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当年，毛泽东为何得到众多革命家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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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毛泽东为何得到众多革命家拥戴？
最近，刘文进在阅读民国人物史传时，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样的一个风起云涌时代，各路英雄层出不穷，留学西方后归来的饱学之士如过江之鲫，世家子弟中仁人志士亦比比皆是；为何时代江河大浪淘沙，众位革命家独独拥戴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冲里走出来的普通农家子弟？
这个提问，与抗日战争时期，美军驻延安观察员谢伟思，曾经提出的“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成功地战胜他的众多对手而成为公认的领袖？”如出一辙（后来被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们称之为“谢伟思命题”）。看来，近70年了，思索这个问题的还不乏其人啊。
1944年7月，毛泽东(右二)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左三）等在延安。
当读了汪浩、韩同友著的《周恩来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刘文进的认识逐渐明晰（以下楷体文字摘自《周恩来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小标题为本博主所加）。特录于下，与博友们分享，亦期待不吝赐教：
其一，谁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走哪条道路，怎样走才能胜利的问题，谁将是革命的领头人。
十月革命在接壤的苏俄惊天动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兹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程。
建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认清了中国要走“劳农革命”即十月革命之路。然而这条道路如何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怎样结合？这“结合”的文章很大，正是这个“结合”成为中共早期领袖的兴衰成败的关键。
在船山学社、岳麓书院“实事求是”湘学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建党前就提出“旗帜务取鲜明，而着步尽宜按实”，“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路线。此后的实践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艰难曲折的探索道路上披荆斩棘、遇难呈祥、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不断走向胜利的唯一的一条正确的“结合”之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并接受这一唯一正确的结合之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付出了血与生命的巨大代价。而中共领袖们，在探索革命道路，选择自己的领袖，并与之形成优化组合的最高层领导班子，其中的关键也正在于这个“结合”。
最早成为中共领袖人物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和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学者革命家群，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如果说陈独秀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宣传马列主义曾经所向披靡，对党的创建，功不可没的话，那么，在十月革命的经验与工农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问题上，他迷失了方向。正如共产国际当时的负责人拉狄克1922年11月所指出的那样，陈独秀表现出难以“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在实践与行动方面，缺乏独立自主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纲领和指导方针，一方面对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指导抵制乏力；一方面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风暴中，在领导权问题上，又过分迁就退让。教条地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展成自觉不自觉地放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一方面在国共合作中没能处理好合作与独立，团结与斗争的关系，讲联合时往往忽视斗争；另一方面在国民革命中，又没能处理好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讲反帝反封建的国民运动时往往忽视阶级斗争。在作风上又陷入家长制，最终在“结合”上归于失败。这个建党前后的“中国的列宁”被历史无情地抛出政治舞台。而走出书斋的李大钊过早牺牲，李达、李汉俊不久也因学究气而落伍。陈独秀多次号召党要“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但他始终没有找到通向群众政党的正确道路。
其二，谁能真正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谁将赢得追随者。
1939年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在延安。
陈独秀为代表的学者革命家群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中共领导层还有四种不同类型的领袖群体。具有国际考察学习背景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瞿秋白、周恩来为代表，他们对俄国革命和资本主义作过深入的考察，确认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们作风扎实，态度严谨，但对本国的情况缺乏深入的研究，更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但他们勇于实践，因此中共其后几十年，许多重要领袖产生于这批革命家中，如朱德、陈毅、邓小平、李富春等。另一部分是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代表的从中山大学走出来的青年革命家，他们既无实际斗争的经验，在国外对资本主义也少有人作过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他们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和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后来在革命的实践中，能扬长避短，磨炼成为党的中坚甚至是党的著名领袖人物如张闻天、刘少奇、任弼时，但其中受王明宗派主义影响的少数人，曾经窃取党的领导权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以上这两部分领袖人物，都属于青年知识分子革命家群。另外还有两批人：一批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代表人物有向忠发、苏兆征、顾顺章、邓中夏等人，另一批是致力于农民运动，没有在国外考察学习背景，但却对中国国情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自始至终置身于革命斗争实际第一线，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代表人物是彭湃、毛泽东。历史是公平的。这几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由于历史的机遇不同，他们的代表人物都先后成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主要领导人，一显他们的身手。但他们都曾以在“结合”问题上的不同表现，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同的结果，而其代表人物个人的历史命运也各不相同。
在同国民党右派、陈独秀右倾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瞿秋白被推举为党的领袖。瞿秋白较早发现并严肃批判陈独秀脱离工农运动，放弃革命领导权，以及“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较早地支持毛泽东、彭湃等人的农民运动，赞赏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在国民党右派叛变，中共处于危难之中时，他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人，通过坚决果断的斗争，挽救了党。他民主作风好，在中共历史上形成了最早的包括他和周恩来、李维汉、苏兆征、罗亦农等人组成的、团结协作比较好的领导班子，但正如瞿秋白在检讨自己错误时曾说的“我的毛病是与工农群众接触少，没有第一线斗争经验，因此不能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这种先天的不足，使他在批评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时，把整个资产阶级都视为革命的敌人，表现为“左”的倾向。这一倾向为以后“左”的错误开辟了道路。问题又出在“结合”上，可惜这位以文才享誉党内外的才子革命家，过早地淡出历史舞台。
在批判陈独秀、瞿秋白两位出身于知识分子领导人的错误时，党内出现了全盘否定知识分子的倾向。党的六大竞提出并确认“党部指导机关工人化”和“干部工人化”是“唯一正确”的方针。陈独秀之后，瞿秋白、周恩来又处于被批评的位置上，党内缺乏深孚众望的领袖人物，宗派现象有所抬头。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于是瞿秋白之后，中共曾很幼稚地选了一个工人代表向忠发作为总书记，从两位知识分子领导人的失误走向反知识分子的另一极端。作为历史的无情嘲弄，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恰恰导致知识分子的“秘书长专政”：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长的李立三，成为“秘书长专政”的代表人物。向忠发挂名，周恩来出国，李立三成了事实上的领导核心。李立三从陈独秀后期片面地听命于共产国际，到他的置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于不顾，而且他既没有瞿秋白的民主作风，而家长制又比陈独秀有过之而无不及，致使他的教条、“左”倾盲动主义、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妄图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夺取中国革命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向忠发的被捕叛变，说明机械的唯成分论幼稚可笑；李立三的失误警示着教条与盲动是中国革命的重大隐患。李立三又一次在“结合”问题上，让中共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挫折。
由于瞿秋白的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和党内的反知识分子倾向，导致向忠发这个“平凡可笑的人物扮演了英雄角色”（马克思），导致李立三专权；由于李立三的“反国际”和盲动主义造成重大损失，给王明宗派团伙以可趁之机。以献诌讨好共产国际代表以骗取信任，没有合法的手续，窃取党的领导权的王明等人，以“钦差大臣”自命，以满口马列主义的词藻来哗众取宠，蒙蔽群众，以残酷打击犯错误或意见不同的同志，以控制全党。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倾向，加上在这一段时间内，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误，企图在中国“克隆”俄国革命，致使这批有俄国镀金背景、言必称马列，以“百分之百（共产）国际路线”自夸的青年革命家群，在“结合”问题上，再食苦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最为惨重的损失。
其三，谁关心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谁将得到拥护。
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同农民亲切交谈
以彭湃、毛泽东为代表的另一批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青年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家，他们始终坚持在国内斗争的第一线，他们注重本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彭湃是我党最早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农民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他主张“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不仅“读有字之书”，更注重“读无字之书”。他曾在安源等地考察、指导工人运动。1925年秋他又致力于农民运动，他先后对湖南、广东、江浙的农村与农运，作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过一大批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成为中共历史上的经典文献。更为可贵的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有意留他在中央工作，但他坚持到农村第一线去组织秋收起义，领导农民武装斗争。正是由于他们深入研究国情并置身于革命斗争的第一线，特别是致力于农民革命斗争，他们才最早、最深切地认识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毛泽东这位被王明等讥笑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袖，总结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崭新经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中国革命在斗争中形成的伟大领袖，在致力于研究中国国情、始终置身革命斗争第一线、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致力于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农民武装割据，土生土长、最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农民领袖群中产生，这是发人深省的，也是必然的。
毛泽东最了解中国，最了解农民，对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农民有着最深刻、最透彻，其他领导人难以企及的了解，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的领导核心非他莫属；
毛泽东最早认识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这是毛泽东最早最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并身体力行的具体表现。这也正是他能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核心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研究最深，了解最透，其显著标志就是他关于中国革命中农民问题的独到见解以及他为中国革命指出的唯一正确道路：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农民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历史否定了“城市中心论”，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指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美军驻延安观察员谢伟思，曾经提出一个后来被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们称之为“谢伟思命题”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成功地战胜他的众多对手而成为公认的领袖”？
冯建辉同志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毛泽东同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相比，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早，所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并不比他们多，学历和文化素养并不比他们高，革命经历不比他们长，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中共公认的领袖，就在于他比别人更适合历史的需要。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为他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使他有机会比其他人能够更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领袖人物的必备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比别人所具备的才能更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第二，当时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有恰合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
毛泽东最了解中国的农村，最熟悉中国的农民。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是解放农民，主要内容是进行土地革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广大农村，主要人力资源是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在中国，谁最了解农村，谁最了解农民，谁就能最好地把握好中国的基本国情，谁就有了制订革命战略、策略最深厚的基础。在中共早期领袖人物中，“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早期的毛泽东，“全力从事工人运动”，但他“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中共三大“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三大还通过了毛与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张国焘后来回忆说，这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但当时中共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推进国共合作，加上毛泽东时任中央局秘书，一时无暇真正去从事农民运动。当时，“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
1923年7月，陈独秀发表《中国农民问题》。邓中夏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中称赞这是一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的好文章。
1924年12月，毛泽东回湖南养病，
以上事实告诉我们，虽然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关注农民问题，农民运动，并不是毛泽东最早，但“党中央没有哪一位领导人能够象毛泽东那样，对中国农村进行如此长时间的深入、广泛、系统的调查研究。这也正是毛泽东比别人高明、正确的‘秘密’所在”，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农民问题的情有独钟，他才取得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真正发言权。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领导人，由于个人出身经历、革命活动特点与范围，以及个人主观方面的某些原因，他们虽然曾经热情地注意农村，但都没有能达到深刻地了解和科学地认识农村的程度。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看农村。”也就是对农村的认识停留在静态的观察和表面的了解层面上。
毛泽东不仅出身于农村，而且他从一开始就认定“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他虽然热心组织不少共产党人出国考察学习，自己却留在国内坚持对国情，特别是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曾留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毛泽东婉拒说：“我不愿跟他们去（上海）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这一留一拒，反映了当时对中国革命是坚持“城市中心”，还是将党的工作中心转向农村，革命处于十字路口，领袖人物的不同认识。
当然，毛泽东从城市中心论的误区中走出来，成为一个农村中心论者，也有个人机遇。周恩来指出，1925年毛泽东回家养病，“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
1926年初，国民党二大，毛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被选进国民党农民部。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他批评说“我们过多地注意城市而忽略了农民”。中山舰事件后，毛是极少数在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人，并主持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二十年代中期，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加重视农民问题”，这促使他用更多的精力关心农民问题，也为他此后“能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创造了条件。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虽然原因很多，但其中毛泽东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尽早从“城市中心”转向农村，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正确地贯彻执行八·七会议的决议，是诸多原因中最基本的原因。毛泽东的方向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其四，谁善于调查研究，并有针对性地决策，谁将获得公认。
1943年冬，毛泽东在南泥湾视察八路军炮兵团。
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起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新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毛泽东领袖地位还没有得到全党的确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王明的宗派主义曾向他的领袖地位发起挑战。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力排博古等同志的不同意见，根据民族矛盾上升的事实，主持制定了团结全民族一切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瓦窑堡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为中共在此后领导民族和人民解放斗争争取了主动。一年后西安事变，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使事变得到了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中共上述战略决策的正确解决。其后，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命、从极‘左’摇身变为极‘右’，以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为蛊惑，公然向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发出挑战，甚至公然诬蔑毛泽东“只能成为苏维埃运动人物，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不够，不能成为党的领袖”，“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吧”。1937年11月王明回国以钦差大臣架势发表的讲话，连李德也认为“可以被看作是对毛的党内政策及全国政策的十分谨慎的批评”。
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这使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一时也不知所措。加上遵义会议以来党内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不统一，一度使毛泽东处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李维汉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随着国际斗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也随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特别是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实际情况的了解，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和中共政治路线态度根本改变。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王稼祥同志回国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并要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1938年9--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领袖地位得到进一步步确认。其后，王明态度不得不改变，公开表示毛泽东是“全党团结的核心”，是“公认的领袖”。此后，通过1942年整风，中共领导层关于领袖的竞争和选择，思想才趋于统一。
1945年4-6月，中共七大，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主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才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得到了最终的确认。正如彭德怀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言所指出的那样：“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等领导人逐个淡出了历史舞台，在于他们对中国国情了解不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开不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恰当处方；张国焘的拥兵自重，以枪指挥党，难脱历史上一切分裂主义者基本程式和可悲下场；王明拉大旗作虎皮、钦差大臣满天飞，夸夸其谈、哗众取宠，为实现自己“想当大王”的野心，弃民族和党的根本利益于不顾，其手段和方式，不过是一切政客之故伎。一个是武装分裂，一个是政客伎俩，他们挑战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他们的失败，揭示一个时代，伟大的领袖人物的出现，表现出来的基本规律：跳梁小丑可以靠阴谋、诡计得逞于一时，但时代伟人的出现，必定是历史使然，必定是时代所造就。时势造英雄。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那样：“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那些过渡性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在组织工作方面却很弱……革命时代一到来，当要求领袖拿出革命实践口号的时候，理论家就退出历史舞台，让位给新人物了”！瞿秋白在八·七会议后不久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八·七会议，毛泽东振臂一呼：“枪杆子中夺取政权”；井冈山斗争，他鼓舞全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遵义会议，他说服全党，结束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盲动主义；长征路上，他指出，北上抗日，才是出路；瓦窑堡会议，六届六中全会，他团结全党，制订并坚持了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民族大计；西北坡，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提出两个“务必”，并以“赶考”和防止“糖衣炮弹”的决心，号召全党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如同航标、灯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航向。
1939年的毛泽东
恩格斯说过，革命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中共早期领导层可以说巨人林立，比较毛泽东与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不必说王明，就是周恩来、李立三……毛泽东除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善于结合，善于实事求是、灵活运用，就是在个人气质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毛泽东较他们由于更深入实际，而更少一些书生气、知识分子气。王明诬蔑毛精通旧社会的‘旁门左道’那一套，显然是恶意的贬抑，但也正反映了毛泽东与他们的重要区别。毛泽东不仅熟悉马列主义理论……而且通晓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深谙战略战术，这是上述诸位领袖人物较之也略逊一筹的。正如党内有些老同志回忆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经验时，深有感触地说：看来只有毛泽东能够对付蒋介石，其他人不行。毛泽东自己也曾说过：“蒋是草头王，毛是反手”。这虽是一句笑话，但却传神地揭示了毛的智慧和力量。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全党选择了毛泽东。这是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