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企业求效率 政府求公平

学界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争论，像是一场马拉松长跑，经过了两个多世纪，至今不见胜负。两年前，国内学者再起争端，围绕效率优先还是公平重要，大家各执一词、互不退让。笔者本想隔岸观火，躲开这种笔墨之争，然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有话要说，不吐不快。 写出来，与读者做个交流吧。
先指出，效率与公平，其实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两者之间，也不可能有冲突。人们将它们对立并笔战不休，多半是出于误解，有点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味道。因为问题不存在，“敌人”是假想的，所以从理论方面看，这种争论的意义几近于零。就如同讨论大米与布匹哪个更重要，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就是争论一万年，也不会有结果。
说争论起于误解，是由于人们没有区分效率与公平各自管辖的范围。经济学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说企业分配要讲效率，社会分配要讲公平。企业分配是初次分配，社会分配是再分配，所以在分配次序上，效率要放在公平的前面。这样看，所谓效率优先，绝无贬低或轻视公平之意。企业求效率，政府求公平，井水河水，泾渭分明，怎么可能产生矛盾呢？
是的，认为效率与公平有矛盾的学者，确实是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淆了。而且多数的情况，是把公平纳入到企业内部来考虑，许多争论也由此而生。实际上，企业分配是不必照顾公平的，公平是政府的事。企业分配只需追求效率，力争把蛋糕做大，这样，政府才能多收税，才有财力惠及穷人而实现高水平的公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也是前提。
进一步说，效率优先，原本就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因为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要交换，就得保护私产；若保护了私产，企业内部分配就得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这个推理不复杂，不过为便于理解，我还是分层来说。
第一，交换经济必须保护私产。马克思说过，市场交换产生于两个前提：一是分工；二是保护私产。封建自然经济，男耕女织，没有分工，当然无需交换。但有了分工，若不保护私产，也不会有交换。私产不保护，意味着抢劫不违法，倘如此，结果一定是弱肉强食，盗匪横行。这样的经济，不可能是市场经济而是强盗经济。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就是例子。
第二，国家立法保护了私产，则分工引发的交换，必是等价交换。所谓等价，是指交易主体地位平等，买卖自由。在私产得以保护的条件下，任何人不得巧取豪夺，不得强买强卖。一切交易，均须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进行。
第三，若将保护私产与等价交换导入企业，那么企业分配就必须尊重要素所有者的产权，奉行等价交换原则，坚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
举个例，假定有三个人，他们分别是资本、土地和劳动的所有者。经过协商，他们都同意把各自的资本、土地、劳力拿出来合作，结果一年下来收入了1000万。那么这1000万怎么分配呢？按照保护私产与等价交换原则，当然应该利益共享：资本得利润；土地得租金；劳动得工资。否则，令任何一方不参与分配，都是对私产的侵犯与对等价交换的违背。
百多年前，经济学家帕雷托就提出了分配的最优状态标准。帕雷托说，分配的最优状态，是不使一个人境况变坏，就无法将另一人境况变好。中国有句俗语“各得其所”，恰好与其不谋而合。即是说，当每个人都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报酬时，就是分配的最优状态了。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无疑符合帕雷托最优状态，经济学讲效率优先，指的也是这个状态。
行文至此，我们应当说清了企业分配为何要追求效率。现在再说政府，我的观点是，由政府操作的社会再分配，则重点应追求公平。政府与企业不同，政府追求的目标是最大化的稳定。要保持稳定，就得调节收入差距。睁眼看世界，当今发达国家，有哪国政府不重视扶贫的？他们通过累进所得税，从富人手里征税，再转移支付给穷人。所以这么做，无非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避免社会动荡。
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追求公平还有一层原因，即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曾证明，一元钱分别给富人与穷人，效用是不同的。由于边际效用递减，一元钱对穷人的效用，往往要高过富人。区区一元钱，富人或许不屑一顾，而穷人有了这一元，却可免受饥饿之苦。于是庇古推论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是收入的均等化。
尽管有人不赞成庇古，但笔者认为，适当调节贫富差距，富人不会因此变穷，而穷人却可以增益。无论如何，这也是个改进公平的可取之法。不过要指出，调节贫富差距，不等于劫富济贫，政府要调控有度，不能助长仇富心理。共同富裕是目标，但不可能齐步走，必须有人先富，有人后富。富不是坏事，只要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谁先富，政府都应当鼓励。
再强调一点。时下社会公平存在诸多不足，并非重视效率造成的。而是以往社会再分配的思路出了偏差。比如过去的财政定位，一直是生产性的。生产性投资过多，扶贫性投入偏少；城市投资过多，农村投入偏少。如此形成的社保水平低，城乡差距大，绝不是追求效率之错。若把矛头指向效率，恐怕是板子打错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