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抢走了我回家的车票——万名票贩聚集北京两火车站 | 博客网

谁抢走了我回家的车票——万名票贩聚集北京两火车站
作者：刘敬武 | 2006年01月17日17时56分 |   【内容提要】
在《北京蓝皮书》发布会上，《火车站票贩子群体调查》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昨天，《北京蓝皮书》在北京社科院发布。其中一篇《火车站票贩子群体调查》（下称《调查》）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票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从哪里来？怎样“工作”？为什么他们屡被打击却依然猖獗？ 从去年“五一”期间开始，北京社科院三名助理研究员历时半年，为320名票贩子建立了档案，获取了该群体的第一手资料。 两车站有票贩子上万人 调查者之一张西说，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北京站的票贩子最早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是票贩们财富积累最多的时候，后来因为西站的扩建、火车提速车次增加、票贩队伍壮大和铁路改革等原因，现在，票贩们普遍觉得“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调查者估算，目前在北京站和北京西站两大火车站约有票贩上万人。在他们中，30-40岁年龄组人数比例最高，约占40％，其次是20-30岁年龄组，约占36％，再其次是40-50岁年龄组。10-20岁年龄组和50岁以上年龄组所占比例很小。根据调查者掌握的资料，票贩子当中最大的77岁，最小的仅有14岁。 四类人构成票贩子群体 在此次被调查的320人中，涉及的地域是22个省市。票贩们的原籍所在地虽然分散，但总体上有规律可循：东北三省约占总倒票人员的1/3，河南排序第二，河北排位第三，安徽排位第四，排序第五的是内蒙古。 《调查》将票贩子按身份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在原籍失地的农民；第二类是下岗或失业的职工；第三类是有前科的逃犯、吸毒者或刑满释放的社会黑户；第四类是其他闲杂人员。《调查》认为，这些人汇集到北京两大火车站，事实上已经成为北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潜在风险。 “无根孩子”问题凸显 在调查者留有档案的320名票贩子中，男性占79．7%，女性占20．3%。但调查者认为，女性远不止这个数字。在北京站、北京西站，参与倒票的女性比例与男性大体持平，甚至比男性比例略高一些。《调查》认为，“女性票贩子基本不在警察抓捕之列，因为她们永远处于或怀孕或哺乳或带孩子的状态，而按国务院颁布的处罚条例，警察并不能抓捕她们。因此，我们在调查中接触到的女票贩们很多，但铁路警方所掌握的女票贩子档案资料却比较少。” 《调查》认为，这种情况的恶果已经凸显，一批超生孩子、黑户孩子、私生孩子落地了，在“无根”环境中成长的“无根孩子”问题正凸显出来。“所有挣到钱的票贩子，都在花钱为子女买北京的城镇户口。因此，政府在拟定城市规划时，有必要把他们纳入到整个城市管理中去统筹考虑，以协调整个社会的发展。” 票贩子内部贫富分化剧烈 根据大量的访谈案例，调查者认为，票贩子群体自身就是一个“小社会”，他们之间以经济实力为根本依据，自成经济分层，这个“小社会”里贫富分化差距逐渐拉大。 一个“高级”票贩子的月收入与一个“低级”票贩子相比，低的时候是三到五倍，高的时候是五到十倍。一些“高级”的票贩子，在旺季时（如春运、暑运、五一、十一黄金周）每天收入在1000-3000元之间，淡季时每天收入也在100-1000元之间，而一些“低级”票贩子，旺季时每天收入在200-600元之间；淡季时每天收入在30-100元之间。 被处理多次已成常态 调查者发现，许多票贩子都受到过铁路警方打击处理，因倒票被处理十次甚至几十次已成常态。但处理完毕后，他们依然故我。《调查》中说：“票贩子没有亲朋好友的监督，没有单位的约束，压迫他的只有生存负担，违法之后的心理负担并不沉重。当经历了第一次被抓之后，第二次以及第N次羞愧感已渐渐淡化。” 在半年的调查中，调查者还走访了十几名铁路职工、铁路警察。“部分铁路基层警察认为，国家对特殊地区的特殊人群应该制定特殊的法律法规。比如北京的特殊地区是天安门、火车站、飞机场等场所。在这些特殊地区出现的特庵伟参侍庥哟蟠ΨＡΧ龋拍苡行Ф糁品缸锸仆贰７裨颍煊肫狈纷又淙菀仔纬勺チ朔拧⒎帕俗サ耐嚼途置妗！?一些票贩子“蹲守”在北京站地铁出口处，不断询问过往旅客：“火车票要不要？” 1月12日，《火车站票贩子群体调查》执行者———北京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张西等三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对票贩子群体作了进一步的剖析，并讲述他们在调查中了解到的票贩子的故事。 同一天，本报记者赶赴北京站，目击票贩子与旅客之间的交易。 “鱼皮子”：为争利益扎死同行 “鱼皮子”，35岁，最早在南站倒票，后来转到西站。2005年，又转到北京站，仍以倒票为主。 同是票贩子的“驴打滚”平时在北京站倒票，晚上在广场坑害旅客，什么都干。后来，两人因利益之争而发生矛盾，“鱼皮子”从停车场追到红绿灯栏杆处，将“驴打滚”扎了四刀，致后者死亡。随后，“鱼皮子”逃隐。 张西说，诸如此类的争斗，在票贩子之间经常发生。他们所了解的，还有票贩子“黑土豆”的弟弟在江擦胡同扎死同伙“臭虫”、西站“麻杆儿”家族和“锅底儿”家族群殴、“麻杆儿”家族和“小细腰”家族群殴的事情等。 女票贩子：以怀孕“保护”自己 张西说，他们接触的一个女票贩子，总是处在怀孕期，为了躲避抓捕，她总是在怀孕两三个月后又打掉孩子，自己在家休养几天就又出来干，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曾经怀孕过几次。 还有的女票贩子一被警方抓进去，立刻声称家里有孩子，女票贩们的丈夫听到消息后，多半会立即把孩子送到派出所，放下孩子就走。要么让警察帮着看孩子，要么迫使警察放人。 张西曾亲眼见过一个小男孩，母亲被警察抓了以后，父亲把他送到派出所，他对警察是又踢又闹，还威胁说，警察不放了他的妈妈，他就吃住在派出所了。 “念珠”：女儿生日收到礼金8万 “念珠”，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北京站，曾以在铁路上偷窃为生，后“转行”倒票，曾经“风光一时”，成为票贩子团伙“西北帮”的“老大”。 张西第一次见到“念珠”时，他手上戴着一串念珠。“念珠”说，那是一名和尚跟他买票时，他不忍心要高价，和尚送了他一串念珠，说他“有善心”。 “念珠”最风光的时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他是票贩子团伙“老大”，那时每天只需躺在家里数钱。 “念珠”曾经给女儿举办7岁的生日宴会，在一家豪华饭店里订了包间，很多票贩子都慕名前去送礼，那阵势就像火车票贩子们的一次大聚会。最后，光是礼金“念珠”就收到8万余元，还有些“同行”送戒指、项链。 赚了钱后，“念珠”染上了毒瘾。后来被抓去坐牢，到2004年被放出来时，票贩子已经换了一拨又一拨，火车站也“变了天地”。他决定重操旧业，从一个小票贩子做起。 张西说：“票贩子们通常没有长远的打算，有的人想干几年，赚了钱就改行，毕竟倒票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有的人除了倒票不会干别的。” 张西说，有一些收入丰厚的票贩子，大多在城里买了一套甚至多套楼房，让家人或亲戚居住，而自己为了倒票方便，仍然在车站附近租房。而那些倒票所赚只购维持生计的人，大多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是郊区的平房里，房租每月100－300元。 “二人转”：吸毒致穷后倒票 “二人转”，40多岁，她经常蹲在北京站前的邮局旁抽烟等待“客户”。 “这女人说话很大声，一见我就以姐妹相称。”调查者之一张西说，她遇见“二人转”时是在去年五一前。听说她来买去往青岛的火车票，“二人转”立即站了起来。谈好价钱后，等人送票过来时，“二人转”怕张西等急了，赶紧说：“我给你唱二人转吧。”说着就唱了起来，还说：“咱这叫服务意识。” 不一会儿，一辆轿车开过来，车里的人给“二人转”送来一叠火车票。“二人转”对张西说，开车那人原来也是北京站的票贩子，后来赚了钱，开了个饭店。她还说，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也赚过100多万元，后来都用来吸毒了。张西说，“二人转”的事情很多票贩子都知道。 “二人转”告诉张西，她第一个丈夫被判刑后，她到北京开始倒票。嫁给第二个丈夫后，生了个儿子，后来，因为她吸毒，丈夫跟她离了婚。再后来，嫁给第三个丈夫，生了个女儿后，丈夫却跟别的女人跑了。“二人转”跟张西炫耀说，她的儿子长得很帅，也在北京站倒票。 此后，张西还跟“二人转”有过多次接触，发现她整天在火车站“飘”，生活极不稳定。 “小欧巴”：票贩子中的私生子 调查中，张西遇到最小的一名票贩子只有14岁，他的父母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北京站倒票，他出生在北京站。而类似的情况很多，一个绰号叫“小欧巴”的，今年已经20多岁，他自己也说不清父母是谁，是个私生子，以倒票为生，开一辆时尚的大摩托。 因为有钱，据说“小欧巴”还找了个女大学生当媳妇。暑运期间，警察又被“小欧巴”骗了一次。那次，警察把正在倒票的“小欧巴”抓了起来，要拘留其15天，他苦苦哀求警察，说媳妇怀孕8个月，家里没人照顾。警察信以为真，把他放了。后来证实，“小欧巴”说的是假话，但已找不到他。 记者目击：票贩子在退票口现场交易 1月12日，本报记者来到北京站前，观察票贩子们的“工作”。 当天中午，记者刚从北京站地铁口出来，立即有几名男子围了上来，喊着：“火车票要不要？” 记者假称到哈尔滨，跟其中一名票贩子谈价钱。他说，到哈尔滨的卧铺要加价200元。记者问，能不能少一点？对方很肯定地说，不能少。 记者说：“我先到售票厅看看再说吧！”这名票贩子说：“你到里面肯定买不着票，等你要了回来再找我。”记者问及他的联系方式，这名票贩子断然拒绝了，他很警惕地说：“我哪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稍后，他又对记者说：“你就到这儿（地铁口）来，准能找着我。” 记者在售票厅里转了一圈，发现如这名票贩子所说，已经难以买到次日去往哈尔滨的卧铺票了。 记者随后来到北京站退票口。此时，退票的旅客在退票口排成了两条长队，在队伍的两边总有一些不带行李的人不停地走动着，盯着每一位旅客手里的火车票，并不时上前与旅客谈价钱，谈妥后立即掏钱买下，再就地转手卖掉。 在这些人中，一名手持拐杖的老人特别引人注目。他手里拿着两张“北京－哈尔滨”的火车票，在退票口来回转悠着。 一名旅客过来，看完“拐杖老人”手中的票后，双方开始谈价钱。随后，男旅客从钱包里掏出了钱。两人为几块钱零钱是否给争了起来，最后，购票的男旅客把钱补齐后，拿着票离开了。 卖掉两张票后，“拐杖老人”转身离开。记者试图跟随“拐杖老人”，看看他的取票地点究竟在哪里。但他显然非常警惕，突然快步走了起来，在人群中左转右转之后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拐杖老人”再次出现在退票口。与刚才一样，他手里仍然拿着两张“北京－哈尔滨”的票，票面朝着旁边不断穿行的旅客。 半小时后，“拐杖老人”的这两张火车票又出手了。 ■票贩子的“工作”方式 历时半年的调查中，调查者逐渐掌握票贩子的“工作”方式，他们将票贩子的不同类型以及在票贩子中经常使用的一些“行话”归纳如下： 倒票类型 兼职型：淡季时倒演唱会票、电影票、球赛门票等，旺季回到车站倒火车票。 专职型：除了倒火车票，别的不干，也干不了。 单干型：自己买票，自己倒票。挣不了大钱，但有机会就向旅客疯狂要高价。 团伙型：几个人结伙一块干，有拿票的，有侃客的，有出票的，有收钱的，有望风的。 固定关系型：这部分人利用已有的拿票”人脉“，给需求量大的旅行社和公司跑票。比如一个公司有300人出行，每张加收30元，就能净赚9000元。 家族型：以家族为单位，亲戚聚在一起倒票，时间在3年以上，以倒票为主要谋生手段，从中获利的数额远远高于从事其他服务业或商业的收入。 单位型：在一些招待所门前公然挂着“代订火车票”，每张加价30元等。 售票点型：有些非法的售票点出售火车票时加价20至100元不等。这种售票点，找一个外地人集中的地方，或者有个门脸立个牌子几个人就可以干了，一个登记的，雇俩跑票的，就开张了。 倒票“行话” 老炮：泛指在火车站倒票10年以上的老票贩子。 拿票：旅客拿不到的票，他能拿到。越是紧俏线路，越能拿票。比如一张沈阳北，原价246元，拿票的人对扒皮的说，350元可以归票。扒皮的就知道加价的底线是104元。他们扒皮时，就会喊400元，扒皮的挣多出来的50元差价。 扒皮：自己没票，但基本知道拿票者出高价到多少钱，他跟旅客砍的价钱要比票贩子出的高，高出的部分是他挣的，一般价格在10至200元不等。 叫票：叫票者手里没票，在广场上叫喊出售火车票。有三种可能：有可能自己的票藏在某处；有可能藏在同伙手里；也有可能根本没有，先找到客，根据客人需要，再找“拿票”去要。 侃客：自己没票，专门跟踪那些看上去想买票的旅客。一张票原价200元，如果300元能归票，侃客的人多半会砍到350元，如果侃客成功，他可以挣高出的50元钱。 扎蛤蟆：自己没票，告诉旅客说，自己能买着票，别人买不到。拿着旅客的钱为其代买火车票，以收取好处费。这群人多与售票员关系较熟，掌握一定信息，知道哪个窗口有票。 低接平出：接旅客的退票，一般在退票口。旅客退票给车站，车站要收取20%的费用，退回票价的80％。他就以略高于80％的价格收购，比如90％，然后平价或高价卖出，吃其中的差价。 跑票：未经铁路系统允许私自开设的野点的务工人员。他们是专门为打电话订票的旅客或公司送票、时常穿梭在火车站—黑订票点—旅客之间的人。他们的工资是计票工资，一张票挣5-10元，老板挣10元左右。 骗票：有两种情况：买一张短途票，2元钱到丰台，夹在时刻表里，在候车室找各种机会跟有票的旅客闲聊，套老乡或同一趟车为由，拿时刻表给旅客查到站，在查的过程中，迅速将车票调换，找借口离开，到退票口退票；也有的是收取旅客或别的票贩子的钱，称自己能拿到票，结果拿到钱后没人影了。 吃夜活：夜里10点以后，利用半夜到达车，中转旅客买票，坑害旅客。 打早：指那些凌晨四五点到火车站，什么都干，比如扎蛤蟆、扛包。 票贩子群体调查之幕后故事：调查员火车站“卧底” 票贩子往往混迹于火车站熙攘的人群中。 调查开始之前，张西等三名调查员没有任何有关票贩子的资料和线索。为展开调查，调查员扮作火车站小件寄存处的临时工，观察票贩子的活动；为结识和深入了解票贩子们的生活，不断请一些票贩子吃饭，花费累计万元……利用“卧底”、直接调查等方式，历时6个月，他们完成了《火车站票贩子群体调查》。 到“小件寄存处”打工 涂骏第一次去北京站调查的时候，没有一个票贩子“搭理”他。那是去年7月份，他在火车站转悠了5天。 “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你聊。”涂骏说。票贩子们的警惕性很高，很难接近。 很快，涂骏注意到，北京站西边的一个小件寄存处，是票贩子经常过往的地方。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剃了寸头，来到小件寄存处，以大学生的身份当临时工，观察票贩子们的活动。 通过这个窗口，涂骏开始熟悉票贩子们的模样和活动。“票贩子跟周围店铺的人都很熟悉。有时他们会到寄存处倒水喝，还会来换零钱卖票。” 一段时间后，涂骏掌握了票贩子的相对普遍特征：身上没有包；因为整年在广场上风吹日晒，皮肤很黑；晃来晃去；妇女特别多；跟周围的店铺都很熟悉。 涂骏说，票贩子们都很敏感。“本来你想去调查票贩子，票贩子反倒会调查你是什么人。”他在寄存处呆了几天，便有票贩子开始注意他，打听他是哪里来的，是什么人。寄存处的人告诉票贩子说，涂骏是打工的大学生。 初步掌握票贩子的特征之后，涂骏逐步深入接触票贩子。他住进了寄存处旁边的地下旅馆，经常有票贩子在里面休息，一天20元。 在旅馆里，涂骏旁听票贩子们的对话，观察他们的日常活动，试着跟他们交流。 涂骏说，敏感的问题是绝对不能问的，譬如“票从哪儿出来的？”这样的问题，问了他们也不会说。 花钱请票贩子吃饭 三名调查者都有化装暗访的经历。张西有时扮成游客，有时扮成教师，通过见面、搭讪，一步步与票贩子结交。 张西说，为了调查，她请票贩子到餐厅包间里吃饭，一些票贩子“受宠若惊”，会愿意说很多话。张西说，票贩子被警察“捕捉”，不被看得起，他们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但是她跟他们交朋友还请他们吃饭，他们觉得受到了尊重。 张西说，半年下来她请票贩子吃饭就花了一万多元。 调查中，张西也会直接告诉一些票贩子她是做研究的，“只要他们明白你不会伤害他们，他们还是愿意与你交流的”。 时间长了，张西再去火车站，一些票贩子会说：“张西，你又来做研究了。” 上火车征求旅客意见 除了对票贩子的暗访和直接访谈，调查小组还直接上火车对旅客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旅客对票贩子的看法和建议。 当他们在车厢里散发问卷时，有的旅客会很反感，认为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票贩子不还是存在吗”，拒绝填写问卷。这种情况下，研究员就只好找别的旅客。 大多数被调查的旅客表现出对票贩子的深恶痛绝，有的人甚至在问卷上写下“枪毙”，并连写几个叹号。 调查中，也有旅客对打击和遏制票贩子提建议，譬如有旅客建议火车票学习飞机票，实行实名制，凭身份证购票和上车。 通过3次上火车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员收集了很多旅客的对票贩子的看法和建议。 调查员的“卧底”日记(节选) 下午，我（调查员涂骏）跟着L（票贩子）回到北京站。 L带我去广场石墩子那里，他去拿票，我四周观察。这是票贩子的聚集地。我看到票贩子相互之间说话，打听对方有没有去哪里哪里的票。 一会儿，一个女票贩子坐到我旁边，看了看我，我也看了看她。过了一分钟，她问我：你是L亲戚啊？我说：我是L朋友。她就走了。 我看到有票贩子拉着旅客讨价还价。一个南京来的阿姨不断催票贩子：“你快点给我弄到票啊？我急着回去。”女票贩子磨磨蹭蹭。 那个阿姨和我聊起来，说自己买的是普快，想退掉，再从票贩子那里买硬卧或软卧。阿姨抱怨说人民权利没有保障，为什么售票处买不到票，票贩子手里却有票。她说她也不想助长不良风气，但买不到票又没有办法。 我就跑去问L有没有到南京的卧铺票，L说有。我忽然想到，L曾告诉我，不要抢别人的生意。我就问L这算不算抢？我说我看那个女票贩子半天也没拿来票。 L笑了笑，就过去，喊：谁要南京的票？那个阿姨说要。L就去十几米外另一个票贩子那里拿……
_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