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一场不为人知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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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运筹帷幄(1)
第五章
运筹帷幄
左右未来的战争与和平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美国东海岸权势集团就开始勾画“美国世纪”的新愿景，其核心是在战后把美国变成全球商业帝国，因为他们发现主宰国外巨大的市场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润和权力，他们更意识到像英国等老牌帝国那样采用军事控制殖民地的代价过于昂贵。洛克菲勒家族敏锐地意识到以“商业化农业”来主导全球农业市场的新模式，通过种子和化肥的输出，美国对全球农业技术的主导地位迅速成为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中的一件重要武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52年到1979年间每个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人都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层工作过，这足以解释为什么洛克菲勒家族对美国政府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也揭示了在美国“国家利益”名义下实现其家族利益的实质。
为建立战后帝国做准备
就在美国即将在二战中大获全胜之际，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和银行就明显地意识到美国的市场太小，容纳不下他们的野心。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天定命运”就是无限度扩张美国的势力，做全球性的大买卖。美国在一战中轻而易举地获胜，通过凡尔赛和约在欧洲坐收渔翁之利，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胃口。
美国权势集团中的主要政策制定者们在1939年下半年德国入侵波兰数周之前,私下里组建了一个有高度影响力的政策小组，这是在珍珠港事件直接导致美国参战整整两年之前的事情。这个秘密小组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基于世界大战即将到来，美国将在战争废墟中崛起成为主导世界的强国的这一设想，制定美国战后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这个政策精英圈子叫做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这个小组有效地承担起了美国国务院所有战后规划的重要任务。1942年后，大多数小组中的成员都被不露声色地直接列入了国务院的工资名单。
当然，这个小组的工作是由神通广大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在1939年11月到1942年下半年这段时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战争与和平研究小组向草拟战后美国经济霸权的议程这个项目捐助逾35万美元。当然，这项投资也像该基金会的其他投资一样，日后的回报数以千倍。这个议程定义了战后美国的全球商业帝国。
20世纪3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大多数美国人还在“大萧条”的重创下苦苦挣扎的时候，一小撮商人和他们在耶鲁、哈佛、普林斯顿、约翰?霍普金斯等私立大学中的学术同伙,以及华尔街主要律师事务所的一些高级合伙人,都在为新的“泛美时代”做准备。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在英帝国的“泛大不列颠时代”摇摇欲坠的时候巩固美国的实力，取而代之。
这些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大多是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中的精英。与英帝国不同，他们称霸全球的美国愿景是基于经济目标，而不是实际拥有一个殖民帝国。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进步”，这样一来美国企业巨头就可以高举民主和支持“备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人权的大旗，以支持“自由企业”和“开放市场”的名义，来掩盖他们的利益。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这个专门小组所代表的并不是所谓的民主。他们代表的是一小撮美国企业精美及其律师事务所的利益，这一小撮人早就在全世界开疆拓土，扩展了他们的利益。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企业家成员个个卓尔不凡，可不是无名小辈。
对外关系理事会是1919年5月凡尔赛和会期间在巴黎马杰斯提酒店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成立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J.P.摩根银行的代表(其中包括托马斯?拉蒙特)、洛克菲勒家族标准石油公司的代表以及一些精英人物，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会议还邀请了一部分英国朋友，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塞西尔?罗得斯（英国政治家、殖民者。——译注）的秘密圆桌小组的成员。会议讨论了建立民间的机构网络,为双方政府的外交事务提供“意见和建议”。
一战时期，美国有影响力的几个银行和公司很少走出国门,大多数公司的总部设在东海岸的纽约，被称为东海岸权势集团。一战后，这个权势集团实际上的总部就是设在纽约的对外关系理事会。对外关系理事会的首批资助者包括J.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金融家奥图?卡恩、伯纳德?巴鲁克、雅各布?希夫和保罗?沃伯格，这些都是当时美国商界最有权势的人物。
这个精英小组通过游说国会通过一系列法案，使他们在反垄断以及其他美国政府的反托拉斯限制中得到豁免权，为他们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了法律保障。
1918年国会通过了《韦布-波密伦法》，为“直接有利于出口活动”的企业垄断提供了反托拉斯法的豁免权。标准石油公司是这项法案的主要受益者。1919年国会通过了《艾奇国际条例》，这个法律为“从事出口活动和资本输出”的美国银行提供了同样的反托拉斯法的豁免权。纽约的大通银行、国家城市银行和J.P.摩根是这项法案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在1920年的美国钢铁公司兼并案中，最高法院裁定，造成对几乎整个市场控制的兼并行为“并不违背公共利益。”?20世纪20年代,美国海外利益的核心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及摩根家族的大银行和石油利益集团。
这些国际性大公司和大银行的领导人已经活生生看到了在接管欧洲殖民地的烂摊子中蕴藏的巨大利益。与美国国内有限的市场潜力相比，主宰国外巨大的新市场可以给他们带来难以言表的潜力、利润，以及最为重要的——权力。
“美国世纪”——美国的生存空间
1941年初，大约距日本空袭珍珠港还有10个月的时间，《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和一位与他过从甚密的东海岸精英一起,在2月17日那期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世纪”的社论。文章中，他阐述了以对外关系理事会为中心的美国东海岸权势集团正在形成的共识。
第36节：运筹帷幄(2)
卢斯写到，“独裁可能需要相当大的生存空间,但是自由比独裁所需要的生存空间要大得多。”他公开呼吁美国人欣然接受世界主导力量的新角色——一个美国还没有参战的世界。指出“唯一的办法是：作为世界上最有实力和最重要的国家，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担负起我们肩负的义务，抓住相应的机会，以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采取我们认为合适的手段,向世界施加我们最大的影响。”?
卢斯的话反映了以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为首的、国际化的美国商业和银行业权势集团的新观点。因为他们需要在战后毫无限制地获取全球资源，进入国际市场。他们也看到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黄金机会——所有昔日的竞争对手都在战争中遭受重创。
美国银行业和工业巨头需要发展空间，或者叫做“宏大地区”。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中的“经济与金融小组”,对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世界贸易进行了研究。他们提出把西半球与太平洋连接起来纳入由美国主宰的集团当中，这个集团建立在“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之上。?这个集团包括了当时还属于英帝国的地区。他们所谓的“宏大地区”是要把除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的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收入囊中。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创始成员之一、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领导人之一的伊赛亚?鲍曼在二战期间被公认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家”。他对“宏大地区”有另外一种表述——“美国经济的生存空间”，这是引用了希特勒描述德国经济扩张的合理性时用到的地缘政治术语?。这种表述后来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被停止使用，由更为中性的“美国世纪”取而代之，用来描述战后美帝国主义的新愿景。
在鲍曼和其他对外关系理事会国务院研究小组的成员看来，美国新经济地理学的卫士们把他们自己视为殖民地人民解放的无私倡导者和帝国主义的反对者。他们将通过跨国控制来维护世界和平。在一战后期，鲍曼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机密战略小组“调查组”工作时，就着手研究如何给美国的帝国主义野心披上自由和仁慈的遮羞布。
正如鲍曼和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其他策划者所设想的那样，1945年后美国对世界的主宰将通过一个新机构——联合国，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新设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来实现。
鲍曼领导的对外关系理事会小组曾为罗斯福总统制定关于联合国组织的基本规划。在“自由贸易”和开放全球封闭市场的旗帜下，美国的大公司可以大力推行它们的计划，在战后强行打开新的未开发的市场,攫取廉价的原材料，为销售美国的工业产品寻找新的出路。
对外关系理事会小组为美国国务院和罗斯福总统起草了600多份政策文件，涉及世界上可以想到的任何角落，从各个大洲到最小的岛屿。所有文件都是基于美国打赢了这场美国甚至还没有正式参战的战争的假设。
对于对外关系理事会和有远见的美国权势集团和决策者说，二战后的全球权力已经不能再用对殖民地的军事控制来衡量了。大英帝国等欧洲老牌帝国的庞大体系代价太昂贵，效率太低下。权力应以经济实力来衡量，也就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后来提出的“软实力”。?
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像洛克菲勒家族那样更能体现美国大公司的全球观，因为这个家族的财富完全是建立在一个石油和银行的全球性帝国之上的。这个家族，尤其是纳尔逊、约翰三世、劳伦斯和戴维四兄弟（他们的基金会资助了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把二战的胜利看作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按照他们的利益主导全球改革的绝好机会。
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在定义这些全球利益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躲在幕后，谨言慎为，很少抛头露面。他十分精明地把洛克菲勒家族的私人利益重新定义为“美国国家利益”。毕竟，是这个家族替国务院资助了战争与和平研究。
第37节：运筹帷幄(3)
纳尔逊在拉丁美洲的冒险行为
确切地说，伊赛亚?鲍曼和战争与和平研究组的同事们所设想的“宏大地区”和自由市场发展的理念迅速变得清晰起来。纳尔逊?洛克菲勒作为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的主要资助者之一,立即抓住了二战为美国公司带来的新经济机会。
战后当约翰三世忙着通过人口理事会设计人种净化和减少人口的更有效的新方法时，纳尔逊则关注着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国际商人，他把目光放在了世界粮食生产上，特别关注墨西哥等贫困的欠发达国家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的问题。纳尔逊后来将这场世界农业革命称为“绿色革命”。这场所谓的绿色革命的确具有革命性，但是与人们想象中的绿色革命完全不同。
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任命纳尔逊为“美洲事务协调员”（CIAA），名义上是代表政府办事，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高级情报人员，借此职位他在拉丁美洲扩展了洛克菲勒家族的势力范围。纳尔逊身居高位，凭借反对纳粹染指美洲事务，推广“美国民主”的掩护，得以将美国政府的支持转移到美洲主要国家洛克菲勒家族的商业盟友手中，这些国家包括巴西、秘鲁、墨西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那时他就在为战后美国的商业扩张做精心准备。?
1944年8月，纳尔逊被任命为美洲事务总协调员，这一做法明显违背了美国官方的中立性。为了掩盖这块“疮疤”，后来美洲协调机构披上了在拉丁美洲宣传“美国文化”的机构的外衣。
洛克菲勒不可外扬的家丑
1941年,新泽西州的标准石油公司（后来更名为埃克森美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控制着84%的美国石油市场。它的投资银行是大通银行，其主要拥有者是洛克菲勒集团。仅次于洛克菲勒集团的第二大股东是德国最大的石油化学托拉斯、德国战时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法本公司。洛克菲勒集团与法本公司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大量资助优生学研究的时候?。
当纳尔逊?洛克菲勒表面上以美洲事务协调员的身份打击纳粹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利益时，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总裁沃尔特?蒂格尔正在安排向纳粹德国空军运输至关重要的四乙铅汽油。当时英国正遭到纳粹空军的轰炸，因此它对向纳粹德国运输如此重要的战略资源提出了抗议，标准石油公司因此改变了政策。但是，这个改变只是一个把戏而已：他们只是把他们的整个船队改为在巴拿马注册从而躲过了英国的搜查或者扣押。他们的船只还在向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不断地运送石油，加那利群岛位于摩洛哥和西北非西属撒哈拉的海岸之外，在那里为开往汉堡的德国油轮加油。
二战期间，美国参议员哈里?S.杜鲁门在一项调查中指控，鉴于洛克菲勒家族与法本公司的关系，洛克菲勒家族“几乎犯了叛国罪”。CBS的战地记者保罗?曼宁于1944年8月10日报道，洛克菲勒和法本公司通过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瑞士的关联银行转移了他们的“外逃资本”。
纳尔逊?洛克菲勒战时在拉丁美洲的任务是，在中央情报局建立之前协调美国的情报工作和秘密行动。他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私人美洲地区情报主管威廉?斯蒂芬森爵士之间的直接联络人。威廉?斯蒂芬森领导着一个称为英国安全协调处的掩护机构。值得一提的是，斯蒂芬森的秘密总部设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3603房间，离纳尔逊的办公室不远。这并不是个偶然的安排。洛克菲勒和斯蒂文森在美洲密切配合，共同开展情报工作。
洛克菲勒将家族商业关系网中的一些人带到了华盛顿官场，包括大通银行的约瑟夫?罗文斯基、安德森克雷顿农业商务公司的得克萨斯棉花巨头威尔?克雷顿。纳尔逊的助手约翰?麦克林托克战后在中美洲经营着巨大的联合果业公司，1954年中情局在他的掩护下在危地马拉顺利组织了一场政变。
二战时期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工作为20世纪50年代其家族利益的扩张打下了基础。他构思了美国-拉丁美洲防御理念，这一理念在冷战中将该地区的军事精英牢牢地跟美国的政策拴在一起，这些军事精英都是些残酷无情的军事独裁者，他们都因支持洛克菲勒家族而得到实惠，也确保了洛克菲勒商业利益获得优惠待遇。纳尔逊把那些得到他支持的、与美国合作的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者称为“新式军人”（the New Military）。
第38节：运筹帷幄(4)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纳尔逊?洛克菲勒在美国企业对拉丁美洲投资方面一直是领袖级人物。当时他任标准石油公司委内瑞拉分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董事。1938年他曾尝试与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协商解决标准石油公司在墨西哥存在的麻烦，但是未能成功。卡德纳斯此前将标准石油公司的墨西哥分公司收归国有，这一决定导致了美国和墨西哥双边关系恶化。
20世纪40年代，洛克菲勒建立了墨西哥美国开发公司，并亲自向战后的墨西哥工业进行投资。他还鼓励他的兄弟戴维在墨西哥建立大通银行拉丁美洲分行。他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打着帮助墨西哥解决粮食问题的旗号重新在墨西哥获得一席之地。
作为美国政府“国际发展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纳尔逊?洛克菲勒制定了杜鲁门总统的对外援助计划。他的典型做法是利用美国政府作担保启动大通、花旗等纽约的私人银行向拉丁美洲提供大规模贷款。
二战时期，作为罗斯福政府的美洲事务协调员，他组织了一个该地区新闻记者和主要报纸发行人的网络。他以切断从加拿大进口新闻纸的供应威胁这些中立的拉丁美洲报纸发行人，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久洛克菲勒就吹嘘说，已经通过控制由美国船只运输的新闻纸，控制了1200名报纸发行人。
洛克菲勒控制的媒体第一时间就让对美国，特别是对洛克菲勒在该地区的商业利益有利的新闻谎言在拉丁美洲狂轰滥炸。在打击纳粹势力的旗号下，纳尔逊?洛克菲勒和他的兄弟们正为战后他们那巨大的私人商业帝国奠定基础。
二战临近结束时，纳尔逊和他的小圈子在拉丁美洲开展的最具深远影响的秘密行动，就是确保在建立联合国过程中美国获得大多数参与国的支持，通过这种手段，美国在1944～1945年间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实际控制权。人们不难看出，美国的这些新商界精英们是如何摆布各国政府和其他组织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的。联合国只不过是披着世界民主外衣、被他们利用的工具而已。
据历史学家约翰?罗福特斯称，洛克菲勒曾在幕后对所有拉丁美洲国家施压，强迫他们支持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其中也包括支持轴心国的阿根廷胡安?庇隆政权。洛克菲勒和美国政府强行要求庇隆正式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尽管只有两周战争就结束了。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阿根廷拥有战胜国的投票权。
洛克菲勒的政治战略就是利用他的拉美洲国家集团在联合国“收买”多数票。欧洲的9票与拉丁美洲国家的19票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此，美国政府和强大的国际银行商业利益集团主宰了战后格局，最终控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联合国中也处于主导位置。洛克菲勒家族甚至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在纽约建立总部慷慨捐赠了土地。这也算是一笔好买卖，因为可以带来一大笔额外税收减免。
总之，早在1941年纳尔逊?洛克菲勒就未雨绸缪，为日后在拉丁美洲发展他的商业化农业做好准备，这让美国商界的所有其他任何人都望尘莫及。
洛克菲勒-华莱士报告
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洛克菲勒与时任美国副总统、前农业部部长亨利?A.华莱士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墨西哥与当地政府讨论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华莱士是著名的农学家，1940年以前在罗斯福政府内任农业部长。他曾创建了一家种子公司，这家公司后来发展成为先锋良种国际公司，它几十年后最终成为四大转基因种子巨头之一的杜邦公司的一部分。
华莱士-洛克菲勒代表团撰写的墨西哥报告强调了培育高产农作物的必要性。当时玉米、小麦和大豆是墨西哥的主要农作物。1943年，作为这个项目的成果，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了墨西哥农业计划，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乔治?哈拉尔领导。参与这个计划的人中包括了一位年轻的植物病理学家诺曼?博洛格。洛克菲勒家族正在准备为战后世界农业市场的转型迈出第一步。
第39节：运筹帷幄(5)
同年，当纳尔逊和副总统华莱士考察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农业机会的时候，劳伦斯和纳尔逊开始在拉丁美洲大量购买高质量的廉价农田。洛克菲勒家族开始让他们的业务更加多元化——从石油扩展到农业。
然而，这已不再是简单的家庭式农业，现在轮到全球性的“商业化农业”登场亮相了，“商业化农业”这个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发明的。石油是新型商业化农业经济的核心。石油对于洛克菲勒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们过去几十年来在石油领域建立的全球垄断集中的经济模式，将会成为将世界农业的性质转变为全球“商业化农业”的样板。
1941年3月，珍珠港事件的9个月前，劳伦斯利用英国在美洲的财务危机，在哥伦比亚的马格达拉纳河附近购买了150万英亩（约60.7万公顷）
的优质农田。他的兄弟纳尔逊也刚刚在委内瑞拉购买了一个西蒙?玻利瓦尔曾经经营的大型牧场。正如当时洛克菲勒在美洲事务协调机构的助手油嘴滑舌地说的那样：“这些都是英国口袋里面的上好财产，现在我们也应该都把它们捡起来。”
截至罗斯福总统任命32岁的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国务院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时，洛克菲勒早已和粮食及商业化农业密不可分了。1943年，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主席爱德华?奥尼尔与纳尔逊等其他成功的美国商人一同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在墨西哥查普尔特佩克召开的美洲国家间合作会议。
在查普尔特佩克，洛克菲勒与奥尼尔在美国农业需要新的出口市场这方面意见一致。拉丁美洲的广大市场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之中。纳尔逊说他当时正在寻找新的“战场”。深谙自由市场真谛的洛克菲勒要求美洲国家只对美国的商业利益敞开大门而对其他国家紧锁国门，要求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包括拉丁美洲政府）为美国包括农业在内的所有产品打开市场大门。
洛克菲勒在查普尔特佩克也与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达成一致：对拉丁美洲国家出售美国过剩的军事武器,将是把战后的拉丁美洲拴在美国裤腰带上的好方法。对美国军事安全的依赖将与拉丁美洲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公司和银行资本）一起发挥作用。20世纪40年代,洛克菲勒家族在这个转型中冲在最前面，他们同时也在世界上最大的国防产业中拥有主要的股份。
20世纪40年代后期，冷战逐渐升温，杜鲁门宣布美国应该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共产主义的扩张作斗争。他号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专业技术和资金，并且强调美国的私人机构而非美国政府在向海外转移技术中发挥主导作用。
这个理念源于纳尔逊?洛克菲勒。美国对全球农业技术的主导地位迅速成为美国政府（特别是对于势力强大的洛克菲勒利益集团）在冷战中的一件武器。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性几乎与武器和工业产品相同。美国农业部的粮食盈余也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件武器。正如前面提到的，到1954年，《480号公共法案》，即“粮食换和平”计划，原则上已经正式批准了这一进程。
洛克菲勒家族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们对全球粮食和人口问题的看法传达给美国国务院,他们和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盟友们占据着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位置。
洛克菲勒集团对国务院施加着巨大的影响。从1952年开始一直到吉米?卡特执政晚期的1979年这段冷战的关键岁月里，每个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人都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层工作过。
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华尔街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2年到美国政府任职前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1961年前也担任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1974年腊克斯的接班人亨利?基辛格也来自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的小圈子。吉米?卡特的国务卿塞鲁斯?万斯也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但是这个私人的非盈利机构对战后美国的巨大影响力一直悄无声息、隐藏于幕后。
第40节：运筹帷幄(6)
杜勒斯、腊斯克、万斯和基辛格对于洛克菲勒关于私有部门行为的重要性高于政府的角色这一观点心领神会，他们也明白洛克菲勒把农业视为像石油一样同等重要的商品，可以根据极少数控制粮食贸易的公司的外交政策目标进行交易、控制，使之稀缺或充裕。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很少公开提到杜勒斯-腊斯克-万斯-基辛格-洛克菲勒的关系链，尽管它对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粮食政策都非常重要。
早期的商业化农业：洛克菲勒与嘉吉公司联手
1947年二战结束后，纳尔逊?洛克菲勒又建立了一家公司，名为国际基本经济公司。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作为营利性实体，其目标是显示私有资本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升级。实际上，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主要是为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美元可以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中大规模地引入商业化农业。
洛克菲勒的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与美国私营农业综合企业巨头嘉吉公司联手在巴西开展业务。国际基本经济公司有很多计划：杂交玉米生产、生猪生产、利用直升机喷洒农药、承包耕种以及粮食存储。国际基本经济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叫Sementes Agroceres，该公司后来在巴西动植物遗传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际基本经济公司和嘉吉公司开始开发杂交玉米的新品种。他们使巴西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玉米生产国，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在巴西，玉米与大豆混合用于喂养牲畜。这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转基因大豆在世界牲畜饲料市场中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甘蔗农业经济也极大地推动了巴西的大豆生产。一棵甘蔗可以生长5年，到了第6年就必须挖出来，种上新的甘蔗，这个过程通常叫做“轮耕法”。巴西农民首先尝试在挖出老甘蔗和栽种新甘蔗的间隙中种植大豆。这是因为大豆使土壤富含或者说“固定了”氮元素，而甘蔗的生长需要氮，种植大豆就可以减少化肥的施用量，而化肥恰恰是把大豆引入巴西的重要原因。
嘉吉等美国粮食贸易公司首先将大豆作为牲畜饲料出口，后来大豆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出口产品。大豆成为美国粮食控制中的一件主要武器。
莱斯特?布朗1974年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他自己的世界观察研究所。他谈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色革命时说：“如果农民想充分发挥新型种子的潜力，在需要的各种新投入中，化肥是必不可少的。一旦现代技术的应用能够使农民获利，他们对各种农用投入的需求就会迅速增加。而且，只有农业综合企业才能有效地为他们提供这些农业投入。”
布朗还进一步宣称，跨国公司是“使农业技术知识转移制度化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农业综合企业在当时是提供种子和化肥的最佳途径。当然，他所指的农业综合企业是杜邦、先锋良种国际、嘉吉、ADM之类的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因此，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洛克菲勒绿色革命的鼓舞下，美国商业化农业出口与石油和武器并驾齐驱，迅速成为美国经济战略中的战略核心。
巴西和委内瑞拉
当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色革命在墨西哥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纳尔逊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以便在巴西和委内瑞拉开展类似的工作。他想继续开展他在二战中在美洲事务协调机构时启动的项目。于是，他和几个从前在美洲事务协调机构工作的同事一起创立了“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的公开目标是技术转移和教育。
洛克菲勒想通过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迅速将基础设施现代化。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声称：如果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那么这个地区就面临着因人口爆炸而使生活水平降低的问题。作为委内瑞拉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主要股东，1946年后，洛克菲勒说服了壳牌、美孚、海湾石油和其他许多私人捐助者和他一起着手进行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的项目。纳尔逊和他的兄弟们资助了一系列的研究，为后来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提供了指南，这些研究准确地指出拉丁美洲、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的哪些国家可能“同情共产主义”。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委内瑞拉被挑选了出来——巴西入选的原因是它拥有大量未开发的财富，而委内瑞拉则是由于洛克菲勒家族在该国经营着石油生意。
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在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肆宣扬冷战必要性的高手，而其主要目的是推动其家族利益的发展。而他的老朋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前主席、时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推行的“大规模报复”的核政策和冷战的“边缘政策”与他的意愿并行不悖，这些政策使人民意识到所谓来自苏联军事力量的危险和威胁。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名义下，一切行动和政策都变得合情合理。
纳尔逊?洛克菲勒和其他美国的大银行家和商人们在拉丁美洲的农业上所做的文章形成了世界粮食生产革命的早期阶段。在这一进程中，他们着力掌控世界大多数人口的日常必需品。和以往大多数革命一样，其实质并不是他们大肆宣传鼓吹的那样。
毫无疑问，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场革命中充当了急先锋。它甚至给这一进程取了一个新名字——商业化农业。商业化农业的模式由其主要参与者——美国工业和金融业的大腕们——制定的规则所驱动，这一模式为20世纪90年代引入基因改造的粮食作物——转基因生物——搭建了一个完美的平台。但是这桩带有战略利益的“婚姻”是如何发生的？它的长期目标又是什么？这一切仍然掩藏在自由市场的高效率、现代化、为营养不良的世界人民提供粮食等美丽外衣和各种宣传谎言之下。他们就是以如此狡猾的方式来掩盖其阴谋改变整个人类命运这一有史以来最为大胆的计划。
第41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1)
第三部分
创立商业化农业
第六章
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
为了把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引入主要发展中国家，洛克菲勒家族又提出了“绿色革命”的理念，其实质是以传输先进农业科学和技术的方式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设立于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设立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和设立于尼日利亚的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共同设立的。绿色革命向发展中国家输入缺乏繁育能力的新型杂交种子、昂贵的化肥和农业技术，使得接收国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大，甚至被迫接受许多苛刻的政治经济附加条件。绿色农业和商业化农业让美国国内独立家庭式农业全面崩溃，农业市场走向全面集中，少数农业托拉斯垄断了国内粮食生产和市场，商业化农业已经成为仅次于制药业的第二大盈利产业。
开启“绿色革命”大门
洛克菲勒的绿色革命发源于墨西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于拉丁美洲。由于洛克菲勒在亚洲的人脉关系，绿色革命随后不久就传播到了印度及亚洲的其他地区。这场绿色革命名义上是通过宣扬自由市场的高效率凸显出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低效率”，而其实际目的在于控制一些关键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
二战结束后，德国法本公司被炸弹炸得稀巴烂，美国的化学公司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化学公司。最有名的公司如杜邦、陶氏化学、孟山都，赫克力士火药公司等在二战时通过美国纳税人的“慷慨解囊”,建立起了巨大的氮生产能力，用来生产炸药和炮弹，战后他们必须面对氮供过于求的问题。
氮作为制造炸弹和爆炸物的基本化学原料，是TNT等高效爆炸物的主要成分。氮同时也是硝态氮肥的基本成分。因此，化学公司试图面向国内外市场生产化肥、硝酸铵、液态氨，通过这种形式打开氮销售的巨大市场。
战争时期氮化肥工业是有巨大影响力的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游说集团的一部分，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包括杜邦公司、陶氏化学公司、赫克力士火药公司在内的一些公司都是这个游说集团的成员。
战后新型的农业化学品的全球营销也解决了美国石油化学工业和粮食卡特尔（包括嘉吉公司、大陆谷物公司、邦基公司、ADM公司）寻找新市场的问题。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贸易商都是美国公司，并且它们的成长壮大取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绿色革命的传播而开发出来的一些特殊的杂交种子。当时农业正在走向全球化，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在试图影响商业化农业的全球化进程。
第42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2)
随着农业化学品和杂交种子的垄断，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巨头们试图主导世界农业贸易市场。正如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所说的，“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从发展中国家到欧洲经济共同体，从苏联到中国，各国政府都开始迅速依靠粮食卡特尔集团在粮食减产时提供所需的粮食和食品以保持本国政治的稳定。
当然，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也想通过以私人资助的农业投入形式来提供粮食援助，从而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以解除他们的担忧。然而，美国政府的援助加上在绿色革命名义下发展起来的技术，为围绕在洛克菲勒和新兴的农业综合企业集团周围的具有影响力的决策圈把这些担忧转化为自身优势提供了绝好的机遇。
约翰三世在成立人口理事会一年后,于1953年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发展理事会。纳尔逊?洛克菲勒与约翰三世携手并肩，共同致力于农业。农业发展理事会主要关注亚洲，而纳尔逊则关注他所熟悉的拉丁美洲。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在他们的企业霸权之下长期垄断世界农业和粮食供给。
20世纪5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诺曼?博洛格来到墨西哥，他主要研究抗锈（小麦常患锈病,能够抵抗锈病侵害的小麦称为抗锈小麦。——译注）杂交小麦和杂交玉米新品种，还没有涉及几十年后的基因工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农业和生物科学研究的掩护之下，洛克菲勒集团通过绿色革命推行其精心制定的战略。
这个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引入“现代化的”农业方法来增加农作物产量，从而减轻饥饿,避免共产主义在贫穷、难以控制的国家上台。多年后,他们用同样诱人的观点贩卖基因革命。
绿色革命是控制世界粮食生产的开端，几十年后的基因革命给这一进程画上了一个完美句号。参与这两次革命的都是同一批公司,它们当中自然也包括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其他有钱有势的基金会,这不足为奇。
1966年，福特基金会投入相当一部分资金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并肩作战。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有了福特基金会的资源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色革命真是如虎添翼。
1966年，墨西哥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成立了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中心致力于推行20世纪40年代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的小麦育种研究计划。
他们在粮食与农业方面所下的工夫在那年得到了极大的推动——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宣布了在“粮食换和平”计划下把美国的粮食援助大幅转向发展中国家，但是受援国只有在同意一些前提条件之后才能得到援助，其中包括同意按照洛克菲勒的计划发展农业、加强人口控制，并向美国投资者敞开大门?。
1970年，为洛克菲勒工作的诺曼?博洛格获得诺贝尔奖。有意思的是，他获得的是和平奖而非生物学奖，与若干年后亨利?基辛格获得的奖项一样。他们两个都是靠有巨大影响力的洛克菲勒家族起家的。
事实上，绿色革命披着传播农业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外衣，其目的是把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引入到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新型杂交小麦需要现代化学肥料、拖拉机和其他农业设备，尤其需要灌溉技术，这也意味着需要由石油或天然气驱动的水泵。
绿色革命的方法只适用于最富裕的农作物产区，瞄准的对象是最富裕的农民，它强化了半封建制度中富有的大庄园主和贫困农民的差距。在墨西哥，新型杂交小麦都种植在东北部富裕的有新型灌溉设施的农田中。所有的投入，从化肥到拖拉机再到灌溉，都需要美国工业提供的石油和其他投入。石油和农业在洛克菲勒的庇护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印度，绿色革命仅限于北部和西北部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有灌溉设施的土地上，它忽视了这些地区封建大地主和大多数没有土地的贫困佃农之间的巨大财富差距。而它却让依附于嘉吉公司等出口巨头的现代农业综合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该地区广大的贫困农民依然贫困不堪。绿色革命的引进并没有缩小封建地主和贫苦农民之间的差距，而统计数字显示，印度的整体小麦产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第43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3)
为“生物革命”培训骨干
196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约翰三世的农业发展理事会和福特基金会共同在菲律宾的洛斯巴诺斯成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到197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和另一个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创办的国际研究中心——位于尼日利亚的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共同组织了一个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位于意大利的彼勒基奥的会议中心召开的一系列私人会议中形成的。出席彼勒基奥会议的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乔治?哈拉尔、福特基金会的福雷斯特?希尔、世界银行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洛克菲勒家族的国际环境组织者莫里斯?斯特朗。莫里斯?斯特朗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组织了联合国地球峰会。
为了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吸收了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的参与。因此，洛克菲勒运用初始的启动资金做了精心的策划，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有能力影响全球农业政策?。
由于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就能够做到将第三世界的农业科学家和农学家送到美国去“学习掌握”现代商业化农业生产的理念，并将其带回他们的祖国。在学习过程中，他们为在自己的祖国推广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建立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具有影响力的网络，而且这些活动都是以发展科学和高效的自由市场农业为名开展的。
到基辛格受命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文件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所与研究中心网络已经逐渐为控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研究与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约翰三世的农业发展理事会还为经过精心挑选的几所亚洲大学聘请了美国大学的部分教授来培训新一代的科学家。最好的科学家会被选送到美国攻读农业科学的博士学位。从跨出美国大学校门之日起，这些科学家就会遵循洛克菲勒的农业发展观而卖命工作。这个精心构建的网络将在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球传播转基因农作物应用的战略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亚瑟?莫舍是洛克菲勒农业发展理事会的执行理事，在一本广为阅读的手册中,他喋喋不休地教育农民“多为自己着想”，敦促农民摒弃“群体旧有的习惯”，发展“商业化农业”。莫舍还号召妇女接受教育，建立青年俱乐部，从而为从商店购物提供更多的需求。他指出：“丈夫和父亲对家庭的爱”会促使他们尽力满足这些愿望,让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当然，他们也会去贷款投资于新技术，使自己更加融入新的市场经济中。
在整个绿色革命的进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中央情报局在对外政策目标方面通力协作，携手并进。
绿色革命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减少了农村人口,大批农民背井离乡住进了城市的贫民窟,四处寻找工作。这绝非偶然，这是为计划中的美国未来的跨国制造业积蓄廉价的劳动力。
在绿色革命的自我推销尘埃落定之后，它的实际结果与过去的承诺截然不同。随意使用新型化学杀虫剂引发了很多问题，通常都是严重的健康问题。单一栽培的新型杂交种子品种降低了土壤的肥力，也逐年降低了产量。开始时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墨西哥的一些农作物,如小麦和玉米的产量提高了两到三倍。然而这些农作物逐年大幅减产?。
绿色革命也伴随着大型灌溉工程的建设。这些灌溉工程通常是由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大型水坝，建设水坝造成的洪灾淹没了大量的村庄和肥沃的农田。同时，所谓的超级小麦通常是由于向土地施了大量的化肥从而提高了产量。这些肥料的原料是氮和石油，都是洛克菲勒主导的“西方石油七姐妹”生产的产品。
绿色革命时期还使用了大量的除草剂和杀虫剂，为石油和化学巨头们提供了额外的市场。正如一个分析家所说的，绿色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化学革命。这些发展中国家无论如何也支付不起化学肥料和杀虫剂的巨额开销。他们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或者由美国政府担保从大通银行及其他纽约的大银行得到特别贷款。
第44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4)
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这些贷款基本都流到了大地主手中。对贫困的农民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农民自己负担不起化肥和其他现代投入的支出,只能四处借钱。开始时各种政府的计划都试图提供给农民一些贷款以便他们购买种子和化肥。
不能从政府渠道得到贷款的农民只能通过私人渠道借贷。由于私人贷款的高昂利息，一些农民并没有从最初的高产出中获利。收获之后，他们不得不卖掉大部分的农产品来偿还借款和利息。他们越来越依赖贷款人和交易商，最后往往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即使是使用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农民也通常放弃种植自己的基本口粮来种植经济作物?。
绿色革命也为土地耕作引进了新的机器。最值得一提的是动力中耕机或者叫做机动旋耕机（为作物松土以消灭杂草,促进作物生长的机器。——译注）。这种机器拌匀了稻田中的土壤，同时也破坏了土壤本身的结构。但是，使用这种机器会极大地提高效率。
美国农业综合企业的另一个利益驱动因素是，绿色革命建立在新型杂交种子传播的基础之上。杂交种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繁育能力差。杂交种子天然地具有抑制繁殖的属性。它们与天然授粉的正常种子不一样，后者的产量与上一代种子基本相当，而杂交种子的下一代产量会比上一代少很多。
杂交种子产量这种逐年递减的特征,也就意味着农民每年都要通过购买新种子来获得高产。而且，二代种子的低产量也消除了种子生产商在未经育种者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出售种子的可能。这样可以防止农作物种子商品被中间商再次进行分销。一旦大型的跨国种子生产公司控制了母本种子的生产，其他竞争者或农民就不可能生产该杂交种子。全球杂交种子母本的专利集中在了以杜邦的先锋良种和孟山都的迪卡等少数大型种子巨头的手中，由此为转基因种子革命铺平了道路?。
事实上，引进美国现代农业技术、化肥和商业化杂交种子,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特别是那些更早与美国打交道的大国的农民越来越依赖国外的投入。这是精心策划的计划中的第一步,这一计划将持续几十年。以往美国的农业出口很有限，商业化农业为美国的农业出口打开了市场,在此之前这些市场对美国的出口商的开放十分有限。这种趋势后来被冠以“市场导向型农业”。事实上这是由农业综合企业控制的农业。
绿色革命和杂交种子为美国的商业化农业控制主要的新兴市场提供了保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对美国农业部针对杂交种子的少数几个研究中出现的增产结果大加褒扬，而对其负面效应则避而不谈，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第一个主要的杂交种子公司——先锋良种国际公司。这促进了大型商业种子公司的发展，也为日后几个西方农业综合企业巨头开发基因种子专利奠定了基础。
化学工业也声称只有通过他们提供的产品农作物产量才能得到提高。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政府援助计划积极支持这一观点，并说服发展中国家政府给予支持。这也就滋生了一个现象，即农民不再考虑使用其他更为传统的增产手段，因为这些方式都被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农业顾问们贴上了低效率、原始的标签?。
种植杂交小麦、玉米和水稻等高产新品种,大量使用化学药剂迅速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地方政府官员不再考虑其他可能的传统增产方式。如果某些研究可能对这种高投入的生产方式提出挑战，国际化学工业巨头通常会干预这些研究，进行百般压制和阻挠。这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1959年，美国农业部领导的一个团队发表了福特基金会的《印度粮食危机及应对措施报告》。报告中并没有把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作为提高印度农业发展效率的基础，而是强调技术变革，包括改良种子、在可灌溉的一小部分地区使用化肥农药等。这就是绿色革命的战略。
第45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5)
福特基金会甚至资助印度的“集约化农业发展计划”，将其作为绿色革命战略的一个试验，向可灌溉地区的富裕农民提供投入补贴、可观的信贷和价格激励。世界银行也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支持这一战略。
不久后，印度政府采纳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绿色革命，这场革命给印度带来了深远的不良影响。一时间水稻和小麦产量在挑选出来的地区迅速增加，当然这是依靠了新的杂交品种并施用了大量化学药剂。印度政府把土地改革、佃农制度改革、废除高利贷等计划束之高阁，从此以后就没有提上过议事日程。
然而，粮食产量初期的大幅度增长后来逐年下降（尽管这一点并未广泛报道）,但给人造成十分成功的印象。其实，印度进行绿色革命后,其整体农业生产比绿色革命前增长更为缓慢。在大部分地区，农业人均产出增长出现停滞甚至有所下降。但是绿色革命起码有一点是成功的，即它为美国和其他跨国农业综合企业向发展中国家出售他们的化学产品、石油、机械和其他农业用品打开了市场。这正是所谓的商业化农业的开端。
洛克菲勒资助创立商业化农业
洛克菲勒兄弟在通过绿色革命在发展中国家实施从石油到农业的扩张的同时，在哈佛大学投资了一个不起眼的项目，这个项目为几大私营公司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奠定了基础。项目的创立者将其命名为“商业化农业”，以便区别于传统的、以农耕为基础、以维持人类生存为目标的农业。
商业化农业与绿色革命双管齐下，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宏大战略的一部分，若干年后他们资助的转基因植物的开发研究也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
约翰?H.戴维斯在20世纪50年代曾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农业部部长助理。他在1955年离开华盛顿去了哈佛大学商学院,当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并不是农学专家常去的地方。他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他脑子里有一个清晰的策略。1956年，戴维斯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提到“不经过拖沓的政府计划来彻底解决农业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从传统农业向商业化农业的转型”。对此他心里早有清晰的盘算，尽管很少人知道他的来路。
戴维斯与哈佛商学院的教授雷?戈德伯格和俄罗斯裔的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一起组建了一个哈佛团队，当时瓦西里?列昂惕夫正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一个项目中对美国整体经济进行谋划。二战时，瓦西里?列昂惕夫曾为美国政府开发过一个对整体经济进行跨部门分析的方法，也就是他所说的投入-产出分析。列昂惕夫曾在美国劳工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
1948年列昂惕夫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四年期的十万美元的资助,在哈佛设立了“美国经济结构的经济研究项目”。一年后,美国空军加入到这个项目中，军方的加入略显蹊跷。随着线性编程方法的应用,晶体管和电子计算机得以发展,这样一来就可以处理海量的经济统计数据。不久，福特基金会也加入了这个计划。
这个哈佛计划和它的商业化农业概念是美国粮食生产革命的一部分，而美国要达到主导粮食工业这一目标还要花40年的时间。戈德伯格后来把商业化农业革命和发展转基因商业化农业视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重大事件”。
垄断与纵向整合死灰复燃
雷?戈德伯格几年后自吹自擂地说，商业化农业项目的核心驱动力是将“纵向整合”重新引入美国粮食生产当中。到20世纪70年代，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为了防止关键产业形成垄断，人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敦促国会出台法律，禁止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业界巨头和托拉斯进行纵向整合。
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戴维?洛克菲勒支持的吉米?卡特当上总统时，美国的跨国商业权势集团才得以把健康、粮食安全和消费者保护方面精心制定的法规一一废除，这也为新一轮的纵向整合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打着提高“经济效率、扩大经济规模”的旗号,向不知内情的广大公众兜售“纵向整合”。
第46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6)
纵向整合的恢复和商业化农业是通过一些主流媒体的公共宣传攻势传达给公众的。这些媒体称，政府过去过多地侵犯了美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现在必须还民众更多的“自由”。宣传活动的最大呼声就是“解除管制”。但是这些宣传故意忽略的是：所谓的解除政府管制就是为最大的、最有势力的企业集团在某一特定产业形成事实上的垄断打开大门。
在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之前，首先公开提出政府应当解除管制和实施私有化的人是约翰三世。他在1973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第二次美国革命》。在书中和无数的公开演说中，他呼吁“通过深思熟虑的、持续的长期政策来使很多政府职能下放和私有化……使权利分散到整个社会。”
在此之前，戴维斯和戈德伯格无视反垄断法，运用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来识别整个生产和分销链条，从而通过纵向整合,将美国农业的特殊部门进行产业化，使之成为商业化农业。
戴维斯、戈德伯格和列昂惕夫合作的第一个成果是对佛罗里达州的橘类植物农业进行产业化。种植橘类产品的农民迅速被新奇士等全国性大型橘汁加工企业控制。这些大公司通过控制分销与加工来控制支付给农民的价格。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制定一个战略，对美国小麦销售链和动物饲料大豆市场进行产业化。随着美国政府逐渐放松对农业和垄断的管制政策，粮食产业的纵向整合也加快了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第一个完全实现纵向整合的产业是石油业，1882年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托拉斯首先实现了这一目标。尽管许多州都反复尝试运用法律手段禁止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垄断石油和运输价格，甚至最高法庭于1911年也做出相应裁决，但是这些都未能打破这个到21世纪一直主导世界石油贸易的卡特尔。标准石油公司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哈佛项目创建商业化农业的样板。
20世纪20年代，厄普顿?辛克莱在他的书《丛林》中通过描述肉类加工业充满恶臭味、有碍健康、非人性化的状况，揭示了当时美国肉类包装加工业令人震惊的状况，此后美国议会曾通过一系列法律来控制食品垄断，尤其是在肉类部门。
根据美国新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控，五大公司——阿摩尔、史威福特、玛里士、伟信和卡达依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构成了“对美国食品供应的垄断”。这五家公司在此之前已经系统地通过非法手段几乎实现了对肉类加工业的非法垄断。
五大公司那时控制着谁能获得公共养牛场。他们通过垄断控制对家畜的营销渠道进行干涉，掌控了批发分销渠道，限制了零售商的购货品种。随着冷藏火车和肉类加工流水线工厂的诞生，肉类公司也开始纵向整合。他们向前整合肉类产品营销；向后整合，垄断肉牛和生猪的供应。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显示：这五大公司通过控制主要养殖场、铁路终端、家畜信贷、市场新闻媒体和竞争对手可能用来建立加工厂的地皮主导了家畜贸易。更严重的是，他们运用自己的垄断力量将自己的竞争对手驱逐出局，非法地对市场进行垄断。他们通过占有冷藏运输工具和冷库来控制零售水平，严重地阻碍了竞争者的进入。据政府调查显示，除此之外，五大公司的肉类加工厂通过收购和控制方法同时控制了替代食品市场。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粮食供应又一次落入极少数农业综合企业的掌控之中。在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由列昂惕夫领导的）美国经济结构哈佛经济研究项目的支持下,戈德伯格和戴维斯充当了对美国乃至全球粮食供应进行纵向整合和垄断控制的急先锋,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戈德伯格和戴维斯以及他们的哈佛同仁们跳到前台，开导新一代经理人：他们可能会在这场完全改变美国人的种粮方式以养活自己和全世界的宏伟工程中遭受利润徘徊不前的影响。
第47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7)
当美国政府的管制篱藩在解除管制的战鼓声中轰然倒塌的时候（特别是在里根总统时期），农业综合企业迫不及待地用它们自己的行业规则和标准填补这一管制真空。这些标准并不是所有企业共同制定的，而是由业内四五家大型垄断企业制定的。
这个过程导致了美国农业的集中和转型。原来独立的家庭式农场纷纷被迫放弃了土地，让位给“更高效”的大型产业化农业企业,或称为“工厂化农场”（factory farms）、“企业化农业”（corporate agriculture）。大多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都被迫成为“合同农民”,为大型农业综合企业打工。
“农民们都到哪里去了？”
就在政府管制、行业标准和反垄断法一股脑地松绑的时候，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布什时期，商业化农业开始彻底改变美国传统农业的面貌,但对此美国的普通消费者却全然不知。大多数人依旧到本地超市买上一块切好的牛肉或猪肉，以为他们买的仍然是家庭式农场的产品。
接下来发生的是批发环节的整合和兼并。美国粮食生产一步一步地从家庭式生产转变为全球企业巨头的集中生产。农民逐渐变成合同工，负责在巨大的饲养场中集中喂养成千上万的家畜。但是他们已经不是这些家畜和农场的所有者，更像是封建制度下的农奴，负债累累。债主不是封建领主，而是像嘉吉、ADM、史密斯菲尔德食品或康尼格拉这样的全球跨国公司。
对于新型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来说，这种转型十分有利可图。到20世纪90年代末，家庭式农民完全丧失了对市场的控制，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急转直下。据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农民资产净值的回报率已经从70年代的每年10%下降到每年2%。与此同时，工业化食品加工部门的股票净值的年平均回报率从1993年的13%上升到1999年的23%。
成千上万的独立家庭式农民随着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与大规模运营被迫放弃农业生产。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竞争。传统农业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的，而工厂化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设法筹到钱进行家畜圈养的农民很快发现他们微薄的储蓄不够支付各种设施、能源、围栏和兽药日益增加的成本。
工厂化农场的增多导致独立农民饲养的家畜的价格下降，这迫使他们离开这一行业。1979年至1998年间，美国农民的数量下降了30万人。
养猪场的数量从60万个下降到15.7万个，然而出售的生猪数量却在增长。合并的结果是美国3%的猪场生产了50%以上的生猪。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份提交给美国农业部长的报告指出：美国农业在从家庭式向商业化农业转变的过程中耗费的社会成本非常巨大，整个农村的经济基础土崩瓦解，乡镇空无人烟。这个报告后来石沉大海。
另一份由参议员汤姆?哈肯领导下提交的少数派报告于200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临近前发布，也同样被束之高阁。这个报告揭示，截至2004年，美国粮食与农业经济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已经非常严重。报告发现，四家最大的牛肉加工企业控制了84%的肉牛屠宰和64%的生猪屠宰，四家公司控制了89%的早餐麦片市场。
1998年，嘉吉公司收购了大陆谷物公司的粮食处理业务，至此仅嘉吉一家公司就掌控了美国40%的粮食仓储容量。美国司法部批准了这一兼并。四大农业化学、种子公司——孟山都、诺华、陶氏化学和杜邦——控制了全国75%以上的玉米种子销售和60%的大豆种子销售，这些公司同时还控制了农业化学市场中很大的市场份额。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农民纷纷放弃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农业综合企业乘虚而入占领了这些地区。这一巨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聪明的统计方法所掩盖,表面上看来家庭式农业似乎正在发展壮大,而事实上美国的农业已被农业综合企业巨头们所控制。
各个大城市往往在农业不景气的地区拼命吸引工人就业。它们还为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提供有吸引力的特殊政策、税收优惠等，让他们在该地区建立工业化农场，希望由此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动物大量集中圈养带来的主要增长是动物的排泄物——难以想象的大量动物排泄物。
第48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8)
所谓的家畜工厂化生产革命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但出于很明显的原因并没有公开宣传。大型企业引进了汽车工业的流水线生产技术,实现了工厂的高效率和规模化生产。之前，猪、牛和鸡在田野或者小型农场中饲养，一旦生病会受到农民的单独照料。现在的生产技术包括所谓的“圈养”或者叫做“集中畜牧经营”（CAFOs）。他们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即华尔街所谓的股东价值。对单个的猪、牛、鸡、牧场和农田进行精心照料的体制已经不复存在。驱动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改变农业的出发点就是利润。
集中畜牧经营把家畜尽量放在最小的空间内。一只猪从出生到被屠宰的平均重量为500～600磅(约226～272千克)，它们从未离开过和它几乎同样大小的猪圈。动物不能躺倒休息，因此它们的腿部总有严重的问题。而且，非自然的圈养使生猪发疯，导致“咬栏杆”和无意识的咀嚼，成天不见天日。
据美国农业部估计，集中饲养的动物中大约有10%左右死于紧张、疾病和受伤，对于一些品种的鸡来说这个比例达到28%。然而，工厂经理从未考虑过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单独照料动物身上，他们认为宁可承受“畜禽存栏损失”以保证“有效节约成本”，而不愿花钱请什么兽医来治病。由于工厂化农场在竞选活动中对议员的“慷慨解囊”，他们这种集中饲养行为得到了禁止残酷对待动物的法律的豁免。
数以千计的牛都关在一模一样的牛栏里。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在2000年5月的报道中描述了在工厂化农业的旗帜下艾奥瓦州转变成美国最大的生猪生产中心的情况。在这篇题为《到猪的天堂旅行》的报道中他们写道：“艾奥瓦州艾姆斯北部绵延10英里的乡村,生产了美国近十分之一的猪肉。但是在那里你看不到一只生猪。在巨大的金属棚里一次喂养了4000多只生猪。这些猪的食物都被严格监控，它们的粪便都按时清理，饲养员像外科医生一样淋浴更衣，以免感染了猪群。”
OMB观察——一个监测美国政府在这一领域监管作用的组织——在其报告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始于卡特执政时期,政府就对大型工厂化农场的畜禽排泄物等污染大幅度减少管制,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环保署应农业综合企业的要求废除了一项畜牧企业所有者应对动物排泄物污染造成的损害负责的规章。他们指出，工厂化集中圈养企业通常是通过转包饲养家畜来逃避责任。美国环保署同时也取消了强制工厂安装监控地下水设备的规定，这个规定是为了防止动物排泄物对地下水的污染造成社区饮用水危害。尽管提起了很多法律诉讼，美国环保署还是拒绝改变经营畜禽的集中畜牧农场污染排放许可等级。
由于集中畜牧农场和工厂化农场规模巨大，动物排泄物对地下水的污染不可小觑。大型畜禽饲养场集中喂养了数以千计的牛、猪、鸡等。据称,这种工厂化农场一年产生的废物是人的130倍，也就是说它们每年产生2.7万亿磅(约12.25亿吨)的动物废物。这些废物都顺管道排到“泻湖”中，这些污水池易漏、易破、易溢出，不仅杀死了鱼类和其他水生物，而且传播疾病，污染社区的饮用水。集中畜牧农场总是把过多废水排到称作“排泄区”的农田中，这些废水又流入水渠中。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200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受动物排泄物污染的水会导致人类罹患急性肠胃炎、发烧、肾衰竭等疾病甚至死亡。”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现了一些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卡特尔导致的令人担忧的结果。他们在文件中明确记录美国政府的疾病控制中心1996年确认印第安纳州妇女的自然流产与临近动物饲养场的饮用水中的高氮含量有联系。同时，饮用水中的高浓度氮也会增加患高铁血红蛋白症（先天性心脏损害）的几率,导致婴儿死亡。更进一步讲，动物排泄物含有多种致病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隐孢子虫和粪便大肠菌，其含菌量可达到人体排泄物的10到100倍之多。有40多种疾病可以通过动物粪便传染给人类。
第49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9)
一般来说，经营集中畜牧农场的公司用很低的工资雇佣非法移民来集中处理大量的动物粪便，这些粪便经管道排入巨大的易漏、易溢出的“泻湖”，导致鱼类的死亡和饮用水的污染。
到20世纪90年代末，工厂化畜牧业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水污染源。一项研究显示，一只猪在生长中产生的粪便是人的2～4倍，一头奶牛产生的粪便是人的24倍。在传统的家庭式农场时期，这些粪便遍撒在广袤的田野中,从未破坏过生态环境。自从人们开始追求工业中心内每平方米容纳动物的最大数量，造成了惊人的环境和卫生危害。由于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巨大财力，政府不得不迎合它们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而无视保护公众健康的法令。
为了应付大量的动物粪便问题，集中饲养场的通常做法是挖深坑来掩埋数百万加仑的腐烂物，这些废物的“污染力”要比人类高130倍。腐臭的动物大小便污染了美国不计其数的江河小溪和地下水源。
在加州的中央谷总共饲养了90万头奶牛，这里大型的奶牛集中饲养场把奶牛排泄物泄漏到地下水中，使水中的氮含量达到普通饮用水的400%。动物排泄的废物相当于2100万人排泄的废物。
不只是废物，药物的消耗量，特别是用于在集中饲养区域控制传染病的抗生素的消耗量，也是惊人的。到20世纪90年代，抗生素及同类药物的最多使用者不是人而是动物，动物消耗了抗生素药物的70%。大型制药公司正在成为商业化农业产业链的一部分。
1954年当哈佛的戈德伯格和戴维斯提出商业化农业的时候，美国农民每年大约在食用动物上消耗50万磅(约22.68万千克)抗生素。到2005年，抗生素的消耗量已经上升到4000万磅(约1814.4万千克)，上涨了80倍。约80%的抗生素是直接投放到动物食物中的，以促进动物的生长。在工厂化农场中，青霉素和四环素是应用最广泛的抗生素。
它带来的恶果之一是衍生出了剧毒性细菌的新菌种在人体中传播，并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美国农业部报告，通过食用摄入抗生素和其他物质的肉类食品在人类中传播的疾病一般都是“传染性的”，这些疾病通常是由于人类食用了注射过抗生素或其他药物的肉所引起的。大多数与食物相关的疾病都是由于被食物、牛奶受到污染或饮用被动物粪便污染的水所致。
公司的合并与纵向整合能力在农业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企业集中化。到20世纪90年代末，四家大公司——泰森、嘉吉、史威福特和全国牛肉加工公司控制了美国84%的牛肉加工。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泰森、史威福特和荷美尔四家公司控制了64%的猪肉加工。嘉吉、ADM和邦基三家公司控制了71%的大豆压榨加工。嘉吉、ADM和康尼格拉三家公司控制了63%的面粉磨制加工。两个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和杜邦的先锋良种公司——控制了美国60%的玉米和大豆种子市场，其中包括全部受专利保护的转基因种子。到2002年，以沃尔玛为首的十家最大的食品零售公司控制了全球6490亿美元的市场。
新千年伊始，农业综合企业通过纵向整合实现的市场集中程度即使是在20世纪20年代托拉斯（为减少竞争、垄断价格等而成立的企业联合组织。——译注）的全盛期也望尘莫及。商业化农业作为一个工业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制药业的第二大盈利产业，每年的国内销售额逾4000亿美元。自然而然，下一步该轮到制药业和商业化农业的整合了。
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五角大楼的国防大学发布了一份报告,声称：“商业化农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就像石油对于中东一样。”商业化农业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武器库中的战略性武器。
巨型的工厂化农场同时也摧毁了传统农业的生存能力，每一个低工资的新型工作机会扼杀了传统农业中的三个工作机会。股东价值让美国农业遭到报应。
美国农业部是林肯总统在1862年建立的，他把农业部称为“人民的”部门。农业部最初的任务是为农民和农户服务，当时农民的数量占美国总人口将近一半。到20世纪末，美国家庭式农业人口已经大大减少。传统农业在商业化农业及其通过纵向整合控制整个农业部门的重压之下几近灭绝。
第50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10)
美国农业部已经转变为商业化农业的游说部。在1995～2003年间，美国的纳税者支付了1000亿多美元的政府农业补贴款。然而这些补贴款并没有发到苦苦挣扎的家庭式农民手中，大部分发给了大型商业化农业的经营者。其中数几百万美元发给了降低政府补贴的鼓吹者戴维?洛克菲勒。约10%的大型农业集团获得了72%的农业补贴款。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政府在发表的报告中承认,对于全国肉类加工包装工业的卫生和安全的法律监管远远不够。2006年1月，美国农业部发布了下面的报告，很显然这只是为应对一个“孤掌难鸣”的参议员的质询所做出的回复：
粮食检查、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管理局尚未建立起一个充分的控制机制和环境来监管“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计划”规定的调查活动……我们无法依赖“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计划”的跟踪系统，竞争和综合调查也没有开展，对影响日常行为的问题也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这些实质上的不足应该在该局的下一份《联邦管理人员财务操守法》报告中加以体现，因为这些不足反映了管理和执行1921年颁布实施的《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法》的基本行为。该法案禁止不公平、歧视和欺诈行为，包括某些违反竞争的行为。我们也发现该局还尚未采取充分的行动来加强管理,以回应总检察长办公室1997年2月、政府审计办公室2000年9月做出的调查结果。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对2005年4月一位参议员提出的担忧作出回答。
最后一句话表明他们自己并没有做任何调查。
这绝非偶然。强大的华盛顿农业综合企业游说集团起草了规范资金发放的农业法案，它们还对应该实施哪些政策施加影响，力挺任命支持商业化农业的官员，以此来确保对它们有利的政策的实施。1921年的《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法》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强大的农业综合企业游说团在1996年获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农业法》。正如1938年的《农业调整法》明确表述的那样，自1933年来，美国的农业政策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授权农业部长通过空闲农田、实施商品储备计划、为某些农作物设定市场配额、鼓励包括食品救济计划在内的商品出口、销售产品换取软通货等手段来平衡需求与供给。然而，在1996年和2002年的农业法中，从1996年开始农业部长的这些权力被中止了。
1996年以前，通过空闲农田和粮食储备计划缓减了剧烈的价格震荡。平抑物价的代价与1997年后付出的代价相比要小很多。1996年的农业法在1996年短暂的经济兴盛期开始执行，剥夺了农业部长在管理粮食储备方面的所有职权，为全力生产主要农作物提供了机会。闲置资源的权利是产品过剩时每个CEO都必须拥有的权利，现在农业部长失去了这个权利，即使大量的证据证明农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市场所能容纳的能力，不得不以难以接受的低价格销售农业产品。由于政府的力量被削弱，人们指望市场来调节农业资源的合理使用，这就给农业综合企业低价收购大片农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对于家庭式农民来说，代价就太惨重了。
正如艾奥瓦州立大学的一份报告所总结的：
由于1996年的《农业法》剥夺了政府通过闲置土地来平衡供求的权利,粮食价格急剧下跌。粮食生产完全由市场决定……当所有土地都不被闲置时，农业产量增加，粮食价格下降，农田的价值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致农田越来越贫瘠,粮食生产的利润率越来越低。市场挤干了农田土壤的最后一滴油,造成产粮地区单位成本的增加,导致这些农田要么改种别的农作物,要么变成牧场。
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过程都浑然不知。到2005年，肥胖、过敏以及沙门氏菌、中毒、大肠杆菌等罕见疾病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变得司空见惯。
20世纪90年代末，雷?戈德伯格把这种转型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大事件，”这一转型的舞台已经搭建完毕。
第51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11)
1998年时，戈德伯格虽然已是77岁高龄，但仍然十分活跃。他身兼很多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如ADM、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董事，还为世界银行就商业化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咨询。那一年，他在哈佛组建了一个新的大学研究团队，对基因革命将如何影响世界粮食体系开展研究。
这位商业化农业的创始人正在准备把基因革命整合到商业化农业革命之中。他规划出了三十年后世界粮食体系的转型。
他通过计算得出：“传统的商业化农业系统（不包括制药业、卫生和生命科学部门）到2028年将成为产值8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农业部门的附加值比例将从1950年的32%降低到10%……而食品加工和分销占1950年代附加值的一半，到2028年它的比例将超过80%。”戈德伯格认为，农民在未来世界农业巨大的产业链中作用甚微。
戈德伯格计算了加上由基因工程最新进展所创生的全新部门（他把这些部门统称为“生化农业系统”）所增加的产值，其中包括通过转基因技术创生的转基因植物药品。他宣称：“到2028年，在新的生化农业系统中加上生命科学（生物技术）衍生的各个产业，该系统的整个附加值将超过15万亿美元，农民所占的比例将进一步缩减到7%。”他满腔热情地宣布“基因革命正引领食品、健康、药品、纤维和能源产业的融合。”
也许他还应补充说,所有这一切完全不用政府的管制和任何公正的科学组织的科学监督。在整个基因革命的演进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都处于核心地位。从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这个基金会在制定改变人类饮食方式的战略和手段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甚至能做到让全世界断粮。
第52节：技术霸权 粮食就是权力……(1)
第七章
技术霸权
粮食就是权力……
洛克菲勒基金会创造了分子生物学及其与基因相关的研究，同时投入了数亿美元促进基因工程在粮食方面的应用。1984年，基金会发起绘制水稻基因图谱的计划，随后开发了一种被称作金水稻的品种，并宣称这种水稻可以提供维生素A。通过由基金会控制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这种新品种。值得注意的是，优先推广的国家中有一半和基辛格确定的地缘政治目标相重合。事实上，农业跨国公司利用基因革命在强化对全球粮食供应的控制。
“粮食就是权力！我们用粮食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有些人可能会把这称作贿赂。但是我们并不想为此进行辩解。”
凯瑟琳?贝尔蒂尼，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前执行干事，美国农业部前部长助理
抓住了水稻金饭碗
198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发起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商业用途可能性的大规模研究。那时候他们将其称为“植物基因工程是一项长期的主要工作。”?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为世界范围内的基因工程科学研究和发展注入了一剂重要的催化剂，这直接导致了转基因植物的产生，即基因革命。在随后的20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促进和宣传基因工程的开发研究及其在改变世界粮食生产方面的应用，直接投资了一亿多美元，间接投资则超过好几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基因工程显然是他们战略计划中的重大步骤。
198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些高级顾问力劝基金会的管理层把资源投入到应用分子生物学进行植物育种上。1984年12月，基金会的理事们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为期10～15年的项目，把新生的分子生物技术应用到水稻——全球大多数人的主要食物——的育种方面。
1984年，罗纳德?里根连任总统，他认为这是大力推进私有化和撤销管制等新右派经济措施的大好时机，这项计划早在十多年前就由约翰三世和其他人提出过。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在对农业部的政策产生影响乃至进一步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的能力方面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正是启动控制未来世界粮食供应转型的大好时机。
“新优生学”：反证法的应用……
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基因工程项目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起该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的产物。在30年代后期，早在基金会大力资助纳粹德国“第三帝国”的优生学研究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招聘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来创建新的学科，他们把这个新学科命名为分子生物学，以区别于经典生物学。基金会发展分子生物学这个新学科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回避和削弱其种族主义优生学所面临的社会批评。纳粹德国已经让“优生学”背上了“恶名”。
20世纪30年代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沃伦?韦弗尔是一个物理学家。他与马克斯?梅森共同领导着基金会的这一新的生物项目。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们慷慨地为科学研究项目提供资金，这种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因为在资金极为稀缺的时候，他们将手中的基金分配给顶尖的科研人员。在1932～1957年这20多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拿出了数目可观的9000万美元来支持建立分子生物学这一新学科?。分子生物学及其与基因相关的研究完全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手炮制的。
该基金会的科学家充分借鉴了人种优生学的研究，基于几乎所有的人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基因和化学操作来解决这一基本假设，创立了分子生物学。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韦弗尔第一次“发明”了“分子生物学”这一术语来描述他们对这一研究的支持，即应用符号逻辑技术和其他科学学科使生物学更“科学”的研究，这一想法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由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生物学家雅各希?洛布提出。他从实验中得出结论：未受精的棘皮动物类的动物幼虫可以在化学的刺激下发育，因此科学将最终控制生物学的基本进程。洛克菲勒集团里里外外的人都把它视为社会控制和社会操纵的最终手段，即优生学。
1932年当洛克菲勒基金会刚刚在这一领域启动历时25年的项目时，他们似乎已很清楚，生物与医学科学已经做好了接受物理学向这一领域进军的准备。正如沃伦?韦弗尔所说：
“在分子行为这一严谨、精确的层面上，探索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工作机理和人类思考、学习、记忆和遗忘方式的工具都已经准备就绪了……这项研究除了能够获得一些思维、大脑以及身体之间关系的知识外，它的实用价值也可能无比巨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有关我们行为的信息，从而对其进行明智有益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韦弗尔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世界上所有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中心。洛克菲勒研究院（现为洛克菲勒大学）的三个科学家艾弗里、麦克劳德和麦卡锡识别出了基因看似从一个细菌细胞传输到另一个细菌细胞的过程。他们的同事，后来洛克菲勒大学的著名研究员、基因学家西奥多?多布然斯基当时兴奋地指出“我们正在进行用特定方法产生基因特定变异的真正试验，这对于基因学家来说是一项壮举，因为他们在用更高级的生物进行试验时遭到了失败。”到1941年，洛克菲勒的科学家们就已经为他们后来的转基因生物和基因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战争刚刚结束，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分子生物学新领域的基因学家就在1946年初聚集在冷泉港由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参加一个题为“微生物基因学”的大型科学年会。
减化生命
洛克菲勒集团并不在意这个项目带来的风险。他们应用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勒奈?笛卡儿的“简化论”和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即生物都是以基因复制为唯一目标的机器——一个化学和统计学的问题。洛克菲勒的方法论是复杂生命形式都可以简化为基本的构建模块或者叫做“基本种子”的信念的延伸，这种信念认为生命形式的所有特征都可以被演绎出来。韦弗尔和洛克菲勒的其他科学家并不在意简化论曾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他们认为“谁花钱，谁点戏”。他们制定了一个社会计划，而他们的简化论的基因学是这一计划的理论支撑。
第53节：技术霸权 粮食就是权力……(2)
菲利普?瑞格教授对转基因研究的风险问题持批判态度。他在1984年8月在冷泉港的班伯里会议中心组织了第一次由顶尖大学生态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来自工业部门的基因工程师以及政府部门代表参加的学术会议，会议中定义了分子生物学简化论的瑕疵：
就DNA来讲，这种分子在试管中是稳定的。但是它在大量繁殖的生物中是不稳定的。我们不能把活体生物中的DNA活动简化成它在试管中的化学性质！在活体系统中，DNA至少会通过变异、基因流动、重组和自然选择被修改，或者“造成不稳定”。这样说来就很难甚至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基因改造。很多分子生物学家当然都把变异和自然选择视为抽象的事实，但是在他们的专业工作中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作用?。
一旦他们让美国科学界广泛认定生物可以简化为基因，他们就可能得出生物没有固有的属性的结论，芸芸众生都可以任由他们“摆布”。但是自然界要比数字计算机复杂得多。正如生物学家所指出，给定的DNA分子在试管中是稳定的，但是在活体生物中是高度不稳定的，它们以极端非线性和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生命并不是一个二进制的计算机程序。正如传统生物学家几个世纪以来所验证的，生命之所以令人赞叹不已就是因为它的非线性和复杂性。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分子生物学及其基因研究是有意识地建立在这个基本的科学错误——简化论——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科学家用“基因编程”这个词把它同计算机的运行机理进行类比，但是没有任何科学家能够从基因编程中造出一个生物来。正如英国生物学家布莱恩?戈德温教授所说：“仅仅知道基因产品不足以解释生物形状与形式的产生。”
洛克菲勒的优生学家们对这些细节不感兴趣。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摇身一变成了基因学家。很多获得洛克菲勒研究经费的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后辈很可能满心喜悦，不愿意知道优生学和基因学是紧密联系的。为了获得稀缺的研究经费，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而通常情况下这些研究经费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附加的条件。
基金会的研究目标是想方设法找到把生命的无限复杂性简化为简单的、决定论的和可能预测的模型。沃伦?韦弗尔醉心于运用科学（糟糕的科学）并按照洛克菲勒的模式来塑造世界。基金会的新分子生物学鼓吹者执意要描绘出基因的结构图谱，并用这些信息来“解决包括犯罪、贫困、饥饿和政治不稳定在内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菲利普?瑞格语）。而他们解释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几十年来却秘而不宣。瑞格把洛克菲勒的愿景描绘成：
从一个简化理论者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可以简化为简单的生物学问题，通过对土壤、大脑和基因的化学处理加以解决，这是合乎逻辑的。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全力以赴，运用它的人脉关系和资源促进这种优生哲学的发展。
洛克菲勒基金会运用它的基金和大量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来宣传这样的思想：社会大众应该耐心等待科学发明来解决社会问题，没有必要直接干预经济和政治制度。耐心和对简化学研究进行更大的投入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
梅森和韦弗尔协助建立了一个分子生物学家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摒弃了活体生物和生物群的传统知识。他们对简化论和决定论抱有共同的信念。他们拥有乌托邦式的理想，学会了使用乐观的语言进行交流，这给他们带来了科研经费和地位。这跟培根在《新大西岛》以及启蒙运动提出的愿景不谋而合：通过掌握大自然的规律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建立一个没有麻烦的社会。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分子生物学家激烈地讨论是否该进行DNA重组研究，即后来的基因工程。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由于目前无法预计它对地球上的生命可能造成的威胁和发生生态灾难的危险，为了人类的幸福应自动停止研究。到1973年，基因工程的主要技术都是在实验室中开发的。
第54节：技术霸权 粮食就是权力……(3)
奥克兰大学的退休高级讲师、生物学家罗伯特?曼博士强调，洛克菲勒的简化论的确可能产生社会风险，“任何对基因工程进行风险分析的尝试都注定带来更多的误导”。他指出：
“活体细胞系统，即使没有病毒或外来质体(更不用说朊病毒)的侵入，也要比核反应堆复杂得多。我们无法想象它究竟会出现什么问题，……很多的基因拼接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有一些可能会得到预期的结果，但是即使是几率很小的事故也会像核能一样产生灾难。权衡再三，我们还是不要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科学和生命为好。”
曼为分子生物学家敲响了警钟，但这也只是淹没在大张旗鼓的商业化农业宣传中的无数科学警告之一。这些商业化农业宣传机器与幕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大力鼓噪转基因生物。
阿比盖尔?塞勒斯教授在著名的科学期刊《微生物评论》中警告说：
“用于基因工程的生物材料中有一些称为质体的DNA小片，它们被描述成简单的可预测的转基因载体。根据传统的看法，用于把基因导入转基因微生物的质体可以被描述为不可转移的……相反，世界上没有任何‘安全的’质体……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解开一个谜：我们如何阻止或减缓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基因的转移。但是一些基因大师像上帝一样，可以预测出人为地将人的基因转移到羊的身上、把牛的基因转移到西红柿中诸如此类的进化结果。”
植物基因工程的核心与通过同一植物的两个品种杂交培育出一个新品种，从而产生植物杂交品种的长期有效的方法不一样，它包括把外来的DNA注入特定的植物中。不同生物的基因组合称为重组DNA或rDNA。一个例子就是转基因甜玉米或者叫做Bt甜玉米。它是把土壤中的一种细菌——苏芸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也叫Bt，注入玉米的染色体以预防欧洲玉米螟。1961年，Bt注册成为一种杀虫剂。然而它防御害虫的能力却值得怀疑。1999年的一份科学报告警告说：
害虫抗药性的进化是Bt毒素持续效力的最大威胁……每年种植数万公顷产生毒素的Bt转基因植物，除非我们迅速制定并落实有效的对策，否则其他害虫有可能很快进化出Bt的抗药性。
基因改变通常需要进行一种组织培养或者再生，即从经过激素或抗生素处理的被迫进行变态发展的单细胞再生出完整的植物。为了把外来基因植入植物细胞，通常会附加一个转基因细菌，即根癌土壤杆菌，这个细菌被称为“计程车”或者“基因加农炮”，这种方法也叫做生物弹道学。基因加农炮是1987年由康奈尔大学的约翰?桑福德发明的。与动植物杂交不同，植物基因工程完全绕过了有性繁殖，也不受物种壁垒的限制，自然的物种壁垒可以“一跃而过”。
生物学家、伦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侯美婉博士强调，“全新的基因和基因组合在实验室中产生，然后被植入到生物的基因组中形成转基因生物。与赞同转基因的科学家所讲的不同，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精确的。由于其结果不可预知，这个过程是不可控的和不可靠的，通常会对宿主基因组造成损害和扰乱。”
无论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它所资助的科学家们或与他们合作的转基因农业综合企业，他们对检测这些风险完全不感兴趣。不言自明，他们会让世界相信这种风险是非常小的。
第一次基因拼接发生在1973年，伴随着关于误用新技术的潜在风险的激烈辩论，重组基因技术在研究实验室中迅速普及。科学界强烈关注着由于物种变异导致“人间大浩劫”的境况。“人间大浩劫”这个词源自迈克尔?克莱顿1968年的一部科幻小说《天外来菌》，它描写了一种致命疾病会使血液迅速凝结，威胁到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命安全。
1984年，在美国研究实验室中对在自然界中种植转基因植物的危害并没有达成共识。然而，尽管人们仍然对此疑虑重重，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决定将其主要的资金投入到支持转基因的过程中。
第55节：技术霸权 粮食就是权力……(4)
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撤销管制政策对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影响就是，原来由相对独立的政府机构做出的有关安全与风险的决定，现在逐渐转到私营企业的手中，而这些企业看到了通过发掘生物技术日益增长的潜力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洛克菲勒的策划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吸引大型公司加入到他们的基因工程新实验中。
绘制水稻基因组图谱
198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启动绘制水稻基因组图谱的综合性计划。那时，没有实验证据可以证明这项决定的合理性。
据说按当时的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将会有几十亿张嘴嗷嗷待哺，他们公开宣布他们在研究中已付出巨大的努力试图解决今后几十年的世界饥饿问题。他们通过新建立的“国际水稻生物科技项目”把研究经费投入到世界顶级的研究实验室中。在以后的17年里，基金会花费了1.05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开发和推广转基因水稻。到1989年，基金会每年又在“培训与能力建设”项目上追加了5400万美元，在后来的10年中累计达到5.4亿美元，以传播转基因水稻的最新进展。基因革命的种子正在被精心播撒。
“金水稻”与用心险恶的谎言
开发一种转基因水稻新品种的决定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它在科学和政治权势集团的支持者们的公关大手笔。
基金会最初资助了工业化国家的46个科学实验室，到1987年，他们每年投资500万美元用于水稻基因项目，绘制水稻基因图谱。苏黎世的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和德国弗赖堡大学的应用生物科学中心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对象。
资助资金也用于培训国际科学家网络，让科学家们掌握洛克菲勒基金会关于植物基因工程的作用与人类未来的世界观。基金会还在全球范围内资助培养了数百名研究生和博士生，以便为日后转基因生物的商业应用奠定科学基础。
他们在这些精英中建立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据一些参与者说，他们培养起了强烈的归属感。洛克菲勒资助的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五位顶级科学研究人员都是洛克菲勒由资助的博士。国际水稻研究所负责科研的副所长说：“如果没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我们几乎不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能力。”
洛克菲勒的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开始不久，他们就决定集中力量研究一种水稻新品种，据称这个新品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儿童的维生素A缺乏。这堪称是绝妙的宣传。它让公众认为，基因科学家们正在为解决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而辛勤耕耘。然而，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骗局。
洛克菲勒的基因革命选择从水稻开始是经过精心谋划的。正如一个研究人员指出的，水稻是24多亿人口的主食。处于不同地理环境的农民驯化和发展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00多年前，使其能在不同的环境生长，而且品种繁多。
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水稻是粮食安全的同义词。世界上90%以上的水稻产自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80%的亚洲人靠水稻来获取每天的热量。水稻也是非洲西部、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的主食。稻农在完全没有生物技术帮助的情况下已经开发了许多能够抗旱、抗虫灾和适宜各种气候生长的水稻品种。他们开发出了超过1.4万种的水稻品种，这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是难以置信的。
早在1984年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启动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已经盯上了水稻，这个亚洲的饭碗。洛克菲勒基金会绿色革命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亚洲的水稻生产。30多年来的绿色革命进程大大破坏了水稻的多样性，他们利用所谓的“高产品种”把亚洲农民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和化肥、高产种子、杀虫剂、机械化、灌溉、信贷和营销体制的全球市场旋涡之中，这一切都是西方农业综合企业策划的。
早期水稻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建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该研究所拥有一个保存了世界上五分之一水稻品种的基因库，由此看来，它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扩散新的水稻基因革命的主要工具丝毫不足为奇。他们把世界上现存的每一个重要的水稻品种都储存在基因库中。
第56节：技术霸权 粮食就是权力……(5)
绿色革命的支持者曾经利用国际水稻研究所来收集和控制亚洲水稻品种的不可替代的种子宝藏，他们正是打着“保护”的旗号干这些勾当的。
1960年在亚洲绿色革命期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创立了“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自此以后国际水稻研究所一直处于这个组织的保护之下。这个组织同时控制了战前伊拉克的种子库。这个组织按照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的旨意行事，同时也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世界银行以这种方式按照华盛顿政策设定的政治议程掌控着亚洲的水稻种子库。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水稻基因构成或种质都来源于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种子库。这些水稻种子又被美国政府用来向亚洲国家施压，要求这些国家撤销对进口美国大米的“不公平的贸易壁垒”。
国际水稻研究所后来成了先正达、孟山都等国际农业综合企业巨头非法从该水稻研究所的种子库提取种子的工具，而这些种子最初是受亚洲当地农民委托管理的。
种子一旦在孟山都等大型生物科技公司的实验室中经过转基因处理，就获得了专利，成为它们独占的知识产权。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该组织通过了一个极端的新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一次允许跨国公司对植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申请专利保护。
1993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致同意对盗窃发展中国家种子资源的行为加以控制。然而，华盛顿对公约的原始文本做了一点细微的修改。它要求所有由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系统（包括国际水稻研究所在内）拥有的基因资源不受这个规定的限制。这涉及50多万种种子，或者说该基因库拥有的40%的世界稀有的粮食作物的种质。也就是说，农业综合企业仍然可以自由使用这些种子，并对其注册专利。
洛克菲勒集团利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资源作为其核心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初集中精力对国际水稻生物科技项目富含维生素A的水稻品种进行研究。他们的资金资助了该领域的许多研究，其中包括苏黎世的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
基金会对外宣称缺乏维生素A是发展中国家的新生儿失明和死亡的主要原因。联合国统计数据表明世界约有1.4亿儿童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维生素A，其中大约有25万至50万致盲。这种诉诸人类情感的做法促使人们相信，接受有争议的新型转基因植物和农作物将惠及全人类。金水稻（Golden Rice）成为一个标志、一面旗帜，代表了基因工程的光明前景，而这个光明前景是建立在用心险恶的谎言和蓄谋已久的欺骗基础上的。
转基因水稻的引进首次为直接控制水稻种子——24亿人民的主要口粮——打开了大门。在基因革命之前，水稻曾为跨国农业综合种子公司所忽视。部分原因是水稻产区的农民收入很低，另一方面是因为水稻极难进行杂交。由农民保存的水稻种子占到了亚洲水稻种子的80%以上。
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农业综合企业同伙们在利用转基因水稻种子占领巨大的水稻市场的过程中可谓不遗余力，它们不给变化莫测的自由市场留下任何空间。199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创立了一个新组织——“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墨西哥绿色革命的领头人、“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主任克里夫?詹姆斯负责。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成立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的目的在于“通过增加粮食生产力和收入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为那些资源匮乏的农民）减轻贫困做出贡献，并在更为安全的国际环境下促进可持续的农业发展。”这些话唯一的软肋在于根据他们的框架，这些艰巨的任务必须而且只有通过应用生物技术才能完成。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只不过是他们在瞄准的发展中国家中扩散转基因植物的又一个平台。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早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没有弄清楚金水稻项目的发展是否可行的时候，就已经创立并运作了将近10年。从一开始，他们就图谋在发展中国家扩散基因植物。
第57节：技术霸权 粮食就是权力……(6)
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并不是唯一支持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的机构。孟山都、先正达旗下的诺华、安万特农作物科学公司下属的艾格福公司和美国国际开发署都对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给予了经济支持。他们的目标是在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农业综合生物科技巨头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为了建立这种全球伙伴关系，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设立了关于组织培养、诊断学或基因工程的技术转移项目。
有意思的是，当亨利?基辛格在1974年的战略文件《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中为美国政府的人口削减政策炮制了一份包含13个“重点”发展中国家的名单时，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也开列了一张重点引进基因工程植物和农作物的国家名单。这个名单包括12个国家，分别为亚洲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非洲的肯尼亚、埃及、津巴布韦，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的重点国家中有一半和基辛格17年前的地缘政治目标相重合。的确，美国的地缘政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不变。
到200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宣布，他们利用细菌中的一个基因从水仙花中成功提取了两个基因，并把它们植入水稻DNA中，以生产他们所谓的富含维生素A水稻或富含β胡萝卜素水稻。
由于在体内生成维生素A的β胡萝卜素（或者前维生素A）的颜色与水稻相同，都是金灿灿的，所以这种水稻被称为“金水稻”。这真是一个营销杰作，它迎合了人们希望得到金子的心理。现在，从表面上看这既可解决温饱，又能为孩子们补充维生素A。
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孩子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通过其他途径摄取维生素A。问题不在于缺乏含有维生素A的自然食物，而是在于没有合适的途径从其他自然资源中摄取维生素A。
印度的生物多样性倡导人范达娜?席瓦博士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金水稻宣传推广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她指出：“利用转基因水稻生产维生素A的第一个弊端是它掩盖了维生素A的其他替代来源”。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佩尔?品斯特鲁普-安德森说过，富维生素A水稻对亚洲贫困人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为如此众多的营养不良的人提供所需的药物。”
席瓦指出：“有很多方法可以代替药物为人们提供维生素A。动物的肝脏、蛋黄、鸡肉、猪肉、牛奶和黄油都富含维生素A。β胡萝卜素能够产生维生素A，它通过绿叶蔬菜如菠菜及胡萝卜、南瓜、芒果等提供给人类……”
虽然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新闻通稿中没有提到，但是科学家们都明白大量摄入维生素A会导致维生素过多症或者叫做维生素A中毒，它会导致婴儿永久性的大脑损伤及其他有害影响。
此外，如果只通过食用大米来摄取维生素A，那么每个人所需要食用的大米的数量巨大无比，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肚皮。有人曾预测一个亚洲人平均每天需要吃掉9公斤大米才能满足人类正常的维生素A最低摄入量。一个亚洲人一般一日三餐食用300克大米，只能提供8%的需要量。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高登?康威曾在一篇新闻通稿中怯生生地回应这些批评与质疑：“首先要声明我们并不认为金水稻是维生素A缺乏问题的解决方法。它只是水果、蔬菜和肉类食品以及其他强化食品和维生素营养品的上好补充品。”他补充道：“我同意席瓦博士的观点，金水稻在公共宣传方面太过火了。”
也许公共宣传方面“太过火了”，但是对于躲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基因革命幕后的那些人来说，宣扬转基因金水稻的运动远未过火。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00年宣布，他们正把多年来水稻研究的成果奉献给公众。实际上，他们巧妙地把研究成果奉献给了商业化农业生物技术巨头。英国公司阿斯利康2000年5月宣布获得了金水稻商业化的独家许可。阿斯利康后来成为瑞士先正达公司的一部分。
第58节：技术霸权 粮食就是权力……(7)
金水稻项目为基因工程生物技术行业提供了巨大的宣传工具。199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宣称：“如果我们每天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多一点富含维生素A的转基因金水稻，那么每天就能拯救4000个由于营养不良而生命垂危的人。”为金水稻申请了专利的先正达和孟山都声称，他们允许这项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免费用于人道主义用途”。
随着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农业综合企业的游说者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大造舆论，对把日常主食交由基因学博士和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控制的批判与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小。著名医学专家、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主编理查德?霍顿说：“通过所谓的农业技术手段来解决全球饥饿的问题，纯属一种阴谋。这也许是……新世纪商业中最为恶毒的徒劳无益的行为了。”然而这番话被人们当作了耳旁风。
与此同时，生物技术界的内部人士、在瑞士先正达种子公司从事转基因种子研究、金水稻专利的主要持有人史蒂文?史密斯2003年6月在他去世前宣布：“如果有人告诉你转基因可以养活世界，那么你告诉他们，转基因养不活世界……要养活世界，需要政治和金融的意志——而不是生产和销售的问题。”洛克菲勒基金会声称利用转基因生物可以养活世界，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但是这个神话掌握在强大的神话制造者手中。这场革命仍在继续。
农业综合企业和基因革命的支持者们通过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国际水稻研究所和洛克菲勒的直接资助，精心制定了传播基因革命种子的全球计划。在这个计划的指导下，他们已经为下一步做好了准备，即加强对人类粮食供应的全球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它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第59节：煽风点火(1)
第四部分
肆虐的转基因种子
第八章
煽风点火
策动世界“粮食生产革命”
洛克菲勒家族凭借与拉美国家的紧密关系推销其转基因农作物，到2004年，阿根廷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仅次于美国，全国48％的土地被用来种植转基因大豆，其中90％以上是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品种，而种植这种种子一定要用孟山都公司提供的农药。由于种子和农药都要从美国公司购买，以及孟山都公司在专利费上所持的强硬立场，仅仅十年时间，在技术进步的名义下，阿根廷的粮食自给能力逐渐丧失，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彻底受控于外国权势集团。
阿根廷成为第一个实验品
到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由接受过遗传学训练的、虔诚的分子生物学家组成的全球网络已经形成。与此同时，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一个庞大的转基因项目也正式启动。该项目的实施地点选中了阿根廷，在那里，戴维?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已经与新任的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阿根廷的农业用地被确定为转基因作物的第一个大规模实验场，阿根廷的人民也因此成为转基因作物的第一批活体实验品。
项目的支持者们欢欣鼓舞地声称，将转基因作物引入农业的意义相当于“第二次绿色革命”。“绿色革命”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规模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一种说法，尤其是指通过采用特殊的杂交小麦和化肥。在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幌子下，墨西哥、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曾经大规模地推广过这些技术。
到2004年，仅仅用了短短的8年时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约40倍，达到1.67亿英亩，(约6760万公顷)。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大约占到世界农业耕地总面积的25%。这表明，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转基因作物完全有可能在世界农作物，至少是基本农作物的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中，有超过2/3(1.06亿英亩，约4300万公顷)，是在世界上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倡导者美国。转基因作物的支持者们声称，这一事实说明，美国政府、消费者以及农民对转基因作物有信心，相信与传统农作物相比，转基因作物将带来巨大的好处。后来证明，这是一场大骗局。
到2004年，阿根廷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3400万英亩（约1375.9万公顷），在种植面积上仅次于美国。其他一些国家如巴西，种植面积虽然小得多但增长速度很快。2005年初，巴西废除了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法律，理由是，转基因作物已经广泛蔓延，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控制其扩散。到这个时候，加拿大、南非和中国也都已经制定了实施转基因作物的庞大计划。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这些苏联的前卫星国不甘落后,正迎头赶上。这些地方的耕地充裕、监管松懈。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和西班牙也有报道说种植了大量转基因作物。根据美国皮尤基金会收集的数据，还有其他许多贫穷的国家，也成了转基因作物、特殊除草剂和杀虫剂化学品公司的推广目标，具体的数字还无法获得。
根据皮尤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引人注目的是，在2004年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中，有85%属于“资源贫乏型”，他们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都在高额外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改革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
没有哪个国家像阿根廷那样这么早就在农业资产的基本结构方面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革。转基因农业的历史和阿根廷的“大豆革命”，是一个国家在“进步”的名义下全面失去粮食自给能力的典型案例。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在南美洲大地上，阿根廷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令世人羡艳。作为胡安?庇隆时代的一部分，当时阿根廷的农业生产体系是多样化的、富饶多产的，由小型家庭农场所主导。70年代一个普通的阿根廷农民，往往会在一小块土地上种一点蔬菜和小麦，养些家禽、奶牛或肉牛，农民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保持几十年不变。70年代，阿根廷牛肉的质量非常高，堪与得克萨斯牛肉比美,都是世界上质量上乘的牛肉。直到80年代，这片富饶的土地和农耕文化，不仅能够实现农产品的自给自足，还能产生大量剩余。重要的是，政府无须对农业进行补贴，农民的债务也微不足道。
债务危机让阿根廷成了大豆生产大国
但是好景不长,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发生的债务危机改变了一切。随着70年代世界石油价格的暴涨，以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及花旗银行、汉华银行、波士顿银行、巴克莱银行等为首的纽约及其他国际大银行，以初期很有吸引力的条件向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兜售贷款。这些贷款主要是为进口急需的石油提供资金。只要伦敦的利率仍保持在低水平上，这些贷款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的收入偿还。因此，这些贷款很快显示出巨大的诱惑力。于是，阿根廷的美元债务急剧攀升。
1979年10月，为防止美元崩溃，美联储突然将其主导利率提高了大约300%，从而对全世界的利率产生了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阿根廷外债的浮动利率。
到1982年，阿根廷深深地陷入了债务圈套之中，这个圈套与19世纪80年代英国为了从埃及攫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而使用的圈套如出一辙。以戴维?洛克菲勒为首的纽约银行家似乎对英国人的债务帝国主义手法心领神会。
打垮阿根廷人的民族意志
在庇隆时代的早期，阿根廷曾经将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工会运动，与深度参与经济的中央国家机器相结合。在国家管制的模式下，二者均与少数私营公司开展合作。在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和平年代，它具有某些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相似的特征。而且，不管庇隆主义存在什么样的不足，它毕竟在阿根廷人民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1976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阿根廷政权更迭，庇隆时代在喋血中终结。发动政变的借口是为了打击这个国家日益兴起的恐怖主义和共产党暴动，在这样的说辞下，政变显得冠冕堂皇。后来的调查显示，人民革命军和蒙托内罗斯组织（Montoneros，20世纪70年代初曾在阿根廷城市地区活动的一个反政府组织。——译注）将发动游击战的谎言是由阿根廷军方编造出来的。此前，军方的领导人大多数曾在臭名昭著的美国陆军美洲学院接受过美国五角大楼的镇压国内暴乱的技术培训。
第60节：煽风点火(2)
然而，事实证明，即使是按照其对人权和正当的法律程序的定义，豪尔赫?魏地拉总统的军事独裁也过于随心所欲了。1976年10月，阿根廷外交部长、海军上将塞萨尔?古塞蒂在华盛顿会晤了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这次会面是为了讨论军政府在阿根廷国内大规模镇压反对者的方案。根据几年后披露的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基辛格和洛克菲勒不仅暗示了自己对这一方案的支持，而且洛克菲勒甚至提出了阿根廷国内应干掉的具体关键人物?。在那场所谓的“肮脏的战争”中，至少有1.5万名知识分子、工会领袖和反对派人士失踪。
在阿根廷的政权更迭中，洛克菲勒家族绝不只是个跑龙套的小角色。军政府中的关键人物之一、经济部长马丁内斯?德?胡斯与戴维?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与戴维?洛克菲勒私交甚深。马丁内斯?德?胡斯是阿根廷最富有的地主家族的头面人物。他采纳了激进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对外国在阿根廷的投资十分有利。事实上，改变经济政策本身正是洛克菲勒秘密支持军政府的首要原因。洛克菲勒的银行提供的大笔现款，私下里为军方夺取政权提供了资金。
20世纪40年代，美国美洲情报机构的头目是戴维的兄弟纳尔逊?洛克菲勒，他是罗斯福总统任命的美洲情报事务协调员。至少从这个时候开始，洛克菲勒兄弟就将拉丁美洲视为其家族事实上的私人势力范围。洛克菲勒家族的利益从委内瑞拉的石油一直延伸到了巴西的农业。此时此刻，他们认定，70年代阿根廷的债务问题为他们在该国扩张家族的利益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冻结工资的同时，马丁内斯?德?胡斯放开了以前曾由政府控制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包括粮食和燃料价格)，导致消费者购买力的大幅下降。进口关税的大幅削减使得进口商品充斥市场。比索对美元的汇率在名义上维系着这一计划。确实，通过削减开支、提高公共服务部门的价格和增加税收，财政赤字从197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3%下降到1979年的2.7%，通货膨胀率从1975年的335%下降到1980年的87.6%。然而，比索的实际升值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外逃和收支平衡危机导致了该计划的崩溃?。外国投机资本也被引入这个国家，大通曼哈顿银行和花旗银行是第一批进入的外国银行。
事态的恶化不可避免，生活水平的降低激起了强大的庇隆主义工会运动的抗议，这些抗议像所有其他形式的反对活动一样，受到了军政府的残酷镇压。戴维?洛克菲勒显然对阿根廷新政府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他宣称：“阿根廷终于有了一个理解私人企业制度的政权，这令我印象深刻。”?
在经历了十多年军事高压统治之后，1989年随着卡洛斯?梅内姆接任总统，对阿根廷国家主权的蚕食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梅内姆出身豪门,是个花花公子，后来被指控腐败贪渎和从事非法武器交易。当时是老布什主政白宫，他至少8次在白宫把梅内姆作为私人客人来接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老布什的儿子尼尔?布什是梅内姆府邸的座上宾。一句话，梅内姆跟北边正打得火热。
由于阿根廷军方丑闻缠身，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纽约的银行家和华盛顿的权力掮客认定是出新牌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对阿根廷进行经济掠夺，才能继续控制阿根廷的企业。梅内姆名义上是庇隆领导的政党的成员。事实上，他强行对阿根廷实施经济休克疗法，这次休克疗法甚至比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实行的自由市场革命还要猛烈。而他的庇隆派成员的身份，使他可以平息党内和工会内部的反对。
此外，对于实力强大的纽约银行家来说，梅内姆政府中的关键职位是经济部长。新部长是马丁内斯?德?胡斯的信徒多明戈?卡瓦罗，他也是纽约金融界所熟知的人物。卡瓦罗毕业于戴维?洛克菲勒的母校哈佛大学，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曾短期担任过阿根廷国家银行行长。洛克菲勒曾公开对卡瓦罗表示过赞赏?。
第61节：煽风点火(3)
卡瓦罗还是戴维?芒福德的密友和商业合伙人。芒福德是老布什政府财政部的高官，负责按布雷迪计划对拉丁美洲债务进行结构调整，后来他担任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董事。“扬基银行家们”确实对卡瓦罗信任有加。
梅内姆的经济计划由戴维?洛克菲勒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朋友们制定。该计划着力推进激进的国家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并且在医疗卫生、教育和工业等各个领域废除了此前精心制定的国家管制。以前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突然向外国进口商品大开门户，开放程度甚至超过了军政府统治下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私有化的进程是按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按照华盛顿的旨意行事）的要求制定的，这是提供紧急贷款来“稳定”比索的一个条件。当时，阿根廷正经历类似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那种每月高达200%的超高的通胀率。军政府下台后，留下了千疮百孔的经济和财政，阿根廷外债债台高筑。
梅内姆利用军政府最后几年造成的高通胀率，强行对这个国家进行经济改革，其采取的措施之激进远胜于军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卡瓦罗“恪尽职守”，强制实施了国外要求他采取的休克疗法，他立即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4亿美元的贷款和高度称赞。随之而来的是一波私有化浪潮，范围从国有电信公司到国营石油垄断企业，甚至包括国家社保基金。一时间，腐败猖獗。通过牺牲纳税人的利益，梅内姆的亲信们成了亿万富翁。
取代国家产业垄断的是大型外资私人垄断企业，它们从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或花旗银行的贷款中获得了大部分资金。同样是这些银行，几年后组织阿根廷富人进行资本外逃，把手中的比索换成美元，存入离岸的大通银行或花旗银行的“私人银行”账户，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而对于阿根廷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生活却每况愈下。国外资本接管企业之后，造成了公共部门工人大量失业。阿根廷的梅内姆政权及其负责经济的最高官员多明戈?卡瓦罗，因创造了金融媒体所谓的“阿根廷奇迹”而备受赞扬,这不足为奇。
通过将货币控制权彻底交给一个“货币委员会”，通货膨胀在1991年停止了，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中央银行，其控制权掌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手里。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此时的比索已经严重贬值，比索的汇率被货币委员会死死地固定在了1比索兑换1美元的水平。如果货币委员会账户中的美元储备没有相应的增量，国家不能通过印制钞票的手段来刺激经济发展。固定汇率的比索为外国投资者敞开了大门，他们纷纷涌入阿根廷进行投机，从90年代阿根廷国家经济私有化当中获取了巨大收益。
2001年4月，阿根廷处于重大的经济危机当中，卡瓦罗被再次召回掌管国家经济。这个时候，他代表纽约的银行及他在阿根廷银行界的朋友们，秘密策划了一场“政变”。卡瓦罗直接冻结了私人储蓄者在阿根廷银行的个人银行账户，以挽救他在纽约及其他地方的外国银行家朋友们的资产。
这个时候，阿根廷拖欠了1320亿美元的国家债务。2001年4月就任经济部长后，卡瓦罗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秘密会见少数经过精心挑选的外国银行的人士，包括洛克菲勒的JP摩根大通银行以及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戴维?芒福德、伦敦的汇丰银行等。他们用新的债券与290亿美元的旧阿根廷国家债券进行掉期交易，这笔秘密掉期交易使得这些银行获得巨大利润，并避免了它们对阿根廷的贷款产生风险。这次债务掉期交易后，整个国家的债务负担更重了，阿根廷成了输家。一年后，卡瓦罗和七家外国银行受到了司法调查，检方指控这些掉期交易是非法的，目的是为外国银行谋利。根据美国金融调查人员的说法，这项交易实际上加速了阿根廷国家债务的拖欠。到2003年，外债总额增加到了1980亿美元，相当于梅内姆1989年就任总统时的3倍。
洛克菲勒的阿根廷土地革命
第62节：煽风点火(4)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梅内姆政府开始采取“革命性”的行动，把阿根廷的富饶多产的传统农业变成了针对全球出口的单一性农业。这一次，政策的脚本还是由纽约和华盛顿的外国利益集团来替他编写的，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都是戴维?洛克菲勒的同伙。
梅内姆声称，把粮食生产转变为转基因大豆的工业化种植，对于这个国家偿还飞涨的外债是必要的。这是个谎言，但它成功地改造了阿根廷的农业，使之更合乎像戴维?洛克菲勒、孟山都公司、嘉吉公司等美国投资者的心意。
堆积如山的巨额外债、强制推进的私有化进程和彻底取消的国家保护性壁垒，阿根廷经济在近20年内承受了这三板斧的猛烈打击之后，原来经济效益很好的阿根廷农业，现在成了美国投资者进行最激进变革的对象。
1991年，早在美国批准和开始进行田间实验好几年之前，阿根廷就成了开发转基因作物的秘密实验室。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变成了这个项目的活体实验品。梅内姆政府成立了一个伪科学的“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负责发放转基因作物实验许可证，他们共为玉米、向日葵、棉花、小麦，尤其是大豆实验发放了至少569张田间实验的许可证?。对于梅内姆政府或这个委员会在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上所拥有的自由裁判权，公众也毫无争议。
委员会总是秘密碰头，讨论结果也从未公之于众。它只是充当了转基因种子跨国公司的代言人。这毫不奇怪，因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来自孟山都、先正达、陶氏益农等转基因生物巨头。总部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孟山都公司，1996年是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专利“大豆”——抗“农达”(Roundup Ready)大豆（简称RR）——的种子生产商。
1995年，孟山都开始生产抗农达大豆。这种大豆从农杆菌中复制了一个基因，用基因枪将其嵌入到大豆基因组中。这使得这种转基因植物能够经受住非选择性除草剂草甘膦的喷洒。草甘膦是农达除草剂中的活跃成分，能杀死传统的大豆。邻近孟山都抗农达作物的任何传统大豆作物，都会不可避免地由于随风传播的污染而受到影响。一旦引入了孟山都的抗农达作物将自然而然大大促进它的传播。
孟山都的抗农达大豆中的基因改变，意味着将杆菌形式的酶纳入到大豆作物中，使得转基因大豆免受孟山都的除草剂农达的伤害。农达就是美国政府用来清除哥伦比亚毒品作物的那种除草剂。
正因为抗农达大豆能够免受伤害，因此无论是大豆还是所有的杂草都可以喷洒“农达”，这样既杀死了杂草又能将大豆保留下来。通常，转基因大豆（与传统的大豆相比）单位面积的化学除草剂用量不但没有降低，反而需要更多，这样才能控制杂草的生长。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豆得到了大型农业综合种子公司的推广，成为全世界动物饲料的主要来源。1996年梅内姆总统向孟山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在阿根廷全国独家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
在将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种子大批量引入阿根廷农业，以及随之配套地使用孟山都的农达除草剂的同时，（用美元计算）极端便宜的阿根廷农田被嘉吉（世界最大的粮食商品贸易公司）这样的大型外国公司、像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那样的国际投资基金、像西伯耳公司一样的外国保险公司和大企业股东收购一空。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这是利润极其丰厚的买卖，因为到最后，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就会成为一种全新的、用工业化方式生产大豆的商业化农业的基础。阿根廷的土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生产种子的工厂。对于这些外国投资者来说，这个计划的绝妙之处在于，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相比，生产转基因大豆不需要付出多少人力成本。
实际上，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当时成百万英亩的上等农田被银行挂牌拍卖。通常，用美元投资的买主都是外国公司和个人。小农场主卖掉土地后所得无几。有时候，如果拒绝出售土地，他们会受到恐怖武装分子或警察的威胁，逼迫他们让出地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自由市场改革大潮之中，廉价的进口粮食充斥市场，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逼得倾家荡产，最后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土地。
第63节：煽风点火(5)
此外，播种转基因抗农达大豆种子和使用特殊的农达除草剂的农田，不需要进行常规的泥土翻耕。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转基因大豆革命的发起者开辟了广阔的堪萨斯式的农田，在那里，大型机械化设备可以日夜不停地工作，而且通常由GPS卫星导航系统遥控，甚至不再需要农民来开拖拉机。
利用免耕农作方式，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被当作对生态有益的东西兜售给阿根廷农民。实际上，它们绝对不是对环境友好的东西。
转基因大豆和农达除草剂采用一种称为“直接播种”（direct drilling，免耕法的一种称呼。——译注)的技术进行耕种。这种技术首先在美国采用，为的是节省时间和金钱。
“直接播种”方法，只有富裕的大型农场主才能花得起钱采用，它需要一种庞大的特殊机器，这种机器将转基因大豆种子自动塞到几厘米深的小洞里，然后填压上泥土。有了这种直接播种机器，数千英亩的土地就可以由一人播种。以前留下的作物残余秸秆就可留在田地里任其腐烂，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害虫和杂草与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一起生长。这反过来又为孟山都创造了更大的市场，可以在销售拥有专利的抗农达大豆种子的同时，销售其特殊的专利草甘膦，即“农达”除草剂。这种种植方法在使用几年之后，杂草对草甘膦显示出了特殊的耐药性，于是又需要使用更大的剂量或其他除草剂。
相比之下，传统的3公顷桃树或柠檬树需要70个到80个农民来耕种。
1996年，在决定许可种植孟山都的转基因抗农达大豆之后，阿根廷随后发生了一场革命，它被倡导者们赞颂为“第二次绿色革命”。实际上，这是一场反革命，一度富饶多产的以家庭式农场为基础的全国农业体系，被改变成了一种由一小撮势力强大、富有的大庄园主主宰的新封建主义状态。
梅内姆政府保证说，对转基因大豆种子将敞开国门。经过极度通货膨胀的岁月之后，阿根廷农民陷入了可怕的经济困境。孟山都公司乘虚而入，向渴望得到贷款的农民扩大发放“信贷”的范围，供他们购买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和农达除草剂，这是唯一对其抗农达大豆有效的除草剂。通过向农民提供必要的“直接播种”机械和培训，孟山都还使得最初向转基因大豆的过渡过程对农民更具有吸引力。
“阿根廷，给我大豆吧……”
阿根廷转基因大豆革命的结果，至少在一个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的农业经济被彻底改造了。
20世纪70年代，在债务危机之前，大豆在这个国家的农业经济中所占地位微不足道，种植面积只有9500公顷。在那些年月里，一个典型的家庭农场种植多种蔬菜和粮食作物，还养些鸡，有的还养有少量的牛，来生产牛奶、奶酪和牛肉。
在改种孟山都大豆和采用大规模生产技术四年之后，到2000年，转基因大豆的播种面积超过1000万公顷。到2004年，面积扩大到1400万公顷以上。大型农业收割机械大量砍伐森林，并扫荡由当地农民占据的土地，以便为大豆种植提供更多的土地。
阿根廷农业的多样性——一垄垄玉米地、麦田和广阔的牧场——被迅速改变成了种植单一农作物的地区，就像埃及的农作方式在19世纪80年代被棉花取代并被摧毁一样。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阿根廷的农田，尤其是名扬四海的潘帕斯草原，曾经到处是绿草如茵的养牛牧场，中间穿插着玉米地和麦田。农民们在农业与牧业之间轮作，以维持土质。采用单一种植大豆的方式后，由于对关键养分的过度吸收与消耗，这些土壤需要更多的化肥，而不是像孟山都承诺的那样需要更少。几十年来在阿根廷草原上自由自在地游牧的牛群，如今被迫圈进了美国式的大型牛栏，以便为利润更丰厚的大豆让路。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
对转基因大豆影响有深入研究的阿根廷著名农业生态学家沃尔特?蓬科预言：“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道路，这片土地恐怕在50年内不会再出产任何东西了。”
第64节：煽风点火(6)
到2004年，这个国家所有农业用地的48%被用于种植大豆，其中90%～97%种植的是孟山都的转基因抗农达大豆。阿根廷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毫无控制的转基因实验场。
1988～2003年间，阿根廷的奶牛农场减少了一半。破天荒第一遭，牛奶不得不以比国内高得多的价格从乌拉圭进口。随着机械化的单一种植大豆的农作方式迫使数十万农民离开土地，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大量出现。
在风平浪静的20世纪70年代纽约的大银行进入之前，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是拉丁美洲最高的国家之一。官方公布的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1970年仅为5%，到1998年，这个数字陡升至30%。而到了2002年，又激增至51%。以前在阿根廷闻所未闻的营养不良现象，到2003年上升到约占3700万总人口的11%～17%。
在因国家拖欠债务而引发的全国性严重经济危机当中，阿根廷人发现，他们已经不能再依靠小块土地生存。这些土地已经被大片的转基因大豆所占据，甚至堵死了种植能维持生存的一般作物的出路。
在外国投资者和孟山都、嘉吉等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支持下，阿根廷的大土地所有者有条不紊地采取行动，从无助的农民那里夺取土地，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国家的支持。根据法律，农民对土地拥有20年或20年以上的使用权,这一点无可争议。这种传统权利遭到了农业综合企业背后的新兴强大利益集团的践踏。在北部的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的广大地区，封建式的大土地所有者开始大规模毁林开荒，以便为大量种植转基因大豆开路。
农民们突然接到通知，他们的土地已经划到了别人的名下。通常，如果他们拒绝“自愿”离开，武装团伙就会偷走他们的牛，烧毁他们的庄稼，而且威胁他们还要吃更多的苦头。转基因大豆出口的巨额利润的诱惑酿成了全国各地围绕传统农作方式的暴力骚乱。
农民们一贫如洗,背井离乡，他们逃到了大城市边缘的新贫民窟，导致了社会动乱、犯罪和自杀，难以忍受的人口拥挤又导致疾病肆虐。几年之内，超过20万的农民和小农场主被逐出自己的家园，为大型商业化农业大豆种植商让路。
孟山都用欺骗手段进行征服
孟山都的勇士们仿效16世纪西班牙殖民征服者，发动了一场充满了谎言和欺骗的战役,从而征服了这片土地。由于阿根廷的国家《种子法》并不保护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种子专利，当阿根廷农场主在下一季再次使用其种子时，从法律上说孟山都不能要求他们支付专利费。的确，阿根廷农民出于自己使用的目的再次播种这些种子，不仅符合传统，而且也是合法的。
但是，收取这种专利费或者说“技术许可费”，是孟山都市场营销方案的核心。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农场主必须与孟山都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合同，同意不得再次使用收获后保存的种子，并且每年要向孟山都支付新的专利费。这完全是一种新式农奴制。
持民族主义立场的阿根廷国会，拒绝通过新的法律授权孟山都通过由法院施加严厉罚款的手段来强制征收专利费。为了避开这种局面，孟山都玩起了另一个把戏。
为了在阿根廷扩展大豆革命,农民们最初以优惠条件购买所需的种子。在最初阶段，孟山都故意放弃“技术使用许可费”，以尽可能加速其转基因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的扩散，特别是尽可能扩大与这些种子一起使用的、拥有专利的草甘膦农达除草剂的使用。销售抗草甘膦种子的市场营销战略背后的险恶用心是，农民们被迫购买专门与种子相匹配的孟山都除草剂。
种植转基因大豆的土地已经增加了14倍，而孟山都的抗农达大豆种子的走私现象遍布整个潘帕斯平原，并进入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和乌拉圭。对于其种子非法传播的现象，孟山都公司却坐视不管。孟山都的合作伙伴嘉吉公司自己就受到了非法走私转基因大豆种子的指控，说它将转基因种子与非转基因种子混在一起，从阿根廷走私到巴西。有趣的是，在巴西人们将走私进来的阿根廷转基因大豆种子与后来因吸毒而接受治疗的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联系起来，称其为“马拉多纳种子”。
第65节：煽风点火(7)
最终，在1999年转基因大豆引入三年之后，孟山都公司正式要求农民们为种子支付“延期专利费”，尽管事实上这一要求并不符合阿根廷法律的规定。梅内姆政府对孟山都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没有表示任何抗议，而农民们都对此不屑一顾。但是，孟山都正积极为下一次法律行动做准备。孟山都声称，收取专利费是必要的，因为它要收回用于转基因种子的“研究和开发”的投资。由此孟山都发起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公关宣传运动，目的是将自己装扮成农民们滥用和“盗窃”行为的受害者。
2004年初，孟山都紧锣密鼓地对阿根廷政府施压。孟山都宣布，如果阿根廷拒绝承认“技术许可费”，它将在进口大豆的地点诸如美国和欧盟强制收取专利费。在这两个地方，孟山都的专利都是得到承认的。这一措施意味着，阿根廷商业化农业的出口市场将受到毁灭性打击。而且，孟山都进一步威胁说，将阻止阿根廷销售所有的转基因大豆，并声称在所谓的“黑市”中销售的85%以上的大豆都是由农民们非法再次种植的。之后，阿根廷农业部长米盖尔?坎波斯宣布，政府与孟山都公司达成了协议。
阿根廷农业部拟成立一个由其管理的“技术补偿基金”。农民们不得不向粮食储运加工商或嘉吉公司等出口商支付几乎高达转基因大豆销售额1%的专利使用费。这种使用费在加工场所收取，农民们除了乖乖付钱之外毫无选择，因为他们必须加工自己的收成。然后，这笔使用费再由政府返还给孟山都公司和其他转基因种子供应商。
尽管农民们提出强烈抗议，但“技术补偿基金”还是于2004年底开始实施。
到2005年初，卢拉总统领导下的巴西政府也举起了白旗，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首次使种植转基因种子在巴西合法化。政府声称，转基因种子的使用已经扩散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已经根本无法控制其蔓延。至此阻止转基因作物在拉丁美洲扩散的防线正在解体。到了2006年，阿根廷、巴西，加上由孟山都转基因大豆主导的美国，占据了世界大豆产量的81%以上，因而保证了世界上豆粉喂养的所有动物实际上都在食用转基因大豆。同样，这也意味着，混有豆粉的每个麦当劳汉堡包都是转基因食品，包括绝大多数豆类食品，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让他们吃大豆！
由于转基因大豆革命摧毁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阿根廷人可以获取的食物面临着急剧的变化。而且，普遍以大豆为主的单一作物农作方式，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受到2002年发生的全国性经济萧条的影响时表现得十分脆弱。以前在困难时期，农民甚至普通城市居民可以自己种植作物来求得生存。但是，在阿根廷农业转型为工业化的商业化农业之后，其情形就完全两样了。
结果是，由于经济危机恶化，饥饿遍布这个国度。由于担心粮食危机引发骚乱，在孟山都和嘉吉、雀巢、卡夫食品等国际大豆用户的帮助下，阿根廷政府向饥饿的人群提供免费食品。因此，用大豆制成的食品被到处分发，其中伴有培育更大的国内大豆消费市场的动机。
一场全国性的推广运动开始了，它鼓励阿根廷人用大豆来替代新鲜蔬菜、肉、奶、蛋等健康食物。杜邦农业科学公司建立了一个组织，并给它起了一个听起来很健康的名字“生命蛋白”，目的是宣扬人类应食用大豆，尽管原来种植大豆的意图是作为动物饲料。作为这场推广运动的一部分，杜邦向数千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穷人分发大豆强化食品。在所有国家当中如此众多的人口直接食用大豆,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到目前为止,阿根廷人在很多方面都成了活体实验品。
政府和私营公司大肆鼓吹大豆食物对健康有巨大的好处，可以代替牛奶或肉类蛋白。但是，这种宣传纯属谎言。它故意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以大豆为基础的食物不适合人类长期食用。而且研究已经证明，与用母乳或牛奶喂养的婴儿相比，用豆奶喂养的婴儿的过敏症发生几率会大大提高。他们并没有告诉阿根廷人，未经加工的大豆和经过加工的大豆均含有一系列有毒物质。如果大豆作为人们食物中的主要成分，这些物质会损害健康并可能导致癌症。他们绝口不提，大豆含有一种抑制剂——胰蛋白酶，瑞典人的研究已经将这种物质与胃癌联系起来。
在农村，大规模单一种植大豆的农作方式的后果更是可怕。靠近庞大的大豆种植园的传统农业区受到了从飞机喷洒的孟山都农达除草剂的严重影响。在洛马森尼斯，种植各类蔬菜供自己消费的农民们发现，他们的作物因喷洒除草剂而被杀死，因为农达把除了经过基因改造能够“抗草甘膦”的孟山都大豆之外的所有植物都杀死了。
200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这种喷洒不仅杀死了附近农民的庄稼,他们养的鸡也死掉了，其他牲畜尤其是马匹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老百姓则因除草剂出现严重恶心、腹泻、呕吐和皮肤损伤等症状。有报告称，转基因大豆种植田附近产下的动物出现严重的器官畸形，香蕉和甘薯也变得奇形怪状，湖里突然漂满死鱼。有些农户报告说，邻近的大豆田喷药之后，他们孩子的身上出现了奇怪的斑点。
对珍贵的林地的破坏更大。这些林地被推土机推掉，以便大规模种植大豆，这种状况在巴拉圭附近的查科地区和永加斯地区尤为严重。森林的破坏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急剧增加的医疗问题，包括黑热病，这是一种通过沙地苍蝇传播的寄生虫病，治疗费用极其昂贵，而且会留下严重的疤痕和其他畸形。在恩特雷里奥斯省，120多万英亩(约48.6万公顷)森林到2003年被全部夷为平地，而到这个时候，政府才终于颁布毁林禁令。
1996年，为了说服疑虑重重的阿根廷农民使用孟山都的抗农达大豆种子，这家公司大张旗鼓地宣称这是一种能创造奇迹的作物，声称其转基因大豆经过了基因改造，可以抗御孟山都的农达除草剂。
这家公司向农民们保证，与种植普通大豆相比，他们将因此而大大减少除草剂和化学植保处理的使用量。由于农达实际上杀死了孟山都转基因大豆附近生长的其他所有植物，因此只需要一种而不是几种除草剂——至少孟山都的公关宣传是这么说的。信誓旦旦的承诺还包括提高产量、降低成本、让绝望的农农们过上好日子,等等。毫不奇怪，这些宣传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事实证明，这些承诺纯属子虚乌有。抗农达大豆作物的产量要比传统大豆作物平均低5%～15%。而且，需要使用的除草剂要多得多，农民们发现，新长出来的有毒杂草需要使用比以前多两倍的喷洒量才能清除。美国农业部1997年以来的统计数字显示，抗农达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大，导致草甘膦的使用量增加了72%。
根据农药行动网络组织的资料，科学家们估计，为了获得抗除草剂属性而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植物，实际上将导致除草剂的使用量增加两倍。由于农民们知道他们的作物可以经受住或抗御这些除草剂，农民们往往更加放心大胆地使用除草剂。而对于用含有农达除草剂的大豆原豆喂牛所产生的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孟山都公司从来没有进行过严谨的、可验证的独立试验。对于人食用后的不利影响，就更不用说了。化学药剂使用量的增加导致了比使用非转基因种子更高的成本。
但是，等到阿根廷的农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为时已晚。到2004年，转基因大豆已经在阿根廷全国扩散开来，使用的种子都需要依靠孟山都的农达农药。我们再也无法想象出比这更完美的束缚农民的手法了！
然而，阿根廷并不是转基因农作物计划所针对的唯一国度。阿根廷的例子只不过是一个历经几十年形成的全球计划的第一阶段，这个计划其规模之大绝对令人震惊和害怕。
第九章 落井下石（1）
落井下石
美国在伊拉克播撒民主的种子
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开始在伊拉克全国推广其转基因农作物。通过美国占领当局颁布的新法律，给予植物品种专利所有者在伊拉克农业中使用其种子的绝对权利，而这些专利的所有者都是美国跨国公司。伊拉克农民要选择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就必须与持有专利的美国种子公司签订技术许可协议，任何留存种子和再次播种都是违法的。在这种法律体系的保护下，伊拉克逐渐被改造为转基因作物的大实验室，孟山都、杜邦公司等已控制了伊拉克的粮食生产和市场。在整个进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充当了重要角色。
“我们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为了播撒民主的种子，这样它就会在那里生根开花，并扩展到整个极权主义地区。”
小布什
美国式的经济休克疗法
当小布什讲到播撒“民主的种子”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他脑子里想的是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
随着2003年3月美国占领伊拉克，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伊拉克的土地不仅由大约13万美国部队和一小批与五角大楼联系密切、唯利是图的财富冒险家占领。它的经济也处在美国占领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对伊拉克经济的控制也是由五角大楼来实施的。2003年5月，保罗?布雷默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这个占领机构披着一层薄薄的面纱。布雷默曾任美国国务院的反恐官员，后来成了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咨询公司基辛格合伙公司的执行董事，这家公司的影响力非常巨大。
从许多方面看，美军占领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适合将整个国家的农业体系纳入转基因商业化农业的统治范围之内，美军的占领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占领当局直接给了伊拉克农民“一份他们无法拒绝的要约”，就像《教父》里面所说的：“要么拿着我们的转基因种子，要么去死。”
对于被占领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动，布雷默事实上拥有生杀大权。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负责重建工作的美国国务院汇报工作，而是直接向五角大楼里的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办公室报告。
作为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的首脑，布雷默迅速行动，草拟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当时，伊拉克既没有宪法，也没有根据宪法合法产生的政府。美国占领当局制定了整整100个法令，于2004年4月生效。整体来看，这100项由美国强制实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称是命令)将确保伊拉克经济按照美国强加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思路进行改造，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盛顿在1990年后强加给俄罗斯和前苏联经济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五角大楼的计划制定者给布雷默下达的指令是，强加一种“休克疗法”，把以国有经济为中心的整个伊拉克经济改变为一个彻底的自由市场私营经济。布雷默在一个月内实施的经济变革比在30年里强迫拉丁美洲债务国实行的变革还要猛烈。
布雷默的第一个行动是解雇了50万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士兵，还有医生、护士、教师、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来，他打开了这个国家的边界，毫无限制地接纳进口：既不用履行什么边检手段，也不用交什么税费。在布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达之后两周，他就宣布伊拉克“敞开国门做生意”。他没有说是谁的生意，但这一点随后越来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经济领域由大约200家国有公司主导，它们生产从水泥、纸张到洗衣机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布雷默宣布，这些国有企业将立即私有化。他说，“将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转交到私人手中，对伊拉克经济复苏来说至关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计划是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清仓大甩卖。
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第37号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税率，从大约40%降到可怜的15%。没有了税收收入，政府将无法在任何方面发挥大的作用。“第39号命令”允许外国企业100%地拥有除了自然资源之外的伊拉克资产。这确保了外国企业可以在这个国家不受限制地开展商业活动。投资者可以将其在伊拉克赚到的利润100%地从这个国家拿走。既不要求他们追加投资，也不对他们课税。这些法令的受益者，显然不是伊拉克的经济和人民。
第九章 落井下石（2）
根据《第39号命令》，外国公司可以签订有效期长达40年的租约和合同。《第40号命令》则以同样优惠的条件欢迎外国银行进入伊拉克。与允许外国人全盘接管伊拉克经济相对应的是，唯一保留下来的萨达姆时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法规。
一夜之间，伊拉克从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变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市场。由于其经济和银行体系受到战争的毁灭性破坏，加上美国带头实行的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封锁，伊拉克人根本无力购买私有化的国有公司。外国跨国公司是在布雷默宏大的经济复苏计划当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这些新法律被强加给了一个惨遭征服和摧残的国家，除了搞点军事上的破坏和打击侵略者的游击战之外，它不可能进行其他的反抗。为了使伊拉克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这一整套的100项新法令通过美国政府的占领机构即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实施，它将所有伊拉克经济的各种权利和控制权都交给了跨国公司。
不仅如此，制定这些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对这个国家的粮食生产体系进行前所未有的最激进的改造铺平道路。在布雷默的统治之下，伊拉克即将成为基因改造或者说转基因商业化农业的样板。
布雷默的《第81号命令》
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明确定义了这100项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义为“对伊拉克人民具有约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惩罚性后果，或者对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变更具有直接作用”。换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么照办，要么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与布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触的，一律废止。占领者的法律至高无上。
布雷默的新法令涉及从媒体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等各个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号命令》，即“专利、工业设计、未披露信息、集成电路和植物新品种法”。《第81号命令》规定：
11.“第12条”经修订如下：“专利应赋予所有者以下权利：
1.如果专利主体是一种产品，有权禁止任何未获得所有者授权的人制造、利用、使用、提供销售、出售或进口该产品。”
12.“第13条第1款”经修订如下：“专利的有效期，从按本法条文申请注册存档之日起计算，至按本法条文注册生效满20年后方可终止。”
《第81号命令》的另一项条款规定：“禁止农民再次使用受保护的品种或任何本章第14条（C）段第1项、第2项提到的品种的种子。”而且，
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第81号命令》对伊拉克的专利和工业设计法做了修订，以保护与某种产品或某种制造工艺相关的任何技术领域的新创意。这些修订允许在伊拉克的企业或在伊拉克属于签约方的相关条约成员国的企业在伊拉克注册专利。修订赋予了专利权人以下权利：阻止任何未获得专利所有者授权的人利用受到专利保护的产品或工艺，从专利在伊拉克注册之日起为期20年。修订还允许个人和企业对工业设计进行注册。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说就是，《第81号命令》给了植物新品种专利权人在20年内在伊拉克农业中使用其种子的绝对权利，而这些专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国大型跨国公司。尽管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公平合理的商业条款，对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予以补偿，但实际上这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像许多国家一样，伊拉克从未承认过植物之类的生命形式可以获得商业专利的原则。这种专利之前由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专利机构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实上，《第81号命令》所做的是，修订伊拉克的专利法，以便承认外国专利，不管根据伊拉克的法律这种专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给了伊拉克农民拒绝购买孟山都种子或其他专利种子、种植本地传统种子的选择权。实际上，它产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号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些受保护的植物新品种，都是转基因或者说经过基因改造的植物。选择种植这种种子的伊拉克农民，需要与持有专利的种子公司签订协议，规定他们将支付某种“技术费”，并且每年为种植这种专利种子支付许可使用费。
第九章 落井下石（3）
任何试图将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专利种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个作物种植季节再次播种的伊拉克农民，都将受到种子供应商的重罚。在美国，孟山都公司要求获得相当于被盗用种子成本120倍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后来法院的裁决驳回了这一请求。于是在这种局面下，伊拉克农民没有成为萨达姆?侯赛因的奴隶，却成了跨国转基因种子巨头的奴仆。
《第81号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种保护（PVP）条款。根据该条款，留存种子和再次播种是非法的。农民们使用受专利保护的种子（甚至是“类似的”种子），将受到重罚，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护的植物新品种，并不是那些在伊拉克农田上历经上万年的杂交开发出来的种子。
相反，受到保护的是孟山都等跨国公司巨头将自己的种子和除草剂引入伊拉克市场的权利，而且它们受到了美国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护。
伊拉克的种子宝库遭到破坏
历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摇篮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分。在那里，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河谷为农作物培育和种植创造了理想的条件。自从大约公元前8000年以来，伊拉克农民就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并培育出品种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几乎所有麦类品种的种子。他们通过留存部分收获作为种子并再次播种的体系做到了这一点，并通过新的播种培育出能够抗御疾病的杂交品种。
多年来，伊拉克人在位于阿布?格莱布的一个国家种子库里一直保存着这些珍贵的天然种子的样本。这座城市，如今在国际上更多的是因其设有美国军方虐待犯人的监狱而闻名于世。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及多次大规模轰炸之后，阿布?格莱布那个具有历史意义、价值连城的种子库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战争的又一个受害者。
不过，伊拉克的前农业部曾经采取预防措施，在邻国叙利亚建立了一个备份的种子储存库。在那里，最重要的麦类种子仍然储存在一个名为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ICARDA）的机构里，该机构位于叙利亚的阿勒颇。鉴于已经失去阿布?格莱布的种子库，如果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需要帮助的话，作为国际性的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CGIAR)种子库网络的一部分的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从其储备中为伊拉克人提供种子的。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没有这样做。布雷默的顾问对伊拉克的粮食前景有着不同的规划,他们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农业即将被导向“现代化”和工业化，从传统的家庭式种植多种作物的农作方式，转变为面向“世界市场”而生产的美国式的商业化农业。满足饥饿的伊拉克人的粮食安全需求，对这个方案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按照布雷默的《第81号命令》，如果国际大公司开发出一种能抗御某种伊拉克害虫的种子新品种，而同时一个伊拉克农民正在种植另一种具有同样抵抗力的种子，那么这位农民留存自己的种子将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须为使用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支付某种专利使用费。
按照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一个由美国政府和孟山都等私营农业综合企业巨头主导的机构）的规则，美国的法院和国际法院有权实施这样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太阳基因被授予了一种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专利。不过，不仅仅其基因结构被授予了专利，高油酸含量这种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专利，公司声称拥有这种权利。太阳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种的培育者说，如果他们开发“高油酸含量”的品种，就将被认为是对这一专利权的侵犯。
“专利的授予，涵盖了一个物种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种……可能将我们在农场和花园里种植的所有东西交由一个发明者控制。”国际植物基因资源研究院总干事杰弗里?霍丁博士说。“只要大笔一挥，无数农民和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仅仅因为一次经济劫持式的法律行为而宣告无效。”经济劫持，正是布雷默和孟山都试图按照《第81号命令》在伊拉克干的勾当。
第九章 落井下石（4）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8年09月25日17:15
对农民的种子品种实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颁布的专利法之下将成为可能。在复杂的法律术语掩盖之下，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的《第81号命令》实际上将伊拉克未来的粮食命运转交到了全球性跨国私人公司手中，这绝不是大多数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号命令》颁布的植物专利法，与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不同，它们不是通过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谈判或与世贸组织的谈判达成的。它是由华盛顿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强加给伊拉克的。根据华盛顿消息灵通人士的报告，《第81号命令》中有关植物的具体细节是由世界领先的转基因种子和转基因作物供应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国政府起草的。
无种可种
从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农民选择从国际种子公司购买的那些种子，才归属美国新强加给伊拉克的专利法管辖。实际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学等转基因种子和化学品巨头的控制之下进行粮食产品的开发。
经过伊拉克战争的磨难，劫后余生的大多数伊拉克农民如果还想继续种地的话，就不得不转向他们国家的农业部，寻求得到新种子。这就为布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粮食供应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伊拉克农民承受着美英为首的、对急需的农业设备的禁运。另外，战前伊拉克还遭受了连续三年的严重旱灾，这些天灾使伊拉克麦类作物的种植急剧减少。多年的战争和经济制裁已经摧毁了伊拉克的农业。到2003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为不到第一次美伊战争之前的1990年产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赖联合国石油换食品的粮食配给生存。
在使伊拉克粮食生产“现代化”的名义下，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对伊拉克农业重建和开发规划机构参与到对传统的伊拉克农业的改造当中。当时起关键作用的、由华盛顿任命的伊拉克农业“太上皇”是丹尼尔?阿姆斯图茨，他曾是美国农业部的官员和大型粮食联合企业嘉吉公司的副总裁。阿姆斯图茨是关贸总协定谈判乌拉圭回合期间拟定美国在农业方面的主张的关键人物之一，乌拉圭回合谈判导致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第81号命令》名义上的目的是“确保伊拉克得到优质的种子，并为伊拉克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提供方便”。当然，“优质”是由占领当局定义的。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伊拉克必须开放市场，使其法律符合主导世贸组织政策的强大工业和金融利益集团制定的规则。
《第81号命令》一发布，美国国际开发署便开始通过美国农业部提供数千吨“高质量、合格的小麦种子”，这些种子来自美国，并得到了补贴，被分发给困境中的伊拉克农民，这在一开始几乎是免费的。根据对转基因种子和植物专利持批判态度的非政府组织GRAIN的一份报告，美国国际开发署拒绝允许独立的科学家确定这种种子是不是转基因种子。自然，一旦证明是转基因小麦种子，在一两个种植季之内，伊拉克农民将会发现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国种子公司支付专利费。GRAIN的报告揭穿了《第81号命令》的意图：
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已经使伊拉克农民在收获后将按法律注册的新品种的种子留存并再次使用成为非法。伊拉克人也许可以继续使用和留存他们的传统种子和经过多年战争和旱灾后留下的种子，但这不在统治者规定的重建日程当中。这项法令的意图是为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种子市场提供条件，在那里，跨国公司可以销售它们的种子——无论是否经过基因改造，农民将不得不在每个作物种植季节重新购买这些种子。
虽然从历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拥有生物资源，但美国强加的新专利法引入了一种对种子的垄断权利制度，这种权利，没有任何伊拉克农民有资源通过开发而得到。
实际上，布雷默将有关“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新章节纳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专利法当中。据说，这是为了提供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植物新品种保护作为一种知识产权，事实上是植物品种的专利，它给予了那些声称发现或开发了新品种的植物培育者对植物的排他性权利。
第九章 落井下石（4）
对农民的种子品种实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颁布的专利法之下将成为可能。在复杂的法律术语掩盖之下，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的《第81号命令》实际上将伊拉克未来的粮食命运转交到了全球性跨国私人公司手中，这绝不是大多数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号命令》颁布的植物专利法，与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不同，它们不是通过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谈判或与世贸组织的谈判达成的。它是由华盛顿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强加给伊拉克的。根据华盛顿消息灵通人士的报告，《第81号命令》中有关植物的具体细节是由世界领先的转基因种子和转基因作物供应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国政府起草的。
无种可种
从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农民选择从国际种子公司购买的那些种子，才归属美国新强加给伊拉克的专利法管辖。实际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学等转基因种子和化学品巨头的控制之下进行粮食产品的开发。
经过伊拉克战争的磨难，劫后余生的大多数伊拉克农民如果还想继续种地的话，就不得不转向他们国家的农业部，寻求得到新种子。这就为布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粮食供应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伊拉克农民承受着美英为首的、对急需的农业设备的禁运。另外，战前伊拉克还遭受了连续三年的严重旱灾，这些天灾使伊拉克麦类作物的种植急剧减少。多年的战争和经济制裁已经摧毁了伊拉克的农业。到2003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为不到第一次美伊战争之前的1990年产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赖联合国石油换食品的粮食配给生存。
在使伊拉克粮食生产“现代化”的名义下，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对伊拉克农业重建和开发规划机构参与到对传统的伊拉克农业的改造当中。当时起关键作用的、由华盛顿任命的伊拉克农业“太上皇”是丹尼尔?阿姆斯图茨，他曾是美国农业部的官员和大型粮食联合企业嘉吉公司的副总裁。阿姆斯图茨是关贸总协定谈判乌拉圭回合期间拟定美国在农业方面的主张的关键人物之一，乌拉圭回合谈判导致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第81号命令》名义上的目的是“确保伊拉克得到优质的种子，并为伊拉克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提供方便”。当然，“优质”是由占领当局定义的。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伊拉克必须开放市场，使其法律符合主导世贸组织政策的强大工业和金融利益集团制定的规则。
《第81号命令》一发布，美国国际开发署便开始通过美国农业部提供数千吨“高质量、合格的小麦种子”，这些种子来自美国，并得到了补贴，被分发给困境中的伊拉克农民，这在一开始几乎是免费的。根据对转基因种子和植物专利持批判态度的非政府组织GRAIN的一份报告，美国国际开发署拒绝允许独立的科学家确定这种种子是不是转基因种子。自然，一旦证明是转基因小麦种子，在一两个种植季之内，伊拉克农民将会发现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国种子公司支付专利费。GRAIN的报告揭穿了《第81号命令》的意图：
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已经使伊拉克农民在收获后将按法律注册的新品种的种子留存并再次使用成为非法。伊拉克人也许可以继续使用和留存他们的传统种子和经过多年战争和旱灾后留下的种子，但这不在统治者规定的重建日程当中。这项法令的意图是为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种子市场提供条件，在那里，跨国公司可以销售它们的种子——无论是否经过基因改造，农民将不得不在每个作物种植季节重新购买这些种子。
虽然从历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拥有生物资源，但美国强加的新专利法引入了一种对种子的垄断权利制度，这种权利，没有任何伊拉克农民有资源通过开发而得到。
实际上，布雷默将有关“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新章节纳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专利法当中。据说，这是为了提供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植物新品种保护作为一种知识产权，事实上是植物品种的专利，它给予了那些声称发现或开发了新品种的植物培育者对植物的排他性权利。
第九章 落井下石（5）
“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保护，与保护自然资源毫无关系，而是“保护私人培育者的商业利益”。乔治?奥威尔也说不出什么更好的话了。在美国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种保护”实际上意味着植物品种的毁灭。
“难道让他们吃……通心粉？”
按照规划，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农业部一起努力（该部已经在伊拉克北部设立了56块“小麦作物推广实验田”），目的是“介绍和展示经过改良的小麦种子的价值”。这个项目由得克萨斯A&M大学国际农业办公室替美国政府打理，该办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亩(约323.7公顷)实验田，向农民们传授如何种植大麦、鹰嘴豆、豌豆以及小麦等作物的“高产品种”。
这个投资1.07亿美元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农业重建项目，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万个伊拉克农场产量翻番的目标。其指导思想是说服心存疑虑的伊拉克农民相信，只有使用这种新的“神奇种子”，才能获得大丰收。与十年前美国农民的情况一样，身处绝境而又心怀收获大量粮食的希望，让伊拉克农民钻进了外国种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得克萨斯A&M大学的农业项目也将自己描绘为“利用生物技术（或者说转基因技术）方面公认的世界领先者”。用了他们的新种子，新的化学制剂——杀虫剂、除草剂、杀真菌剂等——便会随之而来，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学等大公司卖给伊拉克人的。
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商业期刊》报道说，“一家亚利桑那州的农业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麦种子，供伊拉克农民使用，他们期望大幅增加本国出产的粮食供应。”这家公司名为“全球小麦公司”(WWWC)，通过与包括得克萨斯A&M大学在内的三所大学合作，它将“提供1000磅（约453.6千克）小麦种子，供巴格达以北的伊拉克农民使用”。
据全球种子行业信息的中心网站Seedquest介绍，在开发谷类作物种子中“拥有专有权的品种”(被授予专利并为某个特定公司所拥有的品种)方面，全球小麦公司是领先者。以上提到的这些种子属于《第81号命令》中那种受到保护的转基因种子。根据全球小麦公司的说法，任何希望种植他们的某种种子的“客户”（或者说农民，人们曾经这样称呼他们），都要“为每个品种支付许可费”。这家公司自称为“W3”，与亚利桑那大学Bio5生命科学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关系，而Bio5研究所自称为“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车库（在美国代指高技术创新企业的发祥地。——译注）”,这听起来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凤凰城商业期刊》上的文章说，“为了支持伊拉克，共开发了六种小麦种子。三种将用于让农民种植用于制作通心粉的小麦；另外三个品种将用于种植制作面包的小麦。”这意味着，2004年后美国在伊拉克发展的谷类作物中有一半是为了出口。确实，通心粉对于伊拉克人的饮食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外来食品，这表明，布雷默颁布《第81号命令》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给饱受战争创伤、饥肠辘辘的2500万伊拉克人生产粮食，不如说是建立将转基因种子用于粮食生产并向全球市场出口的工业化农业产业。
此外，投资1.07亿美元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农业重建项目，其目的是让伊拉克政府失去对粮食生产的控制权。“我们的想法是，让这里成为完全自由的市场。”美国国际开发署伊拉克重建办公室农业专家道格?普尔如是说。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政策，这一目的是帮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农业补贴。“农业部长在这方面干得相当漂亮。”普尔说。他宣称，国有企业如美索不达米亚种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并没有提到，在饱受战火摧残的伊拉克谁会有钱买得起这样一家国有种子公司,只有像孟山都这样有钱的外国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才有可能成为买主。
为了便于从外国种子巨头那里引进受专利保护的转基因种子，伊拉克农业部以“补贴价”分销这些转基因种子。一旦农民们开始使用转基因种子，按照《第81号命令》的“植物专利保护”新规定，他们将被迫每年从这家公司购买新种子。在将“自由市场”引入这个国家的旗号下，伊拉克农民逐渐成了外国跨国种子公司的奴隶。
第九章 落井下石（6）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访谈中，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伊拉克临时政府农业部长阿里声称，“我们希望伊拉克农民具有竞争力，所以我们决定对农药、化肥、良种等投入给予补贴。我们减少了其他补贴，我们必须要有竞争力。”
换言之，原本用于伊拉克贫困农民购买新种子的钱，被专用于从孟山都等外国跨国公司购买转基因“良种”。
与此同时，美国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场机会。“伊拉克曾是美国农产品重要的商品市场，20世纪80年代的销售额接近10亿美元。”2003年,小布什政府的前农业部长安?维妮曼在农业媒体研讨会上如是说。在到华盛顿任职之前，她曾与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联系。照她的说法,“它有可能再次成为重要的商业市场。”
维妮曼忘了说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两伊战争期间，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以美国农业部商品信贷公司的出口项目的名义，偷偷卖给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各种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这一丑闻涉及美国纳税人的数十亿美元，牵涉到了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意大利拉沃罗国民银行的亚特兰大分行。
根据美国稻米协会副主席约翰?金的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末1991年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是美国最大的大米市场。“美国大米行业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发挥主要作用。”约翰?金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农业委员会如是说。“由于目前美国大米行业面临挑战……再次进入伊拉克市场，在具有附加价值的产品销售方面将产生巨大影响。”
约翰?金补充说，“联军2003年对伊拉克的解放，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自由。贸易的恢复也给美国大米行业带来了希望。”他没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国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转基因大米。
2004年春，当布雷默的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颁布《第81号命令》时，激进的年轻教士萨德尔的支持者抗议美国宪兵查封了他们的报纸al Hawza。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指控al Hawza发表可能“构成真正暴力威胁”的“虚假文章”。例如，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称布雷默在“奉行让伊拉克人民挨饿的政策，让他们成天忙于采购面包，这样他们就没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
考虑到《第81号命令》出笼的背景，出现这样的文章不足为奇。同样毫不奇怪的是,考虑到整个转基因计划的大赌注，布雷默的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自然要竭力平息这种对其粮食政策的批判。
伊拉克、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颐使气指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处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约390亿美元外债(主要是欠工业化国家的)这个问题上，由债权国政府组成的巴黎俱乐部的主要代表发布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债是萨达姆统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约1200亿美元外债的一部分。尽管萨达姆政权已被推翻，华盛顿起初并不打算宣布把这些旧债一笔勾销。
在美国的伊拉克债务特别谈判代表詹姆斯?贝克的强大压力下，参与巴黎俱乐部的各国政府才就390亿美元的伊拉克国家债务达成了新的协议。贝克绝对是个谈判高手。通过向最高法院上诉，他策划了2001年小布什的成功当选。他还是布什家族最亲近的顾问之一。
在随后与经合组织盟国极为高明的讨价还价当中，美国政府成功施压，高高兴兴地将伊拉克所欠巴黎俱乐部债权国的旧债大笔勾销。原因很简单:这些债务大部分是欠俄罗斯、法国、日本、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美国在总债务中只占很少的22亿美元。
巴黎俱乐部成员国发表了一份官方新闻公报：
各债权国的代表意识到伊拉克共和国的特殊形势及其在未来岁月里有限的偿还能力，同意作出债务处理，以确保其债务的长期可持续偿还能力。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建议本国政府作出如下特殊处理：
——立即取消部分后来发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时累计债务的30%。剩余债务将延期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计划批准之日。这次减免将勾销所欠巴黎俱乐部389亿美元总债务当中的116亿美元；
第九章 落井下石（7）
——一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计划获得批准，将实施30%的债务削减。剩余债务将按23年期重新安排偿还计划，其中包含一个六年的宽限期。这一步骤，将再削减累计债务116亿美元，使减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乐部债权国同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员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计划实施的三年评估完成之后，再给予最初债务总额20%的减免。
伊拉克债务的减免，是与伊拉克严格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计划”这一条件密不可分的。在债务减免过程中，作为主要占领者的美国慷慨地勾销了萨达姆欠俄罗斯、法国、中国等国家的债务，这些国家是华盛顿的对手，曾反对向伊拉克开战。这个标准计划与应用于印度尼西亚、波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阿根廷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计划是一样的。它命令伊拉克将其经济主权移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官僚，而这些官僚实际上是受美国财政部和华盛顿当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所欠的旧债是各国政府所说的“恶意债务”，即在未经人民同意下发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简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债务，就像已经不存在的苏联的债务一样。但是美国、英国和其他巴黎俱乐部成员国并不在乎这个。这种债务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场”转型的有用武器。转基因种子和农业的工业化将处于这种强迫性变革的核心。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符合“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在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东欧转型国家急需经济改革，以摆脱传统的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影响。总的来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渐进式的改革，一种是所谓“休克疗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赞成“休克疗法”的，这两个组织的观点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译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头等大事。自由市场企业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100项命令”的核心。这绝非巧合。
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为“全球化的警察”。自从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强制实施了债权国要求的残忍的紧缩和偿债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条款被用来强迫各国将它们最为珍贵的经济资产拱手转让给外国利益集团，以便偿还越来越多的债务。
通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措施都得到了庞大的银行业和私人利益集团的鼎力支持。他们系统地强制实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取消粮食、卫生和能源的公共补贴，削减公共教育开支。因此，使跨国公司得以主宰战后伊拉克的每一项政策，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布雷默颁布的法律来具体落实：精简国家机构、弹性的劳动队伍、开放边界、税收降至最低程度、对资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没有关税、对外国人的所有权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将失去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外国产品将把伊拉克本国的产品逐出市场，其中粮食就是一个主要目标。在强制实施的法规和外国竞争的重压之下，本地企业和家庭式农场毫无竞争的能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件的受害国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国经济向出口转型，以便赚取美元来偿还债务。这样做换来的“胡萝卜”通常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拯救”贷款或者说“救援”贷款的承诺。而胡萝卜背后的“大棒”就是发出这样一种威胁：如果债务国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它将被永久列入黑名单,得不到任何国外贷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国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选，其目的就是确立一个合法的舞台，以便将伊拉克政府置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格的控制之下。实际上，这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于“中立”的位置，负责监督伊拉克严格遵守布雷默的“100项命令”。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迫使伊拉克加入华盛顿的“自由市场”全球愿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某个时候，与伊拉克新政府达成一项特殊安排。由于减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债需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点头，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与伊拉克领导人的谈判中处于相当有利的位置。
第九章 落井下石（8）
联合国安理会第1483号决议赋予了布雷默管理被占领的伊拉克的权力，但这本应归属国际法的管辖范围。可见，布雷默的“100项命令”和经济“休克疗法”，是在完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实行的。
随着对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议和针对美国在伊企业暴力活动的蔓延，掩盖这种令人难堪的事实变得迫切起来了。因此，布雷默急匆匆地返回华盛顿，与总统讨论接管伊拉克经济的新方案。其结果是组成了阿亚德?阿拉维为首的临时政府，并宣布伊拉克将在2005年1月举行大选。阿拉维，这个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曾经多年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门徒，将“合法地”执行非法的布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布雷默法律”而闻名的《第39号命令》，伊拉克的各个行业和所有市场将在几乎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向外资开放。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随后的任何一届伊拉克政府都很难撤销或废除这些政策。
确实，布雷默用伊拉克临时宪法第26条巩固了“100项命令”，临时宪法中的第26条，确保了在主权被移交给临时政府之后，临时政府将无权改变布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国亲手挑选出来的亲美派被布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个部门之中，并有权凌驾于随后的任何一届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决策之上。
遍布于伊拉克各地的13.2万美国部队，坚守在2003年后建起的14个新军事基地上，这就是上述这一点的保证。对于华盛顿在伊拉克使用“播撒民主的种子”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多数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经很清楚了。这种种子与普通伊拉克公民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毫无关系。
在2004年6月权力从布雷默的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正式移交给以中央情报局的宝贝儿阿拉维为首的伊拉克临时政府之后，后者同意接受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开放”来换取债务减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银行行长沙拉比和财政部长马赫迪发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向书”所附的备忘录中，这些人表达了这个美国扶植的政府“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门立法将为建立现代金融部门铺平道路。”这封意向书这样吹嘘道。意向书接着写道：“三家外国银行已经获准开展业务”，而且“若干外国银行对获得伊拉克私营银行的少数股权已经表现出兴趣。”其中一家银行是伦敦的汇丰银行，这是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
强迫对伊拉克的粮食生产进行改造，使之种植拥有专利的转基因作物，这是孟山都和其他转基因巨头所作所为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过这些方式，它们将转基因作物强加给了不情愿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