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均衡谈 郭梓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1:57:35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第八辑
有位朋友想买一套房子。我问她想要多大的，她说：这套房子的面积要足以让丈夫在家里能够呆得住，又不至于大到让婆婆感到非要搬过来住才不浪费空间。多少平方米才算刚好达到她想要的那个均衡点面积呢？如果是请教一位擅长数学的经济学家，或许可以将这样一类需求做成数学模型，或是在数轴上画出一条曲线来表示。当然，如果再把地理位置、周边环境、物业管理水平等变量考虑进去，这肯定是一个多维的复杂图形。想把一个问题复杂化，人类总是比其他动物更有办法。
现实生活中，人们需要面对的均衡问题不胜枚举。例如，在“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与“监督成本大于监督对象创造的收益时必然产生资源的浪费”之间，就存在一个均衡点，也就是说，在防止权力产生腐败造成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与防止监督成本过高造成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之间，有一个均衡点。我经常举的例子是：当汽车安全系统的成本超过一个限度，它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这是一道所有的企业家和经理人都要面对的必选题。再如，“确定一个利润指标，在完成的基础上，超额部份按相应比例分成”，这是一个关于找均衡点的“方程式”。以解决企业面临市场不确定和经理人道德风险的情况下，有效激励经理人努力工作，实现所有者与经理人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不同的是，在这个“方程式”里面，要找的是两个均衡点,一个是利润指标，一个是分成比例。所谓的“办法总比困难多”，指的就是人们能够运用多点均衡的办法解决复杂问题的这样一种智慧。
均衡点也可以理解为边界，正如国与国之间，确定了边界就能和平共处，而没有这个边界，或是边界有争议，战争的危险可能会变成悬在双方头顶的达摩克力斯之剑。人与人之间，其实也存在一条看不见的边界。这条边界或许是无形的，虚拟的，或许是不清晰的，模糊的，或许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域”，但它总是存在着，并直接影响人们做出的各种决策，也因为它的存在，在交易中，人们才需要努力去寻找某个均衡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做买卖，谈生意，就是一门寻找交易各方利益均衡点的艺术，商家境界之高低，往往就体现在是否能实现交易各方的“多赢”，也就是能否在各方都满意的均衡价格上实现合作，因为只有“多赢”才能使合作持续地进行下去。而持续的合作是最“便宜”的合作。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世界，“和谐即美”，套用这个说法，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均衡其实也是一种和谐之美。
当然，与“什么是美”一样，“什么是均衡”也是一个颇带主观色彩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观，不同的人对均衡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因此，与不同的人合作，就会有不同的均衡点。同理，改变自己或者是对方的观念和认识，也就有可能改变双方的均衡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都可能出现不同的价格，人们对成交的满意度的感受也是千差万别，就说明了这一点。
有人说，广东人做生意只看自己的口袋，只要自己能挣到钱就做；北京人做生意，要看双方的口袋，如果对方比自己挣得多，就不做；还有的人做生意，只盯着别人的口袋，如果对方挣了钱，就坚决不做——这固然是一种调侃，但至少说明了均衡点存在的客观性，而均衡点（决定双方成交的那个价格）具体落实在哪个点上，往往没有一个不变的客观标准，很大程度上是要受主观的影响。也就是说，所有的均衡都不是人们预先设定的“均衡”，而是当事人在彼此博弈的过程中实现的均衡。正是因为存在这种主观性，商场才有高手与“低手”之分，才有大“家”和小“家”之别。
市场经济社会，不论是高手，还是“低”手；不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每个人都只能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约束条件当中，除了资源的稀缺之外，能否实现交易各方的利益均衡，往往成为最重要的约束条件之一。深入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所有谈不成的生意或合作不下去的项目，都可归结为交易各方对利益均衡的不同认识，而又找不到一个或一组共同认可的均衡点。正如数学中的某些方程式，或因条件不充分，或因诸多条件中隐含了悖论，最终使方程式无解。市场中的这类情况之所以会出现，究其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市场不确定、信用体系脆弱、法治环境有待继续完善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参差不齐，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人们在市场博弈过程中，究竟会在哪一种状态上实现均衡变得难以把握。
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彼此应该比较容易找到均衡点，寻求合作的成功率应该比较高，合作的持续时间也应该比较长，由此带来的最大好处是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而交易成本降低的本身就体现出了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和财富的实际增长。经济学家们梦寐以求的，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经济运行状态。在这个梦想的引导下，一批中国的经济学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将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创立了各种学派的制度经济学。他们同时还发现：理想的经济运行状态并不直接来自于科学技术，而是来自于制度的安排，来自于那些至少有一个均衡解的“方程式”——尽管“制度安排又来自于什么？”是一个需要更深入研究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们将数学思维功底用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上，可以说是“芝麻掉进了针眼里——巧了”！因为，中学生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列对一个方程式，比掌握解方程的技巧更重要。
写到这里，又想起汪丁丁跟我说过的一件事：1997年，他从香港回到北京大学。有人请他到人民大会堂去作一场报告，主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说，要讲可以，但主题要改为“制度是第一生产力”。于是，这件事就没了下文。估计是找不着均衡点。
我的这篇谈均衡的文章，也正好到此结束。
动笔：2002年1月17日星期四
初稿：2002年1月22日星期二
定稿：2002年1月 24日星期四
有位朋友想买一套房子。我问她想要多大的，她说：这套房子的面积要足以让丈夫在家里能够呆得住，又不至于大到让婆婆感到非要搬过来住才不浪费空间。多少平方米才算刚好达到她想要的那个均衡点面积呢？如果是请教一位擅长数学的经济学家，或许可以将这样一类需求做成数学模型，或是在数轴上画出一条曲线来表示。当然，如果再把地理位置、周边环境、物业管理水平等变量考虑进去，这肯定是一个多维的复杂图形。想把一个问题复杂化，人类总是比其他动物更有办法。
现实生活中，人们需要面对的均衡问题不胜枚举。例如，在“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与“监督成本大于监督对象创造的收益时必然产生资源的浪费”之间，就存在一个均衡点，也就是说，在防止权力产生腐败造成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与防止监督成本过高造成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之间，有一个均衡点。我经常举的例子是：当汽车安全系统的成本超过一个限度，它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这是一道所有的企业家和经理人都要面对的必选题。再如，“确定一个利润指标，在完成的基础上，超额部份按相应比例分成”，这是一个关于找均衡点的“方程式”。以解决企业面临市场不确定和经理人道德风险的情况下，有效激励经理人努力工作，实现所有者与经理人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不同的是，在这个“方程式”里面，要找的是两个均衡点,一个是利润指标，一个是分成比例。所谓的“办法总比困难多”，指的就是人们能够运用多点均衡的办法解决复杂问题的这样一种智慧。
均衡点也可以理解为边界，正如国与国之间，确定了边界就能和平共处，而没有这个边界，或是边界有争议，战争的危险可能会变成悬在双方头顶的达摩克力斯之剑。人与人之间，其实也存在一条看不见的边界。这条边界或许是无形的，虚拟的，或许是不清晰的，模糊的，或许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域”，但它总是存在着，并直接影响人们做出的各种决策，也因为它的存在，在交易中，人们才需要努力去寻找某个均衡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做买卖，谈生意，就是一门寻找交易各方利益均衡点的艺术，商家境界之高低，往往就体现在是否能实现交易各方的“多赢”，也就是能否在各方都满意的均衡价格上实现合作，因为只有“多赢”才能使合作持续地进行下去。而持续的合作是最“便宜”的合作。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世界，“和谐即美”，套用这个说法，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均衡其实也是一种和谐之美。
当然，与“什么是美”一样，“什么是均衡”也是一个颇带主观色彩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观，不同的人对均衡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因此，与不同的人合作，就会有不同的均衡点。同理，改变自己或者是对方的观念和认识，也就有可能改变双方的均衡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都可能出现不同的价格，人们对成交的满意度的感受也是千差万别，就说明了这一点。
有人说，广东人做生意只看自己的口袋，只要自己能挣到钱就做；北京人做生意，要看双方的口袋，如果对方比自己挣得多，就不做；还有的人做生意，只盯着别人的口袋，如果对方挣了钱，就坚决不做——这固然是一种调侃，但至少说明了均衡点存在的客观性，而均衡点（决定双方成交的那个价格）具体落实在哪个点上，往往没有一个不变的客观标准，很大程度上是要受主观的影响。也就是说，所有的均衡都不是人们预先设定的“均衡”，而是当事人在彼此博弈的过程中实现的均衡。正是因为存在这种主观性，商场才有高手与“低手”之分，才有大“家”和小“家”之别。
市场经济社会，不论是高手，还是“低”手；不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每个人都只能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约束条件当中，除了资源的稀缺之外，能否实现交易各方的利益均衡，往往成为最重要的约束条件之一。深入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所有谈不成的生意或合作不下去的项目，都可归结为交易各方对利益均衡的不同认识，而又找不到一个或一组共同认可的均衡点。正如数学中的某些方程式，或因条件不充分，或因诸多条件中隐含了悖论，最终使方程式无解。市场中的这类情况之所以会出现，究其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市场不确定、信用体系脆弱、法治环境有待继续完善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参差不齐，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人们在市场博弈过程中，究竟会在哪一种状态上实现均衡变得难以把握。
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彼此应该比较容易找到均衡点，寻求合作的成功率应该比较高，合作的持续时间也应该比较长，由此带来的最大好处是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而交易成本降低的本身就体现出了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和财富的实际增长。经济学家们梦寐以求的，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经济运行状态。在这个梦想的引导下，一批中国的经济学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将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创立了各种学派的制度经济学。他们同时还发现：理想的经济运行状态并不直接来自于科学技术，而是来自于制度的安排，来自于那些至少有一个均衡解的“方程式”——尽管“制度安排又来自于什么？”是一个需要更深入研究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们将数学思维功底用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上，可以说是“芝麻掉进了针眼里——巧了”！因为，中学生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列对一个方程式，比掌握解方程的技巧更重要。
写到这里，又想起汪丁丁跟我说过的一件事：1997年，他从香港回到北京大学。有人请他到人民大会堂去作一场报告，主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说，要讲可以，但主题要改为“制度是第一生产力”。于是，这件事就没了下文。估计是找不着均衡点。
我的这篇谈均衡的文章，也正好到此结束。
动笔：2002年1月17日星期四
初稿：2002年1月22日星期二
定稿：2002年1月 24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