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遠兮─百年來的中國大學

遠路何須愁日暮

著實有點志氣

蔣夢麟筆下的珍珠──京師大學堂，就是剛熱熱鬧鬧舉行完建校百年慶的北京大學的前身。為了百年慶，北京大學廣發英雄帖，邀請海內外著名的大學校長、學者與會。

歐洲大學動輒七、八百年，百年大學對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國教育界有何意義？

仔細研究，大學在中國的傳統其實相當悠久，相傳中國上古就有大學，稱為「成均」，《周禮》記載「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指的就是大學。 「如果北大想用年歲來壓人，可以追溯到『太學』起於漢武帝元朔五年（西曆紀元前一二四年）公孫弘奏請為博士設弟子員五十人。那是歷史上可信的『太學』的起源，到今年是兩千零七十二年了。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學都年高了，」民國三十七年，胡適為文紀念北京大學五十週年時這麼說。 「但北京大學向來不願意承認是漢武帝以來的太學的繼承人，不願意賣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壽，」胡適稱北大「年紀雖不大，著實有點志氣。」
北京大學上溯「太學」，有關係卻又不願意承認，為什麼呢？

「京師大學堂是順應清末制度改革的產物，」學貫中西的哲學家勞思光教授說，一百多年前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現代化運動有三個層次，技術、制度，和思想改革。 勞思光分析，自強運動，以及後來主張徹底改革制度的維新變法，「都是為了應付西方勢力入侵的壓力。」自強運動的想法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於是配合學習西方船堅炮利的技術，成立了船政學堂、電報學堂、水師學堂等。 然而船堅炮利全是假象，甲午戰爭北洋艦隊全毀；直到八國聯軍，義和拳亂，中國群眾心理崩潰，清廷真正感覺到民智不足是大問題。 西方列強所以強盛，逐漸被理解成是教育普及的緣故。廣設學校，很快成為晚清大夫的共識，因為廣大中國除了少數為科舉而設的州學縣學外，大多數民眾是不識字的。

一九○一年清廷已經擬定了頒發給各省的高等學堂、中學堂、小學堂章程，教育體制改革將全面展開。第二年，改革派大員張之洞、袁世凱等又奏請廢除科舉制度，一九○五年成為事實，整個教育結構，徹底翻新。 中國科舉制度綿延上千年，與整個知識階層、官僚體系、社會組織盤根錯節，但卻在一、二十年間，被摧枯拉朽般地廢止了，可見當時改革聲勢之大。

功名兌換表

科舉一向是傳統士紳的晉身之階，仕途改變，引來教育改革，雖是被動的，卻是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大轉折。 其實，當時「改革的重點不在廢科舉。只是科舉不廢，民間就有觀望之心，推廣學堂就不積極，」南華管理學院校長龔鵬程說。 沒有科舉資格，對有些人來說，心裡是不踏實的。 中國哲學史家馮友蘭在他的自傳《三松堂自序》中，形容新舊制度的改變，「好像習慣於舊曆的人，談到新曆的月日，他總首先把它折合成舊曆的月日，他才覺得心裡清楚。」

「當時人的心中，還是以科舉的資格為標準。無論什麼資格，他都要把它折合成為科舉的資格，心裡才落實，」馮友蘭說。按當時清廷所定的學校制度，在縣城裡設小學，在省城裡設高等學堂，在北京設京師大學堂。學校分這三級，恰好原來科舉功名也有三級：縣一級是秀才、省一級是舉人、中央一級是進士。把這兩個三級折合起來，縣裡小學畢業相當於秀才、省裡高等學堂畢業就是舉人、在京師大學堂畢業就等於進士。

老爺上課

新舊制度交接，京師大學堂成為最高學府，但官味仍然十足。 大學堂初辦時，所收學生，大部分為政府官員，被稱為老爺，雇有當差，上課鈴響時，當差就來「請老爺上課」；老師被稱為中堂或大人。 老師自己都不太用功，把講義印出來，按期分給學生，在講台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者打磕睡、或者看雜書。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時，要是教書認真的老師，學生就連夜閱讀講義，把考試應付過去；遇到稍微通融的老師，就要求老師把題目告訴他們，或者告訴他們出題的範圍。 庚子拳亂，大學堂停課兩年，到一九一二年民國肇造，改制為北京大學，前後經歷過幾任校長，但沒有多少人記得他們的名字，一直到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校長，這個學校才站在歷史舞台的中央。 蔡元培當時正旅居法國，接到教育部電報「國事漸平，教育宜急。現以首都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希望他回國接任北京大學校長。

「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它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就算盡了心。」蔡元培終究去了北京，親眼看到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情形是這樣的： 科舉制度才廢除十年，學生只想混文憑，做為升官發財的敲門磚的心態，仍然濃厚。念法科的學生最多，「蓋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因為想做官，對老師也產生「大小眼」，行政司法界兼任的老師，特別受歡迎，「對於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深淺，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因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

何謂大學？

北京貴為首都，保守氣息瀰漫，但是在蔡元培實際辦學的五年半時間內，就把官氣十足的北京大學變成思潮活潑的中心。 「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在北大開學典禮上說。以後每年開學他總要說一遍，大學是「為學問而求學問」的地方。 「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經濟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之通則，大學之所為大也。」 他的精神是「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實踐的方針，就是「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 由於北大文科頑固守舊的教師較多，因此整頓工作從文科開始，延攬了陳獨秀、胡適、劉半農、魯迅、周作人等一批三十歲不到、朝氣蓬勃的新青年，「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最為人稱道的是，他聘人的原則只問「學問大小」，不論政治立場。譬如辜鴻銘，留學歐洲多年，辛亥革命後，仍留蓄長辮，表示效忠清室，但他精通英法德希臘文，對英國文學深有研究，所以請他講授「英詩」。又如劉師培，曾參與反清革命，不久變節，充當清探；後又發起籌安會，為袁世凱稱帝效力。但劉師培的國學造詣極深，蔡元培因而聘他講授「中國中古文學史」。 然而，「聘新人」的困難顯然不如「退舊人」的壓力來得大。 「那時候北大各科都有外國教員，都是託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著闌珊起來，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的。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員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來同我談判，」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指出 。京師大學堂雖是制度改革的產物，但到了北京大學時期卻發揮了創辦者沒有料到的成果，「聚集了一批知識份子，」勞思光說，具體的成果就是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透過北大的師生宣揚民主自由、提倡科學，到這個時候現代化運動才從制度改革走到思想改革的地步。

讓古文明重生

蔡元培曾經兩度遊學歐洲，在德國來比錫大學聽課三年，又住在巴黎一年。根據羅家倫的說法，他對德國的柏林大學、門興大學及來比錫大學，留下深刻印象。他的改革理念，應該主要來自對德國大學的體驗和觀察。他自己也說，「竊查歐洲各國高等教育之編制，以德意志為佳。」他希望北大成為研究型大學、實施教授治校，都是德國大學的理念。 蔡元培曾是前清翰林，對中國大學的流變相當清楚。他認為中國古代教育方法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是「一個在教育上取得顯著成就的時期」，而儒家的「君子」和英國的「紳士」教育，更是完全相同。 他說，中國歷史上的太學和今天的大學相類似，有學生，有教師，有學科，有入學資格，有學位。不過清朝的國子監，路越走越窄，所以大學改革才「直取歐洲大學之制而模仿之，並不自古之太學演化而成。」 他看到英國科學教學設備的優異，而體驗到我們的不足，所以認為「只有新興的一代能接受新型的教育，古老的文明才能獲得重生。」

蔡元培的改革既取法西方，不免遭到舊勢力反對。當時反對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急先鋒就是自稱「清室舉人」的林琴南，他公開發表「致蔡鶴卿太史書」，指摘北大「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 經過蔡元培答辯，林琴南也承認：「弟所求者，存孔子之道統也，來書言尊孔子矣；所求者，倫常之關係也，來書言不悖倫常矣；所求者，古文之不宜摒棄也，來書言仍用古文矣。饜心遂欲，暢遂無言。」 日據統治時代的台北帝國大學（一九二八年創立），在一九四五年改名為台灣大學，圖為椰林大道當時「寂寂無人問」的景象。 (台大圖書館提供)

從北大到台大

民國之後，國是漸急，撤退到台灣之前，蔣夢麟、傅斯年、胡適，先後都擔任過北大校長。關於他們對北大付出的心力，傅斯年曾有個趣談。他說：「蔣夢麟先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之，但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最後笑著批評蔡、胡兩位先生說，「這兩位先生的辦事，真不敢恭維。」 在場的蔣夢麟補充說，「孟真，你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太過自謙，即使他不是北大功臣，但絕對是台灣最高學府──台灣大學的功臣。因為傅斯年由領導北大到領導台大的緣故，台大向來以承繼五四學術自由、獨立的精神為其校風。

將歡度七十週年慶的台大，原名「台北帝國大學」，是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為了「發揮東洋及南洋的特色，研究台灣之地位及沿革，」在一九二八年創辦的。不過這所日人所建的高等學府，主要是提供日本殖民政策所需的資料和人力。根據統計在一九四三年之前，畢業自台北帝大的學生人數，台人僅佔百分之十九（一六一人），其餘都是日人。 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台灣歸還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在一九四五年接收台北帝大後，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

傅鐘響校園

從一九四九到五○年底，短短兩年內，傅斯年的實際建樹是，擴充圖書儀器，為大量增加的學生興建宿舍（從數百人成長到三千人）。 台大雖是國立大學，但當時經費主要來自省政府，然而省府本身也常捉襟見肘。因此傅斯年常去找老蔣總統要錢，他每上一次草山（現在的陽明山），必定滿載而歸。難怪傅斯年在提到胡適時說：「胡適比我偉大，但我比胡適能幹。」

台大經費來自省府，校長必須到省議會備詢，一九五○年底，傅斯年在省議會回答完省議員詢問有關教育部搶運來台存放台大的器材，和放寬台大招生尺度等問題後，突然血壓上升，因腦溢血去逝。 喪事辦完，大家希望紀念這位為台大付出一切的校長，商議的結果，決定把他埋葬在校園之中，選擇進校門右邊的空地建立墓園，稱為「傅園」，並仿希臘神廟建築形式，建了一個紀念亭。之後仍覺不夠，又在總辦公室對面的椰林大道旁豎立了一個鐘亭，稱為「傅鐘」。鐘雖不大，但聲音宏亮清脆，校園鐘聲不斷，傅園、傅鐘成為台大一景，也成了精神象徵。

舊學新知相連結

蔡元培曾經稱讚胡適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人，可以用新方法整理國故，又可以引進新知識。大學改革的理想境界當然是能承先又啟後，但是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已經不免和傳統發生斷裂、衝突的情形。 羅家倫曾經提到，「當時在北京大學學生中，文言文寫得不通或不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多，文言文寫得很通很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少，傅先生（傅斯年）便是後一類中的一位。」

西方教育制度對中國的影響，同時還透過另一個管道——教會，大步前進。一九二一年之前，中國只有一所國立大學、兩所省立大學、五所私立大學；但是基督教所辦的教會大學已經多達十六所。著名的大學如上海聖約翰大學（美國聖公會）、上海滬江大學（美國浸信會）、蘇州東吳大學（美國衛理會），或者如燕京大學、齊魯大學等是由幾個教會組織所辦。 教會大學引進西方課程和教學法，廣泛地被中國學堂所吸收。 例如以一周、幾個鐘點來計算學習單位、以班級授課、有上下課制度、用教科書、建立實驗室、分科教學、年級制等等，都和傳統的私塾、書院教育不同。男女皆可入學、加入體育和音樂課程，也被所有新學校採用。這些名目看似小事，但卻擴及大學實際運作的各個層面。例如以一周來計算上課單位，學生上課六日，休息一天，稱為「禮拜天」，「分明就烙印著天主教基督教的色彩，」南華管理學院校長龔鵬程說，而上下課敲鐘，以小時為計算單位，對中國來說，也是新東西。因為西方大學沿襲教會傳統，校園中多有教堂及鐘樓，多以鐘聲為號令。 除了西方教會創立的大學外，清華大學也獨樹一幟，學術水準一直與北大分庭抗禮。圖為在台復校的清大，模仿自昔日北平清大「清華園」的拱門。 (本刊資料)

教育獨立運動

「重要的是，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學校』觀念，」龔鵬程說，由《清史稿》「太學生名為坐監肆業，率假館散處。遇釋奠、堂期、季考、月課，暫一齊集」的記載，可以知道清朝的學校並不講學、學生也不去學校，只有碰到祭典和考試，學生才聚集在一起。相對於這種形態，西方學校教育重視教學活動的性質，可以說是嶄新的觀念。 但教會所辦的大學，和學習它而形成的大學畢竟不同，其中最明顯的差別，就在宗教色彩。

由於大學不足，曾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對教會辦學深感敬佩；但他同時也感覺到明顯的缺點，例如不重視中國的歷史、文學，而且每建立一所教會學校，就要宣傳教義。一九二二年蔡元培發表了「教育獨立議」，批評「教會學校用種種暗示，來誘惑未成年的學生，去信仰他們的基督教。」認為大學應該和宣教事業分開。 不料，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隨即在清華大學舉行「如何向現代學生宣傳基督教」、「學校生活之基督化」的大會，而引來北京、上海、南京各地學生大反彈。一九二六年，教育部更把宗教與教育分離的主張，形諸法律，在「私立學校規程」中明定：「私立學校一律不得以宗教科目為必修科，亦不得在課內作宗教宣傳。」

宗教辦學，不是辦宗教大學

西方教會在華辦學，並不順利。除了遭遇民族主義對抗，也遇到國家主義壓制，發生「教育權回收運動」後，政府就以法律規定不准教會大學傳教、校長不得是外國人、董事會裡中國人應超過半數，課程須依教育部所訂標準、學校須向政府登記。 一九四九年大陸失守後，中國大陸甚至完全關閉了這些教會大學，或者併入其他大學，例如輔仁大學就改為現在的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也與北京大學合併。

教會辦學的力量轉來台灣，政府不再激烈禁止，東吳、輔仁大學相繼在台復校，東海、中原、靜宜等大學也先後辦起來，幾所教會大學的辦學成績頗受肯定，逐漸走向世俗化，因此政府對宗教團體辦學不再排斥。近幾年內相繼出現佛教界人士所辦的華梵人文科技學院、佛光大學、慈濟醫學院等。 不過社會的反應仍然很矛盾，南華管理學院校長龔鵬程舉例，中台山「大學生出家」事件發生後，學生來學校報到，有家長見到校內有法師在做義工割草整地，竟慌忙的要把學生帶回。但在社會價值觀混亂的現代，也有人期望佛教辦學能有淨化人心的作用。 從西方教會辦學的歷史來看，龔鵬程認為，大學世俗化也有數百年歷史，大學與神學院、佛學院分流，早成定局，重要的是「宗教辦大學，並不是辦成宗教大學」。 紀念傅斯年的傅鐘聲聲迴響，大學堅持的理想也一代代傳承。 (台大圖書館提供)

大學的神話

現代中國大學的發展源於新舊中西價值衝突，是非複雜的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倒底是中學西用還是徹底西化，紛紛擾擾，沒有定論！ 但是在那段時期中，「蔡元培可以說是最少爭議性的人物，」金耀基在《大學之理念》一書中說，北大在他手中成為真正的大學，成為中國現代新思想新文化的重鎮；但他不只屬於北大，而是屬於整個學術文化界。

美國教育學者杜威和中國教育界淵源極深，兩度到中國講學，他曾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分，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了。」

一百年來，牛津、劍橋、哈佛仍然令當代學子神往，蔡元培改革的故事也不斷傳頌。令學子嚮往的究竟是那雅致靜邈的校園、哲人墨客的主義思潮，或青燈黃卷的心靈激盪？ 有人說，大學需要神話，是一種整體的氛圍對文化產生力量，使我們重燃起生命真正的熱誠。大學對中西方文化的影響是學術上纏訟不休的事，但大概少有人會否認，它是歷史留給後人最可稱美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