一条黑白相间的走廊，来到我的房间。圣心学院修道院的一边是专门腾出来给那少数的住宿生住的。那一年，阿加莎修女告诉我，她们总共有三十二个住宿生，加上我，现在是三十三个。
那三十二个脑袋几乎都从走廊两边探出来，注视着我的到来。我拉着一个行李箱，我母亲抱着被单和其他床上用品，我父亲则托着一个装满书籍和其他杂物的纸箱。阿加莎修女向我们介绍寝室里的各项规矩，公共电话的位置，以及我半工半读的职责所在。我的新室友梅丽莎?塞耶是从哈蒙德来的。我母亲抱了抱我，与我道别；我父亲，不情愿地被母亲推上前，在我脸颊印了一个生硬的吻。他们临走前，父亲给了我五美金。整个过程梅丽莎一直盯着我看。
“欢迎来到女子修道院！”父母走后，梅丽莎说道。她长得又高又瘦，轮廓分明，讲话的方式也很突兀。“劳拉?詹金斯，”她上下打量着我，问道，“你是什么人？是个乡下女孩儿，对吧？”
“我从扎卡里来。”我答道。
“哦，不好意思。”梅丽莎说。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对话。
你能挑选出你生命中这么多夜晚里的一个，说“那是我一生中过得最糟、最孤独的一晚”吗？我可以。对我来说，那就是来到圣心学院的第一晚。我被强迫和男友分开，被父母抛弃，我觉得自己是整个宇宙最不幸的十五岁女孩。当我赤裸裸地了解了自己的处境后，我全身被一种孤独感填满，每一根骨头、每一个器官都在绞痛着。我的父母不可能突然开始自责后悔，明天就来把我接回家。蒂姆也不可能突然在窗外的草坪上出现，用双臂把我从这黑暗里拉出去。我对未来的生活没有任何好期待的。惨淡的月光冷冷地透过铁窗打在墙壁上，印出一条条灰影。埋头在一层薄薄的被褥里，我努力地压低着自己的啜泣声，尽量不打扰我的新室友休息。大约午夜前后，房间对面的梅丽莎向我叫道：
“你不介意小声点吧？我正试着入睡呢！”
***
转校生一般都很难融入集体，而像我这样一个学期中才插入的转校生，要交上朋友就更难了。圣心学院的大多数女孩儿都是来自传统的巴吞鲁日家庭，她们的母亲和外婆也都是学校的校友。所以对于一个从外地来的新生，她们当然是对我充满好奇的。那天早上，我就像一只动物园新运来的大猩猩，接受着大家目光的洗礼。我不断地整理着新校服。它是那么不合身，该松的地方不松，该紧的地方不紧。其他女孩儿都穿着漂亮时髦的小皮鞋，而我穿着一双破旧的厚底长靴，深蓝色的及膝袜直往靴子里溜。我重复地在每个不同的课堂上自我介绍，叫什么，从哪里来。“说说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吧！”这个问题常常让我不知所措，终于在一段尴尬的安静后，我敷衍地说：“爱好阅读。”这个答案至少在玛格丽特修女的文学修辞课上，得到了她的赞赏。
午饭时间，我在餐厅跟一桌和我一样不合群的女孩儿们坐在了一起。你再也找不到比她们更被整所学校所忽略的人了。这个小团体里有我这样的领着贫困助学金的转校生；有一个害羞得几乎自闭的亚洲女孩，名叫苏琦琼，她从来也不说一句话，据说她羞于提起自己的名字；有一个叫克里斯蒂?李的女孩儿，是全校五个黑人学生中的一个，走路悄无声息，似乎希望自己是个隐形人；还有一个女孩，叫做安妮?哈丁的，她的脖子被固定在一个奇怪的铁制颈椎脖套里，戴着这么个玩意使她转头的时候不得不连身子一块转过去。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坐在一起的这几个人，被其他女孩儿们称为“施舍对象”。
你想过吗，为什么许多不幸的人都对这个世界怀恨在心？为什么他们常常气愤地拒绝他人的援助。我知道原因，因为我曾和她们坐在同一桌。在圣心学院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明白了所有所谓“施舍对象”们的心理，那就是：任何善举和同情也都是残忍的。如果有的女孩儿对我们好，我们很清楚那只是出于天主教徒的义务，因为她觉得她必须善待我们。如果另外一些女孩对我们不好，那反而才是人们骨子里最真实的表现，人性本来就是这样堕落和卑劣。所以我们，这群“施舍对象”，我们的生活注定是苦涩的，不论是在被接受，还是被拒绝的时候。
看来你是幸运的，丽兹。你有一大帮的朋友，而且据我观察，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施舍对象”。但话说回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多么幸运，还是会在生活中时不时地觉得自己也是这样一个“施舍对象”。
我在圣心学院的第一个星期只能用迷茫和灰暗来形容，唯一的一点安慰来自一封信。一天午后，阿加莎修女将这封信送来我的寝室。直到三十三年以后的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信封的形状和它带给我的温暖感觉。信封的左上角写着寄信人在扎卡里的地址，一张六分钱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邮票粘在右上角，正中间则是我的名字，方方正正地写着“劳拉?詹金斯”。信封里对折着一张从笔记本里撕下的纸，整页布满了他的字。那些字就像他的性格一样，透露着青春期的笨拙，又努力试着显现出一份正直和男人味。
“亲爱的劳拉。”蒂姆这样开始。接着他说，他并不擅长写信，但他只是想告诉我，我想象不到他现在是多么想念我。如果我们的分开要怪谁的话，那全是他的错。无论如何，他是个男人，他应该为我们的安全负责任。这并不代表他后悔了，那晚，无论后来发生了什么，会永远成为他生命里最美好的一晚。因为那晚，他写道，正是那晚，让他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就这样我们开始以书信来往。我在圣心学院的整个时期，一直坚持着这个习惯。在我远离家乡的最初的日子，只有这个维持着我生活的希望。它对我就好像是一片干涩的大地上的唯一一棵绿树。
我刚一看完就忍不住提起笔开始回信。我想告诉蒂姆我也一样地爱着他和思念着他。我写到了在寝室度过的难熬的第一夜，我的室友梅丽莎，还有午餐同桌的“施舍对象”们。在海伦修女——耶林?海伦——讲的科学课上，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着信。而每当下午，有些女孩在操场上和隔壁天主教高中的男生们打情骂俏，有些女孩在上钢琴课，或是参加篮球练习赛，而我只热衷于在图书馆里静静地给蒂姆写信。夕阳西下透过图书馆布满灰尘的天窗，在地上拉出一条长长的阴影。我看不到周围，只是迫不及待地在一张张白纸上倾泻着我的孤独和苦闷。我越来越渴望看到蒂姆的回信，好像那是一副我生存所必须的药剂。每当阿加莎修女在下午来到寝室送信给我，虽然她那副破旧眼镜背后，一双眼睛里充满着憎恶和不屑，我还是激动得心脏都跳到了嗓子眼。谁会想到一个小小的信封里能包含这么多的快乐？如果哪一次蒂姆回信迟了几天，我会急躁地又再寄出一封信，询问没有回信的原因。而蒂姆就会回信向我道歉，说他周末和“兄弟们”聚了聚，去远足打猎，所以没能及时回复我的来信。但他叫我不要担心，他时时刻刻都惦记着我。可我回信质问，明知道我被困在这样一个牢狱里，他怎么还能和朋友快乐地相聚，他难道不为我感到伤心难过吗。而且，为什么这次来信的署名写的是“爱你的蒂姆”，而不是以往的“永远爱你的蒂姆”？也许他根本不像我想念他那么想念我。也许他所谓“生命里最美好的一晚”，其实也并没他嘴上说得那么好。也许我们干脆都忘了以前的事反而对两个人都好……我任性地无理取闹，直到蒂姆用快递回信来告诉我，我的想法是多么荒谬。回信里的每一句话，都充斥着一个女孩子最想听到的温柔感人的词句。在那张纸上，我发现，争论也可以这么美丽。
我承认，那时的自己其实有点陶醉于这种悲伤的戏剧性。我们就是每一对曾经相爱又被分开的年轻情侣。我们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是爱洛绮斯和阿贝拉。我们是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但我们比他们任何一对都伟大，因为我们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上。而这些代代相传的凄美故事和其中难以言喻的深刻意义，使我们的被迫分离变得可以忍受。我敢说，我们的分离有时甚至变成一件快乐的事，一份只属于我们两人的、甜蜜的、秘密的痛苦。
我知道你又想翻白眼了，随便你。在现在这个被电子邮件和短信占领的时代，我和蒂姆曾经拥有的记忆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个“时代错误”。（也许亲爱的，你还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它源于现代拉丁语，形容那些过时的、几乎原始的东西。）但我真的希望你，我亲爱的伊丽莎白，某一天你也能感受到这份“时代错误”带来的快乐；当那一天来到时，你会经历收到爱人来信的那种不可替代的愉悦感受。
***
接下来，如果我和蒂姆就从此过上了开心的日子，那么这个故事就根本不值得讲了，对吧？事实上，的确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就在圣心学院第一学年的尾声。这件事让我领教了十几岁的女孩可以对对方多么残忍，至今难忘。
那年五月份，是我来到圣心学院的第四个月。我没有培养出丝毫对这所学校的喜爱之情。把情感放在一边，我只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学校对我的收留。父母为了省钱帮我申请的是半工半读，这基本上意味着，我就是修女们随叫随到的奴仆。每天早上六点钟，当修女们还在礼拜堂行礼的时候，我和其他两个半工半读的学生便会去厨房，帮厨师梅迪准备早餐。在那之后，则是早上的课程。然后去厨房准备午餐，下午继续上课、自习等等，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循环。
这样修女式的生活制度，对于抑制少女任性的情怀有出奇的效果。不管是谁最先发明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必定是个天才。我几乎没有时间记起自己的悲伤。
逐渐地，我也开始和其他的“施舍对象”们成为了朋友：苏琦琼的补习帮我通过了第一年科学课的考试；安妮?哈丁不自然的行为举止中则隐藏着她独有的幽默感，正如她脖子上戴着的钢铁矫正器，常常让我们在最低靡的时候振作起来。在自习课上，除了给蒂姆写信之外，其余的时间我都在学习。我的成绩慢慢变好了。我的一篇关于《傲慢与偏见》的论文，在玛格丽特修女所授的文学修辞课上拿了一个A加上“非常好！”的评语。这是我人生中所拿的第一个A。我的父母对此自然十分满意，这肯定了他们送我来这所天主教高中的决定。他们认为自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些修女看来还是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的。
但是，尽管我在礼拜堂聆听了无数次的布道教诲，尽管我母亲竭尽全力地讨好我，带我去巴吞鲁日最大的商场购物，星期天晚上准备美食包给我带回寝室，还是没有能够令我原谅父母如此残酷地分开我和蒂姆。当我偶尔坐长途汽车回扎卡里家中过周末，我父母仍然不允许我和蒂姆见面或是讲话。任何形式的联系都是不允许的，提都不要提！当然，他们对我们的书信来往是全然不知情的——至少在五月份之前，在我即将要告诉你的这件事发生之前，我父母对此事一无所知。
那已经是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尽管空气中还浮着期末考试的紧张气味，但不论是在教室还是寝室，对暑假的期盼已经使得每个人都变得轻飘飘的。阳光倾泻在窗外的橡树和草坪上。松鼠在树枝上你追我赶，惹来蓝鸟的抗议。天主教高中的高年级男生，因为即将毕业而变得更加大胆。纷纷驾着车围着修道院绕圈，引来一些不计后果的女生热情的回应。她们穿过马路，和男孩儿们从车窗里交换情书、亲吻或承诺。
一天午饭过后，我正穿过二楼大厅的走廊，一楼前厅的一阵骚动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群女孩儿簇拥在正对教师办公室的告示板前，你推我攘地窃笑着。我走下楼想要一看究竟，其中一个女孩发现了我，她惊叫道：“哦，我的天啊！”随即，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当我慢慢走近告示板，一种恶心、恐惧的感觉渐渐缠绕住我的身体。女孩们稍稍退开，给我让出了一条路，但她们并没有完全散开，大家大概都想看到我的反应。
在告示板上，除了平时的社团会议时间表和午餐菜单以外，一封蒂姆写给我的信竟被钉在正中间最醒目的位置。
“这是谁做的？”我环视着周围。全校能接触到学生信件的只有那些修女们，和几个热心社团的学生助手。“是谁把这个放上去的？”当然，还是没人回答我。我又看了看信，那一封信我还没有读过，寄出日期就在两天前。信纸不同以往，是一张干净洁白的打印纸，仿佛是蒂姆格外用心挑选的。我感到背后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每一双都像针刺在我背上一般炽热，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只好继续看信。
“我心爱的劳拉。”信就是这样开始。而接下来我只看得见最隐私的部分，仿佛那几句话是用发光的墨水写下的：“一定会有什么办法，让我们重新在一起的。”我读到。“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事能把我们分开，你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还有，“当我们再见面，我发誓我会紧紧地、紧紧地抱住你，再也不让你离开我。我不能放弃你，不能就这样轻易地放弃。我爱你。难道你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爱你吗？难道我还没能证明我对你的爱吗？”就这样，一句接一句，一句比一句投入了更多感情、更亲密。“你怎么能怀疑我会停止对你的渴求呢？我永远都不会。你是我所认识的最性感的女孩。”
我可以感觉到身后的女孩正等着看好戏，看我对这个残酷的玩笑会做出什么反应。我能从面前玻璃窗上看到她们的表情。我不想让她们看到我彻底崩溃，至少暂时还不想，那样只是满足了她们的愿望。我试着打开玻璃窗，想取出那封信。我摸索着插销，但锁得结结实实，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转身向着人群。
“谁干的？”我叫道，“到底是谁干的！”一些女孩向后退了退，一些低头偷笑着，还有的被吓坏了。我看见安妮?哈丁站在人群最后面，困在她的矫正器里，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好像就要哭出来似的。我又转向告示板，使劲掰弄着那片薄薄的玻璃门，但我还是打不开它，于是我干脆向后退了一步，用尽全力一拳打了上去。碎片落在了告示栏里，一大片玻璃砸在了地板上。有人尖叫起来。我把一只手挤进碎玻璃中，一把扯下了那封信。那一刻，我的眼睛里和耳朵里仿佛都刮起了风暴，看不清也听不清任何事。身后的人们推搡着，有人还在尖叫。我低头一看，满眼血红色。我还奇怪那是从哪儿来的。我看到自己白色衬衣上布满鲜血，还有鲜血滴在我脚下的地板上，连我握着的信纸上，也开出了一朵朵鲜红的小玫瑰。
接着我发现阿加莎修女正摇晃着我，她叫道：“你要镇定下来！小姐你得立马镇定下来！”我抗议着，透过脑子里暴风雨般的噪音尖叫着：“放开我！我什么都没做！都怪她们！是她们做的！全是她们做的！”
阿加莎修女试着从我手里拿过那封信——好像那封信才是罪魁祸首。
“你把那个给我。”
“不！”我边哭边和修女抢夺着那封信。直到最后我做了一件你永远也不该对修女做的事：我打了她。我朝她的胸口用尽全力打了下去，她狠狠地倒向墙壁。紧接着，我感觉到好几只手一起抓住我，把我拽向了走廊另一头的医务室。
我承认那时的我是有点歇斯底里。可只要有一丝怜悯之心的人都应该理解我的心情。护士帕米尔小姐关上了医务室的门，猛地拉上了医务室靠着走廊的窗帘。修女们围了上来，试着帮我止血。与此同时，帕米尔护士给我打了一针，说是为了让我镇定下来。仿佛我不是一个受了伤害和羞辱的高中女生，而是个精神错乱的疯子。
不管她给我注射了什么，药物在我身上马上产生了效果。我突然变得意识模糊，好像喝醉了酒，觉得什么都无关紧要了似的。人们进进出出，上课铃打响，有人打着电话。每次医务室的门被打开，都有不同的女孩把头伸进来，每张脸上都奇异地混合着想象、恐惧和同情。“有什么好看的？”我想说，可是实在是提不起劲来。
我被拖出了学校，塞进了一辆车里。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发现文学修辞课的玛格丽特修女坐在我旁边，抓着我缠满绷带的手。更让我惊讶的是，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温柔地说着：“好了，好了，没事了。你会没事的。”
我被送到了巴吞鲁日医院，左手腕上缝了六针，打了一针破伤风。整个昏沉、痛苦的过程都是由玛格丽特修女握着我的手度过的。当我躺在休息室的床上，我的父母终于冲了进来。我母亲充满担心地抽泣着，我父亲的头发里和工作服的肩膀上还散落着干草，看起来竟然有些滑稽。玛格丽特修女用最婉转的方式向他们叙述了整件事情：在学校告示板上出了一点小意外，不是什么大事。手腕划破了一点，其实没有必要缝那么多针的，但安全一点总是好的。像劳拉这样的转校生刚开始一般都是有些吃力的，但劳拉把握得很好，你们的女儿没事，她很好。她现在需要的，好心的修女说道，只是休养和大家的谅解。
你应该可以想象我对玛格丽特修女有多么感激了。在那天以前，我对她的印象只停留在一个苍白的、脑子里只有语法的修女形象上；她身上微微有一股图书馆的霉味，走路时会发出沙沙声，仿佛她的身体是用羊皮纸做成的。而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里，她变成了我全世界最好的盟友。我也高兴地发现，原来并不是所有修女都像我想象的那样——虔诚的表面下其实隐藏的是一个个可怕的巫婆。
但这位好心的修女只能照顾我到寝室的门外。走进寝室大楼，修女阿加莎接管了一切。她和我母亲一起把我送回房间，命令我在接下来的两天必须在床上休息。我不可以离开这幢大楼，我不准去上课，我也不能接见任何访客。换句话说，我被关了禁闭。
她们走后，坐在房间另一边床上的梅丽莎看了看我，她扬起眉毛，用近乎佩服的语气问道：“哇！你做了什么？你是割伤了自己吗？”
“不要管我。”
“有什么大不了。我只不过是问问。”
我的父母此时则坐在校长办公室里，和校长伊夫琳以及修女阿加莎进行着一场严肃的谈话。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在商量着些什么；只是在后来，我才能把零零碎碎的事件拼凑在一起，得到那场谈话的完整经过。两个修女一定是把那封惹祸的信拿给了父母看。我母亲，经受不起房间严厉的气氛和墙上的十字架，最终承认了我被送来圣心学院的丑陋的、真正的原因：全都是因为这个无耻的男孩，就是写下这封无耻的信的人，是同一个人。都是他的错，母亲一定是这样说的。就是他让他们纯洁的女儿变得堕落，从而导致了这一切的一切……无耻之徒！上帝啊！我又能做什么呢？
令我母亲安慰的是，修女们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她们是有经验的，两人一起递给我母亲纸巾。一直别扭地坐在旁边的父亲此时开口，提出当下最明智的处理方式应该是，没收任何这个男孩再寄来的危险、罪恶、肮脏的信件。（“对，对，就应该这么做。”我能想象到母亲在一边低声附和着，还边抹着眼泪边点头。）修女们向我父母保证，她们会好好看管我。在暑假期间，劳拉绝对不能和这个男孩见面，要多鼓励她参加一些别的活动，比如排球，或是学学针线之类的。（“对，对，当然，我们会这样做的。”“我们会照做的。”我父亲也加上一句。）在那之后，当她下个学期回到学校时，劳拉就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了。我们会帮助她多和其他女生交朋友，参加一些社团。她需要的就是这些。（“对，对，她就是需要这些。”）修女们还说，她们见过更糟的情况，而通常，在温和而坚定的指导下，可怜的迷途羔羊最终会找到回家的路。我的母亲不需要担心，她们会照顾好我的。她们知道对我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哦，谢谢你们，我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唉，残酷的仁慈。
唉，吝啬的施舍。
唉，甜蜜的、无偿的爱情。
那个伤疤，既然提起，就顺便说一句——它还在我左手腕的内侧。我记得你小时候曾经问过我这是怎么来的。那天下午，我们在后门走廊，你坐在我腿上，我帮你梳着头发。你用你的小手抓住我的手腕，伸出一根手指，来回摸着我的伤疤。我告诉你的故事，几乎和玛格丽特修女那时在医院告诉我父母的一模一样：在学校告示板上出了一点小意外，不是什么大事。手腕被划破了一点，其实没有必要缝那么多针的。
那么，现在你总算知道事实的真相了。现在这个伤疤已经很淡了，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了。但就在我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我抬起手臂，还能看到一条浅浅的凸起：算是我在圣心学院第一年的纪念品，也算是给我之后会经历的那些伤痕一个预兆吧。但更重要的是，我亲爱的女儿，就在我坐在这儿等你回家的时候，这个伤疤让我记起，生活在你这样的年纪是多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