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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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7日12:55  三联生活周刊 彭德怀元帅(左一)在朝鲜前沿阵地。
057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前来签署停战协定。
坑道中总是充满着琴声和笑声。
朝鲜难民。

  北纬38度线的回忆——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

  在浩若烟海的朝鲜战争史料中,有一个细节也许并不那么引人注意:当年,彭德怀坐着一辆小汽车孤军深入,成为志愿军真正意义的“先锋部队”;而这辆小汽车的司机刘祥、陪同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便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主笔 李菁

  深秋入朝

  1950年10月19日黄昏时分,中朝边境的小城安东(今丹东)乌云密布,飘着微微细雨。鸭绿江大桥边,有一个简单的送行仪式:“到了江口上,邓华、洪学智、解方、韩先楚、杜平等几个送行的13兵团首长,有几个人在江边和彭总握了一下手,我们马上上车就走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一间办公室里,86岁的杨凤安老人至今仍能清晰地向本刊记者回忆起60年前的那一幕。杨凤安是河北人,解放战争后期到彭德怀身边任军事秘书。

  杨凤安说,用“行色匆匆”来形容10月19日这一天的彭德怀,再恰当不过:拂晓时分,彭德怀离开北京饭店直奔西郊机场;9点左右,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彭德怀和高岗立即驱车去东北军区司令部,研究确定部队入朝开进的部署;当天下午,在4架米格-15战斗机的护航下,他和高岗又乘里2-型飞机,抵达安东机场。

  “下了飞机,我就看到一帮人围着一个首长,然后他就坐到我车上了,表情一直挺严肃的。我一看,心说这么凶,这么威风,心里就有点慌。说实在的,那时候我连个团长都很少见到,我只知道这肯定是个大官,但到底有多大,我也没概念。”刘祥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是驻苏家屯的13兵团某汽车班的班长,前一天夜里接到通知,让他到团里去一趟。“通知我的人让我把东西带着,到连部去打包,谁也不要惊动。”到了沈阳,才告诉他,要开小轿车到机场接一位首长。

  时隔60年后回忆,刘祥笑着承认,当初听到任务,他是“强烈地抵触”。1931年出生的他,从“辽沈战役”时期开始开车,“都是大卡车给前线送炮弹”,后来“从东北一直开到了海南岛”。

  于是,杨凤安与两个警卫员,与彭德怀一道,就坐上了刘祥开的“嘎斯69”,穿越鸭绿江大桥。通讯处长崔伦带着一部电台、两个译电员和三个报务员,坐一辆大卡车紧随其后。杨凤安说,当时车旁是齐刷刷的部队,车上的彭德怀,还没来得及换上人民军将军服,仍身着从西安出来时穿的旧呢子黄军装。而刘祥只记得那位陌生的“首长”一路上都紧锁眉头。

  车子很快穿过了鸭绿江大桥,到达新义州。“新义州那时候黑糊糊一片,到处被炸得乱七八糟的。”杨凤安回忆,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汽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这时才发觉在安东匆忙上车时,没有把翻译带上。“人生地不熟,这语言也不通,我们正在着急的时候,几个朝鲜人民军来了,一问,是他们的外务相朴宪永派来接我们的。”

  “他们肩上都扛着大牌子,可能是将军,后边跟着好几个人。将军就到彭老总跟前敬个礼,让彭老总下车,坐他的车。彭总摆手不坐,说‘走吧’。”刘祥说。来的人是新义州委员长,在他的办公室,彭德怀与朴宪永见了面。几天前,朴宪永曾专程到沈阳向彭德怀介绍了朝鲜的战局,他介绍,金日成正在熙川附近一个隧道的客车厢里指挥。

  “彭总当时非常着急要和金日成首相见面了解情况,否则几十万大军过去怎么打仗?结果我们到了新义州之后,他们说和金日成也联系不上了,这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杨凤安回忆。因为美军还在头上不断地轰炸,“我们就没有再往前走,决定沿着鸭绿江,先到水丰发电站,那个地方和前方有通信联系”。

  当天晚上,这一行人住在朝方准备的小房子里。刘祥还记得,小房子的地铺烧得挺热乎的,“我跟警卫郭洪光商量,把老总的被子给铺在炕头上,可是老总进来一摸说:‘不行,让小刘过来,小刘你年岁小,睡在炕头上!’所以我睡热炕头,那一头是郭洪光,我们俩夹他一个人。我还想,这首长看着挺凶,实际怎么这么和蔼啊!”

  第二天早上,刘祥说他早早地就起了床,发现门外还有一圈的岗。“此时有几个朝鲜人民军的人要见首长。杨凤安引着几个人去见首长了,我就和等候在外面会说汉语的副官聊天。聊着聊着,这个副官说,‘彭副司令的身体还挺好的’。我惊了一下,这才知道原来和我挤一个炕头睡了一晚上的首长是彭德怀!”

  突然受命

  1950年10月1日,彭德怀参加了西安的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他检阅了第19兵团7000多名指战员和22万群众,这次庆祝大会上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保卫新生的祖国,反对美国侵略朝鲜。”但对此时驻守在西北的彭德怀来说,朝鲜似乎还显得有些遥远。

  “我们那时驻守大西北,西北的土匪还有好多,剿匪还没剿完呢,压根儿没想到后来会去朝鲜战场。”杨凤安坦言,当时彭德怀住在西安城区鼓楼北面,办公室也是他的宿舍。他和浦安修住在会议厅东侧的小房子里,杨凤安就住在正厅西边的小屋里。

  杨凤安回忆,朝鲜战争打响后,彭德怀曾要杨凤安给他找一幅朝鲜地图。杨凤安跑了西安的很多书店,才买到一幅朝鲜概貌图,挂在彭德怀卧室兼办公室的墙上,并每天报告朝鲜战局的情况。但他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怎么恢复西北的生产发展上。

  1950年10月4日,彭德怀召开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这时中办来了一个人,说有急事找彭总。当时会还在开着,彭老总正在讲话呢,我说:‘北京来人了,到北京去有事’。”

  杨凤安回忆,彭德怀当时“啊”了一声,显然有些意外。接他的人也不多说,就说中央有个会议,毛主席让立即把你接到北京,要马上听一听你的意见。“此时已接近中午12点,彭总马上散会,简单吃点饭就准备起程。”

  时隔多年回忆,杨凤安说,当时彭老总根本没意识到会调他到朝鲜战场,临行前,他还特地问了句:“西北剿匪的文件资料要不要带上?”彭德怀考虑了一下,认为中央是让他过去汇报西北的经济建设问题,所以要求负责经济的秘书张养吾带好资料随他一起去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才发现会议主题是讨论出兵援朝问题,而会议中总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回到北京饭店,彭德怀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杨凤安说,后来因“反党”罪名被关押的彭德怀在“交代材料”中曾写道:“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了一晚上,他倾向于同意出兵。

  10月5日上午,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毛主席等于就在彭老总面前点了他的将了,彭总想了一下说,他服从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决定。”下午开会的时候,两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彭德怀表态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做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为10月15日。

  “彭老总到了北京,才发现情况不是他原来预想的,所以他赶紧往西安打电话,让我过去跟他会合。”杨凤安回忆。

  杨凤安说他赶到北京,并没有与彭德怀接上头——心急如焚的彭德怀已经飞赴沈阳。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办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员交给杨凤安一个金属四方盒子,里边放着一个公章,杨凤安仔细一看,上面赫然刻着几个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这才意识到,彭老总又要挂帅出征了。”

  拿上“帅印”,杨凤安也赶飞沈阳,可还是没见到彭德怀。原来,10月11日晚上,彭德怀突然接到毛泽东要求他回北京的电报,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方面表示空军没准备好,不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于是,彭德怀和高岗又赶回了北京。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再次就出兵问题展开讨论,最终仍决定出兵。

  “等彭老总再从北京回沈阳时,我才见到他。”在沈阳和平街1号交际处,杨凤安说他还见到了一位身份特别的年轻人,他就是毛岸英。“我那时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觉得这个年轻人和蔼、稳重,也很有风度,挺平易近人的。”1950年10月7日晚上,毛泽东特地设家宴为彭德怀送行。在这次家宴上,毛泽东把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的长子毛岸英交给彭德怀,毛岸英于是成为第一个报名的志愿军战士。

  “光杆司令”

  时隔60年再回忆,杨凤安最大的感受就是,“到了朝鲜那边一看,情况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迎面而来的第一关是与金日成的联系都成了问题。“我们走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到了水丰发电站,还是联系不上金日成。一直到了20日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才联系上。”杨凤安说,此时金日成已经转移到了平安北道的北镇附近,因为在白天飞机轰炸得很厉害,所以一直等到黄昏,一行人才又开始动身。

  于是,朴宪永的车在前面带路,一小一大两辆车紧随其后,沿着鸭绿江往东驶去,细雨此时已变成了小雪。

  沿路那些惊慌逃难的朝鲜老百姓给杨凤安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有的头顶着东西,有的背着孩子赶着牛车,我们往里面走,他们向咱们鸭绿江这边跑,路都被挤满了,所以车走得很慢。突然路旁的朝鲜老百姓高喊一声,提醒敌机来了,几秒钟后,果然听到敌机的隆隆声,接着炸弹爆炸声、敌机上的机枪扫射声连成一片。”“路上也有不少撤退的朝鲜人民军战士,全是丢盔卸甲的,看着挺惨,再看咱们的部队跨过鸭绿江,那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当时才19岁、正年轻气盛的刘祥回忆。

  前面带路的朴宪永坐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华沙牌轿车。“朝鲜司机对路比较熟悉,所以把车开得很快,我们对地形不太熟,另外也考虑到彭总的安全,所以开得稍慢一些,前面的小轿车走一段就停下来等一段。彭老总着急和金日成会面,我们就和朴宪永商量,后来彭老总就上了他的车。”

  10月21日早上6点多钟,两辆小车来到东仓和北镇之间的小村庄大洞附近。进入山区小道,道路非常崎岖,不远处有木栏杆拦住通道,金日成已站在这里等候。彭德怀下了车,急步走上前,金日成也快步迎上,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放下。之后在简陋的临时办公室里,彭德怀与金日成迅速切入主题。彭德怀问:人民军现在的兵力还有多少?金日成坦率地说:“这我对别人不说,但不瞒你彭总司令(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我现在已仅仅有3个多师在手上。”

  杨凤安回忆,麦克阿瑟策划的仁川登陆以后,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被切断在“三八线”以南,而就在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的前一天,美军空降兵第187团1000多人在平壤以北的肃川、顺川地区实施空降,麦克阿瑟称此举目的是要包围从平壤向北撤退的北朝鲜士兵和官员,“所以那个敌人就肆无忌惮的,如入无人之地,甚至以整连的兵力分头沿着公路向鸭绿江边前进”。

  更让他们不安的是,跟随他们的电台也一时失去联系。原来,当刘祥驾驶的嘎斯车与朴宪永乘坐的华沙车会合后,两辆小车加快速度,后面的装有电台的卡车渐渐被甩在后面。而金日成也没有带电台,杨凤安突然意识到,眼下,彭德怀的安全都成了问题,“这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此时的彭德怀上不通中央,下不联部队,急得在屋里踱来踱去。下午,他索性跑到房后小山头上去瞭望,希望能发现志愿军的先头部队,可是看见的仍是背着各式包裹、沿着山路向北逃难的人群,“他回到屋里,气呼呼地坐在土炕上说:我现在真正成了个光杆司令了!”

  此时时刻,身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手下只有4个兵:司机刘祥、参谋杨凤安和警卫郭洪光、黄有焕。“彭总根本没带武器,我们连个手榴弹都没有,只有两个警卫员,两支破驳壳枪,让敌人发现了毫无办法。”杨凤安至今想起来还是一阵后怕。事实上,南朝鲜第6师主力已经占领熙川,正向温井冒进,其中一个团已经绕到他们的后方。所以,曾经有人评论,彭德怀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排头兵,实不为过。所幸朝鲜多是狭窄的山地山路,公路没几条,美军机械化部队主要沿着公路深入,一时也很难发现隐蔽在山谷里的对手。

  黄昏时分,载有电台的卡车终于出现了。杨凤安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跟丢后走到南边去了。“到了龟城,他们发现(北朝鲜)老百姓哗啦啦地往这边跑,敌人已经往这边来了,见势不对,扭头又往北来。”通讯处长崔伦安好电台后,彭德怀异常高兴,立即向毛泽东、高岗和邓华发了第一封电报。

  电报发走后,还是等待。“我那时候也很着急,我没事就跑到沟口那儿,朝我们部队来的方向看。”杨凤安向本刊记者回忆,这几乎是他平生最难熬的几十个小时。10月23日,炮声由远及近,成群的美机低空掠过。大洞的志愿军指挥所仍然只有寥寥数人,另有朝鲜代表朴一禹带来的人民军,一个十几人的警卫班。

  “23日黄昏,路口出现了咱们志愿军的服装。我看到后,赶快告诉他们:彭老总就在沟里边。”来的是40军118师的师长邓岳和政委张玉华,他们带着1.3万多人已到达沟口。因为当时规定军、师电台不准开机,“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既无上级指示,又无友军通报”,所以他们也陷入一团迷雾中。邓岳和张玉华是乘吉普车朝山沟内几间茅草屋开进,不想意外地找到了彭德怀。

  “彭老总见到他们,也是非常高兴,还亲自给他们倒水喝。邓岳告诉彭老总,这里很危险,彭德怀爽朗地说:你们来了,我还危险什么!”细心的杨凤安注意到,这是彭总过江来第一次这样轻松。

  较量

  “在新安洲到元山以北有一道大山,毛主席在国内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那个地方组织防御,敌人来了先打一些小的歼灭战;等我们军队改善装备、有了经验后,再夺取平壤。”杨凤安回忆。可是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后才知道,敌人实际上早已越过这道防线了。

  所以彭德怀马上改变了作战方针。“他部署部队到温井隐蔽起来,敌人过去不管它,敌人后边来了以后你把它截住,所以第一次战役,实际上敌人稀里糊涂地就被我们打败了。”所以第一次战役实际上是打了一次伏击性的遭遇战。在此之前,彭德怀规定各部队要控制电台,封锁消息,严密伪装,部队的番号、指挥官姓名、部队部署等一切高度保密。“部队夜间行军,白天停下,所以敌人根本没发现我们的20万大军。结果一开打,他们就被打得晕头转向。他们说是兵从天降,赶快收缩,我们就边追边歼。”

  “第一次战役,我们打垮了韩军第3师、第6师,歼敌1.5万余人。更重要的是,把美国所谓的起家的骑兵1师,王牌部队,歼灭了将近一个团。”杨凤安回忆起来,还是忍不住的自豪之情。

  正在志愿军势如破竹、乘胜追击时,彭总在作战室中突然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作战室的人都愣住了,我也很纳闷。”杨凤安回忆。

  “彭老总跟大家说,他感到我们主力再继续打的话,可能就暴露了,下次战役就不太好办了。另外,麦克阿瑟错误地估计了我们的出国兵力,认为我们过江的部队人数不多,只不过是一支象征性的部队,这个人狂妄得很,又求胜心切,肯定会卷土重来。我们就故意撤退,表示我们胜了,不想继续打了,实际上是引诱敌人进入我们的预定战场,再合围歼灭之。”

  彭德怀的想法得到了邓华和洪学智的赞同。“第二次战役,我们用少数部队在前边,间接抗击敌人,敌人小股部队来了我们就歼灭他,敌人大部队来了后,我们打一打就往后退,退的时候还故意丢掉一些行李啊,小锹小镐啊,让对方以为这边没什么主力部队,果然一打就撤。”

  “所以第二次战役我们是布置好了口袋让敌人往里钻,钻进来以后我们就打。”麦克阿瑟果然上了钩。在第二次战役中,“主要歼灭的是南朝鲜的近两个师,特别是第二师基本上失掉了战斗力,美7师也受到了重大打击,土耳其旅消灭了一半,其他的24师等也受了很多损失。这次可把它打疼了,可是这时候他(麦克阿瑟)还没有发现,中国部队的指挥员究竟是谁。”说到这时,杨凤安老人的脸上不由得浮起笑容。

  杨凤安说,第二次战役中还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这场战役最关键的是,要长途奔袭,抢占三所里,这个任务交给了38军的113师。于是113师冒着严寒,在崎岖山路上急速行军。可是当他们距离三所里还有30多里时,天已经亮了,几十架美军飞机沿大同江飞来,在行军纵队上空不停地盘旋和低空侦察。

  情况非常危急:这么多部队在公路上行军,如果被敌机轰炸,将遭受重大损失;可是如果躲躲藏藏,则会延误时间。危急情况下,113师副师长刘海清想出了一个大胆之计,部队干脆去掉伪装,在公路上大摇大摆行军,敌机来了,他们也不躲。美机果然受骗,以为下面正疾步快走的是“友军”南朝鲜部队,一次也没有轰炸。战士们情绪大为高涨,不顾极度的疲劳和饥饿,向着目标疾速猛进。

  “美军的无线电侦听和测向技术是很先进的。如果他们发现了电波,就知道什么地方有部队,那样就麻烦了。所以113师行军时也关闭了电台,这在军事上叫‘无线电静默’。”杨老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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