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我回家-杜可名-搜狐博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18:17:35
带我回家
昨晚3点40睡下去,今天6点多一点就醒来了。我再次感到前两天文章里回忆的那种胸腔里的气压,一直旋转逼迫,难以排遣,直到我点开邮箱里我的学生前两天发来的这封信,看完这个平静的叙述和黑白的表达,我开始哭,大哭。
我恨生命有开始有离去,我恨在黑夜里愤怒地挥出一拳,击不中任何东西,没有回应,我恨宇宙的大,自己的小。我恨无能为力。我恨很多很多的时候,只有自己抱住自己。
2007普利策特写摄影奖:一位母亲的旅程
在近日揭晓的第91届普利策获奖名单中,《萨克拉门托蜜蜂报》摄影记者蕾妮·拜尔凭借《一位母亲的旅程》一举拿下了普利策特写摄影奖。
2005到2006年间,蕾妮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记录下单身母亲辛迪(Cyndie)是如何用自己的爱和耐心引导着儿子面对死亡。故事中的母亲辛迪,曾经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作为一名单身母亲,辛迪在生活中表现出了常人所没有的坚强,她靠自己的双手养活了包括德雷克(Derek)在内的五个孩子。
就在2004年底,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了这个不幸的女人身上,辛迪的小儿子德雷克被查出患有成神经细胞瘤这种罕见的癌症。为了给儿子治疗,辛迪放弃了原本发廊和灯具店的生意,全心全意陪伴在儿子身边,直到生命的尽头。
整组故事都采用了黑白照片的拍摄方法,我们在欣赏这组照片时,能深深地感觉到摄影师已经完全融入到了主人公的家庭,和他们亲如一家。普利策评委的点评是:“这是一些如此亲密真实的瞬间。”
获奖后的蕾妮接受采访时说,“我所做的是将这个故事冷静地告诉读者,另一方面,能够见证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是能够带给其他家庭希望的。《一位母亲的旅程》其实是一次探索,我想展示病患家庭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困惑,还有健康护理工作的很多不足,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去体会一个孩子死去时的巨大悲哀。”
得知蕾妮获奖,故事中的母亲辛迪也打来了电话,“我就知道她能获奖!德雷克在世的时候很喜欢蕾妮,他总是说蕾妮一定会获奖,你看,他说对了!要知道,在德雷克最后的日子里,蕾妮一直都和我们在一起。
★辛迪光着脚,推着儿子德雷克在医院的走廊比赛,为他打发漫长的等待。医生则在化验室确认德雷克是否适合干细胞移植,这是治疗成神经细胞瘤最好的方法。德雷克在2004年11月被诊断出患上了成神经细胞瘤,这种罕见的癌症一般发生在儿童身上,治愈的可能性极低。

★2005年7月25日,辛迪在得知儿子德雷克必须做手术切除腹部肿瘤时拥抱德雷克。

★辛迪给儿子德雷克做头部按摩,希望以这种方式能减轻他的痛苦。“我要竭尽全力使他高兴,看到他微笑。”为次,辛迪放弃了发廊和灯具店的生意,来照顾生命垂危的儿子。

★德雷克顽皮的爬到医院的外墙上玩耍,辛迪耐心的说服他下来。

★德雷克在接受治疗,哥哥Micah(左)和妈妈(右)在旁边安抚他。

★德雷克似乎感觉到了妈妈的悲伤,试图安慰妈妈。

★辛迪意识到儿子永远也不会有机会拿到驾照,不顾破坏交通规则让儿子开一回车。2006年2月9日.

★“妈妈,带我回家.我不行了!你听到了吗?我不行了!”当妈妈说服德雷克接受治疗的时候,德雷克哭了。

★辛迪总会想办法帮儿子摆脱恐惧,在接受了一次治疗以后,母子一起玩耍。

★辛迪安抚好朋友Kelly(左)。知道德雷克时间已经不多,辛迪给德雷克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在对抗癌症的时候非常勇敢。

★把一束鲜花放到儿子床头后,疲惫的辛迪倒下了。此时德雷克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需要妈妈24小时守护。

★辛迪支撑着儿子走路,德雷克腹部的肿瘤开始扩大,以前的裤子都不再合适了。另外,德雷克脑内肿瘤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视力。

★德雷克向妈妈发怒,责怪妈妈没有使他健康起来。辛迪说:“你要冷静一点,这是帮我也是帮你自己。”

★辛迪与朋友Patrick讨论他是不是可以资助她一些房租以及葬礼需要的费用。辛迪希望政府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以便那些跟他有着同样遭遇的家庭,不需要再忍受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煎熬。
★2006年7月12日,德雷克亲吻妈妈,旁边站着的是他六岁的妹妹。
 

★德雷克正在接受治疗,妈妈在旁边抱着他。

★为了让德雷克可以到外面走走,妈妈只能用轮椅把他推出去。这是德雷克最后一次出门了。

★医院打算给11岁德雷克注射镇静剂让他“安静的死去”,辛迪在努力抑制自己的悲伤。

★CD机正在播放“因为我们相信”,辛迪抱着生命垂危的儿子,“真不错,宝贝,我爱你!勇敢男孩,我爱你……”。不多久,德雷克躺妈妈的臂弯里去世。2006年5月10日

★辛迪在两个儿子和几个朋友的陪同下把小儿子德雷克的棺材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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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无数的读者看着这些黑白的照片无法控制地流下眼泪的时候,蕾妮达到了她说的拍摄这一系列照片的最大目的——“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去体会一个孩子死去时的巨大悲哀。”
一开始,我并不喜欢蕾妮将这个作为她的“更重要的”目的,而更愿意她有一个看起来更加“进一步”和“高尚”的目的,比如: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让政府因为体会到一个孩子死去时的巨大悲哀而对这些病患家庭有更好的关注和帮助。并且也许,还有人因为拍摄的是一个年幼的生命的离去,从而对“获奖”这个字眼感到耿耿,仿佛它们之间不应该这样联系在一起。(下面的评论中有人便提到“作者的自私”。)
然而,在看了很多遍这些图片后,我在想:
1/ 一个摄影记者是否必然“主动”肩负摄影的“社会性功能”的使命。
文学理论中提出读者永远大于作者,摄影作品也不例外。它的基于读者的标准的获奖,以及获奖之后能带来的社会关注,以及社会关注带来的实际动作,比如一个相应的非营利性组织的产生,来帮助更多的像辛迪这样的母亲,都是自然的和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能够更加坦然地接受作者说我更想展示一种悲哀,甚至说:我“只”想展示一种悲哀。剩下的,是作者无法控制的事情。
相比“社会性功能”的实现,专注于那些真实状态本身,去看,去听,去体悟,是否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是否需要学会不刻意地把目的预先带入影像纪录?并且,我们是否能够做到?
这两个问题,欢迎做公益慈善的朋友一起探讨。
2/  展示和展示的分寸
悲哀是否可被展示?病痛是否可被展示?贫穷是否可被展示?
有朋友在下面的评论中以为这样的人生特殊阶段被展示在他看来是一种残忍。
PLP刚开始的时候,曾经遭到一个威宁人的批评,他认为我们说在帮助威宁说得好听,其实是在展示威宁的贫穷,让所有的威宁人感到丢脸。
人人皆有自己决定是否被展示的权利。只要这位摄影记者说明了她要拍摄的内容并且严格遵守,而辛迪和她的孩子同意,那么这个展示外人便无法指责。当然,我绝对相信,还有另外的家庭,他们愿意只有他们自己来共同渡过最后的日子而拒绝媒体的打扰。
中国的非营利性组织是否能意识到每张关于贫穷或者生病的人物照片都要事先征得同意,显然,在这点上,双方都有一定的路要走,尤其是被展示的一方,他们可能对“肖像的权利”丝毫没有概念。
不展示,也许就意味着不能得到关注和帮助;是否人会在得到帮助的胁迫下让渡自己的尊严?又或者:是否还有人会因为掌握了这条规律而干脆主动加强能获得怜悯的元素?
在PLP的所有图片中,褴褛的衣衫,肮脏的小脸,麻木的眼神,是容易激起捐助人的“怜悯”,我常常在这里遇到两难:我们该如何去拍摄贫穷的孩子,如何让他们既能“有尊严”又能获得帮助?取景框的角度,快门按动的时间,分寸在哪里?
做慈善的人需要站在摄像机的这一边,也需要站在摄像机的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