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迷信的真实动机

    新“官场现形记”

    这是一组旧闻，所述诸事早已见诸报端。这又是一则新闻，有人从中读出了新意。

    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信奉占卜算命。有“大师”预测其可当副总理，但命里缺一座“桥”。于是他下令将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在水库上架起一座桥，寓意将自己“带起来”，飞黄腾达。没多久东窗事发，这座桥也因此被人戏称为“逮胡桥”。

    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痴迷于求神拜佛，不但家里处处摆有佛像，早晚虔诚祷告膜拜，还与“女大师”勾结，以做佛事、善事等为幌子疯狂敛取钱财。为求仕途升迁，他曾找一个寺庙的住持给他算命。为了受到“神”的保佑，他遍访名山，周游名刹，同时在住宅内设佛堂、供佛像，还专设供道台、供神台，每月初一、十五烧香、念经、拜佛。他还专程前往山西五台山白云寺，拜谒住持，该住持为他“灌顶”，并赐法号“妙全”。为表示对佛的赤诚，丛福奎将贪污受贿来的大笔钱财捐给寺庙，并送给该住持一辆轿车。

    原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冯文超热衷于看风水、建陵园，历时3年修建一座豪华“活墓”，上书“官爵至五品”。

    湖南副厅级官员李会刚，因一“大师”预言他至少能官至副省级，拿了149万元奔京城去购买官位。

    已是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唐见奎，因南岳衡山一小庙和尚“算准”了他升迁的几件事，就从省财政拨出200万元专款，为那小庙修了条水泥大路。

    原湖南省冶金集团总公司总经理、正厅级干部邹恒春，酷爱占卜算命，最崇拜长沙开福寺的一个老尼姑。该尼姑曾“预测”他在50岁之前会遭遇一次车祸，政治上也会有一劫。2002年他被省纪委“双规”后，不是总结自己的教训，而是感叹自己命该如此。

    原陕西商洛地委委员、商州市委书记张改萍，痴迷于烧香拜佛，以开发佛教旅游为名，专门请外地僧侣来到商州，亲自组织并参加“开光”、“灌顶”、“天供”等活动。

    山西省交口县原领导班子，请风水师到县委大院看“风水”。风水师称县委大院“风水”不好，破解之道是在比县委大院低的地方重修看守所、在县城里兴建牌楼，在县委大院的中心和四角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在风水师的指点下，夜深人静之时，数十名党政干部齐刷刷地跪于香案前，在县委大院内埋下桃木弓箭、铜镜、升官符等物。县里还以各种借口重建看守所、兴建牌楼，并在县委大院房顶上砌了一垛无用的女儿墙，以高出其他建筑物一头。

    据报道，每逢春节，全国一些著名寺庙的“头香”价格早达十余万元，其中不乏有留给官员的。

    日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在《人民论坛》杂志发表文章，在列举一些官员迷信事实的基础上，指出官职升迁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诱发干部迷信的动机，“要治理官员迷信，必须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以及深化反腐败制度改革”。

    动机，总得有动机

    关于官员迷信的原因，已有诸多讨论。传统解释主要说是这些官员共产主义信仰缺失，祈求神佛保佑掩盖腐败行为。“这些见解有些道理，但我对传统解释并不满意。”任建明说，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无神论，如果说官员迷信的动因主要是共产主义信仰缺失，那么只要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就能解决问题。而现实情况是，空洞的教育不少，而部分官员依旧迷信。从公开披露的情况看，这些年官员迷信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多。

    他指出，官员迷信比普通百姓迷信的危害更大。从现有案例来看，部分官员不仅迷信，甚至动用手中的公权来为自己的迷信“埋单”。

    “我觉得传统的解释并不充分，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就更无意义。”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任建明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身后占据了整面墙壁的落地书橱里，是一系列有关廉政研究的书籍。他的多数工作，围绕着“向政府献策”的主题。

    刚打开话匣子，任建明就抛出“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名言。他说，官员追求升迁并不是坏事，但在中国现实国情下，这一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某个官职空缺，有好几个候选人，最后谁能获得升迁，并不完全由政绩、资历或者民意决定。

    他曾听说，某市副市长职位空缺，其中一位候选人曾和更高级别干部的亲属共事过，最后该候选人获得晋升。这种人事安排无疑引起了诸多猜测。

    任建明试图用决策理论来解释他的观点——对那些迷信的官员来说，迷信也是一种决策。根据管理决策论，人们在遇到风险决策，特别是不确定性决策时，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或预测结果的风险性，这个时候，人们就会产生用迷信办法来预测未来的动机。

    “如果只有1个候选人去竞争一个职位，他无需问鬼神。但如果有5个候选人，成功的概率只有1／5，这就成为风险决策了。时下干部能否被提拔的影响因素很不确定，有的说能力和政绩是主要的，有的说和主要领导的关系是主要的，有的说群众关系或同僚关系是主要的，还有的说金钱是主要的。于是，如何能被提拔，以及朝什么方向去努力，就变得高度不确定。这时，求助于八卦、鬼神的动机就很大了。”

    即使身为清华大学教授，即使参与了国家不少课题研究，任建明并未能比普通公众获得更多的一手资料。迄今为止，他对官员腐败和迷信情况的掌握，也全部来源于媒体的公开报道。

    他对这些案例进行了统计，发现迷信官员的个案比较共性的目的是为了预测职位晋升的前程，另一些是为了祈求神佛保佑贪污腐败的事迹不要败露。“完全可以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来解释这一切。”他说。

    根据这一著名心理学理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对于多数公务人员来说，前四种需要容易满足，恰恰是自我实现需要难以满足。谋求职位晋升显然是满足他们自我实现需要的一种主要途径。当这种正常的需要被各种“潜规则”左右，求神问卦也就应运而生。

    对于那些贪污腐败的干部来说，由于我国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安全成了他们另一个主要需要。特别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腐败干部的比例较高，因此，有这种需要的干部还不少。“由于保护举报制度缺失以及一些更为复杂的原因，干部腐败之后能否保持安全成为一件很微妙、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任建明指出，因此，腐败干部也就会有很强的迷信动机。

    新“周公解梦”

    两个月前，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博士完成的“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与分析研究”，首次得到了一批实证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县处级公务员自称相信“相面”这种迷信形式的比例最高，为28.3％；自称相信“周公解梦”的比例排第二，为18.5％；自称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为13.7％；自称相信“求签”的比例为6．0％。只有47.6％的县处级公务员表示不相信迷信现象。也就是说，有超过半数（52.4％）的县处级公务员，不同程度地相信“迷信”。

    任建明在人民网上读到这则消息，也注意到，随后引用这组数据的部分报道，不同程度地出现“失真”：例如把调查对象“县处级公务员”改成了“公务员”或“官员”。

    因为没看到这项研究的原始问卷和数据，任建明对这项研究持谨慎态度。“从公开的材料上看，调查主题是‘县处级公务员的科学素养’，而对‘科学素养’的测度，主要是通过对‘迷信’现象识别的能力来体现的。”

    在任建明看来，“科学”和“迷信”的关系，一般容易被处理为简单对立。但一旦引入官场生态这一特殊变量后，再这般简单化处理就会有问题。“至少我们不能说，一个官员不相信迷信，就说他（她）相信科学，更不能说他（她）有科学素养。”他说。反之，一个极端迷信的官员，其迷信的根本原因往往不是科学缺位——他（她）甚至可能有着极高的科学素养。

    “我们的体制应该对官员升迁给出一个科学、简单而明确的信号。只要消除了不确定性，制度传递给他们的信号简单而清晰，就会从根本上消除他们诉诸迷信的动机。官员迷信就不难治理了。”任建明根据自己的研究，给这个问题开出药方。

    “假如所有干部选拔任用都是以公开竞争的方式进行的，规则在先，通过大样本群众评议、实绩考核以及科学的能力素质测评来决定，且所有的评议、考核、测评结果信息都完全公开，那么，在决定任命这件事上，所有候选人都能明确地知道他们是否会成功，被淘汰者也知道今后应当如何去努力，根本就犯不着去问鬼神。”

    说了一圈，任建明又把话题牵回了“制度研究”这个主题。他非常欣赏新制度经济学。这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强调的是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制度一旦产生，就有非人格化的特征，能够推动人去做事。”他强调说。

    在国外和香港多番考察后，任建明对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人才选用机制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伯乐相马是以人选人。一旦用错了人，结果往往带坏一批人。在研究了大量腐败案件后，我觉得最致命的腐败恰恰是一把手腐败。有的地方一把手搞卖官鬻爵，一个人出了问题，连带查出几十个干部。由此引发的腐败问题，我看比价格双轨制下的倒买倒卖腐败更为严重。”

    相比之下，他更倾向于参考国外成熟经验，设计一套好的制度，首先就是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深化反腐败制度改革。

    “中国的反腐败机关多头设立，有几十万从业人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职能交叉重复的问题。这显然要付出更多的行政成本来反腐败。因此，为了提高反腐败的效率，对于反腐机构的改革、重组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当然，决定效率更重要的因素是反腐机构的领导体制、能力建设，如不解决，仅依靠设立更多的机构，效果都将有限。”

    采访中，任建明反复强调，理想、信念以及科学素质教育，可以对制止腐败起一定作用，但并不完全奏效。因此，治理的对策更多地应求助于制度，而不应是教育运动。

    有网友对任建明的文章评论说：相关制度的改革与规范才是当代“新周公”，它可以解开一切“官梦”，让贪赃枉法、以权谋利者终落“黄粱美梦”，让勤政廉洁、能力突出、群众拥护者“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