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当年为何选择了共产党和毛泽东而放弃了国民党和蒋介石。

对一个人的定论，不能以少数人的看法为标准，不管它是“精英”还是“主流”，而是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站在民族的高度，以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为标准。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结论会截然相反。比如，猫在老鼠眼中一定是“十恶不赦”的大祸害，而在人的眼中却是为民除害的好动物，所以才有大人物用它来比喻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当时中国人民没有自己的主权，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可以自由进出中国的港口，外国军队可以自由驻扎在中国的领土，美国大兵可以任意强奸中国妇女而不受法律制裁，各个世界强国可以对中国领土任意瓜分，在中国的土地上成立“租界”，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上海滩上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根本不把中国的主权放在眼里，整个国家版图被各国列强蚕食得千疮百孔。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治国无方，卖国求荣，国破家碎，民不聊生……。这些都有活生生的历史记载，谁也无法否认，并非老夫在此造谣惑众。年青人上中学时都是学过一点历史的，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迫使中国人民放弃了有帝国主义为之撑腰、貌似十分强大的蒋介石和国民党，而选择了势力相对弱小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是经过沧桑岁月和无情的战争多次淘汰和检验的结果，就连王明在延安时也不得不承认：“毕竟是老毛挽救了红军，保存了这支革命队伍的嘛”。说明毛泽东当时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得人心的，是为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所认同的。
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声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不感到骄傲和自豪吗？
如果有人认为当年中国人民的选择错了，难道说当时几亿中国人民都是弱智？都不如现在的“精英”们聪明？这不是在抵毁自己前辈们的智商吗？俄国革命家列宁曾有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值得当代年青人深思。
当然，有一部份人是不满意毛泽东的，他们是旧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失去了往日坐享其成、靠剥削和压迫获取利益的“天堂”，更看不惯“穷鬼们”居然翻了身、当了家，并与其“平起平坐”了，就连掏粪的、扫大街的、脚上粘满了泥水的、身上滚了一身油污的等等“下里巴人”都要上天安门城楼享受崇高的政治待遇，有的居然还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两相比较，他们过去的权势和地位一落千丈，他们当然是要反对毛泽东的，但这毕竟这只是一小部份人。从这个原则上，也可以看出反对和诋毁毛泽东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我相信，在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中，反对和指责毛泽东的几乎没有。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对此，年青人更应慎思。
二：关于民主与独裁。
“精英”们对毛泽东最大的攻击是指责毛泽东不讲民主、搞独裁。
毛泽东真的是“不讲民主、搞独裁”吗？
事实上，毛泽东一向是提倡民主作风，反对搞独裁的。毛泽东经常教育党的干部要善于团结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特别要善于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而且被事实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而且自己也一贯是这样做的。
大家知道，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人曾经是反对毛泽东的，但在一九四五年筹备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毛泽东却对与会代表做工作：“一定要保证王明、博古、李立三和王稼祥这些人选入中央委员会。如果他们落选了，这个会就是一个失败的会，分裂的会，很不成功的会。”而且要求自己的妻子江青做大家的工作。江青当时对毛泽东说：“别人我估计问题不大，王明可就不敢肯定了，他的对立面很多，而且一直是反对你的，相当多数的同志都知道这一点，让他们选择的话，没有多少人会站在他们这一边。”毛泽东微微笑道：“历史上反对过我的人很多，如果都不选，就没有多少人了。有人盼望的就是我来个一言堂或者是一人党，这是不得人心的做法。王明过去反对我，但是他的影响很大，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利多害少。再说，反对我的人中，他们的意见也不统一，进来可以听听多种意见，这样好处大得很那。”
六月九日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又亲自到代表中继续做工作，让大家选举王明、李立三、博古等人。在会议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坐在会场上听唱票，等到这几个人的选票过了半数时，才松了一口气。他说：“一个革命家，如果不懂得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搞团结，他就会被敌人所打倒，历史上哪里有孤家寡人能成功的例证呢？”从这一件事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博大的胸怀。试问：世间上有如此“不民主”搞“独裁”的领袖吗？
解放初期，毛泽东为了更好地建设和治理国家，召集了全国各界社会贤达名流，成立了“政治协商委员会”，让其共商国事，为国家建设共同出谋划策，有的还亲自出马登门求见，其精神不亚于当年诸葛孔明“三顾茅庐”，很多海外学者受其感动，千里迢迢、想方设法回国效力，（不象现在反而以出国拿“绿卡”为荣），这样的做法难道还不算民主吗！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写的一封信中说：“有人求我将她（李淑一女士）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像李淑一这样“我失骄杨君失柳”类型的友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居然以“未便再荐”了之，其表现出的胸襟有哪位领导人堪与相比？这是一个“独裁”者的所为吗？一位功高无人可比，权大无人能及的“一把手”，在个人问题上谨守原则，把自己当成普通的一员，这是何等难能可贵！
三：有人以五十年代全国几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并受到了“政治迫害”作为毛泽东打击“知识份子”的“理论依据”。
不错，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开展过一次反右运动，当时，中国共产党也确实号召过各界人士给党和国家提意见，以便集思广益、更好地建设和治理国家，这本来就是一种非常民主的工作方法。但那些反动资产阶级的所谓知识分子却借着大鸣大放、言论自由，公然要求共产党下台，他们提出的意见是：共产党都是土包子，打天下能行，坐天下不行；打战是内行，治国是外行；要想治理好国家，还得靠我们这些“精英”。民主党派的章伯钧提出要“成立政治设计院”；罗隆基提出要组织“平反委员会”；储安平污蔑党的领导是“党天下”等等，要求共产党下台，大家轮流坐庄。各地被打倒的地、富、反、坏也趁机里应外合，大肆嚷嚷“要变天了”。
这里，老夫认为这些“贤达”、“精英”们虽是做“大学问”的人，然大脑却简单得要命，他们犯了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当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老百姓艰苦卓绝打天下的时候，这些“学者名流”、“社会贤达”们坐在舒适的书斋中“做学问”。等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工农大众吃尽千辛万苦、付出千千万万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将天下打下来了，他们却指责共产党这也不行，那也不是，要求共产党下台，由他们来“坐庄”，这不是异想天开是啥？一旦让他们坐了江山，还能保证让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吗？还能保证工人农民的主人公地位吗？打个比喻，你阁下千辛万苦创下了一份家业，有人却要求你让开，由他来当家作主，你能接受得了吗？你可能拼了老命也会保卫自己的家业哩。如同此理，共产党让大家提意见，是一种虚心的表示，是真诚地希望大家一起来出谋划策，群策群力，共同建设好这个国家，而他们却想趁此机会窃取国家政权，所以打成“右派”也是活该。不过话又说回来，也算他们运气好，遇到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有如此宽宏大量，只给戴一顶“右派”帽子，没有开除他们的工作和端掉他们的饭碗，其待遇比现在的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好多了。若是过去的封建帝王，不砍掉他们脑袋才怪呢。
事实上，毛泽东是相当尊重知识份子的，特别是搞理工科的知识份子，只要你有真才实学，能够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都一律受到党和国家的欢迎，因此吸引了不少的知识份子千里迢迢回国效力，使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据资料记载，七十年代，我国的计算机技术与美国处于同一水平，生物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航天航空技术正在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核能利用也处于世界前沿，“两弹一星”的成功使中国人民为之扬眉吐气……，新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在一穷二白的焦土上建立起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公正的说，毛泽东在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上，最多有一点重理轻文的倾向而已。
四：有人认为，解放后毛泽东应该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应该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国家资源出兵朝鲜。
老夫认为，此言属于典型的痴呆型思维。谁不想“一心一意搞建设”，但当时的国际环境能允许你“一心一意搞建设”吗？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将中国看作是一块肥肉，都想在中国占据一块殖民地。他们当然不甘心丢掉曾经占有的“天堂”，因此对新生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政权恨之入骨，必欲灭之而后快。他们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制裁，进行海上封锁，被赶到孤岛上的国民党反动派也不甘心接受失败的命运，千方百计梦想夺回失去的政权，国内外反动势力遥相呼应，新生的红色政权面临着被颠覆的极大危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更将朝鲜作为进攻中国的跳板，战火已经烧到了这块跳板的边缘，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帝国主义列强能容忍你“千方百计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吗？打个比方：一群强盗在你家门口磨刀霍霍，正寻机会进屋抢劫，你是继续搞你的“家庭建设”呢还是先将强盗赶走再说？这个答案，我想只要不是弱智都会豪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比毛泽东更高明，那就请拿出一个“高见”来，说说当时如果你处在毛泽东的位置应该怎么办。遗憾的是并没有一个人拿得出比毛泽东更高明的办法来，只是事过境迁马后放屁而已。
还是毛泽东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将战火灭于国门之外，并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送上了前线。当毛泽东听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时，只说了一句话：“谁叫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这种为国家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岂是在背后嘁嘁喳喳的小人所能比。
也正因为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朝鲜一仗，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威风和志气，使帝国主义列强不敢对新生的红色政权轻举妄动，赢得了国家几十年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
五：有人将五十年代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等算在毛泽东头上，这更不符合历史现实。
新中国成立时，国家百废待兴，没有一个象样的工业，连肥皂、煤油、铁钉等都要依靠进口。毛泽东制订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人民热情高涨，纷纷献身于这场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大跃进建设中。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每亩地能产多少粮食难道不知道？事实上“高指标”、“浮夸风”的直接责任人也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和邓。据史料批露，第一个亩产万斤的“点”就是刘XX在河北徐水县亲自抓出来的。毛泽东知道后，一方面不愿意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中央的安定团结，主动承担了责任，批评了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浮夸风”，并花大力气做了纠正。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后来毛泽东又写道：“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高指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了许多。一九五九年一月的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一些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比较低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议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的数，这才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从1958年下半年起，毛泽东一连开了六次会议，力图纠正浮夸风和某些人的头脑发热。然而却遇到顽强的抵抗。1959年春耕前，毛泽东异乎寻常地用党内通信的方式，直接写信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六级干部，苦口婆心地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证明了毛泽东对那时的浮夸风，吹牛风，和不切实际与科学的瞎指挥并没有什么直接责任，这笔帐应该算在什么人的头上，我想大家了解了这段历史，都应该心知肚明。
六：有人说毛泽东只懂政治，不懂经济。
毛泽东真的不懂经济？老夫认为，毛泽东不但是一位思想家、革命家、理论家、哲学家、诗人……，而且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经济专家。
毛泽东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结合中国的实际产生了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其代表著作有，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延安时期的《抗日战争中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在日寇和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的困难时期，号召全体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生产自救，并创建了南泥湾这样“陕北的好江南”；在解放战争时期有《减租和生产是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关于工商业政策》、《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论著；革命胜利后，将解放军整师建制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并将东北的北大荒建成了名誉全国的鱼米之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著有《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加快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论十大关系》等。即便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抓路线斗争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仍然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要节约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大搞三线建设”等等重要指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的人看过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吗？
建国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宏观经济论文中，对我国的工业、农业的发展和布局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对各种经济成份的比例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安排，制订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战略部署，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一个“不懂经济”的人难道能写出这样一篇宏观经济巨著。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来看一看建国后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取得的巨大成就：
工业：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超过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而且是在没有“引进”外资的情况下）；从1952年到1976年：钢产量140万吨增长到3180万吨，煤炭产量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水泥产量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木材产量1100万立方增长到5100万立方，电力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3.9万吨增长到869.3万吨等等。
农业：根治了黄河海河淮河的灾害；建成了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还是在困难时期），使几百万亩农田得到了灌溉；修建了成千上万的水库（这部份还没有统计在“GTP”之内），改善了农村的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改变了过去靠天吃饭的落后局面。
航空航天：我们自行研制了大型喷气式飞机；我们的“运十”，就是现在也是世界先进水平（可惜的是“改革”给改没了）；我们的蓝天上飞行的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雄鹰”；1970年我们成功的发射了我们自己制造的人造地球卫星；
核武器：1964年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我们的氢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了世界核强国（如果放到现在才搞核工业，世界列强岂会容你，君不见朝鲜、伊拉克就是典范）。
电子工业：我们拥有自己的半导体工业，我们拥有自行设计的大型计算机，能自己拉出单晶硅（可惜现在只能依靠进口了），能自行生产集成电路……。
医疗：城市职工实行公费医疗，农业人口实行合作医疗；赤脚医生遍布偏远山区（曾受到联合国的高度评价）；全国人民享受免费的疾病预防，消灭了血吸虫、天花和霍乱等常见疾病；性病对中国人来说更是天方夜谈。
另外：我们还能够自行生产大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万吨巨轮；我们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举世瞩目；我们的汽车工业蓬勃发展……。
（注：以上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老夫从网友文中摘录）
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没有引进“国际资本”，也没有欠高额的内债和外债，更没有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当然也没有“黑砖窑”、“黑煤窑”、“黑心工厂”奴役盘剥劳动人民，更没有添加“苏丹红”和“三聚氰胺”之类增加“GTP”，而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中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力量完成的。难道一位“不懂经济”的领导人能实现如此壮观的业绩，完成如此宏大的成就？所谓毛泽东时代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完全是某些人别有用心的谎言。
我们可以按逻辑倒推一下，若真如某些人所说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那时为何没有工人下岗、没有农民失地、没有“三农问题”、没有“黄、赌、毒”泛滥，没有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没有假、冒、伪、劣产品毒害人民；没有贪官污吏们巧取豪夺国家和民众的财富；没有到处“乱抓老鼠”的猫？社会秩序为何井然有序，人民为何如此安居乐业。
还有，既然国民经济已经到“崩溃边缘”，那么举世闻名的成昆铁路是靠什么修起来的？万吨巨轮又是靠什么力量造出来的？两弹一星又是如何试验成功的？我国自行设计的大型运输飞机“运十”又是怎么飞上蓝天的？国民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是拿什么来实现的？门类齐全、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又是靠谁发展起来的？现在用来“MBO”的几十万亿国有资产又是从何而来的？难道这些东西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谎言永远也经不起历史检验。
七：有人造谣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几千万人。
老夫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只感觉到当时确实吃不饱肚子（既然是严重自然灾害，吃不饱也属正常），但没有见到过纯粹被饿死的（可能有，但只是极少数。现在不是也有下岗职工因生活所迫而自杀的吗）。不知是不是“有人”将那几年所有的死亡人数都统计到了“饿死”的行列。对这个问题，老夫引用“数学”网友的一个比喻：现在的下岗工人有几千万，这个数字应该是不存在异议的，在我们周围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下岗职工的身影，大部份家庭中或多或少都有亲人或亲戚下岗；如果当时饿死的人也有几千万，那么当时我们周围也应该随时可以见到被饿死的人，大部份家庭中或多或少都有亲人或亲戚被饿死。然而事实是这样的吗。建议年青人都回去问一问你们的父辈，当时他们是不是都亲眼看到了到处都有被饿死的事情发生，这个谎言便不攻自破了。
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虽然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期间国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饿死了几千万人”，人口反而是在不断增长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为四亿多，文革结束时已达到七亿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国人民克服了巨大的困难，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人民安居乐业，生老病死有依靠，社会治安井然祥和，可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49年到76年26年间，我国由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强国、并且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有核武器的国家、工人全员就业、福利住房（尽管面积不大）、公费医疗、全民义务教育、大学生免费教育还包分配。这些成就绝不是谎言所能欺骗得了的。
八：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没有法制。
是的，老夫承认，在毛泽东时代确实没有现在的“法律条文”多，其繁文缛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看得老夫两眼昏花、头晕脑涨，但历史往往会给人们开玩笑。
正是在那个“没有法制”的年代，我们的国家没有黑社会，没有黄、赌、毒；没有贪官污吏；坏人坏事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刑事犯罪也“今非昔比”；
正是在那个“没有法制”的年代，民风纯朴，人心向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虽穷，但心理坦荡，社会和谐，人际关系融洽，人人助人为乐、个个见义勇为；
正是在那个“没有法制”的年代，政府和人民的心紧贴在一起，为人民服务蔚然成风，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和干部都会以身作则、首先做到。那个时代，党的威信最高，执政能力最强。田间，车间到处都有公仆的身影，同吃，同住，同劳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着每一个公民的心田！
正是在那个“没有法制”的年代，我们盖起了学校，让所有人的孩子走进了教室，让优秀的孩子免费读完大学，让所有的人都有工作，能够心情舒畅地靠自己的劳动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
正是在那个“没有法制”的年代，城镇职工实现了公费医疗，农村实现了合作医疗，让全国人民有了最起码的医疗条件，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现在有“法制”了，但良心却没了。有人卖“乌纱”，有人卖“公章”，有人卖“批文”，有人卖“机密”。只要能抓到“老鼠”，甚至可以卖掉良心；
现在有“法制”了，可谁还敢见义勇为，英雄流血还流泪，天大地大没有“权”大，爹亲娘亲没有“钱”亲！难道这就是法制社会带来的文明？
现在有“法制”了，“法”却失去了它应有的威慑力量，有的地方，黑社会在收“保护费”，有的地方，贼警联手，猫鼠一家，有的地方，官黑勾结，横行乡里，有的地方，执法犯法，法律的天平失去了平衡，社会风气令人窒息，难道“法制社会”就是如此？
现在有“法制”了，但《劳动法》保护不了“黑砖窑”里的未成年童工和“黑煤窑”中的农民工，拖欠工资顺理成章，干了活不给工钱不足为奇；《银行法》保护不了大量的坏帐烂账，只要有回扣，国家财产算老几；《证券法》管不住股市疯狂圈钱，将股民们的血汗蒸发的无影无踪；《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不了野生动物，成为了官老爷和款爷们口中的美味佳肴；《环境保护法》保护不了正在日益恶化的环境，艾滋村、癌症村、怪病村层出不穷；《产品质量法》管不住假、冒、伪、劣肆意泛滥，“苏丹红”、“吊白块”、“三聚氰胺”进入食品令人不寒而栗；《医药卫生法》管不住医生的“大处方”和假药的泛滥成灾，使多少生命成为冤魂；《物价法》管不住高房价；《教育法》管不住高学费；《国土法》管不住耕地流失；《物权法》管不住强制拆迁；《建筑法》管不住豆腐渣工程；《公务员法》管不住贪官污吏……；甚至于，老百姓没有钱连官司都打不起，只好望“法”却步。
这一桩桩，一件件，难道是法制社会应有的行为？“法”虽然多了，但法律的天平失衡了，它倾向了权力和金钱一边。
法律本来是维护人类基本道德的工具，但抛弃了道德的底线，
“法”再多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