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对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个人访谈——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原因

他的思考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了这样的习惯，当他们面对现象困惑不解时，会打开陈志武的博客，或者在搜索这位思想导师的言论，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1983年获中南矿冶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顶级经济学和金融学杂志撰稿人，多次获得美国重大学术奖项。
-本刊记者 尼克 陈海 发自北京
粗砺现实前的正当防卫
上个月，旅行中的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温和理性的陈志武，发了一次火。内蒙古呼和浩特饭店门口，他和爱人、两个女儿的座车刚刚停下，车后响起持续的警笛和高音喇叭，让开、让开。他以为是饭店着了火，或者是什么特别追捕行动。等他们让道下车后才发现，什么都没发生，警车需要一个更好的停靠车位，仅此而已。陈教授压制住怒火，掏出随身相机，拍了车牌号，找他们的头头去了——凭什么呀。头头的回答很直接：不凭什么，这是中国！教授更火了，无法接受这理直气壮的羞辱，一定要为这别人习以为常、浑然不觉的侵犯论个理，最后差点打起来。
陈志武1962年出生于湖南茶陵的一个小山村，父母没什么文化，家中兄弟6个，他排行第5。后来，六兄弟中，离家最远的，到了湘潭，还有两个在茶陵县城，四哥和弟弟仍在老家务农。漂洋过海的老五，成了耶鲁的正教授。
1979年，陈志武考取中南矿冶大学计算机系。第一次到了长沙，世界算是打开了。但他随即发现了差别。他的同学，已经开始侃政治、侃文化，甚至已经有了口头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了，而他除了正规的教科书外，没有任何课外书刊，借不到，也没钱买。
宿舍同学的父亲，是中科院长沙某研究所的翻译，陈志武从他那儿借到了《中国日报》。《中国日报》8个版，他每天至少看完6个版。有了这段经历，他和英文之间便是直接、紧密的了，不再被中文挡在中间。还听美国之音。大学毕业时，英文阅读和听力都已经没有问题。
研究生二年级，与崔之元合作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上发了两篇文章，其中之一，谈的是民主政治理论，从数理上分析民主的规则与设计，根据的则是经济学大师阿罗的理论。不是说民主要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吗，他们便试图从数理上看清楚这基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还和崔之元翻译了阿罗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列入“走向未来”丛书。这时候，他才发现他学的“系统工程”专业其实挺空的，无非是工科上的输入量、输出量，还有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工科有那么多人研究，却没有多少人研究政治制度，他觉得这种失衡是危险的。他的好奇和疑问却是典型的工科式的：为什么同样的呱呱坠地，在不同的制度中，就会有不同的人生输出呢？什么是决定人生精彩与否的最重要变量？
他也开始理性思考自己身上时常的愤怒。“愤怒是敏感在粗砺现实前的正当防卫”，但“仅有愤怒是不够的”，要先搞清楚，这个粗砺的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他希望自己看问题时能“击中要害”。1986年初，拿到硕士学位后，他不想再学工科了，但是学校不让他走，要他留校任教，分配到政治教研室。他是进入政治教研室的第一个工科生。半年后，申请留学。
金融专家转向中国现实
陈志武并没有参加托福或GRE考试，因为考试需要美元，而当时外汇管制严，他一美元都搞不到。没办法，直接给耶鲁负责招生的教授写信，说明缘由。他很幸运地被录取了，而且有奖学金。按当时政策，一有工作，二有奖学金，算自费公派出国，国家只允许换取80美元外汇。1986年8月，身揣70美元的陈志武，从北京坐上了去往美国的飞机。在中转站上海的休息厅里，认识了一位回耶鲁的同学，他有个朋友开车到机场接他，这趟顺风车为陈志武节省了40多美元。
4年后，博士毕业，先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5年，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作4年，1999年回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超脱、富足的中产学者生活开始了。他的研究方向是“股票定价、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学术成果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金融学期刊》、《金融研究评论》等世界顶尖经济学和金融学期刊上。他已经在美国生活13年，用中文写文章有点困难了，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要从高深的象牙塔里走出来，掉过头来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和现实问题。
但关注还是一如既往。1990年代初，经常读到的国内出版物，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免费派发给留学生的。一段时间后，痛苦地发现，国内讨论问题的角度让他很难理解。
上个月，从内蒙回到耶鲁后，最深的感触，是“中国其实还是在世界主流之外”。在内蒙牧民家里，他听到了祖辈流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的故事，和他在教科书、成吉思汗王陵碑文上看到的不一样，这随意组装、拼接的历史又让他愤怒了。又和耶鲁的同事辩论开了。同事的观点，“专制带来效率”，让他气不打一处来，“有个善良、没有私心的君主当然是好的，他不需要花费时间考虑国会的意见、老百姓的立场，不需要照顾方方面面的不同看法，效率肯定高得多，但这么长的人类历史，并没有出现过一位这样的君主，你还在指望他的出现吗？”
总之，2001年开始，这位永不知足的学者，已经成了一名坚定的“厚脸皮的思想推销员”了，非议和辱骂已经不能让他停下来。从证券市场，到财富创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财富是怎样产生的”、“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新重农主义’大可不必”，无所不谈。他一踏进公共领域，便引来围观。他的思考已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了这样的习惯，当他们面对现象困惑不解时，会打开陈志武的博客，或者在百度搜索这位思想导师的言论，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确切地说，5年前，他已经转入自己的第二职业，那个在象牙塔里搭建模型、建构理论的陈志武已经隐退了。这让他又能每天都有新认识、新发现。现在，再让他去做纯学术的金融研究、发表纯学术的金融学文章，虽然很容易，但已经缺少了冲动和兴趣。他的幸福感，已经多半来自自己思想契合中国现实的深与浅了。现在，这位整个青春期都在摇晃的中国长大的中年学者的最大担心，是现实中国缺少对社会情绪的消化能力。
陈志武的情绪极少写到他的文章里，这是长时间阅读历史和理性思考得来的习惯，他把尖锐、沉稳的思想，理性、从容地写在他的文章里，驳斥自以为是的“真理”。脸上却总是笑眯眯，平和、不动声色。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20年，“再过4年，在美国的生活时间就和中国的一样长了”。每年，他都要带他的爱人、女儿在中国旅游一次，隔年，带他们回一次老家，他的老母亲还生活在湖南茶陵乡下。还乡之旅最温馨、最苦涩的，是13岁和11岁的两个女儿围着老母亲说个不停，这两个个体意识极强的美国公民会和他年迈的老母亲说些什么呢？这些时候，这个中年学者总是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总在担心，他们身边的一些人还在“自我陶醉、自圆其说”之中。
国内能提出真命题、在历史里找真素材的学者，太少了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您在中国历史里有些什么重要发现？
陈志武：我对万历十五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不感兴趣。我不喜欢攀爬史料之山。我的分析方式是经济学和金融学，史料便是在这一视角下为我所用。要有的放矢，让历史回答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论史料证明了还是证伪了我的观点，都是让人欣喜的，一个学者能体验到的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国内能提出真命题、在历史里找真素材的学者，真是太少了。
我反感的一个说法是：中国儒家文化维系了几千年，它该有强大的生命力，它该有多强的战胜各种挑战的能力。这个看法是荒唐的、蒙昧的。持这种看法的人不理解两百多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和四五百年前开始的跨洲、跨地区贸易，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制度和人际关系带来的根本性的冲击。
人物周刊：您认为从四书五经里我们能学到什么？
陈志武：儒学研究者说，中国社会强调中庸，以和为贵，不声张利润，不主张暴力。如果他们稍微去了解一下社会现实，包括历史的和当下的，就会发现，现实中并没有他们臆想的祥和、以和为贵。他们不做实地调查，不收集数据，不派发问卷，没有向真实世界发问的传统，也丧失了向真实世界发问的能力。从四书五经里看到的中国，像是从《圣经》里看到的西方，不是真实世界。
不能忽视人的本性去虚构你的学术。一个有趣的现象，武打在中国大众文化里分量非常重，小说、电影、电视、民间传说里比比皆是。这大概能说明中国人的现实世界并没有那么温情脉脉吧。在中国人的印象里，美国人是非常暴力的，但实际上，暴力在他们的大众文化中占有的比例非常小。
儒学研究者总是强调，人要怎么样，人应该怎么样，并武断地认为真实世界里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可怕的推理。在明白人应该怎样之前，是不是要先了解真实世界的人可能是怎样的，他们受到什么样的真实局限约束，局限约束下又有什么样的行为选择呢？通过了解“是什么样的”，再调整那个一厢情愿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也理解他们的美好愿望。
人物周刊：您和儒学学者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陈志武：我把他们称为传统的学者，坐在社科院或者北大的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喝喝茶，说儒学要变成显学、儒教要变成国教。他们的学问是许愿式的学问。做学问不是参加朋友的生日Party，谁许下的愿望最美，谁的学问就最高。中国文化对真理的热情不如西方人。19世纪末期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学术传统，发现我们既没有实证传统，也没有逻辑传统。中国的学术传统和中国的现实社会脱节得太厉害了。
文化不是自上而下、凭空而来的。举例说，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没有股票，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贷款，他们是怎么去规避未来风险、安排不同年龄时的生活需要的呢？他们靠的是后代，靠的是家族、宗族。或者说，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和信贷，后代是这些金融证券的具体替代。后代作为父母养老金、保险金、信贷的替身，是隐形的金融合约，它们的执行机制不是靠法官、检察院、警察，也不靠县太爷，而是靠文化。就是说，社会与家庭文化的内容必须作相应的发展，来保证这些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
人物周刊：如何理解你说的“从金融角度看，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一辈子是不幸福的”？
陈志武：小时候必须无条件地听父母亲的话；年轻时最能花钱却没钱花；等到真正有钱的中年，又四世同堂，要负担父母、孩子的生活；老了以后也是很不幸的，如果有两三个孩子，在赡养父母上，可能会互相推诿。做父母的，可能会想：我怎么还不死？我怎么要靠他们的施舍来生存呢？觉得自己是累赘，是负担，更不幸福。我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家庭都不幸福，而是说，要有勇气正视并非小面积的不幸福，然后再探究不幸福的原因何在。也不是说不鼓励孝敬，孝敬应该是一种自愿的选择，是一种美德，但不应该是老年人的惟一养老途径。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在很多美国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往往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关系，是一种以感情交流为主线的关系。因为，美国的父母亲自己已经有了很多的经济保障，他们不需要把孩子看作他们未来的保障，他们已经通过金融产品的组合安排好了自己未来的方方面面，没必要把孩子培养得对自己言听计从。中国的一些传统家庭观念，是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而逼出来的。
当初倡导和今天继续研究、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一直没有意识到，没有外部发达的保险、证券、借贷这些金融品种，他们再大声呼吁打倒“孔家店”，寻求国人个性，保障国人权利，结果也是难以实现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了“孔家店”维系的那些隐形的金融合约，他们的未来怎么办呢？他们如何规避未来的风险呢？之所以那么多的传统社会都推崇集体主义文化，是没得选择之举。只有推崇集体主义文化让每个人都忘了自我，才能让那些人格化了的隐形金融合约有得以实现的基础。发展发达的金融品种，可能是打倒“孔家店”的更好途径。
我想强调的是，文化不是你想提倡什么、你要倡导什么，而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而不是那样的文化。
人物周刊：为什么伪善是普遍的？
陈志武：如果把学术世界里的中国和现实世界的中国做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哪个更离谱，哪个更伪善。从时间上看，学术的虚伪造成了现实中国的虚伪，最后没有人站出来捅破它，告诉人们真正的虚伪何在。大众识别能力的不足实际上也和此有关系。
我绝对反对，国内有些学者，以研究受到某个领导的赞成、批示为最高学术成就。参加学术活动时，在大屏幕上打出某某领导做了何批示，真是好笑。
都是好消息，都是好现象，都是乐观的、积极的、向上的。这是对当下、对未来可笑的虚荣感。不愿意承认事实、面对问题。不愿意告诉大家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下次如何避免出这样的事。引用一句话，谁愿意生活在小康的猪圈里呢？
如果教科书不从根本上改变，危险便是中国社会的常态
人物周刊：国有大企业上市是否是合格的创业故事？
陈志武：本来，这些大公司的上市应该给我们带来许多传奇式的个人创业故事、个人或团队的创新精神，带来一个个活生生的财富故事，然后通过媒体激发整个中国的创新激情和创业文化。但是，中行、工行、中石化的上市不会带来这些。相比之下，盛大、分众传媒、百度等这些私人起家的上市企业，不只是一些成功的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而且是代表中国未来的真实个人。
当国内股市主要针对国有企业开放时，中石化、中行、工行上市当然也轰动，但背后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创业故事，不会带动任何创业精神、或是创新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国股市产生的不是像分众传媒、百度这样的民营财富故事，更多是靠坐庄致富的故事。
人物周刊：西部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他们的希望何在？他们如何从改革中受益？
陈志武：上个礼拜，我去了内蒙，跟草原上的一些孩子聊天。他们没受什么教育，他们所追求的，和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目标，不是今天到北京，明天去海外，而是今天能吃饱，明天还能吃饱。这些循环的、周期化的悲剧，一代又一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的两个小孩，在美国，一个礼拜看两三本书，一年大概看100本。可以预期，他们和内蒙草原上的那些小孩有完全两样的未来。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平等？
在人类文明史上，哪个国家是靠政府管制做起来的？几乎没有。政府管制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举例说，国家银行、总部设在北京的各种商业银行、发改委，把老百姓的存款从各地集中到北京，再集中调配。就像我们看到的，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发展得前所未有地好，但在更多的农村，农民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金融存款，却不能用于本地的经济发展，而是相当程度地被调配到那些大城市。长远地看，每个中国人都能从民营经济发展中受益。
人物周刊：当下中国的危机何在？
陈志武：我们的教科书，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基本上没有变化。我们脑袋里分析问题的框架，还是政治经济学里的劳动价值、剥削这些理论。最后发现，用这些理论分析出来的结论和实际看到的完全两回事。我的看法是，如果教科书不从根本上改变，危险便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我们要勇于承认，我们经常被教科书上的那些错误分析框架、错误理论蒙蔽了。
在美国生活20年，越来越发现，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都受到利益的驱动。说东方人和西方人本质上不一样是不负责的。 美国人也不喜欢什么事都到法院里去，但他们知道这是没办法的。我们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来拒绝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知识。
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原因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
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有关统计表明，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前期中, 我们谈到"武打"作为一种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机制的意义，特别是当正式司法不可靠时它对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经济交易的发生和市场的发展。但我们也看到，以粗鲁暴力建立的"丛林规则"与相应秩序往往是一种低效的"多极"秩序，它只能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无法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充分地深化。为了让经济实现最大可能的深化，就需要某种正式司法支持下的"单极"秩序。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话题。自从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制度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界和业界的热点, 一时间我们都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可是今天，转过身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我们又开始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真的能使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此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在这期与下期的专栏中，我们不妨试着回答这几个问题。
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机制(institu-tions)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当然，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实际要支付的成本，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进行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的情况，以及市场勉强得到发展的情况。
换句话说，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发生，甚至也可以发行股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兴旺。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积蓄已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不发达、金融中介不到位，虽然众多创业者与企业家都需要资本，大家也都没办法，那些积蓄资金无法配置到资本的需求方，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这里，制度成本表现为"勉强发展的证券市场"和"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很难"。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涵盖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治、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这两个中心命题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也不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作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中国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
正如前面所提，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与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距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的变革还只是近两年的事情。可是，这些不足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不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人力资本或自然资源出奇地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会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以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想像这样一种局面。假如郑州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曲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砖青瓦，并且要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结果其建筑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镇，决定从景德镇买来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都不放心，由此导致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放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么跨地区交易无法进行，全国经济的发展会因此受阻)，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公司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做完。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里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第一，郑州的中国戏曲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始。当然，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人们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就会在整体上很低，也就是生产率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比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发展。第二，本来两天可以做完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在经济上不可行。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我们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率)不可能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低，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不可能高，迫使劳动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一类制度缺陷。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得到营业执照以至开业，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在加拿大, 这一过程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7天，意大利最长，需时121天，在中国需要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和意大利，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参见《新财富》2002年11月号本栏文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地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晚上十一、二点也还在通工作电话？这都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
人均GDP与勤劳成反比
附图中，我们把25国的人均GDP与其就业者的平均工作时间放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工作时间的长短看作测度一国人们勤劳程度的指标，那么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人均GDP与勤劳是严格成反比的：越勤劳的国家反而越穷。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并不一定成立，另一方面说明肯定是"勤劳"之外的东西在起着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些数据基本证实了前面通过郑州与景德镇的泥士交易例子以及公司注册程序比较所讲到的道理：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发展时，一方面市场难以高效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是"无用功"。附图说明，当一国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其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
勤奋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能否认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命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